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通意见范文

时间:2023-03-15 17:41:34

民通意见

民通意见范文第1篇

一、关于被宣告死亡人死亡的时间

第36条 被宣告死亡的人,判决宣告之日为其死亡的日期……。

[瑕疵分析] 自然人死亡作为一种法律事实,将引起财产继承发生、合同义务消灭及婚姻关系终止等法律后果;死亡时间即为这些法律后果发生的时间。宣告死亡为自然人死亡的一种,这便致使被宣告死亡人死亡的时间在法律上极具意义。依《民法通则》第23条,对下落不明达法定期限的自然人可以经其利害关系人申请由人民法院以判决方式宣告其死亡;但对于被宣告死亡人死亡的时间该法却没有规定。《意见》本条将这一判决宣告的时间规定为被宣告死亡人死亡的时间。这一规定的缺陷在于:第一,它使得对于被宣告死亡人死亡的时间可以由利害关系人来决定。例如:某利害关系人如欲使某自然人在下落不明十年后死亡,其可以在该自然人下落不明九年后的某天才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其死亡;倘若前者如欲使后者在下落不明二十年后死亡,则其可以在后者下落不明十九年后的某天再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其死亡(依《民事诉讼法》第168 条人民法院受理宣告死亡的申请后应当经过一年的公告期才能作出宣告死亡的判决-笔者注)。如果真是这样,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显得极不严肃。第二,它将被宣告死亡人死亡的时间统一规定为某一个时间,从而忽视了被宣告死亡人下落不明的不同情况以及与此有关的该人在生理死亡时间方面所可能存在的差异。具体地讲,倘若某一被宣告死亡人已经生理死亡,该人如果是在一般情况下下落不明,其生理死亡只可能发生在其下落不明之后的某一时刻;该人如果是在战争期间下落不明,其生理死亡则可能发生在这一期间中的任何时刻;该人如果是在意外事故中下落不明,其生理死亡极有可能与这一事故同时发生。正是此点,决定了法律必须针对被宣告死亡人下落不明的不同情况对其死亡时间作出不同的规定。

[补救措施] 对于本条可结合《民法通则》第23条并借鉴《日本民法典》第30、31条而修改为:“被宣告死亡的人,其下落不明满四年之日为其死亡的日期;但如果其是在战争期间下落不明,战争结束之日为其死亡的日期,如果其是在意外事故中下落不明,意外事故消失之日为其死亡的日期”。

附:《日本民法典》第30条

(一)不在人于七年间生死不明时,家庭法院因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可以实行失踪宣告。

(二)临战场者、在沉没的船舶中者及遭遇其他致死亡危难者,于战争停止、船舶沉没或危难消失后,于一年间生死不明时,亦同。

第31条 依前条第(一)款规定受失踪宣告者,视为于前条第(一)款的期间届满时死亡。依前条第(二)款规定受失踪宣告者,视为于战争停止、船舶沉没或危难消失时死亡。

《民法通则》第23条实际规定:公民在一般情况下下落不明满四年,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其死亡。

二、关于隐名合伙人的债务清偿责任

第46条 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者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视为合伙人。

[瑕疵分析] 隐名合伙是指以由两方以上当事人约定一方仅对他方的经营活动出资并分享由该项经营所生收益为内容的合伙。在这种合伙存续期间,一部分合伙人既出资又参加经营,其为出名营业人;另一部分合伙人则仅出资而不参加经营,其为隐名合伙人。《民法通则》没有规定隐名合伙;《意见》本条却通过将只向合伙出资而不参加合伙经营的人确定为合伙人的方式将隐名合伙合法化。这一规定的缺陷在于:它没有对隐名合伙人的债务清偿责任作出有别于一般合伙人之同一责任的规定,致使对前者的这一责任只能适用于《民法通则》第35条关于后者之同一责任的规定;依此规定,隐名合伙人与一般合伙人一样,也应当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但从公平合理角度看,由于隐名合伙人毕竟没有参加合伙经营,故其对合伙债务的清偿责任显然应当被限定在其出资范围内,并且还不能要求其对出名营业人的行为向第三人负责;可见要求隐名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实属不宜。况且在外国法上,隐名合伙人对合伙债务仅须就其出资行为负有限责任已成惯例;(注:参见江平编著:《西方国家民商法概要》,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243页。 )而这一惯例恰恰排斥了隐名合伙人对合伙债务的无限连带责任。

[补救措施] 对于本条可借鉴《台湾民法典》第703条、704条制作下述新规定以作为第二款而增加入其中:“前款所列合伙人对合伙债务以其出资为限承担清偿责任,他对其他合伙人的债务不承担连带责任”。

附:《台湾民法典》第703条 隐名合伙人, 仅于其出资之限度内,负分担损失之责任。

第704条 隐名合伙之事务,专由出名营业人执行之。 隐名合伙人就出名营业人所为之行为,对于第三人不生权利义务之关系。

三、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默示形式

第66条 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出民事权利的要求,对方未用语言或者文字明确表示意见,但其行为表明已接受的,可以认定为默示……。

[瑕疵分析] 民法理论将民事法律行为的形式分为明示形式与默示形式,(注:参见佟柔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

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0页。 )其中的默示意味着当事人通过语言或者文字以外的方式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注:参见李由义主编:《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页。 )《民法通则》第56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法律规定用特定形式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由于此条中规定的“其他形式”包括默示形式,故可以认为它为当事人采取默示形式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提供了依据。《意见》本条明文规定对当事人采取默示形式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可以予以认可,从而较《民法通则》第56条显得进了一步。这一规定的缺陷在于:第一,它只能适用于双方民事法律行为,而不能适用于单方民事法律行为;第二,就双方民事法律行为而言,它只能适用于其中由一方当事人通过明示而对方当事人通过默示所实施的行为,而不能适用于双方当事人均系通过默示实施的行为;第三,就由一方当事人通过明示而对方当事人通过默示所实施的双方民事法律行为而言,它也仅能适用于其中与由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以民事权利要求为内容的明示意思表示相对应的对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不能适用于与除此而外的由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以其他任何一种属于民事方面的要求为内容的明示意思表示相对应的对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补救措施] 对于本条可借鉴存在于由李由义主编的《民法学》和由马原主编的《中国民法教程》(修订本)中的默示定义而修改为:“当事人在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时,对其内在意思不是通过语言或者文字表示,而是通过其他行为表示,并且对这一行为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或者按照交易习惯或者生活习惯能够确定其内在意思的,可以认定为默示”。

附:李由义主编的《民法学》中的默示定义是:“默示形式,是指不通过语言或文字,而以沉默形式成立的法律行为”。(注:参见李由义主编:《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页。 )马原主编的《中国民法教程》(修订本)中的默示定义是:“默示形式,是指行为人并不直接表示其内在意思,只是根据他的某种行为(作为或不作为)按照逻辑推理的方法或者按照生活习惯推断出行为人内在意思的形式”。(注:该书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这一定义载于该于第105页。)

四、关于传达错误的民事行为的效力

第77条 意思表示由第三人义务转达,而第三人由于过失转达错误或者没有转达,使他人造成损失的,一般可由意思表示人负赔偿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瑕疵分析] 表意人的意思表示因传达人传达不实而形成的错误,在民法理论上称为传达错误或者误传;(注:参见:《中国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4—245页。)故由受传达人因接受这一传达而同表意人实施的民事行为,在民法理论上则可以称为传达错误的民事行为。《民法通则》对传达错误的民事行为的效力没有作出规定;但该法第55条却明确地将“意思表示真实”规定为民事法律行为所应当具备的一个条件,而传达错误的民事行为对于表意人而言却明显地属于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民事行为,故这一行为自然不能作为民事法律行为而成立。《意见》本条的缺陷在于:它实际上仅规定由传达错误的民事行为给受传达人造成的损失应当由表意人承担赔偿责任,但却既没有规定这一行为无效,也没有规定对它可以由表意人撤销。从审判实践角度看,人民法院要责令传达错误的民事行为的表意人向受传达人承担赔偿责任,必须以先将这一行为确认无效或者撤销为前提。

[补救措施] 对于本条可借鉴《德国民法典》第120 条而修改为:“意思表示由第三人义务转达,而第三人由于过失转达错误,致使他人实施了民事行为,对这一民事行为可以由意思表示人撤销。因意思表示人撤销这一民事行为或者因第三人过失未转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由意思表示人负赔偿责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双方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附:《德国民法典》第120 条意思表示因传达人或传达机关传达不实时,得按第119 条关于因错误而为意思表示所规定的同样条件而撤销之。

五、关于附属物

第87条 有附属物的财产,附属物随财产所有权的转移而转移。但当事人另有约定又不违法的,按约定处理。

[瑕疵分析] 民法理论将财产划分为主物与从物,(注:分别参见史尚宽:《民法总论》,台湾正大印书馆1980年版,第235页。 )并在这一分类基础上设计出从物随主物处分规则。(注:分别参见史尚宽:《民法总论》,台湾正大印书馆1980年版,第238页。 )《民法通则》没有规定这一规则;但由于这一规则意味着从物所有权原则上随主物所有权的转移而转移,故可以认为《意见》本条所规定的正是这一规则,只是由于它用“附属物”来取代了“从物”从而显得标新立异。这一规定的缺陷在于:第一,附属物泛指附属于某一特定财产(主物)的一切物,在这类物中只有那些与该项财产同时使用并在这一过程中对其效益的发生起着辅助作用的物才是从物;第二,从情理上看,从物所有权原则上随特定财产(主物)所有权的转移而转移无疑具有合理性;但除从物外的其他附属物所有权原则上也随特定财产所有权的转移而转移,这在某些情况下却显得并不合理;例如:一套搁置在住宅内并与之配套使用的家俱便属于非从物性质的附属物,但是,当出让人将该住宅的所有权转移给受让人时,如果这一转移原则上也当然导致那套家俱的所有权也转移给受让人,则实属明显的不合理。

[补救措施] 对于本条可借鉴1923年《苏俄民法典》第25 条第2款而修改为:“有从物的财产,从物随财产所有权的转移而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附:1923年《苏俄民法典》第25条第2款从物,从主物而处分; 但合同或者法律有特别规定者,不在此限。

六、关于分割共有财产的方法

第91条 共有财产是特定物,而且不能分割或者分割有损其价值的,可以折价处理。

[瑕疵分析] 共有关系终止时通常会引起对共有财产的分割。存在于民法理论中的分割共有财产的方法有实物分割、变价分割与作价补偿三种。(注:参见史尚宽:《物权法论》,台湾荣泰印书馆1957年版,第152页。)《民法通则》没有规定任何一种分割共有财产的方法。《意见》本条规定的正是分割共有财产的方法,并且从其内容中不难发现该条实际上已经将这三种方法全部规定入其中。这一规定的缺陷在于:第一,它只能适用于作为特定物的共有财产,而不能适用于作为种类物的共有财产;由于《意见》中规定共有财产分割方法的条文仅此一条,故这一缺陷的存在使得对作为种类物的共有财产的分割已无依据;第二,对它所规定的“折价处理”固然可以理解为其中包括“变价分割”与“作价补偿”,但在其中使用前者显然不像使用后两者那样明确;第三,它实际上仅为对属于特定物范围内的作为不可分物的共有财产的变价分割与作价补偿提供了依据,至于对作为可分物的共有财产能否进行这两种分割,从其内容中却找不到答案;第四,它没有规定共有人的协议在对共有财产分割方法的选择运用上所应当起到的作用。

[补救措施] 对于本条可借鉴《瑞士民法典》第651 条而修改为:“对分割共有财产的方法由共有人协商决定;共有人不能达成协议时,对可分物应当实物分割,如全体共有人都不愿意实物分割则应当变价分割,对不可分物应当变价分割;但如共有人中有人愿意取得实物,可以将共有财产归其所有,由其向其他共有人作相当于其应有份额的补偿”。

附:《瑞士民法典》第651条

(一)共有关系的终止,以分割实物,或自由变卖、拍卖后分割价金,或将全物移付与共有人中一人或若干人,使其向其他共有人补偿等方法完成。

(二)共有人对终止共有关系的方法不能达成协议时,应根据法院的命令分割实物;如此方法严重减损该物价值,则应公开或在共有人中间拍卖。

(三)实物分割不能均等时,以货币进行平均。

七、关于能够引起债务提存的法定事由

第104条 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债务人履行义务, 债务人将履行的标的物向有关部门提存的,应当认定债务已经履行……。

[瑕疵分析] 债务提存制度是国家出于维护债务人利益之目的而确立的一项法律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当由于债权人的原因致使债务无法履行时,债务人可以通过将债的标的向有关部门提存而消灭债务。要使国家的这一立法目的全面实现。有关的债务提存制度无疑应当将所有来自债权人方面的能够致使债务人无法履行债务的原因,全部规定为能够引起债务提存的法定事由。这些原因包括:(1 )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履行债务;(2)债权人住址不明;(3)债权人下落不明;(4)债权人一时无法确定;(5)债权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且其法定人一时无法确定。《民法通则》没有规定债务提存,这种提存由《意见》本条规定。这一规定的缺陷在于:它在允许债务提存并承认其具备消灭债务的效力的同时,却仅将前述五种原因中的第一种规定为能够引起债务提存的法定事由;故依据此条,倘若债务人是由于后面四种原因中的任何一种而无法履行债务,其均不能够通过提存而消灭债务。但就这五种原因而言,无论是由于其中的哪一种致使债务无法履行,债务人对此均无过错,因而作为这些原因的事实在对债务存废的影响上理应完全一致,从而它们均理应成为能够引起债务提存的法定事由。

[补救措施] 对于本条可借鉴我国司法部颁布的《提存公证规则》第5条而修改为:“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债务人履行义务, 或者债权人住址不明、下落不明或一时无法确定,或者债权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且其法定人一时无法确定,债务人将履行的标的物向有关部门提存的,应当认定债务已经履行……”。

附:《提存公证规则》第5条 债务清偿期限届至, 有下列情况之一使债务人无法按时给付的,公证处可以根据债务人申请依法办理提存:(1)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或延迟受领债之标的的;(2)债权人不在债务履行地又不能到履行地受领的;(3)债权人不清、地址不详,或失踪、死亡(消灭)其继承人不清,或无行为能力其法定人不清的。

八、关于债权人撤销权

第130条 赠与人为了逃避应履行的法定义务, 将自己的财产赠与他人,如果利害关系人主张权利的,应当认定赠与无效。

[瑕疵分析] 债权人撤销权是指由债权人依法享有的请求法院撤销由债务人实施的不当减少其财产以危害到债权的行为的权利。民法理论认为这一权利与债权人代位权一起共同构成债的保全制度。(注:参见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177页。)《民法通则》没有规定债权人撤销权。 《意见》本条所规定的严格说来也并不是债权人撤销权,因其中的“利害关系人”并不仅限于债权人,并且该人请求人民法院认定赠与无效的权利在性质上亦并不属于撤销权;尽管如此,从该条内容中显然可以发现其中毕竟包含着关于债权人撤销权的立法精神。从债权人撤销权角度来衡量,可以认为这一规定的缺陷在于:第一,它仅规定对由义务人出于逃避履行法定义务之目的而为的转让财产行为应当认定无效;这便致使它不能成为认定由义务人出于逃避履行约定义务即合同债务之目的而为的转让财产行为无效的依据;然而,在我国目前最需要依法认定无效的,恰恰正是后面这样一种转让财产行为。第二,为它所要求认定无效的转让财产行为仅限于无偿行为,故对于由义务人出于逃避履行义务之目的而为的有偿行为,依据它却不能认定无效,尽管这一行为亦同样损害到权利人的利益。第三,它没有规定人民法院在认定义务人出于逃避履行义务之目而为的转让财产行为无效时是否应当考虑与义务人相对的财产受让人在同前者为这一行为时所具备的主观心理状态;由于认定这一行为无效极大地涉及到受让人的权益,故在进行这一认定时理应考虑受让人的这一主观心理状态。

[补救措施] 对于本条可借鉴《台湾民法典》第244 条而修改为:“义务人为了逃避应履行的义务将自己的财产向受让人无偿转让,利害关系人主张权利的,应当认定转让行为无效;义务人为了逃避应履行的义务将自己的财产向受让人有偿转让,利害关系人主张权利的,如果受让人明知义务人之目的而接受转让,也应当认定转让行为无效。”

附:《台湾民法典》第244条 债务人所为之无偿行为, 有害及债权者,债权人得声请法院撤销之。债务人所为之有偿行为,于行为时明知有损害于债权人之权利者,以受益人于受益时亦知其情事者为限,债权人得声请法院撤销之。

九、关于《民法通则》的溯及力

第196条 1987年1月1日以后受理的案件,如果民事行为发生在1987年以前,适用民事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政策; 当时的法律、政策没有具体规定的,可以比照民法通则处理。

[瑕疵分析] 《民法通则》从1987年1月1日起施行,该法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这后面一点从司法实践角度意味着:某一行为发生于《民法通则》施行之前,但由该行为所引起的纠纷被诉诸人民法院却是在《民法通则》生效之后,人民法院对于这一纠纷,只能够适用该行为发生之当时的法律、政策处理,而不能够适用《民法通则》处理。然而,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对于《民法通则》来说只是一个原则;对于发生在该法施行之前的某些行为,如果有法律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有专门规定,也可以使它能够溯及既往,从而在司法实践中成为被适用以处理这些行为的依据。《意见》本条便是关于《民法通则》之溯及力的规定;它在确认《民法通则》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这一原则的前提下,却实际规定对于发生在《民法通则》施行之前的那些在其发生之当时的法律、政策没有就其所涉及的某些事宜作出规定的民事行为,如果在《民法通则》施行之后的某一时间其有关当事人才因在对这些事宜的履行上发生纠纷并被诉诸人民法院,《民法通则》的效力在这些事宜上却能够溯及于它们,从而构成了关于前述原则的一个例外。这一规定的缺陷在于:作为法律事实的属于民事范围内的行为有民事行为、侵权行为和事实行为。就侵权行为而言,《民法通则》对它作了分门别类的详细规定,并对其中若干种特殊侵权行为所涉及的一些具体事宜作了规定,而该法施行前的法律、政策对它则仅作了笼统的、概括的规定;就事实行为而言,《民法通则》对其中的不当得利行为与无因管理行为作了规定,而该法施行前的法律、政策对这两种行为却没有规定。故依据本条,第一,某一侵权行为发生在《民法通则》施行之前,关于它的纠纷被诉诸人民法院却是在《民法通则》施行之后,即使由该行为涉及的某些事宜在它发生之当时的法律、政策中没有规定但在《民法通则》中却有规定,人民法院也不能够适用《民法通则》来处理;第二,某一不当得利行为或者无因管理行为发生在《民法通则》施行之前,关于该行为的纠纷被诉诸人民法院却是在《民法通则》施行之后,如果有关当事人是以债权人身份提讼并提出债权要求,人民法院也不能够适用《民法通则》来处理;在这两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对于有关纠纷的处理都处于没有法律或政策依据之状态,有关的审判活动将因此而无法进行,有关当事人的正当利益亦将因此而不能得到保护。由此可见,本条将《民法通则》的一定限度的溯及力仅限定于民事行为,这显然不太合理。

[补救措施] 对于本条可修改为:“1987年1月1日以后受理的案件,如果民事行为、侵权行为、事实行为发生在1987年以前,适用民事行为、侵权行为、事实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政策;当时的法律、政策没有具体规定的,可以比照民法通则处理。”

应予说明的是,尽管《民法通则》自1987年1月1日施行起至今已经过了近十二年,但对本条作如此修改仍然具有意义。因为在社会生活中极有可能存在这样一种侵权行为或者无因管理行为,对它的实施在时间上是处于持续状态,以致于这一实施开始于1987年以前,但它的过程却一直延续到现在甚至今后。只有当对本条作如此修改,在今后如果关于这种侵权行为或者无因管理行为纠纷被诉诸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在处理这一纠纷时才不至在法律适用上发生争执,从而使之对这一纠纷的处理能够在准确执法的前提下进行。

民通意见范文第2篇

现将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转发给你们,并结合本市的实际情况,提出如下贯彻实施意见,请遵照执行。

一、劳动合同

1.对长期脱离生产(工作)岗位的富余人员以及经双方协商签订协议,协议期未满的请长假人员、请长病假人员、外借人员、带薪上学人员以及其它非在岗的人员,应依据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和市人民政府1995年第1号令《北京市实施劳动合同制度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同时依据《北京市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的实施细则》第八条的规定签订《专项协议书》。

2.经企业批准的停薪留职人员在停薪留职期限内不愿回原单位工作的,用人单位按其自动离职办理手续,解除劳动关系。按自动离职办理手续,解除劳动关系的失业人员不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其档案由原用人单位转到其户口所在地区县劳动局。

在停薪留职期限内,愿意回原单位工作的,依据停薪留职协议,保留劳动关系,但应签订劳动合同,同时完善停薪留职协议书,待停薪留职期限届满后,再续签或终止劳动合同。

3.对请长假、请长病假、停薪留职期满逾期不归的以及不辞而别的人员,用人单位应依据北京市劳动局《关于转发劳动部〈关于通过新闻媒介通知职工回单位并对逾期不归者按自动离职或旷工处理问题的复函〉的通知》(京劳关发〔1995〕第260号)的规定办理。

4.劳动者在同一单位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在固定工转制过程中,用人单位不得与固定工约定试用期。

5.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签订劳动合同前的工作时间和签订劳动合同后的工作时间应合并计算。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合同期限届满,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的,只要劳动者提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6.劳动者依据《劳动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对劳动合同未履行部分,应承担义务。双方已约定赔偿责任的,劳动者要承担约定的赔偿责任,没有约定的,若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应依据劳动部《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7.在固定工转制过程中,劳动者不得单方面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劳动者擅自离职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用人单位也不得以实行劳动合同制度为由,借机辞退部分职工。

8.企业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后,原城镇合同制工人与本企业内原固定工工资、保险、福利待遇等应享受同等待遇,今后新招工人不再增加工资性补贴。原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的单位,使用核增的工资性补贴建立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基金,要用好管好,不得取消。

二、工资

9.由于个人的责任,未完成企业规定的劳动定额或生产任务的劳动者,企业可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但不得低于本市规定的基本生活费标准。

10.女职工产假期间的工资待遇,在没有新的规定之前,由企业确定其工资待遇,但其水平扣除职工个人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后不得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

企业职工因工负伤期间的待遇按照上述规定执行。

11.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期间的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扣除职工个人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后,不得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80%。

12.为便于企业统一劳动者日工资的折算,每月制度工时天数,用人单位应根据北京市劳动局《对〈北京市工资支付暂行规定〉有关问题的补充规定》(京劳资发〔1995〕218号)办理。

三、社会保险

13.企业下岗待工人员、请长假人员、请长病假人员、外借人员、带薪上学人员的社会保险费按本市有关规定由原单位和个人缴纳。

14.对于某些患特殊疾病,医疗期内不能痊愈的职工,企业可以根据其实际情况适当延长医疗期。

15.符合《劳动法》规定的和劳动合同中双方约定的个人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条款解除劳动合同的失业人员,失业期间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因个人原因违反《劳动法》规定和劳动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失业人员,失业期间不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16.与用人单位解除了劳动关系的被判刑或劳动教养人员的档案,按照移交失业职工档案有关规定,由用人单位将本人档案转到其被判刑或劳动教养前户口所在区、县劳动局。

民通意见范文第3篇

为了贯彻国务院有关部、委关于加强工资基金及消费基金管理的要求,我市于1990年第一季度进行了全市企业工资基金大检查。现将大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处理意见通知如下:

一、处理意见

1.企业违反规定多提的工资增长基金或多列支的包干总额,要冲减1990年应提挂钩工资总额或包干工资总额,并相应核减1990年挂钩工资基数,依照税法规定补交工资调节税。

2.按政策规定应在挂钩工资或工资总额以内发放而在以外提取发放工资的,应改由历年工资基金或奖励基金结余中支付,并在1990年相应冲减成本(费用),没有结余的要从1990年应提的挂钩工资总额中支付。并依照税法规定补交工资调节税。

3.挂钩(或包干)企业按规定成建制划出职工而未按规定核减挂钩(或包干)工资基数的,应申报核减挂钩(或包干)工资基数,并相应核减计征工资调节税的计税工资基数及合理调整效益基数。

4.工资基金超支的企业,在1990年要相应减少工资总额的实发数,以实现年末累计收支平衡。

5.企业少交的工资调节税,要依照税法规定如数补交。

6.工资基金大检查中发现的工资总额实发数额与上报统计部门劳动工资年报数字不一致的,市属企业的问题由各局、总公司就数额差数、产生原因及问题处理意见报市统计局备案。区县属企业的问题报区县统计局备案。

7.工资基金大检查中查出的具体问题应按照京劳资发字〔1990〕20号文件《关于企业工资基金大检查中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中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从1990年元月1日起执行,20号文件中未包括的问题报市工资基金大检查办公室研究处理。

二、处理程序

1.一般企业的问题由主管区、县、局、总公司进行处理。

各区、县、局、总公司对所属企业要根据问题的不同情况和有关处理意见分户下达“企业工资基金大检查问题处理意见通知单”(附后),企业据此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上报主管区、县、局、总公司和有关财政、税务分局,同时由区、县、局、总公司汇总后上报市工资基金大检查办公室备案。其中调整工资基数的数额,市劳动局将在调整1990年挂钩工资基数时以区、县、局、总公司为单位进行调整,再由区、县局总公司分别落实到应调整的企业需要在企业财务帐目上进行调整或补交各种税款的由有关财政、税务分局审核,监督处理。

2.市企业工资基金大检查办公室重点抽查的企业,由大检查办公室直接处理。

市企业工资基金大检查办公室将直接向各重点抽查企业下达“北京市企业工资基金大检查问题处理意见通知单”,企业据此进行处理,并将结果上报市企业工资基金大检查办公室。

3.处理工作要在1990年8月31日前结束,9月15日前各主管区、县局总公司要将所属企业(包括大检查办公室重点抽查的企业)问题的处理结果汇总,上报市企业工资基金大检查办公室。

附件一:

北京市企业工资基金大检查

问题处理意见通知单

__________:

经研究,同意检查小组对你单位重点检查后提出的处理意见。

一、你单位纠正违纪问题应补交各种税_____元,由监察机关负责限期交库。

二、其它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见《北京市工资基金大检查问题处理意见报告》。

北京市企业工资基金大检查办公室(代 章)

1990年 月 日

附件二:

北京市工资基金大检查

问题处理意见报告

被检查单位:__________

所在区县:___________

检查起止时间: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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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单位名称 | |主管部门 | |

|被|------|--------|-----|------|

|检|所有制性质 | |单位负责人| |

|查|------|--------|-----|------|

|单| 地 址 | |劳资负责人| |

|位|------|--------|-----|------|

|基| 电 话 | |财务负责人| |

|本|------|--------|-----|------|

|情| 开户 银行 | | | |

|况| 及帐号 | | | |

| |------|--------|-----|------|

| |工资制度形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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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查出的违纪事实和处理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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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小组成员: |

| |

|检查联络员签字: 检查组组长签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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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查单位意见: |

|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

|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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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检查办公室审定意见 |

| |

|   代 章 |

|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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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年自查和重点检查出的各类违纪金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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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应补交|已入库|未入库| |

| |项 目| | | | 备 注 |

| | |金 额|金 额|金 额| |

| |---|---|---|---|-----|

| | | | | | |

| |---|---|---|---|-----|

| | | | | | |

|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查|---|---|---|---|-----|

| | | | | | |

| |---|---|---|---|-----|

| | | | | | |

| |---|---|---|---|-----|

| |合 计| | | | |

|-|---|---|---|---|-----|

| | |应补交|已入库|未入库| |

| |项 目| | | | 备 注 |

| | |金 额|金 额|金 额| |

| |---|---|---|---|-----|

| | | | | | |

|重|---|---|---|---|-----|

| | | | | | |

| |---|---|---|---|-----|

| | | | | | |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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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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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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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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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计| | | | |

民通意见范文第4篇

【关键词】网络公共空间;意见领袖;公共治理

网络公共空间具有匿名性、信息传播快速性、互动性强等特点,逐渐成为公众表达意见的新途径,网络意见领袖对于网络舆论起着引导作用。由于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具有广泛性,网民对公共问题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由网络意见领袖的观点所决定的,但是有些意见领袖对公共问题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和片面性[1]。如果网络意见领袖一些片面或者负面的消息,很可能对网民产生误导,从而扰乱了网络公共空间。所以,本文从公共管理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对网络公共空间意见领袖的特质进行研究,探寻其对网络公共空间产生的影响,构建网络公共空间意见领袖的引导机制。

1 网络公共空间意见领袖的含义

网络公共空间意见领袖是从意见领袖发展而来的,是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在网络公共空间中产生的新群体。网络公共空间意见领袖又被称为网民观点的引领者、网络舆论的领袖,是指在网络公共空间中,通过论坛、博客、微博等各种形式的网络新媒体,针对社会公共问题通过网络公共空间发表被普通网民高认可度的观点或言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网络舆论的走向,并且对网民公共问题态度产生重要影响的个人。

按照其存在形式可以分为,显性网络意见领袖和隐性网络意见领袖。显性网络意见领袖是指通过实名和表明自己身份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于公共问题的具体看法,如一些专家、学者或者政府官员、新闻媒体人。他们通过实名注册博客、微博等形式参与到网络公共空间中来,通过自己的专业权威和学术权威形成意见领袖。隐性意见领袖是指通过匿名身份或者在没有表明自己具体真实信息的基础上参与到网络公共空间中去,通过自己长期对公共问题观点的评论和对问题提出的独到见解,引起网络的关注,从而成为网络意见领袖。

2 网络公共空间意见领袖的特质

2.1 来源的广泛性

在网络公共空间不完善,网络覆盖率不高的时期,意见领袖主要是由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构成,他们通过口头语言交流或者传统媒体对舆论进行引导。随着互联网时代地到来,网络公共空间形成,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公共空间中来,这为每一个人成为网络公共空间意见领袖提供了可能,而不仅仅局限于政府官员或专家学者等社会精英,有很大一部分网络意见领袖是草根出身[2]。

2.2 参与的积极性

网络意见领袖积极参与到网络公共空间中,在网络空间中表现非常活跃,对一些公共问题进行及时关注,并发表自己独到的观点和看法,与普通网民平等地进行交流,他们不是被动地接受消息,而是主动地对信息进行关注和整理。对于外来信息,网络意见领袖不是简单地阅读吸收,而是通过思考筛选、提炼,最后再整合成自己的意见向网民群体进行传递。

2.3 观点的个性化

网络意见领袖对于问题的思考加入了个人的主观判断,其发表的观点很容易吸引网民的眼球,具有很强的个性化特征。传统意见领袖的观点多是官方性的或是具有较强的学术性特点,而网络公共空间意见领袖的观点多是通俗易懂、诙谐的语言,他们与网民进行互动,具有较强的表达能力,从而在网民心目中构建起了独特的人格魅力[3]。

2.4 强烈的互动性

网络意见领袖在网络公共空间中不只是简单地对公共问题和事件发表观点和看法。一些网民采用论坛留言、博客和微博评论等多种形式在网络公共空间发表各种的新见解并提出疑问,意见领袖一般会及时对网民的留言和评论进行回复,进行互动。通过相互之间的互动,促进了网络意见领袖和网民对于该公共问题的新思考。

3 意见领袖对网络公共空间的影响

3.1 积极影响

对精英话语权垄断的终结。传统的意见领袖,多是由社会精英构成的,他们掌握着社会的话语权。网络公共空间的出现,意见领袖即是信息的受众也是信息的传递者,他们来自社会的不同领域和群体,自然而然地产生,其产生不是由正式组织任命的,它打破了地域和身份层次的束缚和界限[4]。网络意见领袖以平等的地位与网民进行互动交流,在交流中充分给予网民的话语权,体现了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特点。

对公共问题进行解读,促进公众的理解。一些普通网民由于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缺乏对公共问题的全面了解,对该问题难以系统性地把握,一些公共政策在刚开始执行时由于网民的不理解也不容易被网民群体所接受。网络意见领袖通过专业地解读,思考、加工,再向网民进行解读,从而引发网民群体对该问题更加深入地思考,升华了认识。

进行网络行政问责。传统的行政问责基本上是上级对下级的问责,途径比较少,形式比较单一,其他群体难以对政府进行问责。随着网络公共空间地不断发展,网络意见领袖对一些腐败问题进行曝光,对一些政府行政行为越位、失位和缺位进行问责,很多意见领袖通过发帖、转帖等形式将信息迅速传播,从而引起上级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起到了规范政府行为的目的,极大提升了公共治理的水平和效率。

对网络舆论进行正确监督和引导。在网络公共空间中网络意见领袖是舆论的“把关者”,作为论坛的管理者或某一板块的版主,对一些网民不良言论的发表要及时进行删除和对该网民进行必要的处罚,从而规范网络公共空间的健康言论。另一方面,网络意见领袖在网络公共空间中对舆论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如一些网民对某一公共问题了解比较片面,对问题分析不够透彻,网络意见领袖要进行必要的引导,纠正其观点。又如,对于某些亟待解决的公共事件或问题,通过网络意见领袖的引导,很容易引起重视,从而促进了公共问题的解决。

3.2 消极影响

功利化色彩严重。由于网络公共空间意见领袖来源的多元性,如果不进行必要的管理也很可能会妨碍网络公共空间的发展。在网络公共空间中,个别网络意见领袖为了引起社会关注,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制造一些虚假新闻,或者被某些组织和个人收买,对事实真相进行篡改或者胡乱编撰,从而混乱公众视野,丧失了公共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非理性思考引发网络公共空间的不稳定。网络意见领袖对于一些突发性公共事件的非理性引导对事件的进展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5]。由于网络公共空间是一个畅所欲言的社区,同时网络具有匿名性的特点,对于一些公共责任心差的网络公共空间意见领袖在并没有对事件进行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就对事件妄加评论,如果政府也没有对该事件的相关信息进行及时报道,这就很可能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个人主观性导致信息失真。网络意见领袖对于公共事件的评论都会或多或少地加入自己的主观看法,带有个人感彩。如果网络意见领袖没有把握好事件的客观性和自己主观判断之间的关系,过多地加入个人感彩,就很可能不能客观地反应出事实的真相,从而在自己无意识的状况下发表一些脱离事实真相的言论。

4 网络意见领袖引导机制建设

网络意见领袖在网络公共空间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网络公共空间和社会公共管理的发展。由于网络意见领袖来源极其广泛,同时网络具有匿名性的特点,只有加强对网络意见领袖进行合理的引导才能规范网络公共空间,更好地发挥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对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网络意见领袖进行引导:

4.1 加强网络法律建设

当前法律法规中,还基本上没有涉及到网络意见领袖的规范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在网络公共空间中,网络意见领袖对自己的言论不需要负责,基本上没有违法成本,从而导致一部分缺乏社会责任心的网络意见领袖通过网络公共空间发表一些脱离事实、违法的言论,阻碍了公共管理有条不紊地开展。通过对网络意见领袖管理的规范性立法,从制度上完成了对网络意见领袖的正确引导。

4.2 推行网络实名制

由于网络的匿名性,一些意见领袖很可能不负责任地发表违法乱纪的言论。网络实名制不是在线上的实名制,而是通过实名注册,便于后台的管理。在论坛、微博、博客等新媒体中进行实名注册,网民以及意见领袖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从而增强了言论的可靠性和真实度,也便于日后责任的追查。通过实名注册,对于净化网络公共空间,提升网络意见领袖的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4.3 培养官方意见领袖引导舆论

由于网络意见领袖在网络公共空间和公共事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政府也要强化自身意见领袖的培养。政府应该鼓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等人员积极参与到网络公共空间中去,倾听网民的声音,从而在网络公共空间中能够正确引导舆论走向,及时向网民反馈公共事件地进展,通过宣传让网民逐渐接受一些新的公共政策等。政府还要加强和完善主流新闻网站和媒体、网络新闻发言人队伍的建设,培养系统化的官方网络意见领袖,构建互动交流平台。

4.4 完善网民意见表达渠道建设

很多网民和通过非官方渠道表达自己对公共事件的看法,就是因为通过正式的渠道表达自己的观点难以引起社会和官方的注意,问题得不得解决,而网络意见领袖则能够一呼百应,所以其更愿意与意见领袖互动,通过网络意见领袖传播自己的观点。对此,政府应该建立更广阔的网民意见表达渠道,如在官方网站上建立互动平台,对网民意见进行及时地回复,对网民提出的问题及时给予解决。另一方面,为了保护网民和意见领袖的隐私,也可以提供部门直属领导或者工作人员的邮箱,便于其将自己的意见进行反馈。同时政府要对事件的信息及时进行公开,增加政府透明度,避免了一些多余的猜测和惶恐。

综上所述,网络公共空间中的意见领袖在推动我国公共管理的进程中发展着重要的作用,由于网络意见领袖构成的复杂性,作为普通网民,在参与到网络公共空间中要提高自己对于网络信息的辨别能力,政府也要加强对网络意见领袖的引导,只有这样才能构建出一个和谐的网络公共空间。

【参考文献】

[1]宋石男.互联网与公共领域构建:以Web2.0时代的网络意见领袖为例[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2]刘军.社会网络分析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4]陶文昭.重视互联网的意见领袖[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7(10).

民通意见范文第5篇

第一,人民监督员所实施的社会监督的效力集中体现在人民监督员提出的监督意见所具有的约束力上。被监督的检察机关不是必须采纳人民监督员与自己相左的监督意见,但这决不意味着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意见不具有约束力。监督意见对于检察机关的约束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于人民监督员依一定程序形成的监督意见,检察长必须认真审查。同意监督意见的,有关检察业务部门应当执行监督意见。

二是检察长经审查不同意人民监督员监督意见的,应当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三是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采纳人民监督员监督意见的,有关检察业务部门应当执行监督意见。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不采纳监督意见,应当通过人民监督员对于检察委员会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要求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复核。而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复核并反馈结果。上一级人民检察院采纳监督员监督意见,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

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尤其应当认真研究人民监督员与人民检察院拟作出的案件处理决定不同的监督意见。

可见,人民监督员与检察机关拟作决定不相同的监督意见的约束力集中表现为,对于被监督检察机关的程序约束力。人民监督员作出不同的监督意见。被监督的检察机关必须启动检察长的审查程序、检察委员会的讨论决定程序,还可能引起上一级检察机关的复核程序,监督意见能够引起一定的程序后果,这是人民监督员监督的程序性效力。虽然这种程序效办并无直接的依据,但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已通过规范性文件将其确立为一项制度和一项体现法律原则的辅性程序,这种程序因此有了合法性。产生了一定的程序约束力。

第二,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检察机关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的一项制度,既不是立法的强加,也不是公众的强加,既然检察机关自觉接受社会监督,那么就会自觉地正确对待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意见。以诚信原则为核心的道德强制力促使检察机关不能拒绝正确的监督意见。

第三,人民监督员整体上看虽然不是法律职业,但他们的监督意见也不是随心所欲、毫无科学性、毫无参考价值的意见。他们对于监督工作的热爱和责任感成为他们避免监督员形成与检察机关拟作决定不同的意见时,他们会格外谨慎,格外认真,没有充分的把握和自信,不会提出否定监督检察机关的意见。监督意见的形成总有一定的依据和理由,对于这样的意见,无论最终是否采纳,检察机关都要认真研究。

第四,检察机关拒绝接受人民监督意见的,必须具备充分的理由并向人民监督员说明。这意味着被监督的检察机关不得轻率地拒绝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意见。检察机关必须以充分理由说明不能采纳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意见,这本身既是监督意见对于被监督检察机关具有约束力的原因,又是这种约束力的表现。

第五,检察机关内部的程序制约在一定程序上能够保证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意见得到高度重视。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确立人民监督员监督制度的时候,设定了对于不同于检察督员监督制度的时候。设定了对于不同于检察机关拟作决定的监督意见而进行研究决定的程序机制。这些程序虽然反映的是监督意见的程序效力,但程序是为实体服务的,在这种有效的程序制约之下,人民监督员监督意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这些程序的运行既是监督意见实体效力得以发挥的工具性保障,本身也是监督意见发挥实体效力的具体表现。

保障人民监督员监督效力,使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意见得到充分的尊重,这是检察机关设立人民监督员制度时的愿望,也是人民群众对这一监督制度的期望。这一监督制度能否达到它的预期目的和效果,主要取决于并体现在监督意见是否产生足够的效力。但是,作为一项尚未纳入法定程序的社会监督制度,要使人民监督员与被监督检察机关不一致的监督意见得到充分尊重,产生足够的效力,依赖于多方面的因素。

第一是通过立法,对这一程序外的监督给予直接的法律支持,以增强人民监督员监督的权威性。人民监督员制度与人民陪审员制度本质上都是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参与法治的法律形式,立法将人民监督员监督纳入诉讼程序有益无害。立法对于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确认尽管并不否定检察机关在行使检察权的裁量自由,但把法外程序变成法定程序无疑会增强这种监督的权威性,增强监督意见的约束力。

第二是提高监督水平,一种与被监督检察机关意见不一致的监督意见,能否被监督检察机关所采纳,主要取决于这一不同意见是否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要使监督真正发挥作用,要使监督意见真正得到尊重,重要的前提是提高监督水平,增强监督意见的正确性、科学性。这与人民陪审制不同。

让外行去评判内行的决定是否合法正确,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此,绝对不能忽视人民监督员监督水平的提高。提高监督水平,就要对人民监督员进行法律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必要的培训。此外,必须在人民监督员队伍中保证足够比例的具有法律素养的成员。

第三是增强检察机关接受社会监督的自觉性。监督的逻辑结构包括三个部分:一是监督信息的传递和获取;二是监督主体对被监督者就监督事项提出建议;三是被监督者拒绝监督建议时监督主体采取强制性处理或制裁。社会监督不可能有强制性处理或制裁权力,不同的监督意见的接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被监督者的自觉性。人民监督员制度为检察机关自创,非法律或社会所强加,因而有接受监督的自觉性。但这是从总体上和逻辑上讲的,并不意味着检察人员都有很高的自觉性接受社会监督。一项违反其本意的监督意见,无论是非正确,都有被排斥先天性风险,当采纳监督意见会遇到极为复杂的矛盾和关系时尤其如此。因此,检察机关真正自觉而真诚地对待与已不同的监督意见,增强接受监督的自觉性,这是人民监督员意见效力的重要保障。

民通意见范文第6篇

第一条为了保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下简称代表)依法行使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权利,做好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工作,发挥代表作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是指代表个人或者联名书面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对代表作为议案提出,但不符合议案基本要求,决定作为建议、批评和意见的。

第三条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是执行代表职务,参加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一项重要工作。

有关机关、组织必须履行法定职责,研究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并负责答复。

第四条省人大常委会和市、县(区)人大常委会应当为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省人大常委会代表与选举任免工作委员会和市、县(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机构应当为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工作提供服务。

第二章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基本要求

第五条代表应当主要围绕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

第六条下列情况不应当作为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提出:

(一)涉及解决代表本人或者亲属个人问题的;

(二)代转人民群众来信或者案件申诉材料的;

(三)属于学术探讨、产品推介的;

(四)没有具体内容的;

(五)其他不应当作为建议、批评和意见的。

第七条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实事求是,简明扼要,做到有情况、有分析、有具体意见。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一事一件,使用统一印制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专用纸,并由代表亲笔签名。

第三章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提出

第八条代表有权对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省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和其他机关、组织的工作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

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可以采取视察、调研和代表小组活动等形式,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正确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第九条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可以由代表一人提出,也可以由代表联名提出。联名提出的,领衔代表应当采取适当方式,使参加联名的代表了解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内容。

第十条代表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大会秘书处受理。代表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与选举任免工作委员会受理,并在受理后的七天内通知代表。

代表就第六条规定的内容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大会秘书处或者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与选举任免工作委员会不予受理,并告知代表。

第四章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交办

第十一条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与选举任免工作委员会及时交由有关机关、组织研究处理并负责答复。

代表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与选举任免工作委员会和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共同交办,具体协调工作由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负责。

第十二条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与选举任免工作委员会应当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进行综合分析,提出拟重点办理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会同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和其他机关、组织共同研究后确定,交由有关机关、组织重点研究办理。

第十三条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需要两个以上单位共同研究办理的,交办时应当确定主办单位和会办单位,由主办单位会同会办单位研究办理。

第十四条承办单位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及时研究。对不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内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在收到之日起十日内,向交办机构说明情况,经交办机构同意后退回,不得滞留、延误和自行转办。交办机构应当及时重新确定承办单位并交办。

第五章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

第十五条承办单位应当建立和健全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制度,实行单位负责人和具体承办人员分级负责制,规范办理程序,提高办理工作效率和水平。

第十六条承办单位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进行分析,研究办理措施,拟定办理工作方案。

对需重点办理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实行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负责人领办制度;承办单位负责人应当直接负责办理。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承办的重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应当加强协调或者直接组织办理。

第十七条承办单位研究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加强与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的代表沟通、联系,采取走访、调研、座谈、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听取意见。对需重点办理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邀请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的代表参与研究。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涉及国家秘密的,承办单位应当做好保密工作。

第十八条两个以上承办单位共同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主办单位应当主动与会办单位协商,会办单位应当配合。会办单位应当在收到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之日起两个月内将书面办理意见告知主办单位,由主办单位统一答复代表。主办单位答复代表时,应当向代表说明会办单位的办理意见。

需要两个以上承办单位分别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应当依照各自的职责办理,并分别答复代表。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意见不一致的,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应当进行协调。

第十九条承办单位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根据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原则。对能够及时解决的,应当予以解决;对应该解决但因客观条件限制一时难以解决的,应当列入工作计划、规划,逐步解决;对确实不能解决的,应当充分说明原因,给予详细答复。

第二十条承办单位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实行跟踪办理制度。对已答复代表正在解决或者列入工作计划、规划逐步解决的,应当继续做好办理工作,在妥善解决后再次答复代表。不能按已答复要求解决的,应当及时向代表说明原因。

第二十一条承办单位应当在接到交办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后的三个月内将办理结果书面答复代表。承办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量大或者复杂的,经交办机构同意,可以延长至六个月内答复。

第二十二条承办单位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答复,应当按照统一格式行文,由承办单位主要负责人审核签发并加盖本单位公章,以公文形式答复代表。

代表联名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分别答复每位代表。

第二十三条承办单位答复代表时,应当给领衔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的代表附寄《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征询对办理工作的意见。

代表应当按规定填写《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及时寄送承办单位。

第二十四条代表对承办单位答复不满意的,可以将具体意见及时告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与选举工作委员会和承办单位。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与选举任免工作委员会督促承办单位再次研究办理,承办单位应当在一个月内重新书面答复代表。第二十五条承办单位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答复,应当同时抄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与选举任免工作委员会和选举该代表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机构。承办单位为政府所属部门的,还应当将答复件同时抄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承办单位全部办结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后,应当及时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与选举任免工作委员会书面报告本单位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情况。

第六章代表建议、批评与意见办理的检查督促

第二十六条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进行检查、督促,具体工作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与选举任免工作委员会负责。

省人民政府对其所属部门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进行检查、督促和协调,并将所属部门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情况列入目标考核内容,具体工作由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负责。

第二十七条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与选举任免工作委员会应当加强与承办单位和相关代表的联系,督促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的落实。对需要重点办理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组织力量,跟踪督办,提高督办实效。

第二十八条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立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联合督办制度。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组织代表视察、述职评议、跟踪督办等形式加强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督办工作。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每年选择适量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进行督办。

代表或者代表小组可以对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进行调研、视察。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应当列入常委会任命干部的述职报告。

第二十九条省人民政府和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在每年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全部办结后分别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情况。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报告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后,印发下次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第三十条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省人民政府应当对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个人以及代表最满意承办件予以表彰和奖励。对推诿责任、敷衍塞责的单位、个人,予以通报批评,并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追究承办单位负责人的责任,由有管理权限的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附则

民通意见范文第7篇

关键词:网络舆论监督; 网络意见领袖; 意见领袖

中图分类号:G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2)02-166-001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已达到4.85亿,网民数量的不断壮大改变了当今网络传播媒介的生态环境,网络舆论监督风生水起。2003年“网络舆论”开始作为一个固定的概念频繁出现,网络舆论即社会公众在网络中就某个问题进行讨论,进而形成的舆论。网络舆论与传统媒介生态环境下的舆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舆论的主体还是社会公众,不同点就在于网络成为了舆论产生和演化的平台。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网络舆论监督的兴起不容小觑。

一、网络意见领袖辨析

郭庆光教授认为,在传播学中,意见领袖是活跃在人际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美国的约翰・费斯克教授认为意见领袖是在将媒介讯息传给社会群体的过程中,扮演某种影响力的中介角色。网络传播的媒介生态环境相较于传统的传播媒介生态环境更为开放和自由,所以网络意见领袖必然会具备一些新的特质。例如网络意见领袖在网络上的受关注度较高,其发表的帖子、博客数量较多,点击率和回复率也较高;其次,网络意见领袖掌握的信息数量多、质量高,能够满足一定数量受众的信息需求;此外,网络意见领袖也必须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在网络上构建相应的人脉关系,有时意见领袖之间也会相互沟通和合作,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网络意见领袖的来源较广,既有普通网民在舆论交锋中脱颖而出上升为意见领袖的,也有传统意见领袖转移阵地的,有某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因为权威性而受到追捧成为意见领袖的,也有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组成的新生派意见领袖。当前我国网络意见领袖的测量和甄别主要是在传统意见领袖的测量方法上发展而来的,那就是综合网民推选和专家评审相结合的“半民主”推选。

二、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力

1.网络意见领袖对网络议程设置的影响

网络传播的生态环境与传统的大众传播环境有很大的不同,网民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对某一问题或现象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传统媒体中的把关人在网络中难以发挥以往的影响力去决定网民的议程,此时,网络意见领袖就承担起了影响网络议程设置的重任。例如网络论坛的版主等管理者充当的网络意见领袖,就是通过在论坛中置顶、加热、删除等方式调整论坛中各个板块网民的主要议题,他们还拥有审帖、推荐、改帖、删帖等权利,对部分网民的言论进行过滤、屏蔽或删除,以使整个板块或论坛的言论保持大致相同的方向。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就是2007年的“华南虎照片”事件,当时西祠胡同中“华南虎论坛”的版主“小鱼啵啵啵”发起了鉴定虎照真伪的活动,虎照的原型年画在网络上的点击率超过30万次,引发林业专家、华南虎专家和摄影家以及无数网民的热议,进而开始质疑政府诚信问题和虎照背后的利益链条。可以说正是网络意见领袖为网民设置了议程,明确了讨论的目标和舆论监督的方向。

2.网络意见领袖对网民的影响

在传统媒体中受众不管是否与媒体的观点一致都不能随意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受众的声音只能在自己的交际网络中进行小范围的讨论,媒体的舆论监督也是间接地表达民众的意愿和言论,民众的意见和言论极易变形扭曲。如今,网络舆论监督给了网民充分发表意见的渠道,传统的舆论监督模式被打破,网络意见领袖所引导的舆论监督进入意见长尾时代。在网络中,几乎所有的意见都有支持者,当网络意见领袖了某个社会问题时,网络论坛和博客网站就成了众多网民意见的集散地,通过激烈的讨论最终形成一种或几种不同的意见。网络的匿名性和开放性使得更多的网民敢于发表不同的观点和言论,而当某种意见被攻击时,网络意见领袖作为主要的被攻击对象,会分散绝大部分的压力,避免了网民在网络中的孤立感和不安全感。这样一来越来越多的网民愿意也敢于在网上发表自己的意见,最终形成的舆论也更加多元和丰富,正如谢新洲教授指出的,通过网络,来自社会底层的信息、观点、声音找到了一个“出口”。

3.网络意见领袖对传统媒体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不同媒介直接存在着“媒介间议程设置”,在传统大众媒体和网络媒体间也不例外。随着网络意见领袖开始代替传统媒介成为信息的者和把关者,传统媒体不得不重视与网络意见领袖的合作和互动,传统的舆论监督也受到网络舆论监督的影响在客体和走势上发生转变。网络意见领袖对传统媒体的影响一方面表现在网络意见领袖先于传统媒体提出某一问题,引发网络上的舆论监督热潮,之后传统媒体也跟进报道并形成合力,促进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有些传统媒体的记者和编辑也开始成为网络意见领袖,既代表他们自身所处的媒体的利益,也代表广大网民的利益。这些网络意见领袖使得网络内外的舆论监督可以形成合力,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网络意见领袖在网络舆论监督的各个环节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网络意见领袖发起的网络舆论监督通过网络蔓延到整个社会生活中,改变了传统的舆论监督环境,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观点态度。给予网络意见领袖以足够的重视,对于创作和维护和谐的网络舆论、促进网络舆论监督的良性发展以及推动现实问题的解决都具有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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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通意见范文第8篇

[关键词] 网络意见领袖;网络虚拟社区;政府治理

[中图分类号] G20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4)04―0030―06

伴随着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发展,互联网络成为继传统的三大媒体(报纸、广播、电视)之后发展起来的“第四媒介”。互联网络的广泛运用给人们的传播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少数活跃的网民开始通过网络社区、博客、聊天工具等就某一议题或某个领域进行个性化的信息传播,从而影响其他网民的观点、决策甚至是事态走向,“网络意见领袖”由此而生。已有调查表明,绝大部分人会相信自己偶像或公众人物的观点。网络意见领袖已经成为一种显性的网络力量,他们站在风头浪尖上指点江山,力量不可小觑。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社会矛盾多发,思想观念多元,加之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使网络舆论空间更加宽松,由于网络意见领袖占有“保持信息”和“控制信息”两大优势,既可以成为沟通的纽带,化解负面信息带来的危机,也可以成为沟通的障碍,制造流言,成为危机。因此,网络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网络意见领袖的引导与管理,使其成为网络环境中的建设力量而不是破坏力量。

一网络意见领袖研究述评

意见领袖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在调查美国总统选举中选民的投票行为时发现,大多数人早在竞选运动之初就已经作出了怎样投票的决定,只有约8%的人由于竞选运动改变了投票的意向。这部分选民之所以改变决定,也并非是由于大众传媒的影响,而是受到选民中另一部分人的影响。这些选民经常接触报纸、广告、广播等大众媒介,对有关事态非常了解,同时在人际网络圈中非常活跃,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以及建议。于是那些经常与他们交往的大多数选民便从他们那里间接地获得了竞选的所有重要信息,并且听取他们对许多竞选问题的解释。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把这些人定义为意见领袖,即在人群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人物,他们通常最先接触大众传播媒介,然后把自己获取到的信息加上自己的观点,传播给周围的人,从而对周围的人产生影响。他同时提出了二级传播理论,大众传播媒介舆论领袖 ―般受众,即观念经常从广播和印刷媒体流向意见领袖,然后再从他们流向不太活跃的人群。

意见领袖作为媒介信息和影响的中间和过滤环节,对大众传播效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网络意见领袖则是伴随着互联网传媒时代出现的一种新型意见领袖。随着现代信息社会的高速发展,互联网络正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并以独特的方式改变人们的社交方式,打破传统社会的信息传播格局。互联网的开放性决定了信息分享能够得到最大化的实现,它以海量信息的高度交互、开放的平台、类型化的社群等优势彻底改变了传统的记者编辑的信息生产精英模式,使广大网民获得了自由发表个性言论的广阔空间。每一个互联网用户都能成为舆论主体,可以就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自由讨论、交流。与此同时,少数活跃的网民开始通过论坛、博客、聊天工具等就某类主题或某个领域进行个性化的信息传播,他们能够用自己的观点来传递、集合、表达和捍卫普通人群在网络和现实社会当中的权利、诉求、意见和渴望,从而影响其他网民的认知态度、决策甚至是事态走向。严格来说,网络意见领袖就是活跃在网络群体流场所中,积极传播信息和阐述个人观点,影响信息的传递以及话题舆论导向的人或群体。

国外对网络意见领袖的研究由来已久,主要是采用控制实验、抽样调查的方法来研究意见领袖的个人特质、角色特征、传递信息的模式和效果。Roger提出了四种能够有效测量意见领袖的方法:包括自我报告法(selfdesignating/report techniques)、社会计量法(sociometric techniques)、关键人物访谈法(interviews with key informants)和观察法(observation)[1]。Roger和Cartano试图从社会经济指标、人口统计学指标、媒体接触、社会地位、人格特质等方面勾勒出“意见领袖”的特征[1]。国外学者对于网络意见领袖的研究也同样采用量化的方法来测量。美国学者Sohn Youngju 通过考察韩国网络社区中对于数码相机的推广,提出网络意见领袖相对于传统意见领袖有不同的特质[2]。日本学者Naohiro和Yukio等运用数据挖掘技术考察日本最流行的网络社区,从文本内容和交往网络来筛选网络意见领袖,并提出了“影响力扩散模型”(IDM)[3]。Barbara和Kenneth分析了网络意见领袖和传统意见领袖的不同,发现以网络为媒介的环境下的意见领袖比传统意见领袖更能表现出高水平的参与性、创新性、探索性的行为[4]。

国内学者对网络意见领袖的研究主要是近几年兴起的,余红提出网络意见领袖测量存在两个取向:一是将传统舆论领袖测量方法沿用到网络的移植取向,另一个则是根据新媒体特点而开发出来的新方法即革新取向[5]。自2010年以后,以网络应用平台的意见领袖为研究对象的研究逐年增多。宋好对微博时代的意见领袖的特点进行探索,认为具有这些新特点的微博“意见领袖”对舆论的影响力不容忽视[6]。丁汗青、王亚萍以“豆瓣网”为例,构建一套从众多网民中甄别出“意见领袖”的指标体系,并提出相对于传统意见领袖而言,网络意见领袖具有自我意识强、网络使用活跃、乐于分享信息等特点[7]。随着近年来公共事件的频发,学者也开始关注在公共事件中网络意见领袖发挥的作用,如顾品浩、蒋冠以“杨达才事件”为例,分析了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网络意见领袖的特征,以及与网民、传统媒体及政府的关系,提出政府要合理引导舆论,重视各类公共突发事件中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8]。

总体而言,关于网络意见领袖的研究领域主要从新闻与传播、行政学、贸易经济、企业经济、营销学及社会学等角度对网络意见领袖的理论、特征、作用、测量以及营销价值等进行了研究。研究学者大多以某个网络媒介或某件公共事件为研究对象,探讨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及重要性。由此可见,对网络意见领袖的研究是为了了解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及其影响,通过对其进行适当地引导与管理为民众的生活带来更大的福利。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网络意见领袖的形成原因、发展趋势以及制定合理有效的治理对策。

二网络意见领袖的形成原因

网络意见领袖与传统意见领袖在基本特征方面具有很多相似性,如他们在社交场合都非常活跃,他们往往在某一领域具有权威性,他们的观念能够极大地影响到周围的群体。同时,网络意见领袖又具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身份平民化、类型多样化等。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网民自由表达、畅所欲言成为可能,网络意见领袖的队伍日益扩大,来源日渐多元化。网络意见领袖已是包括多个阶层、多重身份、多元优势的复杂群体。网络意见领袖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网络虚拟社区的形成

Patricia Wallance认为,互联网由多个环境组成,不同的环境具有不同的功能。通过互联网,人们能够个人信息,通过电子邮件与他人联系,通过MSN、QQ等聊天工具与他人进行即时对话,通过视频通讯与他人进行影音交流。可以说,互联网极大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为网络时代的人类提供了更广阔的社交平台,人们可以在一个虚拟的网络社区里进行平等的人际交往,如论坛、博客、校内网、豆瓣等。网络社区中的网民为了一个共同的兴趣话题聚到了一起,他们在虚拟社区里自由地发表见解和看法,同时也接受其他网民的意见,人们通过长期的交流互动,会因为兴趣相近而形成一个网络群体,在这个团体中会有少数活跃分子影响着他人的意见、判断和决策,比如我们熟悉的天涯社区、猫扑大杂烩等。这些活跃分子就是网络时代的意见领袖。

虚拟社区为网络意见领袖的形成提供了平台,美国博雅公关公司把过度使用互联网进行工作生活并对其产生依赖的人定义为“网络虚拟意见领袖”,这些人通过在网络公告牌、网络论坛、聊天室或者微博、博客等虚拟社区中进行信息传递而创造或改变舆论、建构舆论走向、引领潮流、左右他人观点和意见。例如在BBS(论坛)中的有较高声誉、能为论坛聚集人气的版主容易成为网络意见领袖。互联网虽然是开放和自由的,但网络的版主如同传统传媒的编辑一样,在设置议题和控制信息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力和影响,他们的观点更能影响到其他人。博客时代的韩寒、徐静蕾等,其博客点击量达百万,博文在网络空间有非常大的影响,对广大网友的引导、控制等作用十分明显。这些人容易成为网络意见领袖。微博时代的姚晨、李承鹏等,其关注用户达数百万,对事件的一条点评转发量过万,这种惊人的传播速度体现出网络虚拟社区中意见领袖的影响力。

(二)民意表达机制的缺乏

民意表达是民众为实现其特殊利益而进行的活动,它的实质是把民众的态度、意见转变为向社会、向国家表达要求的方式。而我国当前民意表达机制的缺乏也间接催生了网络意见领袖的产生。网络上的大部分人属于草根阶层,在现实社会中很难找到表达意见的机会,而网络恰好可以满足他们在这方面的内在需要,除非网民自己不愿发出声音尤其是非实名用户,否则对于任何事件网民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无论赞成或反对都不用因为考虑社会的多数意见而不敢发言。如他们可以在网络论坛中使用犀利的语言和尖锐的批判表达自己对现实环境的不满。这样,在沟通渠道缺失、表达机制不健全的社会背景下,网络为人们提供了一条对话的渠道,给予网民一定的话语权,让他们自由地表达对公共事务的言论。由于常规化民意表达机制的缺乏,民意往往是散沙状的,难以形成规模并变得可视化,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下,那些观点新颖、别致的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将松散的民意汇集起来,为底层民意代言,进而成为意见领袖。

此外,由于网民大部分在现实世界中处于弱势地位,因而他们在网络社会中仍然可能会有所顾虑而对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不敢发表评论。但是当有其他网民尤其是权威人士表达出自己的观点或情绪时,这些持观望态度的网民就会产生对权威的依赖,从而纷纷表示支持。这样,一方面规避了风险,另一方面又由别人代为表达了自己内心想说但又不敢说的观点。由此,那些最早发帖表明观点的人就会得到网民的大力支持,从而一跃成为网络意见领袖。

(三)网民多元化的需要

在网络时代,网民的需要是多元化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人际交往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人际交往对于传递信息和拓宽个人视野所起到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网民上网的主要目的就是与人进行交往,并实现其学习、交流与沟通的愿望。众多网民在网络社区中渴望与人交流,分享信息,通过人际交往获得在虚拟空间的满足感和愉悦感。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人际交往能力强,经常和网民进行交流,愿意为别人提出的问题提供咨询和指导的人在网络社会的作用和地位就会逐渐提升,当他们将自己已知的信息和个人观点潜移默化地灌输给别人,间接影响其他网民的行为时,这些人就演变成为网络意见领袖。

从另一方面来说,网络意见领袖的形成也是网民追求自我实现的结果。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在人们日常生活、工作、休闲娱乐中发挥的作用愈发重要。网络不仅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不同于现实社会的避风港,同时,更加重要的是其方便、快捷、全面的信息平台、交流平台和社会运转的工具作用。论坛版主、博客博主等网络意见领袖的出现,不仅大大丰富了互联网信息传递的多样性,同时也满足了这些人自我实现的需要。在不断增大的网络意见领袖队伍中,既有知名人物,也有活跃网民,既有业余论坛版主,也有职业网络,这些意见领袖能够在一个相对自由和自主的互联网环境下,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表达他们鲜明而独特的观点,挖掘其潜在的领袖能力,成为大部分有着强烈求知欲望的网民的拥护对象,从而满足其自我实现的要求[9]。

三网络意见领袖的发展趋势

传统意见领袖是介于大众传播媒介与一般受众的中间传播环节,扮演着信息源和指导的角色;而网络意见领袖与传统意见领袖相比有着不同的新角色特征。借助于互联网的建设与发展,传统意见领袖转变为网络意见领袖,而网络意见领袖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如队伍扩大、影响力增强、敢于付诸行动;同时也有负面的趋势,如追求名利、社会责任感缺失等。具体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网络意见领袖的队伍日益扩大,引导舆论走向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公众的言论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网民在虚拟社交网络的参与性、自主性和积极性得到显著提高。在很多公共事件中,网民都充当了参与者而不仅仅是旁观者,越来越多的草根网民敢于在网上发表意见,因此网络意见领袖的队伍在不断扩大。同时,越来越多的网络意见领袖开始介入热点事件,在网络信息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网络意见领袖也是由网民发展而来的,因此身份和网民贴近,观点也更易被网络公众接受。他们在许多舆情热点事件中发表自己独特的观点,并且和网民进行互动,一些公信力较高的网络意见领袖的观点往往会影响公共舆论的走向,有的时候甚至会改变现实生活中公共事件的走向。尤其像官员、侵害民众利益、污染环境、野蛮拆迁等问题一旦曝光后,很容易在短时间内迅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例如售票员倒票事件惊动铁道部,山东东明污染事件惊动国务院。在公共突发事件中,网络意见领袖更是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事件发生之初,网民往往不了解真相,盲目猜测,而代表正确舆论方向的网络意见领袖则能辨别事实真相,消除网络谣言,引导正确的舆论方向。在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以及一些社会团体选择网络作为信息平台,人大代表、党政干部、政协委员通过开设自己的博客来为公众提供诉求表达的新渠道,得到了网络民众的认可,因此,网络意见领袖在引导舆论中产生的积极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有少数意见领袖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对网络信息不加审核而盲目,更有甚者有意不实信息。在一些公共事件中,观点偏激,故意放大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激化了矛盾,引发公众混乱,甚至影响到现实生活中的稳定团结。以微博言论为例,因为其碎片化、感性化、情绪化、片面化甚至偏激化的特点,一条信息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迅速扩大影响力。例如一些微博大V,其公共关注度非常高,大部分关注者对其微博都会持相信态度,往往在未加审核的状态对信息进行转发,一旦这样的网络意见领袖了虚假信息,就会使得不实信息的扩散速度成倍增加,由此所造成的消极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如在日本福岛核泄漏后,腾讯微博中拥有百万粉丝的艺人,发微博宣传吃碘盐可防辐射,该微博被转发接近两万次,对当时民众盲目抢盐的现象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网络意见领袖的意见表达呈显性化趋势,影响力急剧增大

伴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壮大,处于信息前沿和网络技术尖端的意见领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网络虚拟社区中一支影响力巨大、影响面广的群体。越来越多的网络意见领袖开始由最初的“隐姓埋名”,到现在越来越多地站到台前,愿意公布自己的姓名,愿意让社会公众认识自己,愿意直接与媒体和有关部门对话,呈现“显性化”的趋势。网络意见领袖和公众的交流也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线上沟通,他们除了在虚拟社交网络中信息和观点影响网民之外,开始逐渐通过不定期地举行各类线下活动来增进彼此的联系和情感互动。网络意见领袖通过线下聚会讨论热点事件,通过QQ或MSN建立圈群,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组织。网络意见领袖和公众的关系就很自然地从网络联系过渡到了一般社会性关系。而网络意见领袖在线下活动中,对其他网民行为的影响和感染更进一步增强了其网络号召力和影响力,当面对热点事件,网络意见领袖不再满足于网络发言时,线下的力量就会将观点转化为行动,对社会的影响力也会剧增。如在四川雅安抗震救灾中,许多志愿者都是先组织成网络圈群,由一名或者几名网络意见领袖发出倡议,再转化到线下的行动,如体坛名嘴李承鹏组织救灾小分队深入灾区,并通过微博向很多密切关注此次灾情的网友分享救灾经验,传达灾区实况,为参与救灾的网民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如邓玉娇案中,在意见领袖的动员下,网民组织网友调查团、援助团等,试图开展具体抗议、援助等活动,对案件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又如在著名的微博打拐行动中,网络倡议演变为网友们的一场自发的大规模集体行动,与公安部门、媒体、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等社会力量结合在一起,对事件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而参与和声援的网络意见领袖之间也形成了关注与被关注的复杂网络,网络意见领袖群体的组织化和规模化特征渐现。

(三)网络意见领袖的诉求越来越功利化,泛政治化现象明显

传统的网络意见领袖往往秉持公平、正义的原则,通过评议时政、揭露社会黑暗等方式以赢得和认可。然而,随着意见领袖群体的多元化,部分网络意见领袖行为动机不仅仅是“为民请命’,而是谋求自我的利益甚至权力。一些网络意见领袖开始不满足于接受媒介信息的观点,而开始通过主动制造热点事件或稀缺信息谋求个人利益,如秦火火之流通过网络炒作方式获利,而传统媒体为了追求公共关注也盲目跟进其关注的事件,部分网络意见领袖为了弥补在现实社会中默默无闻的缺憾,借助热点事件提高自身网络知名度,而弱化了自身观点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同时,担责意识的降低也使网络意见领袖不再考虑为自己传播的信息、话语与行为负责,由此出现越来越多缺乏理论和实际依据的观点或言论,网络意见领袖的观点品质日益下降。

此外,网络意见领袖通过网络社交平台的信息往往在短时间内成为网民突破信息管制的渠道,一些弱势群体在进行个人维权时也会选择向网络意见领袖寻求帮助以获取社会资源。因此,网络意见领袖所的观点和信息就更容易在热点舆情事件中影响官方话语的权威性,“劫持”公众思维,将原本普通的社会问题提高到政治问题层次。而不同政治立场的意见领袖甚至会形成对立的态势,如当前以平等、公正为立场发言的网络意见领袖就与宣扬民主自由的网络意见领袖形成了对抗之势,这将会直接影响社会认知和共识的形成。

四网络意见领袖的治理对策

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期,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压力和挑战较多,尤其是在当前发展中产生的贫富不均问题经常会引发利益矛盾,人们在现实中通常无法发泄这种不满情绪。互联网则提供了匿名发言的机会,网民的负面情绪积聚起来很容易让某些偏激的言论占上风。一些网络意见领袖善于利用网民的这种不满情绪,对社会上的某些问题煽风点火,扰乱网络舆论走向,肆意挑战法律底线。因此,伴随着网络意见领袖的扩大以及产生的不良影响,社会网络管理部门必须加强对网络意见领袖的引导、监督和管理。

(一)加强网络监管,完善法律制度

当前我国对于网络立法存在着立法主体多、层次低,可操作性差、缺乏权威性、系统性和协调性等问题,对于网站的监管也存在很多漏洞。由于立法不到位和网络监管缺位,网络意见领袖几乎不需要对自我不当甚至错误言行承担责任,由此形成了负向激励,导致网络虚假信息大量传播,严重干扰了网络正常的言论环境。更有甚者,一些网络推手如秦火火之流,为了谋取私利,刻意制造虚假新闻并进行传播,恶意侵害他人名誉,非法攫取经济利益,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完善网络法律法规包括“对网络法律自然人和法人进行明确界定;对网上违法行为进行明确规定;对责任划分和对利用网络侵犯隐私权追惩明确规定;对各个网站监管工作进行细化,让人们在分享蛋糕同时担负起相应法律责任”。如新出的两高司法解释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第1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可构成诽谤罪,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网络上不负责任言论的行为。同时政府也要加大对网络环境的监管,考虑对具有较大公众影响力的网络意见领袖实行网络实名制,以约束其行为。

(二)提高信息透明度,完善民意表达机制

首先在目前网络舆论格局中,必须加强各个主流新闻网站的建设发展工作,及时、准确、有效地权威信息。网络时代由于信息的飞速传播和高度分享,网民对信息的公开度有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目前的舆论生态出现了传统媒体与网络二元分裂的现象。一些网民高度关注的事件往往在传统媒体上得不到信息,而网络上却是一片沸腾,当信息杂乱,网民就会感到无所适从、将信将疑,他们对权威意见的依赖会更加强烈,更需要网络意见领袖为自己解惑,如果他们相信的网络意见领袖的信息失真,就会误导民众。因此政府和大众媒体要增强信息的主动性、权威性和时效性,尤其是在一些公共事件中,信息的延后意味着放弃了舆论的主导权。例如郭美美事件中,政府和公共团体等权威组织没有及时公开信息,网络上出现大量虚假信息,部分网络意见领袖的极端言论严重影响普通网民的行为,导致红十字会出现公众信任危机。

其次,政府需要完善民意表达机制,尊重民意、敬畏民意的心态是民意表达机制完善的先决条件。政府要倡导健康积极的民意表达理念,引导网民通过理性的途径来表达自己的诉求。政府要拓展畅通灵活高效的民意表达渠道,在疏通原有民意表达渠道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新的表达渠道和方法,为各种利益群体和个体提供合法而高效的服务,使公民得以有序参与公共决策和社会生活,减少网络不满情绪的宣泄。

(三)培养官方网络意见领袖,积极引领舆论导向

近年来,网络意见领袖在公共事件中的作用以及其产生的影响使我国政府的网络舆论引导面临着新的挑战。要想营造出和谐、健康的网络环境,政府就必须培养一批高素质的网络意见领袖。一方面,政府要强化自身的网络意见领袖的建设,鼓励政府官员、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以及高觉悟的知识分子通过博客、微博、评论传递信息,影响广大网民。打造官方的网络新闻发言人队伍,提高官方网络意见领袖的公信力,同时还要培养一批主流新闻网站的优秀强势论坛,让主流、权威、真实、可靠的声音占领公众意见市场,以强化主流言论,孤立非主流言论。

另一方面,政府要积极引导现有的网络意见领袖,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监督权。当前比较权威的网络意见领袖在某些事件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任何媒体都无法取代的,这些度较高的网络意见领袖体现了中国民主建设的价值和精神,因而对他们的建言行为,政府要积极倡导,对他们的偏激言论,政府应当理解引导,尊重他们为民代言、批评现实,监督政府的权利,加强与他们的沟通,引导他们成为和谐网络环境中的建设力量。

(四)倡导网络自律精神,培育成熟理性网民

表达自由作为网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应当得到尊重。互联网因其具有平等性、互动性和开放性等特点,理应成为网民快捷、方便地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公共领域。每一个网民行为的高度自律是网络社会对网民的基本道德要求,政府要加强网络道德规范和网络道德行为建设,倡导网络文明,提升网络文明水平。中国互联网协会于2006年4月19日《文明上网自律公约》,号召互联网从业者和广大网民从自身做起,在以积极态度促进互联网健康发展的同时,承担起应负的社会责任,始终把国家和公众利益放在首位,坚持文明办网,文明上网,这势必会对网民的网络舆情表达产生积极的影响,修正其网络舆情表达的失范现象。政府要使网民充分认识到,当出现突发性公共事件或危机时,积极参与到危机的处理过程中是实现其民利的基本途径,网络意见领袖应是理性和公正的捍卫者,不是社会不满的发泄者,不是社会灾难的控诉者,不是网络暴力的支持者,不是网络意见的跟风者,意见领袖的责任在于分析、探求解决与化解民怨之道,而不是引导网民将精力放在对政府或者其他社会机构的指责中。同时,要努力培育网民的法治意识,使“有序参与”的观念深入网民心中,养成自觉遵守国家法律的习惯。同时,政府可以尝试培育和建立政府、网络意见领袖和普通网民之间的民主协商合作机制,重构与公众对话的新机制,通过真诚对话以获得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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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宋好. 微博时代“意见领袖”特点探析[J].今传媒(学术版),2010, 18(11):96-97.

[7]丁汉青,王亚萍.SNS网络空间中 “意见领袖” 特征之分析――以豆瓣网为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3):82-91.

[8]顾品浩, 蒋冠. 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的网络意见领袖分析以“杨达才事件”为例[J].情报杂志,2013,32(5):20-24.

民通意见范文第9篇

[关键词]社区论坛 网络舆情 网络舆论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网络用户的迅猛增长,对网络舆情和网络舆论的研究愈来愈多。虽然网络舆情和网络舆论都是指公众意见,但二者究竟是不是同一指向?研究网络舆情与网络舆论的转化及其作用,在当今网络传播日益兴盛的年代,不仅对众声喧哗的网络舆论生态治理有着积极的学术意义,而且对时下的网络政务管理也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

一、网络舆论与网络舆情

要厘清网络舆情与网络舆论的概念,必须先认识舆论与舆情的区别与联系。天津社科院的王来华教授最早为舆情做了狭义定义,也较有代表性。“舆情是指民众受中介性社会事项刺激而产生的社会政治态度”。它的本质特征是多种不同意见的简单集合。而舆论的定义就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现代舆论学认为,舆论是指社会民众参与社会生活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社会政治态度,它的本质特征是集合化了的公众意见,是单种意见的集合。舆情和舆论的相同点都是公众的政治态度,两者都表现为公众的意见,但舆论强调“共同意见”,而舆情强调“不同意见的集合”。

网络舆情与网络舆论的区别就更加复杂,因为二者都有各种不同但又相近的表述和定义。也正因为二者高度的相似性和关联性,所以非常有必要在理顺前人的研究成果中,从广义和狭义上做个简单界定,搞清楚二者的区别与联系。

网络舆情的定义中从狭义上来界定的主要是王来华教授,“网络舆情主要指网络使用者或者俗称网民的政治态度”。其他狭义定义:“网络舆情就是民众通过互联网对政府管理以及现实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政治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从广义上看,舆情是由个人和各种社会群体构成的公众,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对自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态度、意见交错的总和。网络舆情广狭义之分除了主体,主要是在客体上的差别,广义的概念扩展了客体的范围:网络舆情不仅包括“公共社会事务”,“还应该是所有的事件包括个人行为”。网络舆情的本体都是指网民的态度、意见、情绪等。本文从政府网络问政这个角度来界定,就更倾向于王来华教授的狭义定义。

网络舆论从广义上看应该包含了所有网络上的舆论形式,既有公众舆论也有媒体舆论,既包括各类网民的声音,也包含国家或者政府的声音。分析文献可见,研究者对网络舆论的定义大都是从狭义上来表述。“网络舆论是民众对于公共事务通过信息网络公开表达的具有影响力的意见”。这些定义都是把网民作为舆论主体在网上表达的舆论。从两项比较来看,网络舆论的广狭义之分主要在主体上的不同,即以网民作为主体,还是以所有的人包括国家、媒体作为主体。本文取其狭义定义,把网民作为主体。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可见,不管网络舆情和网络舆论如何在主体和客体方面广义狭义界定,但本体却是同一指向,即都是指意见、公众的意见,区别只在“公众共同的意见”和“公众不同意见的集合”。

二、网络舆情向网络舆论的转化

网络舆情向网络舆论的转化其实质是“多种意见的总和”向“有影响力的意见”的转化。从网络舆情研究的对象主体、客体、本体来说,网络舆论的形成是多种合力的结果。这一转化过程非常复杂但时间却又不尽相同:遇到争议大的问题,或者错综复杂的事件,可能需要更长时间;但在“舆情危机”时期,可能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公众的意见就趋向一致。

这一转化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传统媒体(或其网络版)的介入和网络媒体的报道。从网络舆情的客体公共事务来说,正是这两个因素对公共事务的聚焦和放大,才引起主体网民的意见转化。具体到社区论坛来看,没有传统媒体的介入和网络媒体的转载报道,网民对某一公共事务的意见总是从各自的角度、立场出发,始终是孤立片面各执一词。虽然专家、教授或者权威性机构如某专业学会,都可以“网民”的身份加入到发表意见中来,但所有这些意见终究只能算是“单个意见”。传统媒体以其特有的客观、真实、准确的态度去报道事实,挖掘事实的真相,凭借其多年累积的权威性,使个人对它更加相信,更容易获得受众的认可,个人的意见才可能趋向一致。而网络媒体的转载,通过对公共事务大规模的传播,才有可能使多样的意见向“有影响力的意见”转化。在一定时期内,当事实披露到一定程度后,都会反映出主流意见,最终形成网络舆论。

有网络舆论的研究者认为,网络舆论的传播模式类似于危机传播,并把网络舆论的形成过程分为:舆论潜伏期、舆论突发期、舆论蔓延期和舆论终结期。笔者从公众意见的角度来把握,根据意见的发展程度,把网民意见分为网络舆情期、网络舆论期和相互作用期。

1.网络舆情期。

网络舆情期是指多种意见得不到整合形成集合化或者说没有形成影响力的意见,而只是停留在多种意见的简单相加阶段。在这个阶段,个人意见以自发形式出现,并随着更多网民的参与让更多的意见得到增加,但是意见增加到一定程度,不同的意见进行拉锯式冲突,始终没有形成有影响力的意见,就慢慢进入沉寂。

并不是所有的网络舆情都能转化成网络舆论。从社区论坛来看,每天的新帖成百上千,但真正发展到舆论阶段的社会事务寥寥无几。这或者由于社会管理者对网络舆情中的公共事务的及时处理和应对,改变了民众的态度,民众的意见保留,直到下一次类似事件发生时才又“旧事重提”,网络舆情自动平息;或者舆情中的公共事务引发的观点片面极端引不起共鸣,刺激不起更大的反映。如有的网帖点击量特别大但跟帖数又寥寥无几,或者也可以理解为舆情研究中常讲的“潜形舆情”, 网民虽有某种意见,但只藏于心中或者自己的观念中,有可能是公众的意见,但不是公开的意见。

有些社会热点要么民众已经司空见惯不愿意响应,要么由于种种原因,传统媒体集体失语, 最终导致舆情事件销声匿迹。还有些舆情热点始终没有意见领袖站出来,没有出现一呼百应的局面,很快就会被新的热点所取代。

2.网络舆论期。

网络舆论期是指经过舆情期的酝酿、发酵,多种意见最终形成一种合意或者有影响力的意见,网络舆情就可能转化成网络舆论。从网络舆论的形成情况来看,它的发展基本上是这样一种模式:公共事务刺激意见的出现各种意见叠加累积意见逐步整合转化为有影响力的意见。

在这个阶段,随着对公共事务“围观和评头论足”的网民不断增多,多种意见正在不断地累积、增加,多种情绪也在升温,这时候或者由于网民爆料,或者传统媒体(或其网络版)的记者已经感受到网络舆情特有的新闻价值,以其专业性的敏锐嗅觉捕捉到网络世界的异动,介入进来进行采访。传统媒体电视、报纸、通讯社的各种报道如跟踪报道、专题报道接踵而至,很快又流传回网络世界,随即各大网络媒体开始密集频繁地转载,发挥着传播中的“管道”功能和集纳功能。现实社会舆论的形成有一个关键性因素:社会精英或者“舆论领袖”。网民不断地获得事件的最新进展情况,于是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态度和意见,这个时候,西方舆论研究中常常提及的“沉默的螺旋”效应就开始发挥作用,即一方意见越来越大声疾呼,其他意见越来越沉默下去。(网络舆论的复杂之处在于它除了受网络世界的影响,网民还受网络以外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而调整自己的意见,又通过网络重新表现出来。)但网络舆论又不同于现实社会的情况,它基本消除了单一的人际传播模式的影响,直接进入“多对多”的博弈。网民受个人之间的影响较小,每一个人都可以参阅所有其他人的意见而调整自己的意见,从而加快了网络舆论形成的速度。

2011年广西贺州发生过一起不大不小的网络谣言:“尸油煮粉”。从这起事件的发生发展情况,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网络舆情是如何转化为网络舆论的。事情起源于本地论坛的一则网帖,贺州本地的某米粉店用尸油煮粉公共事务引起刺激性意见出现;网民议论纷纷,诸如猜疑、愤怒、谴责等各种意见发出;人民网跟进报道,采访谣言中提及到的涉事单位广西政法委网络媒体转载随即电视台、通讯社等更多传统媒体开始对各个相关部门采访,如米粉店、食药局、火葬场,叠加各方意见进行辟谣、澄清网络媒体又进行大规模转载:意见领袖出现。最终公众对公共性事务形成一种有影响力的意见:“尸油煮粉”实质是一起网络谣言。

3.相互作用期。

相互作用期是网络舆论中有影响力的意见又生成网络舆情中更多的意见。当网络舆情转化为网络舆论,进入到相互作用期,局面就更加复杂。

有可能此次讨论到此结束,一致的意见已经形成,网民又被网络上新的热点吸引转移。也可能此次舆论形成对其他相关公共事务的关注,反过来催生新的网络舆情,从而有可能再次转化为网络舆论。而最大的可能是网络舆论进入到社会舆论的层面,引发社会民众更大范围的讨论。此时不仅有民众的声音,国家或者政府也不可能再沉默。各种作用最终的结果是形成民意,即社会舆论中正确和公正的意见被广大群众推崇和追随,代表着历史发展的趋势。因为此过程太过复杂,也不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重点,就不做进一步阐述。

在贺州“尸油煮粉”事件宣告结束后,网络谣言引发民众上升到道德层面的思考,有网民开始讨论网民上网的自律问题,也有网民开始讨论食品的安全问题,还有法律的监管问题等等。网络上各种谣言的传播,加上其他各种公共事务的刺激,人们又重新开始讨论起网络实名制的可行性。此时不论是作为公众还是作为官方对网络实名制的意见,都会刺激人们进行新的思考。

结论:认识网络舆情和网络舆论的转化,其重要意义在于发现和应对这个过程的影响或后果。鉴于网络舆情的“原生态”性和可监测性,如何认识网络舆情或者说网络民众在社会政治态度上的合理性,是对社会管理者智慧的考验。 而当一种积极健康的网络舆情转化为网络舆论后,它对社会管理者的影响会成倍增加,从而增强决策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只有科学地通过舆论引导来调控网络舆情,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才能进一步推动社会的创新与进步。

参考文献:

[1]刘毅:《网络舆情研究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2]范鹏、魏胜文、魏琦:《2006-2007年甘肃省舆情分析与预测》,甘肃人民出版,2006

[3]曾润喜:《网络舆情信息资源共享研究》,《情报杂志》2009年第8期

[4]谭伟:《网络舆论的概念与特征》,《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民通意见范文第10篇

(20__年月日__县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保障县人大代表依法行使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权利,规范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和《陕西省实施〈代表法〉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是指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大会主席团决定转作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的代表议案,闭会期间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第三条代表对有关方面工作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是法律赋予的权利,是代表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监督国家机关工作的一种重要形式。代表应当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积极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第四条有关机关和组织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是履行法律规定的职责,是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具体体现。承办单位应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尊重代表的权利,对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要认真研究,积极办理,及时答复。

第二章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提出

第五条代表对有关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在县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向大会提出,在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向县人大常委会提出。

人民群众请代表转交县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务委员会的各类信件,不宜作为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提出,可直接转交县人大常委会有关办事机构处理。

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以书面形式一人提出,也可以联名提出。一事一案,事由明确,内容清楚,有具体的意见和要求,并使用统一印制的《紫阳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

第六条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涉及检举、控告或申诉的,在有关部门调查处理时,要提供具体的事实依据或线索。

第七条属于代表本人及亲属的刑事、民事等申诉案,应向有关司法机关提出申诉,或作为案件处理,一般不应作为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提出。

第八条代表可以要求撤回本人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要求撤回的,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经同意后,其办理工作即行终止。

第三章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交办

第九条县人大常委会对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按其内容分别转交县人民政府(含上级驻紫单位)、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研究办理。具体工作由县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负责。

代表对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工作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经大会主席团或主任会议研究后,交由县人大常委会有关办事机构办理并负责答复代表。

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代表时,对代表书面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及时移交县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统一转交有关部门进行办理。

第十条县人大常委会转交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期限为:在县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提出的(含议案转为建议办理的),自大会闭会之日起15日内交办;在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提出的,自收到之日起5日内交办。

第十一条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接到县人大常委会交办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之后,应在15日内召开承办工作会议,研究承办措施并抓好落实。

第十二条各承办单位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期限为:自县人大常委会向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交办之日起,3个月内办理完毕并答复代表;如遇特殊情况,经交办机关同意,最迟不得超过6个月。

对经同意延长办理期限的建议、批评和意见,承办单位应及时将办理进度告知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的代表,待办理结束后再答复代表。

第十三条承办单位对不属于本单位职权范围内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应自收到之日起7日内,向交办机关说明情况,经交办机关同意后退回重新交办,不得滞留或自行转办。

第十四条对于代表本人要求予以保密或者代表所提建议、批评和意见有可能使代表受到打击、报复、要挟等行为侵害的,交办机关及承办单位应当为其保密。

第四章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

第十五条各承办单位要把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列入重要议程,实行主要领导负总责、集体研究、专人负责的制度,严格办理程序,确保办理质量。

在办理前,承办单位应与代表取得联系,弄清代表的意图,共同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

第十六条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由两个以上承办单位共同办理的,主办单位应当主动做好与会办单位的协商和协调工作。会办单位要与主办单位密切配合,及时提出书面意见送主办单位,由主办单位统一答复代表。

第十七条承办单位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应遵循注重实效的原则,按以下要求办理:

(一)对能够解决的,应在办理期限内及时解决;

(二)对条件不完全具备,经过努力能够解决的,应积极创造条件,抓紧解决;

(三)对有悖法律、政策规定,或因受客观条件限制,一时难以办到的,应向代表说明情况,作出解释;

(四)对不属于本县有关国家机关和组织职权范围的,承办单位应及时向上级国家机关和组织反映,并向代表说明情况。

第十八条承办单位在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过程中,应当加强与代表的联系和沟通,主动汇报承办情况,认真听取代表的意见,不断改进承办方式,努力提高与代表的见面率和代表满意率。

第十九条承办单位对代表联名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包括议案转为建议办理的)要逐人进行答复;对于内容相同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可以并案办理,但必须分别答复,并附寄《代表建议办复情况征询意见表》。

代表收到承办单位的答复后应及时填写《代表建议办复情况征询意见表》,分别寄送承办单位和县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第二十条答复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情况报告书,须经承办部门主要领导审签。县政府所属部门办理的,要报送县政府审查盖章后,分别发送代表,同时抄送县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存档。第五章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一条县人大常委会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具体工作由县人大常委会有关办事机构负责。县政府对所属部门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具体工作由县政府办公室负责。

第二十二条对代表提出的重要或者有重大影响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县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可以建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听取承办单位专题汇报,询问办理情况,提出工作意见。必要时,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可以决定将相关议题提请县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县人大常委会有关办事机构可以根据情况,组织代表听取相关部门对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的汇报,或进行视察、检查。

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也可以邀请代表对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工作进行视察。

第二十三条本年度人民代表大会期间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结答复代表后,县人大常委会有关办事机构将通过有关途径和形式征询代表的意见,代表对承办工作或答复不满意的,退回原承办机关重新办理并在一个月内再次答复代表。

第二十四条按照县人大常委会例会计划,县人大常委会会议听取审议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关于县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县人大常委会审议后,整理印发县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

第二十五条在县人大常委会会议期间,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有权就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对有关承办单位依法提出询问和质询。有关部门负责人应口头或书面答复代表,接受询问和质询。

第二十六条县人大常委会将通过一定形式,对在承办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工作中认真负责、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对承办工作不认真、敷衍塞责,代表对两次答复意见均不满意的,将予以通报批评;对于以各种理由拖着不办、对代表进行刁难、无理指责或打击报复的,将通过有关形式和法定程序严肃处理。

第六章附则

第二十七条驻紫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属于本地有关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参照本办法处理。

第二十八条本办法由县人大常委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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