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文化范文

时间:2023-03-10 08:34:04

亚文化

亚文化范文第1篇

“Normcore”“Grungewave”“Seapunk”“Healthgoth”“New 1ad casual”......这些仅仅是时装产业前几季各种广告牌标签上常见的一部分。品牌们希望用这些见怪不怪的标签给注定转瞬即逝的时尚增加些适用性和厚重感。

亚文化和时装的关联由来已久,当下又随着Vetements、Gosha Rubchinskiy及一票伦敦新晋设计师的走红,重新回归,并在媒体的解读下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和广泛。一时间,时装亚文化变成了和名牌大学毕业证一样的“敲门砖”,似乎一个人看起来越接近亚文化,他就越能超越平庸,但这也导致一提及亚文化,许多人就心生厌恶。

青年,是构成亚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而这次时装界亚文化回潮,就借着大肆流行的街头滑板风格,试图打造出属于一群酷小孩(Cooi Kids)的形象。

比如说一件重金属风格的T恤,或者像Alexander Wang这样的设计师将一个Facebook社群的概念发展成一季热卖的时装,只要有一部分人开始穿这些服装,往往就会引起消费者的追捧和同行模仿的风潮。

这种苗头刚一出现,时尚媒体就立马给它贴上个牵强的亚文化标签。这种风气真的亟需改变。

从嬉皮士,垮掉一代,光头仔到朋克等亚文化现象的出现,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动荡。

可以说,某个时代的某件重大政治或经济事件如同投入湖心的一颗石子,激起层层涟漪,而多数亚文化现象恰恰充当了一层涟漪的角色。

很多亚文化表面看起来确实惊世骇俗,从夸张的服饰风格到聚众游行,时有过激行为,但我们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这一表面上去思考一个亚文化现象。就像你看到一个人,如果仅仅停留在远观的角度,是永远没法真正了解这个人的,得走进他,听他的故事,分享和交流,才会明白他炫色的外表下到底藏着什么。

从“朋克教母”到大英帝国的女爵士,从“Sex”时装店到巴黎的时尚T台,Vivienne Westwood的那种大胆狂放、离经叛道的设计风格曾引领了时尚界的一股风潮。如果我们剥离她设计作品的表象,就发现这些作品所隐含的内核和英国的青年亚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她所做的是把这种亚文化投射到她自己所理解的时尚当中。

而当前我们的现代化、数字化的世界与亚文化是正相反的。亚文化仍然存在,但已经不像过去它们作为有机体那样保持鲜活和不断衍变。

如今,他们更类似于内战时期重建社会,充当着步入另一个时代的门户作用,而不仅仅是一个青春期的仪式。如今的他们已经在重新制定社会秩序这方面与美国南北战争的意义产生了更多的共同点。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注重时尚、音乐和共同的理想,而不是步枪和历史事实。

如今的年轻人在互联网上创建社区,他们的兴趣对于传统的亚文化模式来说太过宽泛。

亚文化建立在派别意识关系的基础上,它的拥护者将他们自身定义于世界其他部分相对立的位置。过去,你不可能既是朋克―族,又同时承认自己是嘻哈音乐的粉丝,至少不能公开承认,因为排外的青少年狂热主义是加入其中的前提。

亚文化时代大约在十年前就结束了,现代时尚,因其网络优化手段,和亚文化时代毫无相似之处。

那么为什么时尚界如此钟爱泛亚文化标签呢?因为他们人为地强化了虚华的潮流,而且收益是双重的。

对于消费者而言,亚文化更加耐人寻味和意蕴深厚,而不是一些过不了多久就会过时的事物。亚文化沉浸在意识形态之中,他们有着仪式、身份和自创的音乐类型,这些都与他们的派别信念相一致。他们坚持着某些东西,而且一旦改变就会被诋毁为“背叛”。这能够赋予服装一种反文化部落的感觉,在心理上等同于奋力咀嚼一大口牛排,而不是―点一点地小口品尝甘蓝沙拉。

你可以想象,消费者定然感觉到他们获得了更多的价值回报。

然而,虽然越来越多的声音指责如今时装亚文化泛滥,但即便是反对它的人,也不可回避藏在其背后的主谋:小众消费主义带来的人以群分。

无论是时装界,还是音乐、文学领域,向小众主义靠拢是必然的趋势。消费亚文化是出于当代人需求的市场动作,一来人们追求标新立异,二来大部分设计师在有点名气之后都在走下坡路。况且当代亚文化粗糙、晦涩,毫无章法的特性也适用于转移人们对鱼龙混杂的产品本身的注意力。

1975年,John T MOlloy撰写的Dress for Success(《为成功而穿》)一经出版便成为畅销书,随之催生了“权利着装”这个概念,而彼时的成功着装的具象表达之一,就是穿着昂贵西装皮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华尔街高管们。

40余年后的今天,可能有人会感叹如今的时装界又轮回到“为另类而穿”的局面。

仔细想想,其实仍旧是为了成功而穿。只不过,“成功”换了一副亚文化的面孔。为了追寻短暂的“成功”,亦或者看起来“成功”。

亚文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反文化 亚文化 青少年群体 违法犯罪

近年来,在社会学和人类文化学研究中,亚文化的概念被广泛应用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一直以来,“亚文化”这一术语不仅被用于关注在许多社会中被发现的规范的广泛多样性,而且被用于研究异常行为中的规范。在对亚文化的确切含义或价值及其争议缺少充分研究的前提下,如此轻易地采用亚文化一词,表明亚文化具有下述用途:在一直受到来自个人主义和道德主义解释强烈影响的研究中强调社会学视角的见解。描述一个职业的规范品质,比较各社会阶级的价值体系,或强调犯罪帮派规则的控制力,都是要强调这些现象中一个经常被忽视的社会学层面。

在早期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中,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记录文化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的巨大变化,并探索这一虽然过于简化但却非常有用的观念的意义:“合于民德者,即为正当行为。”(The mores can make any-thing right.)近年来,这一任务已经延伸至对一些社会内部文化的巨大变化的研究。但不幸的是,在这一进程中,“亚文化”这一核心概念很少得到恰当的界定。每当一个作者希望强调有别于一些常态行为的规范时,亚文化就被当作一个特定的概念使用。结果就导致了亚文化这一术语的模糊性,与其他术语相混淆,并且常常导致不能区分产生亚文化的社会因果关系。

一、亚文化的三种用法

当前的社会学著作中很少有概念像亚文化这样出现得如此频繁。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关注了100多本附带使用或详尽阐述“亚文化”这一术语的著作和论文。然而,亚文化用法的变化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这一术语的价值大大受到限制。如果化学家只用一个词去指涉所有的无色液体,就会导致他们只注意液体具有共性的两个特点,他们的分析研究也就会非常的初级化。虽然这一类比夸大了“亚文化”所覆盖的概念的多样性,但是亚文化的覆盖面仍然很广。尽管如此,还是可以从三个方面解读亚文化。

在一些人类学著作中,亚文化指在所有社会中都有可能出现的某种普遍趋向。亚文化是文化的基础和先导,并且限定了文化演变的范围。因此,阿尔弗雷德·路易斯·克罗伯(Alfred Louis Kroeber)写道:“迄今为止曾经以文化之名被表述的、在形式上或进程中不断接近的规律性,实际上就是亚文化的性质。它们是物质因素或有机因素对文化的限定。”在《人类研究》中,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用亚文化指称各种各样随处可能发生的全人类现象。例如就家庭模式来说,有很大差异的不同社会中都可以有宽容的和专制的父母。这个用法演变成其他相似但并不确定的概念,如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的“前文化”(precultural)和查尔斯·库利(Charles H.Cooley)的“人性”(human nature),它们指的是作为所有文化之基础的生物的和社会的影响。既然现在亚文化很少被用来描述这一系列的概念,我在进一步的论述中将不再涉及它们,只是要提一下萨丕尔的“前文化”的用法,因为它可能会使我们的思路更加清晰。

亚文化的另外两种用法表现出更加严重的混乱。亚文化经常用于指涉社群中较小规模群体的规范体系,强调这些群体有别于其所属的较大规模群体的方面,例如语言、价值观、宗教、饮食文化和生活方式。或许,亚文化最常见的用法是用于指涉一个族裔聚集区(缅因州的法裔加拿大人)或一个地域(南方的亚文化群),但是规模小得多和更具暂时性的群体(甚至某个特定的朋友圈)的明确规范也可能被描述为亚文化,例如,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所指的“人类学家中的亚文化者”和大卫·理斯曼(David Riesman)所指的“大学教师中的亚文化者”。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亚文化的第二种含义包含一些歧义,因此,必须把它与第三种含义区分开来,只有当所指的对象为那些因一种令人沮丧的情境而特别生成的规范或因一个群体与其所属的较大规模社群的冲突而生成的规范时,第二种含义才与第三种含义有关联。因此,一个犯罪帮派新生成的规范或一个青少年同龄人社群的标准常常自产生之日起就被命名为“亚文化”。除文化的维度外,第三种用法还引进了社会心理学的维度,因为它直接指向规范的发展及其维持它所涉及的人格因素。确切地说,这种人格趋向,例如沮丧、焦虑、角色感模糊和愤怒,已被证明都包含在亚文化的创造中。当然,人格与文化的相互作用不是此类亚文化的明显特征,因为它们无处不在相互作用。

文化与人格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然而,这种联系的本质在所有案例中并不相同。当我们用第三种方式描述亚文化这一术语时,它突出了规范与人格之间的动态关系的重要性:面对严重的挫败和冲突时产生的一系列相反的或反向的(与周围社会相对立的)价值观(与周围社会的价值相对立的价值)。为了关注这种规范体系的特殊层面,我建议使用“反文化”这一术语。尽管如此,在探讨亚文化与反文化的关系之前。还是需要重新思考亚文化的既定含义,甚至亚文化的用法仅局限于第二种时也应如此。

二、亚文化与角色

亚文化这一术语所指涉的范围很大,因为亚社群的规范体系可能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差别。这些群体所包括的可能是一个较大地区的分区或一个只有很少会众的宗教派别。显而易见的规范可能包括生活的很多方面——宗教、语言、饮食、道德观——或者,例如,一个职业群体的成员的一些不同实践。亚文化深层次的特点可能建立在时间(这种亚文化是否是几代人所坚持追寻的?)、出身、身世(通过移民,为主流社会所接纳,社会的或物质的隔阂,职业的专业化,以及其他因素)以及与周围其他文化的关系模式(从差别到冲突)的基础之上。困惑与其说是来自亚文化这一术语的应用范围,不如说是来自亚文化作为“角色”的代名词的应用。只有付出巨大的努力,我们才能在角色概念和与之相关的术语即“定位”和“角色行为”的应用过程中获得一定程度的清晰认识。如果因为把亚文化与相关的角色混淆而阻碍了这一概念的发展,将是不幸的。所有社会都有不同的角色,但只有异质社会才有亚文化。角色是全部文化的一部分,作为合理的权利和义务,它被赋予那些拥有一定地位的人。这些权利和义务通常是与占据其他角色位置的人共同嵌入一个系统的。它们为所有拥有同一文化的人所熟知并接受。因此,一个医生的角色为社会的大多数人所熟知,并且被视为全部文化的一部分,至少在模糊的层面上是如此(这并非对角色认同的问题怀有偏见,因为一个医生可能会有很多非角色的方面)。但是亚文化并非如此,它并不是以这种方式与更大的文化复合体连接在一起:它所指的是使一个群体有别于其他群体的规范,而不是使这个群体整合进整个社会的规范。与角色规范相反,亚文化规范对社会中的其他成员来说是未知的,为他们所轻视,或者被认为是分离社会的力量。作为医生,毫无疑问地会存在亚文化的因素,但是这些规范的影响只涉及并非属于他的角色的部分行为,而不涉及文化分配给他的权利和义务。但是,经验的综合不应模糊对分析的确切性的需要。

除了与角色概念相混淆之外,亚文化还使得我们对文化的根本概念的理解变得模糊起来。在许多社会学著作中,根本就无法说清文化所指的是否是规范,也就是说,是指被期望或推崇的行为,还是指被广为追随并因此仅具有统计意义的常态行为。这种双重所指多存在于人类学家的著述中,或许由于他们的概念大多来自对相对稳定的同质社会的研究,因而他们较少研究统计常态与规范之间的不同。社会学家更乐于发现社会秩序与文化之间张力的必要性,对异常状态保持敏感,因此他们更乐于抽象地把文化界定为共同的规范体系。但是,许多关于亚文化的评论都指向行为。我认为,这种看法不明智。行为是多种力量矛盾运动的结果。当一个群体的成员行为相似时,不能假定其是由于文化规范才产生这种结果。集体行为理论和人格理论可能也会有助于解释这种相似性。

二、及文化

无法成功地区分角色与亚文化以及亚文化概念的模糊性,并非亚文化这一术语在应用中遇到的唯一困难,或许更严重的是关于这一术语中对两个层面的解释的模糊化趋向:一个层面是社会学的,另一个层面是社会心理学的,这导致我们无法理解真正起作用的因果力量。与对具有还原论危害的论述相比,在社会学家中能获得更多一致意见的论点是不多的。如果一个心理学家试图用心理学理论解释社会现实,我们就会扔一本书给他看,可能是迪尔凯姆(Deile Durkheim)的;我们会强调“错置具体性的谬误”(the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考虑到在解释行为时存在对社会文化因素的广泛忽视,这是一项必需的任务。尽管如此,使社会学家敏锐地认识到他们也在处理抽象的模型,更是至关重要。或许我们可以把迪尔凯姆的教义颠倒一下:不要试图用社会学理论解释社会心理学现象;或者更确切地说,不要试图单独用社会理论解释行为(由社会文化的作用力与个体的影响力相互作用形成的行为)。亚布罗斯基(Lewis Yablonsky)曾提醒我们,对一个帮派进行过分社会学性质的理论分析,会使我们将以下情况视为确定的群体结构和清晰的规范模式,实际上这个群体只是一个“近乎群体的群体”,具有不确定的边界和规范的有限一致。如果不严谨地使用概念,就会使我们试图去了解的事实模糊起来。

要从青少年的违法行为或某个体在其所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支配地位——其现象表面看来是非文化的、甚至是反文化的——中领会其中的文化因素,是一个漫长的阐释过程。但是,了解某些表面上似乎完全属于文化现象的“规范”的非文化方面,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需要足够丰富的词汇来帮助我们确认这些差异。使用同一个术语指代拥有一些共同因素的现象,而忽视它们之问的重要差异,无异于我们在对生物进行分类时仅仅满足于门的分类,而实际上,我们还需要指认种和属。

在一个群体所持有的规范体系包含与整个社会的价值相冲突的主题并且把它作为基本要素的任何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人格变量被直接包含在该群体的价值的发展和维系之中),以及在该群体的规范只能通过参照这个群体与其周围的主流价值观的关系才能得到理解的任何情况下,为了完善我们的分析,我建议使用“反文化”这一术语。这些标准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确切地把反文化从亚文化中区分出来,因为每一种标准都是与其他标准具有连续性的。亚社会根据与每一种标准的关系而自成体系。大多数亚文化共同体的价值观可能与更大规模共同体的文化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但是,反文化共同体的价值观所包含的冲突因素则是核心的,其中的许多价值观实际上与主流文化价值观相矛盾。与此相类似,人格变量包含在所有文化和亚文化的发展和维系中,但是人格的影响力往往是通过围绕一个主题而产生的变化的方式来发挥作用的,而这个主题是文化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在反文化中,主题本身却表达了形成主题的个人的倾向性。最后,所有亚文化的规范无疑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其所属的更大规模的文化关系的本质的影响。亚文化作为一个纯粹的类型,理解它不需要深入分析它与其所属的更大规模的文化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从任何程度上讲,亚文化的规范都不是这种相互作用的产物。但是,反文化却只能通过全面关注其载体与其所属的更大社会的相互关系才能得到理解。

当然,根据实践经验,亚文化和反文化的影响可能是并存的。青少年违法和青春期行为几乎明确表明了这两种影响是并存的。但是,我们仍需要建构区分二者的清晰明确的分析方法,以便于解析它们组合成分的广泛变化。

四、青少年的反文化和亚文化

要检验区分反文化与亚文化有何效用,可以将其运用到一些问题的研究中,在这些研究中,亚文化概念已经被广泛应用。运用亚文化概念来解释青少年行为的文献已有很多。R.J.哈维格斯特(R.J.Havighurst)和塔巴(Hilda Taba)指出:“最近的青少年研究强调这样一个事实,男孩和女孩在他们十几岁的时候拥有其自身的文化,这种文化有其道德规范以及这些规范背后的道德压力。这种文化被称为‘青少年同伴文化’。”或者如大卫·理斯曼所说:“所有的道德都是群体的。实际上,甚至道德这一事实也被令人困惑的认识所掩盖,即该群体的功能是娱乐和游戏。”对青少年文化比较贴切的解读应该揭示出至少四个不同层面,它们之间通常只存在部分区别。

1.在文化层面,青少年男女的角色得到了描述,或者说其特点得到了界定。因此,没有必要提出角色和特点之外的其他概念,除非这些角色和特点指的是被老年人和年轻人所公认的规范,并且这些规范适用于年轻人。

2.在亚文化层面,青少年群体具有被其成员所接受的特有规范。这些规范并不是青年人角色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也不为年长者所了解,而是与年长者接受的标准相冲突。群体成员是在青年亚社会中通过互动、而不是在整个社会中通过社会化习得这些规范的。因此,这些兴趣、游戏、语言模式以及审美趣味可能会在同龄人中得以流传,而较少涉及更大群体的文化。

3.许多时尚或其他带有集体行为的流行趋势席卷青少年群体,并对其成员的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很难把时尚与文化区分开来(许多经验现象同时兼具二者的特征),但是明智之举是从概念上把二者区分开来。这点并不总能做到。理斯曼所使用的概念更接近时尚,而不是文化。但从总体上看,他在分析被同龄群体所掌控的现象时,将其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哈维格斯特和塔巴认为:“男孩和女孩都渴望得到同龄人的认同,他们在道德标准、服饰、语言等方面都追随同龄人的文化时尚。”如果同龄人群体的影响力源于时尚,那么严格来讲,这就不是文化。因为时尚和文化在起源、功能和结果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4.尽管学术研究中通常使用的术语和假设是亚文化或文化,但是许多对青年群体成员的分析采用的却是反文化这一概念。在这里,需要强调青年人感受到的交叉压力(cross-pressure):他们渴望长大,但又害怕失去安全的童年;他们对待成长这一问题是矛盾的——一方面需要成长行为,另一方面又想延缓成长;自我镜像(self-image)的模糊导致他们去证明自己已经羽翼丰满;青年人中还存在着两性关系的挫败感。同龄人群体可能会有助于个体与交叉压力相抗争,正如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所描述的:“或许,当涉及青年人的文化特征时,最好是把青年人的文化模式与成年男性角色的主导模式相比较。通过比较可以看出,青年人的文化或多或少缺少责任感。”尽管帕森斯认为青年人的文化或多或少缺少责任感,但是这种无责任感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另一种文化规范,或是青年“角色”的一部分,必须将它置于青年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以及角色模糊的语境下来研究。一些社会学家简单地将这种无责任感视为青年人文化的表现,从而模糊了理应包含其中的人格因素。毋容置疑,对青少年亚文化的描述和分析,的确对青年社会学作出了重要贡献。许多青少年有其自己的群体,并花费大量时间在里面。这些群体的规范不同于成人世界,而且成年人通常以一种类似“种族优越感”的方式来要求青年人遵从成人规范的行为。但是,仅仅依靠亚文化理论,就会忽视青年人文化标准中的许多新特点,就会弱化这样一个事实,即青少年与成年人在文化标准(大部分青年人会很快接受的成人标准)上经常发生直接冲突。

我们需要用理论解释这种在价值观上尖锐对抗的现象。帕森斯清楚地指出了这一事实:“从消极的角度来说,在青年人中存在着一股拒绝成人世界的兴趣和爱好的强大趋势,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青年人抵抗成人的期望和规训而产生的压力……因此,青年人的文化不仅应该作为正规教育的课程,而且由于青年人的年龄状况,他们的文化表现出年轻人与成年人之间关系紧张的迹象。”帕森斯在其他几个方面发展了“反作用”(reaction)这一主题,之后他使用了“反作用结构”(reaction-formation)的概念。

那么,文化这一概念是否能够解释青年人中存在的各种现象呢?一方面,社会训导青年人按照主流的方式行为处事;另一方面,青年人群体则发展出与成人世界截然相反的价值观,来挑战其自身角色的模糊性以及与社会的紧张关系。青年人可能会体验到社会规范标准的惩戒,这就使得社会分析家们几乎无法忽视他们的异常行为。为了能够阐明青年人这种既规范又反抗的现象,我建议使用“反文化”这一术语。

五、违法犯罪行为的反文化

区分亚文化与反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一点在一般性地分析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时特别显而易见。通过介绍社会学观点以补充并校正个人主义的和道德主义的解释,为理解创造了更大的可能性,或许这是任何其他领域所无法做到的。几乎没有必要回顾从《犯罪帮派》(Delinquent Gangs)到《犯罪男孩》(Delinquent Boys)以来的大量著作,就可以确认违法和犯罪行为中规范要素的重要性。尽管如此,试图把一个有用的概念拓展至整个理论是错误的。一个“适用于各种复杂现象的”分析可能不如一个建立在事实之上的分析更加犀利和明确,但是这种分析更加有用。阿尔伯特·K.科恩(Al-bert K.Cohen)的名著尽管是以对帮派文化的研究为主题,但并没有忽略犯罪的精神方面的因素。实际上,他对于亚文化(反文化)的起源以及亚文化对底层阶级男性的作用的解释清楚地表明,帮派的规则并非像我们学习饮食、着装以及讲某种语言那样习得、接受和教化。帮派之所以存在,部分地表明了压抑着的欲望。因为,由这种压抑而产生的紧张不能通过主流价值方面的成就来消解,这种价值观是被压抑的,它们的重要性被否定,从而通过反主流价值观得到确认。帮派成员经常处于矛盾的情绪中。由于通过主流社会的规范实现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愿望受到阻挠,帮派成员接受了他所能达到的规范,但是这种反应中的“反作用结构”是通过标志着违法犯罪的内容——按科恩的表述,就是非功利性的、恶意的和负面的——表示出来的。这种负面性表明,他需要压制自己的倾向,去接受主流文化的标准。这并不是说帮派的价值观不能部分地通过文化分析以及延伸“合于民德者,即为正当行为”的观点获得部分的解释。但是我认为,如果科恩在引进“亚文化”概念的同时引进“反文化”概念,他的多因素分析可能会更清楚,并且更少引起错误的解释。

需要再一次强调,这些理论概念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对违法行为的经验变量作出说明。由于不能认知我们概念工具的抽象性质,从而使我们产生了不必要的分歧。例如,当W.B.米勒(Walter B.Miller)描述“作为帮派犯罪产生的代际环境的底层阶级文化”时,他指出了产生于底层群体价值体系的一系列重要影响。他在努力强调违法行为的病原学方面时,倾向于忽略由格雷沙姆·赛克斯(Gresham M.Sykes)和戴维·马茨阿(David Matza)、科恩、哈罗德·菲内斯通(Harold Finestone)、亚布罗斯基、麦克德夫妇(Willim McCord and Joan McCord)以及其他关注集体行为和人格变量的学者所提出的证据。我们肯定,已有的充分证据可以确认违法犯罪是由多种因素产生的,未来的任务不是要证明违法犯罪主要受文化、亚文化或反文化的影响,而是要明确这些影响和其他因素在各种经验组合中的状况。

六、阶层和职业的反文化方面

文化、亚文化和反文化概念的联系同样存在于关于职业和阶层的广泛文献中。毫无疑问,这三种力量在很多事例中存在,研究的任务是去厘清它们各自不同的影响。这或许会将这个术语的意义扩大到对“中产阶级成员”地位及其文化角色的论述上;尽管在相对稳定的社会里这种用法似乎可以理解。在相对稳定的社会里,各社会阶层的权利和义务大都是从文化角度界定的,虽然如此,但是在更加变动不居的阶级体系中,亚文化和反文化的规范已变得非常重要。在过去的20年中,通过描述各阶级在价值观、时间观念、欲望的程度、休闲方式以及抚养孩子的实践方面的差异,我们对美国阶级体系的理解已经理所当然地深化了。

在解释这些现象的广泛变化时,亚文化概念的引进有助于避免源自阶级的偏见。尽管如此,在阶级分析——比如对反常行为的研究——中,在消除中产阶级的并且常常是对农村的偏见的努力中,可能存在着矫枉过正。有证据表明,阶级之间的差别并不像亚文化研究的方法所设想的那样,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不同的价值观和规范之上的。用默顿(Robert King Merton)的话来说,底层阶级的这种“标新立异”不仅是被中产阶级人士界定为“标新立异”的亚文化行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对令人沮丧的状况的回应,是应对目的与手段分裂的努力。当分裂减少时,价值和行为的变化也会相应地减少。因此,罗森(B.C.Rosen)“惊奇地”发现,生活在美国东北部的黑人在一次有关“价值实现”的测试中所得到的分数,比他根据对黑人“文化”的描述所作的预期要高得多。这或许表明,较低的价值实现更多地反映出来的是对困难状况的反抗,而非亚文化规范造成的结果。如果状况改善,价值实现也会得到改善。斯蒂芬森(R.M.Ste-phenson)发现,处于较低阶层的青年人的就业计划要明显低于处于较高阶层的青年人,但是两者对职位的渴望却差别很小。他的研究成果表明,阶层的差别不仅体现在规范上,而且体现在发展机遇方面。所以,行为的差别只是部分地由亚文化差异所导致。较低阶层的成员对教育的渴望程度较低,这也部分地被认为是由社会地位引起的,而不仅仅是由道德规范引起的。当社会情境发生变化时,价值和行为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这在穆里根(R.A.Mulligan)有关蓝领工人子女对《军人安置法案》(GI Bill)的教育机会的反应的研究中,以及在威尔森(A.B.Wilson)关于较低阶层的男孩就读于较高层次的学校和较高阶层的男孩就读于较低层次的学校的研究报告中,都有体现。

简言之,如果我们能够区分由于角色的影响、亚文化的变化以及对文化剥夺表达出的反文化反应而导致的差异,那么我们关于社会阶级之间的行为差异的思考就会深化。这些差异在不同社会中的比重会有所不同,研究的任务是详细论述不同比重所导致的状况。我们可以提出一种假设,即在开放社会的底层阶级成员中可以发现比封闭社会的类似群体更多的反文化规范。

通过对上述差异的区分,对于不同行业成员的不同行为的解释也可以得到深化。在这里,角色与亚文化之间的对比更为有用。教师的角色包含一定的权利和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把他整合进和一个他所期望并已经形成的与其他人的关系的体系中。另一方面,教师亚文化只要存在,就会把教师从其他人的文化世界中分离出来。教师亚文化要么不为其他人所知,要么作为与其他人不一致和冲突的原因而为人所知。此外也存在一些与职业生活方式有关的反文化现象。例如,贝奇凯什(H.S.Beckes)在区分“爵士音乐家”与“广场音乐家”的社会价值时写道:“在社会生活中,他们从音乐和广场两个方面对商业主义的拒斥是对全部美国文化的拒斥,这些人可以享受特权地位,但是却不能在其中获得使他们得到满足的个人调适。”换句话说,他们的生活方式只能通过冲突的主题来补充,这从文化和亚文化的视角来解读才能获得理解。卡梅罗(W.B.Camero)也持相同的观点。尽管没有使用“亚文化”这一术语,但他还是描述了舞蹈伴奏乐队群体(dance-band group)不同于其他群体的规范,这也许是他们的艺术“难以理解”、他们的日程安排与众不同等等的一种结果。但是,他还指出了乐队成员的一些规范中存在的“相反”(corltra)的方面,并认为这些方面来自早期的成员把爵士音乐家与青少年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事实。

七、结论

在很多领域,特别是在分析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层面的特定关系方面,对术语的不恰当界定困扰着研究。因此,“失范”(ano-mie)仍然既用于指属于社会结构的犯罪行为,也用于指属于人格的犯罪行为,尽管这种混淆正在逐渐减少。“角色”有时用来指为占据某一职位的人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有时用来指那一职位中个体的行为。我曾经指出,亚文化既被用于界定一个亚社会的传统规范,也用于指一个陷于困境并充满冲突的群体的新规范。本文指出,传统规范与新规范在起源、功能和持久性方面存在不同,而且认为,把反文化概念用于后者的做法可能会有助于改善社会学方面的分析。

指导亚文化研究的假说可以最大程度地从关于文化的一般理论中获取。作为一个范例,可以假设亚文化首先会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即作为流动的一种结果,或作为交流的一种拓展(这种流动和交流使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成为同一社会的成员),随之而来的却是物质的隔阂或社会的隔阂,或两者并存的隔阂,这种隔阂阻碍了社会成员的充分同化。

另一方面,关于反文化的假说可以最大程度地从社会心理学理论——例如对集体行为、挫折一攻击理论或群体构成的理论的研究——中获取。例如,有人可能会假设,在主要价值观被剥夺和遭受挫折的情况下(在这种被剥夺显然是由于与主流群体的广泛交流造成的情况下),以及在价值观混乱和社会秩序控制较弱的情况下,反文化的价值观和规范就会出现。有人可能希望借助这些假说来发现美国南方农村黑人中的许多亚文化价值观。然而,有人预期反文化规范会在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城市黑人中日益发展起来。这两个群体都受到了剥夺,但是在都市环境中,他们与主流群体的“价值观疏离”更为严重,价值观更为混乱,社会控制更加弱化。

社会学家的亚文化需要对全部人类行为进行精密的研究。这种需要导向一种假设,即现代社会成员所相信并遵从的各种规范并非价值观混乱和崩溃的象征,毋宁说它们是一种暗示,这种暗示意味着都市生活使来自不同文化世界的人们进入了一个互动的系统。社会学亚文化可能存在着一个未曾预料的结果:我们夸大了不同世界共同的隔阂和联系。一个重要的经验性问题关注的是不同世界互动的程度和结果。

亚文化范文第3篇

第一个利用网络视频做营销的案例似乎已经不可考,但百度的“我知道你不知道我知道你不知道我知道你不知道”视频宣传片,则应该属于早期非常有名的视频营销案之一。

这个视频的完成和开始传播的时间大致是在2005年的第三季度,在那个时间点,即使是Youtube也是刚刚成立一年不到(这家网站成立于2005年的2月,并在之后的一年多后,才声名鹊起),更遑论中文的视频网站。但这段视频流传得很广,当时主要的传播渠道是通过BBS。

这是一段非常草根的视频短片,主角是一个模仿周星驰路数的人,并且同样以唐伯虎作为装扮,笑声也极尽模仿星爷的那个招牌笑声。这位在视频中有点模糊不清(早期网络视频的显示通常都很模糊)而看上去甚像星爷版的唐伯虎,利用中国经典断句难题“我知道你不知道我知道你不知道我知道你不知道”,狠狠地嘲弄了那个只晓得“我知道”的老外,最后把老外的女朋友都勾到了手边,尼姑也动了凡心,老外当然就如同星爷版的《唐伯虎点秋香》里的对子王那样吐血倒地,从而引发出关键命题:百度,更懂中文。

这段视频,稍微接触过两大搜索引擎的人都可以看出对google的嘲弄。

百度从来没有在正式的传播渠道(比如电视)中推广过这部广告片,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广告所宣称的“百度更懂中文”有和竞争对手进行比较的嫌疑,这在中国的广告法中是不允许的。更何况,百度也很难拿出简明但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事实上,百度当时的宣传片并不只有这个,还有一部“百度流量最大”的“孟姜女哭倒长城”的广告片,但它的传播范围,远远比不上先前提到的那一部。

既然百度自身没有发力去推广这部视频,我们就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百度的这部仿星爷作品会有这样大的传播量,而它的另外一部,却显得相对弱小,更进一步,一年后,雅虎中国连做三部网络视频宣传片都无法企及这样的传播高度呢?

这和中国的网络UGC文化非常有关联。

两种“冲突”的文化

在中国的互联网世界里,大致可以看成是两个部分共同组成的。一个部分不妨称为主流文化,这种主流文化的锻造是由各种背后有组织的水平或垂直类网站缔造的,这里最大的主力军是门户网站和垂直类网站中的排头兵。另外一个部分不妨称为亚文化,则是由上亿网民自己打造的。在web2.0概念出现之后,这个部分被称为UGC(users generatecontent用户产生内容)。而在web2.0概念出现之前,这个亚文化则弥漫于各种类型的BBS之中。

这两种文化,某种意义上讲,是在冲突之中的。主流文化不断“结构”着网络世界,有意无意地去制定网络秩序或规范或标准,但亚文化则在不断“解构”着网络世界,不自觉地在试图冲破前者努力打造的秩序、规范或标准。这种解构的动作,某种具象表现形式就是:恶搞。

这也正是恶搞在中国的互联网上,特别是在那个亚文化盛行的互联网上极其容易传播的原因。比如说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那可是中国互联网史上恶搞型视频中的巅峰之作。

虽然恶搞是一种所谓“用滑稽、搞笑整蛊等方式表达出自己心里对某些事物的看法”的手法,但恶搞作品能否得到最大范围的传播和恶搞对象本身的名气很有些关联。《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恶搞对象是大片《无极》,后者本来就是重金推广的电影,因此这部恶搞作品的影响范围如此广袤并不奇怪。但同样也是胡戈出品,同样是恶搞作品,《乌龙山剿匪记》便反响平平,甚至有人认为胡氏已江郎才尽。但归根到底,《乌龙山剿匪记》并没有什么太实在的有名的恶搞对象。

所以,中国互联网的解构式亚文化有着和国外非常不同的一个地方,那就是它依托于那个已经被结构了的主流文化。结构得越强,解构后的传播力度就越大。凭空制造一个恶搞作品,在中国的UGC江湖里,是传播不了多远的。

比如说雅虎中国的推广片。雅虎找来了中国的顶尖导演陈凯歌、冯小刚以及张纪中,拍摄了三段广告片,陈凯歌的《阿虎》走的是找一条忠诚的狗的动情路线,张纪中的《前生今世》则用一种奇幻加武侠的手法来表达雅虎的“找到就是快乐”,只有冯小刚的《跪族》使用了“恶搞”的手法,在讽刺暴发户的同时,也试图表达雅虎搜索的强大。在百度的视频搜索中,可以发现这样的结果冯小刚的《跪族》视频不仅排在前列,而且搜索结果也更多(可见网民们是多么喜欢去传恶搞的视频)。但比起2005年的百度广告片,它的传播效果就等而次之了。

百度的这个宣传片,同时也捧红了一个人:陈格雷,这个今天发明了“张小盒”这一卡通形象的营销人士。陈氏后来透露说,雅虎的三大广告片的投入是3000万(请动这样的大牌导演以及范冰冰范伟这样的名角,这个数字并不夸张),而百度的唐伯虎和孟姜女加在一起不过数十万,考虑到后者并没有什么大牌演员和导演,这个数字也是可信的。从市场推广的ROI角度来讲,百度的确技高一筹。

这吊诡的恶搞

我不知道陈格雷和百度是不是吃准了中国互联网盛行一种恶搞文化而去操刀唐伯虎式的宣传片,但显然这个视频是暗合中国BBS文化特征的,也正因为如此,成千上万的网民自发地去贴这个视频为百度无偿打工。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百度并没有吃准这种恶搞文化的背后还是对主流文化的模仿这一特征,不然它就不会去推出孟姜女篇。虽然孟姜女本身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人物,但她的故事并非是BBS人群中喜欢关注的主角,孟姜女本身也从来没有成为互联网主流文化的关注点。

以Flash技术为核心的视频网站的盛行,将“视频”这个其实蛮古老的网络产物变成了UGC江湖中的一个:视频网站。也正是因为进入了亚文化之中,主流文化中的视频制作手法,是不能起到在主流文化中的作用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能在电视里播放的广告,投放到视频中,效果会很不尽如人意。不过,也许是成本的因素,也许是理念的问题,今天,在视频网站中出现的视频广告,大多都是TVC的文件形式转化而已:无非就是把电视里播放的广告,格式改一下,投放到互联网中。这种做法,失败是常态,成功了才是变态。

随着UGC的不断深入,web2.0开始风起云涌。除了早期的BBS这一UGC阵地外,又出现了Blog这样的UGC产物。不过,利用Blog进行视频宣传片的推广,和利用BBS的,还不太一样。

相对于Blog,BBS的草根性更重,也更喜欢玩“无厘头”风格。这和BBS本身的澡堂传播模式是有关联的:你可以听到很多人说话,但这些人却面容模糊。除了版主和论坛中的大虾级人物,大多数BBS中的用户只是一个ID罢了,并不代表什么。但Blog不同,Blog带有很强的个人网络自

我代入性。

当我不喜欢一个BBS时,我可以迅速地离开它:当我这个ID在这个BBS中不方便再使用的时候,我可以迅速地换一个ID。但我恐怕很难去换一个Blog,这太麻烦。以Blogger自身为核心的长期的Blog书写,所谓文如其人,自我代入性(或者说,自我披露性)是互联网诸形式中最强烈的。而自我一旦代入,所谓的“品位”就被提升了出来。因为品位这两个字,从来是和“我”希望在别人面前所展示的“我”有关。

恶搞这个东西,虽然很好玩,也很好笑,但品位却是缺乏的。同样一个人,他/她可以去BBS里张贴一个恶搞作品,但却不太会在自己的Blog里张贴同样的恶搞作品。在Btog里所能出现的广告推广片,要么和创意有关,要么和幽默有关。而这两者,统统可以代表Blogger自身的品位。

在一些Blog上,我见过这样一段视频宣传片,这是一部推广ariston洗衣机的视频,但在视频一开始,你却看到的是蓝色的海洋,和游来游去的海底生物。随着镜头的不断推进,以及影像的不断清晰,你终于发现,这些游来游去的东西,原来全部是在一台滚筒式洗衣机中的衣物:衣服、裤子和袜子。镜头在你看清的那一刹那忽然拉了回来,赫然,你看到的便是一台洗衣机。

这是一部相当有创意,画面也相当唯美的视频宣传片。在自己的Blog上张贴这样的广告视频,不仅没有那种浓重的商业气息,也可以给自己的浏览者一种美的享受以及对自身品位的肯定。组织可以利用这种blogger的特性,制作网络视频宣传片,让UGC来帮助自己完成推广。

不过,另外一种网络视频,则更容易获得Blogger的青睐,那就是幽默。百事可乐曾经做过很多这样的广告片,比如一部广告片里描述一个小孩,因为在饮料机面前无法够到最高处的百事可乐的按钮,就投币买了两罐可口可乐拿来做垫脚石。最幽默(或者玩阴谋式)的是,这个小孩够到了百事可乐的按钮而投币买走一罐后,那两罐倒霉的可口可乐被留在了那里,小孩正眼都不瞧一下。

这种有些阴谋诡计式的幽默,在正统的宣传渠道里是不能被接受的(百事这部广告片是被禁的),但在互联网的海洋里,却可以畅行无阻。因为这已经很难说是一种广告了:组织制作了视频之后,并没有证据表明用来做“广告投放”。

网络视频和电视广告非常不同的一点在于,后者的投放是组织自己的行为(也不能期望受众帮你推广,因为他们根本开不了电视台),但前者的投放,却完全可以仰仗视频观看的受众。如果足够有创意的话,只需要进行小范围的投放后,自会有大批的受众跟进,成为你的传播者。但“足够有创意”这五个字的背后,就是组织对中国互联网亚文化的一种把握,对UGC的U(user)的心态的了解。模仿主流文化的恶搞行为、极具创意的唯美行为、有点搞坏的幽默行为,都是组织制作视频时可以采纳的理念。

互动式视频广告

最后不得不提到另外一种制作理念,基本上市场上还没有大规模出现,那就是互动式视频广告,或者说,品牌植入的Flash小游戏。比如说,汽车厂商可以搞一个以自身汽车为主的赛车游戏。Webgame最大的好处是玩起来时间很短,很利于上班的白领间或去放松一下神经,同时,也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接近品牌。BBS和Blog,都有可能去传播这类小游戏,当然,前提是这种游戏的品牌植入,不能太过突兀。

亚文化范文第4篇

青年亚文化浪潮的一次次起伏,深刻反映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趋势。可以说,掌握了今天亚文化奥秘的人,就掌握了未来。

2011年,网络热点依旧频出,但无论是神曲《忐忑》,还是咆哮体、淘宝体,都会让许多人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为什么会流行这些奇怪的东西?这些单独的现象背后,有什么规律或者趋势吗?应该怎样看待这些现象?

实际上,这些现象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亚文化。

亚文化的“前世今生”

亚文化的英文是subculture,sub的意思是低于、次于,culture的意思是文化,所以可以译为次文化、亚文化。汉字的“亚文化”一词在日文中出现较早。

亚文化既不同于代表权威的精英文化,也不同于以一般大众为对象的大众文化,而是流行于社会边缘地带的青少年群体的文化,其内涵大致相当于“青年文化”,或者说“青年群体自创的文化现象”。

社会学家认为,亚文化和主流文化,都是社会总体文化的一部分,是社会关系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存在。也就是说,所谓的“亚”,并不是“低级”的意思,而只是说它没有获得更为正式的社会认可,主要是在某一个群体中流行。

判断一种文化现象是不是足够“亚”,可以以它在成人世界中引起的反感程度作为标准。

周杰伦在最开始时,被主流音乐界瞧不起,而青少年特别喜欢他的音乐,这便表示他足够“亚”,直到他登上“春晚”。如今,网络上一些模仿他曲风的草根歌手受到90后的追捧,依稀让人想起当年情景。

如今在年轻族群中普遍存在的“亚文化”现象并非自古就有,而是战后消费型社会形成后出现的社会现象。

亚文化发端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英美等发达国家。

日本在战后,也经历了几次亚文化浪潮,甚至雕塑出了今日以创意文化为支柱产业的“酷日本”社会形态。

历史地看,与主流文化相比,亚文化代表着先锋、前卫、离经叛道,而在主流文化看来,亚文化往往是古怪的、丑陋的、不可理喻的。

那么为什么各国青年群体都会喜欢、追捧那些不为主流审美和规范所认可的东西呢?

自80年代开始,就有人将中国出现亚文化现象的原因归结为社会道德的堕落、青年群体价值观的扭曲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其实,这种说法更像是一种托词。

在任何一个出现亚文化的社会,几乎都是因为在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中,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规范无法获得新生代的认可和遵从,也无法向青年人提供受其欢迎的文化产品,或者说,主流文化偏于保守的特点,使其无法做到“与时俱进”,所以青年群体只能自己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现象、产品和风格,来满足自己的文化需要。

亚文化研究理论认为,“风格”是亚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核心的关键词。“风格”远远不是以什么方式着装、说话、演唱这么简单,它是权力关系、社会矛盾聚集之点。

亚文化是当今青年确立自己文化身份的一种重要途径,并试图以此来影响主流文化,获得更多文化话语权。

青少年在成为掌握社会资源和文化话语权的主流之前,出于青春期天生的叛逆等原因,喜欢通过一些不被主流认可的方式,来表现反抗权威、抵抗主流社会文化的姿态。曾有年轻人这样来说自己穿衣打扮的动机:穿得好看难看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上一代看了不舒服,让上一代看了血压上升。而只要出现一个对于这种心理比较宽容的社会环境,那么就很容易促使青年人源源不断地制造亚文化现象。

S・霍尔指出,尽管这种离经叛道的亚文化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但它仍是“对一种前革命的社会、政治和组织问题的后革命的文化反应。”“但是,一些亚文化仅仅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它们浮出水面,变得可辨认并被贴上标签;它们一度控制公众注意的舞台,然后它们淡出、消失或被广泛传播以至于失去了它们的独特性。这里,正是亚文化结构的后一种,主要与我们有关,无赖青年、摇滚客或光头族奇特前卫的着装风格、关注点和环境等等。”

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开始出现亚文化,曾经属于60后一代人记忆的喇叭裤、蛤蟆镜、霹雳舞,都是典型的亚文化现象。如今,谁还会对穿牛仔裤的人说三道四?这是亚文化蜕变为主流文化的一个典型事例。

考察各国亚文化现象流变,不难发现,亚文化中的许多要素,会随着青少年的成长,最终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换个角度说,亚文化成为主流文化进行自我更新、升级换代的一种原生性动力来源。

亚文化对主流文化本身是一种压力、一种挑战,同时也是一种刺激和推动。这种压力会随着亚文化的持续发育和能量聚集,形成向主流文化的渗透,最终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主流文化的革新。这种规律在美国、英国和日本最近几十年的亚文化发展过程中都有集中而突出的表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西海岸的同性恋亚文化群体,形成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最终影响了相关立法和政策制定。而以摇滚乐、嬉皮士为经典符号的亚文化,更是成为青年人推动反战、环保、消除歧视和贫困等社会议题的有力武器,对政治权力构成现实压力,促使其展开正面对话,最终推动了相关社会议题的落实。

如今,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兴盛,这种“亚文化压力”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和明显,也迫使主流文化不得不越来越快、越来越直接地作出回应。

与亚文化共舞

总结青年亚文化的种种现象,不难发现这样几个基本特点。

群体性:亚文化是一种群体现象,而非个体现象。如果只是某个人别出心裁的表达,没有引起其他人的共鸣、呼应和效仿,那就只是个例,算不上是亚文化现象。有专家认为,亚文化不是一个人的文化,而是一个群体的文化。

自发性:源于草根,是青年人自己的创造,而非来自于权威的倡导和宣传。

通俗性:内容都是通俗的,而非高雅的。表达手段和方法是后现代的,具有反体系、碎片化等特点,包括对雅、主流、权威的颠覆和解构。

生态性:任何一种得以进入稳定发展期的亚文化现象,都会形成自己的“生态系统”,也即亚文化“圈子”,每个圈子都有自己的话语系统、仪式、规则等等。比较典型的是以街头篮球、嘻哈音乐和街头服饰风格为主要载体的“街头文化”。

直接性:亚文化群体往往采取非常直接的表达方式,毫不遮掩地宣泄各种情绪和想法,包括采取一些粗鄙、露骨的方式,这也造成了亚文化良莠不齐的局面。

主题性:试图通过富有个性的方式去把握一些内涵深刻的主题,如死亡、爱情、奋斗、生活意义等,甚至经常会从反面、消极等角度来展现各种矛盾冲突。这也是亚文化中容易对青少年价值观产生消极影响的方面。

小众性:长期观察青年亚文化现象的马中红教授认为:亚文化群体或部落相对封闭,它们通过制定标准,不断优化部落成员,也通过设置权限以及风格化的语言等方式阻断“游客”深度进入,处于自我认同、自娱自乐的小众状态中。

孟登迎指出:“在国内,青年亚文化依然是小众的,年轻人也有尊崇权威的一面。绝大多数青年在仪式表现上觉得自己很反叛,但骨子里还是很容易被主流文化所引导。”

主流文化如何与青年亚文化良性互动,是每个出现了亚文化浪潮的国家政府都十分关心的问题。青年亚文化浪潮的一次次起伏,深刻反映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趋势。可以说,掌握了今天亚文化奥秘的人,就掌握了未来。

实际上,近年来各地摇滚音乐节的大流行,便是主流权力通过与青年亚文化达成合作关系形成的一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有效提升地方品牌价值的模式,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在这种合作模式形成过程中的对话、磨合和双赢的结果,都在客观上促进了官方与草根、老与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成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非常需要的一种剂和黏合剂。

有人可能要问了:“韩寒和郭敬明是不是亚文化现象呢?”应该说,他们曾经是一呼百应的青年亚文化领袖,但是现在,他们正在成为影响并决定游戏规则的人。此类人物本身就已经成为价值巨大的文化消费品,而他们生产的文化产品,也在持续创造经济和社会价值。

“中国最富有作家”郭敬明是发掘80后和90后亚文化类型文艺作品的先锋,并因其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而成为拥有一定话语权的“主流”,他在青少年族群中的地位,类似于1956年获得芥川文学奖的石原慎太郎,其代表作《梦里花落知多少》《小时代》便活似帮助石原夺奖的流行小说《太阳的季节》:都是在反映都市年轻群体被物欲掌控、被物质装点的“现代生活”。

在今天物质文明总体上已经具备一定基础的环境下,原创歌曲、实验电影、玄幻小说、街头涂鸦……都成为亚文化的源泉。而亚文化转变成大众文化的例子也不少见。2011年,《老男孩》和《失恋33天》两部电影的爆炸式流行,就是小众的亚文化在一夜之间成为最热门大众文化现象的经典案例。

可以说,当下中国最大的亚文化现象,是青年人创造出来的互联网亚文化,或者说,以互联网为传播媒介的各种亚文化。互联网在传播信息方面高效、便利等特点,让亚文化影响主流文化的周期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显著,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亚文化发展的一个新特点。“卖萌体”、“淘宝体”从线上到线下的传染式流行便是一例。值得引起重视的是,这种亚文化正在慢慢地改变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且在暗示着某种时展的趋势。

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谈文化改革、繁荣和发展,不能忽视亚文化的作用。因为往往是亚文化在贡献着真正为各种青少年族群喜闻乐见的文化内容和形式。而且,亚文化所使用的语言、表现形式,还会起到调剂主流文化刻板、严肃面貌的作用,让主流价值观更具亲切感,实现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更为顺畅的效果。

换句话说,主流价值观如果想在当下青少年群体中有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传播,取得更多的认可,就需要对亚文化有更多研究和借鉴。

当下我国青年亚文化现象点击

摇滚乐:似乎是亚文化永远的主题,“摇滚精神”一直都是许多年轻人的精神寄托,从未在青少年的生活中远去。

小清新:最初指的是一种以清新唯美、随意创作风格见长的音乐类型,即“独立流行”,之后逐渐扩散到文学、电影、摄影等各种文化艺术领域,成为当下一种重要的亚文化现象。

非主流:本意指张扬个性,不盲从大众潮流,后来发展为一种难以被大众接受的风格,包括“火星文”、颓废唯美风格的图片、夸张的发型和装扮等,主要在90后中流行。

亚文化范文第5篇

本文作者:刘慧明工作单位:兰州交通大学

(一)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冲突文化冲突是指不同形态的文化或者其文化因素之间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过程。在当下我国民族地区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整体性、结构性的社会变迁和发展的转型时期,存在着不同文化的冲突与碰撞。这种冲突在具备了一定情境和因素后,就会诱发犯罪。美国犯罪学家索尔斯坦•塞林深刻地指出:“作为文明生长过程的一种副产品,文化冲突是社会变迁过程的自然结果。当一种文化或亚文化区域的规范移入另一区域或与另一文化区域的规范相接触时,文化冲突在所难免,这种文化冲突是不同社会价值、利益、规范和文化准则的冲突。”[9]129—139塞林分析了不同文化准则的规范之间发生冲突的原因:一是当这些准则在毗连文化区域的边界接触、碰撞时;二是有关法律规范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当某一文化群体的法律规范延伸到另一文化群体的领域时;三是当某一文化群体的成员迁移到另一文化群体中时[9]134。据此,塞林将文化冲突分为原生文化冲突和次生文化冲突,前者产生于不同文化系统或区域规范间的接触中,后者产生于一个文化系统或区域内群体分化的过程中。如在甘肃省甘南州、青海省海北州的矿产资源开发方面,就凸显出原生文化冲突。来自外地的矿山开发者觉得自己办理了合法的采矿手续,理直气壮地要采矿,但当地村民认为采矿会影响到“神山”,会触怒神灵,带来灾难,坚决反对外来人员进山采矿,于是双方产生冲突,引发争斗。每年4至10月,伴随着开发、生产、建设、运输高峰的到来,外来流动人口剧增,特别是一些矿产资源富集、开发度大、处于转运集散地的区域,外来人员结伙犯罪,与当地村民产生矛盾冲突的事时有发生,有的成为经常性整顿治理的重点区域。另外,有学者指出,从阶层分化来看,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新的边缘性的群体,如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等省会城市中的少数民族“农民工”等就是突出的例子。理论上讲,这些少数民族边缘群体的出现是社会分化的结果。少数民族“农民工”边缘化的生存状态造成其弱势地位。从其宗教文化的行为和感情看,他们受到周围环境的限制,无法恪守原有的宗教行为。当其无法按时完成宗教功课时,心里就会产生压抑和受剥夺感[10]。当这种社会压抑和受剥夺感不能及时得以正确疏导和有效调适时,受犯罪亚文化的不良影响,就会导致极端行为或违法犯罪。因为流动人口身处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交叉中,两种不同文化规则之间的差距极易引起文化冲突,诱发不同程度的认同和心理危机。这种因区域内群体分化所形成的次生文化冲突,导致流动人口心理失衡,加剧了失落感和不满情绪,成为社会治安的隐忧。(二)畸形致富文化犯罪学家克洛沃德和奥林认为,犯罪是由个人对获得成功的合法机会和非法机会的不同接近程度决定的;当个人谋求成功的合法机会受到阻碍时,就会利用非法的机会(手段)追求成功,从而导致越轨及犯罪行为的产生[7]1046。例如,甘、青、藏等民族地区囿于地方经济水平以及发展区位因素的限制,某些人采取犯罪手段来获取违法利益。在甘肃临夏、甘南和陇南等贫困地区,一些贫困人员认为贩毒赚钱能够快速缓解和改变自己的经济困境,就加入了犯罪活动的行列。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2011年1千克海洛因在云南边境黑市价约为2万元左右,贩运到甘肃价格飙升至批发价38万元,零售价格约70万元,贩毒可谓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在利益的驱使下,很多人甘愿冒坐牢甚至丧命的危险去贩毒。临夏当地就流传着“下云南上前线(东部),一来一去几十万,杀了脑袋也情愿”的说法,甚至出现了“杀了老子儿子干,杀了丈夫妻子干”的家族性贩毒现象[11]。又如,2005年以来,青海省共侦破制贩枪支案件118起。在公安部督办的“3•03”特大跨国贩卖枪支案中,抓获了17名犯罪嫌疑人,青海籍11名,其中5名就来自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该县被称为中国的“黑枪三角区”,全国各地都收缴出了“化隆造”黑枪。化隆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县,1986年被国务院确定为部级贫困县,2001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该县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68%,枪患严重地区的群科、德恒隆、牙什尕、甘都等乡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90%,年人均收入不足800元。当地的制枪窝点制造一支“化隆造”枪支成本不足100元,而不法分子将枪贩卖到西宁等地,售价就达1000~1500元左右,再销售到外地,一支枪的售价则高达8000~10000元[12]。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人们纷纷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德恒隆乡牙曲滩村就是当地百姓参与造枪比较突出的一个村庄。牙曲滩村有300多户人家,近几年因造枪被判刑的就有100多人,有的家庭是弟兄几个都被判刑,有的是夫妻同时被抓。很多犯罪嫌疑人用制贩枪支的非法所得盖了新住宅,购买了汽车、摩托车,在村子里富甲一方,使犯罪嫌疑人所在村庄甚至乡镇产生了很大的模仿效应和从众心理。制贩枪支犯罪嫌疑人即使被抓获,接受审判,也存在着“苦了我一个,服了几年刑,幸福一家人,起码不受穷”的想法。“在一些老百姓看来,这个(制贩枪支)就是一门手艺。我靠这个吃饭,你愿意买,我愿意卖,只不过法律不允许罢了。但我做这个事情毕竟没有直接害死什么人。”[13]这种畸形致富文化在贫困地区很有市场,甚至受到很多贫困人员的追捧。(三)贪腐文化作为一种犯罪亚文化,贪腐文化为腐败犯罪亚群体成员提供了实施腐败犯罪时所信奉和遵守的一整套价值标准、内在动机和群体意识。贪腐文化植根于腐败犯罪亚群体权力失范的生存状态,腐败分子将权力异化为特权,非法疯狂攫取社会资源和财富。一旦犯罪得逞,又反过来强化了腐败分子的贪腐意识。例如,2011年,青海省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37件187人,所立查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大案79件,要案28人;自治区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34件36人,其中查办贪污贿赂案件28件30人、渎职侵权案件6件6人,查办大案24件,占立案数的70.6%;甘肃省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678件1016人,同比上升5.9%和7.9%,其中,贪污贿赂案件578件864人,渎职侵权案件100件152人,立案侦查大案306件,其中涉案金额100万元以上的特大案件16件;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要案36人,其中厅级干部1人。兰州市检察机关在公路系统查办贪污贿赂犯罪窝案51件61人[14]。具有典型意义和社会影响恶劣的是甘肃省宕昌县原县委书记王某和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原副厅长张某的职务犯罪案件。审判机关经审理认定,王某非法收受他人财物1053万余元,另对349万余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一审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王某坦陈:“我受贿犯罪是自身腐化堕落的结果。”因存在“监督缺位、体制缺陷、工程招标法形同虚设、腐败蔓延的社会风气”等种种客观因素,他称自己所有受贿行为都是在社会大背景和潜规则影响下的“被受贿”。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原副厅长张某全部资产总额为2146万多元,其中有现房16套,实际投入956万多元,银行存款142万多元,股票账户资金近500万元,手表、玉器、金条价值111万多元,对企业投资及借款340多万元,另有轿车两辆,价值近36万元,购物卡17.2万元。在其资产中,张某能说明来源的共计1173万多元,其中收受贿赂428.28万元,礼金174万元,尚有973万多元的资产不能说明来源。当记者问其觉得收礼是不是犯罪时,张某回答:“当初的想法简单,没有过多考虑犯罪不犯罪,就是图个心理平衡,这是心理防线崩溃的过程。”[15](四)暴力文化暴力文化是亚文化中的一部分,是指明显激化行为冲突、激发暴力犯罪的不良文化积淀,即有助于暴力行为发生的行为规范的亚文化。克洛沃德将少年犯罪亚文化群分为犯罪亚文化群、冲突亚文化群和逃避亚文化群三种类型[7]1049,其中冲突亚文化群折射出暴力文化的特性,即暴力文化将暴力视为获得地位和成功的手段,鼓励使用暴力,用武器和对立的帮伙进行殴斗,以便赢得尊敬和威信。他们随时准备殴斗,以便维护群体和自我的荣誉与完整,其直接目标是借助暴力获得专横与破坏性暴力的声誉,并从殴斗中获得快乐与满足。这主要表现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其他团伙犯罪。诚如学者所析,黑社会组织是具有内部互惠的封闭式组织。由于群体形式的作用,参加者具有群体意识,表现为黑社会群体中的成员对群体的共同感与归属感……强烈的群体意识又引发了群体文化的产生,成为其组织的标签。黑社会组织的内部文化在大的文化背景下具有鲜明的亚文化特征,既是不同黑社会组织的符号,又是所有黑社会组织区别于正常社会组织的符号[16]。例如,截至目前甘肃省规模最大、制造命案最多的马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案,涉及27项罪名、60名被告人,涉案人命13条,重伤5人、轻伤5人,轻微伤4人。主犯马某曾说:“我们没有正常人的思维,不遵循正常人的行为模式,经常东躲,遇有‘行动’会集一起,没有动静,各自为政。我们行动的缘由很简单,多数只为给相识的朋友争个面子,长个精神!有时根本就没有理由。”[17]可见,所谓的江湖义气、扭曲偏执的思维和冷酷血腥的行为,是暴力文化的构成要素及其符号。

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冲突发生于主流社会与犯罪亚群体之间,并直接表现为价值观念、心理及人格的对立,间接表现为犯罪与犯罪治理的博弈。该种冲突归根结底还是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对立。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冲突表现为犯罪亚文化通过犯罪等社会越轨行为违背、破坏主文化及其所要求的社会秩序,主文化通过法律等手段否定、制裁由犯罪亚文化催生的犯罪等社会越轨行为[18]。笔者认为,犯罪是文化的具象化和实定化,不同类型的犯罪折射和蕴涵着不同的文化指令,对犯罪亚文化的祛除应当采取多样化手段予以综合治理。(一)发展经济是根本贫困并不必然引起犯罪,但却是导致文化冲突的物质性原由,反映在犯罪亚文化产生的条件方面,则是抑制犯罪的“社会化”因素较弱,而诱发犯罪产生的消极因素较强。有学者指出,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拉大,下岗失业人员、贫困群体数量众多,如果这种状况长期存在会对西部社会的稳定产生重大影响,贫困虽然是一种经济现象,但贫困问题的长期存在,也会演变成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近年来,落后地区“两抢一盗”、贩毒、贩卖人口等犯罪居高不下,个别民族分裂分子和不稳定分子,借贫困落后问题煽动贫困群体的不满情绪,制造事端,从反面印证了这一问题[19]。无疑,这些差距实质上形成了不合理的社会分层,聚集了多种社会矛盾,是犯罪亚文化衍生和蔓延的物质诱因。相反,如果真正解决了贫困问题,就会极大地挤压犯罪亚文化的生存空间,降低犯罪率。我们在调研中得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康乐县将“治穷治愚,脱贫致富”作为解决问题的根本来抓,取得了明显成效。以该县虎关乡为例,2011年被抓获的贩毒人数从6人下降到0人;被查获的吸毒人数从6人下降到4人,下降了33%;新发现、滋生吸毒人员从2人下降到0;因引发的刑事案件从8案8人下降到0案0人;因引发的治安案件由3案3人下降到0案0人。该乡由过去的重点乡变成了现在的致富带头乡。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对防治犯罪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二)弘扬社会主义文化是关键安东尼•吉登斯指出,现代性的基本要素包括“时空分离”、“制度抽离”以及“自我反思”,其影响深远的后果之一就是使人们普遍地生活在一个“后传统社会”里,在这种处境中,世界的大部分处于分裂或者准分裂状态,文化认同体破裂了,人就被抛入了本体论的焦虑中[20]122。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文化危机和文化认同并存,文化迷思与文化自觉交织,呈现出多元复杂的样态。有些社会成员在文化危机和文化迷思的阴霾中无以自拔,从而陷入巨大的焦虑漩涡。当这种焦虑感无法释怀时,一旦与致罪因素结合,就会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当今时代既是一个文化多元化并存且相互冲突的时代,又是一个文化选择的时代。如何对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未来文化进行审慎合理的选择,是亟需破解的课题。正确把握文化选择的向度,将有利于主文化的建设。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社会主义文化是我国的主文化,其精髓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从此意义上讲,坚守社会主义文化阵地,弘扬主旋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祛除犯罪亚文化的关键。(三)营造良好文化氛围是保证奥格本指出,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文化中的物质部分首先变迁,其次是文化中的精神部分,最后是文化中的风俗、习惯发生变迁,这种现象称为“文化滞后”或“文化惰距”(culturelag)[4]439。笔者在调研中发现,目前农村经济水平提高,农民物质生活明显改善,但农村文化生活单调,村民聚众成风,隐患极大,是引发刑事治安问题的重要渊薮。例如,2012年2月3日,甘肃省西和县发生一起人伦惨案。犯罪嫌疑人薛某嗜赌成性,因赌资问题与其父发生争执后,持剪刀将父亲捅死,将年幼的女儿和儿子残忍杀害,随后上吊自杀。为了改变此种“文化滞后”或“文化惰距”现象,必须加强教育,加大打击力度,净化社会风尚。中共中央在《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要通过采取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现代传播体系,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等途径,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就现实而言,营造良好文化氛围,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一是强化文化安全意识,依法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文化进行的渗透、颠覆、破坏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二是将“扫黄打非”、整治网络色情和低俗信息等行动常态化,依法严厉打击网络犯罪,推动文明有序、理性健康的网络环境的形成;三是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教育,积极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四是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形成人人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五是为社会公众创造文化生活的良好条件,搭建优质文化平台,引导他们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生活。(四)创新社会管理是条件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明显滞后于经济转型,各种社会矛盾集中显现,社会管理领域还存在诸多问题,这在客观上助长了犯罪亚文化的孳生。对此,必须着眼于解决影响社会管理创新的体制、机制性束缚、保障性困扰,构建社会矛盾预防化解体系,尤其要全面推进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加强和改进特殊人群的服务管理。例如,备受社会公众关注的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农村信用联社原职工杨某放火一案中[21],杨某的犯罪动机和犯罪心理发人深省。2011年5月13日,杨某将事先准备好的汽油倾倒在单位会议室门口点燃后逃离现场,造成10人重伤、16人轻伤、23人轻微伤。杨某供述:“当初在信用社上班时,由于违反规定被单位处分,得到较低的劳动报酬,家庭经济较为拮据,有时候给孩子买感冒药连2元钱都拿不出。有一次从工作单位坐车回家,路费都凑不齐。因此感觉很自卑,精神压力也很大,失去生活信心,遂产生了报复领导的念头。想放火造成一些社会影响和舆论关注,借助社会力量来解决一下自己的问题。”杨某的行为固然可恨,法律必须对其予以惩治,但如果有关部门和人员能够及时对其进行心理疏导,解决实际困难,悲剧就有可能避免。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指出:“法学也正逐渐地倾向于不再将法律看作自立自足的话语世界,而是看作几个社会控制系统之一,其中除了由法典、法庭、警察组成的纯正式设置之外,还必须考虑动机、价值、道德和习俗力量的概念。”[22]30故此,对于犯罪亚文化的消解与剔除,除了使用法律的刚性控制手段外,也要重视运用道德教化、心理疏导、人文关怀等柔性管理方法,而创新社会管理就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亚文化范文第6篇

关键词: 安达卢西亚 文化 伊斯兰

一、安达卢西亚文化产生的背景

公元711年,阿拉伯帝国伍麦叶王朝的北非总督穆萨利用西班牙西哥特王朝的内讧,遣部将塔利克率军先行侵入伊比利亚半岛,占领南方几个重镇。次年,穆萨亲率援军进入半岛,继续向北挺进。阿拉伯军骁勇善战,长驱直入,于第三年攻克西哥特王国的首府托莱多城,消灭了西哥特王朝,第四年便占领了除北部小片山地外的几乎整个伊比利亚半岛。从此开始了西班牙历史上长达近800年的阿拉伯统治。

当时的阿拉伯人通常将半岛上的穆斯林统治区称为“安达卢斯国”(Biladal-Andalus),其疆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大有小,约有4个世纪一直保持在三分之二以上,到十四至十五世纪时,只剩下局限于半岛南部一隅的格拉纳达王国,“安达卢斯”也仅指南方地区,后来被收复故土的西班牙人改称为“安达卢西亚”。[1]

安达卢西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吸引了众多人前来居住,柏柏尔人、迦太基人、基尔特人都曾居住在这里。阿拉伯人与安达卢西亚人接触,受到当地人风俗习惯、道德和生活方式的影响,特别是在衣着,妇女和男人一道参加科学艺术活动,以及新的战略战术和复杂的政权机构方面。但阿拉伯人是扩张者,是主人,他们依然向往阿拉伯东方,认为东方是一切生活领域应当效仿的典范。[2]

由于各民族、宗教及其文化的融会,由于阿拉伯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也由于一些统治者对普及教育、弘扬文化的重视,当时安达卢西亚文化发达,学术昌明,很多文化中心如科尔多瓦、托莱多、塞维利亚、马拉加和格拉纳达等城市均设有大学。[3]

美国学者西提曾指出:“穆斯林的西班牙,在中世纪欧洲的文化史上,写下了最光辉的一章。前面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八世纪至十三世纪初这一时期,说阿拉伯话的人民,是全世界文化和文明之源泉的主要担当者。古代科学和哲学的重新发现,修订增补,承先启后,这些工作都要归功于他们的努力,西欧的文艺复兴才有可能。”[4]

二、安达卢西亚文化的特点

纵观阿拉伯穆斯林统治安达卢西亚的近800年时间,可以发现安达卢西亚的文化有以下特点。

首先,后伍麦叶王朝(包括总督时期、哈里发时期),阿拉伯穆斯林独占上风,建筑、艺术、歌曲、音乐都已经进入发展的主轨道。[5]穆斯林统治的西班牙,阿拉伯文化和西班牙文化是兼容并蓄的,西班牙文化所吸收的阿拉伯文化的精华要远远多于阿拉伯文化所吸收的西班牙文化的精华,例如:语言是人们交流的工具,西班牙语受到了阿拉伯语极大的影响,在西班牙语中,阿拉伯语的成分仅次于拉丁语。从中可以看出阿拉伯文化对西班牙文化影响之深。

其次,小王国分割时期可谓是文学活动昌盛,诗人辈出,女诗人层出不穷的时期。[6]颂扬诗的代表人物是伊本・哈尼,他的颂扬诗中夸张成分较多,对事物的描写虽然扣人心弦,但是有时却用词冷僻,让人难以理解真正的含意。爱情诗的代表人物是伊本・泽顿,他喜欢对自然景色的描绘糅合在自己所创作的诗歌当中,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他还写过一些散文作品,其中较著名的有《诙谐书》和《严肃书》。

再次,穆拉比忒人统治时期以宗教狂热而著称,文学相对比较萧条,而一种大众化的短诗宰杰勒则十分流行。宰杰勒由于口语化和通俗化,颇受庶民百姓的喜欢和欣赏,尤其是阿拉伯语功底不厚的柏柏尔人的欢迎。[7]在这一时期,对哲学思想的研究也十分活跃。

最后,伯尼・艾哈迈尔时期,虽然此时阿拉伯穆斯林仅在格拉纳达地区拥有属于自己的天地,但是,具有安达卢西亚地方色彩的“彩诗”正是这一时期得到较大发展,并臻至完美。[8]彩诗是安达卢西亚诗人创造的一种不同于阿拉伯传统诗歌模式的新颖的诗歌体。彩诗最早出现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十世纪初,至公元十一世纪,彩诗被文学界认可,并开始风靡整个安达卢西亚。彩诗的出现在诗律和诗韵方面,对传统的阿拉伯诗歌来说是一次非常重大的改革,他冲破了阿拉伯传统诗歌单一诗律、一韵到底的刻板的格局,诗歌显得非常活泼和欢快。由于彩诗其韵脚的多变性,丰富了整个诗篇的乐感,因此它非常适合吟唱。安达卢西亚地区较为著名的彩诗诗人有伊本・宰海拉、伊本・伯格、伊本・赛海勒、利赛努・丁・赫忒布等。

阿拉伯穆斯林对安达卢西亚的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这一时期,诗人辈出,哲学思想活跃,特别是出现了新的诗歌形式“彩诗”,这是安达卢西亚文化的一大特色。

三、安达卢西亚文化的影响

安达卢西亚文化虽产生在欧洲,但它依然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它是在穆斯林政府的领导下,以阿拉伯语为载体,以伊斯兰精神为主导,由安达卢西亚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文化。[9]

在农业方面,安达卢西亚的农业十分发达。统治者重视农业的发展,兴修水利,将科学知识应用于农业实践当中,在不断地开发和应用中,这片土地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安达卢西亚的农业在整个欧洲都是非常出名的,椰枣以阿尔芒撒地区最为出名,橄榄以阿西比利亚地区最为出名,葡萄和无花果以格拉纳达地区最为出名。

在工商业方面,阿拉伯人的铁器制造方面技艺精湛。格拉纳达的宝剑制造堪称欧洲一绝。由于农业的繁荣,一部分人脱离土地,从事工业和商业。据载,安达卢西亚有很多城市因出产制造精良、品质出众的纸张而闻名,当时像薄绢一样的纸张传遍整个欧洲,很多国家政府部门的文书人员只用安达卢西亚出产的纸张来书写政府的公文和信函,甚至连罗马教皇也用它来印制《新约》和其他基督教经典。[10]

在文化教育方面,阿拉伯语是国家官方语言。在行政机构中,政府官员邀请造诣颇深的书法家书写阿拉伯语,以保证阿拉伯语对于其他语种的优势所在。全国建立了许多科学机构,据说仅在科尔多瓦就建立了二十七所学校,当政者十分重视科学文化的教育,他们派遣使团到东方去购买书籍的珍本,在科尔多瓦的王室书库中就拥有藏书约四十万册。

在建筑艺术方面,哈里发和王室贵族相互竞争,建造了许多城市、大型宫殿、清真寺、澡堂、桥梁等,这些遗迹有许多保留至今。其中最为著名的有科尔多瓦清真大寺、宰赫拉宫、扎希赖宫、哈姆拉宫,哈姆拉宫又名红宫,现在依然屹立于西班牙。这一时期的绘画和雕刻艺术也非常出名,许多著名的雕刻和绘画作品都出自于安达卢西亚。

安达卢西亚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地理位置优越。安达卢西亚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处于东西方枢纽的地理位置,为它的繁荣昌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穆斯林与非穆斯林,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当地人融合,混为一体,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由此创造了璀璨无比的安达卢西亚文化。

地理大发现源自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安达卢西亚文化为其创造了丰厚的物质基础,进而推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为世界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因而,安达卢西亚文化为人类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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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文化范文第7篇

中世纪时,一种以尖顶大教堂为显着特色的建筑风格大行其道,即所谓的“哥特式”建筑。这种伟大的艺术形式,被意大利艺术家瓦萨里贬称为“哥特艺术”,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由北方蛮族哥特人创造出来的艺术风格,与古典罗马文化均衡与和谐的观念大相径庭。而在欧洲的许多地方,哥特艺术一直延续到16世纪才结束。在这400年的漫长历程中,哥特艺术发展并演变成了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哥特文化产生至今,它以一种黑暗美学的表现形式迅速发展和成长,成为各个艺术领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带着中世纪古典的美影响着现代设计的发展。

一、哥特文化的起源

哥特(Goth),最早来源于日尔曼人的一支。公元五世纪,哥特人在高卢南部、西班牙和意大利建立王国,他们的入侵加剧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直到公元八世纪,哥特民族才完全灭亡。哥特文化时期,建筑、绘画、雕塑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后,逐渐转为沉寂。自此,哥特艺术长期受到鄙视,直到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才得以正名。

此后,16世纪的意大利艺术家瓦萨里把介于欧洲古代与文艺复兴之间的所有艺术都贬称为“哥特人的创作”,“哥特式”之名在艺术史上沿用至今。其实,哥特式艺术与哥特人并无任何联系,它是“罗马式”艺术的更高发展,是中世纪天主教神学观念在艺术上的一种反映。

歌特文化最为坚实地扎根于带有日尔曼民族色彩的国家里,得到了最为持久地保持。不过,歌特式并不直接地受制于任何民族,而属于那个时期的超民族现象,是晚期中世纪的特征,是在包罗整个欧洲人文主义的宗教与教会统一体意识的光芒下,民族区别融化后的现象。

二、哥特文化形式的演变和发展

1.哥特式建筑

哥特式建筑是11世纪下半叶起源于法国,13-15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一种建筑风格,主要见于天主教堂,也影响到世俗建筑。哥特式建筑技术高超精致,又带有艺术性,在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最负着名的哥特式建筑有俄罗斯圣母大教堂、意大利米兰大教堂、德国科隆大教堂、法国巴黎圣母院等。

沃林格尔谈到“歌特式这个词因而与歌特式教堂的影像无法分开,形式意志所拥簇着的能量达到它们的顶点,那是歌特式建筑的璀璨顶点。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歌特式形式意志耗竭了自身,驱使自身走向死亡”。歌特式灵魂追求一个超越实际性与感官性的世界,以其对生命本身感知的混乱而陶醉沉迷,由此体味到永恒的闪现,这种歌特式的对纯精神性表现的偏好正是歌特文化最突出的标志。

哥特式建筑的特点是在设计中利用尖肋拱顶、飞扶壁、修长的束柱,营造出轻盈修长的飞天感,是一种凝固了的垂直方向的向上的运动。整个建筑以直升线条、雄伟的外观和教堂内空闲空间,再结合镶着彩色玻璃的长窗,使教堂内产生一种浓厚的宗教气氛,并表达了人们向往天国的内心理想。这种以高、直、尖和具有强烈向上动势为特征的造型风格是教会的弃绝尘寰的宗教思想的体现,也是城市显示其强大向上蓬勃生机的精神反映。

哥特式风格一直深刻的影响着现代建筑,新哥特式是田同风光建筑流派的又一个分支,它用过去哥特式建筑的元素和构图手法将其应用在不同类别的建筑上,这种在非哥特式整体构成上表现哥特风格的手法,是新哥特风格的一个重要特征,如英国的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匈牙利的国会大厦。建筑天才高迪将东方伊斯兰风格、新哥特主义以及现代主义、自然主义等诸多元素“高迪化”后,统一在了他的建筑中。他的建筑作品被西班牙列为部级文物,被认为是20世纪世界最有原创精神、最重要的建筑,是现代建筑艺术的代表。

2.哥特风格的视觉艺术

中世纪时期,哥特风格的视觉艺术主要表现在雕刻玻璃镶嵌画、插图画、壁画和镶板画,多为教堂的装饰物和宗教故事的经卷等。由于典型的哥特式建筑采用了石头骨架结构和宽大的窗子,玻璃镶嵌画取代壁画成为主要绘画形式,并获得高度繁荣。插图画在哥特式绘画的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它的特征之一是边缘画图案的发展,常充满各种人物和动、植物的奇异组合,具有幽默、幻想和浪漫色彩,题材包括神话、幻想、宗教故事和日常生活场景等。

哥特式因素于13世纪开始渗入意大利绘画,并与新拜占庭风格相结合。这一时期,意大利绘画进发出极大的创造力,成为文艺复兴美术的发端,并对西方美术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意大利哥特式代表画家有牡乔和马丁尼、乔托等,这些画家也经常被归入文艺复兴画家之列。他们吸取拜占庭的艺术原则,并结合哥特式因素,创造出新的绘画空间,经过他们的努力,最终揭开了文艺复兴的序幕。

在其后的画家中,如意大利的浪漫派画家契里柯偏爱黑暗、凄凉的景致,静物的戏剧化,幽闭恐怖的气氛和神奇的象征-l眭的喻意主导了他的创作思想。这些作品和观念引人至深而又让人不安,剥日后的超现实主义画家有银深的影响。超现实主义画派画家也被称为神秘(魔幻)现实主义,有马格利特、达利、米罗、马宋、恩斯特等。画家在创作中把梦境般的象征性物体,在令人惊异的、暖昧的结构中重新组合起来,以具象的方式去描绘物象,以摆脱头脑中惯常的意识,迫使观众接受那种非理性的,逻辑上无法解释的“现实”。哥特式艺术是夸张的、不对称的、奇特的、轻盈的、复杂的和多装饰的,黑暗的元素为其一大特征。

3.哥特音乐

哥特音乐,其实指的是中世纪的音乐。这种音乐风格让人想起中世纪宏伟而辉煌的哥特式建筑,而现在所说的哥特音乐际上是指哥特摇滚,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产生的,是后朋克运动的一个分支。歌特音乐在英国开始,形成于地下,表现了摇滚最黑暗和阴沉的一面。哥特乐队也以戏剧化的服装和它的追随者(称为G0ths)而闻名。

一般来说哥特音乐有如下特点:阴暗,颓废,冰冷,有恐怖的气氛,让人感到压抑和绝望,表现对死亡和黑色的向往,而又富有艺术气质。音色既含有精细的美感、又营造一种不协调觉:在哥特音乐中存在着复古的倾向,包括使用中世纪乐器,借鉴古典音乐,使用歌剧唱腔,歌词和取材都借鉴近代的哥特风格文学,等等。这既增强了哥特艺术的华丽美感,也进一步加深了其颓废空虚的程度。

歌特音乐很快就催生出另一种更为阴暗的、更具宗教文化渊源的音乐DarkWave(黑潮)。黑潮承继了工业噪音运动和后工业噪音音乐元素,并收了欧洲中世纪黑暗文化,再引入电子乐器对歌特中原有的古典音乐元素作进一步延伸,达至一个或气势磅礴、或思古幽情的庞大音乐氛围。黑潮以其几近完美的刚柔并济手法,遗世而立的古典情怀和深不见底的黑暗文化吸引大批地下乐迷蜂拥而至,成为新一代与主流文化分庭抗礼的亚文化。

4.哥特文学

在《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中,对哥特式小说的描述为:“这一批评术语涵盖了大量的反常性作品,这些作品表现了自然力和超自然力的聚合与冲突。这类小说在十八世纪的最后几年进入繁荣期,它的影饷的余波,它的耸人听闻的手法的重要方面,从勃朗特到狄更斯时期直至当代的英语文学,可以连续地被感受到。“令人快乐的惊恐”在历史废坷;和历史背景中孕育着。”

充斥诡异、神秘及怪诞色彩的历险故事,故事发生的地界往往是幽暗、孤寂的古堡废墟,十分热衷于描写人心的黑暗、空虚面,性妄想、恐怖、神秘……这些题材都在哥特文学作品中被广泛地运用。从18世纪末以来的一些文学作品因为具有共同的基调与文体而被归类于“哥特小说”。

华尔普的《奥特朗托城堡》、安,拉得克里夫的《奥多芙的神秘》、路易斯的《憎侣》,当然还有玛丽,雪莱的《科学怪人》等,包括《诺桑觉寺》、《弗兰肯斯坦》、《简爱》、《呼啸山庄》、《米德尔马契》以及狄金森的诗歌等作品都可称为哥特文学的典范。哥特小说中比较典型的角色是吸血鬼,例如布来恩·斯托克的《德古拉伯爵》,当代畅销书作家安妮,莱斯的《夜访吸血鬼》和布莱特的《时分》等作品也是斯托克式吸血鬼的延续。吸血鬼题材的大受欢迎也为其后席卷了全球的吸血鬼电影提供了丰富的脚本。

5.哥特电影

第一部有影响的哥特电影是德国导演茂瑙的电影《吸血鬼诺斯费拉杜》,自此,吸血鬼正式出现在了大银幕上。而主人公正是斯托克笔下的德古拉伯爵,其巨大影响力很快波及到了大洋彼岸的好莱坞,好莱坞对有票房号召力的题材来者不拒,1931年,美国导演勃朗宁便再次将斯托克的原着着《德古拉伯爵》搬上了大银幕,《吸血狂魔》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声哥特电影,上映后取得了巨大成功。

1959年,法国导演乔治斯·弗郎吉的《无颜之眼》成为第一部没有吸血鬼形象的经典哥特电影。这部采用了黑白影像的电影,有着诗意的氛围,赋予了哥特电影全新的气质,丰富了哥特电影的表现手法。

20世纪90年代,哥特电影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作为一部里程碑式的哥特电影,《剪刀手爱德华》的意义深远。影片中没有吸血鬼,没有巫术,也没有宗教背景,但同样编织出了一个黑色的、讲述孤独、死亡和痛苦的精彩的哥特画卷,给哥特题材注入了全新的生命力,拓展了哥特电影的题移‘范围。i992年《惊情四百年》以好莱坞的方法彻底重构了德库拉伯爵的故事,影片大气恢弘。特技眼花缭乱,很快席卷7全球的电影市场。而名为《乌鸦》的电影对哥特文化淋漓尽致的诠释为它赢得了“哥特教科书”的美誉。

进入21世纪,哥特电影已在全世界遍地开花。2001年,法国电影《狼族盟约》,糅合了悬疑、巫术、惊悚、异域等多重色彩,精致而又细腻的在银幕上还原了一个以哥特文化为背景的精彩故事。2003年,法国的3D动画片《盖娜》成为世界上第一部有影响力的哥特动画长片,是依托科幻背景对哥特宗教内容的一次全新演绎,是创作者对宗教传统的独特反思,而这种反思,正是承袭了哥特文化中的异教传统时至今日,史诗性的哥特电影浪潮已经过去,但哥特电影的题材却越来越广泛。

三、哥特文化的发展及对设计的影响

歌特文化以一种黑暗美学的表现形式迅速发展和成长,成为各个艺术领域的一部分。其对设计的影响最早出现在建筑上,发展至今,歌特艺术已在服装设计,工艺品、插画、字体设计、摄影等设计领域进行着新的诠释。

哥特风格服装有着特有的哥特元素,在中世纪法国的服饰中,服饰的整体轮廓,袖子,鞋子的造型,帽子的款式,都呈现出锐角三角形的哥特元素。在八十年代,哥特服饰时尚为染黑的长发、苍白的皮肤、紧身黑衣、尖皮靴和大量银饰(多用早期欧洲和埃及宗教性的设计)。到了近现代,哥特服装风格再次盛行。一些大牌的服装品牌设计师也开始关注哥特时尚,比如:Kenzo、AnnaSui等。被冠以哥特式的时装常常是不对称的,也使用类似纹章的印花图案。当下的所谓哥特式时装更多地带有商业色彩,和时尚气息。

歌特式的工艺品,大多以阴暗,腐朽的美丽为主题,来表现生命边缘的美,多有金属骷髅头、的玫瑰等哥特元素。其虽然以阴暗和腐朽为主题。但并不缺乏美感,反而比直白的美丽更显的真实而有力度。当下的很多玩具也取材于歌特文化,如来源于电影《鬼娃新娘》《僵尸新娘》角色的玩偶,纽约艺术家Voltaire设计的邪恶之熊Deady更是多次出现在潮流玩具中。

歌特风格的插画,主要以超自然现象和巨大的废墟、坟场、骷髅、异类、死亡等等与之类似的场景现象为表现对象,从而揭示深刻的主题。主题多表现生命、战争、生活压力、社会等。代表插画师有美国的eraldBrom,他以个性独特的人物造型。残酷邪恶的画面直指社会暗面。柴本是日本最华丽的歌特插画家之一,其作品充斥着深深的绝望及无奈,给人一种难以抗拒的魅惑。而当今歌特风格的插画师还涉足于3D和玩具制作领域。

歌特字体,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属于中世纪文字,是一种华丽优雅的字体。它有粗旷的外形和精致的边缘修饰,复古却又不失现代设计感,字体饱满丰富,给人一种贵族高雅的审美感觉。现代多被用在精装书籍里。

源于中世纪的歌特式家具,装饰精巧多变,由起支撑作用的柱腿和贴面的薄板组成,演变成了豪华家具,在各个地区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样式。哥特式的卧具可在床柱上撑纱帐,这种华盖意味着把一种建筑形式用在了家具艺术中。

四、结 语

亚文化范文第8篇

关键词:高等学校 校园文化 亚文化 对策

一、亚文化及其内涵

亚文化(sub-culture)是指仅为社会上一部分成员所接受或为某一社会群体特有的文化,是与主文化相对而言的。亚文化通常具备以下几个特点:能够以其自身特征与主文化相区别;至少服从主文化的一部分规则;以与主文化的差异特征而拥有约束自己成员的行为规范;能够支持保持该文化的少数群体实现特定的目标而整体行动;其成员意识到自己与主文化的差异与距离。

二、高校校园亚文化现象

目前,高校校园亚文化出现了多样化现象,主要包括短信文化、网络文化、课桌文化、广告文化等。

1.短信文化。在当今的信息时代,手机短信大量充斥着校园,其中包括各种爱情短信、幽默短信、友情短信、节日祝福短信等。

2.网络文化。它是指以语言数字化为前提,以互联网络为基础,以电子化传输为依托,以创新和互动为核心,与现实文化密切联系的文化现象,其主要载体是博客、BBS、论坛、QQ等,主要内容是网络语言、网络歌曲、网络文学等。

3.课桌文化。所谓课桌文化,就是涂鸦文化的一种。涂鸦的内容复杂,主要包括对学校的一些不满或对一些现象的看法,亦或是一些打油诗,格调低下,粗俗不雅,文化格调不高。

4.广告文化。学校好多地方都贴满了各式小广告,其中包括考研辅导班、假日兼职、出售二手笔记本、社团活动、自考等信息,内容可谓种类繁多。

三、高校校园亚文化特征

高校校园亚文化是由校园特定群体发明、信奉和推行的一种特有的文化价值体系、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概括讲,校园亚文化群体有以下几个特征:

1.自发性。以相同或相近的年龄、年级,甚至兴趣、爱好、信仰为标志性特征,构成形形的亚文化群体。

2.不定性。它在初始阶段往往是由某一个发起者或核心组织倡导或实施的,但缺乏长期的目标导向和远景规划,从而导致将来的发展过分依赖于某个人或组织的发展。当这个核心出现问题时,这个群体也会相应出现问题。

3.批判性。青年人开放、激进、独立性强的特点决定了亚文化群体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并更多地趋向于批判性、边缘性。如现在网络上流行的各种论坛,都以激进和叛逆标榜自己,针对各种敏感的社会现象进行讨论的,也显得言辞过激。

4.新颖性。当今社会信息量的日益扩张,导致各种思潮的泛滥,折射在校园中便出现了各种各样、形式新颖的群体,在大学校园中被称为“酷一族”。

四、校园亚文化产生的原因

大学生摆脱了中学老师、家长的严格监控,逐渐变得自主和自由,从而为亚文化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亚文化的产生有以下几个原因。

1.大学生的自身特点。大学生正处于青春期,他们热情、浪漫、追逐时尚、充满创造和叛逆精神,而网络、短信、影视作品倡导的个性张扬、叛逆精神正好迎合了青年学生的追求;社会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竞争日趋激烈,亚文化一定程度上为大学生不良情绪的发泄和心理压力的释放提供了空间。

2.当前社会环境的影响。当前社会上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突出表现在他们所创造的校园亚文化当中。

3.学校德育教育本身存在严重的弊端。其内容因循守旧,不能贴近学生,从而使学生对学校和教师产生了对立情绪和逆反心理,为不良文化的侵袭培育了温床。

五、校园亚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

校园亚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有正面和负面两个方面。

1.正面影响主要体现在

(1)缓解大学生的心理压力。当前的大学生面临着来自学习、生活、人际交往、就业等多方面的压力,而大学校园亚文化可以满足有着不同经历、不同问题的学生群体的各自需要,让他们在娱乐中陶冶性情,缓解压力,促进心理和谐。

(2)促进大学生的个性发展。大学校园亚文化张扬个性,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活动参与自由,活动空间广阔,为大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3)推动大学生的社会化进程。大学生在参与校园亚文化的活动过程中更好地了解了社会,形成了合乎特定社会要求的道德、价值等观念,掌握了适应未来社会角色所需要的一些知识和技能,为走上社会适应社会奠定了一定基础。

(4)增强大学生的创造力。在亚文化群中,教育的主客体发生了改变,以往被动接受教育的大学生变成了主人,学生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观点,这有利于发展他们的个性、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2.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

(1)网络对大学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网络中的低俗文化、血腥、暴力、无限升级游戏对大学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沉迷于网络而导致休学、退学、不及格重修的比例呈逐年上涨趋势。

(2)所谓的课桌文化、厕所文化等涂鸦文化。由于它届届相传的继承性,不利于学校正面教育的实施,更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3)大学校园亚文化。大学校园亚文化的多元化取向容易使学生产生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倾向。

六、如何引导大学校园亚文化

关于大学校园亚文化,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与处理。首先应该看到校园亚文化对于学生的健康发展的有利的方面,譬如,它重视自由与创新、关注个人与社会、追求真理、善于团结协作,这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团队精神大有益处;但同时也不能忽视校园亚文化的不利方面。不良的网络文化的影响,使正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容易迷失方向,贻误学业。

1.营造一个绿色的校园文化环境。通过多种方式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以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滋养年轻一代。

2.加强对大学生的责任感教育。提高大学生自律意识和自控能力、科学分辨能力,促使大学生更加正确、更加谨慎地选择高校主流文化以外的文化影响。

3.高校教育工作者要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对于沉迷于网络的学生,要通过谈话、监督、与家长沟通等方式进行教育,让学生在人文关怀的氛围中自觉消除不良习惯。

七、结语

我们应挖掘校园亚文化的积极意义,对那些符合时展要求、有利于大学生良好个性培养、健全人格塑造、学习生活发展的校园亚文化形态要大力弘扬,文化形态保持存在。同时,要加强对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提高大学生的是非判断能力、独立决断能力以及审美情趣,以正面积极的思维抵消亚文化的消极影响。

参考文献:

[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亚文化范文第9篇

央视八套开年大戏《神话》的热播,更堪称“穿越”题材教科书,剧中胡歌因一个宝盒和虎头坠穿越至秦朝后引发了不少笑料:他用手机拍下了和刘邦结拜的过程;吟出《水调歌头》让项羽崇拜不已;还办私塾,鼓捣发电机,提倡婚姻法;最爆笑的莫过于学小沈阳喊“不差钱”,甚至向古人灌输“胡歌是大明星”的道理。

眼下流行的“清穿”、“明穿”和“架空穿”,分别指通过不同方式回到清代、明代和“不存在的时代”。在历史里凭空塞进一个现代人,或者干脆捏造一段历史,上演今人和古人互动,这样的结构方式,足以让很多观众大跌眼镜,甚至连呼“吐血”。例如以康熙雍正朝为背景的穿越剧《步步惊心》,女主角化身16岁少女回到清代,历史上著名的“九子夺嫡”,居然被说成是几位阿哥为了她才群起争夺皇位。

女主角穿越到古代,必定要带去一些现代的观念,比如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是错误的,人人平等的说法也不错。”在穿越“亚文化”中,虽不乏积极因素,但更多上演着现代阿Q让自己成为焦点的梦。不过,想回到过去成为“焦点”的想法,流露出的恰恰是对现实生活缺少把握的“失焦”感。在“精神胜利”中幻想得到爱情和事业的种种成就,而穿越剧带来的自信和感动,也因为太过“虚拟”而从慰藉沦为逃避。

伴随穿越剧高潮迭起而来的更有无数的批评。广电总局在网站上发出通知称,近期个别申报备案的神怪剧和穿越剧,随意编纂神话故事,情节怪异离奇,手法荒诞,甚至渲染封建迷信、宿命论和轮回转世,价值取向含混,缺乏积极的思想意义。希望各制作机构端正创作思想,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努力提高电视剧的思想艺术质量。

从2001年至今,港台、内地制作穿越剧15部,2010年至2011年播出或即将播出的穿越剧超过三分之一。除电视剧外,20年前张艺谋的电影《古今大战秦俑情》,主人公也穿越了好几个朝代,演绎了几段爱恨情仇。国外影视作品中,“穿越”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大热的美剧《英雄》、日剧《仁医》,都因为主人公穿越时空而悬疑十足。

从几年前穿越小说在网络流行,到现在穿越题材电视剧成为话题,有学者认为,青少年“亚文化”浮出水面,有利于提升青少年的自我和社会认同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在微博上表示:“穿越作为存在多年的‘亚文化’,并不能以浅薄、胡闹一言以蔽之来加以评判。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对于提升青少年自我和社会认同感、幸福感有正面和积极意义。”他补充,很多穿越故事,用现在的视角回望过去,“旁观者清”地审视得失,用历史做透镜观察当下,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亚文化范文第10篇

一、关注亚文化,走近学生心灵

语文教材蕴含着体现当今社会的思想观念、政治准则和道德规范的因子,必然要以一种特殊的手段传播社会主流文化,有着不可避免的滞后性和服务于主流文化的性质。处理好学生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任务就落在了我们身上。

我便开始转变角色,站在学生的角度来关注亚文化。听学生偶像们的歌,看偶像剧、读偶像书,在这过程中,我不得不承认,随着社会传播媒介的发展,教师作为唯一文化传播者的地位被动摇了,学生在感受时代精神、吸纳信息文化方面的嗅觉更为灵敏,视野更为开阔。

课后,我与学生一起探讨、交流,一起哼唱歌曲,一起奉献出他们关注的书目,我自己就带着《我与女巫有个约会》《今夜无人入睡》《魔鬼妈妈》《五三班的坏小子》之类的书放在班级图书角里。很快,他们就来跟我谈论了,我真切地感受到我们之间的话题变多了,他们非常愿意亲近我,亚文化成为我们交流的纽带,让我一步步走近了学生。

二、欣赏亚文化,引导学生辨析

学生亚文化的出现有其固有的社会背景、文化基础,不能因为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就拒绝、贬低亚文化,甚至认为学生的素质低下。这样看待亚文化,无形之中就降低了学生对主流文化的兴趣,增强了学生对亚文化的过度关注。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教师的引导作用不可忽视。

于是我就抓住学生的兴趣所在,组织大家搜集周杰伦的资料,进行了综合实践活动“走近周杰伦”,学生交流起对他的了解来滔滔不绝,我们唱他的歌,谈他的为人,而我则重点引导学生关注他歌里的健康积极的东西,像反对家庭暴力的《爸,我回来了》《不要再这样打我妈妈》,反对吸毒的《懦夫》,主张环保的《梯田》。并且在一次演唱会上他还翻唱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很有意义的《蜗牛》,这些都是体现着周杰伦内在的健康向上,学生对此个个兴趣盎然。

接着我又出示了《南京晨报》的一则报道,因为有人说没听过他的歌,“小天王”周杰伦居然气得脱下袜子,并在袜子上签名写着:“这个袜子有点臭,配你的嘴刚好。”我组织大家就这件事对周杰伦发表看法,很明显,大家并没有因为一味的迷恋而忘却为人之本,客观地进行评价,目光也由怀疑、失望,变成一种谴责。

通过这节课,孩子们懂得了理智地、客观地、一分为二地看待人与事,对周杰伦的看法自然由崇拜变成了欣赏与批判。亚文化也成了培养学生正确、科学的价值观的一种媒介,成为主流文化的另一个人海口。

三、分析亚文化,鼓励学生自主

引导学生客观地对待亚文化,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试图轻易地改变学生的亚文化,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学生的亚文化是可以改变的。毕竟学生的亚文化本身就不是系统的,它能占据学生的思想,说明它其中所包括的新事物、新思维、新理念对学生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积极意义。我们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学生所用,为主流文化的渗透开发资源。

苏教版第八册的习作三是引导学生发现生活中的内容,于是,我们就教材中的提示“为什么现在的动画片变得胡编乱造”,生成了许多有关亚文化的话题:“我们为什么爱追星”“动画片原来有模式”“明星是否‘星光灿烂’”等,学生自主地调查、分析,懂得了如何分析亚文化,有理有据地站在更高的角度审视亚文化,这对学生有效地接纳亚文化起到了很好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四、开发亚文化,指导学生运用

教师应树立大语文观,在了解学生亚文化,并初步分析、审视亚文化后,应集合学校、家长的力量,给学生创造语文实践活动的条件,因为主流文化的传播,单纯依靠课堂是完成不了的,要充分开发亚文化资源,利用其中的有利因素,就能促进语文教育目的的实现。

因此,我们有效地开发了学生的亚文化,这些文化出现在学生的摘抄本上。出现在简报上,出现在个人文集上,这些文化中有了理智的分析,有了语文应用能力的体现,有了新的眼光、新的思维。

但这些文化绝不能取代主流文化,在学生已经忘却主流文化时,我们应有效地进行引导。“我们崇拜许多偶像,但偶像中却没有他,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你们爸爸妈妈的偶像。”这是我在教学《在大海中永生》时的导入语,学生一下就开始关注这个‘偶像”,大量的个人成就资料让他们不时地发出惊叹,追悼会上江总书记哽咽的声音,万千民众泣不成声的场面,让这些单纯的孩子在《春天的故事》那柔美而凄婉的伴奏中流下了动情的泪水。一个新的偶像在孩子心中站起来了,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交融与吸纳正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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