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3 18:34:45
关键词：洪迈；容斋随笔；音韵学；文献
《容斋随笔》一书内容丰富，涉及史论、天文律历、典章制度、名物考证、语言文字等诸多方面，分为《初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五个序列，共七十四卷，作者洪迈（1123-1202）字景芦，别号野处、容斋，鄱阳人。历任官职，1162年曾受朝廷委派出使金，坚贞不屈，晚年以龙图阁学士退职还乡。本书是关于文学、历史、经学、小学等方面的读书笔记，所记音韵条目虽然不多，但每一条都言之有据，见解精辟，且记录了许多宋代及以前的用韵制度和音韵史料，弥补了史书之缺，这对上古音、中古音以及学术史的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
为保证引文的准确性，本文参考了全宋笔记本，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再造善本之《容斋续笔》等三个版本。以下将按不同的类别对其所反映的音韵文献、语音史等信息进行解读。
诗词异文
诗词改字，多以同音义近为据。故可根据笔记中的这些异文考察当时之实际语音情况。例如《随笔・卷一》之“青龙寺诗”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在宋孝宗乾道四年经筵开讲那天，皇上将白居易的《和钱员外青龙寺上方望旧山》一诗写在扇子上，有意将“使臣”二字写成“侍臣”，然后赐予了洪迈。诗文内容是“旧峰松雪旧溪云，怅望今朝遥属君。共道使臣非俗吏，南山莫动《北山文》”。“使”字“士切”属于山母止韵字，“侍”，“时吏切”禅母志韵字，将“使”改为“侍”，则二字除声调外应当声韵俱同。据李新魁和李方桂两位先生的考证，《切韵》系统及宋代韵图、笔记文献中船禅相混，应当合一。而宋代之后庄章合流，故“使”字为审母，“侍”字为床（禅）母。而与此同时，全浊声母已经清化，床（禅）母之塞擦音并入照穿两母，擦音并入审母。这就是使、侍声母趋同的语音史背景。同时，“侍”为之韵去声，“使”为之韵上声，二字韵母同。
又《随笔・卷二》“隔是”一文载曰：“乐天诗云‘江州去日听筝夜，白发新生不愿闻。如今格是头成雪，弹到天明亦任君。’元微之诗云‘隔是身如梦，频来不为名。怜君近南往，时得到山行。’‘格’与‘隔’二字义同，‘格是’犹言已是也。”按，“格”与“隔”当时音义同，故可通用，“格”字“古伯切”，属见母陌韵，“隔”字“古核切”，见母麦韵。二字声韵相同，正与《广韵》、《集韵》陌、麦、昔同用之规定相合。白居易（字乐天）（772-846）与元稹（字微之）（779-831）是唐代中晚期诗人，由此则知“陌、麦”同用在唐代中期就已经同用了。
考证古音
最早把上古音作为专题来研究的是南宋的吴，吴中进士时（1124年）洪迈才刚刚出生，当时的古音学研究正在兴起，洪迈的随笔中即录有时人的古音研究情况，如《容斋随笔・卷七》列有“羌庆同音”一条：
王观国彦宾、吴才老有《学林》及《叶韵补注》、《毛诗音》二书，皆云：《诗》、《易》、《太玄》凡用庆字，皆与阳字韵叶，盖羌字也。引萧该《汉书音义》：庆，音羌。又曰：“《汉书》亦有作羌者。班固《幽通赋》‘庆未得其云已’，《文选》作羌，而它未有明证。”予按，《扬雄传》所载《反离骚》“庆夭而丧荣”，注云“庆，辞也，读与羌同。”最为切据。
王观国和吴根据《诗经》、《周易》、《太玄》中庆、羌二字叶韵，《汉书音义》中注音“庆，音羌”，《幽通赋》、《文选》中二字异文，证得羌、庆同音。后洪迈以按语的形式引《扬雄传》补充了对二字古音相同的考证：“庆，辞也，读与羌同。”
王观国字彦宾，长沙人，绍兴间官承务郎，知汀州宁化县主管等。著《学林》，考求字音字义，也有一些考释古音读的，考证古今声韵不同，引证材料详实丰富。吴字才老，关于其籍贯问题众说不一，据张民权师之《宋代古音学与吴研究》一书考证，“言才老建安人氏者，著其祖籍而已；言舒州或同安人氏者，著其本人籍贯而已。”在古音研究上，吴有开山之功，南渡之后，他先后著有《诗补音》和《韵补》等书，影响巨大，标志着宋代古音学的建立。古音学自宋代开始建立，而宋代古音学又是受宋人经学疑古思潮的影响进而总结唐人古诗协韵注释建立起来的。前期的宋代古音学“是以吴为代表的以文献考据为主的古音研究，它注重考证某字在历史上有过某种读音，从而说明古韵与今韵的分合关系。”洪迈及其所引王观国和吴的文献考证以求古音的研究方式正说明了这一点。
沈约及其《四声韵》
洪迈考知南北朝文人通行的写作方式是先赋韵后作诗，正因为需要先找到韵脚字的这种写作方式，才得以促使人们将韵同的字汇集成册，以备作诗押韵之用，这也就是韵书的创作缘由。但多数人并没有注意到这样的史实，仅粗略地指出六朝文人作诗有意识地讲求声律及用韵规范，从而编制了大量韵书。《容斋续笔・卷五・作诗先赋韵》中说：“南朝人作诗多先赋韵，如梁武帝华光殿宴饮连句，沈约赋韵，曹景宗不得韵，启求之，乃得竞、病两字之类是也。予家有《陈后主文集》十卷，载王师献捷，贺乐文思，预席僚各赋一字，乃成韵，上得盛、病、柄、令、横、映、、、镜、庆十字，宴宣猷堂，得迮、格、白、赫、易、夕、掷、斥、坼、哑十字，幸舍人省，得日、谧、一、瑟、毕、讫、橘、质、帙、实十字。如此者凡数十篇，今人无此格也。”这一条笔记就记载了南朝的贵族文人讲求诗律，作诗先赋韵的创作方式。沈约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才思过人，作为景宗之宠臣而常常在宴会上被问之以诗韵。因而，他为了迎合君臣的“雅兴”而编制《四声谱》一书，以四声统系同韵字供押韵只用，是及其顺理成章的。这也就是《四声谱》的创作背景和缘由。
以上仅就诗词异文、考证古音、沈约及其《四声韵》三个方面论及了洪迈《容斋随笔》的音韵学贡献，其更多的学术价值有待我们更深入的挖掘。笔记类文献是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充分重视和利用这些资料，我们的学术研究才能有据可依，有史可鉴。
参考文献：
[1]李新魁《中古音》，商务印书馆，1991，11.
[2]何九盈《上古音》，商务印书馆，1991，11.
[4]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学林》，中华书局，1965，6.
[5]张民权《宋代古音学与吴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5.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节选自诸葛亮《出师表》）
（二）
魏郑公①谏止唐太宗封禅②，中间数语，引喻剀切，曰：“今有人十年长患，疗治且愈，此人应皮骨仅存，便欲使负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乱，非止十年，陛下为之良医，疾苦虽已V安，未甚充实。告成天地，臣切有疑。”太宗不能夺③。
（节选自洪迈《容斋随笔》）
注释：
①魏郑公：魏征。
②封禅：古代帝王在泰山举行的祭祀天地的典礼。
③夺：使之改变。不能夺，无言反驳。
问题：
1.下面各组句子中加点的字意思相同的一项是（ ）。
A.以光先帝遗德（《出师表》）
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出师表》）
B.引喻失义（《出师表》）
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C.亲贤臣，远小人（《出师表》）
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曹刿论战》）
D.此悉贞良死节之臣（《出师表》）
男女衣着，悉如外人（《桃花源记》）
2.把下面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2）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3.诸葛亮向后主提出了三条建议，其中哪一条最重要？为什么？
关键词：《狮吼记》；本事；溯源；演变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9-0159-05
《狮吼记》明代汪廷讷（1573―1619）所作，是我国第一部以惧内为题材的喜剧戏曲作品，其幽默诙谐的喜剧风格使其成为传奇中的奇葩，古代著名的滑稽剧，在中国戏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狮吼记》主要叙写了宋人陈V畏惧悍妻柳氏“河东狮吼”之事。该剧自问世起，广为传演，其后昆曲、越剧、京剧、粤剧、弹词皆有相应剧目，特别是《跪池》、《梳妆》几折还成为昆曲的保留剧目。但这个深受观众喜爱的剧情，并非汪廷讷原创，其本事源于苏轼的诗歌《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洪迈《容斋随笔・陈季常》将苏轼纳入故事，扩充了“河东狮吼”的故事情节，《方山子传》为人物塑造和部分情节提供依据。自《狮吼记》创作伊始，其本事出处就众说纷纭。本文对其本事进行考辩，并发掘此类故事的原型及发展脉络，以期了解“河东狮吼”故事形成发展的时代因素。
一、本事考辨
《狮吼记》以陈季常被妻子河东狮吼的故事为基础，汪廷讷先编杂剧七出，后在杂剧的基础上又创作了传奇三十出。故事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好参禅悟道、宴客狭游的陈V，有一悍妻柳氏，常于丈夫宴客时“狮吼”于陈V，让其茫然不知所措，并在陈V归家后对其施以严厉惩罚。明万历环翠堂自刻本中的小引和又叙中可以明确了解到本剧创作的根据。
乃采狮吼故事，编为杂剧七出，欲使天下之强妇悍婢尽归顺于所天。
往余编《狮吼》杂剧，刻布宇内，人人喜诵而乐歌之。盖因时之病，对症之剂也。秣陵焦太史，当今博洽君子，以为不足尽苏、陈事迹。余复广搜远罗，就丘、眉山当日之事，庶无添漏矣，乃取杂剧而更编之[1]。
由此可见《狮吼记》故事确是取自坡所记友人陈V被妻子“河东狮吼”之事。但汪氏仅说“广搜远罗，就丘、眉山当日之事”（陈V乃眉山人，隐居在黄州的龙丘），未明确此故事究竟出于哪部文献，是坡的作品、传记方志、还是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或是其他后世演绎的故事，戏曲评论家们也有不同见解。关于本事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苏轼诗歌《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散文《方山子传》和《容斋随笔・陈季常》几部作品中。本文通过比对各种文献所展现的故事情节和内涵，以求考证《狮吼记》故事的真正出处。
（一）苏轼诗歌《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
姚燮《今乐考证》中叙其本事时首先提到了《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2]。这首诗作于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当时苏轼刚从被贬谪的黄州离开。黄州离蕲春很近，吴德仁是蕲春人，为同一时代的名士。苏轼曾到蕲春兰溪游玩，终未能与吴德仁晤面，引为遗憾。在诗中，苏轼表达了对吴德仁悠闲生活的向往，不管是自己的学道，还是陈季常的念佛，都不及吴洒脱，饮酒食肉，“寓物不留物”。全诗最有名的两句就是叙写友人陈季常惧妻之状：
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
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3]。
龙丘居士是苏轼的好友陈V，字季常，隐居在湖北龙丘，因此自称龙丘先生。陈V好参禅悟道，时常彻夜谈禅，但却以惧妻闻名。“河东”是柳姓的郡望，陈V妻姓柳，故以“河东”指代。陈V好佛，而佛家以“狮子吼则百兽惊”比喻佛教神威，故苏轼借用佛教用语道出柳氏之悍与陈V之惧。从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故事发生时间为苏轼贬谪黄州期间，也就是公元1080―1084年间，同时明确了两位主人公，以及陈V好参禅悟道的爱好和柳氏强悍的性格特征。可以说这首诗为“河东狮吼”提供了最基本的材料，时间、人物和事件都可初窥端倪。但若仅以此为本事，断不可信，因为“河东狮”妒忌这个基本特征并未体现，更无故事情节可言。我们仅可将此诗作为“河东狮吼”故事最初的原型与发端。
（二）《方山子传》
吴梅在《顾曲麈谈》中认为“《狮吼记》以东坡《方山子传》为主”[4]。但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世戏曲史》中认为《方山子传》记录了陈V其人其事，与“河东狮吼”故事无关。
《方山子传》记述的是苏轼贬谪黄州时，偶遇故友方山子的经历。“方山子”是陈V隐居光州、黄州一带时的别称。全文通过介绍方山子的人生经历，表达出作者对方山子特立独行的性格和自然洒脱的生活态度的赞赏，也侧面反映出苏轼贬谪后复杂的心理。李泽厚认为，苏轼所塑造的方山子的形象“就是苏轼的理想化了的人格标本吧。总之，不要富贵，不合流俗，在当时‘太平盛世’，苏轼却憧憬这种任侠居山，弃冠服仕进的‘异人’”[5]。文中方山子是一位淡泊名利、自在洒脱的隐者形象，毫不见“河东狮吼”故事中的窘态。《方山子传》全篇只有一句涉及到柳氏，“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6]。苏轼所见，陈V的妻子和奴婢都甘于贫穷的隐居生活，悠然自得，并与陈V的生活状态保持一致，却与《狮吼记》中的柳氏有天壤之别。吴梅认为《方山子传》“不过极言妻子偕隐之乐，非陈季常之真惧内也。汪先生不加深考，贸然道之”[7]。以为汪廷讷误解了《方山子传》的文意，导致《狮吼记》的故事内容与本事内涵相左。但纵观《方山子传》全文，除了陈V这个人物与《狮吼记》一样外，鲜少有相关之处，人物生活习性也有很大差别。《方山子传》中“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8]的陈V，与《狮吼记》故事中喜宴游、好蓄妓、懦弱胆小的陈V判若两人，更无柳氏悍妒的记载，全文完全没有提及“狮吼”之事。由此可见吴梅的相关论述是有误的，青木正儿的观点更可信。《方山子传》的故事并非《狮吼记》故事的本事，但传奇中仍有部分内容出自本篇，如第二十六出《祖席》中就叙述了苏轼为陈V写传的前因后果。
《黄冈县志》载：陈季常豪侠、好酒、狂放傲世，所以怀才不遇，愤然“毁衣冠、弃车马、遁迹山林”。《宋史》记载的陈V事迹，则放在其父陈公弼传记的附录中：
V字季常，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在岐下，尝从两骑挟二矢与苏轼游西山。……遁于光、黄间，曰岐亭。庵居蔬食，徒步往来山中，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不与世相闻，人莫识也。见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岂古方山冠之遣像乎？”因谓之“方山子。”及苏轼谪黄，过岐亭，识之，人始知为V云[9]。
对比《方山子传》，我们不难发现，历史记载和苏轼笔下的陈V如此一致。由此可见，汪氏也没有依据真实的陈V塑造形象、演绎事件。《狮吼记》中的人物个性及宴游蓄妓的内容都与以上两篇苏轼的诗文有较大出入。因此传奇的本事应与《方山子传》关系不大，相关内容只可能是汪廷讷创作时的参考。
（三）《容斋随笔・陈季常》
《容斋随笔》由宋人洪迈历经三十年方才著成，涉及内容广泛，《四库全书总目》推它为南宋笔记小说之冠。《陈季常》一则出自《容斋三笔》卷三，内容如下：
陈V，字季常，公弼之子，居于黄州之岐亭，自称“龙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宾客，喜畜声妓，然其妻柳氏绝凶妒，故东坡有诗云：“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东狮子，指柳氏也。坡又尝醉中与季常书云：“一绝乞秀英君。”想是其妾小字。黄鲁直元W中有与季常简曰：“审柳夫人时须医药，今已安平否？公墓年来想渐求清净之乐，姬媵无新进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邪？”又一贴云：“承谕老境情味，法当如此，所苦既不妨游观山川，自可损药石，调护起居饮食而已。河东夫人亦能哀怜老大，一任放不解事邪？”则柳氏之妒名，固彰著于外，是以二公皆言之云[10]。
姚燮的《今乐考证》在考其本事时，引用了《陈季常》一则中的大半内容。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认为“柳氏嫉妒事，则见宋人随笔”[11]，指出《狮吼记》的本事应是出自宋人所编《容斋随笔》。此则小说记载了陈V的生平、喜好，介绍坡“龙丘居士”诗句的来源，以坡与黄鲁直的书简佐证，表明河东夫人柳氏不但凶还很妒，并因妒成疾，而且凶妒之名远播，明确了“狮吼”的前因后果。文中还提及小妾秀英及陈V的老年生活，都与《狮吼记》的情节有较高的吻合度。结合《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方山子传》与《容斋随笔・陈季常》的内容，与《狮吼记》内容对照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容斋随笔・陈季常》无论从人物、主旨，还是主人公的喜好表现都与《狮吼记》内容的吻合度最高，而《方山子传》则与《狮吼记》关系最远。可见汪廷讷创作时虽参考了众多资料，如《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中陈V参禅悟道的爱好、《方山子传》中陈V夫妇晚年生活的片段，但《狮吼记》的本事应出自《容斋随笔・陈季常》这个由洪迈编撰出的小说故事。
二、本事溯源
《狮吼记》的本事为《容斋随笔・陈季常》记载的“河东狮吼”故事。但这样的故事并非陈V独有，但凡家有悍妻就难免会遭遇此类事情，陈V之前就有很多类似记录，如荀介子和蜀功臣的故事都是如此。因此“河东狮吼”的故事应是古已有之，《狮吼记》的本事也应有更为久远的原型。陌生化的故事造成观众和读者欣赏时的共鸣，成就了“河东狮吼”故事家喻户晓的影响力。
妒悍妇的记载古已有之，最早有春秋时期《左传》所载叔向之母妒忌叔虎之母美而不使的记载。战国时期有“掩鼻之谗”的故事，记载了楚王夫人郑袖嫉妒美人，先诱楚王和美人信任自己，再骗美人遮鼻掩丑，让楚王误会，以达到离间的作用。还有著名的悍妒妇吕后，“人彘”的暴行让人们记住了她的妒名。以上这些妒妇或阴险、或狡诈、或残暴，但当着宾客之面就直接挑战丈夫权威的事还较为少见。宴客时妻子呵斥宾客或丈夫的故事，最早见于南朝（宋）虞通之撰的《妒记》（《太平御览》卷七百一所辑），其中荀介子妻子的行为与“河东狮吼”故事极为相似。
荀介子为荆州刺史。荀妇大妒，恒在介子斋中，客来便闭屏风。有桓客者，时为中兵参军，来诣荀咨事，论事己讫，为复作馀语。桓时年少，殊有姿容。荀妇在屏风里，便语桓云：“桓参军，君知昨人不？论事己讫，何以不去？桓狼狈便走[12]。
晋及南北朝时期可谓是中国妒风较盛的时代，南朝宋人虞通之撰写《妒记》就是由于当时妒风盛行，“宋世诸主莫不严，明帝每疾之。湖熟令袁妻以赐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妇记。”[13]荀妇即是当时妒妇的代表，她总在丈夫的房中，即使有人请教荀介子政事时，也只用屏风相隔，并不回避。一旦政事完毕闲聊几句，荀妇就隔着屏风，训斥宾客，使其离开。荀妇故事主体与“河东狮吼”故事是一致的，都是于丈夫宴客时呵斥，以达到结束宴会，隔绝丈夫与被嫉妒对象的目的。虽然荀妇并未大声“狮吼”，但其简单一语就让“桓狼狈便走”，实在有“狮吼”之威力。这一则故事也是“狮吼”故事最早的记载。
妻子以“狮吼”的威力震慑丈夫的故事还有不少。这些故事虽然与“河东狮吼”故事没有必然联系，但对研究这一故事原型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故事中的人物、事件、乃至时代背景的研究有利于“河东狮吼”故事的溯源。《太平广记》在卷二百七十二中专门辑录了古代著名妒妇共计12名，其中《李廷璧妻》、《蜀功臣》所录故事都可视为“狮吼”故事。
李廷璧二十年应举，方于蜀中策名。歌篇靡丽。诗韵精能。尝为舒州军卒。其妻猜妒。一日铃阁连宴，三宵不归，妻达意云，来必刃之。泣告州牧，徙居佛寺，浃辰晦迹……[14]。
李廷璧因连续参加宴会三日未归，妻子威胁：回家就杀了你，李廷璧不敢回家，躲到寺庙中。可见其妻子积威日久，一句话就吓得李廷璧不敢相见。
蜀有功臣忘其名，其妻妒忌。家畜妓乐甚多，居常即隔绝之。或宴饮，即使隔帘奏乐，某未尝见也。其妻左右，常令老丑者侍之。某尝独处，更无侍者，而居第器服盛甚。后妻病甚，语其夫曰：“我死，若近婢妾，立当取之。”及属圹，某乃召诸姬，日夜酣饮为乐。有掌衣婢，尤属意，即幸之。方寝息，忽有声如霹雳，帷帐皆裂，某因惊成疾而死[15]。
蜀功臣妻子好妒，男主人在妻子死后日夜笙歌，却因妻子余威，被一声霹雳活活吓死，可谓“狮吼”之极。
另有《朝野佥载》中阮嵩妻的故事：
唐贞观中，桂阳令阮嵩妻阎氏极妒。嵩在厅会客饮，召女奴歌，阎披发跣足袒臂，拔刀至席，诸客惊散。嵩伏床下，女奴狼狈而奔[16]。
阮嵩妻阎氏虽未“狮吼”，但在丈夫宴饮时，毫无顾忌拔刀相向，实为“狮吼”行为的另一种极致。
《李廷璧妻》辑自唐代卢的诗话《杼情集》；《蜀功臣》辑自五代时期王仁裕所作的笔记小说《王氏见闻录》；《朝野佥载》为唐代张|所作笔记小说，多记载武则天时期的故事。这三则故事产生时间相近，都写于唐及之后的五代时期，结合上文所述《荀介子》故事，都发生于礼教较为松弛的朝代。特别是唐代妒妇有着“宁死而妒”的决绝勇气，房玄龄夫人卢氏、管国公任环夫人柳氏都曾因妒被唐太宗赐予毒酒（醋），两人皆一饮而尽。这种正大光明表现嫉妒的故事，至注重理学的宋朝已极难见到，女性被儒家节烈观约束，即使有妒心也不敢公开表现出来。“河东狮吼”故事出于北宋年间，柳氏的行为在当时倍受诟病，陈V也因此常被友人耻笑，从陈V晚年生活可以看出柳氏已改变为温良贤淑的女性，失去了唐代妒妇的坚持与坦然，并被后人引以为戒。
三、“狮吼”故事演变的时代因素
“狮吼”故事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演变，至明末汪廷讷笔下完善，其演变的历史也呼应了中国妒妇故事发展的历史。中国从奴隶制社会以来，就形成了一种以男性本位为中心的伦理系统，自汉代董仲舒倡言儒学为官方哲学，“三纲五常”的核心思想，让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地位在整个社会确定下来。《仪礼》曰：“夫者妻之天也！”，告诫女性要“既嫁从夫”[17]，也规定了“七出”的条款，严格约束妇女的言行，凡有“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18]的女性可被丈夫和家族逐出。“狮吼”故事中的女性，都犯有妒忌和口舌之恶，同时也常伴有无子、恶疾、不事舅姑等行为，因此这些女性形象都是封建道德标准下的异类，更是反面形象。儒家文化以家庭和谐为核心，男性作为家庭的中心，拥有至高的权力，“狮吼”打破了男性家主的权威，与之相对应的君臣、家国关系都随之破裂。“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19]女性处于整个社会关系的最低层，受到的束缚也最为沉重。她们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的熏陶，大都丧失了自我，顺从丈夫的意志而生活。被树为楷模的“贤妇”、“节妇”被广为传颂，“悍妇”、“妒妇”则存在于各种笔记小说中，当做逸闻趣事被流传、批判，“狮吼”故事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演绎丰富。
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妒妇大量出现的第一个高峰期，最早的“狮吼”故事就出于南朝《妒记》。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人的自觉时期，又由于门阀制度，促使贵族女性地位提升，妒妇大量产生，妒风盛行。北朝出现了“妇人多幸，生逢今世，举朝略是无妾，天下殆皆一妻”[20]的局面，官僚贵族之间保持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南朝甚至有公主公然纳面首的行为，“宋文帝姊山阴公主，适何戢，谓帝曰：‘陛下六宫数百，妾唯驸马一人，太不均！’帝笑为置面首三十人。”[21]“三从四德”的礼教约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女性主体意思被唤醒，特别是贵族女性们不再只知顺从丈夫，开始关注自身的需求，甚至追求社会地位的平等性。此时“悍妒”就成为她们追求爱情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表现。悍妒现象之普遍，妒妇之多，让同一时代的男性和统治阶层大为头疼。虞通之所作《妒记》就是应宋明帝所请，将妒妇故事收集编纂，以求维护儒家伦理，鞭挞悍妒行为。两晋南北朝时期“狮吼”故事已具雏形，故事表现为：妻子厌恶丈夫宴客时与异性或年轻男往，发出“狮吼”终止宴会。
其他的“狮吼”故事大都出自于唐代。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安定，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与周边各族及许多国家进行了广泛而密切的交流，对各种文化兼收并蓄，形成了一个思想活跃，相对开放的社会形态。加上中国封建社会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的登基，也有助于提高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女性在行动上受到的约束减少，可以走出闺房，思想方面也更加开放，这样的社会风气也造就了部分女子雄健强悍的性格。因此唐代女性比两晋南北朝时期更为开放，悍妒行为更显强悍。李廷璧妻与阮嵩妻不满丈夫宴客，夜不归宿，爆出“狮吼”外，还挥刀相向。蜀功臣妻更是在自己死后，都要约束丈夫的行为，一有放纵，则“狮吼”至死。这些极为凶悍的“狮吼”行为，反映了当时女性地位的相对提高，在家庭及社会中有一定的话语权，女性妒忌心理毫不掩饰，甚至表现的极为强烈、凶悍。日本学者大泽正昭在《妒妇、“悍妻”以及“惧内”――唐宋变革期的婚姻与家庭之变化》一文中指出：“所谓‘妒妇’的现象，自古以来即被指出是两晋到隋唐五代历史的特征。”[22]唐代女性在家庭地位提升的同时，却不可能挣脱封建伦理的约束，一夫多妻、狎妓娈童等社会道德允许的男性权利，都会引起妻子心中强烈的妒火。悍妒妇们采取各种手段，发泄对姬妾、丈夫甚至是对社会的仇恨，造成唐代悍妒现象的盛行。唐代“狮吼”故事中的悍妒妇表现更为凶悍，“狮吼”对象除所宴宾客外，更集中针对丈夫，终止宴会的同时予以丈夫严厉惩罚。
“狮吼”本事的源头出自于北宋苏轼笔下，但仅从苏轼的记载研究，柳氏悍妒并无实据。宋代的妒妇记载也比两晋南北朝和唐代要少得多，“狮吼”记载除《容斋随笔》外，鲜有类似故事出现。宋代对女性的约束也较为严苛，特别是陈朱理学的兴起，儒家学说得到充分发展，对人们行为道德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女性的行为、品德的要求也更为严格。南宋时期，女性地位更显低下。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名言让宋代乃至元明时期，“节妇”、“烈女”的记载逐渐多。《宋史・烈女传》记载55位烈女事迹，董家遵又从《古今图书集成》中统计了宋代节烈妇女有274人[23]，这一数字已大大超过之前各代。宋代女性受到严格的节烈观影响，她们为维持婚姻、家庭及名声，很少将悍妒心理曝露于外。宋代“狮吼”故事仅有陈V畏妻之事，也正因为发生在这样一个悍妒妇稀少的年代，借了苏轼的名气，这个本不特别的故事才得以流传深远。
明代《狮吼记》的创作使“狮吼”故事真正成熟，柳氏也成为中国悍妒女性的代表，这是有其时代原因的。明代商品经济逐渐繁荣，市民文化高度发展，对社会结构及心理结构都产生一定影响，对传统的家庭结构及人格模式都提出挑战。虽然男性依然恪守男权本位的传统，女性却有冲破附属地位的需求，于是悍妒妇形象于明代中后期大量产生，惧内现象也较为普遍。时人叹息：“世有勇足以驭三军而威不行于房闼，智足以周六合，而术不运于红粉，俯首低眉，甘为之下，或含愤茹叹，莫可谁何？”[24]悍妒与惧内成为明代，乃至清代悍妒故事的主要内容。明人为重展男性权威，纷纷研究各种疗妒手段，汪氏以戏“疗妒”便是其中之一。明代小说《醋葫芦》中的都氏作为当时悍妒形象的代表，对待丈夫和妒忌对象的手段非常凶残，且步步升级，最后受到冥界惩罚，放弃妒心。小说人物形象丰满，故事完整。明代“狮吼”故事大率内容完整，悍妒行为花样繁多，并常以疗妒为目的进行展现。“狮吼”故事的发展历程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有极大关系，社会开放程度越高、思想越活跃，出现悍妒妇的几率也就越大，相应的“狮吼”故事内涵就越丰富。
“狮吼”故事从本事《容斋随笔・陈季常》，甚至更早的“狮吼”故事原型一步步发展至传奇《狮吼记》，汇集了各个时代的特征，内容由简到繁，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明代独特的历史背景和人文环境促成“河东狮吼”一词的流行，也促使汪氏选择陈V畏妻作为惧内传奇的主题，演绎出一个全新的“狮吼”故事，被世人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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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汪曾祺以身份被下放到河北张家口沙岭子进行劳动改造。沙岭子是宣化至张家口之间的一个小站，这里有一个镇，本地叫做“堡”。每遇星期天、节假日，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汪曾祺就去堡里逛逛。在汪曾祺的记忆里，堡里有一个供销社，一个山货店，一个缝纫社，一个木业生产合作社，一个兽医站。若是遇上集市，还有一些周边村民挑着菜担卖茄子、辣椒及其他日用品。汪曾祺和同事怀着很大的兴趣，穿梭其间，看凤穿牡丹被面，看铁锅，看扫帚，看茄子，看辣椒。
堡里更有一个新华书店，每每让汪曾祺流连忘返。书架上摆放最多的是《选集》，此外介绍化肥农药配制的科普书和小册子，还有《智取威虎山》、《三打白骨精》等连环画。
有一天，汪曾祺又去逛书店，忽然在一个书架的最高层发现了几本书，他像发现宝贝一样，激动地搬过一张凳子，把这几册书抽下来。原来是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清代俞正燮的《癸巳类稿》、清代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
汪曾祺手捧这些书，生怕被人抢走，连忙请售货员算账收钱。售货员把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开了票据。
汪曾祺好奇地问：“你们这个书店怎么会进这样的书？”
售货员说：“谁知道！也就是你，要不然，这几本书放在这里永远不会有人要。”
这几本书是按标的价格卖给汪曾祺的，不是特价或打折书。但这是很早以前的定价，所以汪曾祺感觉非常划算。
不久以后，汪曾祺结束劳动，被派到张家口辖属的沽源县去画马铃薯图谱。就带了在镇上小书店淘的《梦溪笔谈》、《容斋随笔》等书籍，还有一套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到了沽源县，他白天画图谱，夜晚灯下读淘来的书，在那个年代，倒也落得逍遥自在。
关键词：四库馆臣 《四库全书总目》 宋人笔记 著录
中图分类号： k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2）04－0141-04宋人笔记，是指“随笔记事而非刻意著作之文”［1］，其内容涉猎极广，几乎涵盖宋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极具文化和史料价值，因而备受清代四库馆臣的关注。尽管四库学研究方兴未艾，成果迭出，但具体到四库馆臣对宋人笔记著录的研究专文鲜见。笔者不揣陋识，将四库馆臣所撰之《四库全书总目》（图六，以下简称《总目》）中有关宋人笔记的著录情况，分述如下，以求教于方家。
1 四库馆臣著录宋人笔记的数量
四库馆臣将汉代以来的校雠之学发挥到极致，撰成《总目》，自刊行以来，即成为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周中孚认为：“若论官私簿录书之‘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自汉以后，‘莫有过于是编矣’。”［2］张之洞云：“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3］因此，四库馆臣著录之文成为我们解读宋人笔记的重要视窗。经过蒐集古今，审订校理，四库馆臣共著录宋人笔记252种，实际收入《四库全书》的宋人笔记有197种，分别是：
《北梦琐言》、《清异录》、《三楚新录》、《贾氏谈录》、《洛阳缙绅旧闻记》、《南唐近事》、《江南余载》、《江表志》、《江南野史》、《五国故事》、《王文正笔录》、《南部新书》（图十）、《近事会元》、《江南别录》、《钓矶立谈》、《锦里耆旧传》、《（宋景文公）笔记》、《儒林公议》、《嘉祐杂志》（一作《江邻几杂志》）、《归田录》、《湘山野录》、《玉壶野史》（一作《玉壶清话》）、《东斋记事》、《春明退朝录》、《涑水记闻》（图二）、《孙威敏征南录》、《蜀梼杌》（图四）、《东坡志林》、《仇池笔记》、《龙川略志》、《麈史》、《晁氏客语》、《杨公笔录》、《王氏谈录》、《青箱杂记》、《吕氏杂记》、《茅亭客话》、《道山清话》、《孙公谈圃》、《国老谈苑》、《画墁录》、《梦溪笔谈》（图三）、《渑水燕谈录》、《文昌杂录》、《海岳名言》、《书史》、《画史》、《珩璜新论》、《（孔氏）谈苑》、《甲申杂记》、《闻见近录》、《随手杂录》、《后山谈丛》、《萍州可谈》、《侯鲭录》、《师友谈记》、《钱氏私志》、《岳阳风土记》（图七）、《闻见［前］录》、《东轩笔录》、《泊宅编》、《燕魏杂记》、《冷斋夜话》、《遵尧录》、《麟台故事》、《岩下放言》、《石林燕语》、《避暑录话》、《墨客挥犀》、《洛阳名园记》、《珍席放谈》、《游城南记》、《唐语林》、《春渚纪闻》、《东观余论》、《（靖康）缃素杂记》《靖康传信录》、《建炎进退志》、《紫微杂说》（图九）、《家训笔录》、《辩诬笔录》、《建炎笔录》、《懒真子》、《曲洧旧闻》、《松漠纪闻》、《栾城（先生）遗言》、《中吴纪闻》、《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北窗炙輠录》、《墨庄漫录》、《铁围山丛谈》、《猗觉寮杂记》、《却帚编》、《北狩见闻录》、《东家杂记》、《学林》、《碧鸡漫志》、《西溪丛语》、《经筵玉音问答》、《默记》、《张氏可书》、《步里客谈》、《续博物志》、《寓简》、《高斋漫录》、《独醒杂志》（图一）、《枫窗小牍》、《（河南邵氏）闻见后录》、《鸡肋编》、《瓮牖闲评》、《翰苑遗事》、《演繁露》、《考古编》、《五总志》、《东京梦华录》《南窗记谈》《林间录》《罗湖野录》《芥隐笔记》、《梁溪漫志》、《能改斋漫录》（图二）、《容斋随笔》（图十）、《骖鸾录》、《桂海虞衡志》、《吴船录》、《老学庵笔记》、《入蜀记》、《乾道庚寅奏事录》、《（淳熙）玉堂杂记》、《二老堂杂志》、《清波杂志》、《陶朱新录》、《刍言》、《东园丛说》、《挥麈录》、《投辖录》、《玉照新志》、《岭外代答》、《省心杂言》、《常谈》、《云麓漫抄》、《过庭录》、《（西塘）耆旧续闻》、《野客丛书》、《野老记闻》、《纬略》、《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旧闻证误》、《涉史随笔》、《涧泉日记》、《准斋杂说》、《四朝闻见录》、《宾退录》、《古今考》、《经外杂抄》、《贵耳集》、《桯史》、《愧郯录》、《示儿编》、《燕翼诒谋录》、《云谷杂记》、《吹剑录外集》、《自警编》、《坦斋通编》、《考古质疑》、《游宦纪闻》、《密斋笔记》、《芦浦笔记》、《鸡肋》、《困学纪闻》（图十一）、《齐东野语》、《武林旧事》、《癸辛杂识》、《云烟过眼录》、《浩然斋雅谈》、《鹤林玉露》、《朝野类要》、《鼠璞》、《随隐漫录》、《都城纪胜》、《诸蕃志》、《藏一话腴》（图十二）、《颖川语小》、《佩韦斋辑闻》、《书斋夜话》、《席上腐谈》、《对床夜语》、《梦梁录》、《脚气集》、《爱日斋丛抄》、《学斋占毕》、《钱塘遗事》、《东南纪闻》、《识遗》、《祛疑说》、《咸淳遗事》、《昭忠录》。
另著录存目55种，分别是：
关键词：李清照；词；叠语；修辞；民歌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6-0010-01
叠语，见于旧题王昌龄撰《诗中密旨》：“句中叠语格八。诗曰：‘既为风所开，还为风所落’是也。”释皎然《诗议》、白居易《金针诗格》与洪迈《容斋随笔》皆有提及。叠语就是某个词语在作品中反复出现，“且意义相同，不同与现代修辞学的‘复辞’”。这种修辞在易安词中很常见。
一、易安词中的叠语
除存疑作品外，出现典型叠语的词作在李清照53首中占27首，达到了一半的比例。从叠语的位置上来看，大体可分为四类：
一是句内叠，如：“奴面不如花面好”、“花自飘零水自流”、“醉莫插花花莫笑”等。两字多不相邻，分别处于开头和结尾部分，间隔三个音节。这就在声律上造成了“一波三折”的节奏效果。
二是临句叠，如：“烛底凤钗明，凤头人胜轻”、“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山枕斜，枕损钗头凤”等，往往用做顶针或对偶，达到上下句回环钩连的效果。
三是连环叠，如：“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更残蕊，更捻余香，更得些时”、“此情此恨，此际拟托行云”等。一般是相连的几句中含有某个相同成分，也可以看做“叠句”的一种形式。
四是篇内叠，如：“春到长门春草青……着意过今春”、“云闲水远……水流云断”、“怎敌他……独自怎生得黑……怎一个愁字了得”等。在整首词内多次出现相同词语，后者或是对前者的加强，或是对前者的消解。
二、“不避重复”与叠语的艺术效果
对于写诗作文要不要“避重复”的问题，历来有不同的观点。陈《文则》丁六条分别论述了“避重复”和“不避重复”，并把它们都视作修辞手法。对于易安词中的叠字，批评家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肯定，但对叠语则有分歧。如孙致弥在《词鹄》凡例中指出：“须戒重叠字面前后相犯，虽绝妙好词，毕竟不妥，万不得已用之。如易安《声声慢》叠用三‘怎’字……终成白璧微瑕”。
易安词的叠语并非简单重复，也不是“万不得已”的用法，而是有各自的艺术考虑。叠语的位置都恰到好处，往往是与连绵、递进或对比的结构相伴随的。如“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唯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楼”与“凝眸”一叠再叠，使整个下片既相连缀又相推进，曲折婉转，将愁情表达得缠绵深长。又如“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为报今年春色好……可怜春似人将老”，前者依旧，后者全非。叠语将它们串联起来罗列目前，把物是人非的感慨表达的更加浓烈。再如被《词鹄》批评的三个“怎”字，也并非拙劣的重复，“怎敌”、“怎生”、“怎了得”，每一次反问都是对全词情感的一次深化，每一问的失落都是对凄凉处景的强调，都将无可奈何加深一层。
三、易安词叠语与民歌的关系
叠语的大量使用，与易安词对民歌和口语的借鉴是分不开的。叠语从实质上来说就是一种口语化习惯，如《容斋随笔》中“汉书用字”条：“太史公《陈涉世家》：‘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而不为冗复，非后人笔墨畦径所能到也”。在民歌中，叠语也很普遍。从最早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到后来乐府中的“东飞伯劳西飞燕”、“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羹饭一时熟，不知饴阿谁”、以及西洲曲反复叠用的“西洲”、“莲”、“郎”等。民歌中的叠语多用来加强音乐效果，这是民歌回环复沓传统的延续。
易安词的叠语有着更丰富的艺术功能。在继承民歌音乐美的基础上，拓展了叠语对词意和结构的艺术作用，尤其是递进与对比的效果。李清照一生命运多舛，词多伤心之语，物是人非、昔乐今悲是易安词中最突出的主题之一。“多少事，欲说还休……休休”，将胸中郁结的愁绪反复吟唱，含凄无限；“年年雪里，常插梅花醉……今年海角天涯……故应难看梅花”，刻意地把今夕景况叠在一起，字面的“同”，把背后的“异”反衬的更加鲜明，使浓烈的愁情缠绵迢递，萦绕不去。易安词对叠语的运用，既撷民歌之精华，又蕴身世之情怀，是“易安体”成功的艺术特色。
注释：
本文所引李清照词内容及数量以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为主，以王学初《李清照集校注》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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