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事故的解决办法范文
时间：2023-10-11 16:44:17
医疗事故的解决办法篇1
关键词：医疗事故损害赔偿
1 医疗事故的定义及其损害赔偿的责任形式
医疗事故的定义分广义和狭义。广义指民事学理论上的概念，狭义指医疗行政法规上的概念。本文讨论的是狭义范畴内的医疗事故。
对于发生医疗事故后医疗机构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了刑事、行政、民事三个方面。本文所说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指的是医疗机构在医疗事故中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2 医疗事故赔偿责任的构成
2.1 医疗机构或其工作人员在主观上必须有过失行为
民法上的过失行为，是指行为人对受害人应负注意义务的疏忽大意和过于自信的行为。在这里，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对患者应负注意义务的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的行为。
2.2 医疗机构或其工作人员必须有违法违规行为
如果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行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技术规范等，即使造成了事实上的损害，也不需要承担事故损害赔偿责任。
2.3 必须有人身损害的事实发生，且应当达到《条例》所确定的损害程度
根据《条例》规定，必须符合以下损害后果，才可确定为医疗事故：①造成患者死亡、重度残疾的；②造成患者中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③造成患者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④造成患者明显人身损害的其他后果。
2.4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过失行为与患者人身损害后果必须具有因果关系
这里所说的因果关系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是导致患者人身损害后果发生的直接原因。
以上四个构成要件是有机统一的，缺一不可，否则便不构成医疗事故。
3 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
我国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主要有：①过错责任原则；②推定过错原则；③公平责任原则。
我国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之前实施的是过错责任原则，由患方完成举证行为，困难较大也不尽合理，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公正。因此，医疗事故的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不宜采用过错责任原则。
《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继出台，重新确定了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
4 现行司法体制下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认定和处理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及产生的原因
由于医疗行为的专业性，使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难以判定，所以，只能通过技术鉴定来确认。从而使技术鉴定中的相关问题成了我国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中的一大突出问题和争议所在。
4.1 我国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和处理中的缺陷
4.1.1 实行地域管辖，鉴定专家的“本地化”现象。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第九条规定，“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应委托医疗机构所在地负责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进行”，这确定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地域管辖原则。第五条关于“负责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原则上聘请本行政区域内的专家建立专家库”的规定，又导致了专家本地化现象的出现。
4.1.2 鉴定专家的社会背景无法全面真实了解，回避制度难以真正体现。
虽然《条例》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都规定了鉴定专家要执行回避制度，但由于患者（家属）无法了解鉴定专家的真实社会背景，无法判断鉴定专家是否具有法律规定的回避事由，从而出现回避制度无法得到有效落实的情况。
4.1.3 鉴定专家缺乏相关法律知识，难以做出准确判断。
《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专家鉴定组依照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运用医学科学原理和专业知识，独立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对医疗事故进行鉴别和判定”。作为医学专家均不同程度的缺乏法律的基本知识，不知该如何审查证据，缺乏查证意识，因此，在鉴定中不注意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使审查得出的“事实”很难真正反映客观事实，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
4.1.4 鉴定专家的个人素质无法保证，为了个人利益，部分鉴定专家会违背职业要求和执业道德作出错误的鉴定结论，并在鉴定中形成一些保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潜规则。
鉴定专家综合素质的高低决定着鉴定的水平，所以，《条例》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对鉴定专家的资质做了详细的规定，要求候选鉴定专家要“有良好的业务素质和执业品德”。但在现有的技术职称的评定体制下，候选人虽然达到了规定的职称标准，但并不都具备“有良好的业务素质和执业道德”，如果缺乏对候选鉴定专家业务素质和执业道德的评价，那么鉴定结果的公正性就很难保证。
4.2 在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确定和处理过程中会出现以下表现
4.2.1 相关法律不健全、不完善
当前处理各类医疗事故的主要依据是《条例》及与之配套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和《医疗事故分级标准》。由于《条例》只是行政法规，相比《民法通则》的效力要低，对损害赔偿责任的成立和责任赔偿的范围及标准同《民法通则》及配套法规存在较大差异，从而暴露出立法上的诸多问题。同时，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立法同样存在不完善。虽然《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对医疗事故的鉴定给予了详细的规定，但由于鉴定专家的本地化，从而影响了鉴定结果的公正性。同时由于鉴定专家缺乏相关法律知识，使得根据医疗卫生法律进行鉴定的法律规定成为空谈。
4.2.2 法律适用范围的不统一
目前我国在司法实践中确定和处理医疗损害赔偿责任适用的法律法规不统一。虽然司法实践中将已经鉴定为医疗事故的案件都适用《条例》来确定损害赔偿责任，但存在部分本应被鉴定为医疗事故的案件由于没有通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而未被依法确定为医疗事故，导致出现同一医疗行为造成的损害结果责任形式的不同，以及损害赔偿责任承担的大小也不同，显现出我国关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在法律适用范围上不统一的后果。
4.2.3 医疗事故争议的高度医学专业性
由于医疗属于高度专门的技术领域，具有探索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普通人很难对医疗行为的性质、事实的因果关系做出准确的判断。同时，尚有诸多疑难问题没有答案，加之患者的个体差异问题等，都给解决医疗纠纷增加了困难，从而决定了医疗事故的处理必须倚赖医学专家的介入，从而为鉴定中的缺陷成长创造了温床。
5 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认定和处理对策
5.1 完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推进医疗法制改革
从提高《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法律层次入手，制定更加完善的卫生法律体系，将《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从行政法规上升至医疗卫生单项法律，从而真正达到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改善医患关系的目的。
5.2 建立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节机制，发挥医疗意外伤害保险和医疗责任保险作用，进一步化解医患矛盾
当医疗事故发生后，由于医患双方缺乏相互信任和沟通，部分患者（家属）采取过激行为，严重影响了医疗机构正常工作秩序。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等，造成患者（家属）不能得到应有的医疗赔偿。所以，可通过非行政、非诉讼的解决方式调解医疗纠纷，拓宽纠纷解决的渠道，缩短调处时间，方便纠纷的合理、有效解决。
医疗纠纷第三方介入的意义：①使医疗事故处理更加公平、公正；②节省国家支出；③减轻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医疗机构负担，使卫生系统各级人员的精力更多地用在为广大患者提供科学、有效的医疗服务上；④进一步保障患者利益；⑤解决小型医疗机构的赔偿困难。
医疗纠纷第三方介入制度的内容包括：医疗纠纷调解制度和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由政府主管部门、、司法、公安、卫生行政部门、律师及保险公司相关人员组成，并成立协调组、专家组、理赔组等部门。同时，医院必须参加医疗责任保险，一旦医疗事故发生，产生纠纷，由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先行介入，当事医院予以配合调查，形成一个集医患双方鉴定、协商、调解、理赔四位一体的防御体系和长效机制。若患方对赔偿结果存有疑义，可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5.3 加强舆论宣传，提高人民群众知法、懂法、守法意识，合理解决各种医疗纠纷
政府可充分借助新闻媒体的力量，一方面，在帮助广大人民群众反映呼声的同时，进行各种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提高人民群众知法、懂法、守法的意识。正确引导患者（家属）在医疗事故发生后，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通过正常的程序进行医疗纠纷调解或法律申诉。另一方面，通过进行法律、法规知识宣传，提高医务人员的遵法、守法意识，规范医疗行为，提高医疗质量，尽最大可能为患者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避免医疗事故的发生。
综上所述，医疗事故的产生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这就需要我们从立法入手，通过完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法规来推动医疗法制的改革，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地研究、探讨、总结、修订，使之日臻完善，真正达到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切实缓解医患矛盾，维护医院正常医疗秩序，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医疗事故处理办法》.2002-9.
[2]杨立新.《论医疗事故的民事赔偿责任》.2007-11-08.
[3]张雪.《医疗事故民事责任的性质、构成要件和损害赔偿分析》.《中国卫生经济》.2008-7.
[4]佚名.《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2009-3.
医疗事故的解决办法篇2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境内各级各类医疗单位，包括村卫生所、联合医疗机构、个体开业医和对地方开放的驻军医疗单位。
第三条 《办法》中所称的医疗事故，是指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以下简称不良后果）的事故。
《办法》中所称的可能是医疗事故的事件（以下简称事件），系指有可能是医疗事故，但因未经技术鉴定而暂无法确认为医疗事故的事件。
第四条 医疗事故的行为人必须是经过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考核或确认并取得相应资格的各级各类卫生技术人员。
医疗事故行为人的过失是指行为人由于疏忽大意、过于自信或业务技术水平所限，致使诊疗护理工作出现不良后果。
第五条 在诊疗护理工作中，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属于医疗事故：
一、虽有诊疗护理错误，但未造成不良后果，或与不良后果无直接因果关系的；
二、按技术规程要求进行一般或特殊的检查治疗时，由于病情或病员体质特殊而发生难以预料和防范的意外情况，造成不良后果的；
三、发生难以避免的并发症的；
四、以病员及其家属不配合诊治为主要原因而造成不良后果的；
五、因故意伤害行为所致的事故或事件。
第二章 医疗事故的分类
第六条 根据医疗事故的性质，医疗事故分为责任事故和技术事故。
第七条 责任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因违反制度、诊疗护理常规等失职行为所致的事故，主要包括：
一、医务人员对急、危、重病人片面强调手续、制度，借故拖延、推诿，以致贻误抢救时机，造成不良后果的；
二、医务人员擅离职守，工作失职，违反制度和技术操作规程，造成不良后果的；
三、医务人员在诊治中遇到复杂疑难问题，不及时请示上级医师或不认真执行上级医师医嘱，擅自盲目处理造成不良后果和上级医师对下级医师的请示不及时处理，造成不良后果的；
四、参与手术人员术前不认真准备，术中不按技术操作规程进行、开错手术部位，摘错器官或损伤重要器官，遗留异物在体内，术后不严格执行常规，造成不良后果的；
五、护理人员不严格执行查对制度，不按规定交接班，不遵医嘱，违反操作规程，配错药，打错针，输错血，护理不当发生严重褥疮、烫（烧）伤等，造成不良后果的；
六、助产人员不认真进行产前检查和观察产程，违反接产原则或技术操作规程，造成不良后果的；
七、药械供应人员不认直执行消毒、隔离制度和无菌操作规程，供应的器械、敷料、药品不符合无菌要求，造成严重感染引起不良后果的；
八、医技人员在检查治疗中，丢失标本，错报、迟报结果，拍错片，配错血，污染血液，治疗过量等造成不良后果的。
九、药剂人员配错处方，发错药物，贴错标签，写错剂量和用法，发现处方有明显错误不予校正而照方发药造成不良后果和制剂质量不符合规定标准，不经严格检验就投入临床使用造成不良后果的；
十、医务人员滥用麻醉药品，违反操作规程错选麻醉药品、剂量和方式造成不良后果和麻醉过程中，不认真观察病人的病情变化造成不良后果的；
十一、医务人员不坚持医疗原则，不见病人乱开药、开错药，或滥用毒、剧、限药品，造成不良后果的；
十二、中医人员不懂西医知识，擅用西药、西医疗法造成不良后果和西医人员不懂中医知识，擅用中药、中医疗法造成不良后果的。
第八条 技术事故是指医务人员的技术过失，即在医疗、护理工作中因经验不足和技术水平所限而造成的不良后果。
第九条 责任与技术两种原因兼有的医疗事故，应根据其主要原因确定事故性质。
第三章 医疗事故的处理程序
第十条 各医疗单位要建立医疗事故登记报造制度。凡发生医疗事故或事件，应按照《办法》第七、九条规定的报告程序，及时向上级负责人或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第十一条 如发生下列情况之一，医疗单位应在事发后的四十八小时内向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或主管部门报告的同时，向省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一、一级医疗事故。
二、相当于一级医疗事故的重大事件。
三、医疗事故或事件涉及两名以上患者。
第十二条 县级和县级以上医疗单位（含企事业单位内设的医疗机构）发生医疗事故或事件，由本单位组织人员进行调查处理。
乡镇卫生院、村卫生所、联合医疗机构和个体开业医发生医疗事故和事件，由所在县（市、区）卫生行政部门组织调查处理。
企事业单位所属的县级以下医疗单位（不含县级）发生医疗事故，其主管部门内设有卫生机构的，由主管部门负责处理；无卫生机构的，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处理意见，由主管部门、单位或医疗机构负责具体处理。
病员及其家属可以向发生事件的医疗单位或辖区内的卫生行政部门提出查处要求。
第十三条 县级和县级以上医疗单位均应成立医疗事故处理小组，负责对医疗事故和事件的调查，听取病员或家属意见，经集体讨论提出处理意见。
第十四条 凡发生一级医疗事故或事件，临床诊断不能明确死亡原因或有争议的，必须进行尸检。尸检须在医疗单位填写尸检协议书，并经患者家属签署意见后，由卫生行政部门指定医院的病理解剖技术人员施行，有条件的应当请当地法医参加。
因医疗单位或病员家属拒绝进行尸检，或者拖延尸检时间超过四十八小时以及在病员死亡四十八小时后提出查处要求而影响对死因判定的，由拒绝或拖延一方负责。
第十五条 医疗单位的查处工作一般应在事发后的三十天内结束，并提出处理意见，以书面形式报告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和答复病员或家属。如病员及其家属或当事医务人员对医疗单位的处理意见无争议，经双方在处理决定书上签字后，处理意见生效。如对处理意见有争议，当事人的任何一方均可向当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申请鉴定。病员及其家属或当事医务人员对鉴定结论和处理意见不服的，可按照《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程序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
第十六条 医疗事故处理终结，应在答复病员、家属及其当事医务人员的同时，将鉴定结论和处理意见报上级主管部门，并抄报市（地、州）和省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第四章 医疗事故的鉴定
第十七条 省、市（地、州）和县（市、区）三级成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以下简称鉴定委员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
鉴定委员会内可分设内、外、妇、儿中医等若干个专业鉴定委员会，具体负责本学科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
第十八条 鉴定委员会的职责是：
一、受理本辖区内医疗事故或事件的技术鉴定；
二、搜集、掌握医疗事故或事件的有关材料、证据；
三、对医疗事故或事件作出技术鉴定。
鉴定委员会不负责医疗事故的善后处理。
第十九条 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一般由有关的专业鉴定委员会受理，必要时可以召集鉴定委员会全体会议进行鉴定。
在鉴定过程中，如对鉴定结论有重大意见分歧，应在深入调查、核实后，再组织鉴定表决。
鉴定委员会组织鉴定表决时，有关的专业鉴定委员会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委员参加，并以到会者的多数意见为鉴定结论。
鉴定委员会受理技术鉴定，一般应在受理之日起三十天内结束。
第二十条 鉴定委员会委员每届任期两年。鉴定委员会人选的产生和审批程序，按照《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办理。
鉴定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至二人。主任或副主任负责鉴定委员会和专业鉴定委员的鉴定工作。
第二十一条 鉴定委员会成员中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人、医疗单位也有权要求其回避：
一、是本医疗事故或事件的当事人或当事人的近亲属的；
二、本人或其近亲属与本医疗事故或事件有利害关系的；
三、担任过本医疗事故或事件的证人、鉴定人或者当事人的人的；
四、与本医疗事故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直鉴定的。
各级鉴定委员会成员的回避由鉴定委员会主任决定。鉴定委员会主任的回避，由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决定。
第二十二条 上级鉴定委员会成员不得兼任下级鉴定委员会职务，也不能参与下级鉴定委员会的技术鉴定工作。鉴定委员会及其专业组成员以及参与鉴定的工作人员，不得擅自将鉴定过程的细节向与本医疗事故或事件的有关人员泄露。
第二十三条 委托或申请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单位和个人，应向鉴定委员会提供有关材料。一般应包括：
一、委托书或申请书；
二、陈述意见书；
三、下一级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和处理意见；
四、病历或病历摘要；
五、尸检报告；
六、与技术鉴定有关的其他材料。
第二十四条 医疗事故鉴定收费标准，由省卫生行政部门会同省物价管理部门另行制定。
第二十五条 省林业系统可成立地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负责本系统内的医疗事故鉴定工作。其具体事宜由省卫生厅、省林业厅按本办法的有关条款商定。
第五章 医疗事故的处理
第二十六条 确定为医疗事故的，可根据事故等级、情节和病员的情况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其标准为：
一级医疗事故：人民币二千元至三千元；
二级医疗事故：人民币一千元至二千元；
三级医疗事故：人民币一千元以下。
第二十七条 医疗事故补偿费的支付，应由医疗单位负担的，在医疗经费中列支：应由个体开业医支付的，由其本人负担；应由临时组织的医疗队、手术队补偿的，由其组织单位或有收益的医疗单位承担。
第二十八条 病员由于医疗事故所增加的医疗费用，由医疗单位支付。医疗事故发生前的医疗费用和医疗事故发生后与抢救或补救措施无直接关系的医疗费用，以及通知病员（包括产妇遗留的活婴）出院而不出院的住院费用（从通知之日起计算），由病员、家属或其所在单位支付。
医疗单位不负责办理和解决与医疗事故无直接关系的其他事宜。
第二十九条 因医疗事故致残、而不需要继续住院治疗的病员以及死亡产妇留有的活婴，由其家属接受出院；无家属的，由其所在单位接受出院；无职业、无家属和无生活来源的，应由户口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给予安置。
病员所在单位和当地政府部门应积极协助做好医疗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
第三十条 对造成医疗事故直接责任者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分，依据《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对借口医疗单位发生医疗事故寻衅滋事，无理取闹，扰乱医疗工作正常秩序的，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行。
第三十一条 发生医疗事故的单位，应认真总结经验，找出产生事故的原因和教训，提出改进措施，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计划生育工作中出现的事故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卫生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之日起施行。省内过去有关规定与本办法相抵触的，按本办法执行。本办法之前，省内按有关规定作出的处理结论，仍然有效。
医疗事故的解决办法篇3
笔者认为，目前对于医疗纠纷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误区：
一、关于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
医患双方在提供和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法律关系？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论。以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为代表的民法学家从医患双方的地位、权利、义务出发进行分析，认为医患关系应该是民事法律关系［1］。而众多卫生法学界人士对于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在医患关系中，由于患者对于医学知识的缺乏，治疗方案完全由医生单方面制定和实施，患者仅仅是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因而“完全不符合民法的平等。自愿原则。”。因此，双方的法律地位并不平等，医患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医患关系不应受民法调整，而应由《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为代表的卫生法来调整［2］。甚至有的司法工作人员也认为“医事法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有本质的不同，应当按特殊的卫生部门法来调整”［3］
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直接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归责和赔偿原则，也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处理模式，因此，对于医事法律而言，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医患关系中，医患双方就医学知识的掌握而言肯定是不平等的，但是否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平等就必然带来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可以说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对等性乃是一种常态，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当事人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平等的。如果当事人一方利用自己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优越地位而主张其在法律地位上的优越性，是法律所不容许的。正是由于医生掌握了医疗技术，构成了患者给付金钱购买医疗服务的基础，双方在此过程中，医务人员掌握了医疗技术，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患者给付一定的金钱购买这种服务，双方是一种典型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虽然在治疗过程中，患者相对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性。医生在制定和实施医疗方案时，一般情况下要向患者进行说明，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操作常规，并且须对患者尽到谨慎合理的注意义务，医生的行为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必须为患者的利益尽到最大的善，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手术、特殊检查和特殊治疗时，尚需征得患者或家属的签字同意方可实施。在目前医疗体制改革的形势下，很多医院推出了患者选医生的制度，患者在医院、医生和医疗方案的选择方面享有越来越多的自。
在我国，医事法律关系仍未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法律关系分属不同的部门法来调整，如卫生行政法律关系归属行政法调整，医患关系由于主体之间法律地位的平等性，难以纳入行政法的体系。从上述分析可知，医患双方在医疗服务合同的订立、履行和终止上，完全体现了民法的平等和自愿原则，符合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因此应该纳入到民法的调整体系。在国外，医患关系基本都是归属民法调整，有的国家从保护患者的利益考虑，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患者的消费者地位，如在美国，患者作为消费者早已成为现实。
二、关于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
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问题，历来是一个影响医疗纠纷诉讼的关键问题。目前仍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认为“医疗行为经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后认为确实构成了医疗事故的，才可以要求赔偿”。［3］这个观点在卫生界有相当的代表性。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按其法律属性而言，是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对医疗部门在医疗行为中是否存在重大过失的一种结论，是医疗行政部门对医疗单位进行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但并不是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唯一依据。这一点，最高人民法院付院长李国光在《突破民事审判新难点》讲话中对此作过专门阐述：“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不是认定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只是人民法院审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是否作为确定医疗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应当经过法庭质证”。［4］
之所以有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其根本原因乃是将医疗侵权简单等同于医疗事故，认为如果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则同样不构成医疗侵权，完全混淆两者的界限，实际上两者在法律上存在重大区别。
按照1987年6月月9日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医务人员的责任和技术上的原因，造成患者死亡、残废、组织器官的损伤、功能的障碍等严重不良后果的行为。按其发生的原因，又可区分为医疗责任事故和医疗技术事故。按该“办法”第六章的规定，医疗事故的等级按其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相应地分为三级：
一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死亡的。
二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严重残废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的。
三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残废或者功能障碍的。
从上述办法的规定不难看出，构成医疗事故的，必须是医务人员在客观上造成患者死亡、残废或功能障碍（一般而言是永久性的障碍）的严重侵权后果，同时在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方可能构成，否则属于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不属于医疗事故的范围。因此，只有构成严重的医疗侵权时才可能构成医疗事故，而一般性的侵权行为被排除在“办法”之外。
国务院之所以仅仅将严重的医疗侵权行为定义为医疗事故，主要是因为医疗事故鉴定的目的所决定的。医疗事故鉴定系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行政部门依法要对医疗部门及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包括医院的降级，直接责任人的降职、记过、开除等。构成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主要是医务人员承担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不构成医疗事故，则医务人员免除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因此，从性质上而言，“办法”属于行政法的范畴，至于除医疗事故以外的医疗差错和一般侵权行为，因其不涉及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因此不在“办法”调整之内。
医疗侵权行为从性质上而言属于民事侵权行为的一种，按照民事侵权行为的概念：“不法侵害他人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因而行为人须就所生损害负担责任的行为”。［5］医疗侵权行为，是指医务人员在治疗、护理过程中侵害了患者的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的不法行为，不仅包括医疗事故，还包括因诊疗、护理过失使患者病情加重，受到死亡、残废、功能障碍以外的一般损伤及痛苦的医疗差错，以及既不属于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的一般侵权行为。因此，医疗侵权的内涵和外延均大于医疗事故，两者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
也许有人会有疑问，医疗纠纷既然不是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怎么可能构成医疗侵权呢？这是因为患者权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生命权和健康权，而且还包括财产权、知情权、隐私权等一系列权益，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并未将后者涵盖在内，所以医疗侵权的范围是也是相当广泛的。只要是医务人员侵犯了患者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或利益，造成损害后果的，在具备主观过错和因果关系时，便可能构成医疗侵权。例如，精神病医院在对精神患者进行电休克治疗前，按卫生部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一第规定，应在术前向患者家属进行解释，征得其家属签字同意后才可实施。如果医院未征求患者家属同意，擅自对患者施行电休克治疗，患者因并发症而造成死亡。尽管医院在诊疗、护理中并无其他过失，电休克的操作完全符合医疗常规，患者出现并发症时抢救措施正确及时，但因为医院未在治疗前对患者家属说明并征得其签字同意，侵犯了患者及其家属对于病症的知情权，同时造成了患者死亡的损害后果，因此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家属承担赔偿责任。再比如某性病患者到某医院就诊，诊治医生未注意遵守保密义务，擅自将患者的病情向外界散播，侵犯了患者的隐私权。或者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过失造成患者治疗费用增加，或治疗时间的延长，造成患者精神痛苦和财产损失的，就可能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和财产赔偿责任。上述例子中，医疗单位的行为按照“办法”的规定均没有构成医疗事故，但按照民法有关侵权的法律规定，都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及其家属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医疗侵权和医疗事故在法律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两者各有不同的构成要件，一起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不等于不属于医疗侵权，医疗侵权的构成应该完全按照民事侵权的要件来比照，只要是具备侵权的要件，即使不是医疗事故，医疗单位同样须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是医疗纠纷诉讼中的唯一证据。
三、关于目前医疗纠纷现状的几点思考
医事法律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在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和争论是必然的，但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上述两个误区对有些人而言并非完全是认识上的错误，而是为了维护医疗单位的不正当的部门利益。
部分卫生界人士之所以坚持医患关系不属于民法调整，主要是因为民法关于侵权的赔偿范围和数额都远远高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没有对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做出规定，各地制订的补偿标准从1000元到8000元不等，但总体上维持在3000元到4000元左右。例如按照《江苏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一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死亡）的补偿标准仅为3000元。而如果按照民事侵权的赔偿标准，医院须赔偿患者及其家属的所有直接、间接财产损失以及精神损失费，赔偿数额动辄上万元甚至数十万元。医患关系若不归属民事法律关系，则医疗纠纷自然就可免受民法调整，医疗部门就可以大大降低开支了。
由于我国医疗事故鉴定体制上的缺陷，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由当地医院的医生组成，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在进行技术鉴定时产生偏袒心理，相当一部分原本属于医疗事故甚至是一级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被鉴定为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按照《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这两种情况均属于医疗部门的免责事项），如果确立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在医疗纠纷中的唯一证据性，则不构成医疗事故自然就不构成医疗侵权，从而使得患者及其家属在随后的索赔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医疗部门同样可以降低赔偿的数额了。
以上两种错误观点，从短期上看，医院似乎可以降低赔付数额，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医疗服务的改善和提高上，但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医疗事业的发展和我国法制社会的建设。
1、不利于规范医院的服务。虽然我国对于医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在去年在全国各地开展患者选医生的活动，旨在提高医院的服务质量，但是这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医院存在的医务人员的服务质量低下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理顺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提高患者在医疗服务中的自，健全医疗侵权的赔偿制度，真正做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使那些不负责任的医院和医务人员承担起相应的赔偿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他们的责任心。否则，对于医疗侵权行为没有有效的制裁机制，难以彻底改变目前医疗部门的服务问题。
2、对国家的法制建设和医院的正常工作造成负面影响。由于医疗技术事故鉴定程序上的暗箱操作，很多患者在出现医疗纠纷后不申请做医疗事故鉴定，直接到法院要求赔偿，法院处理此类诉讼颇感困难。由于医学知识的专业性很强，法官对于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失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难以做出判断，一些法院不得不求助于司法鉴定。一些患者由于对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不信任和对法院诉讼在时间和金钱上的恐惧，往往采取自力救济的方式，出现医疗纠纷后，患者家属就纠集一批亲戚、朋友到医院大闹，对医务人员进行人身威胁或人身攻击，扰乱医院的正常工作，直到医院拿出钱来么私了才就罢，有些医院每年用于私了的钱已经远远大于正常医疗赔偿的数目。
众所周知，医疗行为是一项高风险性的工作，由于医学上仍有很多未知领域，以及患者本身存在相当大的个体差异性，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患者的死亡、残废和功能障碍并非是由于医务人员的过失所导致，而是由于无法预料和避免的并发症所致，完全属于医疗意外的范围，医院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在目前医疗赔偿的现有体制下，患者家属出现医疗纠纷不再由有关部门按照法律程序和规定处理，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不是由于自身的医疗侵权，而是由患者家属人数的多少和吵闹的程度所决定，这不能不说是目前医疗纠纷处理的悲哀，也是与那些维护医院的部门利益的人的初衷相背离的。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不可能象西方国家那样动辄赔偿数十万元，过高的赔偿数额无疑将制约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最终会损害患者的利益。但是象目前各地所规定的那样，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最高不超过8000元，根本不足以弥补患者及其家属的实际损失，在法律上是显失公平的。
上述法律误区，是靠牺牲法律的公正和患者的合法权益来达到减少医院负担的目的，这样最终是得不偿失的，也是与我国建设法制国家的目标格格不入的。
参考文献：
［1］梁慧星，医疗赔偿难点疑点剖析，南方周末，1999年1月8日第8版
［2］张赞宁，论医患关系的属性及处理医事纠纷的特有原则，医学与哲学，2000年第4期
［3］胡志强，论医疗行为的法律界定，中国卫生法制，2000第8卷第2期
［4］瞭望新闻周刊，突破民事审判新难点，2000年12月4日第49期，第24页
［5］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570页
作者简介：欧运祥，男，33岁，东南大学法律系医事法律教研室讲师，南京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医疗事故的解决办法篇4
【关键词】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医疗责任保险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
TheADR（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ofMedicalDispute
ZhangHaibin
Abstract:ADR（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hasbecamethetendencyofcivildisputeresolutioninmanycountriesforitsconvenience,economy,quickness,highspecializationandstrictconfidentiality,etc.Therearestillsomeproblemsinourcurrentmedicaldisputeresolutionsystemwhichneedstobereformedandperfected.Infaceofthecurrentsituation,weshouldrealizethatitisagoodwaybyusingADRinmedicaldisputeresolution.TheADRofmedicaldisputemainlyincludesarbitration,mediation,negotiationandadministrativeruling.Allthefourkindsaresuitabletotheresolutionofdifferentmedicaldisputesfortheircharacteristics.
KeyWords:MedicaldisputeMedicalmalpracticeMedicalliabilityinsurance
ADR(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
近年来，由于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等原因，医疗纠纷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如何快速、公正、低成本地解决医疗纠纷，建立和维持良好的医患关系，不仅是医方和患方的共同愿望，而且是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课题。
诉讼是医疗纠纷最重要的传统解决方式。严格的程序制度、最高权威的裁判和国家强制力的保证实施等因素使得诉讼在医疗纠纷的解决中始终占据着核心的地位。然而，诉讼在医疗纠纷解决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医疗纠纷的专门化和日常化的特点使得法院实际上无法承受为数众多的医疗纠纷带来的压力，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诉讼的拖延和高成本；诉讼中角色不同所引发的激烈对抗使得双方互不信任，医患关系遭受严重破坏。上世纪60年代以来，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ADR(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因其在纠纷解决方面表现出来的特殊价值与优点逐步受到人们的重视和青睐，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大趋势。从我国所面临的现实情况看，将ADR引入医疗纠纷领域不失为一条快速、有效地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
一、概述
（一）医疗纠纷的概念与分类
作为一类纠纷的指称，医疗纠纷并不存在着一个确切的法律定义，学者们对其含义的理解也没有得到统一。有的学者认为，医疗纠纷是指病员及其家属与医疗单位双方对诊疗护理过程中发生的不良后果及其产生的原因认识不一致而向司法机关或卫生行政部门提出控告所引起的纠纷。[1]实际上，医疗纠纷的存在并不以向司法机关或卫生行政部门提出控告为条件，同时，因履行医疗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纠纷（例如医院的治疗未能达到通常情况下所应达到的治疗效果而引起的纠纷）也应属于医疗纠纷。笔者认为，医疗纠纷是指在医疗护理过程中，医疗单位与病人及其家属之间基于医疗关系而发生的纠纷。医疗纠纷是外化为当事人行为的纠纷，而不仅是一种内心的不满，其根本的特征在于其应受并且可受法律评价。
2002年4月14日，国务院颁布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以取代1987年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作为处理医疗事故的法律依据。《条例》颁布以前，我国学者一般根据《办法》的规定，将医疗纠纷分为医疗过失纠纷和非医疗过失纠纷。医疗过失纠纷包含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两个下位概念。医疗事故是指在医疗护理过程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办法》第2条）。同时，医疗事故还分为责任事故和技术事故。责任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因违反规章制度、诊疗护理常规等失职行为所致的事故；技术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因技术过失所致的事故（《办法》第5条）。医疗差错是指因医疗单位的过失而给病人造成一般损害后果的医疗事件。医疗差错又可根据其后果轻重分为一般医疗差错和严重医疗差错。一般医疗差错是指未给病人造成任何后果；严重医疗差错是指医护人员的过失给病人造成了不良后果。非医疗过失纠纷可分为无医疗过失纠纷和医疗以外原因引起的纠纷。无医疗过失纠纷最常见的是医疗意外和并发症。并发症和医疗意外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可以预见但难以防范；后者则难以预见又难以防范。所谓医疗以外原因引起的纠纷，有的是由于医务人员语言不当或病人误解，有的是由于病人对医疗结果的期望值过高或医师未向病人说明严重后果，有的是病人不配合诊疗或不遵守医院有关规章制度而造成的等等。[2]
相较于《办法》而言，《条例》明确扩大了医疗事故的范围。《条例》第2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疗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这一规定明确了医疗机构也属于医疗事故的责任主体①，而且将所谓“医疗差错”致人身体损害的医疗过失行为也纳入医疗事故的范围。《条例》第33条还就医疗事故的除外情况作出规定，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医疗事故：（1）在紧急情况下为抢救垂危患者生命而采取紧急医学措施造成不良后果的；（2）在医疗活动中由于患者病情异常或者患者体质特殊而发生医疗意外的；（3）在现有医学科学技术条件下，发生无法预料或者不能防范的不良后果的；（4）无过错输血感染造成不良后果的；（5）因患方原因延误诊疗导致不良后果的；（6）因不可抗力造成不良后果的。此外，基于区分技术事故和责任事故难度较大且对民事责任的承担并无实质影响等原因，《条例》废除了将医疗事故区分为技术事故和责任事故的不合理做法。
（二）医疗事故民事责任的性质
如前所述，医疗事故以“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为前提，这也决定了医疗事故具有不同于其他医疗纠纷的性质。患者与医疗单位之间所发生的医疗关系是一种非典型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是“医院与患者之间就患者疾患等进行诊察、护理、治疗等医疗活动形成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民事法律关系。”[3]在医疗关系中，患者向医院支付金钱，作为对价，医院为患者诊断并提供药物或采取其他手段来医好患者的疾患。如果患者支付了金钱，医院未能按约定履行自己对患者医治的义务，按照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医院应该承担契约责任。如果医院及医疗人员还因为过失而导致了医疗事故的发生，造成了患者不应有的人身损害，其在构成违约的同时，也构成对患者生命权、健康权的侵害，即构成侵权。
关于医疗事故民事责任的性质存在着三种学说：一是契约责任说，该说认为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与病人依合意形成契约关系，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未尽谨慎义务致使医疗事故发生，应当承担契约责任。在大陆法系某些国家的判例和解释中，此说较为盛行；二是侵权责任说，该说认为导致医疗事故发生的医务人员的过失行为是侵权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英美法律国家普遍持此观点；三是请求权竞合说，该说认为受害患者因发生医疗事故既享有契约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又享有侵权法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受害患者可以选择行使一请求权。美国的一些法院支持这种观点。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应当选择侵权责任说。原因如下：（1）根据民法原理，侵权行为人不得以其对受害人的债权与其因侵权行为所生债务相抵消。因此，即使在患者对医疗机构仍负有债务的情况下（如欠医疗费），仍应获得损害赔偿。（2）契约责任中的损害赔偿通常只针对财产损害。而在侵权责任中，除请求财产损害外，患者还可请求精神损害（此已为《条例》第50条所确认）。（3）在一般情况下对于医方的医疗过失行为可依侵权行为事先免责无效的原则追究医方的民事责任。如果依违约责任处理，则难以适用侵权行为事先免责无效的原则，因而对保护患者的权益不利。[4]（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8项的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据此，在侵权责任说下一般由受害患者承担的举证责任已经转移给了医疗机构，由此也解决了依侵权责任说在保护患者权益方面存在的重大缺陷。
（三）医疗纠纷的特点
相较于其他类型的纠纷而言，医疗纠纷具有其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是设计医疗纠纷解决机制时必须着重考虑的因素，因为任何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无论是诉讼、仲裁，还是调解、和解，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只有与所要解决的纠纷的特点相适应才能更好地发挥其解决纠纷的功能。不难理解，在当事双方激烈对抗的纠纷中，和解这一方式对医疗纠纷的解决就远不如诉讼来得有效；而在争执较为缓和的纠纷中，通过调解或者和解来解决医疗纠纷则更有利于维持医患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医疗纠纷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医疗纠纷中医患双方地位不平等，患者方处于明显的弱者地位。与消费者纠纷相似①，医疗纠纷中当事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但这种不平等并不是法律地位的不平等。在医疗关系这一契约关系中，医疗单位和患者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医疗过失损害赔偿最为明显的特点也许是，赔偿要求是由作为普通个体的患方向拥有专业知识的医方提起的。[5]在医疗契约中，医方和患方在医疗纠纷领域所拥有的知识与认识能力的差别带来当事人之间交易地位的明显差异。这种差异还决定了“纠纷的产生容易与双方的信任关系及提供诊疗方在工作中的职业道德相关联”。在医疗关系中，患方处于明显的弱者地位：一方面，患方与掌握专门医学知识的医疗人员相比缺乏对治疗相关情况的了解，这就使得患方在纠纷解决中容易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而无法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医患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患者人身利益密切关联，患者方往往是在自己或者自己亲属的生命、身体健康等基本生存权利造成严重损害的情形下提出赔偿请求的。保护弱者利益是现代立法的特征之一，因此，在医疗纠纷解决过程中，特别是在第三方调解或者双方和解的情况下，要注意避免因当事人双方之间地位的不平等而导致患者方权益受损，从而有效地保护患者方的合法权益。
第二，医疗纠纷常涉及专业性问题，纠纷的解决倚赖于专家的鉴定。医疗属于高度专门的技术领域，如果不具备专业知识，普通人很难对医疗纠纷的性质、事实的因果关系做出判断，这在解决因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纠纷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且，医学至今仍存在不少疑难问题没有答案，对疾病病理的认识也不总是正确的，加之医疗过程中常出现的患者个人特异体质问题，这些因素都给解决医疗纠纷增加了不少的困难。
由于医疗纠纷经常涉及专业性的问题，而对损害程度、因果关系和各方责任的认定又是解决纠纷的前提，因而解决医疗纠纷经常需要倚赖专家鉴定。《条例》第三章专门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作了规定。同《办法》相比，《条例》增加了关于鉴定的规定，其中许多规定体现了程序公正的要求（如关于回避的详细规定），因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也更具有透明性和可操作性。专家鉴定并不是医疗纠纷处理的必须程序，而是可以选择的：对于不属于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纠纷，如果事实清楚或者依一般常识可以作出判断，纠纷的解决并无须依赖鉴定出；对于较复杂的医疗纠纷，特别是医疗事故引起的纠纷而言，专家鉴定有利于认定事实、分清责任，对于正确解决医疗纠纷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即使在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纠纷中，专家鉴定也只是认定事实、查清是非的一种方法，如果有其他事实和证据，也可不采用鉴定结论。
第三，医疗纠纷具有日常化的特点。医疗纠纷数量的激增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消费者协会1999年7月的信息表明，近年来医疗方面消费的投诉已成为热点问题。1996年，中消协受理的医疗投诉月平均数为2.64件，1997年为10.17件，1998年为11.75件，1999年前4个月升至22.25件，三年间增长近10倍。[6]医疗纠纷激增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医学进步使人类医疗技术涉足空前广泛的领域，医疗事故数量不可避免地增加。二战以后，医疗技术获得大幅度提高，一系列新药物、新技术广泛使用于医疗护理过程中，这也使得医疗过程存在着较大的风险性，从而导致医疗事故增加。第二，患者权利意识的增强及各国法制的逐步健全。权利意识的增强促使受到医疗事故侵害的被害人据理力争，大胆地运用法律武器，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第三，现行医疗管理体制混乱，医务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医疗纠纷的激增使得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特别是诉讼）不堪重负，难以快速、有效地处理医疗纠纷，医患间的关系不断恶化，因此改革现行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势在必行。
二、现行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问题与改革
（一）医疗体制[7]
在现行的医疗体制下，医疗卫生被定位为公益型福利事业，医疗机构以服务性、非营利性机构为主。由于单纯强调服务，不讲经济效益，许多医疗机构面临着严重危机：经费不足，设备落后，管理混乱，医务人员素质良莠不齐。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医疗纠纷大量发生。在行政管理体制上，医政不分，部门利益保护主义和行业本位主义思想严重影响了医疗纠纷的公正解决，原有的行政管理方式开始失去其合理性和有效性。体制方面的问题直接决定了医疗纠纷的起因和性质，并实质地影响了医疗纠纷的合理解决。因此，解决医疗纠纷必须首先从医疗体制改革入手。
首先，医疗机构应摆脱行政管理模式，以其资产成为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法人，并按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不同性质划分，实行分类管理。把医疗机构分为非营利和营利机构进行分别管理有两重含意：其一，在国有医疗卫生机构，把公益与经营分开；其二，从整个社会考虑，把非营利和营利医疗机构分开，并相应采取不同的管理体制和财税、价格政策。通过分类划分，对医疗机构实行规范化管理，使其成为自主管理的法人实体，据此明确医患之间的关系以及医疗机构和卫生行政部门的关系。同时，通过医疗机构间的竞争，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医学创新水平，满足人们多层次的需要，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
其次，改革现行的医疗行政管理体制。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职能、转变身份，从“办医院”转向“管医院”，实行医政分开。作为行业主管机关，卫生行政部门应起到管理、监督和执法的作用，在处理医疗纠纷中，其主要职能包括：（1）监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2）对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作出认定和处理；（3）依当事人申请对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责任争议进行调解。卫生行政部门还应通过经济、行政及法律手段，确保全社会公共的、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到位，引导医疗卫生资源合理配置，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权益，保证医疗卫生服务市场公正有效地运转。
第三，尽快建立医疗行业自治性组织及自律机制，使之在新体制下承担起协调、管理本行业内各种业务并参与医疗纠纷解决的职能。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医疗行业自治性组织在解决医疗纠纷方面发挥了明显作用。一方面，医疗行业自治组织下设专门机构来处理医疗纠纷。例如，1960年日本东京医师会设立的医疗纠纷处理委员会就是专门处理医疗事故的医事仲裁组织。[8]另一方面，医疗行业自治性组织还可代表医疗机构与保险公司订立责任保险合同，参与调解医疗纠纷等，以维护本行业的权益。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
（二）医疗责任保险
损害赔偿的社会化分担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借助医疗责任保险方式来降低医疗行业的风险，分担医疗事故的赔偿责任，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通行做法。作为一类职业责任保险，医疗责任保险属于专家责任保险的分支。所谓专家责任，是指提供专门技能或知识服务的人员，因其服务的疏忽或过失致人损害而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9]专家责任与专家从事的职业有关，是对其职业所要求的高度注意义务的违反。当专家违反注意义务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时，这种赔偿责任通常较为严格，一般须通过特别设计的责任保险予以分担。就医疗责任保险而言，投保人（专家）主要为与患者健康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人员，诸如医生、护理人员、药剂人员、检验人员等。
在解决医疗纠纷方面，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对社会、患者和医生都具有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符合医方的利益。在发生医疗事故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承担了因医务人员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所引起的损害赔偿，从而使医疗机构免除后顾之忧。同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还可使医院相对超脱于以往与患者直接对立的地位，有利于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2）符合患者的利益。在没有保险的情况下，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往往使得医生倾向于使用对自己最安全的手段治疗，而非对医疗疾病最有效的手段治疗。这种避重就轻，但求无过，不求有功的倾向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疑难重症患者的治愈机会。如果参加了医疗责任保险，医生的这种顾虑就会大大减少，从而增加了患者疾病的治愈机会。（3）符合社会利益。医疗责任保险的风险分担功能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医患矛盾的激化，维护整个社会医疗秩序的稳定，从而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并没有实行全社会统一的综合性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而仅限于在局部地区或局部项目上实施，主要有三种方式：（1）区域性综合医疗责任保险，如深圳90年代实行的医疗事故责任保险试点。（2）单位性医疗责任保险，如某些地方的部分医疗单位开展的住院病人医疗事故保险等。（3）单项医疗事故或医疗意外保险，如某些医疗单位开展的眼科手术风险保险、母婴平安保险、手术平安保险、精神病人住院意外伤害保险等等。[10]总体上看，我国医疗责任保险范围窄，险种少，赔付低，难以实现设立保险目的。在医疗行业已实行严格责任的情况下，只有依托保险，才能合理地分担风险，促进整个医疗行业的健康发展，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因此，加速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建设已成为当务之急。
（三）医疗纠纷解决机制
⒈存在的问题
医疗纠纷属于典型的民事纠纷，因此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都可以适用于医疗纠纷的解决。但从目前情况看，医疗纠纷的解决实际上只有诉讼、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及当事人协商这三种方式。这些方式在处理医疗纠纷以及相互之间的衔接上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在医疗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上，当事人（特别是患者一方）对诉讼过分倚重，甚至认为是唯一的途径。从我国现行纠纷解决机制来看，在医疗纠纷解决中诉讼无疑占据着核心地位，这诚然是由诉讼自身的特点及其所承担的社会功能所决定的。然而，由于医疗领域的专业性特征，法院在审理时更多时候只能依靠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几乎成为法院认定事实和责任的唯一依据，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外行的悲哀”。不仅如此，专业性过强，也使得案件的审理往往耗时耗费，造成诉讼在处理医疗纠纷上效率低下。在诉讼固有的弊端以及难以克服的压力被广泛认识的今天，是否仍然坚持全部或者主要通过诉讼来解决医疗纠纷是存在疑问的。
其次，医疗纠纷解决方式的种类较少。尽管现代法治国家把纠纷解决集中于公权力的管辖下，并尽量限制私力救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事人不能对现有纠纷解决方式作出自由选择。在我国，目前医疗纠纷的解决方式较少，当事人可选择的余地不大，一些在解决其他民事纠纷上发挥明显作用的方式（比如仲裁）在医疗纠纷的解决中没有得到运用。因此，应增加医疗纠纷的解决方式，以便当事人根据自己意愿与判断选择最合适的医疗纠纷解决方式。
第三，医疗事故责任竞合时刑事侦查、行政干预和民事纠纷解决之间衔接不够合理。在发生医疗事故情况下，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可能需要同时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此时就发生了医疗事故的责任竞合问题。《条例》规定了医疗事故的行政责任，但对在医疗事故可能构成医疗事故罪的情况下如何与刑事侦查衔接，缺乏详细的规定。同样，在关于医疗事故赔偿的民事诉讼中，如何追究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也没有合理的衔接。这些问题都有待于通过改革医疗纠纷处理机制来予以解决。
⒉医疗纠纷处理机制的多元化
医疗纠纷的有效解决很大程度取决于能够根据医疗纠纷的特点而选择相适应的医疗纠纷解决方式。不同情况、不同特点的医疗纠纷要求不同的医疗纠纷解决方式来解决，医疗纠纷的解决方式不应是单一的，而应形成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这也是我们改革医疗纠纷解决机制时应该坚持的方向。就目前而言，诉讼已经或正在成为各国解决医疗纠纷最主要的方式。这是由诉讼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严格的程序制度、最高权威的裁判及以国家强制力保证裁判结果的实施等因素使得诉讼在各种医疗纠纷解决方式中始终占据着最主要的地位。尽管如此，人们对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探索却从来没有中断过。现代ADR运动的蓬勃发展可以被看作是人类不断完善纠纷解决机制这一历史过程的延续。[11]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诉讼之外的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因其优点和特殊的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青睐，在解决民事纠纷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总之，多种医疗纠纷解决方式应该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有机结合，共同形成多元化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
多元化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合理性归因于医疗关系主体对医疗纠纷解决方式需求的多样性，而具有不同特点的各种医疗纠纷解决方式的存在则是对这种多样性需求的回应和满足。一个经验性的例子是，在医患双方激烈对抗的医疗纠纷中，彼此间信任的缺乏往往使得当事人只能寻求诉讼这一权威且具有强制力的纠纷解决方式；而在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医疗纠纷中，当事人更倾向于使用调解或和解等方式来解决纠纷，以保持良好的医患关系。由于涉及行业利益和行业保护，卫生行政部门作为医疗纠纷的主要解决机关，人们不免质疑其公正性；而医疗纠纷的专业性与复杂性也决定了此类纠纷不宜以诉讼作为主要的纠纷解决方式。基于上述考虑，我们有必要在诉讼之外建立解决医疗纠纷的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
三、医疗纠纷的代替性解决机制
（一）ADR的概念与优点
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为英文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缩写为ADR）的意译。ADR概念源于美国，原来是本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现在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或机制的总称。[12]上世纪60年代以来，ADR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广泛流行，成为非常盛行的解决纠纷的方式。ADR的蓬勃发展，究其原因：首先来自于人们对诉讼在解决纠纷中所暴露出来的缺点和弊端的失望；其次还来自于现实主义法理学主张对社会的综合需求、审判机关的功能给予更多关注的影响。[13]事实上，ADR的发展不仅基于对诉讼过程中各种困境的反思，而且还基于追求和谐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的文化意识。这种文化意识并不认为诉讼是一种最好的或必须适用的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相反，每种民事纠纷解决方式都各具特点与价值，都可适用于解决不同特点的民事纠纷。
ADR在民事纠纷的解决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优点可以具体概括为：（1）能充分发挥作为中立调解人的专家在纠纷解决中的有效作用；（2）以妥协、而不是对抗的方式解决纠纷，有利于维护需要长久维系的合作关系和人际关系，乃至维护共同体的凝聚力和社会的稳定；（3）使当事人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参与纠纷的解决；（4）有利于保守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5）当处理新的技术和社会问题时，在法律规范相对滞后的情况下，能够提供一种适应社会和技术的发展变化的灵活的纠纷解决程序；（6）允许当事人根据自主和自律原则选择适用的规范，如地方惯例、行业习惯和标准等解决纠纷；（7）经当事人理性的协商和妥协，可能得到双赢（win-win）的结果。[14]在医疗纠纷激增的今天，发展医疗纠纷的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不失为有效、便捷地解决医疗纠纷的好方法。医疗纠纷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的构建应着眼于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功能上的互补和制度上的衔接，追求纠纷解决机制内部的相互协调和有机的统一。在下文中，笔者将以几种典型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为例，论述我国医疗纠纷的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二）医疗纠纷的仲裁
⒈仲裁的概念及优势
所谓仲裁，是指根据有关规定或者当事人之间的协议，由一定的机构以第三者的身份，对双方发生的争议，在事实上作出判断，在权利义务上作出裁决的一种方式。仲裁的优势来自于其程序的简易和裁决的终局性效力；仲裁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并保证程序的相对规范化；在处理纠纷的时候，仲裁员并非只是僵化地适用法律，而是在公平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整体、综合的考虑，进行了适当衡平。同时，医疗专家可作为仲裁员参与纠纷处理，丰富的专业知识使其较法官在纠纷解决上更具效率。[15]这表明仲裁在解决医疗纠纷上具有特殊价值，通过仲裁解决医疗纠纷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
⒉仲裁与诉讼的异同点
仲裁与诉讼具有很多相同和相似的地方：处理争议的都是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仲裁程序与诉讼程序的某些规则是相同的；仲裁裁决与诉讼判决的法律效力是一致的（强制执行的效力）。尽管如此，两者间的区别也是十分明显的：（1）两者的性质不同。诉讼是司法手段。人民法院是司法机关，法院以国家赋予的审判权作为后盾，只要有一方当事人，人民法院就可以运用审判权对争议进行裁判。而仲裁则被称之为“准司法手段”，属于民间司法范畴，这种手段具有志愿性。（2）组织不同。审判的主体是人民法院。法院依职权确定审理案件的法官，当事人无权选择。仲裁委员会是民间的机构并备有仲裁员名册。对于具体的案件，当事人双方都有权选择一名仲裁员，然后共同选定或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第三名仲裁员为首席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审理案件。（3）主管和管辖不同。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较为广泛。对个案来说，案件的管辖法院由法律来规定，即使当事人协商确定管辖法院，也应符合法律规定的范围。仲裁只能主管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同时，只有在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的情况下，仲裁机构才能受理。（4）审级不同。民事诉讼实行二审终审。仲裁实行一裁终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⒊医疗纠纷仲裁需要注意的问题
（1）医疗纠纷的仲裁应坚持自愿原则和一裁终局原则。在医疗仲裁的程序设计上，有些学者主张医疗仲裁应该像劳动仲裁一样具有具有强制性，即用法律形式确定为诉讼前的必经程序，以保证当事人双方平等利用仲裁程序。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制度，仲裁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兼具契约性与司法性。仲裁的契约性主要体现在仲裁权是基于当事人的协议而取得的，仲裁过程贯彻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仲裁的司法性主要体现在仲裁裁决具有法律拘束力，双方当事人必须遵守，不得违反。契约性与司法性使得仲裁集调解与诉讼两种方式的优点于一身，成为解决争议的一种有效方式，如果丧失这两个特点，则仲裁不能成其为仲裁。从严格意义上说，我国现行的劳动仲裁并不属于仲裁，而是一种行政裁决：首先，劳动仲裁并不是双方合意的结果，劳动者可以以单方申请的方式启动仲裁，劳动仲裁庭对劳动争议的管辖权并非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其次，劳动仲裁不具有一裁终局的效力，根据我国《劳动法》第83条的规定，劳动争议当事人对劳动仲裁的裁决不服的，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
从资源配置角度来看，也不应把医疗纠纷的仲裁设计成类似劳动仲裁的强制仲裁的形式。一般来说，一种程序简单、形式灵活的纠纷解决方式较之一种程序严谨、规则严格的纠纷解决方式，由于耗费较少而更易为人们所采用，但这种方式的弊端是效力低。如果纠纷当事方选择了前者，则就应保留其对后者的二次选择权，只有这样，资源的利用才是有效率的。反之，两种纠纷解决方式在规范安排上差异不大的时候，纠纷的当事方选择了其中的一种，允许其对另一种保留二次选择权，则只能导致资源的无效率利用，导致浪费。[16]就医疗纠纷的解决而言，仲裁和诉讼在规范的安排上并无大的差别，当事人通过仲裁是可以获得公平和公正的裁决的。因此，通过仲裁解决医疗纠纷，应从制度上保证仲裁自愿原则和裁决的终局性效力，避免法院随意撤销仲裁裁决，以便更好地发挥仲裁这一纠纷解决方式在医疗纠纷解决过程中的作用。
（2）医疗纠纷仲裁可利用现行的仲裁制度。尽管在我国的仲裁实践中，鲜有对医疗纠纷进行仲裁的例子，但这并不说明医疗纠纷不属于仲裁机构的受案范围。我国《仲裁法》第2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第3条规定：“下列纠纷不能仲裁：（一）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对医疗纠纷而言，绝大多数是涉及与医疗活动有关的财产权益纠纷，特别是在发生医疗事故后的补偿和赔偿问题。[17]同时，医疗纠纷也不属于《仲裁法》第3条所规定的不可仲裁事项。因此，可直接依现行《仲裁法》将医疗纠纷纳入仲裁机构的受案范围。
有的学者以医疗纠纷具有特殊性为由，主张通过专门性仲裁机构对医疗纠纷进行仲裁，这样的观点并不可取。事实上，医疗纠纷的特殊性并不在于法律的适用上，而是在于医疗行为上。由专业的鉴定组织对医疗行为及其产生的后果、因果关系进行认定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就我国现行仲裁体制而言，只要仲裁机构吸收部分医学专家、法医专家为仲裁员，就可以公正、快速裁决医疗纠纷，而且可以节约资源。总之，医疗纠纷仲裁可以利用现行的仲裁机制，不需要设立新的仲裁机构。
（二）医疗纠纷的调解
⒈调解的概念与优势
所谓调解，就是调停解决，即是指在第三者的主持劝说下，纠纷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排除争端，达成和解，改善关系的一种方法和活动。[18]程序的便利性和处理的灵活性与合理性是调解的优势所在：非正式化的调解程序有利于当事人本人参与纠纷的解决，即使当事人本人行为能力较弱也不致于影响调解的结果；不公开的调解过程使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免于暴露；规范适用的常识性和广泛性使当事人易于达成一致满意的处理结果。调解还可以在一个受控制的安全氛围下，通过开展对话重建被破坏的相互关系。通过调解方式处理医疗纠纷，被告可以解释纠纷背后的原因，对已造成的伤害表示遗憾，原告公开接受道歉并与被告达成调解协议，这些对当事人双方都是巨大的解脱。[19]原告表示“原谅”被告及被告接受原告的这种“谅解”对双方都有着重大意义。调解当事人通常都希望取得“双赢”的效果：这样的调解往往让双方免于争论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妥协。
⒉调解的特征
同其他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相比较而言，调解的特征在于：（1）调解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无论是调解的进行、调解协议的达成还是调解协议的履行，都需要当事人的自愿和合意。当事人的自愿是调解能否进行的基本条件。（2）调解没有严格的固定程序。调解并没有固定的规则，如果当事人一方不愿意继续调解，可以马上终止，因而具有较大的灵活性。（3）调解书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调解书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其所规定的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能否实现，主要依靠道义力量。调解实际上意味着民事纠纷的当事人在维护权利与权益方面相互妥协。如果双方都坚持全面保护己方的权利与权益，纠纷就不太可能通过调解而获得解决。有的学者认为，调解“这种解决方式违背了权利是受国家强制力保护的利益的本质，……我们应大力破除一些陈腐的文化观念，增强公民的权利意识以及权利的诉讼保护意识，提倡诉讼，不折不扣地保护民事权利，减少调解的比重。”[20]这种看法不无道理，问题是，诉讼的运行并不总是尽如人意。民事案件可能久拖不决或在判决后难以执行，此时的权利救济仍是画中之饼。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让当事人陷入困境，不如通过调解使各方达成一致同意的意见，相对地实现权利的救济，这样或许更有利于纠纷的当事人。
⒊医疗纠纷调解需要注意的问题
（1）医疗纠纷的调解组织。依主持者的性质，调解可以分为：行政机关的调解、民间（组织）调解、法院附设的诉讼前调解①等。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卫生行政机关在医疗纠纷的调解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条例》对此作了专门规定：卫生行政机关调解的范围是当事人之间关于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争议；调解是可选择的并且不具有强制力，其履行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实践中，卫生行政部门作为行政机关以及行业主管机关，其所具有的权威性对医疗纠纷的调解具有重要作用，许多医疗纠纷都通过调解获得解决。实际上，调解的生命力在于第三者的居间公正裁决与调和，然而人们经常怀疑卫生行政机关在调解中能否一贯保持中立性。因此，有必要在卫生行政机关调解之外发展民间组织的调解以及法院诉讼前调解，扩大医疗纠纷当事人对调解组织的选择范围，以利于公正合理地解决医疗纠纷。就民间组织的调解而言，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在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医学会下设立调解机构，利用其熟悉专业以及相对中立的特点，中立地、公正地调解医疗纠纷。同时，鼓励律师事务所以及律师对医疗纠纷进行调解，增加医疗纠纷民间组织调解的渠道。法院附设的诉讼前调解是为许多国家所采用的一种ADR方式。在医疗纠纷的解决中，法院基于其中立性以及权威性所进行的调解往往使得当事人更容易达成协议，以解决医疗纠纷。
（2）调解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衔接。调解的本质属性是契约性，许多国家的法律对此都予以明确确认。即便在有些情况下，法律规定在启动某一个争议解决方式之前，必须进行强制性调解，所谓的强制性调解也不应被理解为侵害了调解的契约性质，因为调解协议的达成仍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合意。调解的契约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调解效力较弱的弊端。调解协议的履行是医疗纠纷得以解决的关键，而这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如果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则医疗纠纷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有鉴于此，如果医疗纠纷当事人选择通过调解解决医疗纠纷，则应保留其对诉讼或仲裁的二次选择权，以便进一步获得具有强制执行力的纠纷解决方案。同时，医疗纠纷的当事人也基于认识到最终可适用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安全感而会倾向于首先通过调解解决医疗纠纷。
（四）医疗纠纷的和解
和解又可称为谈判或交涉，是指在没有第三方主持的情况下，纠纷当事人就争执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的纠纷解决方式。和解是历史最为悠久的纠纷解决方式。和解的本质，是使对抗不仅在形式上、行为上，而且在心理上、情感上得到消除。也正因为如此，和解协议往往比通过其他方式达成的协议更具有持久性，更容易得到当事人的自愿履行。[21]和解的实现产生于两个基础：一是纠纷主体对相关事实和权益处置规则的认识趋同；二是纠纷主体、至少是主体一方利他意识及行为的形成与实施。两者或者任何一方面都可能使纠纷主体各方对于争议权益的处置或补偿办法建立某种共识，从而使和解得以成立。[22]实践中，利他的伦理因素对于实现和解影响最大，纠纷主体得以因此放弃某些合法或不合法、正当或非正当的权益要求，或者主动给予某种补偿和补救，借以消除纠纷。
同诉讼、仲裁及调解相比，和解最大的特点在于解决纠纷无须借助第三方并且具有最高的自治性。和解是一种旨在相互说服的交流与对话过程，这种过程实质上是纠纷当事方之间的一种交易活动。严格来说，和解并不是一种特定的制度，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它更像是促使当事方面对面地相互协商并达成协议的手段。形式和程序上的随意性使得和解具有极大的灵活性，正由于此，和解往往可以和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同时使用，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和解达成的协议是当事人在自愿情况下的一种合意，其性质相当于契约，一般说来，对当事人具有契约上的约束力。
由于和解无需、甚至也无法严格坚持法律规则，和解把纠纷主体的意志置于判断纠纷主体行为合法性以及处置纠纷权益关系的法律规则之上。因此，尽管和解可以消除纠纷，但其却也常常排斥了本应介入的公权力机关对相关责任人的追究，这有违法治的精神。这一问题在医疗事故和解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医疗事故往往存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竞合，在发生竞合情况下，当事人间的和解（私了）可能就排斥了卫生行政部门和检察机关对相关主体的责任追究，从而使责任人逃避法律制裁。实践中，限制这种消极影响的办法是为通过和解解决医疗纠纷划定恰当的适用范围，规定属于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不适用和解。
通过和解解决医疗纠纷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其他方面：运作中的随意性使得人们对和解的公平性、合法性信心不足；和解协议效力不足也容易导致更大的风险和重复成本。因此，在通过和解解决医疗纠纷的时候，一方面应鼓励医疗纠纷当事人采用要式和解协议，并通过公证或担保等形式以加强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应协调和解和其他医疗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衔接，一旦和解破裂就及时通过其它纠纷解决方式解决医疗纠纷，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和解在医疗纠纷解决过程中的作用。
（五）医疗纠纷的行政裁决
行政裁决是指行政主体根据法律授权，按照行政程序，审查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并作出处理决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从性质及效果上来看，行政裁决符合ADR的三个基本属性，即：非诉讼（代替性）、当事人自主选择性和纠纷解决的功能，因此行政裁决仍属于广义上的ADR。行政裁决是一种准司法程序。这种准司法性质，除表现为行为方式等方面外，更主要还体现在程序方面。行政裁决必须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客观公正地审查证据，调查事实，依法作出公正裁决。行政裁决的职权是基于法律的明确授权而产生的。非经法律明确授权，任何行政机关不享有行政裁决的职权。这里的法律特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规范性文件。行政裁决一经作出就具有法律效力，在规定时间内，如果一方当事人没有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另一方当事人便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通过行政裁决的途径解决医疗纠纷具有明显的优点：其一快速便捷。作为行业主管机关，卫生行政部门所具有的专业技能是其他纠纷解决机构所不能比拟的，这也为正确、快速解决医疗纠纷提供了保障。其二节约费用。行政裁决源于法律的明确授权，是行政机关的职权行为。因而通过行政裁决解决医疗纠纷的费用较低，甚至是免费的，据此，减轻当事人的负担。其三效力较强。医疗纠纷的行政裁决一经作出就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当事人没有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诉讼，行政裁决即为生效。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行政裁决内容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四易于衔接。行政机关在对医疗纠纷作出行政裁决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医疗机构及相关人员有违法行为可及时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理。应指出，通过行政裁决解决医疗纠纷并不具有终局性。对民事争议的裁决属于国家司法权的范畴。法律在授权行政机关先予裁决某些种类民事案件的同时，仍保留法院对之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力。医疗纠纷的当事人不服卫生行政机关的行政裁决的，仍可向上级卫生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讼。是否适用行政裁决程序解决医疗纠纷取决于当事人的选择。在发生医疗纠纷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向卫生行政机关申请行政裁决；也可以不经行政裁决，直接采用其他ADR方式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讼。
在我国，通过行政裁决解决医疗纠纷仍面临着很大的障碍：首先，现行法律并没有授予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纠纷进行裁决的权力。《办法》曾授予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医疗事故的职权，其中，“处理”的内容包括裁决一次性经济补偿的数额。但是，《办法》作为一部行政法规是没有权力授权卫生行政机关对医疗事故赔偿数额这一民事争议作出裁决的。卫生行政部门一次性经济补偿数额的裁决，使得行政处理转化成民事裁决，既超越行政职能又不能与民事诉讼相衔接，导致行政处理与司法审判在适用法律上的冲突，引起了新的矛盾。有基于此，《条例》取消了卫生行政机关进行行政裁决的权力，但这同时也使得医疗纠纷无法通过行政裁决的方式来解决。其次，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纠纷裁决的公正性令人信心不足。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卫生行政部门既管理医疗机构，又开办医疗机构。就现在的情况而言，大多数的医疗机构仍属于公有制的公益机构。在部门保护主义以及行业本位主义的影响下，卫生行政部门的裁决能否保证其公正性不禁令人质疑。
总之，行政裁决也是解决医疗纠纷一条有效途径，应纳入到我国医疗纠纷的代替性解决机制中。针对目前通过行政裁决解决医疗纠纷所面临的障碍，一方面，可从立法上进行改革，由全国人大制定一部专门的《医疗过失责任法》（类似于《产品质量法》）以取代目前仅具有行政法规效力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并在该法中明确授予卫生行政部门裁决医疗纠纷的权力；另一方面，应改革现行的医疗机构管理体制，加快医疗机构的市场化进程，淡化卫生行政部门的保护主义色彩，以保证行政裁决的公正性。
四、结语
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ADR）已经成为与民事诉讼制度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的重要社会机制。事实上，ADR的发展“反映并促进着一种时念和精神的变化——从对抗走向对话，从冷战走向协商，从单一价值走向多元化，从胜负之分走向争取双赢的结局。”如今，当我们反思以往医疗纠纷解决过程中所遇见的种种困难和窘境，我们不难发现，交流与合作的不足，相互尊重与宽容的欠缺，往往阻碍着医疗纠纷的合理解决。由此，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民事纠纷解决方面的经验，将ADR引入医疗纠纷领域，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本文在分析我国现行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就构建我国医疗纠纷的代替性解决机制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以期有裨于解决医疗纠纷领域理论与实务的研究。
①《办法》中规定的医疗事故责任主体仅为医护人员。实践中，往往是医疗机构对患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然后再向有责任的医护人员追究责任。
①对于是否把医疗纠纷纳入消费者纠纷的范畴而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直接调整，各界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卫生部认为，医疗机构所提供的医疗服务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因而医疗纠纷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范围。事实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不以调整盈利性的经营者与消费者关系为限，考虑到由于医疗技术的专业性所带来的当事人之间交易地位的差异，以及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患者人身利益的密切关联，笔者认为，应确认患者即属消费者，并优先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①由于达成的协议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诉讼中的调解一般不被认为是独立的纠纷解决方式，也不属于ADR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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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事故的解决办法篇5
原告：李俊志，男，1993年2月19日生。
法定人：李继强（原告之父）。
法定人：郑维珍（原告之母）。
被告：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奎屯中心医院（简称州医院）。
原告李俊志1993年2月19日，足月顺产，出生后3个月发育正常。同年5月22日，母亲郑维珍发现他咳嗽，即将他送至被告州医院门诊就诊。门诊医生初步诊断原告患有支气管炎，决定给予打针吃药治疗，并开具了处方签及打针条。郑维珍持该处方签去被告药房取药。由于该药房的司药员玩忽职守，在药袋上写服药剂量时，将处方签上注明的每次服654－2一片的十分之一剂量错写成了每次服一片剂量。回家后郑维珍按药袋上写明的剂量给李俊志服了654－2，不大一会儿，原告出现面赤、高热、心速、呼吸急促、皮肤潮红、频繁抽搐等症状。郑维珍见此情况又迅速将原告送至被告处检查。值班医生诊断后，怀疑原告服654－2中毒。接着，主治医生和儿科主任又诊断，认为原告因服654－2过量，全身中毒症状严重，生命危险。于是，被告组织医务人员进行全力抢救和治疗，使原告的中毒症状逐渐消除。但此后不久，原告出现脑萎缩后遗症，精神发育迟滞。原告的监护人向州卫生局申请要求处理被告在给其子治疗中发生的医疗事故。被告内部设立的鉴定委员会于同年8月3日对原告的症状作了鉴定，鉴定结论为：（1）脑炎；（2）感染性中毒性脑病；（3）痉挛症（继发性中毒性脑病与654－2过量无关）；（4）司药员错写服药剂量为严重差错。原告监护人对此鉴定意见拒绝接受，再次向伊犁州卫生局提出申请，要求对其子病症重新鉴定。但州卫生局没有接受此要求，而是于同年8月26日派员主持调解，促使双方达成协议：被告一次性补偿8000元（含已支付的医疗费）；原告监护人以后不能再要求处理。
随着年龄增长，原告李俊志的后遗症越来越严重，到近二岁时，其四肢软弱，头颈不能伸直，不能坐和站立，不会说话，无正常情感反映。原告的监护人认为州卫生局的调解处理不公平，被告赔偿损失数额太少，便于1994年10月7日向奎屯市人民法院起诉。诉称：事发后，被告虽然组织全力抢救，抢救了原告的生命，但致使原告留下严重后遗症。时至今日，原告已近二岁，目光呆滞，根本没有什么意识，不能站立、爬行、发音，哭闹不止，给原告及其父母精神上造成极大的痛苦。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偿付原告致残生活补助费和精神损失费。
被告州医院答辩称：原告提起的诉讼缺乏证据，即未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无法认定是否侵权。此事双方曾经过协商达成一致协议，并写明是终结调解，还进行了公证。被告超越了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赔偿数额，加倍对原告进行了补偿，总计数额8000余元。现原告要求增加赔偿数额，被告不予接受。
审 判
奎屯市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要求原告的监护人申请奎屯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对原告的病症和身体现状进行鉴定。该鉴定委员会以原告与州医院间的医疗纠纷已作调解处理为理由，不予鉴定。该院为了查明原告的后遗症与超量服654－2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于1995年7月12日委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医进行鉴定。经鉴定其结论是：李俊志因误服10倍量的624－2药片，产生中毒症状，几天的高烧、抽搐、呼吸停顿，损害了脑组织，加之肺部感染，引起因氧气不足、呼吸困难，更加剧大脑损害。虽经治疗，但遗有脑萎缩，造成精神发育重度迟滞——白痴。随后，奎屯市人民法院又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技术处对该鉴定结论进行复核。该技术处于同年10月9日复核确认：李俊志现遗留脑萎缩及精神发育迟滞（重度）与误服过量的654－2药片有关。
奎屯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州医院司药员在工作中玩忽职守，错填用药剂量，致使原告误服过量的654－2，出现严重中毒症状，产生脑萎缩后遗症，造成精神发育重度迟滞的严重后果，给原告及其亲属身心及精神带来极度痛苦，对此被告应该承担侵权损害的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七）项之规定，于1995年11月16日判决如下：
一、被告赔偿原告残疾生活补助费57621。4元；
二、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费24810。6元；
三、被告赔偿原告亲属护理补偿费3万元。
州医院不服判决，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提出上诉，称：此案属医疗事故纠纷，依照《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应以法定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为依据。原审不依法定程序鉴定，而是以法医鉴定结论为依据作出判决，显属不当。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重新取证。
李俊志的法定人答辩称：本案属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故法医鉴定结论具有证据效力。
二审法院受理案件后，采纳上诉人“重新取证”的意见，委托伊犁州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对原告的病症及身体现状进行鉴定。但该鉴定委员会以种种理由不接受委托，拒绝作出鉴定。后在自治区卫生厅的干预下，该鉴定委员会于1996年5月20日出具鉴定意见，认为原告脑损伤系重症脑炎合并中毒性脑病或重症肺炎合并病毒性脑炎所致，与654－2中毒反应无关，不属医疗事故。该鉴定委员会中有被上诉人州医院的医务人员，且介入该鉴定活动。原告的监护人对该鉴定意见不服，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事故鉴定委员申请复议鉴定。该鉴定委员会强调客观困难，拖延近一年时间不作复议鉴定，且何时才能作出复议鉴定结论无明确的答复。申请人出于无奈，于1997年3月18日撤回要求复议鉴定的申请。
伊犁州分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州医院的工作人员不负责任，错填用药剂量，致使被上诉人李俊志过量服药而严重中毒，造成其留下严重后遗症，上诉人应该承担民事责任。原审人民法院委托两级法院的法医作出的鉴定结论客观、真实，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的规定，具有证据效力，应予认定。伊犁州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在对被上诉人李俊志的症状进行鉴定活动中，有上诉人州医院的医务人员参加，违反了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五条关于“鉴定成员中是医疗事故或事件的当事人或者与医疗事故或事件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的规定，故该鉴定结论应确认无效。上诉人州医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于1997年3月26日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 析
本案处理遇到了以下两个棘手的问题：
一、医疗鉴定是否是法院处理医疗侵权纠纷案件的唯一依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下称《办法》）第十三条指明：鉴定委员会负责本地区医疗单位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级鉴定委员会的鉴定为最终鉴定。它的鉴定，为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地区（自治州、市）、县（市、市辖区）鉴定委员会的鉴定，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也是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本案被告州医院正是根据此条规定，要求法院依据州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鉴定处理本案，确认被告对原告的治疗不存在医疗事故问题；审判人员中也有的认为处理本案只能以医疗鉴定为依据，而不能以法医鉴定结论作为处理本案的依据。我们认为，医疗鉴定结论是法院处理医疗侵权纠纷案件的重要依据，但不能作为唯一依据。其理由有三点：
（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在民事诉讼中虽属《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鉴定结论这种证据，但在对其有疑问情况下，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另行鉴定，即证据在未经查证属实的情况下，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证据和依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二）根据《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医疗鉴定应当以事实为依据，符合医学科学原理。但是，由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是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干部和一些医务人员，其中有的可能就是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单位的医务人员，他们出于对行业利益或本单位利益的考虑，所作出的鉴定不符合实际、不科学、不公正的情况有可能发生。本案伊犁州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所作出的鉴定，认为原告的后遗症“与654－2中毒反应无关，不属医疗事故”，就明显违背事实和医学科学。由此可见，医疗鉴定结论，对人民法院处理医疗侵权纠纷案件只能起到一种重要参考作用，如果它客观、科学、公正，法院就采用它为证据，否则就不采用为证据。认为医疗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侵权纠纷案件的唯一依据，不论它是否客观、科学、公正，都得采信，这实际上是否定了人民法院依法对证据予以审核的权利，也违背了人民法院处理案件应该遵循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而且，如果将医疗鉴定结论作为法院处理医疗侵权纠纷案件的唯一依据，一旦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以种种借口不作鉴定，法院就会在案件处理中陷入困境，难以及时审结案件，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一、二审法院在处理此案中均遇到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不作鉴定的问题，以致案件长达二年才审结，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
（三）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鉴定结论，按照《办法》规定的精神，它是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如果据此把医疗鉴定结论也作为法院处理案件的依据，那就与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原则和法院最终裁判原则相悖。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不应受制于有关单位和个人的意见或结论，而应独立办案，在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基础上依法进行处理。只有人民法院的处理结论，才是有关纠纷解决的最终结果。所以，医疗鉴定结论只能作为人民法院处理医疗侵权纠纷案件的参考，而不能作为必须采纳的定案根据。只有经过举证、质证和辩论，确定医疗鉴定具有真实性、科学性和公正性，才能作为处理案件的证据。
二、确定赔偿的范围和标准是依据《办法》及其《细则》，还是依据《民法通则》
按照《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确定为医疗事故的，可根据事故等级、情节和病员的情况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该《办法》制定的《细则》第二十三条规定，确定为一级医疗事故的，3周岁以下婴幼的补偿费为2000元；确定为二级医疗事故的，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的补偿费为1500元。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赔偿的范围包括受害人因医疗事故多支出的医疗费用、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的生活补助费等。显而易见，确定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标准，是依据《办法》及其《细则》，还是依据《民法通则》，其赔偿数额相差极为悬殊。根据《办法》的规定，被告错写服药剂量，造成原告残废，属二级医疗事故，按《细则》只能得到1500元补偿费。所以，本案被告以及有关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均极力要求法院根据《办法》及其《细则》的规定确定赔偿的数额，认为被告通过调解支付给原告的8000元补偿费已超出了《办法》及其《细则》规定的标准。有的审判员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道理，也认为法院处理本案应根据《办法》及其《细则》的规定确定赔偿的数额。
根据《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医疗事故补偿费由医疗单位支付给病员或其家属。病员及其家属所在单位不得因给予了医疗事故补偿费而削弱病员或其家属依法享受的福利待遇和生活补贴。病员由于医疗事故所增加的医疗费用，由医疗单位支付。这样的规定，反映了《办法》制定时我国医疗事业的福利性质和以行政处理作为解决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纠纷的主要途径的实际情况。这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可以行得通。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公费医疗制度的改革，福利性的医疗制度已经名存实亡，不少单位实行医疗费包干，在这种情况下，《办法》所规定的医疗事故受害人应享受的福利待遇和生活补贴根本不可能得到落实，尤其本案的受害人是幼儿，让单位给予他享受福利待遇和生活补贴，更是一句空话。所以我们认为，法院处理本案，应依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参照《办法》、《细则》的有关规定（关于此点，《人民法院案例选》总第17辑中第16例案例的评析，有充分的说明），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确定赔偿的范围和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使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应有的保护。
医疗事故的解决办法篇6
为规范医疗纠纷处理，维护正常医疗秩序，切实保障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经省委、省政府领导同意，现就做好医疗纠纷防范和化解工作通知如下。
一、加强医疗机构管理和医德医风建设
（一）各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要把医疗纠纷防范和化解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强化对医疗机构的指导与监管，积极推行医疗信息公开，完善医疗机构评价制度，对管理混乱、事故频发甚至引发的医疗机构和个人要严肃处理并追究相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及时制定“**省医疗纠纷解决办法”，规范医疗纠纷处理原则、办事流程、解决渠道。
（二）各级医疗机构要大力开展“为民健康，从我做起”构建和谐医患关系集中行动。切实增强服务意识，加强与患者及其亲属的沟通交流，配备医患沟通工作人员，做好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的沟通工作。建立医疗纠纷处理责任制，将开展医患沟通、防范和化解医疗纠纷工作情况纳入对医务人员的考核范围。加强临床科室负责人岗前培训，开展“医患沟通和医疗纠纷处理知识和技能”培训，实行院务公开，提高应对医疗纠纷的能力。落实医疗管理核心制度，突出抓好医疗告知、临床督导、病历规范、投诉管理、应急处置等薄弱和关键环节的制度建设，建立有效的医疗纠纷防范和化解机制。
（三）医务人员要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恪守职业道德，坚决抵制行业不正之风。要进行换位思考，充分尊重患者，给予患者及其亲属更多的人文关怀。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严格执行诊疗常规和操作规程，规范执业行为。
二、引导和规范患者文明就医
（一）引导患者树立正确的就医观念。要制订实施“就医引导专项方案”，加强医学知识和相关法律知识的宣传普及，明确患者的权利和义务。要积极提倡尊重医务工作者劳动、知恩报德的道德风尚，反对漠视医务工作者奉献、以怨报德的行为；提倡科学文明的就医观，反对包治百病的认知观；提倡尊重他人、讲求道义的社会公德，反对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不良行为；提倡依法、依规处理医疗纠纷，反对采取非正常手段追求高额索赔。
（二）规范患者文明就医行为。制定文明就医公约，明确告知患者及其亲属不得在医疗机构寻衅滋事、故意损坏财物；不得侮辱、威胁、恐吓、殴打医务人员；不得非法占用医疗机构办公、诊疗场所，拉横幅、设灵堂、散发传单、堵塞交通；不得将尸体滞留在正常医疗和工作场所；不得抢夺医疗文件和相关医疗证物；不得教唆他人、组织及带头扰乱医疗秩序。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肇事者刑事责任。
三、完善医疗纠纷调处机制
（一）规范医疗纠纷的处理程序。发生医疗纠纷必须坚持依照法律法规处理。可以向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依法申请仲裁或直接向法院提讼。发生技术性争议的应申请医疗事故鉴定。要研究确定无鉴定赔偿的上限，明确患者要求赔偿金额一旦超过该上限必须进行医疗事故鉴定。
（二）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各级要建立独立于医疗机构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由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进行工作指导，引入医学专家、患者代表、法律专家、心理学专家、退休医生、退休法官、医疗栏目新闻记者等对医疗纠纷进行调解。
（三）建立医事仲裁制度。各市（州）仲裁机构在建立医事仲裁专家库和相关制度的基础上着手开展医事仲裁业务。医疗机构在处理投诉时应向患者介绍仲裁渠道及其过程、办法，鼓励医患双方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纠纷。
（四）促进医疗纠纷案件审理规范化。在全省开展医疗纠纷案件审理培训，加强法院系统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方面的判例交流，推广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先进经验，不断改进医疗纠纷司法审判工作。
（五）积极推行医疗责任保险。开展“同时推进患者医疗意外伤害险和强制医疗责任险”试点。探索开展基于医疗保险的医疗纠纷第三方管理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
（六）完善医疗事故鉴定办法。医疗事故鉴定收费全额用于开展医疗鉴定，不再上缴财政。降低医疗事故鉴定收费标准，改进医疗事故鉴定程序及办法，尽可能缩短鉴定时间，为患者参加鉴定提供方便。
四、为建立和谐医患关系创造良好环境
（一）加强领导。各级政府要把做好医疗纠纷防范和化解工作作为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群众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高度重视、认真研究，明确责任、落实措施。省上建立由卫生、公安、、财政、劳动保障、民政、司法、法院、民委、维稳、精神文明建设等部门和单位组成的维护医疗秩序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解决涉及医疗纠纷的重大问题。各县（市、区）政府对属地内医疗纠纷调处和医疗秩序稳定负总责。
医疗事故的解决办法篇7
(一)编制目的
为指导和规范我市各类医疗纠纷及其引发的突发性事件的处置工作，保障人民群众就医安全,规范医疗纠纷处置程序,维护正常的医疗服务秩序，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预案。
本预案所指的医疗纠纷是指发生在医疗机构与患者或其家属之间，基于医疗关系而产生的各种争执。
本预案所指的由医疗纠纷引发的突发性事件是指由医疗纠纷引发的危害医疗机构财产和医务人员、其他患者人身安全及破坏医疗秩序等行为，包括由医疗纠纷引发的。
(二)编制依据
本预案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卫生部公安部通告》(卫通〔2001〕12号)、《卫生部公安部关于加强医疗机构治安管理维护正常诊疗秩序的通知》（卫医发〔2001〕216号）、《六盘水市处置大规模群体性治安事件应急预案》(市府办发〔2005〕116号)以及市人民政府各有关职能部门职责制定。
（三）工作原则
医疗纠纷及其引发的突发性事件的处置应当遵循依法规范、公正公平、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及时便民的原则，做到事实清楚、定性准确、责任明确、处理恰当。
(四)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全市医疗纠纷及其引发的突发性事件处置。由医疗纠纷所导致的规模较大的群体性社会稳定事件结合《六盘水市处置大规模群体性治安事件应急预案》（市府办发〔2005〕116号）处置。
二、处置组织机构与职责
（一）处置领导机构
市人民政府成立六盘水市维护社会稳定共建平安和谐医疗环境工作协调小组(以下简称“协调小组”)，主要职责是：贯彻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部署和决定，按照“属地管理、分级响应”的原则，负责医疗纠纷及其引发的突发性事件处置的统一指挥、组织协调工作。协调解决影响社会稳定和严重扰乱医疗秩序的重大问题，监督各成员单位落实工作职责，向市人民政府建议进行责任追究。
协调小组由市人民政府分管卫生工作的领导任组长；市人民政府联系卫生工作的副秘书长、市卫生局局长、市公安局局长、市维稳办主任任副组长；市委宣传部、市卫生局、市公安局、市维稳办、市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民族事务局（市宗教事务局）、市残联等部门（单位）负责人为成员。
协调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卫生局，市卫生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市公安局、市维稳办、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任办公室副主任。
各县、特区、区相应成立协调小组。
（二）处置机构成员职责
1.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医疗纠纷处置的受理和协调小组日常具体事务，制定维护社会稳定共建平安和谐医疗环境的工作计划和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
2.市维稳办：指导有关单位做好医疗纠纷预防工作，搜集引发的医疗纠纷情报信息，组织相关部门开展医疗机构内部及周边的社会治安综合整治，妥善处置相关。
3.市卫生局：加强行业管理，督促、指导医疗机构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保障医疗安全，减少医源性人身损害事件发生，加强对医疗从业人员的医德医风教育，改善服务态度，建立和完善医患双方合理的沟通渠道，避免和减少医患矛盾。医疗纠纷发生后，负责向患方告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医疗事故赔偿民事责任争议解决途径和鉴定的程序;受理医疗事故争议处理书面申请及医疗事故调解申请,并及时协调医患双方委托有资质的尸检部门和法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部门进行尸检、鉴定。
4.市公安局：明确基层公安机关在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平安和谐医疗环境中的工作职责，按照管辖权限，指导属地医疗机构开展安全保卫工作，维护医疗机构正常秩序，及时依法查处、打击严重扰乱医疗秩序、危害医务人员及其他就医人员人身安全、损坏医疗机构财产的各类涉嫌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及就医人员的合法权益。
5.市司法局：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增强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建立健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机制，引导医患双方调解处理纠纷，通过司法渠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防止矛盾激化。同时，做好困难人员的法律援助工作。
6.市民政局：协助医疗纠纷的处置，会同有关部门对不按规定移放和处置的尸体依法进行处理，对涉及需要民政救助的医疗纠纷及时给予救助。
7.市局：在接待医疗纠纷引发的过程中，稳定、疏缓人的情绪，引导人通过合法渠道与理性方式反映和解决医疗纠纷。
8.市委宣传部：发挥宣传、舆论的主导作用，坚持正面引导，严肃新闻纪律，防止炒作医疗事故及医疗纠纷。对不实新闻报道及时予以纠正和处理。
9.市民族事务局（市宗教事务局）：协助医疗纠纷的处置，对医疗纠纷中涉及的民族宗教等问题进行处理。
10.市残联：协助医疗纠纷的处置，对医疗纠纷中涉及的残疾人员等问题进行处理。
其他各成员单位依照自身职责和市协调小组的安排开展工作。
三、信息报告及
（一）报告程序
医疗机构在处置医疗纠纷及其引发的突发性事件的同时应立即按行政隶属关系和属地管理原则，报告卫生行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在迅速了解事件基本情况后报告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及本级协调小组。
（二）报告内容
医疗纠纷及其引发的突发性事件的事件起因、具体经过、相关性质、波及范围、危害程度、事态评估、控制措施以及需要上级和其他部门支援的建议等。
（三）信息
医疗纠纷及其引发的突发性事件信息由协调小组办公室，或由协调小组授权的其他部门。
四、医疗纠纷的处置
（一）发生医疗纠纷（含患者死亡事件）后，医疗机构在1小时内书面报告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负责人及相关职能部门要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指定专人负责,积极主动做好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告知患方解决医疗纠纷的程序、方法和步骤，引导患方按法律程序解决医疗纠纷。同时要迅速对纠纷原因进行调查，对明确为医疗事故的，要主动与患方沟通，依法赔偿，并依法查处医疗机构及责任人。
（二）发生医疗事故争议时，有关病历文件、现场实物应当在医患双方均在场的情况下封存或启封。患者死亡的，医疗机构应告知患方有关尸检的必要性和拒绝尸检的后果，并作好相应记录。医患双方不能确定死因或对死因有异议时，应当在患者死亡48小时内进行尸检。在医疗机构内死亡的，尸体应当立即移送太平间或殡仪馆等地方，医患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移动尸体。
（三）发生医疗事故赔偿等民事责任争议时，医患双方可以协商解决。双方协商应当遵循依法、自愿、平等的原则，在医疗机构指定的地点进行；参加协商的双方人员各不超过3人，患方参加人员为直系亲属或特别授权委托人，医方参加人员为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特别授权委托人。
（四）不愿意协商或者协商未果，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市医学会组织鉴定，认定责任当事人；也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调解申请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医疗机构应配合做好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或民事诉讼的相关工作。
五、医疗纠纷引发的分级响应与处置
因医疗纠纷引发时，按行政隶属关系和属地管理原则，医疗机构应在30分钟内向卫生行政部门和所在县（特区、区）协调小组办公室、乡（镇、街道办事处）及相关成员单位报告，成员单位在职责范围内根据事件规模及程度，适时分级响应。
（一）一般事件（Ⅲ级）
事件参与人数在10人以下。
响应部门为医疗机构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和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及其他相关成员单位。由乡（镇、街道办事处）负责人任总指挥，辖区派出所负责人或指派人员任治安组组长，根据事件需要组织、协调各部门按职责参与现场处置。
（二）较大事件（Ⅱ级）
1.事件参与人数10--49人。
2.有损坏医疗机构财产或危及到人身安全的行为，且医疗机构不能控制局面。
响应部门为医疗机构所在地县级公安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及其他相关成员单位。由县（特区、区）协调小组负责人或其指派人员任总指挥，公安部门分管领导或其指派人员任治安组组长，根据事件需要组织、协调各部门按职责参与现场处置。
（三）重大事件（Ⅰ级）
1.事件参与人数50人以上。
2.有严重损坏医疗机构财产且危及到人身安全的行为。
响应部门为医疗机构所在地县级公安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卫生执法监督部门及其他相关成员单位。由县（特区、区）协调小组负责人或其指派人员任总指挥，公安部门分管领导或其指派人员任治安组组长，根据突发事件需要组织、协调各部门按职责参与现场应急处置。事态严重的，由市协调小组组长（或由市人民政府确定人员）任总指挥，市公安局分管领导任治安组组长，根据事件需要组织、协调各部门按职责参与现场处置。
（四）响应终止
医疗纠纷引发的突发性事件得到有效控制，医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医院正常诊疗秩序恢复后，响应结束。
（五）响应部门工作任务
1.公安部门
在接到医疗机构报告后30分钟内，根据事件规模组织出警，协助医疗机构告知患方合法维权途径，敦促医患双方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纠纷。对医患双方参与纠纷谈判的人员进行身份识别，防止无资格人员参与纠纷协商。对扰乱医疗机构正常工作秩序的行为，依法、果断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保障其他患者合法就医权及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对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及时予以制止；对已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及时保全证据，依法予以查处。在有关部门强制移送尸体时要安排警力予以保障。定期会同医疗机构、同级卫生行政部门进行群体性医疗纠纷事件分析，将反复、多次参与群体性医疗纠纷事件的无关人员纳入治安危险分子进行严格管制。
2.卫生行政部门
接到医疗机构报告后，1小时内派人到现场参加处置和进行事件调查，组织卫生监督人员做好医疗机构和当事医疗卫生人员资质的调查取证，监督医患双方共同对病历等证据进行封存，同时1小时内书面报告当地政府和上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并按照卫生行政部门的职责，协调医患双方通过合法途径解决，协调公安、维稳、民政等部门参与医疗纠纷处置工作。
3.维稳部门
接到医疗机构或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后，1小时内派人到现场协调处置工作，切实维护稳定。
4.民政部门
接到医疗机构或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后，对不按规定移放和处置尸体的,及时派员会同公安部门依法进行移放和处理。对涉及医疗纠纷的无主患者或家庭经济困难患者，要按有关规定及时给予救助。
5.宣传部门
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在预防和依法处置医疗纠纷及其引发的突发性事件中的正确导向作用，引导媒体客观、真实地报道医疗纠纷。对未经合法有权机构认定，私自对事件作定性报道的新闻媒体，责令其及时纠正。严禁恶意炒作，严防激化医患矛盾。必要时按有关规定召开新闻会。
6.民族宗教、残联等部门
要根据事件涉及的民族宗教、残疾人员等问题，积极配合维稳、公安、卫生等部门共同妥善处置，确保社会稳定。
7.部门
要做好医疗纠纷及其引发的突发性事件当事人上访时的劝解工作，引导上访人通过合法渠道与理性方式反映和解决医疗纠纷，指导医疗纠纷及其引发的突发性事件当事人所在地基层组织，做好当事人的稳控工作，避免出现越级上访、集体上访和非正常上访。
六、处置经费
处置医疗纠纷所产生的费用由责任方承担，难以明确责任的，由卫生行政部门报同级财政解决。
七、责任追究
协调小组各成员单位及医疗机构以下行为属医疗纠纷处置工作失职行为：
（一）未建立预防和处置医疗纠纷及其引发的突发性事件工作机制的。
（二）发生医疗纠纷后，不按照各自职责开展调处工作的，互相推诿导致医疗纠纷演变为的；在调处工作中态度生硬、作风漂浮、措施不力，导致医疗纠纷演变为的。
（三）发生突发性事件后，不及时处置，导致医疗机构正常诊疗秩序受到严重干扰的。
（四）医疗机构及其周边区域内“职业医闹”人员和黑恶势力猖獗，长期未受到严厉打击的。
（五）本地新闻媒体对真相未明、调查结果尚未公布的医疗纠纷及其引发的突发性事件作严重失实报道，或在报道中煽动对立情绪，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和后果的。
（六）不按规定时限采取处置措施或因处置措施不到位导致群体性医疗纠纷事件事态扩大，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对出现上述行为的，依照有关规定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责任。
八、附则
(一)本预案所指医疗机构是指依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机构。
(二)本预案由市卫生局负责解释。
医疗事故的解决办法篇8
原告：瞿疏朗，男，3岁。
法定人：瞿为民，瞿疏朗之父。
法定人：邹芸，瞿疏朗之母。
被告：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以下简称省级机关医院）。
瞿疏朗于1994年2月25日出生。出生时，其身体一切正常，当时在右臂部注射了“乙肝疫苗”。之后的97天里，瞿疏朗虽看过病，但未注射针剂。1994年6月3日，瞿疏朗的母亲按规定带瞿疏朗到指定地点省级机关医院儿保科注射“百白破”三联针的第一针，注射部位为瞿疏朗的左臀肌，操作者为该医院儿保科护士。1994年6月18日，瞿疏朗父母发现瞿疏朗左脚掌下垂，足趾活动迟缓，左脚无力，即向有关部门反映该情况，并带瞿疏朗在南京市多家医院诊治。同年7月，省、市、区防疫站有关人员对瞿疏朗左腿及病历进行了查看、分析，称此属预防接种异常反应。1994年9月，瞿疏朗父母向区防疫站申请医疗事故鉴定。1995年3月，瞿疏朗去上海市就诊。次月6日，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对瞿疏朗施行了左坐骨神经探查、松解手术，手术诊断结论为瞿疏朗左坐骨神经损伤（注射性）。瞿疏朗虽经手术补救，但其神经恢复正常已不可能，5岁时还须再次手术。瞿疏朗在南京的医药费已报销，在上海的医疗费2006。71元、交通费102。50元、住宿费1060元。1995年5月，瞿疏朗诉至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原告法定人诉称：1994年6月3日，其按计划免疫要求，带瞿疏朗到省级机关医院儿保科注射“百白破”三联针第一针。左臀肌注射防疫针两周后，发现孩子左脚掌下垂，足趾活动迟缓，扶立时左腿明显无力。经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手术探查，确诊瞿疏朗为注射性左坐骨神经损伤。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原告的一切损失计193458元及今后再次手术的费用。
被告省级机关医院答辩称：其是根据有关规定，应区防疫站的要求，为区防疫站提供条件和技术人员，实施计划免疫工作的。在为原告进行“百白破”三联针注射时，其严格按计免操作规程进行。本案纠纷是在实施计划免疫工作期间发生，被告应是区防疫站。且本案损害发生的原因和责任尚在鉴定之中，现不宜进行实体审理。
审 判
审理中，于同年10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医鉴定中心对瞿疏朗的病因作出鉴定结论：瞿疏朗左坐骨神经损伤系注射所致。1996年9月，南京市鼓楼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对瞿疏朗病例作出鉴定称：本例系医源性坐骨神经损伤，不属于医疗事故范围。1997年1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医鉴定中心对瞿疏朗残疾等级等作出鉴定结论：伤者瞿疏朗左腿伤残程度属六级，须终生使用特殊生活用具。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认为：原告按计划免疫要求，在出生后第98天到被告处注射出生后的第一针。被告处医护人员在为原告注射后，致原告瞿疏朗左坐骨神经注射性损伤，其行为与原告被损害事实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该医护人员在履行职务中的过失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依法应由其单位被告承担责任。原告依法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残疾生活补助费、残疾生活自助具费及残疾赔偿金等费用应予支持。原告5岁时须再次手术的费用因尚未发生，不宜一并处理。被告称本案应由区防疫站承担责任，因证据和理由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于1997年6月18日判决如下：
被告省级机关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赔偿原告瞿疏朗医疗费2006。71元、交通费102。50元、营养费246。03元、住宿费1060元、残疾生活补助费49206元、残疾生活自助具费38649。33元、残疾赔偿金24603元，合计115873。57元。
一审宣判后，省级机关医院不服，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其是应区防疫站的要求和委托，依照有关规定给区防疫站提供条件和技术人员，实施计划免疫工作的，本案被告应是区防疫站。实施接种的儿保科护士，每年均因工作认真负责被区防疫站评为先进，其行为不存在过失。不排除此前瞿疏朗因其他原因而注射针剂。一审未使用权威证据——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导致判决不公。要求撤销原判，驳回瞿疏朗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答辩称：瞿疏朗残疾是打针引起的，针是上诉人的医护人员所打，故以上诉人为被告合理。原判正确，应予维持。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瞿疏朗按计划免疫要求到省级机关医院注射出生后左臀部第一针，注射后15天即发生左脚掌下垂，足趾活动迟缓等情况。经手术探查及法医学鉴定，瞿疏朗系左坐骨神经损伤，该损伤系注射所致。据此，可以认定瞿疏朗左腿损伤系省级机关医院护士注射“百白破”三联针第一针所造成。瞿疏朗居住地的计划免疫工作虽由区防疫站和省级机关医院共同进行，但双方分工不同，具体接种是省级机关医院的职责。该医院护士在履行职责时造成瞿疏朗人身损害，应由该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瞿疏朗5岁时需再次手术的费用，可待瞿疏朗再次手术后，另案处理。原审人民法院所作判决并无不当，省级机关医院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1997年10月13日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 析
该案是一起因计划免疫预防接种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对此类纠纷如何处理，国家目前规定不明确。本案的审理，注意把握了下列问题：
一、纠纷定性。本案原告左坐骨神经损伤致六级伤残，是在医院进行预防接种时，因医院护士注射部位错误而导致的。这是否属于医疗事故争议引起的赔偿案件，是值得探讨的。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是医院工作人员的过失行为造成原告残疾，且鼓楼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适用的是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发生不可避免的并发症”的条款而确定其不属医疗事故范围的，并没将其排斥在医疗事故争议范畴之外，因此，本案属于医疗事故争议引起的赔偿案件。对此观点，我们不敢苟同。因为，《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的医疗事故，是指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卫生部《关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若干问题的说明》中又将“必须是发生在诊疗护理中”作为医疗事故的构成要件。上述规定将医疗事故的发生范围明确限定在诊疗护理工作中。本案原告是在预防接种中致残的，虽然这是医院医务人员过失所致，可是因该医务人员从事的不是诊疗护理即治病工作，而是预防接种即防病工作，故其主观过失和客观后果上虽符合医疗事故的要件，但因行为不是发生在诊疗护理中，因此不属医疗事故争议范畴。根据《预防接种后异常反应和事故的处理试行办法》的规定，在预防接种后出现的难以确诊或病情严重的病例通常分为异常反应、偶合和事故，本案病例显然在此范畴。从异常反应的特点看，它是人的机体对预防接种的生物制品这一异物所产生的严重的排异现象。偶合则是某一急性传染病的潜伏期或前驱期，或患有某种慢性病症状不明显者因未被发觉而进行预防接种，无意中恰巧相合发生某种疾病。本病例是预防接种护士在预防接种工作中因注射部位错误导致原告伤残，不符合异常反应和偶合的特征，却与预防接种事故的三个特征相吻，即发生在预防接种工作中；从事预防接种工作的人员在预防接种时主观上有过失；产生的后果严重，因此其有可能是预防接种事故。但其究竟属何，依照《预防接种后异常反应和事故的处理试行办法》规定，应提请预防接种反应诊断小组鉴定后确定。据此，本案应为预防接种事故争议引起的赔偿案件。
本案诉讼前，原告因缺乏专业知识曾申请进行医疗事故鉴定。诉讼中，鉴定结论虽作出，但因本事故非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范畴，故尽管鉴定结论认为原告系医源性坐骨神经损伤，不属医疗事故范围，被告却不能以此作为免责的抗辩理由。
二、预防接种事故鉴定结论是否是本案诉讼的前置程序。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是否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医疗事故争议案件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复函》规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所作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系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当事人仅要求医疗单位赔偿经济损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规定，按民事案件立案受理。”从该司法解释中可以得出下列结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是对医疗事故争议仅主张民事赔偿案件诉讼的必经程序；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是人民法院对平等主体间民事诉讼决定是否立案的唯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虽未对预防接种事故争议引起的赔偿案件的受理问题作出司法解释，但其上述司法解释体现出的精神，应该说在预防接种事故争议引起的赔偿案件的受理问题上同样适用。因为：1。国家目前尚无法律、法规规定鉴定结论是人民法院审理预防接种事故争议引起的民事赔偿案件的前置程序；2。该类纠纷属平等主体间的民事诉讼，其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才是法院决定是否立案的唯一条件；3。如将鉴定作为立案必须条件，鉴定机构的不作为将会成为受害人索赔的程序障碍，至少使受害人不能即时主张权利，这不利于及时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本案原告瞿疏朗起诉时仅主张民事赔偿，且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故未进行预防接种事故鉴定不能妨碍他行使民事诉讼的权利。
三、责任人的认定。《全国计划免疫工作条例》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医疗卫生单位和全体医疗卫生人员，均有执行本条例的责任和义务。”根据条例第8条、第9条对卫生防疫部门和医疗卫生单位各自的分工规定，卫生防疫部门在计划免疫工作中负责制订计划，培训人员，发放生物制品，考核预防接种效果，处理异常反应，进行免疫水平的监测，冷链管理以及对医疗卫生单位进行计划免疫工作的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医疗卫生单位和医疗卫生人员则按当地卫生防疫部门的统一安排，开展计划免疫工作。由此可见，实施计划免疫工作的主体包括卫生防疫部门和医疗卫生单位，但他们各有分工。原告居住地的卫生防疫工作根据上级组织的统一安排，由南京市鼓楼区防疫站和被告省级机关医院共同进行，他们按条例对其的分工规定各司其职，具体接种工作由省级机关医院进行。由于卫生防疫工作是他们双方而并非区防疫站一方的职责和法定义务，因此，对按法定分工履行各自职责时发生的事故，就应由职责段的过错方承担法定责任。如区防疫站和省级机关医院系共同过错（如区防疫站发错接种疫苗，省级机关医院注射时又未对疫苗进行查验就接种，导致损害发生的），就应由双方共同承担责任；如是一方的过错，就应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原告残疾是省级机关医院儿保护士在实施预防接种注射时所致，该护士具有多年预防接种工作经验，其注射部位错误并非区防疫站培训有误或指导不当所致，而是其自身过失造成，因此区防疫站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并无过错。本案是基于过错而由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区防疫站作为无过错方无须承担民事责任，故被告关于责任人应为区防疫站的主张不能成立。省级机关医院儿保护士实施接种行为是履行职责，其间因过失致残原告是有过错的，该职务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其所在单位省级机关医院承担，因此本案的责任人应确定为省级机关医院。被告所作的关于自己是应区防疫站的要求，无偿提供条件和技术人员，实施计划免疫工作的抗辩，将国家赋予自己的法定的计划免疫义务曲解成受委托行为或无偿帮助行为，从而得出应由负有计划免疫义务的委托人或被帮助的受益人区防疫站承担赔偿责任的错误结论，该免责抗辩不能成立。
四、归责原则的适用。预防接种事故与医疗事故一样，属于技术性、专业性较强的侵权案件。在该类事故中，受害人作为普通百姓，对接种的生物制品是否有质量问题、接种途径及接种部位是否正确、接种操作或器械消毒是否规范、自己是否是合适的接种对象等计划免疫专业知识缺乏基本了解，所以客观上其无法也不可能适时采证以供鉴定或诉讼之用。此类案件如按一般过错归责原则由受害人举证证明行为人在预防接种行为中有过错，对受害人的要求显然过于苛刻，这意味着在诉讼的开始就将受害人置于不利的诉讼境地。受害人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因无法提供其根本不可能提供的证据而不能获得法律救济，这种使受害人受制于法的做法，显然是有悖于民法通则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精神和公平原则的。对此是否可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呢？结论也是不行。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受害人只要证明接种后出现了损害事实以及该损害有可能是接种引起的，行为人不能证明是受害人故意或第三人过错造成就得承担民事责任，这对行为人也不尽公平。因为受害人的损害不排除其他因素所致，如继发感染并非操作或器械消毒不严，而是受害人自身造成伤口不洁所致，注射性神经损伤并非预防接种，而是此前或此后的其他注射行为所致。将过重的民事责任加给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而实施非牟利性的计划免疫工作的单位，加大卫生免疫风险，显然这也不是国家立法之目的。况且预防接种事故产生的主观因素是卫生防疫工作人员的预防接种过失，过失是过错的一种表现形式，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预防接种事故不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全国计划免疫工作条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均应按规定接受预防接种。可见计划免疫是国家强制性防病措施，接受预防接种是我国居民的法定义务，同时，这也决定了卫生防疫工作人员实施预防接种的对象是不特定的公众。对这种工作性质有可能给社会公众安全造成威胁的单位或部门，法律应该要求他们对自己从事的工作负有严格注意的义务和持有十分谨慎的态度，尽最大可能地防止和减少损害的发生。根据这一性质和特点，预防接种事故应适用过错推定责任，藉此实现举证责任的倒置。只要受害人能证明损害事实存在以及损害后果与行为人行为间存在因果关系，行为人如不能举证证明自己无过错，就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就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这就将因缺乏卫生防疫知识而难以举证故处于弱者地位的受害人从窘境中解救出来，而给在诉讼中对证据享有控制权处于有利的诉讼地位的行为人增加了举证责任，从而平衡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使双方的权利义务在诉讼中趋于平等。本案中原告左坐骨神经损伤的损害事实确实存在，该损害出现在被告对其预防接种后不久，且经手术探查和法医鉴定系注射所致，至此原告的举证责任已告完成。被告如想排除自己的责任，必须举证证明损害并非注射所致而是与其无关的其他原因所致，或自己注射完全规范，损害是原告在该次预防接种之前或之后因其他注射所致。现被告对此均举证不能，故确认被告承担民事责任的要件已具备，法院据此已可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的损失。而原告为进一步证明其损害后果与被告注射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唯一性，又向法院提供了其出生后的病历。从该病历的记载情况看，原告在被告处注射的“百白破”三联针第一针是其出生后左臀部注射的第一针。病历的真实性已被原告出生至事故发生止为原告看病或预防接种的医生、儿保人员（包括事故直接责任人）所证实。该病历有力的证据力使法院对原告受损害系被告接种注射所致的确认更无可质疑。被告以其儿保护士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原告根本无法证明其注射过失作为抗辩理由，是由自己选择了对自己最有利的一般过错责任原则作为归责原则，由此推出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企图藉此使自己借助职业优势而立于不败之地。法院选择了对双方当事人均公平的过错推定责任，充分体现了《民法通则》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立法本意和公平的原则。
五、赔偿的原则。预防接种事故纠纷根据什么原则进行赔偿，这也是值得研究的。我国《预防接种后异常反应和事故的处理试行办法》对异常反应、接种事故等只规定解决医药费用，与《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的规定相比，在赔偿范围上相差甚远。前者规定的是有限赔偿，后者规定的是全额赔偿。《预防接种后异常反应和事故的处理试行办法》是解决预防接种后出现的异常反应、事故等的专门规定，显然预防接种事故纠纷应受其调整。预防接种事故等侵害的是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而《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就是对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权赔偿范围的规定，因此预防接种事故纠纷当然也受其规范。如何解决这两个法律规范的冲突呢？我们认为，最高人民法院（92）民他字第13号《关于李新荣诉天津市第二医学院附属医院医疗事故赔偿一案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复函》，对本案的法律适用有借鉴意义。该复函指出：“《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和《天津市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是处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与《民法通则》中规定的侵害他人身体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因此，你院应当依照《民法通则》、《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参照《天津市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根据该案具体情况，妥善处理”。该司法解释告知我们，医疗事故赔偿案件在适用法律上应把握下列原则：行政法规不得违反基本法；适用法律的顺序为基本法、行政法规、地方性规章，前者效力优于后者；应实事求是地选择可充分有效地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法律处理纠纷。借鉴上述原则，《预防接种后异常反应和事故的处理试行办法》系行政法规，不能违反基本法《民法通则》，由于它在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和追究侵权行为人责任上与《民法通则》基本精神一致，故可以适用。适用顺序为先《民法通则》，后《预防接种后异常反应和事故的处理试行办法》。如果有限赔偿能使受害人的损失得到补偿，可适用该种赔偿方法；如不能则应适用《民法通则》给予全额赔偿。本案中原告的损失除医药费外，还有其父母带其就医的交通费和住宿费、营养费、残疾生活自助具费、因残疾导致原告谋生能力下降从而其生活所需的补助费等等。如适用《预防接种后异常反应和事故的处理试行办法》由被告只负责医药费，远不能弥补原告的损失，因此本案应适用《民法通则》的赔偿方法，对原告进行全额赔偿，以全面保护其生命健康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