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肃清检查材料范文

六个肃清检查材料范文第1篇

彻底肃清黄兴国恶劣影响心得体会一

今天上午，市委书记李鸿忠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中共天津市委关于肃清黄兴国恶劣影响进一步净化政治生态的工作意见》。李鸿忠强调，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事关坚决维护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事关人心向背、事业兴衰，事关天津长远发展。要把彻底肃清黄兴国恶劣影响、净化和维护政治生态，作为落实《条例》和《准则》要求的具体行动，作为落实中央巡视回头看反馈意见的治本之举，坚持标本兼治，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意见》指出，黄兴国作为我市原党政主要领导，政治底线失守，理想信念坍塌，主体责任缺失，任性用权，带坏了党风政风。中央巡视回头看反馈意见指出我市存在的问题，也反映出我市政治生态遭到严重破坏。要切实增强净化天津政治生态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意见》明确净化天津政治生态总的要求和工作目标：坚持以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央和市委全会精神，把彻底肃清黄兴国恶劣影响作为重要抓手，坚决把被践踏的纪律规矩严立起来、把被误导的思想认识和价值理念扭转过来、把被带坏的党风政风修复过来，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直到我市政治生态山清水秀、风清气正，在维护核心、坚定理想信念、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促进党风政风社会风气根本好转、匡正用人导向等六个方面取得新的进展。《意见》明确提出了28项工作任务并具体分解到市委各相关部门。

会议指出，肃清黄兴国恶劣影响、净化政治生态既是旗帜鲜明拥护党中央决定的政治态度问题，更是天津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市委将其作为今年的一项重点工作。整改落实中央巡视回头看反馈意见，铲除圈子文化、好人主义滋生土壤，从根本上修复政治生态，绝非一日之功。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紧迫感，把黄兴国案这一反面教材用足用好，以案为鉴，举一反三，下重力、出重手、求实效，既要治标、更要治本。黄兴国案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天津政治生态、政治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如任由这种不良积习蔓延下去，会产生严重负面影响。要从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廓清思想迷雾，深挖病灶根源，明确努力方向，进一步严明党的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为全面净化政治生态奠定坚实基础。全面从严治党只能越来越严、必须越来越严。各相关部门要抓好《意见》执行，以永远在路上的精神从严要求，增强战斗性，较真碰硬，抓深抓透，督办落实，营造惠风和畅、天朗气清的政治生态。

彻底肃清黄兴国恶劣影响心得体会二

1月11日上午，市委书记李鸿忠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专题民主生活会，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中纪委《关于给予黄兴国处分的通知》，深刻剖析黄兴国严重违纪的性质、根源、危害，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担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东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肖怀远，市政协主席臧献甫，市委副书记怀进鹏出席。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到会指导。

此次民主生活会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警示教育。与会同志认真学习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前阅读了有关材料，主动把自己摆进去，以案为鉴、以案为警，逐一作了对照检查，并提出了具体整改措施。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坚定不移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政治上出问题是根本之祸、根本之毁。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一旦遭破坏，各项纪律会随之遭到破坏。要筑牢理想信念底盘，从讲政治讲忠诚、维护核心权威的政治站位来深化认识、吸取教训，以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勇气、政治担当彻底肃清黄兴国案的恶劣影响。

李鸿忠代表市委常委会作了总结讲话。他指出，党员领导干部无论职位高低，丢掉了政治就丢掉了灵魂。维护党中央权威，捍卫这个核心是最大的政治。市委常委会要以黄兴国严重违纪案件为镜为鉴为戒为警为训，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核心，一心一意、一以贯之，让维护核心成为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时刻牢记自己是组织的普通一员，相信组织、依靠组织;在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毫不含糊、不折不扣。维护党中央权威，捍卫这个核心，必须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心存敬畏，手握戒尺，知边界、守底线;在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维护核心权威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脑子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做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始终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党中央权威，捍卫这个核心，必须做到对党绝对忠诚、表里如一、知行合一，始终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当政治上的明白人。维护党中央权威，捍卫这个核心，必须筑牢理想信念这个压舱石，坚持不懈用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武装头脑，不断增强四个自信，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和政绩观，在固本培元上下功夫。

李鸿忠强调，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要把反面教材用足用好，从市委常委会做起，指导各级各层面认真筹备开好年度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从中受到教育和警醒，确保警钟长鸣、殷鉴常在。要标本兼治、肃清流毒，驰而不息推进中央巡视回头看整改，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汇聚起干事创业、推动发展的强大气场。

彻底肃清黄兴国恶劣影响心得体会三

今天上午，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审议通过《中共天津市委关于肃清黄兴国恶劣影响进一步净化政治生态的工作意见》。李鸿忠强调要把彻底肃清黄兴国恶劣影响、净化和维护政治生态，作为落实《条例》和《准则》要求的具体行动(2017年2月23日天津卫视)。

1954年出生的黄兴国历任浙江副省长、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2003年起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代市长、市长，20XX年12月任天津市委书记、市长、十八届中央委员。2017年9月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

黄兴国作为天津市原党政主要领导，政治底线失守，理想信念坍塌，主体责任缺失，任性用权。黄兴国作为天津市的一把手，这样的带头大哥，必然带坏了天津市委、天津市政府党政班子!因此，必然带坏了天津市的党风政风，因此，也必然造成天津市政治生态的严重破坏!

那么，天津市官场需要肃清黄兴国什么样的恶劣影响呢?黄兴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阳奉阴违。黄兴国妄议中央大政方针自然属于与党离心离德行为!显然，黄兴国不是和中央保持一致，对党怀有二心。显然，黄兴国属于那种和一部分人走得近，跟着一部分人。是那种对中央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人。

这些年的落马高官中, 被定义为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不在少数!然而，被称为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的却是少之又少!显然，黄兴国的种种想法、种种行为与中央的思想理念背道而驰!

黄兴国违规选拔任用官员，封官许愿，任人唯亲。官员选拔、任命是天津市委和组织部的事，黄兴国无权封官许愿，任人唯亲，封官许愿更是违背组织原则。显然，黄兴国的封官许愿行为是在培植亲信，是在建立自己的个人政治小圈子、小团体，这也是在建立自己个人的小朝廷!

黄兴国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失察失管，自然是一种放纵行为。这是黄兴国培植亲信行为的延伸，这是让属于自己小圈子的官员有权力扩展无限空间!表面上看黄兴国行为是对下属的宽容，实质是庇护小团体利益!

黄兴国为什么会建立自己个人的政治小圈子、小团体、小朝廷呢?显然，黄兴国这是在竭力发展个人政治势力!这是搞的党内有党，另立山头的一套!这些年来，一些主政地方的腐败大员，总想建立属于自己的势力，总想把自己当做分封割据的诸侯王!

黄兴国案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天津政治生态、政治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黄兴国政治上蜕变，经济上贪婪，生活上腐化，其违纪行为性质十分恶劣，严重破坏了天津的政治生态，损害了党的事业和形象。

彻底肃清黄兴国恶劣影响需要坚决把被践踏的纪律规矩严立起来、把被误导的思想认识和价值理念扭转过来、把被带坏的党风政风修复过来。肃清黄兴国恶劣影响、净化政治生态，铲除圈子文化，必须从根本上修复天津官场政治生态!

六个肃清检查材料范文第2篇

一、指导思想

严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市城市规划条例》和《市节制和查处违法建设方法<市县政府年189呼吁>》等有关司法律例规则，坚持依法行政、清廉高效、责权清楚的准则，整合伙源，联动控管。从准则动手，坚持抓基本、抓长效，切实坚持健全在建私房违法建设的长效控管机制。

二、工作办法

（一）坚持健全结合判定、审批机制

1、危房判定。私家房屋的危房判定，由区房管局牵头，会同区规划分局、建管站以及请求人地点街道城管部分、法律中队、社区负责人一并勘探现场，一起认定房子的风险水平，并辨别签字后进入判定顺序。区房管局依据结合判定意见，依法依规出具《危房判定书》。

2、有证私房革新。区规划分局以区房管局《危房判定书》为根据，按期组织区城管局、房管局、建管站、相关街道召开联席办公会，对作出D级危房判定的申建私房进行结合会审，并依法作出行政答应。获准改建的私房项目，由区规划分局在请求人寓居地进行现场公示，并将答应决定辨别抄送区城管局、相关街道和区网格化治理批示中心。

3、无证私房的危改。集体土地无证危房的维修正造，准则只能按“三原”恢复维修正造。详细顺序为：（1）按危房判定顺序进行危房判定；（2）获得危房判定证实后，由社区出具证实，证实该房子的权属；（3）户主将书面资料报街道办事处，由街道办事处签订意见，并报区控查违协调办搜检；（4）区查违协调办搜检后将相关材料报区县政府办，由区县政府办搜检能否召开相关部分协调会研判，决定能否维修正造；（5）若协调会赞同维修正造，则由街道办事处将维修正造内容在该户周边公示三天，若无意见方可进行维修正造。

4、增强在建私房的结合监管。取得《建设工程规划答应证》的私房项目，由区规划分局和街道城管部分结合放线后进入治理顺序。区规划分局负责建设工程的规划审核及定点巡查，各驻街城管法律中队及街道城管科负责日常巡查，区建管站负责施工队伍的天资审核和建设工程的安全质量检查，增强对施工队伍的治理，保证工程正当、安全顺利地施行。

（二）坚持健全日常巡查、控管机制

区规划分局、城管局辨别负责全区范围内已批建设项目和未经审批建设项目标巡查、控督工作。各街道办事处负责所辖区域在建私房违法建设的发现、守控和小型撤除。采取“六个一”的办法，保证工作办法落实到位。即：第一时间发现，社区天天安排专人巡查，对现行违法建设必需做到当日发现；第一时间避免，社区对正在施行的违法建设，必需就地予以劝止，并在法律人员抵达现场之前，派专人现场守控；第一时间申报，对正在施行和正预备施行的违法建设，巡查人员必需在第一时间内向驻街城管法律中队进行口头申报，申报人还将采取申报的法律队员姓名及申报时间做好记载；对批后违建，驻街城管法律中队在接到社区申报后必需在30分钟内向区规划分局申报，还将采取申报人的姓名及申报时间做好记载；第一时间撤除，驻街城管法律中队接到社区的违建申报后，必需在30分钟内赶到现场，对批前违坚持即撤除，并由社区负责人签字承认；第一时间清算，撤除100平方米以下违法建设所发生的建筑垃圾，由街道环卫地点3日内肃清终了，超出100平方米以上的在5日内肃清终了；第一时间回告，对已撤除的违法建设，由驻街城管法律中队在撤除当天向区拆违专班和相关指导申报。

（三）坚持快速拆违机制

依照市县政府189呼吁的要求，对必需依法撤除的批后违法建设，区规划分局应在24小时内依法作出“立刻撤除”的行政处分决定。批后违建在100平方米以内的由各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撤除，100平方米以上的由区城管局负责组织撤除。批后违建撤除费用由区规划分局承当。撤除时限按市县政府189呼吁第二十一条的规则执行：

1、违法建设建至一层尚未盖顶的，1至3日内撤除终了；

2、违法建设由一层建至二层的，3至6日内撤除终了；

3、违法建设建至二层以上的，6至10日内撤除终了。

（四）坚持查控违工作的监察、督促机制

区监察局全程介入在建私房违法建设查、控、管、拆工作，对查控违工作中呈现的违法、违纪、违规行为，依法作出处置。区网格化治理监督中心负责在建私房查控违工作的详细督办，区规划分局应将已作出行政答应的私房审批项目，送区网格化治理监督中心备查，由其执行全程监控。对建设进程中发生的违法行为，区网格化治理监督中心应依照分歧的违建性质，在24小时内向相关治理部分进行案件交办，并对治理进程进行督促。

（五）具体落实奖惩机制

区县政府设立专项经费，关于工作认真负责、成效分明的单位或个人赐与奖励。对违建发现不实时、拆违不迅速、危房判定不真实、控违工作不积极及其他违规违纪行为，区监察局要依法依规作出处置。区查控违协调办牵头，每季度召开一次在建私房查控违工作小结会，半年进行年中总结，岁尾总评，兑现奖惩。

三、有关要求

（一）增强工作指导

各相关责任单位行政首要负责人是本单位查控违工作第一责任人，对查控违工作负总责，分担指导是查控违工作详细责任人。各单位要成立查控违工作专班，明确责任，落实到人。

（二）增强部分协作共同

每次拆违行动前，区城管局及各街道办事处要制订缜密的行动方案，紧密组织。区规划、公安、房管、建管、交管等部分要积极共同，提早介入，做好拆违保证工作。

（三）增强检查督办

六个肃清检查材料范文第3篇

扫除文盲既是千百万群众的自觉行动，那么根本办法只有一条，这就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特别是依靠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由于扫盲的对象主要是青年，扫盲的力量也主要是青年，所以青年团就成为党在扫盲运动中的天然助手，对扫盲工作负有特殊重大的责任。

列宁同志远在三十五年前就说过这样的话：“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单靠苏维埃政权颁布一道命令，或者由党发出一定的口号，或者派一部分优秀工作人员去进行这种工作，是不够的。还需要这代青年人自己把这一工作担负起来。共产主义就是要男女青年团员亲自说出：这是我们的事情，我们要联合一起到乡村中去扫除文盲，使我们这代青年中没有一个不识字的人。我们力求使青年们能把自己的自动精神用来进行这一事业。”列宁同志这段话，对我们今天的扫盲工作，有着极大的动员力量，能够大大提高青年团扫除文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我们一定要做到全团动手，组织好扫盲大军，动员最广大的群众参加扫盲，协助党完成扫除文盲这个只有战略意义的历史任务。

根据前两个月团中央书记处讨论扫盲工作的指示，我们作了一些调查和研究。今天想分三个问题来谈：一是扫除文盲的情况和要求；二是扫除文盲的几种形式和几种办法；三是扫除文盲的具体措施。

扫除文盲的情况和要求

总的情况是：文盲多，速度慢，跟不上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从农村青年来说，文盲和半文盲占百分之七十左右（根据各省报来的材料是百分之七十一.六七），如果加上壮年文盲，百分比数还要大。很多材料都说明：文盲很多，但是每年入学的人数却很少，去年比前年的入学人数虽有增加，但是全国还没有超过二千四百万，实际扫除的文盲只有二百0五万。今年教育部原来只计划扫盲三百零八万，按照这个数字来推算，那么要扫除全国一亿八千万青壮年文盲和半文盲，就需要近六十年的时间，就是说到我们的孙子那一代还有文盲，这种情况实在严重，辽宁省的扫盲工作从全国来说是搞得比较好的，但是同样也存在着这个问题，如风城、宽甸等四县，去年入学人数有八万，但是真正扫除了文盲的只有五千人，只占入学人数的百分之六点多。因此就形成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文盲多、入学的少，而真正扫除了文盲的更少，结果就成了‘年年上冬学，年年从头学。’湖南湘潭有个女青年说：“我买了七本书（都是第一册），上了四年学，只看见读书，没学到文化。”这种情况，难道说是群众对学习文化的情绪不高吗？自然不是。问题是领导落在群众后面了。

从我们青年团来说，是自上而下都缺乏具体要求，具体措施，具体办法。自然，很多基层是做了工作的，有些基层的扫盲工作就做得非常好。如辽宁省复县沙沱村现在已基本上扫除了青年文盲，其中团支部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团区委以上就差了，也可以说一级不如一级，应当说，团中央宣传部是做得最差的。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将使农村一切工作改变面貌。农民要求学习文化的急迫心情愈来愈强烈，就是这种变化之一。因为办合作社要订计划，要记工账，不识字是搞不好的。所以他们才说“合作社，真正好，没有文化办不了。”现在不但群众愿意打盲，而且具备了扫盲的条件。全国农村青年近一亿，其中初中、高小毕业生有五百多万，连农村中原有的知识青年和扫除了文盲的识字青年一共有三千多万，通过三千斤识字青年扫除七千万文盲，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因力只要平均一个人扫两个多一点就可以了。但是，领导却跟不上，特别是一九五二年反对育目冒进后，很多地方实际上形成自流，扫盲空气非常淡薄。这次我们到一个省去调查，有些区乡的扫盲工作已经是没人管了。但省里居然还有人在说“盲目冒进的情绪似乎还没有克服”呢。群众对这种现象是很不满意的。浙江嘉善县有的群众对目前扫盲工作的批评是：“群众愿意，办社需要，条件具备，独缺领导。”我看这些话很可以代表一般群众的意见。

根据农业合作化的需要和整个国家扫盲计划，团中央决定从现在起七年内，即到一九六二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扫除全国农村青年文盲，是必要的，正确的。规定七年的扫盲速度是不是还可快一点呢？我们觉得这不算慢了。当然就个别地方来说，那是有早有迟的。辽宁省金县团委书记昨天寄来一篇文章，说他们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扫除全县青年文盲。复县沙沱村准备在一九五八年内就把全村文盲肃清。但是，大小凉山等地区恐怕就要迟一些。

为了使全年扫盲计划和总的规划卸接起来，我们认为今后自上而下务必要有扫盲指标，工作才有方向，才好检查。这就需要自上而下分配数字和自下而上订计划相结合，这就是说团省委要分配数字给团地委、团县委，团支部、团区委则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上级指标订出计划，上下卸接起来。定计划并不是太困难的事，开始也可以简单一点，有这六个项目就可以了，即：当地总共有多少文盲和半文盲，迫几年扫了多少，准备几年扫完，今年准备扫多少，怎样组织扫盲力量，用什么办法扫盲等。

扫除文盲的几种形式和几种办法

六个肃清检查材料范文第4篇

一、主要作法

（一）提高思想认识，着力改变行政法律理念。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中心内容，是促进县政府职能改变，建设清廉、高效县政府的主要保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是做好城市管理工作的主要基本。城市管理局组建时间不长，工作人员成分比较复杂、文明程度良莠不齐、法律才能高低纷歧，少量法律人员依法行政认识单薄，习气于管理就是收缴，特别是在年12月，因为法律欠妥，补偿3起，形成了一些负面影响。我们充分认识到依法行政工作的主要性和紧迫性，下决计处理法律人员思想认识问题，把依法行政与构建“法制城管、精密城管、和谐城管”有机结合起来，统一部署，齐抓共管，先后开展了文明法律学习教育活动，学法竞赛，文明法律交流等活动，着力处理了法律理念、准则建设、队伍建设和法律监督等问题。

（二）增强宣传教育，夯实城管依法行政基本。为加强广大市民的城市认识和参加城市管理的认识，贯彻依法行政、法律为民的指导思想，一直坚持以人本、宣教先行，坚持“远安城市管理网”，设立了“工作动态”、“司法公函”、“网上做事”、“在线征询”、“做事指南”和“信息公开”等栏目，兴办了《远安城管》简报，在远安电视台创办了“城管在线”专栏，每年法制宣传日在陌头举行“12.4”城管法律宣传，向社会投诉电话，每逢严重活动，实时印发《公开信》，经过多方法宣传，增强了与相关部分、广大市民的“互动”、沟通，市民进一步骤查城市管理常识和城市管理工作的主要性，城管局充分听取市民的意见，群策群力，把群众对城市管理工作的愿望与要求交融到城市管理工作之中，让市民参加决定计划，拉近了与市民的间隔，为依法行政坚持形象打下了优越的基本。

（三）坚持健全准则，促进城管行政法律队伍建设。准则建设是履行依法行政工作的先决前提，我们要求全体法律人员必需不折不扣地执行县委“六个制止”和县县政府“十禁绝”，并先后出台了《受理群众告发和投诉处置准则》、《城管综合法律首办责任制》、《行政法律责任制》、《城市管理法律人员行为标准》和《行政法律文明用语》等规章准则，用准则标准行政行为，用准则明确行政责任。为进一步增强队伍建设，我们坚持每周四下午集中学习培训，采取指导授课、专家说法、律师点评、队员交流等多种方式进行学习。还，扎实开展文明法律教育、依法治县、“五五”普法、机关效能建设和“五型机关”创立活动，认真学习、分析、整改和承诺，坚持完善准则和规则，促使全体干部职工思想作风进一步获得改变，一支“政治及格，作风优秀，规律严正，业务精深，战役力强”的城市管理队伍逐步成熟，近年来没有发生因作风不实和工作掉误而激发的群访事情，文明法律、热情服务的城市管理队伍形象不断提高。

（四）坚持以人本，有序推进城管依法行政工作。把教育、管理、法律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在做好宣传教育、监督管理的还，从年开端，开展了以普通顺序法律为主的行政法律工作,收到较好的结果，完成了“一年打基本，二年见成效，三年上程度”的工作目的。一是逐渐完善法律系统。组建局法制办公室，专题进行城管系统法制培训教育，指导处理法律案件，制订完善了市容、规划和绿化三套法律文书，延聘司法参谋，实时解答法律进程中疑问问题，参加城市管理法律工作，编印《城市管理行政法律常用法律及标准性文件汇编》，为法律人员平常学习和开展法律工作供应了便利。二是坚持依法行政理念。全力推进“法制城管、精密城管、和谐城管”建设，结实坚持“把城市当家管、把市民当亲人”的工作理念。年下半年，结合城区“四化”建设，出台了《门店出租管理规则》、《公共信息栏管理方法》、《车辆停放暂行规则》、《洗车场管理方法》等管理准则，设置便民“公共信息栏”11处。在增强运营次序管理的还，与贫穷运营户“结对子”，帮扶慰劳；召开城区夜宵运业务主、摩托运业务主坐谈会，宣传城市管理的主要性，共商行业运营次序标准方法；协助运营户处理“低保”;疏堵结合，指导活动商贩定点标准运营。经过亲情化服务、人道化法律，来到达法律结果与社会结果的有机统一，为构建和谐社会和经济发展供应主要保证。三是履行城管阳光法律。在日常管理中，我们坚持疏堵结合，有序教育指导运营户归店、入市或到指定区域标准运营。对少量终年占道运营和经屡次教育避免仍继续违规的当事人，严格依法进行查处。在施行行政处分进程中，严格按照法定顺序，坚持公开公道公平，严把法律顺序、查询取证和处分根据“三关”，力争件件办成“铁案”。

（五）严格法律监督，做好城管依法行政工作保证。一是增强内部监督。坚持行政法律合议会审工作机制，对主要案件的立案、权益奉告、行政处分决定等关键环节，局首要负责人召集分担指导、司法参谋、局法制办、法律中队负责人及办案人员，研讨案情，集体决定；对案件执行“四级审核”，即中队长、法制办主任、分担指导、首要指导审核签字，保证了当事人正当权益不受损害。二是承受社会监督。一直把群众的呼声作为城市管理工作的第一旌旗灯号，结合各项主题教育、机关创立活动，常常性走访群众，城市管理投诉热线电话，承受市民监督，搜集建议和意见，认真梳理研讨，实时整改，博得群众信任。三是承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如约请代表、委员参与局党组民主生活会，增强与代表、委员的沟通，获取他们对城市管理工作的支持；认真处理代表建议和委员提案，近几年月表建议委员和委员提案处理称心率到达100%。四是加大行政法律审核力度。增强内部审核，对市容、规划执行网格化管理，将每条街道、区域落实到个人，从工作规律、工作业绩、工作结果上，施行百分制审核，严格审核、整改、兑现。严把依法行政质量关，无详细行政行为被行政复议机关某人民法院撤销改变的案件；在县县政府法制办公室组织的全县行政法律案件质量评选中，我局法律案件质量名列前矛；我们依法行政、文明法律工作经历辨别在国务院法制办网站和市级报刊上推介，并在年全市城市管理工作大会上作了典型谈话。

二、主要成效

经过近几年持之以恒地推进城市管理依法行政工作，改变了城市管理法律方法，提高了城市管理队伍形象，提高了城市管理工作质量，圆满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一）“两城一杯”创立任务圆满完成。自年以来，为保证“省级文明县城”、“省级卫生县城”和“楚天杯”创立目的顺利完成，我们与相关部分密切配合，坚持普遍宣传和集中整治相结合，重点开展了市容市貌、环境卫生、违法建筑、食品卫生、交通次序和市场次序等整治活动，积极共同各单位“四化”建设。发放宣传材料12000余份，入户宣传1800余户，撤除不标准门头横幅1200余条、户外广告200余处、遮阳雨棚320余块，肃清野广告8600余处，肃清责任区外生活垃圾、建筑垃圾40余吨，调处建设纠纷150余起，消除安全隐患40余处。特别是在“创卫”初检、灭蟑灭鼠检查、暗访和明查4次迎检中，精心组织，竭尽全力，为检查组展现了优越的市容次序和环境卫生相貌，获得了省、市指导的高度评价，完成了“创立不因城市管理工作不到位而掉分”的目的，圆满完成了各项创立任务。

（二）监管机制不断完善。一是增强园林绿化、环卫功课审核,对栖凤园、街道绿化管理维护状况执行“一月双考”,环卫功课审核天天抽检，依照审核后果兑现绿化、环卫承包维护经费。二是增强审批管理。处理占用（发掘）城市道路、广告设置宣传等行政审批182件。三是采取市场运作机制，改换标准设置了盐业公司门店、临沮大路凤山段和鸣凤大路工程处门店招牌、遮阳雨蓬。

（三）“门前四包”具体落实。一是责任到位。各单位较好地完成了“四包”责任区卫生、绿化、设备和次序日常管理工作。二是严格审核。县城管办牵头，县公安、卫生、工商、建设、城市管理等部分和鸣凤镇县政府构成审核专班，每年对75个责任单位百分制量化考评4次。三是结果初现。经过近年来“门前四包”管理的不断深化，城区环境进一步获得改观，各责任单位责任范围内“卫生洁净、绿化无缺、设备无损、次序井然”。

（四）规划法律逐渐增强。一是充分力量，改善前提。抽调人员充分规划法律力量，调度法律车辆，改善规划法律工作前提。二是构建收集，增强巡查。对城区规划区天天两次巡查，对在建工程坚持管理台帐，全程监管。增强与社区居（村）委会的联络，实时获守信息，将违法建设消除在萌芽形态。三是严格法律，查处违建。对违法建设实时立案查处，有用遏制了私搭乱建之风。近3年来共查处违法建设81起，撤除10起，处分32起，责令补办手续39起。

（五）改革创新继续深化。一是理顺城市管理体制。年头，县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划归城市管理局管理，强大了城市管理队伍，整合了法律管理资源。城管局在本年机构改革中明确为县政府工作部分、法律大队升为副科级，为我县城市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环卫工作“走在前列”奠基了基本。二是垃圾清运填埋运转有序。三是环卫功课机制走在全省前列。城区打扫保洁具体执行社会化、市场化运作，市场化功课范围不断扩展。四是坚持高标准检查审核。处、段、面层层抓落实，大大提高了城区环境卫生质量。

三、体会

城市管理工作处于“风口浪尖”，工作稍有不小心，就会给党委、县政府形成严格的负面影响，只要坚持不断提高本身本质，依法行政、文明法律,才干有用处理管理者与人民群众，法律者与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城市管理工作才干获得大众的了解支持。在工作中坚持做到了“三要”：

（一）举止要文明。俗话说：一句话惹人笑，一句话惹人末路。城市管理工作与被管理对象的第一接触是言语接触，也包括肢体言语。其言语技巧在整个法律进程中起至关主要的效果。因而城管队员在工作中口头表述必然要文明标准，肢体言语表达要谦和稳健。

（二）待人要和气。只要先尊敬别人，别人才会尊敬你。高高在上，指手划脚，极易激发敌对心情。因而，我们要求全局干部职工要结实坚持管理等于服务、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精确定位，以平缓心态参加城市管理工作全进程，获得了群众的一定与承认。

（三）办案要公平。公生明、廉生威，假如发生一次不公平的法律，不只影响党委、县政府的形象。并且对单位构成的负面影响和被动场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难以改变的。因而我们在法律进程中，严格依法做事，对违法行为勇于改正，天公地道，公道公平，做到首过不处分、轻过教育，重过重罚，罚过相当。

六个肃清检查材料范文第5篇

话剧《前线》中的客里空

客里空是苏联剧作家科尔内楚克的话剧《前线》中的一个战地特派记者的名字，中文音译为“客里空”，俄文意为“乱嚷的人”、“好吹嘘的人”或“饶舌者”。

1942年9月29日，苏联三家报纸《真理报》、《消息报》、《少年真理报》同时刊出《前线》。剧本通过对前线总指挥官戈尔洛夫、米朗、欧格涅夫、客里空等不同艺术形象的刻画，反映了“人民欢喜和要求内行的和聪明的领导”的主题。其中，笔墨较多的两个角色是戈尔洛夫和欧格涅夫，欧格涅夫被褒奖，戈尔洛夫作为后者的反面存在，是贬斥的对象。而剧本中自负、不爱学习的戈尔洛夫并不是孤立的。

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客里空得知前线总指挥的儿子在战场上牺牲了。为了报道这件事，他坐在指挥部里就拟好了稿子。在稿子发出之前，客里空为了加上几句“漂亮”的话，又到前线总指挥部办公室找总指挥戈尔洛夫。戈尔洛夫不在，只见到一个副官。副官问客里空：“在电话里你怎么能看得见总指挥的眼睛呢？你却描写得那样逼真。”客里空回答说：“哎哟，我的天呀，假如我只写我所看见的，那我就不能每天写文章了。我就一辈子也休想这样出名了。”就这样，客里空将他“创造”的这篇报道总指挥儿子牺牲的稿子发了出去。在剧中，客里空被塑造成一个阿谀奉承、不到实地采访、编造新闻的记者形象。客里空善于捕风捉影、弄虚作假，他不调查了解，坐在指挥部拟稿。他根据听来的消息，就编造了总指挥的儿子在牺牲前如何发誓、总指挥听说儿子牺牲后如何痛哭流涕等情节。

《前线》最早由从苏联回国的诗人萧三翻译，1944年春，看过中译本后，推荐给《解放日报》。该报于1944年5月19日至26日全文连载。6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由亲自定稿的社论《我们从科尔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些什么》。文章指出：发表这个剧本的目的在于“以直接的尖锐的批评来指导实际，它成为转换战局的因素之一，因而它的价值无可比拟”。“学会赞扬好的，这是很重要的，学会批评不好的，这也同样重要。像《前线》中的新闻记者客里空那样，倒是不好的。”

1944年9月29日晚，和刘少奇、、任弼时观看中央社会部文工团排演的话剧《前线》。据在场的人回忆，不时与坐在身边的刘少奇议论剧中人物。演出结束后，提出这部话剧要“到处演”。

后来，“客里空”就成了新闻中虚构胡编的代名词。人们在写文章时把那些歪曲事实的报道消息称为“客里空”。

《晋绥日报》反“客里空”运动的发起

《晋绥日报》反“客里空”运动的发生，是中国共产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工作方法运用于新闻媒体自身的一次尝试，有着清晰的历史脉络和强烈的内在动因。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就广泛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1945年在中共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把它概括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1946年6月19日晋绥分局高干会提出要有“从上而下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并很快在《晋绥日报》上得到落实。9月18日，《晋绥日报》纪念创刊六周年之际，晋绥军区司令员表扬“最近几个月来报纸有很大进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张稼夫更明确地说：“高干会后，报纸转变很快，如揭发缺点，进行批评，替群众讲了话。”

尽管如此，《晋绥日报》还是由于工作上的疏忽，引起农民群众的不满。1947年春，中共中央新组成的工作委员会到晋绥解放区深入了解的情况，发现农民对党报有不大信任的现象，原因是党报存在严重的失实现象。《晋绥日报》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的指导下，开始检讨新闻报道失实的问题，发起了反对“客里空”的运动。从更深的层面来看，不真实新闻不仅使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特别是政策不能准确传达和落实，而且农民因不真实新闻，导致对党报的不信任将进一步发展为对党的不信任，这是事关革命战争成败的关键，也是决定《晋绥日报》发动反“客里空”运动的深层次原因。

1947年6月15日，《晋绥日报》第四版刊载了《前线》剧本的一部分。编辑部在编者按中指出：“这里特将剧本中关于客里空的描写原文节录刊登，希望我们的读者、记者、通讯员、编者都能够很好的读一读。”“我们的编者作者应该更加警惕，并勇敢地严格检讨与揭露自己不正确的采访编写的思想作风，更希望我们每一个读者都起来认真、负责、大胆的揭发客里空和比客里空更坏的新闻通讯及其作者”，“在我们的新闻阵营中，肃清客里空。这便是我们转载这个节录的用意所在”。

《晋绥日报》对“客里空”的解释是：“他的新闻报道是不忠实于人民的，说他新闻通讯的写作特点是捕风捉影，凭空臆造，毫不过分。”

《晋绥日报》为什么要让“客里空”从一个小角色而成为典型呢？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当时，大规模的人民解放战争和解放区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选择在这个时候开展反“客里空”运动，有其特殊意义。《晋绥日报》社和新华社晋绥总分社认为，要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必须实现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并且把广大农民充分发动起来，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也就是消灭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同盟者及其统治的基础。为了适应解放战争和减租减息政策，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形势的发展，全党的各项工作包括新闻工作者的思想作风和立场，都需要有新的转变。

在这个关键时刻，《晋绥日报》通过对报纸工作的检查，除肯定新闻报道对、人民解放战争和政党运动所起的推动作用以外，同时发现少数记者不注意对客观存在的事实和斗争实际进行宣传报道，不注意严格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和事物本身的面貌去反映客观现实，在采写和编辑工作中带有主观随意性，造成了一些新闻报道的失实和夸大。

在前期的报道上，个别记者没有真正理解政策的意义或偏听偏信，采访不深入，宣传了一些地主“献地”、“拥护”的右倾观点，发生了袒护地主和让农民退还成果等违背当时党的政策的报道。有的报道因为采访不深入，捕风捉影、道听途说，错误地把坏人写成英雄模范。有的编辑、校对责任心不强，把真实的新闻改成了失实的报道。《晋绥日报》编辑部和新华社晋绥总分社对这些不真实的报道，没有采取文过饰非、大事化小和草率收兵的态度，而是以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发动了一场以检查新闻是否真实为中心的反“客里空”运动。

《晋绥日报》反“客里空”运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47年6月15日转载《前线》中“客里空”出场的部分到9月1日记者节，是《晋绥日报》反“客里空”运动的初始阶段。运动的目的是在新闻阵营中，肃清客里空；对象是客里空和比客里空更坏的新闻通讯及其作者；方式是编者、作者自己的检讨与揭露和读者的揭发。在编辑部的介绍文章中，“客里空”被描写为“大胆的谎言家和阿谀者，拍马屁、会钻营、卑鄙的家伙”。

6月25日与26日，《晋绥日报》第四版以《不真实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为题，整版刊出报社自我检查出的或群众检举出的11条不真实新闻。6月27日，《晋绥日报》第四版以《一个不真实报道的典型》为题，集中批评记者宏流写的新闻《地主剥削下的中农惨状》，并有三封读者来信，从不同角度指出宏流文章的疏漏之处。还有一篇编辑部的文章《刊载经过与编者检讨》。报社工作人员以及通讯员响应报社的号召，对自己采写的报道失实之处作自我检查与批评。一些县区的基层政权组织还帮助报社开展运动，发动群众检举“客里空”。在反“客里空”运动中揭露出来的失实新闻包括：单凭领导和本人的一面之词写作的《李宏瑞和他的武工队》，子虚乌有的《吃糕的故事》，以及与事实不符的《河曲县曲峪村村长张保宏帮六个复员军人成家》等等。《晋绥日报》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受到了广大读者的赞扬。此后，报纸上陆续出现了由读者和作者揭露出的“客里空”。但多停留在揭露1946年宣传以来“不真实新闻”以及写不真实新闻过程的层面上。

第二个阶段是反“客里空”运动的新阶段，时间从1947年9月1日到1948年4月2日。反“客里空”运动在9月1日记者节后，在空间上由晋绥解放区拓展到全国各解放区，内容上转变为立场和作风的检查，才真正成为一场群众性的有组织的媒体思想教育运动。

《晋绥日报》开展反“客里空”运动的历史意义正在于第一次将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工作作风运用于新闻媒体自身，不仅号召读者、作者揭露和批评党报的错误，并且在自己的报纸上展开严肃的自我批评。这些大胆、直率、尖锐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都在媒体上公开，显示出党报的勇气和自信。

全国性的反“客里空”运动热潮

1947年8月15日，《晋绥日报》反“客里空”运动开展不久，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即向各分社发出通知，“号召在‘九一’前掀起学习热潮”。1947年9月1日是记者节。这天，新华社发出社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指出：“晋绥日报此次的自我批评是很好的。最近一时期，晋绥与其他解放区一样，正在进行，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是中的一个收获，它必将使新闻工作更加向前推进一步。这种自我批评，不仅各解放区的新闻工作者要学习，而且一切工作部门都应当向他学习，以便更加改进自己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晋绥日报的这一倡导，是非常有意义的。”新华社还发出总编辑部的文章《锻炼我们的立场作风——学习〈晋绥日报〉检查工作》。文章强调：“像晋绥日报这次的反对‘客里空’运动，在人民新闻事业建设过程中，是有历史意义的，而且不但对晋绥一地有意义，对其他解放区同样有意义。”

《晋绥日报》原来是一个知名度并不高的报纸，在反“客里空”事件后，一时间在全国引起高度关注。新华总社写社论来表扬一个地方报纸是前所未有的。

9月1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在晋绥解放区“九一”记者节晚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开展反“客里空”。他说：“最近晋绥日报办得不错，大家发扬了自我批评精神，揭露了客里空。报纸在各方面受到欢迎，陕甘宁的军民很欢迎。报社也写了社论，号召各解放区学习。这些奖励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

9月4日，《晋绥日报》就此第一版发表消息《李政委在“九一”晚会上（肩题）号召全党开展反“客里空”（主题）“戈尔洛夫”和“客里空”是分不开的，也要公开揭露（副题）》。9月18日，在《晋绥日报》创刊7周年之际，报纸编辑部和新华社晋绥总分社联合发表《关于“客里空”的检查》，连载4天。

当反“客里空”运动如火如荼之时，中共中央宣传部专文下发的指示明确宣称“由晋绥发动的反客里空运动，是中的一个重要收获”。11月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指示说：《晋绥日报》发动的反“客里空”运动，中央已号召将此种自我批评精神应用到各种工作中去。不仅是紧邻晋绥解放区的晋察冀解放区，各个解放区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客里空”运动。《人民日报》（晋冀鲁豫）、《晋察冀日报》、山东《大众日报》、陕甘宁《边区群众报》、《新黑龙江报》等各解放区报纸和新华社各分社迅速响应，在各解放区的新闻工作者当中掀起了一场反对“客里空”的运动。

反“客里空”运动维护了新闻必须真实的原则，发扬了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提高了新闻队伍的素质，赢得了读者对党的新闻事业的信任和支持。这一运动不仅奠定了《晋绥日报》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还使“客里空”一词成为中国假新闻的代名词延续至今。这场反“客里空”运动最主要的价值，是最充分地体现了党和党的报刊实事求是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以群众利益为重的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报刊应有的作风和品格。

、刘少奇眼中的反“客里空”运动

1948年3月下旬，和中共中央离开陕北，途经晋绥地区赴河北。一直关注着《晋绥日报》的反“客里空”运动。4月2日，接见了《晋绥日报》编辑部人员，发表了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谈话中，满腔热情地鼓励报社，表扬报纸的内容丰富，尖锐泼辣，有朝气，反映了伟大的群众斗争，为群众讲了话。赞赏地说：“我很愿意看它。”他称赞编者按的形式，对于报纸发表的材料加以批注。后来的批注虽然有缺点，但是那种负责精神是好的。说：“金圣叹批注《三国演义》，有人看不好，我看是好的，使人看时有个头绪，当然，批注得不完全对。”指出，《晋绥日报》编者按语的主要缺点是把弦拉得太紧了。说：“拉得太紧，弓弦就会断。古人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现在‘弛’一下，同志们会清醒起来。”

说到这里，一面微笑着在屋子里慢慢踱步，一面举起两只手臂，比划拉弓的姿态，在胸前一拉一合。大家都高兴地笑了起来。

指出，“《晋绥日报》在去年六月以后进行的反对右倾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后来出现的缺点，“主要是‘左’的偏向”。在这次谈话中，特别强调了党报工作者的学习与修养问题。认为：“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要使不懂得变成懂得，就要去做去看，这就是学习。”

听了报社领导总结经验、检查工作的汇报。他说，过去的工作有成绩，但也有缺点，主要是“左”的偏向。现在作一次全面总结，发扬成绩，纠正缺点，剪了头发，洗了脸，修了指甲，就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把报纸办得更好起来。

当时在场的《晋绥日报》编辑纪希晨后来回忆说：“从不明白到明白，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要有一个过程。从1947年6月以后进行的反右倾斗争，到1948年1月开始的反‘左’斗争，虽然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斗争却使大家很快知道了反‘右’反‘左’是怎么回事。我们的编辑记者在革命的大风雨中，既受到了一次无产阶级立场和作风的锻炼，又受到了一次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深刻教育，经历了严重的考验。”

1948年10月2日，刘少奇发表了《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这是一篇党的新闻思想的重要文献。在这篇讲话中，刘少奇对于一年多来的反“客里空”运动也作了总结。他说：“在我们党内，有没有喜欢别人吹拍的戈尔洛夫呢？有的。你批评他，他不高兴，你给他吹吹拍拍，他高兴了。因此，‘客里空’还有点地位……不过这不可靠，哪一天一说整党，就糟糕了。”“报道一定要真实，不要加油加醋，不要戴有色眼镜。”“去访问，不论访问什么人，要得到群众的真心话，是很不容易的……工作做好了，党和群众会报答你们的。但是，这是结果，不能当作目的去追求。如果你着急，马上想搞一个全国出名，那只能是‘客里空’。”

六个肃清检查材料范文第6篇

索尔兹伯里在其《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四处提到徐梦秋，并称其为“红军第一位历史学家”

之所以想起了徐梦秋，首先是有这么一本书被人们经常提起――《红军长征记》。这部在长征结束后由长征部分亲历者撰写的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回忆录，徐梦秋是其中编辑之一。

原来，存世最早的长征记录是当时由陈云以“廉臣”的笔名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发表于1936年3月在法国巴黎由中共主办的《全民月刊》创刊号上。到了1938年1月，上海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梦秋”编的《第八路军红军时代长征史实――随军西行见闻录》，这部书的材料来自于另一部书，那就是《红军长征记》，即在1936年亲自组织人员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此书是由红军总政治部成立的编辑委员会负责编辑和加工的，当时参与这项工作的有丁玲、成仿吾、徐梦秋等，主要是徐梦秋。

其实，早些年，即在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出版之后，细心的读者已经大致知道了徐梦秋这个人。在那本书里，曾多次提到这个红军队伍里的“红色历史学家”。

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提及徐梦秋共有四处：一、作者在提及红军于长征路上与地方当局和杂牌部队（如粤、桂两系）进行“秘密交易”时，见证人便有徐梦秋――“红军第一位历史学家徐梦秋在1938年谈到了这点。他说，广西的首领‘答应开放一个区域’，那是湘江的界首和全州之间13英里宽的一条走廊，大约位于道县以西60至70英里”。徐梦秋所提到的“走廊”，是红军长征抵达湘江时的事情。当时红军为了渡江，曾在渡口坚守达一星期之久，后来由于通过一番“博弈”，桂系军队通过不寻常的调动留出了一条空白防区，红军才得以顺利渡江。这条重要史料最早是出于徐梦秋的回忆。二、作者采访所得，当年红军在长征过程中发生了与的斗争：“杨尚昆还记得他自己哭笑不得的处境。四方面军的人把政治部里所有的炊事员、脚夫和后勤工作人员都带走了。虽然给他留下了一只饭碗，可是没人给他做饭。他只好加入了中央纵队，同历史学家徐梦秋和后来担任宣传部长的陆定一等人在同一个伙食单位吃饭。”三、作者在书中还提及与贺子珍的关系发生裂痕：“1937年，贺子珍离开延安前往西安，想从那里去上海治病，可是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上海。她得到了毛的同意后去了莫斯科，在那里她生下了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一个男孩。据刘英回忆，当时，贺心情很愉快。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一路都很高兴。刘英是随行者之一。同行的还有毛以前在长沙的老师、年长的徐特立，党内历史学家、失去了双腿的徐梦秋，以及在长征途中被贺子珍救过命的指挥员钟赤兵和独臂将军蔡树藩。”四、最后，书中又提到这位因长征而残疾的“历史学家”，即：“长征期间担任红军政治部秘书处主任的徐梦秋，是一位上层社会学者的儿子。长征结束到延安，就指示他写一部长征的历史。1936年，徐梦秋告诉海伦・斯诺，他已收集了700份文件，其他几乎全部丢失了。1938年他在上海发表了第一集有关长征的个人记载。他在过雪山时没有受伤，但到达陕西后，双腿冻伤（原文如此，实际是在过雪山时已冻伤――笔者注），不得不截肢。他于1938年去苏联治病，回国后渐渐与共产党疏远。1945年后，他投入的怀抱。1949年，他在南京被俘获后，在狱中死去。”

这里，索尔兹伯里几乎告诉了读者全部关于徐梦秋的信息，不过，那毕竟是一个大概，好奇的读者可能会对徐梦秋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他是怎样从一个“上层社会学者的儿子”走上革命道路的，又经历了怎样艰险的革命历程，以及最后竟“投入的怀抱”了呢？

早年参加革命的徐梦秋曾受到瞿秋白、蔡和森等人的教诲，长征前后在红军中历任要职

徐梦秋，安徽寿县人，1896年出生，早年参加革命。1924年夏，徐梦秋和柯庆施等在安庆组建了中共安庆支部。当时，徐梦秋是国共两党联合创立的上海大学的学生（于右任为校长，邓中夏为教务长，瞿秋白为社会科学系主任）。1923年11月，徐梦秋和刘剑华（即刘华）等经中共上海地委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说于1926年经彭述之介绍入党）。在这所学校里，徐梦秋受到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等的教诲，又广泛接触马列主义书籍，为他后来成为一位“红色历史学家”奠定了基础。

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后，徐梦秋因隐藏于法租界，并得到王亚樵的保护而幸免于难。以后，他与党组织一度失去联系。为谋生计，他化名“孟明”，在商务印书馆做校对员、编辑，期间写作、出版过几本通俗书籍，如大孚公司出版的《朱元璋评传》、《南明哀史》，广益书局出版的《中国抗倭史》、《戚继光》等。后来，徐梦秋被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0年，徐梦秋学成回国，并秘密潜入江西苏区。此后，他曾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1931年11月至1933年5月）、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军委抚恤委员会委员等。1933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成立，校址设在江西瑞金大埠乡，当时校长兼政治委员是何长工（后为张宗逊，周昆曾任校长），徐梦秋则任政治委员（彭雪枫曾任政治委员），并曾任政治部主任。这所红军大学当时有100多名学员，分为高级班和上级班。高级班的学员大多是团以上干部，有蔡会文、龚楚、邓华等；上级班的学员则主要是营以上干部，如韦国清、张爱萍等。苏振华、刘震、李志民、刘亚楼等红军高级将领也曾听过徐梦秋的课。当时“红大”开设的军事训练课，主要内容是学习苏军的战斗条令和野战条令，政治课则主要学习列宁主义和政治工作方面的材料，讲授者主要是政治部主任徐梦秋。当时在这所学校讲课的主要军事教员，除瞿秋白外，还有曾在《红军长征记》里留下文字的何笛宙（原第五十二师工兵营少校营长，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李德、陈时骥（原第五十九师师长）等。徐梦秋是留学苏联的才子，也是苏区一位著名的笔杆子，1933年12月12日的《红色中华》，就曾以显著的位置刊登了他写的一篇长篇特写《热烈的祝捷大会》。徐在文章中称：“此次胜利……是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胜利开端！”显然，当时的徐梦秋是与李德等持相同观点的，也就是说，他是“国际派”的一员大将。

徐梦秋还曾担任过苏区中央政府教育委员会的副主任。据说“他工作勤奋，有些魄力，能放得开，讲求效率”。而更是在征战闲暇与之时有接触，“谈论时政、历史，每每谈到深夜”。博古（秦邦宪）、洛甫（）、陆定一等红军领导人也与之有密切的交往。

长征中，徐梦秋经历了其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身体和心理都发生了变化。在过雪山时，徐梦秋被冻坏了双腿。后来到了延安，由马海德大夫主刀，锯掉了他的双腿。这在参加长征的领导同志中，特别是文职领导同志中，还是唯一的一位。因此，、等都对他格外照顾，后来还因此安排他去苏联疗伤。也是在1936年11月，由丁玲、徐梦秋、成仿吾、李伯钊、、徐特立、李克农、陆定一等34人在保安发起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这是红军到达陕北后成立的第一个文艺团体。此后，徐梦秋还与丁玲等一道创办了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的文艺副刊。在陕北期间，徐梦秋除经常被人抬到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去授课外，还经常在延安的报刊上发表有关文史方面的文章。当时组织上对他很照顾，不仅为他安排了较好的窑洞，还为他配备了一名勤务员；陕北物资供应十分紧张的时期，徐梦秋却享受着较高的待遇，即每月一斤猪肉、半斤鸡蛋、两斤黄豆，还获准开了小灶；中央卫生部的医生也定期为其检查身体，等等。在延安，他还接受过外国记者的采访，因此留下一篇珍贵的《自述》，其中回顾了自己参加革命的历程。这在当时实属难得。

然而，就在人们对徐梦秋寄予更大的期望时，赴苏疗伤的徐梦秋却在滞留新疆时背叛了革命！

滞留新疆迪化的共产党人被盛世才逮捕关押后，曾表示：要重点营救徐梦秋

徐梦秋赴苏疗伤路经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时，忽然听到传闻：苏联正在进行“肃反”，不少中国同志也遭到迫害，遂一度打消了去苏联医腿的念头，留在了新疆。以后便化名“孟一鸣”，与陈潭秋、毛泽民等一同在新疆开展工作。直至1941年4月，徐梦秋才终于决定去苏联安装假肢。但到了苏联后，又因双腿伤残过于严重，遂拟往德国准备安装假肢。不料行至苏联边界时，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冬天，徐梦秋夫妇只好经哈萨克斯坦回国，以后便滞留在迪化。

新疆当时是盛世才统治的地区。早在1937年4月，陈云和滕代远曾作为中共派驻新疆的代表，赴新疆与盛世才接洽，接应西路军入疆；此后，邓发、陈潭秋等相继作为中共代表，到新疆与盛世才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也即从1937年起，毛泽民（化名周彬）、林为梁（化名林基路）、徐梦秋（化名孟一鸣）、汪小川（化名汪哮春）等从苏联返回途经新疆的干部，以及经中共中央选派到新疆工作的干部共100多人相继留在迪化，担任了盛世才新疆政府的官员。其中徐梦秋担任过教育厅厅长，毛泽民担任过财政厅副厅长、厅长和民政厅厅长等职务。众多共产党人的到来，在新疆建立起了民族统一战线，掀起了抗日浪潮和新文化运动。当时，茅盾、杜重远、萨空了、赵丹等也曾赴新疆讲学、办报、演出，而当时新疆的最高学府新疆学院，也先后由俞秀松、徐梦秋、杜重远担任院长。

在新疆工作期间，徐梦秋曾给陕北的写信，汇报新疆的教育状况：“到1938年初，全疆只有一个最高的学校――新疆学院。现有经济系、教育系、语文部、高中部，学生只有百余人。因为课程不系统，无中心，学生质量简直不如口内各地的高中。……各区教育局是学校直接领导者，但现在六个局长都只知道拿薪水，对下级学习，除了照转公文外，不起任何领导作用。……这里简直是一片沙漠，一切新的书报都不易见到，就连教科书都没有。旧的东西，是极盛的流行着。希望指定人代收集陕公等学校的讲义、参考书以及剧本、歌本交人带来，这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接到信后极为重视，立即指示中央有关部门紧急调运陕北公学的讲义、教科书，加上延安解放日报社、中央图书室等机关捐献的书刊，派人搭车尽快送往新疆，以支持徐梦秋他们开展工作。

然而，当反法西斯战争进入艰难阶段后，中国国内也发生了皖南事变。在此背景下，派夫人宋美龄飞抵新疆，授意盛世才“肃清新疆共党”。随之，盛世才在新疆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140多人全部逮捕，关入监狱。期间，盛世才捏造了所谓中共“在陈潭秋、毛泽民的策划指挥下，由李一欧几次召开秘密会议，与徐梦秋等共同讨论决定，为了政府，建立新的新疆政府，定于民国三十二年4月12日在群众大会上刺杀盛世才等军政要员”的“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对被捕入狱的共产党人施行高压和酷刑。不久，徐梦秋和潘同（化名潘柏南）、刘希平（化名刘西屏）三人叛变。

新疆发生变故之后，后方的全体同志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43年1月13日，中共中央从共产国际得到在新疆工作的同志被盛世才扣押的消息后，随即电告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要他“设法打听他们的消息并考虑有无营救的办法”。2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电告：“你们与张治中谈话时，望提出释放迪化被盛扣留之徐杰（即陈潭秋）等140多人的要求。……要求重庆方面去电迪化，释放并准他们经兰州、西安回延。”5月，中共代表林伯渠赴渝，随即向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面交《中共中央向政府提出之意见书》，其中指出：“请政府命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事件被捕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等，新疆的徐杰、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同等。……此等人员，均属爱国志士，请予自由，以利抗日。”及至1944年国共谈判时，中共代表还再次提出：“请政府饬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事变时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等，新疆的徐杰、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同等，四川的罗世文、车耀先、李椿、张少明等，湖北的何彬等，浙江的刘英，西安的宣侠父、石作祥、李玉海、陈元英、赵祥等。此等人员均系爱国志士，请予恢复自由，以利抗日。”

时在陕北的党中央和等，对新疆被捕的同志更是极为关注。和、任弼时、康生等多次研究对策。1944年5月15日，致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统战部长董必武转正在与进行谈判的林伯渠《向提出的二十条谈判意见》，就是上述引语的内容。其间，还曾表示：“要重点营救徐梦秋。”显然，当时他们还不知道徐梦秋已经叛变。或者，也是这一原因（即信息不对称），多年之后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还在“和的分裂活动斗争”一章中记述道：长征时期红军总政治部的徐梦秋，在新疆“督办”盛世才那里当教育厅厅长，却“被盛杀害了”。

叛变后的徐梦秋，曾担任特务组织的特研组组长，1949年重庆解放时被逮捕归案

徐梦秋叛变后，因“身价”不同，曾在特务组织“军统”中任职，即所谓少将军衔的特研组组长（一说是西北行营“军统”政研室主任），后为保密局技术研究组的特研组组长。据文强的回忆：这个所谓特研组是“军统”收容和控制中共叛徒的一个机构，又名特情组。徐梦秋于1945年至1949年前后任组长。此前他已被盛世才关押了多年，到了盛世才被调离新疆、政府接收新疆省政权时，才在清理监狱时将之接收过来，然后任命他为军统局少将特研组组长。1947年秋，保密局在北平破获了中共潜伏活动的要案，在西安潜伏多年的赵耀斌被捕。经查此人是中共要员，押解南京后就叛投。保密局认为赵耀斌系资深人士，遂任命其为特研组少将组长。这就是说，徐梦秋这个组长的职位，后来被赵耀斌夺了过去，被迫转任副组长一职。再后来，他在溃逃时因行动不便而被“军统”抛弃，于解放后不久即在重庆被捕。

关于徐梦秋的落网，目前还有两种说法：一说是1949年6月的堂弟方志纯（此时已是毛泽民的遗孀朱旦华的丈夫）被任命为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后，在一次与他的江西老乡、南京市公安局长周兴的闲聊中，意外获知出卖了毛泽民的徐梦秋的下落，甚至还听说当时徐梦秋想通过周兴重新混入革命队伍。而周兴一边稳住他，一边立即报告中央。中央很快回电，指示将徐立即逮捕归案。另一说是徐梦秋因走投无路，于1949年6月欲赴南京投案自首，即去面见昔日战友、时为二野司令员兼南京市军管会主任的，结果被拒绝，旋被南京市人民政府政法机关依法关押于老虎桥监狱，后被判处无期徒刑。

六个肃清检查材料范文第7篇

关键词：建筑成本 成本核算 改进措施

中图分类号： F407 文献标识码： A

前言：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工程项目日益扩大，更多的资金投入到了工程建设当中，建筑成本的合理核算对工程项目管理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加快对项目管理的改善变得更加迫切。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建筑成本核算须贯穿项目的各个阶段，包括项目的决策和设计阶段，项目的招投标阶段，项目的施工阶段和项目的竣工决算阶段等，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在高效高质完成施工任务的同时不断发展壮大。建筑施工企业也要加强自身的忧患意识，提高自身经营管理能力，促进企业在成本战略下健康发展。

一、建筑成本核算的内容

成本核算作为成本管理工作的核心组成部分，能够将施工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消耗支出进行有条理有目的的分配与归集，通过成本核算进行总成本以及单位成本的计算。目前施工企业所面临的资金消耗不能及时得到补偿的问题屡见不鲜，呆死账问题也十分棘手，这些影响企业资金周转和经营运行的因素，都需要成本核算发挥作用，避免资金流转的恶性循环加重企业负担，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建筑成本管理的管理内容目前可以分为两大分支，第一是遵照国家的相关财务会计准则以及企业自身制定的相关财务制度来进行企业财务成本的核算，第二是进行由施工项目管理出发，通过合理决策核算成本。项目管理成本的核算主要是为成本控制来提供相关的数据依据，有利于企业进行成本的预测与计划，通常由项目经理指派项目管理人员对项目进行实际成本核算，核算对象是具体的工程项目中的材料成本、人工成本、施工成本等方面，采用灵活多样的核算方法对核算信息进行处理。

二、成本核算对建筑施工企业的重要性

我国通常将项目成本管理进行六个环节的划分，分别是：成本预测、成本计划、成本控制、成本核算、成本分析、成本考核，但多数施工企业并没有建立较为完善的项目成本核算体系，这也就使施工项目成本的控制迷失了目标，缺少了有序的步骤，无法为成本预测和成本计划提供有效依据，所以成本核算对施工企业的意义重大。加强项目成本核算不仅能为施工企业营造良好的外部经营环境，更好地适应招标投标市场的激烈竞争还能够契合施工企业的长期战略发展需要。正如美国会计界两位著名的教授库珀与斯拉莫特所说：“战略成本管理是企业运用一系列成本管理方法来同时达到降低成本和加强战略位置的目的。”可见企业推行成本核算战略才能适应当前的竞争形势并充分发挥信息资源优势，促进企业的利润最大化。

三、建筑项目成本核算的基础

建立以项目为成本核算中心的核算体系 项目经理部与企业内部劳务市场、材料市场、机械设备租赁市场、技术市场、资金市场等内部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是租赁或买卖关系，一切都以经济合同结算关系为基础。它们以外部市场通行的市场规则和企业内部相应的调控手段相结合的原则运行，构成了以项目经理部为成本核算中心的辐射型项目成本核算体系；理顺项目成本核算的工作流程。项目经理部在承建工程项目，并收到设计图样之后，一方面要进行现场“三通一平”等施工前期准备工作，另一方面还要组织力量编制施工图预算、施工组织设计，制订降低成本计划及其实施和控制措施，最后将项目总成本与各个成本项目、实际成本与预算成本、计划成本对比考核，以分析施工项目成本的降低水平和管理水平。

四、建筑成本核算的步骤及方法

1成本核算指标的确立成本核算工作的第一步是进行成本核算指标的确立，指标的设置与确立要遵照成本计划的相关内容，并将核算结果比对成本计划，检验成本计划的施行。我们以机械实际台班的支出、成本计划机械费支出的比值为例，作为对该类施工机械的使用费的成本核算指标，这一指标的确立不仅能够综合地进行施工机械利用率的反映，还能够对机械的完好率以及实际的使用情况进行表现，也就是说这一指标能够及时地反映成本计划的实际执行，以此类推，这种方法能够最大程度杜绝成本核算中繁琐的核算报表，科学有效地精简核算过程，也为成本核算人员的具体工作的可操作性提供了便利。

2成本核算的因素分析一般来说成本核算的科目众多，对于复杂的施工项目而言更是如此，因此在成本核算各个科目的核算当中必须以严谨的态度严格遵照规定，避免信息成本过高等一系列的核算失误。成本核算的因素分析既包括对实际作业中的资源消耗数量的重视，也包括其价格的浮动所带来的影响。以钢筋加工作业为例，在这项工作中工人的工作效率以及钢材加工的耗损情况，甚至是其市场价格的临时变动都能够成为成本核算的因素。通常可以采用因果分析图法、ABC分析法、排列图法等分析方法尽可能周全和真实的进行成本核算因素分析工作。

3成本核算指标的敏感性分析项目成本的敏感性分析是设置成本控制界限的重要方法，通过这一核算分析过程能够科学合理地判断成本核算因素的控制与核算的强度。成本核算的核算成果 项目成本核算成果的系统存储是企业成本战略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环节，更是项目成本核算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并得到高度收效的重要保障。在此过程中每个项目管理人员都要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升自身的职业素养，不仅要参与工程的质量检查、实时监督工程进度，也要保证内部作业时间进行成本控制与核算。在当前的成本核算工作中项目管理软件的使用范围更加广泛，项目管理人员要进行信息的加工汇总，为成本控制提供有效的真实数据，提高成本管理水平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

五、建筑成本核算的措施及注意事项施工项目成本核算的注意事项

1着手加强施工项目的成本管理首先要加强施工项目的合同管理，包括印章管理、合同审核制度的建立、同一合同文本的规范等，保证合同的严密性与合法性，避免企业面临不必要的损失；其次要全方位的进行成本核算工作，充分考虑到施工项目实施的实际条件以及进度安排等现实工作以及由此引发的新成本，特别是在筹建期间的成本费用防止人为亏损现象的发生；再次，建立科学的奖惩机制来规范和完善各项工作为成本的有效管理提供良好的实施环境，使工程的各个环节都有所约束以确保成本计划的合理展开，加强成本控制责任制的落实，为成本核算肃清不必要的多余因素。最后，项目成本核算是进行成本控制的手段，同时也需要及时的成本分析以更好地实现成本改进措施的落实。

2首先是成本核算中成本的均衡性。由于施工项目的复杂性在这一过程中包括人、财、物等各个方面的阶段性投入有所不同，因此每个阶段的成本核算都有其自身特点，所以在实际的核算业务中务必要注意这一点。第二，施工项目的施工前期与施工期都有着需要注意的细节问题，例如开工前的筹建工作要将大量投入的固定资产费用进行合理的计入以避免引起当期亏损等现象，施工期更是要充分考虑到地域、天气、环境等特点所发生的费用的合理计算。第三，对于成本合算的节约与超支进行成本口径的合理选择。

结语：

有效的成本管理是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重要手段，同时也可以促进企业的良性发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成本管理可以有效的提高企业的企业的竞争力，从而赢得进一步的发展空间。施工企业的项目成本核算问题是施工企业进行项目管理的核心内容，加强项目成本核算不仅能合理地减支增效，还能够为企业的长期经营发展提供有力保障，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工程项目日益扩大，更多的资金投入到了工程建设当中，建筑成本的合理核算对工程项目管理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加快对项目管理的改善变得更加迫切。

参考文献：

[1]. 盛毅娜.施工企业降低成本研究[J].企业研究.2011(12)

[2]. 王春梅.施工项目成本管理探讨[J].中国外资.2011(22)

[3]. 王丽敏.浅议建筑企业成本管理[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9(17)

六个肃清检查材料范文第8篇

真假“疯女”之争

此案缘起《二十年“疯女”之谜》。此文发表于上海《民主与法制》月刊1983年第1期“道德法庭”专栏，署名“本刊记者沈涯夫、牟春霖”，全文约7000字。

这篇通讯宣称“谨将调查结果公布于众”：据妇女狄振智（文中化名田珍珠）诉说，二十多年前，她的丈夫杜融（文中化名屠勇）为了达到从武汉调到上海工作的目的，采取哄骗、殴打等手段，诱逼狄振智装疯，两次将她送进精神病院。想不到杜“在道貌岸然的外衣下竟藏着一颗卑鄙的心”，在私生活问题上露出马脚，被迫对狄坦白交代，又怕狄揭发，第三次将她送进精神病院，她戴着“疯女”帽子生活已逾二十年。

记者也报道了对其丈夫杜融的访问。杜认为妻子确实精神不健康。他断然否认自己有私生活问题，至于自己写的一份4000字的“交代材料”，是迫于妻子的威胁，在妻子口授下，违心写下一份完全无中生有的笔录。

记者还访问了狄振智所工作的工厂。厂方说1982年《人民日报》“内参”就曾发表过狄要求“从深渊中解放出来”的来信，引起有关方面关注。厂党委调查后认定，狄从1962年起长期患精神分裂症。狄诉说杜唆使她伪装精神病而从武汉调入上海一事，依据不足。但记者又列举理由，认为疑点重重，要求“重作认真的调查和负责的回答”。

文章结尾呼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引下，判明真相，及早结束这一悲剧”，“让田珍珠那样的当事人和我们都从不解之谜中解放出来吧！让那些该受到制裁的人不能再逍遥法外吧！”

接着，《民主与法制》1983年第2期、第3期、第4期连续发表读者来信和座谈会纪要，声称“不能让虐待妇女者逍遥法外”，指狄振智并非精神病患者，谴责杜融是“伪君子”、“暴戾之徒”、“新型流氓”，“与用拳头和刀棍虐待家庭成员、残害妇女的刑事犯罪分子没有不同之处”，要求“依法追究”。

但是社会上异议纷起。《上海精神病学》1983年第1辑发表上海精神病防治院医务科声明称：“一、该杂志（指《民主与法制》）发表此文前未与我院联系过。二、我院先后两次召开全体主任级医师学术会议，进一步分析该患者全部诊疗观察记录及以后收集的有关材料，从精神医学的角度出发，一致认为没有根据排除该患者的精神病，且估计病情可能在继续发展。”

此刊同时发表该院医生张钧贤、贾谊诚的文章，说明狄振智自1961年至1974年十三年间，在该院门诊近60次（实为57次），住院3次，经治医生有一二十位。由于她症状丰富、典型，自1963年起被诊断为“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批评“疯女之谜”一文“一方面是不实事求是、哗众取宠的‘猎奇’性资产阶级新闻报道作风，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对精神病学的无知和刚愎自信”。

上海《社会》杂志1983年第4期（8月出版）也发表《〈二十年‘疯女’之谜〉之谜》一文，披露狄振智的两位女儿也认为其母亲是精神病人，她们陈述母亲经常深夜发病，给父亲造成极大的痛苦；而杜融的母亲、一名旅居加拿大的华侨，“对她的儿子和孙女难堪的处境深为忧虑焦急，强烈要求国内有关部门尽快调查处理”。

沈涯夫、牟春霖两位作者又撰写《“疯女”之谜的悬念……》，连同《二十年“疯女”之谜》的原文，在辽宁《妇女》杂志1983年第12期发表。“悬念”一文说：“许多读者都很关心田珍珠的命运：那个迫害他的屠勇，是否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强加在她头上的‘精神病’的帽子，是否摘掉了？”回答是：一、受批判者稳坐钓鱼台。二、田珍珠还被当做精神病人看待。三、田珍珠仍然有家不能归。

《社会》杂志再于1984年第1期（2月出版）刊文对“悬念”进行反驳。文中说：“《法学》1983年第11期载文说：因过失造成报道失实而又不予更正者，要追究刑事责任。”该刊当年第4期又再次发表反驳文章。

上海《新闻记者》杂志1984年第4期转发了有关“疯女”争议的材料，并发表“编者的话”：“有关‘疯女之谜’的争论，涉及到维护报道真实性这样一个原则问题。”“如果报道失实，以至在不正确的材料基础上得出了错误的结论，那就应当有勇气承认错误，并光明磊落地加以修正。”

上海有关部门也十分重视这一舆情。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根据狄振智控告，于1983年3月起对杜融的“腐化集团、虐待妻子”问题进行调查。当年11月16日调查结束，认为控告并无依据，并向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市委宣传部提交了书面报告。

走上法庭

1985年1月20日，杜融（时任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工程师）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对民主与法制社记者沈涯夫、牟春霖以诽谤罪提起刑事自诉。诉状指两被告人捏造事实、蓄意诽谤，其举证有：狄振智确实患有精神病，有医师诊断为证；自诉人调回上海工作并不是因为妻子患精神病，而是出于政策因素，有函调件为证；自诉人根本不存在私生活作风问题，有单位和组织的考核和鉴定为证；被告人曾来自诉人家中采访，自诉人和女儿向他们详述了真相，他们完全清楚，所以是出于故意。

长宁区人民法院对自诉人的举证材料进行了长达10个月的审查，于11月1日立案，并于11月20日、28日、29日和12月3日四次开庭审理。

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调解要求，法庭准许，并着手进行。自诉人要求：被告人认罪；当庭赔礼道歉；公开恢复名誉、肃清影响；赔偿经济损失。被告人不接受。调解失败。

1986年11月，上海《文化与生活》第6期发表《“疯女之谜”的真相》，报道法院经过调查，共取得有关证人笔录150余份和原始证据180余件。法庭调查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一、狄振智是否患有精神病？二、杜融为了从武汉调来上海，是否强迫狄装精神病？三、杜融是否品质恶劣，道德败坏？法庭的证据均于被告人不利。

两位记者在《法律咨询》1987年第1期发表来信，反驳前文。他们认为：本案的关键是狄真疯还是假疯。信中列举：狄在婚前精神正常，狄曾对别人说她要“装疯”，有人揭发杜和狄欺骗组织，一些人“不相信”狄有“疯病”，狄振智母亲也说女儿“装疯”等项材料让读者“判断”。信中说“法庭上真正的被告应是杜融”。信中透露：“法院曾多方面做和解工作，但我们坚持要杜主动撤诉，并向我们赔礼道歉，因而未有结果。”

据2008年出版的《中国新闻官司二十年》一书作者对此案主审法官的访问，长宁法院处理此案十分审慎，主审法官曾经两次赴京向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庭室寻求指导。

1987年6月29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认定：狄振智确系精神病患者。所谓杜融骗妻装疯，逼妻装疯，为了掩盖私生活问题暴露而强行将妻子打成精神病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杜融从武汉调来上海系通过对调实现，属于正常的工作调动。所谓杜融逼妻装疯，是为了达到从武汉调来上海的说法也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杜融作风正派，根本不存在生活腐化问题。所谓“交代”，是杜在狄经常纠缠不休、寻死觅活的情况下写成的。判决书认定《二十年“疯女”之谜》一文内容纯属捏造。两被告人不顾狄振智有精神病史的事实，违反要否定精神病的诊断结论必须作司法医学鉴定的规定，拒不接受有关的医生、同事、受害人住地部分群众、当事人所在单位组织、上级领导机关的忠告和规劝，故意捏造和散布足以损害自诉人人格、破坏自诉人名誉的虚构的事实，手段恶劣，情节严重，影响很坏，已构成诽谤罪。判决：被告人沈涯夫犯诽谤罪，处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六个月。被告人牟春霖犯诽谤罪，处剥夺政权利一年。两被告人并分别赔偿原告人杜融经济损失人民币100元和50元。

两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诉。他们辩称，揭露杜融逼迫狄振智装疯依据的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无诽谤的故意，更不属情节严重，要求保护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宣告无罪。

1988年4月11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沈、牟又提起申诉。1989年1月23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申诉。

沈、牟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1990年4月25日通知两人：原判正确，应予维持；申诉无理，予以驳回。本案至此最终画上句号，距涉讼文章发表已逾7年。

1988年第2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报道了本案的一审判决和二审裁定。

判决后的争论

此案在全国新闻界、法律界和社会各界引起很大反响。

有人认为，这反映了“广大公民的法制观念和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有了普遍提高，公民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也日益增强”。

也有人说：“批评有一点失误就不行，一搞就是诽谤，动不动就上法院，这叫舆论监督怎么做？”

刊登“疯女之谜”一文的《民主与法制》，在沉默三年之后，从1988年第8期至1989年第2期，连续6期，在“全国第一起新闻记者被判犯有诽谤罪的案例”的总标题下，发表文章数十篇，对本案判决提出异议。除有关事实的争议外，涉及法理的，集中在被告人在主观上是否具有直接故意。

本案被告人辩护律师朱华荣、杨诚《如此先例 值得一议》一文说：“沈、牟两人写作、发表《谜》文的行为， 根本不具有诽谤罪的故意。所谓‘不听劝阻，坚持己见’，只能说明行为人行为决意的强弱，而不能说明行为人对事实的认识。也就是说，它只能证明两位记者对《谜》文所载消息的真实性有一定程度的确信，而不能说明他们明知这些消息是虚假事实。这就好比买西瓜时，旁人对你说这些瓜不熟，而你凭自己的观察和经验，确系好瓜，执意买下。即使是真的弄错了，难道就是故意买了生瓜？进一步讲，诽谤罪的定义以‘明知系虚假事实’为发生前提，不能证明‘明知’，故意又从何谈起？”由杨诚整理的全国知名刑法学家在北京大学座谈“疯女”一案的报道称：“本案关键问题之一，是沈、牟两位记者在写作及发表《二十年‘疯女’之谜》一文时，主观上有没有诽谤的故意。我国刑法上诽谤罪的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是损害他人名誉的虚假事实，而决意加以捏造和散布。这是在法学理论上早已明确了的概念。本案判决书以两名记者‘不听劝阻’为根据，认定其诽谤罪的故意”，但是“不听劝阻”，“只能说明他们确信自己根据调查作出的判断是正确的，而不能说明他们明知《谜》文反映的情况是虚假事实，不能说明他们有诽谤的故意。”曾经撰文批评“疯女之谜”的医生贾谊诚也撰文称：“记者出于同情受虐待妇女的义愤，由于缺乏精神病学知识，而后据当事人所陈述的情况写成的报道……只能属于专业知识不足的问题，尚难属于‘故意诽谤’的范围。”

1989年1月16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海法制报》（上海市司法局主办）发表长文《〈二十年‘疯女’之谜〉诽谤案事实真相》，系统介绍了本案经过，并且按照诽谤罪的三个构成要件作了论证：

首先，在事实真伪方面，文章指出，一、二审法院在审理中，主要是以临床症状为依据，即以医学科学为依据，辅之以社会调查，认定狄振智当时确系精神病患者。同时经司法机关和有关单位反复调查，杜融根本不存在生活腐化问题。

其次，在行为人主观方面，该文认为：两被告人实施的一系列客观行为，“明显地反映了他们在主观上具有诽谤的故意”。文章列举：一、《民主与法制》有位记者在1981年即根据狄振智的控诉等材料写成文稿，在6月23日召集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等单位有关人员征求意见，到会者一致认为不能否定狄振智过去患有精神病，须再作鉴定。狄控告杜“腐化”一事没有搞清，该文稿不能发表。这位记者将此情况告知沈涯夫，劝告他不要写稿子。二、在1982年12月18日《民主与法制》召开的座谈会上，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副院长林某指出：狄振智过去是有精神病的，我们当时的诊断是有依据的，仅凭大家发言就狄过去患有精神病的结论，未免太草率。沈、牟参加了此会，但始终不去精神病防治院作调查，就撰写《谜》文，说“疯女不疯”。三、沈、牟在采访过程中，不是客观地听取被调查人的叙述，而是强要人家证明狄振智没有精神病，杜融生活腐化。四、1983年1月初，狄振智所在单位上棉一厂党委负责人看了《谜》文小样后，明确告知沈涯夫“此文与事实不符”。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也指示“不要抢新闻”，“精神病问题，一定要有医生证明”。但沈、牟坚持要发。五、《谜》文发表后，遭到一些刊物批驳，陈其五也作出批示批评。市委宣传部发出停止刊登有关《谜》文争论文章的通知。其时，有位主治医生对狄作了检查，诊断为“偏执性精神病”，并告知牟春霖。沈、牟又撰“悬念”一文，连同“谜”文投寄《妇女》杂志发表。……据此，文章指出，两被告人的诽谤行为主观上具有直接故意是一目了然的，而且这种故意是持续延伸、不断强化的，明知是虚假的事实，仍然想尽办法使其散布，损害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

其三，两被告人的诽谤行为不仅情节严重，而且产生了恶劣影响。

与诉讼相关的媒体与主审法院这样在舆论阵地上公开辩论，在中国传媒史上可能是仅见的。

本案的历史地位

本案发生于中国开展法制建设的初期。1979年《刑法》第145条规定了“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可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这是我国自1949年以来首次就诽谤（即损害他人名誉）行为规定了刑事责任；而规定对名誉权等人格权予以民事保护的《民法通则》则是1987年颁行。

当时，新闻记者们似乎并未理会到法律会同自己发生什么关系。但是法律既然已经生效，那么新闻报道如果触犯了法律而受到惩处，就具有必然性。根据上述刑法规定，构成诽谤罪必须具备公开传播有损特定他人名誉和人格的虚假事实、明知虚假却加以编造以贬损他人（直接故意）、情节严重这样三个要件。前述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文章，就是围绕这三点来论证本案被告人构成犯罪的。

这篇被定性为诽谤的文章以及刊物的后续文字，确实存在着一系列致命伤：

――它挑战科学所认定的事实。全文所要说明的，就是“疯女”并非真疯，是在她的丈夫出于某种卑鄙企图的引诱和威逼下的伪装，所以是蓄意迫害。然而，疯女之疯，乃是积10余年医学治疗所认定的，而文章的依据，则是女方的诉说和有些群众的同情话语。为什么不对两者的可信度作一个基本的比较呢？

――它直接对特定人进行审判。本文所刊登的栏目叫“道德法庭”，表明它的宗旨就是要像法庭般地判断是非曲直，它对杜融加上“虐待妇女”等罪名，要将他“依法惩处”，而这并非媒介的职责。

――它将“卑鄙”、“伪君子”、“流氓”、“丑恶灵魂”等极端语词横加于对方，无视对方的人格尊严。

――它坚持错误，而且不给对方发言权。杜融曾经通过不同渠道向编辑部指出文章不符事实，要求发表他的回复予以澄清，但是没有被接纳。刊物持续声讨杜的“暴行”，企图淹没一切不同意见。

今天来看这真是匪夷所思，然而在若干年前这是常态。历史上，在当权者发动的一轮又一轮的“大批判”实即“大诽谤”的运动中，新闻媒体扮演着“阶级斗争工具”和“工具”的角色。无论是谁，一旦成为媒体“批判”的对象，就必定要蒙受任何恶言毒语的贬斥。在权力操纵下，批判的武器必定发展为武器的批判，“媒体”只是正式的前奏，所以媒体永远不会犯错；反驳媒体是不可想象的，会被视为“翻案”和“反扑”而受到“迎头痛击”。

拨乱反正，中国新闻界同全国人民一起从“阶级斗争”噩梦中苏醒。在此过程中媒体功不可没，但是它深深带着旧时代的伤痕。《民主与法制》也不例外。它自1978年在上海创刊以来，发表过不少拨乱反正、推动冤假错案和普及法律知识的好文章，声誉卓著，发行量曾达185万份，但是也出现了“疯女之谜”这样的败笔。

在新生的事物中往往可以找到历史的陈迹。“疯女之谜”案的悲剧性在于，作者和杂志社致力于清除旧的东西，然而他们因袭了旧的手段。他们热情行使来之不易的权利，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旧时代给予的特权已经终结，这绝不是新时代真正权利的应有内容。那时要求分清特权和权利的区别也许为时尚早，他们头脑里还没有名誉、诽谤、人格尊严这一类概念（就是连1984年出版的《大百科全书法学卷》里也查不到），但是法律既已出台，那么他们就只能吞咽过去“无法无天”时代遗留的苦果。

记者写报道也要“吃官司”？石破天惊，本案当时在新闻界引起极大震撼。

从这个意义上说，“疯女之谜”案对新闻记者和媒体不啻当头棒喝。本文作者曾经说过，“新闻官司”推动新闻媒介走出了阶级斗争的阴影。只要把今天类似题材的新闻报道同当时的流行文笔作一个简要的对比，就不难发现变化有多大，而变化正是自此案开始。人们明白新闻报道必须在法律范围内进行，两位记者为此付出惨重代价，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两位为中国传媒法治作出了特殊贡献，没有本案（当然会有别的案件），中国新闻媒体也许还会在“阶级斗争”的雾霾中冲撞更长的时间。

本案并非最终标尺

两位记者获刑之时，一位62岁，一位64岁。虽然没有入狱，但是被开除了党籍，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

由他们来承担本案全部责任，未免过于沉重。他们在上诉和申诉中一再提到，他们是接受领导分配的任务，又在领导指示下深入采访，并由领导主持有关座谈会进一步核对事实，写成本文，经审核发表。事实上，两记者对狄振智和杜融都是素昧平生。狄振智到处投诉，曾有主管部门一位首长写信把她介绍到民主与法制社，由记者们接待处理。从内容看，“疯女之谜”一文相对还比较持平，毕竟还报道了杜融的申辩和狄振智厂方的意见，杜融十分反感的“在道貌岸然的外衣下竟藏着一颗卑鄙的心”这句话，据作者称只是复述狄振智的诉说。一些更加过分的话语来自刊物的后续评论、来信、座谈，显然不能算在两记者头上。

民主与法制社动用了一切可能的资源支持两记者应诉，为他们聘请了著名律师出庭辩护并组织了阵容强大的律师顾问团提供后援，向各方面发送“内参”寻求支持，以至在刊物上批驳法院的判决（这并不符合专业规范），但是也只能做到这些。

总体说来，“疯女之谜”的报道和后续文字应是民主与法制社的法人行为，两记者的采访报道应属职务行为。

两记者后来又在其它刊物上发表文章指责杜融，这是他们的个人行为。但判决书认定的主要犯罪事实还是“疯女之谜”一文。

在当时对公民名誉权的保护和对诽谤行为的制裁只有刑事手段，本案立案时《民法通则》尚未颁布实施。按照《刑法》规定，诽谤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不能追究单位责任。这就是由两记者在法律上承担全部不利后果在制度上的原因。

如果走民事程序，按照《民法通则》颁布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杂志社和记者应该列为共同被告，共同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而按照2009年的《侵权责任法》，采纳了国际通行的替代责任原理，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就应由民主与法制社承担侵害杜融名誉权的责任。

最后，关于两记者是否具备诽谤罪的主观要件直接故意也不是无可商榷的。法院列举事实，说明被告人应该明知疯女真疯，却坚持指责自诉人迫害妇女，属于明知虚假事实而加以传播以贬损他人名誉，在逻辑上自可成立。但是作为辩护人的刑法专家、华东政法学院教授朱华荣等提出“不听劝阻、固执己见”只能说明行为人具有很强的决意，而不是故意，也并非全无道理。接触过狄振智而认为她并非疯女的并非只有这两位记者，其中也包括前文提到的主管机关的那位首长，狄还在他家住了一段时间，我们可以批评他们缺乏精神病学知识，以感觉代替科学，但是不能说这些人都在故意造谣。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于刑事犯罪认定证据提出了更高要求，确立了必须“排除合理怀疑”的原则。按此标准，两记者是否具备直接故意，尚有可疑，那么按照在1996年刑诉法确立的“疑罪从无”原则，就很难作有罪判决。

当然不可以以今天的法律来否定过去的结论，而只是说本案如果发生在法制进一步健全的今天，可能就不是这样的结局。在当时的法律制度下，本案判决也许是唯一的。

所以在2009年一位学者评论此案时写道：“让人一声叹息。”

六个肃清检查材料范文第9篇

（上）

“镇反”（镇压反革命）运动，指的是1950年10月10日以后，即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大举越过三八线，进占北朝鲜，中共中央秘密决定出兵援朝对美作战的情况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一场大规模杀、关、管国内敌对分子，旨在巩固新生政权的政治运动。[1]“镇反”运动与当时正在各地陆续展开的运动一起，成为新政权确立和巩固其在城乡统治地位的最为重要的两大步骤。与在农村中的情况不同，建国一年以来，因顾虑经济和统战的关系，中共在城市中始终难以施展身手。“镇反”运动使它第一次得以把在农村中得心应手的政治动员经验应用到城市中来。而这一套以激发底层民众“阶级”仇恨和翻身渴望为中心的政治动员经验，同样也促使绝大多数城市贫民在新旧政权之间做出了自己的抉择。新政权异常严厉的镇压政策不仅没有引起城市居民的恐慌，相反，无论是其自身还是其政策，反而因此得到更为广泛的社会认同。

激发城市中社会底层民众的“阶级”仇恨，来实现对敌对分子全面镇压政策，其所以能够赢得相当广泛的社会认同，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运动的发动者成功地把那些在社会上为非作歹的恶霸流氓与致力于复辟旧政权的“反革命分子”联系在一起，从而使“镇反”事实成为维护社会治安和代受欺凌者伸张正义的代名词。但是，“镇反”运动的巨大成功，却没有能够使运动的发动者从此高枕无忧。运动开始时，曾经相信：“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2]事实上“镇反”运动的急风暴雨还没有完全过去，中共中央就发现这种想法不切实际了。不过两年多之后，就不得不再度发起新一轮的“肃反”运动，并且持续了数年之久。而与此同时，各种各样以肃清敌对分子为目的的运动更是此起彼伏。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城市居民及其社会关系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运动发动者最初的想象。

要具体说明上面的情况，通过分析说明当时中国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中心城市上海“镇反”运动的经过及其情况，或许可以看得比较清楚。[3]

“镇反”前上海社会治安状况

上海解放之初，正在溃败之中，摆在新政权首位的，主要还不是来自有组织的“反革命”的问题，而是由于新旧政权交替所产生的大量统治真空带来的严重社会治安问题。由于大批散兵游勇和难民涌入城市，与大量城市底层流氓无产者一道混水摸鱼，再加上部分残留势力也乘机兴风作浪，社会治安状况一度极其混乱。据不完全统计，上海解放头七个月里，共发生强盗案737起，盗窃案11430起，抢劫案530起。特别是1949年6月上海解放的第一个月里，全市就发生盗案173件，平均每天就有五六起之多；窃案2205件，平均每天更高达70多起。[4]但进入1950年以后，由于新政权逐渐熟悉了情况，严加打击，明火持杖的抢劫强盗案的发案率已明显减少。1月发生盗案75件，2月56件，3月72件，4月131件，5月107件，6月62件，7月43件，8月26件，9月34件，10月55件，11月36件，12月31件。全年总计发生盗案728件，平均月发案仅为1949年下半年一半。惟一居高不下只有小偷小摸的窃案，每月发案量仍在一两千件左右。[5]窃案高发，与此时上海经济不景气以及失业率过高有密切关系，但也与代表穷人利益的新政权最初难以一下子适应城市管理的复杂性不无关连。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认为：“帮助难民，也帮助难民，我伲没有办法了。”过去“抓到小偷打得狠狠的，小偷也少些，只是训一顿就放了，小偷一天多一天。”[6]直到1950年10月召开的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代表们仍旧高度重视社会治安问题。其涉及到社会治安的提案中最为集中的，一是认为城市中秩序混乱，包括人们以“解放了”为由，走路行车买卖推销，全然不讲城市生活的必要规则；二是呼吁政府进一步加强对流民乞丐的收容与教养，对偷窃财物，滋扰商店和住户的行为严加制裁。会议并因此专门通过了收容扒窃乞丐的相关决议。[7]在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中确立统治，关键之一就是要确保社会治安，使人们的生产生活井然有序。但中共初进上海时，对治理这个拥有600万人口，并且是中国工业商业和金融中心的大都市毫无经验可寻。再加上开始时着力于应付接收接管、恢复经济和建构政权体系，因此对社会治安问题只能暂时藉助于大批留用警员和过去的保甲组织加以应付，对上海社会流氓团伙、帮会组织，一般采取“暂时不管”的策略。[8]这无疑是上海建政后一段时间里发案率高，破案率低的一个重要背景。随着城市接管工作告一段落，经济生产渐趋正常，新政权的建政工作也大体完成。不仅如此，服务于新政权的工会、农会、青联、学联、妇联等各种群众组织在行业中陆续建立起来，市区一级接管委员会也开始利用办事处的形式，深入里弄街道，直接和居民群众建立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整治社会治安的条件自然也相应地成熟起来。

在1949年底1950年初，对上海社会治安影响最大的，主要是散兵游勇和游民乞丐。在经过深入调查，大致上摸清了社会上散兵游勇及其游民乞丐活动分布的情况之后，上海市军管会在通告，严令一切散兵游勇限期到警备司令部报到登记，听候处理的同时，并专门拟定了收容游民和散兵游勇的办法。明确规定：“凡流氓头子广收门徒，各立门户，坐地分赃，独霸一方等依靠恶势力来欺压良善，诈取财物，贩毒抽头聚赌，豢养窃盗小偷，勾结匪徒，敲诈勒索等，查有确切根据，解放以后仍依此为生，不知悔改的分子”：“有组织的流氓”

：“以乞讨为生满三年以上者”；或“未满三年，但犯有强讨恶化行为（如乞讨不遂则聚众殴打，趁机捣乱，毁损橱窗物件，妨害工农业或类似情形者）屡教不改”者：“专事包庇打架，无事生非，为非作歹，无理恐吓，并以此等行为取得生活主要来源者……（如斧头党，薄刀党，阿飞，地痞等，靠摆台子吃讲茶等方式，无恶不作，专以敲诈为能事）”：“在菜馆饭摊聚众白食者（指为首聚众分子），或独自白食已超仅求一饱之程度，与专吃白食，以此为生，屡犯不改，有案可查者”：“其他无正当职业，靠不正当生活来源（扒窃偷盗勒索贩毒赌棍骗子强讨等）达三年以上者，或虽不满三年，但其行为与上述相同并经常有犯过行为，严重影响社会治者”：“散兵游勇，流浪街头，有强讨、扒窃、偷盗等以及其他不法行为者”：“散兵游勇，无家可归，无依无靠，流浪街头，无生活来源者”。均得强制收容。[9]与此同时，民政局、公安局及其警备部队联合行动，先后实施了几次大规模的强制收容教养流氓乞丐和遣返各地灾民难民的集中行动。1949年12月14日开始的突击行动，一举“收容了乞丐、扒手、偷窃、抢劫、诈欺、吸毒贩毒、、蚂蝗、流浪儿童，遗弃妇女、老弱残废等游民4800余名”。1950年2月20日，民政局和公安局等进一步突击清理了聚集在哈尔滨大楼3000多灾民和游民，收容2900多人。[10]加上公安局和法院陆续拘捕的涉嫌犯罪的流氓、扒手之类7000余人，和民政局已经收容的上千人，连同警备司令部收容的上万名散兵游勇，到时1950年初上海市新政权已经关押收容了将近三万人，并遣返灾民数千人，其数量不可谓不大。[11]关于强制性收容对城市治安的效用，据哈尔滨大楼所在的沪北地区公安局报告称，突击收容了哈尔滨大楼的游民以后，至少使沪北地区内的治安案件减少了百分之四十。[12]但是，从上述1950年盗案发案率的情况可以看得很清楚，经过1949年12月和1950年2月两次大规模突击收容行动之后，整个上海月平均发案率并没有明显的下降。

不仅如此，收容了哈尔滨大楼的游民之后，3月份整个上海的盗案发案率反而再度上升了将近30％，4月更陡升了一倍以上。原先民政局曾估计，强制收容三到五万游民即可基本解决社会治安问题，[13]事实上情况原非如此简单。不仅民政局低估了上海游民的数量，而且非游民的人群中也存在着相当大的犯罪基础。因为新发生的案件显示，涉嫌犯罪的分子越来越多已不是游民阶层，他们或失业或在业，并无犯罪记录，只因整个经济不景气，为生活所迫，甚或只是因为工厂企业因处于变动中管理松驰，受经济利益驱使，铤而走险。

当然，1950年3月以后社会治安状况再度出现恶化的趋向，根本原因还不是经济利益的驱动所致，它很大程度上是空军针对上海的连续轰炸所导致。特别是2月6日对上海发电厂所实施的轰炸，使整个上海的电力供应受到巨大损害，原本就处于极端困难之中的上海工业生产更是雪上加霜，许多工厂进一步停工减员甚至倒闭。[14]这种情况极大地影响了市民的心理，也使原本已在新政权的高压和打击下变得萎蘼不振的残余势力倍受刺激，蠢蠢欲动，甚至开始相互纠集起来，向新政权进行挑战。一时间，社会上谣言四起，什么“共产党来了才来轰炸，如共产党不走，我们就永远受轰炸危险”；什么“就要来了，浦东已经登陆，伞兵已在黑龙江降落。”“吴淞口外有两百只兵舰，所以最近在撤离市区，开到吴淞口去防卫”等等，各种谣传甚嚣尘上，弄得相当多数的居民惶惑不安。

一些工厂工人把资方敢于大胆停工减薪和裁员的帐算到新政权头上，因而闹事，甚至酝酿罢工。对此，大批党员和积极分子“感到苦闷，束手无策”。[15]很显然，这一时期社会治安问题的再度抬头，是与这一背景密不可分的。

因轰炸而引起的社会治安不稳的情况并没有延续很长时间，上海军管会对此积极应对，除发动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深入做工人工作外，同时亦采取镇压手段，及时抓捕挑唆工潮的主谋分子，并对已破获的反政府案公开宣判。如原游击司令顾震等，化名胡仲武，假冒中国人民“上海治安军”名义，组织武装，非法接收，判徒刑十年至六个月不等。原军官高鹏程等，参加“中国农工救国军”，结伙在逸仙桥实施抢劫被捕，判徒刑5年至2年不等。原军官邱桂成等，参加“中国沪杭游击指挥部第一总队”，为充实活动经费实施抢劫，被处徒刑15年至3年不等。如青年学生张兆祥等，搜集武器弹药，秘密组织“大陆救世团”并“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九支团部”等，密拟散发《告大陆灾胞书》，被处徒刑15至2年不等。又如仙乐烟厂原工会理事、护工队分队长李明生，利用工会筹委会名义，鼓动工人反对该厂停工歇业，印制不具名通知单召集全厂工人大会，并向其他工厂散发，以此造成工潮，被处徒刑8年。华美烟厂周德镛，身为该厂工会筹备会充主任，纠集董纪勋、程爱兴等于“二六”轰炸后以迷信方式发起香烛，向厂内工人散布“三月回上海”之类的谣言，各处徒刑3年至2年不等。新生纱厂前员金星，煽动工人与工会对立，并制造工潮，被处徒刑1年。[16]结果，仅三个月之后，全市抢劫强盗案件的发案率已大幅下降。

治安状况的好转，并不意味着新政权感受到的威胁也一并减少。由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了朝鲜战争，两天后美国宣布武装干涉，并且派遣第七舰队公开介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共夺取台湾岛，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刺激了台湾颠覆大陆共产党政权的欲望。特别是9月15日美军在朝鲜仁川成功登陆，开始大举北进，直接威胁到中国东北地区的安全之后，中共感受到来自的各种武装和情报组织的威胁自然也日渐加大。和前此残余势力自发的反抗相比，开始有组织的由海外向大陆大量渗透的方式，在社会治安方面所造成的问题显得不是很突出。甚至，由于新政权的组织和宣传越来越深入到基层民众之中，并且有过“二六”轰炸之后那样一种经历，美国武装干涉所促成的新一波谣言也不大能够形成让基层党团组织手足无措的那样一种状况了。因此，即使在这一波有组织的渗透活动中，上海首当其冲；即使中共中央在10月10日正式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大举发动了全国性的以“反特（务）”为中心的“镇反”运动；即使《人民日报》公开批评上海市人民人民法院对反革命案件惩治不力[17]，但是，直到1950年底1951年初，上海方面的工作重心并未迅速转到“镇反”工作上来。

反动党团登记与协调“镇反”步调

上海新政权推迟群众性“镇反”运动发动的时间，相当程度上是受到了正在发动之中的运动的牵制。上海近郊的运动从1950年秋冬开始试点，12月中旬与华东一并全面推开，计划3个月完成。为了确保运动的顺利进行，上海市最初的作法是：“对反匪特问题，不可与混在一起，如果目前搞，一方面会混淆群众的斗争目标，另一方面领导上也不易掌握，反分散精力。”[18]注意到“镇反”运动在各地的声势，华东军政会主席饶漱石随后虽然提出和反特可以结合搞，但也明确认为动员和展开阶段、郊区和市区、流氓恶霸与特务，可以有策略地分步进行。他提出：开始动员时宣传上要稳，不强调镇压，以麻痹地主，“全面开展时，（宜）强调发动群众进行捕杀，震动越大越好”。因为上海的稳固，对郊区的控制很重要。而稳固上海，重点仍在打击流氓恶势力，“近郊统治中流氓势力很强，镇压一下，给市内流氓势力是很大打击。”[19]事实上，与下决心乘抗美援朝战争发动“镇反”运动，一劳永逸地扫除内部隐患，根绝特务隐藏的社会基础的最初设想不同，中共中央发动“镇反”运动之时，华东以及上海的中共领导人显然相信，上海这时无论社会治安，还是颠覆的危险性，都已在有效的控制之中。他们这时明显地还在关心如何进一步建立执法机关执法，以及司法机关审判的规范，树立新政权的良好形象，和使整个政府行政迅速走上法制轨道的问题。

早在1949年底1950年初，上海市人民法院就曾基于当时的治安形势和判案情况，明确提出过规范司法的一些主张。他们提出，由于新政权废除了时期的法律系统[20]，又未能及时建立起一套新的处刑标准，面对案件繁多，司法人员量刑自由度太大的情况，似宜制定一地方性处刑标准，以便掌握。他们草拟的《处刑标准》中不仅没有“反革命罪”，而且依照西方法学的“罪刑相适应原则”，主张应当根据犯罪人实际危害程度相应处刑。《处刑标准》中规定可以处以死刑的罪行，除杀人偿命者以外，与政治行为相关的罪行只有“妨害国家罪”一种。其中亦只有第十条“武装聚众”和第十一条“勾结帝国主义海陆空军或借用其兵力武器”，具体实施了“阻挠革命破坏人民民主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行动者，才得判处死刑。“意图”或“阴谋”，包括“预备”实行上述行动者，均得减轻刑期，或仅处7年以下3年以上徒刑。参与行动而非主谋者，亦只能处以15年以下7年以上徒刑，胁从者还得免除其刑。就连“泄漏窃探传递或交付军事秘密于敌人”者，最高也只处无期徒刑。[21]这一草案被市政府转报最高人民法院后，很快即被否定。1950年4月最高法院院长沈钧儒明确致函上海市人民法院，指出：草案“对人民民主的立场及巩固革命秩序之需要体现不够”，“如第二章妨害国家罪，第九条意图阻挠革命破坏人民民主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已实施之罪，不论情节如何重大，仅以七年徒刑为最高限度；通谋敌人而犯之，亦仅以十五年徒刑为最高限度，其情节严重者亦以无期徒刑为限；第十二条泄漏窃探传递或交付军事秘密于敌人，以无期徒刑为最高限度；第六章第三十六条伪造人民银行纸币罪以十年徒刑为最高限度，以上各种犯罪均无死刑之规定，与人民民主及时镇压反动，巩固革命秩序之政策不合。”[22]《处刑标准》草案虽被废弃，但华东及上海方面基于建政的实际需要，团结民主人士与资产阶级的需要，仍旧相信需要对执法和司法机关加以必要的规范。也正因为如此，市法院虽受到批评，却仍强调新政权应不同于旧政权用严刑峻法解决问题，判刑要强调宽大教育与公平合理的原则。如对接收过来的数百刑事罪犯，即明确提出，除汉奸与杀人犯暂不处理外，其余均应减刑。“减刑的一般原则，强盗案件减至二分之一，烟毒案件死刑减为五年，无期徒刑减为四年，其余减至四分之一，贪污案件减至三分之一。”

[23]而中共中央刚刚下达了“双十”“镇反”指示，批评一些地方“宽大无边”、“有法无天”，大批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提出要从重从快“严厉制裁”[24]，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上海市政府却紧接着就了规范执法的《逮捕人犯暂行条例》，明确规定：“在本区境内逮捕人犯，除法令另有规定者外，概由公安、司法机关依法定手续执行之，其他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不得逮捕”：“对于其他一般密告案件，公安、司法机关须经调查研究，慎重处理，检举密告属实者奖，蓄意诬告者以诬告论罪”：“对于已捕之人犯，不论其案情如何，均不得施以刑讯或变相刑讯及任何侮辱”；并“应予廿四小时内进行首次询问，不得任意搁置，如发现逮捕错误，应即释放”[25].显然，这时做出上述种种规定，与中共中央发动“镇反”运动的精神多少有些不大合拍。

注意到中共中央的批评和各地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迅速展开了大张旗鼓的镇压行动，华东军政会很快也开始相应地加快加重了对特务的处罚[26]，并且还在11月21日在报上公开承认：“华东各地镇压反革命工作存在过份宽大偏向”[27].因此，从1951年1月开始，华东军政会不仅修正了不与反特相结合的作法，开始在报章杂志上大力宣传“镇压反革命”的问题，而且，饶漱石还在1月6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承诺准备立即开始组织对反革命分子的有力打击。[28]饶漱石的报告提到的计划，是基于整个华东地区的一种工作安排。具体到上海，华东军政会和上海市军管会的做法，实际上还是分步走的办法，即在稳步推进郊区的同时，对市区“反特”先着重于宣传，暂不搞群众运动，但同时对旧人员实行一次全面的坦白登记运动，藉此进一步摸清旧人员的情况，也好为随后将要展开的“镇反”运动做些必要的准备。

据此，中共上海市委于12月11日下达了相关指示，上海军管会随后于1951年1月5日正式颁布《上海市委员会对于反动党、团、特务人员实施登记办法》，并指令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负责设立“上海市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总处”及其分支机构，负责办理登记之具体事宜。凡本市或旅居本市之反动党、团、特务组织人员，即、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区分部以上委员、三青团分队长以上，军连长以上，原军统、中统、南京政府国防部第二厅及其所属各组织，乃至于国防部青年救国团之人员，以及南京政府社会部上海市“工人福利委员会”之各级干部、“护工总队”分队长以上人员，和“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分队长以上人员”等，均“应即遵照实施办法之规定，于一月十一日起迅速亲赴指定之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凡迅速登记真诚坦白者，均给予宽大处理。倘有怠忽隐瞒，抗拒登记，破坏阻挠，或登记后仍然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者，一经查明，定即依法严惩。”而有重大罪行，或私藏重要文件、档案、武器、弹药、电台、密码，隐匿不报者，亦当“依法严惩”[29].《实施办法》一经公布，很快就在上海各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尽管当局在内部明确规定了“先松后紧”、“外宽内严”的方针，由于新政权已经在社会上牢牢地树立了自己的权威，这一举措还是不可避免地在旧人员当中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不少符合登记条件的旧人员惧于外地“镇反”运动的气势，往往不敢前往登记，害怕受到处理；而大批不够登记资格的旧人员却又担心理解错误，没去登记，反而受到处罚，故纷纷主动登记。从11日正式开始登记后，不过十天时间，全市前来登记者即超过万人[30].一个月后，据上海市总工会报告，至2月22日为止，仅工会系统登记的人数，就有5570人。其中军统系统213人，中统系统230人，蒋经国系统92人，反动党团714人，工人福利会及护工队1643人，其他750人[31].由于工作系统不同，和对坦白登记工作的目的认识不同，不同的部门这时对开展登记工作的要求也明显不同。青年团上海市工委明确指示所属各级团委：登记工作不宜搞成群众运动，“避免公开号召团员与团员间相互检举与监督”；对一般可疑分子“应避免在团员大会或群众大会上公开进行检举或‘斗争’”，只能个别说服，或用小组会及座谈会的形式，劝说其自觉向组织坦白；对主动坦白的团员，要“防止‘穷追穷问’的偏向”；无论可疑分子还是已坦白的团员，均“不应在群众中公布其名单”[32].而上海总工会则明显地支持其下级组织发起控诉特务分子破坏生产和设备的群众大会，赞同鼓动工人及其家属进行“劝说、检举、告密运动”，并支持对个别有较大民愤的登记分子召开斗争大会。由于采取的做法相异，产生的效果也多少有些差别。据青年团上海市工委的不完全统计，全市此次主动坦白登记的团员达到2094人，其中不符合登记条件者就有1616人，占一半以上。[33]越是动员得好的部门，这种比例也就越大。如据中共上海市委直属机关团工委在其所属部门内的统计，登记工作开始后，前往登记的符合条件者仅4人，主动前往登记者却有44人之多。[34]而据工会方面的报告，登记工作开始后，一方面是过去公开唱反调者老实了，造谣惑众的情况迅速消失，另一方面心生逆反者也骤然增多，不少工厂怀疑被蓄意破坏造成的生产事故数量明显上升，隐瞒历史的情况相当普遍。[35]显然，由于现实中很少发现敌人的存在，感觉不到可怕的威胁，相当多数的部门并没有把坦白登记工作和“反特”斗争，以至于“镇反”运动直接挂起勾来。甚至不少参加登记工作的中共党员干部，也不了解登记的意义所在。他们不仅提出：“为什么过去不进行登记工作，是否过去讲宽大，今天讲镇压了？”而且表示弄不清镇压与宽大该如何结合。在登记工作中一些干部为了追求数字，不管够不够标准，一概动员前去登记。他们并且告诉前来登记的人员：“只要登记就没问题”，“只要坦白，决不追究。”

有些干部更是在登记过程中渐渐对前来登记的人员发生同情。因为不少登记对象在讲述自己参加、三青团或中统、军统的历史时，特别强调自己当年是为了抗日，思想上也很进步等等，结果影响到这些干部相信：“大概他们是只不过走错了一条路，如果跟共产党走了，今天还不是与我们一样是个革命干部了？”[36]特别是在一些行政机关内部，大家已经久为同事关系，平时并未发现政治上格格不入的问题，因此这些机关里中共党组织掌握登记工作就更显得较多温情。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主动坦白登记者几占该委员会工作人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共党支部并不感到有任何压力。相反，他们只是把相关的登记材料上报了事，自己不仅没有留底以做进一步的调查，而且明确告诉上级党委：登记分子除个别还不够坦白外，其他人的态度都“比较诚恳，并要求给予帮助，能在实际工作中改造自己。”且“坦白后工作也积极起来了”，因为他们都觉得“讲出来后轻松多了”。[37]不可否认，由于坦白登记工作把“坦白”与“宽大”相联系，从而使得上海的“镇反”工作从一开始就与中共中央发动“镇反”运动的主旨不尽协调，这也是不少中共党员干部相信“只要坦白，决不查究”的一个重要原因。以致当群众追问“如果特务彻底坦白自新怎么处理”时，不少干部干脆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38]事实上，在登记过程中，从市长，到报纸宣传，基本上都在强调：只要坦白登记，就可以被视为历史上一时失足，不划为异类。而一切失足分子，只要向人民悔过立功，就有出路。[39]这时报上还公开发表坦白登记的特务分子的文章，和介绍骨干坦白登记受到欢迎的通讯，说明这一观点。如《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交通大学学生刘原的自白书，说明自己念高二时，因“军委会特种技术训练班”来校招生，大家以为可以因此参加抗日并学到技术，于是一个班就有十余人报名参加。等到后来才发现所受的是特务训练，不自觉地成了军统的一分子。解放后，因知道一般人厌恶特务，故再未参予特务活动，如今进一步彻底坦白登记，自己更是感觉从此“得到解放了”。该报介绍的“匪特朱某”怎样履行登记的通讯，具体说明了朱某经历了犹豫反复的心理过程，最后被迫和盘托出，并未受到任何清算，且回到单位后，许多同事都来慰问他。他极其兴奋地讲道：“连以前不和我讲话的人，也跑过来握着手来安慰我，以后我才知道有些人以前不理我，是因为我参加过反动组织，没有向政府坦白。”[40]很显然，上海方面这时对“镇反”主旨的理解，与北京方面仍不十分一致。中共中央所以要发动“镇反”运动，根本上并不在“反特”。很清楚，打击特务的现行活动，完全用不着在全国范围内搞如此规模的群众运动。他的目的，是要在乘朝鲜战争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彻底清除各种可能会便利复辟的旧的社会基础。因此，“镇反”不仅不是要抢救“失足者”，恰恰相反，它是要通过广泛的群众动员，挖出一切有过反对共产党，以及压迫共产党所依靠的社会群体的人的历史旧帐，对那些可能会对新政权造成危害者，坚决予以“严厉镇压”。通过这样一种方法，不仅最大限度地消除隐患，而且要造成一种强大的高压态势，使任何有过历史污点者，或可能对新政权心存不满的分子，从此在心理上成过街老鼠，不敢轻举妄动。

正是因为对“镇反”运动的主旨理解上没有到位，上海就“镇反”所做的种种部署一直未能达到的要求。对此，一度再三督促。

中共中央1950年10月10日已发出开展“镇反”运动的指示后，上海接连三个月几乎没有动作。1月份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动员，但却首先搞坦白登记，在杀人方面依旧顾虑于上海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多，全国影响大，不敢大刀阔斧。为了使上海了解中央的方针，并给全国城市带好头，1月下旬明确地针对上海的情况提出：“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41]接到的指示之后，华东军政会也做出决定，强调：“华东地区过去为帝国主义特务活动的中心，目前又处国防前线，因此抓住抗美援朝与的时机，在华东全境有计划地消灭人民痛恨的罪大恶极的匪首、惯匪、恶霸与真正有证据的重要匪首及会门头子，是完全必要的。”[42]但是，直到3月中旬，上海在杀人问题上还是雷声大雨点小。[43]鉴于各地，特别是大城市对于处决人犯的谨慎态度，2月21日，经中共中央提议和批准，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对“反革命罪”做了明确的解释，并规定了处刑的标准。按其规定，凡有勾结帝国主义；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及武装部队或民兵叛变；持械聚众叛乱；参加特务或间谍组织；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或利用封建会门；抢劫、破坏公私财产和公共设施；投毒杀人；伪造公文证件；煽动群众对抗政府和挑拨团结，制造散布谣言，以及偷越国境、劫狱越狱、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等行为和意图者，均可定为“反革命罪”。首要分子或情节严重者，均可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44]比较《条例》与上海1949年底提出的《处刑标准》草案，不难看出两者思路基本之不同。《条例》的提出，就是要在这一特殊形势下，给各地执法司法机关开一杀戒。据此再度发出指示，批评包括上海在内的各大城市，均“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镇反”工作。他特别叮嘱：“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

像上海这些大城市，“是反革命组织的主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45]随后，眼见北京、天津、重庆三大城市已开始动作，上海等城市仍未见积极响应，又一次点了上海、南京等城市的名字。他专门批转了天津市的捕杀计划，要求上海、南京等城市要像天津一样，弄出一个具体的杀人数字来。

他在电报中再度写道：“大城市是反革命分子及其领导机关潜藏的最主要的巢穴，必须用很大的力量去对付，必须认真研究，周密布置，大杀几批，才能初步地解决问题。”“天津准备于今年一年内杀一千五百人（已杀一百五十人），四月底以前先杀五百人。完成这个计划，我们就有了主动。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都能大杀几批”。[46]由于的三令五申，华东及上海方面的领导人终于放下一切顾虑，按照的要求，下决心定出了一个年内在上海分批处决近两千人的计划来了。3月15日，饶漱石把这一计划转报给了，当即表示欣慰。3月24日，他满意地批示道：上海这次的计划总算“有具体执行的步骤，有时间，有准备杀关管的数目字，比过去大进一步了”。他同时要求上海扫除顾虑，放下包袱，建议上海向北京学习，用诉苦会的形式争取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他强调：“在北京的经验看来，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是可以取得他们拥护的，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47]

[1]《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0年10月10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20－423页。

[2]转见《罗瑞卿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5月19日）。

[3]有关1950年初“镇反”运动问题，尚未见有学术研究的成果。目前可以看到的以该运动为讨论内容的只有几部纪实文学作品，其中以白希的《大镇压》（北京，金城出版社，2000年）一书对当时的一些场景描述得较为详细。

[4]《解放日报》，1950年3月28日二版。

[5]《解放日报》，1951年2月18日二版。

[6]《市郊工委：各方面的反映择录》（1949年12月），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A71，目录号2，卷宗号5，第45－46页。（以下略写为上档A71/2/5/45－46）

[7]《上海市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提案审查汇编》（1950年10月），上档L1/1/11/82－84.

[8]上海市人民政府民政局：《上海市两年来游民改造工作》（1951年6月），上档B168/1/932/51.

[9]上海市人民政府民政局：《上海市收容游民散兵游勇办法》（1951年），上档，B168/1/932页48－50.

[10]民政局：《搜查哈尔滨大楼的工作报告》（1950年2月20日），上档B168/1/930/55－60.

[11]参见前引《上海市两年来游民改造工作》，上档B168/1/932页86；《解放日报》1949年12月14日二版。

[12]《上海市收容游民散兵游勇办法》（1951年），上档B168/1/932/93.

[13]前引《上海市两年来游民改造工作》上档B168/1/932/51.

[14]据报轰炸后数日间，工业用电除少数自备发电及浦东部分纱厂外，全告停顿，经日夜抢修，2月10日才得以部分发电。一个月后，上海发电厂的发电量仍只有被炸前发电量的45％。由此造成大批工厂停工，且无人贷款，多数工厂因此发不出工资。中共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二月六号后的上海工业状况简报》（1950年3月），上档A4/1/5页4.

[15]《嵩山区委会宣传部二月宣传工作报告》（1950年3月6日），上档A22/2/05/106－113；《沪东区委宣传部一二月份工作报告》（1950年3月6日），上档A22/2/05页34/43.

[16]《解放日报》1950年3月19日二版；《上海市人民法院刑判决书》（1950年12月16日），上档B1/2/1012/1－5，8－11，15－16；B1/2/1059/27；B1/2/1052/13－14.

[17]《人民日报》10月17日即在题为《公安干部对土匪特务要更提高警惕－宽大无边偏向应即纠正》的报道中举例指出：“上海市公安局自去年六月至今年五月，送往法院土匪特务二七二人，法院判刑者不及半数”。上海方面在20天后在《解放日报》（11月9日）做出回应，说明：“本市人民法院自七月廿三日政务院与最高人民法院会衔的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后，审结反革命案件的数字逐月有显著增加。七月份判决匪特反革命案件百分之六十五，八月因收新案较多，但仍判决了收案的百分之四十，九月份判决了收案的百分之一百三十，到十月底的不完全统计判决了收案的百分之二百以上。预计十月份以前的一小部分存案，可提前在十一月半前完成。”

[18]上海市郊区工作委员会：《市郊讨论会上的发言记录》（1951年1月1日），上档A71/1/36/30.

[19]《马政委传达饶政委对郊区的指示》（1951年2月10日），上档A71/1/36/85.

[20]中共中央在1949年2月就已经指示，明令废除国民政府的旧法统，包括禁止再以实为“保护地主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镇压和束缚群众的武器”的“六法全书”为审案定案的标准。《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1949年2月22日），《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49－1952）》，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45－47页。

[21]该草案之起草者为留用的国民政府时期最高法院检察官。《上海市人民法院处刑标准》（1949年12月），上档B1/2/308/5－13.

[22]《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函》（1950年4月20日），上档B1/2/308/21.上海市人民法院院长汤镛为此曾正式向市长递交一份检查，声称自己糊里糊涂地做了旧人员的俘虏，政治上麻痹，故犯了原则错误。上档B1/2/308/25-26.

[23]《汤镛、韩述芳、叶芳炎关于旧案人犯处理致陈市长、潘副市长函》（1950年5月），B1/2/312/1-3.

[24]前引《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25]《上海市人民政府通令。华东军政委员会逮捕人犯暂行条例》（1950年10月14日），上档B1/1/1147/7，10.

[26]1950年11月份一个月，上海市已公开宣判枪决受派潜来上海及组织抢劫军械的特务三批23人，分别见《解放日报》1950年11月9、11、15日二版。

[27]《解放日报》1950年11月21日一版。

[28]转见《建国以来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第47页。

[29]《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于反动党、团、特务人员实施登记办法》（1951年1月5日），转见《新华活页文选》第324号，1951年1月，第3－6页；并见《解放日报》1951年1月5日一版。

[30]《解放日报》1951年1月25日二版。

[31]上海市总工会：《关于工会系统内进行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工作的总结》（1951年3月），上档C1/2/483/9-15.

[32]青年团上海市工委：《关于曾经参加反动党团特务组织的团员的处理工作上几个具体问题的决定》（1951年1月20日），上档C1/2/179/11-13.

[33]青年团上海市工委：《团员坦白情况分类统计表》（1951年6月12日），上档C21/2/177/1.

[34]上海市委直属机关团工委：《团内曾参加反动组织者各种类型及处理情况分类统计表》（1951年7月3日），上档A77/1/453/8.。

[35]前引《关于工会系统内进行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工作的总结》。

[36]上海市委党校一部：《本校第四期学员参加反动党团特务分子登记工作的综合报告》（1951年2月27日），上档A71/1/90/15-17.

[37]《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第九支部展开反动党团特务分子登记工作报告》（1951年2月19日），上档A1/2/483/25，32.

[38]前引《本校第四期学员参加反动党团特务分子登记工作的综合报告》。

[39]为此并亲自题词登在报上，以鼓励一切失足者勇于坦白。词曰：“一切失足分子只有向人民悔过立功才是出路！”《解放日报》1951年1月13日一版；方庆立：《告一切犹豫顾虑中的失足分子》，《解放日报》1951年1月19日二版。

[40]《我要悔过自新重新做人－交大军统分子刘原的自白》，《解放日报》1951年1月19日二版；《匪特朱某是怎样履行登记的？》，《解放日报》1951年1月24日二版。

[41]：《关于镇反部署给上海市委的电报》（1951年1月21日），《建国以来文稿》第二册，第47页。

[42]《华东局关于镇压反革命的补充指示》（1951年2月7日），转见《建国以来文稿》第二册，第117－118页。

[43]其1月只公开处决两批14人，2月公开处决增至6批34人，3月底以前只公开处决一批5人。

[44]《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人民日报》1951年2月22日一版。

[45]：《中央转发北京市委镇反计划的批语》（1951年2月25日），《建国以来文稿》第二册，第139页。

[46]：《转发黄敬关于天津镇反补充计划的批语》（1951年3月18日），《建国以来文稿》第二册，第168页。

[47]：《关于同意上海市委镇反计划给饶漱石的电报》（1951年3月24日），《建国以来文稿》第二册，第192页。

（下）

上海“镇反”运动的全面展开

基于3月24日的批复意见，上海方面迅速开展了具体的部署。在这个月末，上海破天荒一次枪毙了91名人犯，几乎是1月份以来处决人犯的两倍。比照北京的经验，上海市政府转而立即着手组织召开了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4月中旬用了7天时间讨论“镇反”的重大意义，通过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决议》，同时并大张旗鼓地组织各区及工厂企业控诉和公审罪大恶极者，报纸上更是连篇累牍地刊登各种报道与文章，揭发控诉恶霸流氓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与特务破坏生产，危害生命的行径，从而很快激起了各行各业人士的强烈愤慨，迅速掀起了“镇反”运动的高潮。

人民代表会议这时一致同意市政府的说法，即上海过去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中心，再加上解放前后帝国主义和有计划地布置特务潜伏，各地还有大批反革命分子逃来上海，“因此潜藏在上海的反革命分子的数量是很多的”。由于依据新颁布的《条例》，人们可以将一切土匪、恶霸、流氓，地痞，以及各种帮派会门分子统统纳入“反革命”之列，这就使得各界民众很容易联想到过去恶霸横行，流氓当道的情形，进而自觉地把“镇反”与自己切身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找到具体的斗争对象，并激发起斗争的热情。人民代表会议上，代表们无论发言，还是提案，都密切联系上海的实际，强烈要求不要使上海变成恶势力的“防空洞”，因而要求政府彻底肃清一切“反革命”，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据此，他们纷纷提出，不仅对有现行的“反革命分子”要严厉镇压，就是对历史上有过“反革命”行为者，也要追究惩罚；不仅对有恶行者要治裁，就是对已经坦白登记没有明显劣迹者，也应集中进行思想改造，以确保无虞。[1]就连多少熟悉西方法律观点的前《大公报》主编王芸生，这时也明显地受到形势的影响，慷慨激昂地主张：“我们认为反革命没有‘已遂’‘未遂’之分，只要是反革命，就得严厉镇压。”[2]但是，1951年已经过去近三分之一，而且春天转瞬即去，要完成一年处决近两千人犯，春天处决数百的计划，即使只是从操作的层面，也相当困难了。为此，上海市不得不紧急成立“镇压反革命运动总指挥部”，具体规划和协调全市的“镇反”工作。同时召开人代会协商委员会，邀集相关委员组成“上海市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以弥补审案判案人员不足的问题。并着手酝酿在各单位和里弄等基层组建“肃清反革命委员会”，以便动员群众直接参预并便于提供线索。

随后，上海市军管会及其市政府于4月27日晚组织了由军队、警察、干部和工人、学生组成的4445个行动小组，约36000人，于午夜之后在全上海进行了一次拉网式的突击搜捕行动，一举拘押了8000多人。[3]28日晨，各报大张旗鼓地报道了此次逮捕行动，并一致声言：“这些罪犯都是人民切齿痛恨的野兽”，“对于这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如不及时逮捕惩治，国家与人民生命财产将要蒙受巨大的损失。”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代表亦应邀在报上发表言论，对政府“这样重大的措施，竟办得鸡犬不惊”，表示“钦佩”和“拥护”，相信“与其一路哭，何如一家哭”。他们表示，既然有市区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及基层单位肃清反革命委员会，多数人均能陈述意见，故决不致有冤枉的事情发生。[4]28日，上海市当局以市协商委员会名义发出通告，宣布次日即召开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要求全市各机关、工厂、团体、学校，乃至于里弄，均应组织收听实况转播。[5]29日的大会，公审了2名特务（刘宝珊、徐松坚）、4名恶霸（陆杏生、陈阿毛、封企曾、周筱宾）、1名会道门头目（张顺宝），和2名过去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有血债的分子（方擎中、任宗炳、），许多受害者及其家属，以身说法，声泪俱下地要求政府帮助他们讨还血债。[6]第二天，上海方面一次性就公开枪毙了285名人犯。[7]尽管上海方面相信：“只要首先把镇压的锋芒，对准为群众所痛恨的匪首、恶霸、及确有证据的特务、会门头子和解放后继续活动的重要党团分子，就不致抓错杀错”[8]，并且组织了市区两级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按照提出的，“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的主张[9]，将死刑案件都向审查委员会宣读通过。但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大规模的结案处刑，特别是处人死刑，仍旧带有极大的冒险性。此前《人民日报》批评上海市法院将近一年时间审理判刑人犯不足140人，平均每月审理判刑仅十一二人。以后市法院和市军管会改变工作态度，尽量“随收随结，及时判决”，最快也不过判决了收案的百分之二百以上，其中更鲜有定案量刑难度较大的死刑案。[10]如今一个多月时间，就判处了380余人死刑[11].此后，据不完全统计，除5月处决人数略少外，6月宣布处决的人数就达到436人，7月更达到624人，8月则为102人，9月为281人，如果再加上这几个月判处死缓、无期、有期和管制的约7000人，其工作量之大，速度之快，就更是让人难以置信了。[12]为加速加快判处死刑，以适应形势的需要，上海市最初采取的是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是暂时将其他案件放在一边，先集中人力审结那些民怨极深，容易定案的死刑案，像29日公审的陆杏生、陈阿毛等人著名恶霸及其帮凶，或已经过数次公审，或其罪行早已整理见报，处理起来自然较为容易；一是大批复审旧案，将过去判得过轻，依现时标准各方早已提出疑问的案件集中起来，对那些原本罪行较重，只因过去考虑到种种原因而被宽大了的分子，这次一概从严改判死刑。对于前一种情况，一般说来不大容易出现错判误判的现象；但就后一种情况而言，其轻重的尺度却不是很容易把握的。

像前述有组织特务武装现行活动的顾震、高鹏程、邱桂成等，这时均被改判死刑。而像前述不服从工会而向资方启衅的金星等，这时也大都被改判了死刑。这其中量刑的尺度就有明显的差异。而随着“大杀几批”的宣传声势已经达到之后，“关”和“管”的数字也要相应跟上，在把容易审结的案件突击审结之后，以后几个月的工作难度之大，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这时上海司法机关能够较为从容地应付这一局面的一个基本原因，自然是《条例》所给予的相当宽松的判案权限了。同一罪行可以量刑的伸缩幅度之大，给了判案人员极大的自由掌握空间。像《条例》第六条有间谍或资敌行为之一者，第七条参加反革命特务或间谍组织有各种情节之一者，第八条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第九条以反革命为目策谋或执行破坏或杀害行为者，第十条以反革命为目有挑拨、煽惑行为者，第十一条以反革命为目偷越国境者，第十三条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者，凡触犯所列各条以下任何一款，均重可判死刑、死缓或无期，轻可判五年或三年。区分该重该轻的唯一尺度，就掌握在审判机关的手里，全视审判人员认为是“情节重大”还是“情节较轻”了。[13]在这种情况下，既要完成上级下达的“杀”“关”“管”指标，又要避免在此重大政治斗争关头再受“宽大无边”的批评，保留了相当数量出身成份不好的旧司法人员的上海市法院，这时在掌握《条例》的判案标准上，自然要一概趋严趋重了。[14]在这方面，倒是负责复核的军管会反而做了一些值得肯定的工作。

比如，铁路老工人程阿鸿，曾任区分部委员，这时被人检举还参加过有背景的“正气社”，且上海解放后不满新政权，发牢骚，开快车，有意破坏。再加上本人抗拒登记，市法院据此于4月下旬判处程死刑。对此，军管会终审组复核该案材料时，明确提出疑问：程承认曾任区分部委员，承认解放后不满政府赌气怠工，也承认生气开过快车，但不承认有意破坏，也否认参加过“正气社”。对此，法院都没有充分举证以否定其说法。

从情理看，程为一有近40年工龄的老工人，1946年才加入，政治上并非一贯反动，且历史上亦无恶行。仅以思想反动，故意破坏，发牢骚，抗拒登记即判死刑，似嫌过重。故应“判徒刑十二年，以资改造”。此案最后报到负责政法的潘汉年那里，潘虽认为程不满新政权，赌气怠工，抗拒登记应予重判，但也认为：“死刑不妥”，改判“徒刑廿年”[15].同样的情况，曾任时期上海市工人福利委员会指导组妇女股股长的吴月明，只因曾为上海工会骨干分子，此次又拒不坦白登记，虽无明显劣迹，亦被判处死刑。军管会终审组复核时，也提出了质疑，建议改处十五年。最后经潘汉年批复，同意改判[16].

又如留用警察姚剑秋，因学习结束后听说被派往外勤，心生不满，曾发牢骚，扬言不如回乡转投的游击队，工作分配后即无此表示，更未再动此念头。但法院判决书认定：姚犯“学习后仍不悔悟，反而在一九五0年七月与其同乡陈匪培章联系探询乡间匪特活动情况，策谋还乡投匪，参加武装叛乱，并进行造谣惑众。……应处死刑。”经军管会终审组复核，提出该犯并无具体罪行，“不在可杀与可不杀之间，处死刑更嫌太重，拟改处徒刑十五年。”最终得到改判[17].再如樊庆林反革命案，其在担任民兵中队长期间破坏法纪，收受贿赂，与地主女儿姘居，以致走漏政府关于登记反动党团特务人员部署的消息，使地主逃逸。

后本人因担心被批判，拐骗乡政府自行车一辆逃沪，且私刻公章，企图伪造证件，隐瞒身份。

法院认为樊上述行为，罪不容赦，依据《条例》第九条第五款（即“假借军政机关、派、人民团体名义，伪造公文证件，从事反革命活动者”得“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五年以上徒刑）及第十三条（即”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者，处十年以下徒刑，其情节重大者，处十年以上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规定判处死刑。军管会审判组复核时认为量刑过重，理由是根据樊犯罪行，”只能爰依第十三条之规定。其情节并非重大，应判处徒刑七年，以资劳动改造。“此案亦因此得以改判[18].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不仅人们对《条例》所规定罪行的解释与实际判案中的把握，存在着太大的自由度，而且这一时期上海市公安局及法院的审案定案工作确实存在着过于仓促粗放的情况。对于后一种情况，军管会这时甚至曾有文以马阿寿盗匪案为例，委婉地进行过批评。文称：”本案法院刑事判决书写得太差，审讯亦不够周密。主要原因是思想上未将此案反革命匪特性质［予以］重视，仅以一般刑事案件视之。具体如：（一）马犯阿寿与陈犯培章所参加匪特组织部分是否同属“国防部三八六一部队第二总指挥部第五大队”，或系马犯所称“三八六一部队第四支队”，或各自不同？（二）该匪特组织情形如何？陈犯虽系副官，但未追查！（三）马陈两犯参加后就俘前具体情况亦未审讯明白，因而马犯就俘时间只好比照陈犯。（四）马陈同时被俘，同时脱逃，马犯承认参加匪特组织，而陈犯否认马犯参加，何故？追究出来对量刑也有帮助。

（五）陈犯登记后有无犯案，无法肯定，因无登记具体时间，仅是一月份中，这一点对量刑尤其重要。（六）因对本案看成刑事案件，一般的，所以对其过去历史罪行未予深刻追究，对质，查问，而着重其抢劫事实。（七）本案尚有其余诸犯均系抢劫，个别私藏枪支，由于审讯中公安局与法院均未着重与反革命匪徒勾结与否之追究，因而无法肯定彼等是否知悉马陈两犯系参加反革命特务武装组织逃亡之匪徒，对量刑方面上就无法从此着手。根据马陈两犯外之诸犯现行罪行，尚不致处死刑，所以可能有的是该处死而未处死的。“[19]为了尽可能保证判案的准确性，上海市军管会在必须及时完成计划指标的压力下，仍旧坚持走群众路线，即一方面要求审案及复核人员有疑难时务必深入群众中调查取证，另一方面要征求人犯所在单位或所住地区办事处及派出所的意见。这种作法在多数情况下都产生了好的结果，但在当时的体制和特定的形势下，它也并非就是解决疑难案件的良方。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向群众和人犯所在单位调查取证及征求判刑意见的结果，通常得到的都是加重的意见和要求。

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军管会一般很难基于法律的观点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往往要牵就或妥协。关于这一点，1950年向骏华、赵振海一案的处理最具典型性。

向骏华原为受中共领导下的“江南人民革命军”的指挥员，失败后入狱。赵振海为失业工人，与人合开茶馆，因与宪兵发生冲突入狱。两人在狱中相识。出狱后，向力图重组“革命军”，拉赵入伙，并劝说赵卖掉开茶馆的房屋，垫支所需各种费用，答应解放后即由中共偿还。攻占上海当日，向即组成4个支队，并派赵为第四支队支队长，负责收缴长宁警察分局枪枝及其溃散官兵武器。3天后，将向所组织的武装解散，并令其交出所缴枪弹。因赵交出枪支与长宁警察分局所报数目不符，致受怀疑并被捕。

后从其家中炉下检查出短枪两支，遂以“地方一霸，结识流氓，擅缴并藏匿枪弹，判刑一年六个月”。本人不服提出上诉后，军管会两度派员向群众调查，发现居民反映与长宁公安分局说法?异。居民及船户对赵均印象颇佳，都认为他为人正直，从无劣迹，解放前夕卖掉房子，组织队伍，纯粹是为了迎接解放。而长宁分局被调查的警员则坚持赵“开设茶馆，勾结流氓，收留徒弟，为非作歹，鱼肉人民，在苏州河中山桥私设关卡，向往来船户重征税收，人民怨恨已入骨髓，上海解放该犯被捕，人心称快。”因赵率人接收过长宁警察局的武器，长宁分局这时又有相当数量留用警员，警员因记恨赵而坚持异议也并非全不可能。但军管会对此显然没有坚持继续调查核实，而是附和了长宁分局的意见，认定赵品质不好，不能过分宽大，只同意“将羁押日期折抵刑期外，其余的刑期暂缓执行”了事[20].在“镇反”运动展开后，这样的情况也常有发现。如第一绢纺厂女工陈琴珍，1946年该厂成立工会时当选过常务理事，被人检举后来加入了工人福利会，曾参预开除过女工。解放后不满新政权，散布过谣言。陈否认加入工福会，故抗拒登记，依例应判徒刑。但征求工厂保卫科和军代表意见时，均要求公安局“最好处死刑”。考虑到陈并无死罪，军管会研究后决定判刑12年。

又如做过时期海员工会常务理事，有帮会背景的老海员车德芳，被捕时已过65岁，既掩护过共产党员，也在20年代帮助过迫害过进步工人，考虑到车所犯罪恶已过去十几年，且“对人民少有贡献”，有意“按老年犯罪精神处理，保释管制两年”。但“征求群众意见”时，军管会办案人员得到邑庙分局及其区委的回复意见却是：“该犯在我区坏地位较高，爪牙较多，但其本人矢口否认，因之如判管制则将造成其爪牙邪气嚣张，而使民愤不平。故我们意见应判以五年以上徒刑。”结果，军管会只能照区委会的意见，判处车犯有期徒刑五年[21].再如黄德熙案就是一例。黄为黄埔七期步科生，上海解放之际担任京沪区铁路警务处代处长。因认定已败，遂率所部交警保护机车房上海北站及天目路大厦，不许任何人破坏，并主动向和平缴械，清点移交了其保护下的所有财物。因所部900余人全部遣散，个人亦未得安置，反被羁留审查，家眷来沪难以生活，故径直写信给进行申诉，请求依照《中国人民布告》所承诺[22]，允其发挥所长，给予工作。此信被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回上海市委办公厅，办公厅再转回上海铁路局，而铁路局认定警务处有军统组织，故坚持不给黄工作，亦不许其走，非要其交待不可。原因就是黄德熙在上海解放当天集中部队向主动缴械时曾扬言：“我是警务处处长，名黄德熙，我已把警务处之枪集中，等待移交。我赶走了特务王兆槐，保护资财完整，我是军校第七期毕业生，军统特务等等。我有罪，要杀，砍我一人之头，其他人概无关系。”但黄咬定只有他一人有军统背景，否认警务处有所谓军统组织。铁路局认为：“这显然是麻痹欺骗我们的鬼话”。黄桀傲不训，铁路局则认定黄不老实，双方因此僵持不下。延至“镇反”运动，黄自然被认定为“反革命罪”而逮捕。不仅如此，铁路公安处更坚持要将黄判处死刑，并坚持要开公审大会就地枪决。对此，市法院当然只能同意，并据此拟就了判决书。上报到军管会，注意到黄这种有特务身份，又态度强硬，且动辄写信上告，影响甚大的人物，军管会也莫可如何，只能批准执行[23].由于对《条例》中条文的解释及其依据条文量刑太过自由，导致各地迅速出现了滥杀的倾向。这种情况很快引起了的注意。还在1951年5月上旬，中共中央接连下令将已经下放到县区一级的批捕权收回到地专一级，将杀人权收回到省级，并要求各地今后“只杀有血债的，有引起群众愤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换言之，今后应当执行死刑者，只应占死罪分子的十分之一二[24].很显然，这种情况并没有影响到上海的“镇反”运动。由于上海大规模的群众性“镇反”运动开展较晚，如前所述，5月份稍加休整之后，上海市在6、7、8、9四个月里，又重新恢复了大规模宣判以及处决人犯的作法。到1951年底运动基本告一段落之际，上海全年基本完成了原定的“杀”“关”“管”的指标，公开枪毙的人犯达到了1800名以上，公开宣判的人犯则接近10000名[25].

“镇反”之后的新问题

“镇反”运动给上海市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好处，是社会治安环境的全面提升。除了大批直接或潜在地对社会构成危害的恶霸、流氓、地头蛇被作为“反革命”被大部清理以外，由于“镇反”的宣传动员直接深入到单位和居民之中，各阶层民众都被有形无形地组织起来，使政府对社会各阶层的有效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镇反”运动之前，全市有组织的人口仅占三分之一弱，且因公私营的区别，有效组织的程度亦颇有不同。占全市总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职工家属、失学、失业青年，以及其他小生产、独立劳动者和其他无业人员，除了一些街道办事处组织的冬防服务队或清洁卫生小组以外，干脆就没有有形的组织系统加以管理。因为“镇反”，各街道里弄在冬防队的基础上，纷纷建立起了“肃清反革命委员会”，经过各种大会小会的动员、宣传，逐渐形成了直属市区办事处系统的居民委员会制度。到1952年5月，已建立起居民委员会2500多个，遍及全市11000多条街道里弄中的8000多条，管理起了320万人口，基本上将全市散在工、青、妇及各行业组织之外的居民组织和管理了起来[26].这就有效地形成了上海这一新的城市政权组织的完整体系，从而使社会治安条件极大改观，新政权客观上也更加巩固。

但是，客观的形势如此，主观的情形却有所不同。同样以街道里弄为例，治安形势固然前所未有地好，新政权对街道里弄政治隐患的担心却有增无减。原因很简单，基层政权组织虽然建立起来，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街道里弄的社会成份却太过复杂，有问题的嫌疑分子所占比例过大，而里弄居委会的负责人中还有相当数量的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不可靠分子。有的街道里弄“镇反”比较彻底，有的“镇反”并未达到目的。较好的如据江宁分局延平路派出所辖区，在“镇反”已经完全结束后的1953年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辖境内共有10581户，54158人，有大小工厂1740余个，其中工人有16703人，职员1767人，手工业劳动者1352人，小商贩2256人，家庭妇女10420人，学生6256人，店员512人，机关工作人员798人，自由职业者786人，失业工人1841人，资本家735人，无业游民85人，以及儿童等若干人。

在上述人中，除去已经“镇反”处理的人犯不计外，仍有恶霸7人，特务65人，反动会道头子7人，反动党团骨干45人，一般政治性的反动身份1031人，一般社会性问题分子的318人，管制分子22人，共计1495人。整个辖区内政治情况仍旧相当复杂，治安管理任务繁重[27].至于效果不大好的地区，如对恒茂里的调查则显示，该里弄虽然在“镇反”运动中逮捕了19人，枪毙2名，关8名，管制2名，期满释放及保释各1名，未决5名，但尚有五类反坏分子109人，其中有骨干分子31人，有重要调查材料未彻底调查者24人，有一般检举材料未做深入调查者54人。派出所甚至连一张该里弄已处理的反革命分子的名单都没有，所存材料也是张冠李戴，基层群众颇多不满。影响到该里弄居民委员会的组织，亦严重不纯。自1951年底以来里弄干部104人，已有74人因各种原因被淘汰或清理[28].街道如此，各单位的情况也同样不能让当政者感到满意。

上海是中国城市工人最集中的一个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曾经是早年中共的发祥地，就理论上而言，上海应当是身为工人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大本营，共产党进入上海之后，也始终对此有所期待。但是，共产党在上海工人当中的影响，主要只是发生在1920年代中期。

此后共产党即被逼出上海，上海绝大多数行业的工人，无论是产业工人，还是人力工人，出于争取自身经济利益的需要，长期以来受到工会组织，特别是青红帮及其从事工会运动的帮会人士陆京士等人的影响，相当多的工人与之有过联系，甚或参加过他们组织的诸如工人福利会、护工队以及义务警察之类的组织，并从中受益。结果，1949年共产党重新回到上海，在相当一部分行业和工厂中，因为种种原因对新政权不满的“落后工人”的数量相当之大。直到“镇反”运动发动之前，在社会各行业中，谣言最盛之处往往就在工人当中，而出现人为破坏较多的，也主要是在工厂。这种强烈的反差其实已经表明，仅仅指望通过一次“镇反”运动，就想彻底占领工厂，几乎没有可能。

和帮会组织在上海工人当中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据中国搬运工会上海市委员会报告，在其所属范围，自2月至10月，被逮捕的人数达到1173人。[29]另据上海总工会的报告，根据尚不完全的统计，全上海公私营各工厂仅4月27日前后，就被逮捕了6077人。其中有325个基层工会主席或委员，上总及产业工会的机关干部中也有73人被捕。[30]把这两个数字加起来，放到这一年“镇反”运动中被判刑或被管制的万余人犯当中，不难看出工人“反革命”

所占的比例有多大。如果再加上手工或商业行业的工人“反革命”，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了。

那么，是不是把这些人镇压了或判刑管制了，问题就解决了呢？远非如此。被捕和被判刑者，除了个别并无历史问题，却不知天高地厚地往枪口上撞的“楞头青”[31]以外，基本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把头、工头和恶霸，有的有过劣行，因而民愤较大，有的是帮会分子，群众中反映不一；一类原本就是普通工人，只不过他（她）们过去参加了时期的工会组织，并成为其中的骨干，解放后也还是普通工人，却对新政权颇多不满，且因其工人身份，因而敢于表现。不过，当这些人被逮捕、判刑之后，对于新政权来说，更加危险的显然已经不是他（她）们了，而是另外一些尚未被发现，或尚未暴露出真实面目的隐藏得更深的敌对分子。注意到“杀”“关”“管”的数量有限，还有大批公开的和隐蔽的有政治问题的分子继续生活工作在社会人群当中，新政权不能不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监管形式。这就是建立细致的政治人事档案，以便于严密监控。

还在1951年秋天，有关部门就已经明令各单位要对所属人员从政治上依据危险程度加以分类，并据此建立最初的政治人事档案了。这一作法，无疑是此后日益流行的将人按照“出身”、“成份”、“个人历史”和“社会关系”，划分成“黑五类”或“红五类”的滥觞。

这时的上海乃至全国，尚无后来流行的“黑五类”及“红五类”之说。但视有“历史污点”者为另类，却随着因“镇反”而广泛推行起来的“管制”政策而渐成风气。在这方面，对某些可以被视为“反革命”的分子实施“管制”的办法，多半可以算得上是始作俑者。依据上海市军管会颁布的《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被管制者是被免除了刑事处分的，但是，他却依旧要被剥夺大部分公民权利。不仅如此，被管制分子还要接受公安机关和周围人的全面监督与看管之下，并随时可以被执行管制机关处以劳动改造或思想教育的惩罚。[32]“镇反”运动期间上海公安局推广的北四川路分局发动群众对管制犯实施管制的经验，就突出强调了“群众”的意义。而这种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使这些被管制分子始终处于政治的高压之下，在普通民众面前低人一等。[33]被管制者多为被逮捕者，凡被逮捕者，在单位、街道和群众看来，早已归为另类，似不足怪。对于那些未被逮捕，也未受管制之处分，但已经派出所定性为恶霸、流氓或反动党团骨干之类的人员，归为另类，理论上也不成问题。值得注意的是，1951年依照建立政治人事档案的要求所做的分类，却大多并不是公开的，而是由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内部掌握的。但它同样具有建另册的性质。被列入这一类档案的人员，事实上也被以另一种“五类”的形式归入了需要内部监管的范畴。

这种“五类”的划分标准大致如下：第一类为只有一般历史问题者，如集体加入过三青团；或曾经加入过共产党，后因故脱党；或为报纸写过吹捧的文章；或国民政府时期做过官吏。

第二类为一般反动党团成员或仅有一般政治问题者，如个人加入过；或做过童子军教练或总教练；或在、三青团里面担任过并不很高，却较为重要的职务者；或虽无政治身份，但与高层领导人过从甚密者。

第三类为政治历史问题严重，但无现行活动者，如做过或汪伪政权时期的校长、教导主任；或本人虽无明显问题，却有兄弟被杀，或有叔侄外逃港台者。

第四类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可能有现行活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