杨振宁:救亡才是我这一代的核心

编者按

中国国家博物馆去年“重装开业”后举办的首个大型对外交流活动——启蒙之对话，于日前落下帷幕。在与德国墨卡托基金会共同举办的这一为期一年的活动中，有众多中德学者就启蒙的现代性问题，面向公众发表演讲、进行辩论，引起了一些反响。在活动闭幕前的最后一次对话活动上，清华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压轴出场，探讨了“启蒙运动与知识文化”这一话题。本文即由现场录音整理而成。

我很高兴今天参加这个由德国墨卡托基金会跟中国国家博物馆合办的这个启蒙的对话。

我自己的工作领域是量子力学，量子力学是在20世纪初年，在德国、丹麦、瑞士和英国所发展出来的一个重要的科学的一支。我曾经说，量子力学是人类的文化历史上最重要的几个革命之一。所以我在念研究生的时候。所要念的杂志专科上面的文章和书籍，80％都是德文的。后来我到过德国很多次，在哈勃克有一个大的实验室，是欧洲第二大的实验室，是一个很多国家联合起来的高能物理实验室，我去过那边很多次，那边有很多我的朋友，我去访问过很多次。

我刚才看文树德先生的发言稿，其中他特别要讲的一点，他说在18世纪欧洲的启蒙，其实跟生物科学的发展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我想就这一点讲一讲我自己的感想。大家一般认为启蒙开启于牛顿等人的工作。这些工作对于18世纪的欧洲宗教、哲学、政治、科学、文学、艺术都引进了新的理念，引进了新的思维方法，这个影响是巨大的。比如说法国的大革命、美国的独立，都是曾经受到启蒙的影响。

大科学家?牛顿更像魔术师

一般讨论启蒙的时候，基本上通常是注意启蒙对于哲学和宗教思想的改变。其实启蒙也影响了科学。牛顿在1787年发表了《数学原理》，使得人类第一次定量地了解太阳系的结构，人类从而知道宇宙有准确的规律，可以用数学公式描述，这个重要的工作可以说是催生了近代科学。

可是你如果研究一下就发现，牛顿的一生中，这项伟大的工作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他多半的时间是在研究神学和炼金术。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大经济学家凯恩斯到拍卖市场上买了一些当时被拍卖的牛顿的手稿，我不太清楚为什么那个时候要有人拍卖这些手稿，不过凯恩斯就出了很多钱，把大量的这些手稿买来。我的印象中，今天对于牛顿的了解很多就是因为凯恩斯收购了这些牛顿的手稿。

凯恩斯把这些手稿研究了以后，他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他说牛顿其实最主要的应该被我们认为是最后一位魔术师，是最后的一位巴比伦人和苏美尔人，牛顿是他们之中最后的一位伟人。可惜我没有带来凯恩斯的英文原话。从他的著作中大家可以看到。凯恩斯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研究了牛顿的研究，就发现牛顿对于天体结构的工作只是他一生的工作中极小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牛顿的总体思维方法还没有理性化。

说到这里我就想到，我刚才看见文树德先生的发言提要，他上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认为18世纪欧洲的启蒙对于生物科学的进展，其实没有很大的影响。他这个话对于物理科学是不是也同样对的呢?要想了解这个，我们必须要研究他们的科学工作，还有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发言，尤其是他们的信件，他们的手稿；也要像凯恩斯一样研究这些手稿，才能够了解到对于这些大物理学家、数学家，他们的思维是不是也受到了启蒙的影响。这一点我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我想也许在座的年轻人可以向这方面去做一些发展。

救亡远大于启蒙

另外据我所看的文树德先生的发言简报，他另外提到一点，是关于18世纪的启蒙，是不是对于20世纪中国的思潮有影响?这一点我跟文树德先生有同感。事实上，如果你要问启蒙最主耍的是什么精神，我想有两点。第一个，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名词，我想也许应该叫做“去宗教化”；第二点，启蒙的第二个重要点，是思想的理性化。这两点没有问题，在欧洲、在18世纪以及以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然也与后来所有的科学、政治、哲学的思想有重大的影响。

可是18世纪的中国跟18世纪的欧洲，在思想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文化传统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19世纪还仍然是这样的。不错，在20世纪的初年，引进了一些西方的新思潮；可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跟西方的文化传统、跟西方的语言，一切的一切都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想有人说像“”等于给中国引进了启蒙，我自己觉得这个讲法是不太恰当的。没有问题，20世纪初年开始，尤其是“”，还有“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的20世纪以及今天有巨大的影响，可是这个影响我觉得用“启蒙”这两个字来描述是不大恰当的。

大家知道一位哲学家李泽厚。他也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20世纪的头一些年，中国的思想界主要的不是启蒙，而是救亡。他讲的话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我觉得这句话，他的意思我同意；换句话说，用启蒙来描述20世纪头四、五十年中国思想的转变是不大恰当的。

我自己是出生在1922年，我对我父亲那一辈，跟我自己这一辈，以及我的孩子们这一辈的学者，对于思想界的影响(比较了解)。我听过冯友兰先生的课，听过贺麟先生的课。我也认识很多政治、经济学的教授。我觉得李泽厚所讲的“救亡”，是那时候文化人的中心思想，是比较正确的，不应把欧洲的名词“启蒙”来搬到当时的中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