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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3日，由公安部全国打黑办曾经面向全国通报的辽宁省宋鹏飞、任世伟、郝万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中的宋鹏飞案件终于尘埃落定。当天，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书，宋鹏飞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等多项罪名，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生。近期，记者获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宋鹏飞在营口被依法执行死刑。至此，轰动一时的宋鹏飞涉黑案审理告一段落。
发家——靠暴力和铁腕
在长达562页的近30万字的刑事判决书里，记载着宋鹏飞团伙的21项罪名和大量的犯罪事实。在厚厚的卷宗里，一起在广州发生的“金色年华”血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正是因为这起案件，让宋鹏飞在当地出了名。也正是因为这起案件，让一些在当地颇有名气的大律师和高级警官栽进法网。
1956年出生的宋鹏飞并非善类。早在其18岁那年，他就因为盗窃被劳动教养二年。此后，他又因盗窃、结伙打架、扒窃、故意伤害等违法和犯罪行为数次进班房。1992年，宋鹏飞又因流氓罪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不久，宋鹏飞只身南下，在广州做起配货与运输的生意，并结识了与他经历大体相似的赵文刚。
1998年12月，宋鹏飞与赵文刚在广州注册登记了广州市万发物流综合服务有限公司，发展国内除港、澳、台地区外的航空货运、铁路、公路货运业务。在公司，赵文刚是法定代表人，宋鹏飞是董事长。此后，该公司经营网络逐步扩展，一度下设40家分公司，分布于广东、辽宁、吉林、黑龙江、天津、北京等省市；承包14节铁路运输行包专列，每天由广州发往沈阳、长春、哈尔滨；并经营广州至北京等地的公路货物运输业务，自有货运车辆数十辆；还经营广州至沈阳的航空货物运输业务。
短短的几年间，成为物流大亨的宋鹏飞能有如此迅速的发展绝不是其经营手段有多么高超，而是靠着他的暴力和铁腕。为了以暴力垄断货物运输市场，他在企业内设立了所谓的保安队。在这支保安队伍里，王绪峰、杨德然、王杰、王明利、周洪权等人经常围绕在宋鹏飞的身边。王绪峰不仅为宋鹏飞的犯罪组织团伙充当打手，还被安排在沈阳网罗手下。尤其在宋鹏飞从广州往返沈阳期间，他还组织人员前呼后拥、形影不离，甚至携带枪支贴身护卫。杨德然、王杰、王明利、周洪权等人则在广州负责宋鹏飞的出行安全，宋鹏飞每次出入娱乐场所他们都紧随其后。
宋鹏飞不仅性格粗暴专横，而且还对属下管理极为严格，不允许有一丝叛意。李刚是宋鹏飞的狱友，出狱后投奔宋鹏飞，后因与宋发生矛盾改投他人。宋鹏飞带领多人，并指使王绪峰携带猎枪前往，王绪峰开枪将李刚右腿打断，造成5级伤残。宋鹏飞叫嚣：“我宁可干废你，一辈子养着你，也不能让你跟着别人干！”
宋鹏飞通过暴力获得的经营所得，除用于自己的奢华生活支出外，更用以支持该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数年来，该组织用于在违法犯罪后支付被害人赔偿金、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奖赏甘心为其组织效力的组织成员、为部分组织成员购买房产和汽车以及用于购买枪支弹药等作案工具的资金总额高达千万余元人民币。
嚣张——靠包庇和纵容
2001年1月31日19时许，宋鹏飞等人酒后驾车前往广州市恒福路金色年华夜总会娱乐。抵达后，宋鹏飞、赵文刚由于内急在夜总会左侧墙角处小便。夜总会保安张某见状，立即上前制止并指责二人。面对保安的指责，宋鹏飞认为很没面子，随即与保安张某和其他闻讯赶来的保安发生斗殴。双方厮打中，多名保安被宋鹏飞等人用刀刺伤，保安谢某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晚死亡。
金色年华血案发生后，广州警方立即采取了侦破措施。宋鹏飞、赵文刚等人先后被送进了看守所。在看守所里，赵文刚居然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与经办该案的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公安分局预审科大案预审组组长钟瑞斌交上了“朋友”。
据赵文刚供述，钟瑞斌提审他的时候，他多次恳求钟瑞斌把电话借给他，并承诺出去后一定会多谢对方。于是，钟瑞斌就把手机借给赵文刚用了。
就在赵文刚等人进了看守所后不久，赵文刚的妻子通过关系找到了时任广州汇明律师事务所主任的马克东。马克东接受委托后，作为赵文刚的辩护人，为其办理了取保候审。赵文刚被取保候审后又多次宴请钟瑞斌，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好。有一次，赵文刚致电钟瑞斌时，钟瑞斌正提审案发当晚参与血案的宋鹏飞的手下刘胜利。于是，赵文刚让钟瑞斌把电话给刘胜利进行串供。有一两回赵文刚给钟瑞斌打电话，钟正提审宋鹏飞，赵又和宋鹏飞通了话。事后，赵文刚在广东国际大酒店给了钟瑞斌15万元。
牵制住钟瑞斌后，赵文刚又找到马克东，希望马克东能将宋鹏飞取保候审，因为此时宋鹏飞已经患上了重病，心脏血管不仅堵塞了一半以上，而且还有尿中毒的症状。按照法律程序，本案可以依照法定程序中止。但马克东并未向赵文刚说明此情况，而是称其认识正在审理宋鹏飞案的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相关审判人员，可以利用此关系帮宋鹏飞逃避刑事处罚。
马克东告诉赵文刚办事需要各方面的打点，大约需要100万元费用。为了营救宋鹏飞，赵文刚首先付给马克东人民币30万元。很快，宋鹏飞的辩护人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对宋鹏飞中止审判的申请，并获批准。后马克东又从赵文刚处取得剩余的70万元，用于购买豪宅。同时，为了给自己减轻罪责，宋鹏飞刻意拉拢与自己同监室的赖建军，许诺日后为其安排工作。在诱惑下，赖建军利用各种机会向羁押在其他监室的宋鹏飞的同案犯刘胜利、田本夫传递口信作伪证为宋鹏飞推卸罪责，致使宋鹏飞未受到法律的追究。正是有了这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包庇、纵容，从而使得宋鹏飞等人气焰日益嚣张、势力日益膨胀。
命案——引起公安部重视
宋鹏飞不仅在广州市的运输市场上称王称霸，还把手伸向了沈阳市场。宋鹏飞为帮助黑吃黑，向沈阳另外一伙黑势力头目任世伟亮了枪。
一、媒体新闻报道是刑事案件立案材料的重要来源
没有畅通的立案线索来源渠道，很多刑事犯罪就得不到及时的立案，也就更谈不上及时侦破。所以，广开刑事案件立案线索的来源渠道。建立健全刑事案件的发现机制，一直是我国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等侦查机关的一项重要工作。我国侦查机关在积极发动群众，激发其举报热情，“等米下锅”的同时，还应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去发现案件线索，即所谓的“找米下锅”。及时关注相关新闻报道就是侦查机关、侦查人员“找米下锅”的途径之一，因为很多新闻报道，尤其是对有关执法活动予以监督的新闻报道中往往蕴藏着各种各样的犯罪线索。只要我们的侦查人员平时多“留心”，往往都会有收获，甚至还可能钓到“大鱼”。而且，媒体曝光成为立案线索有望被制度化、法律化。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整规办、公安部、监察部2005年了《关于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试行)》的征求意见稿。该《规定》第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群众举报或社会媒体反映行政执法机关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在确认基本情况属实后，可以要求行政执法机关提供有关案件材料或向行政执法机关查询案件情况或派员查阅有关案卷材料，行政执法机关应予配合。确属应当移送而不移送的，人民检察院应向行政执法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建议其按照管辖规定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反馈对检察建议的采纳情况。行政执法机关仍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这标志着我国媒体报道成为立案材料来源有望进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阶段。
二、新闻媒体可以有效发动群众，从而促使案件及时侦破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尤其强调群众参与，注重群众力量和作用的发挥。依靠群众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同时第43条规定：“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我国除了在立法上赋予“依靠群众”以很高的地位以外。在我国的侦查实践中群众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据山东乳山警方统计，在1999年侦破的案件中，有群众积极协助的达90％以上。其中60％的案件是群众主动提供线索侦破的(来自《人民公安报》1999年10月30日第一版)。而在科技非常发达、信息化程度很高的现代社会，发动群众的一个快捷有效的途径就是充分利用新闻媒体。近几年，在很多大案要案的侦破过程中，我国的侦查机关正是充分利用报纸、电视、手机、网络等传统和现代的新闻媒体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给犯罪分子布下天罗地网，从而侦破案件的。2007年发生的河北邯郸农行5100万元特大监守自盗案从公安部4月17日A级通缉令，到19日两名犯罪嫌疑人落网，一共用了50多个小时，且追回了大部分赃款。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认为，邯郸这起特大案件的成功侦破有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并先后作出批示，要求公安机关全警动员，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工作；二是公安部领导亲自指挥，向全国公安机关作出了紧急部署，发出了A级通缉令；三是媒体和网站的广泛传播和动员：四是广泛发动群众。由此可见，利用新闻媒体发动群众，对于此案的及时成功侦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国警方在侦查过程中利用新闻媒体来发动群众的方式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一个方面的变化是利用新闻媒体发动群众的手段愈加现代化和科技化，比如由原来的利用报纸、广播发展到现在的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并用；另一个方面的变化是警方利用新闻媒体的案件内容愈加详尽和丰富，由单纯的简单案情到某些案件中开始尝试公布案件详情和一些重要物证。比如杭州警方在侦破西湖区转塘碎尸案的过程中，就曾把案件详情和重要物证对外公布，发动全社会一同破案。这种做法不但在杭州，即使在全国也很罕见。此案的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后还用很书面化的语言表达了观点：“犯案的是一个个体，顶多是一个集体，但破案的却是一个社会，社会的力量是无穷的。”
三、新闻媒体在缉捕犯罪嫌疑人中的积极作用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123条规定：“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在逃。公安机关可以通缉令，采取有效措施，追捕归案。”同时，《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1998年5月14日修正)第258条规定：“通缉令、悬赏通告可以通过广播、电视、报刊、计算机网络等媒体。”以上规定为我国警方利用新闻媒体通缉令提供了法律依据。实践中，很多重大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成功抓捕也往往与通过媒体广泛发动群众密切相关。马加爵案件中对马加爵的成功抓捕就是一个力证。
马加爵案件发生后，迅速通过中央电视台播发了对马加爵的A级通缉令，同时，新华社也向全国各新闻媒体发通稿，通缉马加爵的公开通缉令，使得马加爵的“形象”迅速为千家万户所知悉。据悉，马加爵的通缉令，是首次在中央电视台公开的通缉令，并附有其彩照。之前，所有的通缉令只在《人民公安报》及《法制日报》上刊登，同时在“全国公安信息网络”上，并录入“全国在逃人员信息光盘”。但由于阅读范围的限制，社会影响力较弱。权威统计表明，马加爵通缉令后，全国公安机关共接到有效线索1560条。最终。亡命天涯的马加爵因群众举报在海南省三亚市被捕。
通过新闻媒体广泛发动群众，不但可以使犯罪嫌疑人早日归案，同时也可以有效防止犯罪嫌疑人继续危害社会，从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四、有效监督程序违法行为，促进程序公正的实现
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实体公正主要指案件处理结果的公正。程序公正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程序法本身是正义的。比如法官的中立地位、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等，也称为实质公正；另一方面是司法人员能够严格依法办案，也称为形式上的公正。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观念，使大家长期以来对于程序往往不够重视，甚至在有些时候为了追求所谓
的“事实真相”不惜违背法定程序办案。这很容易侵犯人权并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因此。司法人员是否能够严格依法办案，也往往直接关系到案件的实体结果能否公正。程序公正除了有力保障着实体公正的实现之外，还有着自己独立的价值，比如其可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作为“看得见的正义”，也有利于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对裁判结论的信服和接受。程序公正“看得见”的特点及其不可低估的价值和意义使新闻媒体对刑事诉讼程序的监督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目前，我国的新闻媒体在对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程序违法行为的监督方面可谓功勋卓著，很多违法行为因媒体监督而被纠正，很多无辜者因媒体监督而重获自由。
新闻媒体对刑事案件进行积极有效监督的案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2003年，《燕赵都市报》详细报道了曲阳县农民杨志杰被超期羁押长达12年之久以及河北邯郸县中学教师张东身被超期羁押达3年之久的案例。这些报道引起了巨大反响，最终在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下，杨志杰和张东身都走出了看守所，重获自由。2003年9月。杨志杰案、张东身案都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列为全国4起典型超期羁押案例之一。被称为新中国司法史上最大的一次“清超风暴”在全国同时展开，2003年11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了《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的通知》，对于纠正和预防超期羁押的问题做了详细、具体的规定。截至2003年12月31日，全国法院共清理超期羁押案件4100件，7658名被超期羁押的被告人获得了公正的判决。应该说，上述通知的下发和“清超风暴”的开展与新闻媒体对超期羁押案件的频频披露有很大关系。另外。近些年，一些典型的冤假错案也频频被媒体曝光，比如。云南昆明的杜培武被冤枉了两年之后找到真凶；湖北京山县的余祥林被冤枉了11年之后，“被杀”的妻子又重现人间；而辽宁营口的李化伟在被冤枉了14年之后真凶才浮出水面等。这一系列冤假错案经媒体曝光之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也引发了中国司法高层对死刑案件“把关不严”问题的重视。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颁布了《关于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有关问题的决定》(法释[2006]12号)，决定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将从2007年1月1日起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应该说，新闻媒体的力量同样是促使这一决定出台的重要因素。
英国阿克顿勋爵那句“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广为流传，并成为经典名言。这句名言在刑事诉讼中同样适用。诉讼过程一旦封闭起来，缺乏监督和制约，则、程序违法等腐败现象将不可避免。尤其是刑事诉讼，通常关系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由甚至是生命。关系到无辜的人是否能够不受刑事追究，因此，把最好的防腐剂一一阳光引入刑事诉讼过程。增强对刑事诉讼的监督就更为必要。人大的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上级机关的监督、群众的监督必不可少，而媒体的监督也不可或缺，媒体的监督又往往引起或促进了其他几种监督形式。目前的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也有相关的制度来保障媒体对刑事诉讼的监督，比如审判公开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审判公开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和宣告判决都必须公开进行，既要允许公民到庭旁听，又要允许记者采访和报道。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媒体的监督要有一定的限度，要在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的框架之下适度进行。不能将媒体的力量变成对正常司法活动的干扰因素，“媒体审判”现象是要极力避免的。
五、促进法制宣传教育
目前，我国国民整体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还是比较欠缺的，尤其是对于广大偏远、落后地区的老百姓来说，了解、熟悉法律的渠道更是少之又少。应该说，随着我国新闻媒体的覆盖面越来越大，目前我国最广大老百姓对法律知识的了解还主要是从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上，而真正通过学习法律、参加法律培训或亲自参加案件旁听等形式来了解掌握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的人还是极少数。这就意味着我国的新闻媒体肩负着法制宣传教育的神圣使命，这种现状也为新闻媒体充分发挥法律的宣传教育功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实践中，新闻媒体往往通过电视直播、录音报道、专家评论，甚至通过播放一些包含大量法律内容的电影、电视剧等形式，来进行法制宣传教育。通过这些节目，人们不但可以潜移默化地培养法律意识，学习到很多的法律知识，而且也满足了人们知情权的需要。人们也只有知法、懂法，才能守法。并在受到侵犯的时候，能够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这对于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也是大有裨益的。但有一点是需要强调的，即新闻媒体在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的时候，一定要传递正确的法律知识和信息，一定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否则将适得其反。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
推荐读物：《宏观经济》、《国际金融》等五本必读书
特点：专攻经管
2008年初，在调研中发现，当地干部现代经济管理知识匮乏，个别区县领导甚至对一些经济术语“一问三不知”；更重要的问题是，他认为当地官员观念不够开放。
他向重庆官员推荐学习《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国际贸易》五本书，这套作为当地干部教材的“现代经济知识简明读本”，是他在商务部任内时组织编写的。重庆“万名干部开放型经济管理知识大培训”由此拉开序幕，不仅是倡导者，更亲自上台授课。
在讲课中，他重点强调了“扩大开放”，并试图言简意赅，“困难，困难，困在家里就是难；出路，出路，走出去就有路。”说，这就好比打乒乓球，如果只在家里和老婆、孩子打，也会赢得开心，但难有长进。敢于和强手交锋，就是输了，也会进步。
汪 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
推荐读物：《世界是平的》
特点：身体力行
他把《世界是平的》这本书从北京中央党校带到重庆，又带到现在他主政的广东。
2007年初，这位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将《世界是平的》作为“寒假作业”布置给官员，要求“多一点读书学习，少一点吃喝应酬”。他说，“一个城市的精神品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民的阅读氛围和阅读水平。”
到了广东之后，与网友亲密互动，还拥有自己的QQ号――这些都是他对《世界是平的》的“身体力
行”。还邀请作者弗里德曼来访，这位《纽约时报》的专栏专家对推动的“解放思想”讨论留下了深刻印象。
说：“当今社会，领导干部身在各种矛盾漩涡的中心，要经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就应当从读书学习中汲取精神食粮。”
马 凯
（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
推荐读物：《读书者言(十首)》
特点：写诗荐书
在部长们的“荐书寄语”中，国家发改委原主任马凯的荐书方式最为特别――写诗。他创作《读书者言(十首)》“书籍”、“开卷”、“好书”、“精读”、“泛读”、“勤学”、“好问”、“购书”、“裁书”、“用书”十首诗，总结自己对读书的认识。
马凯说，自己最大的爱好是爱书、买书、藏书、读书、抄书、写书。他说，没有书，就没有他的成长。马凯是古典诗词爱好者，已出版两部诗集，为文学界提及较多的是《自在人(山坡羊)》。
徐光春
（中共河南省委书记）
推荐读物：《尚书》、《诗经》、《中庸》等
特点：国学开讲
“读书决定一个人的修养和品位，也决定一个民族的素质，影响一个国家的走向。”2007年，徐光春在为“世界读书日”的撰文中写道。
2006年底，学新闻出身的徐光春登上郑州大学“国学大讲堂”，两个小时的演讲，他从《尚书》、《诗经》谈到《中庸》、《论语》、《左传》，涉及孔子、孟子等十几位古代思想家。
因曾担任副部长、国家广电总局局长的经历，令徐光春不断强调将河南建成文化大省的概念。
卫留成
（中共海南省委书记）
推荐读物：《把信送给加西亚》、《改革政府》等
特点：亲做“教案”
2004年，海南省政府的厅局长和县市长们，收到新任省长卫留成的特殊春节礼物《把信送给加西亚》。当时卫留成初入政坛，政府执行力之低让他“很不习惯”。卫留成还向海南的省人大代表们推荐《改革政府》，这本书为美国政府开出十个药方，其中最主要的办法就是用“企业家精神”来克服。
2008年11月8日，《海南周刊》又披露他向官员们推荐一部《心耘》――揭秘一群经济精英是如何推动新加坡神奇崛起的书。
陈建国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推荐读物：《部长与国家》
特点：“五有”、“四不”
2008年初，陈建国向全区县处级官员“隆重推荐”报告文学《部长与国家》。此书讲述的是“独臂将军”余秋里，当年出任石油部长，率部进行“大庆石油会战”的故事。
陈建国自主政宁夏以来，尤其注重官员的精神状态，在各种公开场合强调，当“干部”首先要“干”字当头。书籍成为其引领治政的重要工具。陈建国的数十件批示，大多与学习和读书有关。他不仅推荐党报党刊理论文章，也推荐他认为对做好宁夏工作有益的书籍。
宁夏自治区党委中心学习组有“五有”、“四不”的规定，即有签到簿、有学习安排通知单、有集体学习记录本、有个人学习笔记、有参考资料；不以传达会议精神代替集中学习、不以领导作报告代替中心组成员专题讨论、不以参阅辅导材料代替阅读原著、不以学习笔记代替学习心得体会。
杜宇新
（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
推荐读物：《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特点：带头“漂书”
从家里带上50余册书，哈尔滨市委书记杜宇新参加他所倡议的“漂书”活动。“图书漂流”源自上世纪60年代的欧洲，人们可以将自己不再阅读的书贴上标签，放在公共场所，无偿提供给别人阅读。
2007年世界读书日前夕，哈尔滨启动“月读一书，打造书香哈尔滨”活动，目标对象是全市的机关公务员。杜宇新率先在当地媒体上发表自己读《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的读后感。他说，自己就是要以身作则，引导公务员多读书。“每每进入德鲁克的思想殿堂，我都为他的真知灼见所折服，从中受到教益和启迪。”杜宇新反思中国无数城市中所进行的轰轰烈烈的“集中整治”，认为集中治理一旦成为常态就是不正常现象，应该“各司其责，各尽其职，做好该做的分内事情，使各方面的工作少一些轰轰烈烈，多一些平静无波。”
李 军
（中共贵阳市委书记）
推荐读物：《把信送给加西亚》
特点：词曲言政
贵阳市委书记李军2008年为外界所知的第一件事，是让官员们上电视PK，通过公推竞岗产生四个区县党委书记；第二件事，向官员推荐《把信送给加西亚》。这本书虽早在官场流传，但李军仍希望读有实效，“我总体感到，现在贵阳市还是发指示的人多了一些，送信的人少了一些，而且把信亲手送到的人更少了一些。我们要多培养、多发现、多重用像罗文这样敬业、忠诚、诚信的人。”他还把一年一度的贵阳避暑节改为避暑季，当地到处可见“爽爽的贵阳”这个新说法，此说法来源于李军，他还专门与音乐人浮克合作创作了一首主题歌《爽爽的贵阳》，在全国各地到处推销贵阳的避暑季。
朱永新
（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
推荐读物：《管理大师德鲁克》等
特点：推广读书节
朱永新赴京任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才几个月，他的书架已经填满近半，如《大国悲剧》、《货币战争》、《金融危机》等书籍。
基于国民阅读率正连年下降，自2003年起，作为政协委员的他，连续5年在两会上提出设立“国家阅读节”的提案，还曾当着总书记的面，建议领导干部要“少一点烟酒味，多一些书卷气”。他提倡“将阅读进行到底”的口号，深受赞誉。
他的宣传取得了局部成功，他所在的苏州市，已经有了一年一度的“阅读节”，他推动的“新教育实验”的500多所学校，也都有了读书节。
一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中共冀热辽军区党委书记、司令员李运昌根据、朱总司令命令,率部分西、北、东三路向热河、辽宁进发。截至8月18日,西、北两路配合苏军解放热河全境。冀热辽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政委唐凯率挺进东北的东路部队主力,在顺利解放绥中、兴城、锦西后,于9月4日进入锦州,与先期到锦的苏联红军会师。9月5日,我军除对驻锦洲国一个旅5000余人进行缴械外,还缴获飞机28架、各式大炮50门、轻重机枪580余挺、步枪16000余支、子弹1000多万发、各种炮弹100余箱以及大量物资。
我军进入锦州后,留下第18团驻守,并成立了锦州卫戍司令部,由王珩(第16军分区参谋长)任司令员(后为第18团团长周家美),热东第16地委书记徐志兼政委。9月8日,李运昌率领一批干部到达锦州,中共辽西地委和专员公署成立,徐志任书记,张士毅任专员,社会部部长为李东冶,组织部部长是彭涛。与此同时,锦州市工委和市政府成立,魏奇任市工委书记,张士毅任市长(后为民选的计明达),鲁夫任公安局长。
二
锦州,地处连接关内外的军事要塞,进必攻退必守,军事意义重大。当时它是锦州省省会,有人口21万(其中日本人有4到5万),辖锦州市、义县、锦县、黑山、北镇、绥中、兴城、锦西、朝阳、北票、台安、阜新和彰武等14个市、县。
9月18日,陈云同志去沈阳路过锦州,指示辽西地委:一要抓紧扩大部队;二要紧紧依靠工人阶级,最好把工人都训练一遍,培养一万人;三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四要注意政策。根据党中央和陈云同志的指示,中共辽西地委和锦州市工委在李运昌同志直接领导下,在从接管锦州到撤出锦州的82天里,做了大量工作。
锦州市政府成立后,专员兼市长张士毅在市政府召开全市各界人士代表会议。会上,他谈了我党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谈了我党对敌伪人员的政策,宣布机关上班、工厂开工、商店开门、学生上课,受到大家热烈欢迎,此后社会秩序逐渐稳定。
当时,我们的干部非常少,整个地委和专署,加上警卫人员也不过20人,市政府也不过4到5个人,其余全部都是职员,警察也原封不动地带着刀和枪维持治安和社会秩序,各个街道村屯都是原来的保甲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重点抓铁路(交通)、东棉(军服加工)和粮米加工(军用),以保证我军前线供应。
“抓紧扩大部队”是当时每位党员干部战士的首要任务。我党对的口号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送子打老蒋”,青年们参军热情非常高。驻锦第16军分区第18八团刚到时仅500多人,一个月的时间就在原3个营的基础上扩编成拥有6个团和5个直属营、近1.5万人的东北人民自治军第22旅;铁路局工会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有700余人参加了第30旅。此外,各县也都建起了平均拥有700人、总计8000余人的县武装大队(支队)。据李运昌司令员回忆记载:出关时的部队是8个团、1个营、3个支队,共1.3万人,到11月时已迅速发展为10万人。
锦州刚解放时,因我们干部少,政权机构里都是敌伪人员,党部牌子公开挂出,“欢迎中央军进城”的标语、传单公开张帖,不分昼夜“冷枪”不断,社会治安极乱。随着形势的好转,市公安局成立了公安营,各区成立了公安队。在市政府的主持下,在马云飞等地下党支部的全力支持下,全市人民检举揭发。9月中旬,在市内连续3天进行大搜捕,对伪警察数百人进行缴械,抓捕坏人300余人。最后发现伪警察学校的枪支还没有缴,张士毅同志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带警卫员到警校缴械10余支枪。在苏军情报部门的配合下,在旧城东关一处饭馆,破获了的一个情报站,缴获电台一部,抓捕特务两人。马云飞支部的叶宗文、宋洪顺、展江川等4名同志,在文政街深夜爬房抓获要员张群的高级特派员。被抓捕的人,后来除罪大恶极的警察头子“郭扒皮”、高显忠、高显益等20余名首要分子被执行枪决外,其余大部分经教育后释放。其中伪锦州省省长王瑞华因没有一个老百姓告他的状,还都说他的好话,故抓后3个月经教育宽大释放。经过这次治安大行动,锦州市内治安相对稳定,反动派气焰受到沉重打击。
1945年11月锦州撤退前,中共中央对东北局的要求是:完全占领东北,不让进东北。因此,辽西地委、锦州市工委紧紧依靠工人阶级,一切为了前线,支持山海关保卫战。市工委书记魏奇、地委组织部长彭涛非常重视铁路工会工作,派干部深入工厂宣传发动建立工会和工会纠察队维持治安,恢复生产。市工会主席耿进专门抓铁路工会工作,全市各厂工会普遍建立,工运工作全面展开。在陆宝林、高奇和葛彩章等领导下,铁路工会组织了一个千余人的警备团,维持铁路秩序,保证生产和运输安全;还组织建立了百余人的全副武装的铁路工人纠察队,以保证铁路运输安全和社会安定。铁路工会还派人到市内各厂,如东棉(后为锦州纺织厂)、面粉、合成染料(现锦州石化公司)、麻袋和毛纺等厂建立工会,开展各项工作。如东棉厂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完成了数万套棉衣、棉被的生产任务,保证了我出关部队的冬装。这些工会还动员了大批青年工人参军参战,介绍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市军政干部学校和工人教导团的学习,有力支援了山海关保卫战,为大批军队、干部进入东北做出了贡献。
根据陈云同志的指示,辽西地委决定成立“锦州市军政干部学校”和“工人教导团”。军政干部学校的招生对象主要是高小以上的学生知识分子,工人教导团则是以初小文化的工人为主。教学内容主要是的《论联合政府》、朱总司令的《论解放区战场》以及党中央、东北局、省、地委指示等;招生办法主要由地方政府和企业厂矿工会保送,学期为20天;教学方法主要由地市领导如徐志书记、张士毅专员、彭涛部长等上大课;分配去向主要是党、政、军等部门。截至锦州撤退,军政干部学校共培训600余人,工人教导团共培训700余人,及时缓解了干部匮乏的问题。这些学员以后被分配到了地方和军队,遍及全国,成为了我地方和军队干部队伍的骨干,其中大部分成为了地(师)级领导干部。
三
“日本居留民”即在华日侨。锦州光复时,在锦日侨已达4到5万人,多是工、商、技术、政、警、宪、特人员及其家属,分别集中居住在市区的锦华、向阳(车站北)、富岛(205医院)、紫光(东棉厂)、石油厂等地,单独组成居民组即“日本居留会”。1945年8月24日苏军进驻锦州后,日本居留民成了中国居民的攻击对象,日本小孩被中国小孩打得抱头鼠窜,日本居留民也以洋刀、气枪等自卫,伪警察也维持不了秩序。而苏军站在中国人一边,因此日侨特别是日本妇女非常害怕苏军,有些年轻的日本女子甚至女扮男装改穿中山服以求自保。就连日本人的狼狗也被中国的小巴狗咬,夹着尾巴不敢上街。在此战乱情况下,不少日本妇女成了中国老光棍的妻子,也有不少日本孤儿被中国鳏寡老人收养。
9月4日我军进入锦州,我被任命为向阳区(现正大街)和神明区(现康宁街)两区的区委书记,管辖范围,东至单屯,西至人民街(现附属医院),南至火车站,北至百老户屯。两区人口约两万余人,其中日本居民一万余人,多是伪省政府的政、警、宪、特和满铁高级职员及家属。辖区内不仅是伪锦州省政府所在地(现航空学院),也是我辽西地委、专署所在地,苏联红军司令部也在这里(现锦州军分区),政治形势十分敏感复杂。特别是苏军情报人员不断提审、逮捕日本军警、宪、特人员,使日本居留民终日惶惶不安。因此,做好对日本居留民的宣传教育工作十分重要。
要做好宣传首先要解决语言沟通问题。于是我们对区干部战士进行培训,把他们变成宣传员。因为他们都是锦州人,懂得一些简单的日语,而日本人也都半通不通地懂得一些中国话。训练的内容大致是: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来接收东北的,苏军会走的;八路军是世界上唯一的仁义之师,有“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只要遵守中国法律,我们保证你们的人身财产安全;把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交出来给政府等等。然后他们分成若干组,深入各个“居留会”召开会议,由我在会上作宣传讲话,然后分组讨论,宣传队做辅导,效果十分明显。日本人转怕为喜。他们看我是“大官”,都喜笑颜开地鞠躬哈腰,争相牵手,称我“太君”、“大大的好”。这样开了几次会,日本人特别是青年人和妇女,都把家里的军刀、气枪、军大衣等物资交给了我们,有的妇女还主动到区上帮我们淘米做饭。一天,有个日本青年跑得满头大汗,诚惶诚恐地把一支马牌撸子枪直接到区上亲手交给我,说是我们的骑兵在马上掉下来他捡到的。还有一个日本少女害怕上街被辱,女扮男装,头戴礼帽、身着黑色制服,在街上被一群中国少年围住戏谑,他们要她脱衣看是男是女,吓得她护胸大哭。我们区干部发现后上前制止,这些少年理直气壮地说:“她是日本人装中国人!”随后出于民族仇恨把日本少女扭送到区上。我对这些少年说:“侵略中国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是日本孩子,他们没有罪……”后来我们把这个少女安全送回家,感动得少女家长涕泪交加,连连鞠躬致谢。围观的日本人异口同声地说:“共产党大大的好!八路的天下第一!”这件事使他们初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世界上真正的仁义之师。
但也有个别的日本人思想比较顽固、复杂。一次,在为区政府修筑工事的工地上,我问这些“民工”对时局的看法,一个叫清源一夫的日本人感叹地摇头说道:“完了!黄种人完了,白种人胜利了!”我对他说:“不对!希特勒、墨索里尼不都是白种人吗?”他无言以对。
解放锦州缴获了日伪军大批武器,及时装备了我军出关部队,壮大了我军力量,延缓了武力夺取东北的时间,对我党建设和巩固东北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加速取得全国民主革命胜利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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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洛阳学；地方学；河洛文化；文明源头；包容文化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2-0133-05
在国外，地方学被称作“地区学”（regionalscience），是20世纪60年代才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美国学者马纳斯・查特杰认为，地区学是“研究人与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和形态以及人适应物质环境的方式和能力的学科”①。地区学的研究对象包括该地区从古至今的方方面面，几乎无所不包。国外的汉城学、伦敦学、罗马学等地方学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在我国，敦煌学、徽州学等地方学研究虽然早已有之，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地方学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逐渐兴起，并迅速形成研究热潮。洛阳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有着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而且在中原城市群建设和构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总结洛阳城市的发展演变规律还是推进洛阳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都完全有必要开展洛阳学研究。
一、我国地方学研究的兴盛
从中国知网2015年年底以前的统计结果来看，出现在以“篇名”作为搜索项中的以城市名称冠名的地方学，有北京学、上海学、天津学、长安学（一名西安学）、重庆学、成都学、温州学、泉州学、潮州学、徽州学、吐鲁番学、敦煌学、邯郸学、武汉学、鄂尔多斯学、玉门学等十几种。
从文献基础来看，徽州学、吐鲁番学、敦煌学等地方学研究起步较早，且都以新发现的大批文献及其他研究资料作为学科基础。以徽学为例，徽学研究大约始于20世纪30年代，其学术基础是那些不少于40万件的徽州文书档案。徽州文书档案，被称为继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之后的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五大发现”②。当然，徽州学的文献基础还有着大量的徽州典籍，它包括丰富的徽人著述，齐全的徽州府志县志；众多的徽州谱谍；众多的以非文字形式保留下来的文化遗存和馆藏文物；以口述和演唱形式保留下来的徽州无形文化遗产。
除徽州学、吐鲁番学、敦煌学以外的多数地方学，大都是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现代化的发展才逐渐出现。从这些城市的文化底蕴来看，也可细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古代文化较为兴盛，如西安学、邯郸学等；二是在近现代城市地位非常突出，如上海学、武汉学等；三是特色较为明显，如泉州学、潮州学等。此外，北京学因其古代文化的兴盛和现代化的高度发展可归为复合类。
1980年，上海历史所和上海史研究会举行了多次会议，征询各界人士对于上海研究的意见。7月份的会议上，上海学术界讨论成立上海史研究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特约研究员江闻道先生提出上海学的问题，并从西语“学”的字源，称之为Shanghaiology。他认为，上海史研究是一门“上海学”（Shanghaiology），很值得下功夫把它搞好。③1986年，在唐培吉教授主持下，上海大学成立上海学研究所，并举行了“首届上海学研讨会”④。几十年来，上海史研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如唐振常主编的《上海史》、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等，特别是199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5卷本《上海通史》，将上海学与上海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全书600多万字，是迄今海内外有关上海史的著述中规模最大者，涵盖考古资料、文献档案资料、政府文件、方志等各个方面的内容。
1994年，北京研究学者陈平原提醒学界要注意“北京学”，并“预感到‘北京’作为学术课题的‘伟大意义’”。⑤1998年1月，北京联合大学成立北京学研究所，并在1998年6月30日召开了成立大会。2005年4月，在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北京学研究基地举行的揭牌仪式上，北京学研究所与北京学研究基地合为一体，成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北京市教委领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十几年来，该基地共开展了100多项研究课题，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清史》图录・北京及周边地区清代建筑遗址图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首都宗教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等国家级课题，以及“支撑北京郊区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产业与环境战略研究”“北京宗教文化研究”“北京名人故居调研”等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⑥
2000年春，在《人文杂志》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有专家学者提出“长安学”的概念。2007年，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在“西安碑林与碑刻研究的历史与文化空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建立“长安学”的构想与期望。2008年11月，受教育部“211”重点学校工程重大项目委托，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设计和实施的“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课题，在西安市召开了学术研讨会。与会的全国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就“长安学”“长安文化”的学术界定、内涵、外延、研究方法及发展前景等问题的讨论，标志着长安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⑦
以城市名称命名地方学往往是以省、市级行政区划作为研究坐标。因而从理论上讲，有多少个城市就可能有多少个地方学，而且其数量也会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而发生变化。然而，地方学研究的可持续性主要是以这些地方学研究能否持久开展作为重要参考指标，因而我们提出一种地方学，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其能不能持续地存在下去，而是对这种学问的研究能不能持续深入下去。否则，这种地方学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对这个城市的文化发展也很难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
二、洛阳可以有“学”
1.洛阳是中国文明的重要源头
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也就是说，从《史记》所称的黄帝时代，中国就进入了文明社会。黄帝时代包括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前期。而仰韶文化则是位于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的文化，因1921年首先发现于古洛阳辖域内渑池县的仰韶村而得名，它由裴李岗等文化发展而来。仰韶文化已经是一种定居的农业文化，其时已处于父系氏族社会。仰韶文化历时2000年之久，被视为中华民族原始文化的核心部分，对后来的华夏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
沿洛水之北自东向西30公里内，现存城址有夏都斟二里头遗址、商都西亳偃师商城遗址、周王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及隋唐洛阳城遗址，人称“五都荟洛”。⑧都城遗址分布之密集，联系之密切，时间跨度之大，均为世上所罕见。二里头文化就是夏代的夏文化，而夏代是中国国家的开端。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里头遗址对研究华夏文明的渊源、国家的兴起、城市的起源、王都建设、王宫定制等重大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洛阳是中国文化的多重根脉
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是河图洛书，而河图洛书出现于洛阳。伏羲依据河图画八卦，历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和河洛文化的滥觞。相传上古伏羲氏时，洛阳东北孟津县境内的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演绎八卦，后成为《周易》的源头。又相传，大禹时，洛阳西洛宁县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依此治水成功，遂划天下为九州。又依此定九章大法，治理社会，流传下来收入《尚书》中，名《洪范》。《易・系辞上》所说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就是指这两件事。《周易》和《洪范》两书，在汉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哲学、政治学、军事学、伦理学、美学、文学诸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古代在民间流布广泛的太极、八卦、周易、六甲、九星、风水等学，皆可追源至此。
“中国”一词的出现与洛阳城的营建密切相关。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西周早期成王时的青铜器何尊。其内底铸铭文记载了成王在其亲政五年时，于新建成的东都洛邑对其下属“宗小子”的训诰，其中提到周武王在世时决定迁都于洛邑，即“余其宅兹中国，自之V民”⑨，与《尚书・周书・梓材》《逸周书・度邑》《诗・大雅・民劳》等文献中关于“中国”的记载相互印证，起到了证实补史的作用，为西周历史的研究和青铜器的断代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⑩同时，“中国”两字作为词组，首次在何尊铭文中出现，意义重大。
周公制礼作乐，是在洛阳完成的，这奠定了儒家学说的基础。后来孔子不远千里，从鲁国到洛阳“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B11，并在老子及其弟子的接待和陪同下，参观了东周图书馆，参观了王城的王宫殿堂，对老子产生了深深的崇敬，赞美老子的学问像龙一样高深莫测。《礼记・曾子问》记载孔子论礼之语，其中有四处皆说闻诸老聃。不言而喻，孔子在周公思想的基础了发展的儒家学说，受到了老子思想的重大影响。
佛家学说首传于洛阳。东汉永平七年（64），汉明帝刘庄夜宿南宫，梦见金人，遂派大臣蔡音、秦景等10余人出使西域，拜求佛经、佛法。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于永平十年（67），应邀和东汉使者一道，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还洛阳”。B12次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建僧院。为纪念白马驮经，取名“白马寺”。白马寺也成为中国佛教的“祖庭”“中国第一古刹”。北魏迁都洛阳前后，开始开凿龙门石窟，并大建寺院。北魏太和二十年（496），西域沙门跋陀首创少林寺。神龟元年（518），“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乘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数”B13。这些佛教建筑雄伟华丽，诚如《洛阳伽蓝记》序中所言：“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都逾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昭提栉比，争写天上水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永初年，洛阳佛寺达到1367所，其中最为壮观者为永宁寺。永末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迁都邺城，洛阳的寺院虽有不少迁往邺城，但洛阳在战祸之余仍有寺院421所。B14
道家学说诞生于洛阳，纵横学家的代表人物苏秦是洛阳人，魏晋玄学兴盛于洛阳，宋明理学初创于洛阳，等等，这些都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再赘述。
3.洛阳是中国早期对外交流的核心地区
东汉时洛阳广阳门外有胡桃宫，另有蛮夷“置邸以居”的“蛮夷邸”，B15中外交流十分频繁。北魏时，又在城南地区新辟四夷馆、四夷里，以接待四方来客：“永桥以南，圜邱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三年已后，赐宅归正里；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三年已后，赐宅归德里。”“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B16
东汉末年，朝鲜半岛北部先后兴起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其时都处在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由于受到东汉的强烈影响，这几个国家并没有向奴隶社会发展，而是模仿东汉的剥削方式和政治制度，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
早在西汉时，居住在日本岛上的倭人就通过朝鲜半岛与汉朝有了交往。东汉时双方关系更为密切，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国派遣使臣与汉通好，刘秀遂以“汉委奴国王”金印相赠。B17这颗于1784年在日本福冈县志贺岛崎村出土的金印，成为中日友好的历史见证。《后汉书・安帝记》载：“（永初元年）冬十月，倭国遣使奉献。”永初元年即公元107年，这是倭国使者第二次进入洛阳。后倭国发生内乱。大约至二世纪末，卑弥呼为王，又称为“大倭王”。曹魏统治时期，卑弥呼于景初三年（239）六月遣使入洛，魏王朝十分重视，特发诏书，册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并授予倭国使者官职，赐予他们厚礼。并在倭国使者回国时，由带方郡太守遣建中校尉梯y回访倭国。这是史载中国使者第一次访问日本。《晋书・惠帝纪》记载“东夷十七国、南夷二十四部并诣校尉内附”，可知日本许多小国都曾到洛阳朝贡。隋唐时期，日本使者亦多次入洛，其中大业三年（607）日本著名使者小野妹子“入洛”，在其所呈倭王致隋炀帝的国书开头即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B18，这表明在中日两国关系史上又开新篇章。
自张骞出使西域之后，通过丝绸之路，汉朝与中亚、欧洲建立了经常的贸易关系。东汉时，联系更为密切。西域诸国于“建武中，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光武于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B19。明帝时，以征伐北匈奴，始置西域都护。和帝永元三年（91年），班超平定西域，并于永元九年（97），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国（罗马），“穷临西海而还”B20，即一直到达条支海（波斯湾）。甘英这次出使，虽然没有直接开辟与大秦通商的道路，但也反映出东汉要与欧洲建立关系的愿望。延熹九年（166），大秦商人来到中国，以大秦王安敦的名义，赠送汉桓帝一些礼物。此后汉与罗马的贸易关系更为频繁。东汉时期，印度、缅甸等国与中国的关系也更为密切。据记载，和帝永元六年（94），永昌境外的敦忍乙王莫延曾派遣使者来访，“译献犀牛、大象”B21。永元九年（97），缅甸北部的掸国王雍由调派遣使者向汉王朝赠送珍宝。东汉政府则回赠以金印。安帝永初元年（120），雍由调再次遣使来汉，并“献乐及幻人”B22，缅甸的音乐和杂技，在当时深受欢迎。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汉与印度的联系就日趋密切。特别是汉明帝派人去印度取经以后，印度的僧侣大量来到中国，译佛经，传佛学，对中国的文化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4.洛阳在中国民族史和移民史上地位独特
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以及随后的永嘉之乱，五胡进入中原，晋室南迁。中州士民随之南下者甚众。《晋书・王导传》称：“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B23其后，唐代安史之乱、唐末与五代乱世、宋室南迁之时，黄河流域都有大批汉人南迁，并与南方当地居民融合，形成了汉民族的一支特殊民系――客家民系。今天，客家人仍自称为“河洛郎”，从福建迁往台湾的闽南人称自己所说的方言为“河洛话”。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穿汉服，改用汉姓，使洛阳所在的河南郡成为中国多个姓氏的著名郡望。这在中国民族大家庭的形成过程中意义重大，在中国民族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5.洛阳文化具有鲜明的包容性特征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B24。夏商周三代，洛阳是中国的中心地区，三代的都城也多次设在洛阳及其附近。
西汉文帝时始建太学，汉武帝时大兴太学，但直到王莽执政时，始“为学者筑舍万区”B25。东汉光武帝刘秀为太学生出身，深知太学的重要性，所以在天下干戈未休、宫室未饰之时，便先建太学，置博士祭酒等职，并经常亲临太学，使太学成为有校舍有组织有教师有领导的教育机构。太学所学经学，西汉武帝时只设有五经博士，到东汉时则立有十四博士。因而清代学者皮锡瑞称东汉为“经学的极盛时代”。B26
东汉以后，佛教进入中原，西域商人纷至沓来，洛阳成为商业兴盛之地。洛阳的胡人聚落亦所在多有。北魏迁都洛阳后，洛阳人口迅速增加。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到北魏进入中原的西域商贩：“自葱蛞盐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闾阖填列。”B27仅洛阳的胡商即有3000余家。
洛阳文化的先进性促成了洛阳文化的包容性。《洛阳伽蓝记》卷二记载了南朝萧梁使者陈庆之出使北魏回国后的感受：“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复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从中可知，在西域佛家文化和儒家文化等的相互激荡下，各色人等在洛阳交错而居，呈现出一派和谐共处的局面。
三、叫响“洛阳学”正当其时
洛阳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是中部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巩固提升洛阳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地位，建设全国重要的现代装备制造业基地和国际文化旅游名城，迫切需要进一步提高洛阳的知名度，而叫响“洛阳学”就是一项重要举措。
“中华圣地，千年，丝路起点，牡丹花城”是对洛阳历史文化特色的高度概括，而“中华圣地”则是对洛阳最本质、最核心的定位。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而河洛文化又是中原文化的核心。因此，中华文化的复兴，首先是河洛文化的复兴，而开展洛阳学研究，无疑是传承弘扬河洛文化的一项重要措施。
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涉及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多元文化矛盾和冲突的背景下，需要各参与方的包容，要达到和谐共赢，洛阳的包容文化可资借鉴。从包容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这个意义上来说，迫切需要倡导和建立“洛阳学”。
近些年来，洛阳市有关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都非常重视并积极推动洛阳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在洛阳市有关部门的筹划下，多次商讨成立洛阳学筹备会。与此同时，基于洛阳在河洛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河洛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多次在洛阳召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洛阳学研究工作的开展。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洛阳师范学院、河南理工学院、河南科技大学等研究单位和高校都有一批研究洛阳的学者，为洛阳学的筹建和洛阳学相关机构的成立提供了人才基础。前几年，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和洛阳市的有关研究人员，一并对洛阳的相关研究资料进行了整理，为洛阳学的筹建准备了丰厚的学术基础。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洛阳，在建设“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开展“洛阳学”研究，可以说是适逢其时。
注释
①张广照、吴其同：《当代西方新兴学科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7―58页。
②周绍泉：《徽州文书与徽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③《上海文化界人士谈上海史研究（发言摘要）》，《上海史研究通讯》1980年第1辑。
④曾军：《上海作为方法――探索一种反思性上海学的可能性》，《学术界》2011年第12期。
⑤陈平原：《蓄意记忆与记忆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⑥张妙弟：《北京学研究十年回顾与思考》，《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⑦李强：《源远流长的长安文化与长安学》，《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⑧安锋：《中原“之根”文化体系的重构――以洛阳为例》，《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9期。
⑨马承源：《何尊铭文初释》，《文物》1976年第1期。
⑩如：《尚书・周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B11《孔子家语》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B12《郝氏续后汉书》卷八十三（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B13《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3049页。
B14杨f之：《洛阳伽蓝记》序，见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2页。
B15《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中华书局，2006年，第2928页。
B16《钦定历代职官表》卷十七，《洛阳伽蓝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B17后藤守一：《古坟文化》，《日本考古史讲座》第5卷，河出书坊，1955年，第8页。
B18《隋书》卷八十一《东夷・倭国传》，中华书局，2010年，第1226页。
B19《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中华书局，2006年，第2910页。
B20《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中华书局，2006年，第2910页。
B21《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传送京师，县蛮夷邸。”李贤注：“蛮夷皆置邸以居之，若今鸿胪寺也。”中华书局，2006年，第2851页。
B22《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2006年，第2851页。
B23《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中华书局，2012年，第1746页。
B24《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中华书局，1985年，第1371页。
B25《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4069页。
B26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第101页。
我三进杜郎口中学听了19节课，我问崔其升校长一个问题，你释放了学生多少潜能？崔其升校长脱口而出：50%。我说剩下的50%你打算不打算释放？如何释放？崔校长说，这正是我需要你指点的。我说，崔校长你现在是两只手抓课堂变革，请崔校长把两只手分工，一只手继续抓课堂变革，另一只手抓课程建设。一个月后我邀请崔校长来做学术报告，我发现在他两个半小时的报告中，已经用一个小时的时间主讲课程建设了。
我在北京问十一学校李希贵校长，你取消了教学行政班的建制，让学生课内课外生动活泼地发展，你释放了学生多少潜能？李希贵校长回答：70%。一个学校发展的基点就是相信学生有潜能，以释放学生的潜能为己任，这样的校长才是好校长。
走一步永远要想百步，当我们有大国经济、大国外交的时候，我们该不该想一想什么时候我们拥有大国文化？大国文化的核心是大国教育。
我们关注了提高升学率的教育，我们关注了有特色的教育，我要问，我们什么样的教育能够支撑中国大国教育的崛起？“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这样的文化能够代表大国教育吗？“提高一分干掉千人”，这样的文化离大国教育有多远？
环境是教育的基础，课程是教育的重点，师资是教育的关键，文化是学校持续发展传承的基本保证，我们管教育、管学校，不就是管这四件事吗？
我们正在做的中国好课堂：第一，成立研发中心；第二，组建中国好课堂专家委员会；第三，世界五百强企业上海世贸集团对中国好课堂进行全程全面资金扶持，成立中国好课堂公益基金会；第四，预备推出中国好课堂公益网站。当然还有中国好课堂国际峰会。
中国的教育，中国的课堂，这样变革对还是不对？
中国好课堂的价值趋向
一节课应该怎么上？翻转课堂不光翻转时间，不仅仅是德爰际跞〈传统的粉笔、黑板、教科书的技术翻转，更本质的是教育价值观的翻转。教育价值观翻转我们定位在尊重差异、控制合适、释放潜能、学会合作上。中国好课堂是用这样的价值观支撑起来的。
尊重差异
学校课堂是由三个要素组成的，教材、学生、老师。传统课堂是这三个要素，中国好课堂仍然离不开这三个要素，但是这三个要素的组合方法发生了变化。在学校里有一个矛盾，教材是相同的，使用教材的人是千差万别的，因此，中国一线的老师永远面对着两难的话题，按照教学进度讲学生听不懂，按照学生接受程度教，教学计划完不成。因此与其埋怨差异，不如尊重差异，善待差异，利用差异，优化差异。差异可以妨碍发展，差异也可以推进发展。
中国的实验性学校可以挑选适合教育的学生，而中国绝大多数学校不能挑选适合教育的学生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静下心来，一心一意地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严格来说，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比挑选适合教育的学生意义更大。
但是我们细想，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了吗？我到北京十五中学，北京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走进教学大楼，门厅里右侧是校史馆，校史馆门口一个易拉宝上的标题是“陈一（音）同学的传奇人生”。我当时的思维是没有学校为活人举行传奇展览的。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就问，陈同学为什么去世的？结果校长笑了，告诉我他活着，等放学以后会下来见我。我说一个中学敢为活着的在校高三学生举行传奇人生展览，这是史无前例的。校长说这是他本人的个性使然。我看完了展览，觉得陈一同学不可复制。他高三的时候卖掉了自己收藏的五件文物，花204万买了一辆高级房车，以车代步，可他不是富二代，她父母是在他考试的时候调到北京的公务员。但这个孩子有一个特点，从五岁起跟他爷爷学习文物鉴定，到了北京如鱼得水，他购买了一座石佛像，经十位北京佛像专家鉴定是隋代佛像，他5万元买进的，当时的估价是60万人民币，陈同学很有风度，当场将石佛像捐赠给北京石佛造像博物馆。
一次陈同学到北大出版社购买一本文物鉴定的书，引起了一位长者的注意，这个长者就是书的作者。他一看，穿着中学生校服的小青年怎么买他的博士生都不买的书呀。这个长者就是北京大学历史与文物研究院的院长。他把这个孩子请到家里，两代人谈了四个小时，最后院长连夜奋笔疾书，写了封推荐信，说这是我从教50年之内遇到的罕见奇才，请北大破格录取。北大校长不能决定这件事，最后考试院说如果他达到一本投档线就允许破格录取，否则不能破格录取。
今天，这个孩子跟北京大学文物学院失之交臂。但我要问，这是这个孩子的损失还是我们中国教育的损失？我们应该反思的是，总分第一的学生不等于没有弱势智慧，总分倒数第一的学生不等于没有强势智慧，发现人的强势智慧，释放人的强势智慧，教育质量就能提升。
控制合适
标准是重要的，但合适比标准更重要。我们买衣服要合适，买鞋要合适，教育目标的合适比穿衣买鞋的合适更重要。但是我们现在给有才能的学生合适的教育了吗？
一个月前在中国地震重灾区云南省巧家县，面对临时板房里的教学我感慨万分。第一，老师们很不容易；第二，这样的课堂就在重复误人子弟的故事。这个学校2014年高考数学全校平均分47.74分，但在课堂里瞄准的是150分的标准。
一个校长是干什么的？是研究学情，参考教材，决定该教什么、该怎么教的人，这叫国家教材的校本化实施。在全国，今天要提高教学质量，如果控制合适的问题解决了，释放的潜能将是巨大的。
释放潜能
相信学生有潜能吗？云南省昭通市是354万人口的地级市，有372所学校。我在召开372所项目学校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的教学会议时，让我的徒弟牛卫国（音）上了一节课。我们选择了初二的语文教材《送东阳马生序》，降到初一上。牛老师的教法分四步：第一步读一读，第二步译一译，第三步背一背，第四步叫创意再现，也就是说《送东阳马生序》主题不变，表现形式全变。
大山深处的孩子，班是93个人的大班，他们能适应吗？我当时紧张了，但是五分钟以后各组展示，我释怀了。
第一组把《送东阳马生序》改写成了“三字经”，第二组把它变化成“三句半”了，第三组用同学桌面上的圆珠笔临时做成一副快板，一面打快板的节奏一面朗诵新编《送东阳马生序》，第五组是一个数码游戏版的《送东阳马生序》，第六组是九个女生用流行歌曲的曲调唱出宋代的文章，第七组变成了雅句，第八组变成了独幕剧。大山深处的孩子们也有潜能，请关注孩子们潜能的释放。
学会合作
李光耀先生一生为新加坡的教育做了两件了不得的事。其一是50年前他将80%人口是华人的新加坡的母语确定为英语，这让新加坡变成了人力资源素质最优秀的国家之一；其二就是学会合作，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500万人口的饮用水全部靠进口，飞机一起飞就侵犯他国领空，所以新加坡的立国之本是什么？享受合作。享受合作是新加坡21世纪的立国之本。
当我们把学会合作、享受合作还视作教学技巧的时候，我们的认识什么时候能跟上这样的潮流？20年以后，新加坡学生会合作，中国学生不会合作，在同样的舞台上谁优谁劣呢？
中国好课堂必须解决的问题
中国好课堂不是天降奇兵，是从传统课堂当中演绎出来的。它的着眼点是传统课堂当中教材、教师、学生三要素的组合关系中的不合理之处。我一直要求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因为教育是行动的科学，复杂是没办法复制实施的。因此，中国传统课堂发展的这100年当中，有很多的成绩，但是也掩盖了两个致命的问题：
第一个，传统课堂里人和书的关系。
中国是文本化考试，不是去文本化评价，因此对于教材老师、校长没有选择权。因此在一个省里，孩子们用的书是一样的，但是用同一本书的人是千差万别的。
以学生发展为本到底是以人为本，决定书怎么用，还是以书为中心，决定课怎么上？这是一个我们绕不开的问题。但是在本质上，中国的教育发展到今天，其占统治地位的仍是书本中心，而不是学生发展。
2010年我到云南做基线调研，我走进云南最好的高中，听高一的数学，七天之后在中越边境的一个农村高中也听高一的数学，这个农村高中的中考投档线与省城里最好的高中的中考投档线有223分的差异，但是两个学校教的内容，教的进度，教的难点、重点、知识点居然都是一模一样的。我用“居然”是想引起重视，这在中国是比比皆是的现象。
1989年，我第一个尝试给有差异的学生以合m的发展目标。用我当时的原话叫“一本教材三种进度”。最后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我们减轻了学生负担，提高了教学质量，使这样一所农村中学实现了一本由40%到93%的发展、从倒数第三名变成上海前三名的发展。而且我把这个经验放到内蒙古包头二中，也实现了二本以上由19.6%到72%的发展。这使我懂得了重新认识人和书的关系，是变书本中心为学生发展为本的一个关键，这是一座富矿。
第二个，中国的课是怎么教的？
我到过的11个省都在中国的西部地区，我吃惊地发现，中国的老师没有教学共同体，人和人之间是竞争关系，有竞争无合作，所以中国的老师是单干的，中国的学生从6岁到22岁是独学的。因此，让学生学会合作要从建立教师教学共同体开始，没有合作共事的积极情感怎么能教出享受合作的学生？这个问题中国大部分地区没解决，所以中国好课堂的着眼点，是直面两个传统教学的弊端，绕道而行叫改良，化弊为利叫改革，叫革命。
什么是中国好课堂？好课堂应该有三个要素（支点）：第一个是有效预习，第二个是发现更好的问题，第三是建立学习共同体。
第一，有效预习。先有有效预习，后有高效课堂。有效预习要解决什么问题？解决一般问题的前置，通过有效预习，学生增加了对新知识的了解。
第二，发现了对新知识的困惑，让学生带着对新知识的了解和对新知识的困惑走进课堂才有可能高效。剑桥大学教育学院的教授跟我说了一个观点，问题的质量决定着教学的质量。因此，我们说培养创新人才，创新人才的第一步，发现有价值的问题是创造能力的开端。
第三，建立学习共同体，让学生享受合作。一次我到大山深处的昭通，听了一堂课，下课以后我问孩子们，你们这样六个人一组学习多长时间了？他们说两年了，我问哪种形式好？他们集体说当然现在这种学习方法好。我说，给爷爷一个理由。第一个女孩说，我是在夸奖声中长大，现在合作学习了，同一个问题我还没入门，其他同学答案都出来了。合作以后我知道我在水田镇不是最聪明的，我学会了正确认识自己。第二个孩子是留守儿童，他说一个人做不出的题，不等于六个人做不出。六个人的智慧没有问题做不出，我现在算懂得众人拾柴火焰高了。
一节好课应该怎么上？一节好课应该由四大要素组成：问题是教学的起点，合作是能力的平台，展示是生成的关键，导学是教师的水平。因此课前的功夫是建设三个支点，课内的功夫是四个要素。问题是教学的起点，提不出问题只有一个解释，从来没有进行过发现问题的实践，哪里有先有能力后有实践的？
我在海南省屯昌县向阳小学听了一节课，《司马光砸缸》，这节语文课就践行了这个思维。一个同学提了一个问题，小朋友掉到缸里，其他小朋友都慌了，司马光也是小朋友，为什么司马光没慌？结果把老师问住了。30秒钟以后他缓过神来，打开笔记本电脑的课件，你提你的问题我讲我的课，我不理你。下课后我问老师，你为什么不理学生？问题是教学的起点，谁让你问题归问题，教学归教学了？这个老师回答了我一句，我也不知道司马光为什么不慌。我告诉他，问题是教学的起点，鼓励学生质疑，没有一个老师不曾被学生问住的，我自己也有被学生问惨的经历。
我要说说展示，传统的课堂培养的只有书生意气，没有领袖风采。我在一个学校抄下来一首课堂展示歌：“我自信我最棒，聚焦点处来亮相。胸挺直头高昂，面带微笑喜洋洋。嘴里说心中想，脱稿不再看师长。一握拳一挥掌，肢体语言能帮忙。吐字清声洪亮，嗯啊口语别带上。演讲完忙退让，褒贬评价记心房。”这是有效展示的六个要素。训练的结果高于原生态的本能，所以展示是生成的关键。
一节好课应怎么设计？
一节好课有五步流程：
第一步，激情导入。剑桥老师在对中小学老师进行继续教育培训的时候，有一句话是中国任何师范大学都没有的，从预备铃到正式铃的两分钟，请老师调整自己的情绪状态，通过N次深呼吸来调整，实现带着智慧、带着激情走上讲台。这是导入的意识。
第二步，引导学生发现更好的问题。
第三步，导学路径的设置。
第四步，围绕老师的导学路径组内展示，组内交流，组际展示。
第五步，巩固，检测反馈。
走进中国好课堂呼唤三大要素，第一是教育理想，第二是道德良知，第三是实验精神。
我们曾讨论过，未来教育家身上要有哪些特有的东西？第一个是坚守，第二个是创新，第三个是担当。
呼唤中国好课堂，我们要有一种责任，有一种担当。从厌倦课堂，走向享受课堂，让我们的生命因讲台而出彩，这需要呼唤教育理想、道德良知和实验精神。
1、矛盾纠纷复杂化，维稳压力增大。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矛盾和各种纠纷变得更加复杂化、多元化，所涉及的田地问题、山林确权、建设征地、拆迁等问题成了影响我县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特别是经济利益分配矛盾的存在，使维稳压力不断加大。如在芦田工业园区建设这几年里，芦田乡就汲及到因征地补偿款分配不匀的矛盾纠纷，以及组与村委会、组与施工单位利益分配不匀的矛盾纠纷，这些矛盾纠纷都是以经济利益为核心，是矛盾纠纷存在的一种主要形式。
2、传统的“村为主”维稳制度难以落实，维稳工作被动。实现综治工作“村为主”是综治维稳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只有真正落实综治工作“村为主”制度，才能将各种矛盾纠纷化解在最基层，才能保证“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然而，当前很多乡镇综治维稳工作“村为主”制度难以真正的落实，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村级综治经费没有保障。很多村没有一定的经济收入和来源，甚至连村组长等村干部的误工补助都难以发放到位，这样就没有经费来保障综治工作的正常开展；二是思想认识不高。当前村一级的干部普遍存在思想麻痹现象，普遍认为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是上级的事，缺乏维稳意识和责任意识；三是调解员能力低。村级的调解员很难担起调解任务和调解责任，没有专业的调解知识，调解水平不高，难以找到矛盾纠纷调解能手。
3、基层组织执法权力缺位，维稳职权有限。综治维稳工作责任大、任务重，但乡镇党委、政府等基层组织对综治维稳方面缺少行政执法权，对于矛盾纠纷仅仅停留在协调和调解上。这种“责大权小”的现象给处理维稳工作带来很大的被动性，如对农机执法、治理酒驾、安全生产执法检查等工作的开展都带来了一定的局限性，同时对其他管理相对缺乏约束力和强制措施。
4、群众和政府之间信任感缺失。上访群众对政府不信任，认为政府没有认真落实中央政策，动不动就要看中央红头文件，要见大领导；政府部门不信任上访群众，个别群众反映问题不真实，不客观，只说有利于自己的问题，就认为所有上访群众都是无理取闹，都是“刁民”；上级单位不信任下级单位，只要有群众反复上访，就认为是基础工作不扎实、不细致、不耐心，一票否决。
5、事件处理效能低下，往往贻误问题解决的最好时机。有的部门对问题、人甚至能拖就拖，能推就推，能躲就躲，不想、不敢、不愿主动出击，直面问题所在，往往没事拖成有事，小事拖成大事。
二、检察院公诉工作对全县维稳局面的促进作用
1、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从宽处理轻微刑事犯罪。
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坚决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为首要任务，今年以来，我院公诉科受理审查各类刑事案件103件149人，去年同时段受理审查66件98人，同比分别上升56%和50%，纠正漏诉4件5人，报送上饶市人民检察院9件16人，积极与其它政法部门通力协作，形成打击合力，对严重刑事犯罪保持高压态势，抬头就狠打。如被告人洪慧敏，江西省玉山县人，原系上饶市广丰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上饶市城市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城市建设管理监察支队支队长，涉嫌贪污罪、和非法持有枪支罪，经审理，县人民法院一审依法判决：被告人洪慧敏犯，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十万元；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五万元；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处十五万元。
一是突出打击重点，依法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活动。保持对黑恶势力及有组织犯罪的高压态势，重打击严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犯罪，切实保护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增强群众安全感；集中力量查办影响人民群众生活的“两抢一盗”犯罪33件48人、严重侵犯人民人身权利、民利犯罪30件43人；积极参与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类犯罪；对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焦点案件坚持快审快诉。
二是坚持当宽则宽原则，最大化增强社会和谐因素。建立健全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加强与公安、法院联系与配合，认真做好检察环节从快办理轻微刑事案件工作，对于初犯、偶犯、过失犯、未成年人犯罪依法从轻从宽，对老年人犯罪、对亲友、邻里纠纷引发的轻伤害案件，着重化解矛盾、增进和谐。如犯罪嫌疑人方蒙，女，1994年5月29日出生，江西省鄱阳县人，因缺钱花盗窃房东1800元人民币，案发后全部归还，房东表示谅解，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项第1、2、5点之规定，可不作为犯罪处理。2011年12月，在对其进行批评、说法、教育，责令其家人严加管教之后，将案件退回公安作其他处理。
2、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促进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工作机制，逐步将社区矫正工作纳入刑罚执行监督，未发现有矫正对象重新犯罪或者被治安处罚的现象。开展帮教回访工作，对帮教对象进行专项考察和跟踪回访。结合办案加强法制宣传，广泛开展送法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农村活动，引导群众了解检察职能，普及法律知识。在各乡镇司法所设立“检察基层联系点”，并进驻乡镇综治维稳中心，充分发挥基层司法所、综治办与群众间的连心桥和服务平台作用，实现检察工作的专群结合。
3、争创优秀“青少年维权岗”，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积极落实法制宣传制度，加强校园法制宣传，先后在附中、芝阳学校等举办普法活动；开展“大手牵小手”活动，与留守儿童开展联谊活动，在“六一”期间向留守儿童赠送学习用品。坚持以青少年违法犯罪心理矫正中心为基础平台，适时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进行心理疏导，保护其合法权益。
三、立足机制创新，进一步做好公诉工作，更好服务我县维稳局势
1、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鄱阳县是江西省人口第一大县，面积第二大县，地广人多，不稳定因素复杂，刑事案件多发，这是我县院公诉工作目前面临的极大困难和挑战。为此，我院制定了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明确了轻微刑事案件的范围以及快速办理的具体操作规程，凡轻微刑事案件必须在10日内审结，提高办案效率。对于一审公诉案件，凡符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人充分行使建议权，最大限度的使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对于被告人认罪的案件，积极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 通过繁简分流，既节省了诉讼资源，又减少了出庭压力，能够集中精力公诉一些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
2、刑事和解化解社会矛盾。我县院高度重视有关刑事和解操作规程的制定，制定了轻微刑事案件刑事和解制度。在刑事和解的运行过程中，把办理刑事案件同解决社会矛盾、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建立刑事和解机制，积极从实践中总结出从保护被害人、从关系修复、从维护公平正义等三个角度进行调解的做法，提高了化解社会矛盾的效率。采取刑事和解方式可以缓解双方矛盾，减少社会对立面，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挽回被害人的经济损失，给犯罪嫌疑人改过自新的机会，更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3、实行案件风险评估机制。近几年，我县院积极探索公诉环节案件风险评估机制，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促使案件风险得以有效化解。该院在重视案件质量的前提下，综合考量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悔罪表现、平时表现、家庭情况、赔偿意愿及实际赔偿等有关情况，判断全案的风险并进行评估。对于被害人意见尖锐，对立情绪较为突出的案件，努力做好释法析理工作，并充分预测可能发生的后果并制作预案。我县院对案件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了全面的评估，制作了风险防范预案，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对被害人进行了救助，尽力做好安抚工作；同时介入引导侦查取证，加快案件的审结力度，有效避免了被害人越级上访等过激行为的发生。如犯罪嫌疑人占秋生系鄱阳县城管局园林所聘用职工，负责鄱阳镇芝山公园的秩序管理。2011年2月4日13时，犯罪嫌疑人占秋生对芝山公园进行管理时，见被害人曹荷香在芝山公园卖氢气球，便告知其芝山公园禁止摆摊设点，曹荷香不听劝阻，占秋生多次驱赶未果后，便用手中的烟头将曹荷香的氢气球点破，氢气球发生连锁反应，全部燃烧并爆破，致使被害人曹荷香及其孙女段玲脸部被烧伤。我们受理该案后，经初步审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占秋生是基于禁止曹荷香在芝山公园摆摊设点，因多次驱赶均无法制止曹荷香的行为，便用烟头汤破氢气球以达到驱赶曹荷香的目的，虽然行为过激，执法观念落后，但其主观上没有伤害故意，且占秋生是文盲，其文化程度不能预知其行为产生的后果。该案涉及罪与非罪的问题。于是马上听取被害人的意见，被害人情绪反应非常激烈，要求几十万的高额赔偿，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势头，且在侦查期间，就曾有多次上访并组织群体上访事件。为此，我们将该案评定为一级风险，进行预警，制作切实可行的化解风险预案，及时向院领导汇报，取得批准和支持，共同应对。首先，我们与侦查部门及承办侦查员沟通，科长和承办人主动到派出所进行座谈。从法理到实践到案例畅谈探讨占秋生的行为是否构罪，最终两家达成共识，占秋生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只有两家合力，共同做好当事人双方的工作，妥善化解社会矛盾。接着，我们和办案民警多次登门，一遍又一遍耐心细致的做好对被害人的解释说理工作，教育其要正当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协助其争取合理的民事赔偿，如果胡搅蛮缠势必导致事与愿违。另一方面，因犯罪嫌疑人占秋生系五保户，无赔偿能力，且其行为系履行职责行为，由分管副检察长亲自出马，与占秋生的聘用单位县城管局协调，对被害人进行赔偿。在多方共同努力下，双方达成民事调解，握手言和。我们则将案件函退公安予以撤案。一场即将弥漫的硝烟消于无形，既公平公正处理了案件，又使社会矛盾妥善化解。正是风险评估预警，让该案的办理有效实现了执法办案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4、推行公诉法律文书说理。公诉科的每一项决定和处理既在法律文书中详细说理，又在接待当事人时耐心细致地做好解释工作，尤其是重点推进和不断完善了不、不抗诉说理制度，从群众的每一项诉求入手，把矛盾化解工作做深做细做到位，赢得了老百姓的赞扬。特别是在办理交通肇事、轻伤害等轻微刑事案件时，对于一些适用宽缓政策处理的案件，公诉人认真向受害人及其家属开展释法说理工作，消除他们因对法律政策不了解而产生的误解，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5、运用暂缓在内的多项制度。为未成年人尽快回归社会开辟新的通道，我县院探索实行暂缓、违法犯罪青少年污点封存制度，非常注意通过帮教、回访等延伸教育，扶持未成年犯迈过人生的特殊阶段，使他们尽早回到社会，尽早成为自食其力、有益于社会的青年。
李春城：历时13年步步升、步步贪
去年10月，十后落马的首名省部级官员、四川省原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因、罪，获刑13年。
判决书显示：自1999年至2012年期间，李春城利用其担任成都副市长、泸州市委书记、成都市长、成都市委书记、四川省委副书记等职务便利，为他人牟利，直接或者通过其妻等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979.7597万元。
上述判决意味着，当过知青、教师出身的李春城，自其1998年从哈尔滨市副市长岗位调入成都后，就开始受贿，且成为周老虎“四川帮”的重要成员，因此不断获得提拔，步步升、步步贪。
万庆良：14年间一直被带病提拔
去年12月25日，广东省委原常委、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受贿案开庭审理，做最后陈述时，万庆良一手拿着书面材料，一手捂住半边脸，痛哭流涕，目前法庭暂未宣判。
书显示，自2000年至2014年14年间，万庆良一直是被“带病”提拔，边腐边升“步步贪”，历任的每一个岗位――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揭阳市长、揭阳市委书记、揭阳人大常委会主任、广东省副省长、广州市委副书记、广州市长、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等，均有贪腐行为。
此前，万庆良被曝跟多名商人过从甚密，拥有一个“商人朋友圈”，书证实了这一点。2000年以来，他共为15个企业和个人，在企业发展、项目开发、规划调整、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索取、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超1亿。
王敏：超过20年“带病提拔”史
在官方公开报道中，超过20年“带病提拔”史的案例极为少见， 可济南市原市委书记王敏，则创造了带病提拔历史长达22年的纪录。
2015年3月，中纪委在系列专栏《忏悔与剖析》中，以《千万不能跟党装两面人，耍两面派》为题王敏案件警示录。文章提到，早在1992年，王敏从美国参加培训班回到北京，经熟人介绍，和几个商人一起去豪华酒店吃喝玩乐，尽管只是一面之交，王敏就“入乡随俗”犯下了腐化堕落的错误。后来，那位熟人又多次带他去高档场所玩乐，让他欲罢不能。
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个老乡找王敏办事，送他一万元现金。王敏诚惶诚恐，后来想想，朋友间往来，别人不会知道。之后，变本加厉，找他办事的人越来越多，送钱送物的也频频登门。
2005年，王敏走上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岗位不久，便主动将妻子介绍给赵晋（江苏省委原常委、省委原秘书长赵少麟之子，被称为“最牛开发商”）认识，并对赵晋说，“你这个阿姨人很好，和她处不好的人肯定有问题。”于是，赵某主动带王敏妻子到北京、香港、澳门旅游、购物，从名牌衣服到名牌手提包，哪个好、哪个贵就买哪个。
今年3月30日王敏案开庭审理时，检方也指出其“带病提拔”问题：2004年至2014年5月，王敏利用其担任山东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山东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秘书长、济南市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山东诚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赵晋等单位和个人在房地产开发、职级晋升、工作安排等事项提供帮助，本人直接或通过其妻王丽英非法收受上述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1805.103万元。
季建业：担任
县委副书记时开始受贿
判决书显示，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也属于带病提拔的典型。
去年4月，季建业已因获刑15年。判决书显示：1992年10月至2013年上半年，季建业利用担任苏州市吴县县委副书记兼太湖度假区工作委员会书记、昆山市市长、扬州市市长、扬州市委书记、南京市市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或个人谋取利益；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有关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
判决书披露：季建业先后21次收受财物总计1132万。行贿人之一为吴中集团董事长朱天晓，2002年到2013年，季建业先后九次接受朱天晓所送财物。其中，2000年10月，朱天晓送给季建业喻继高画作“瑞雪”图一幅，价值人民币3万元。2010年春节前，朱天晓到季建业家中祝贺季建业调任南京市市长，并送给季建业现金20万元人民币。
上述事实表明，早在1992年担任县委副书记时，季建业就开始贪腐，可仍然沿着县级、地市级、省部级的仕途曲线，走上高位。
廖少华：2004年主政
六盘水时开始受贿
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的判决书，也指出他被带病提拔的事实。
2015年4月，廖少华一审获刑16年。判决书中显示，2004年春节至2012年6月，廖少华在担任贵州省六盘水市市长、黔东南州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有关公司或个人谋取利益，受贿金额达1324万元，在担任黔东南州委书记期间，，造成国家财务损失310.6万元。
廖少华也自述说：在交朋友上，我不是从思想品德，为人上交既相互促进又清淡如水的朋友，而是交了一批重哥们义气，又带有铜臭味的老板朋友，通过与这些朋友的交往，自己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贪欲也随之培养起来，最后在这些所谓朋友的温水煮青蛙中被拉下水。
毛小兵：18年间
由商转仕边腐边升
今年1月6日，青海省委原常委、西宁市委原书记毛小兵受审。
检方指控，18年间毛小兵由商转仕边腐边升。自1995年下半年至2013年底，毛小兵利用其担任青海省锡铁山矿务局副局长、局长，西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西宁市人民政府代市长、市长，中共西宁市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西宁博地经贸有限公司、锡铁山永鑫铸造厂、马强、王中领等30个单位和个人在产品购销、工程承揽、股权收购、土地开发等事宜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索取、收受上述单位和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超1亿，应以追究其刑事责任。
毛小兵开始担任青海西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时仅35岁，2007年其税前薪酬曾高达153.96万元。
2009年，44岁的毛小兵从国企高管转向党政机构，担任西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2010年开始担任西宁市市长。2011年11月，毛小兵开始担任西宁市委书记一职，2012年任省委常委并兼任西宁市委书记，直至2014年4月被调查。
苏树林：17年前“在用人和安排
亲属工作上有些问题”
十后首位落马的现任省长――福建原省长苏树林，去年10月7日被调查。截至目前，中纪委还未通报调查结果。
《人民日报》客户端的《骂着贪官做贪官，假面太逼真》，披露了苏树林边腐边升的事实：早在1999年当上大庆石油管理局局长后，就陆陆续续有人反映他在用人和安排亲属工作上有些问题；主政福建期间，其一位亲属被安排在一家石油央企的子公司任职，是该央企和福建省国资合资成立的能源公司总经理。
中石化内部人士也向记者透露，苏树林落马与中央巡视组专项巡视中石化有关。2014年底，中央第六巡视组发现苏树林在中石化任职期间违法违纪线索，并将这些线索交由审计部门和纪委调查。苏树林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中石化海外项目“黑洞”和为亲属的关联公司中标中石化工程项目。
上述官媒报道和中石化内部人士爆料表明，自1999年到落马前，苏树林不断被曝为亲属牟利等问题，但职位从大庆石油管理局局长，逐步升到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副总裁、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福建省长。
梁滨：河北省委常委会
通报“边腐边升”
十后首个在省级组织部长任上落马的官员、河北省委原组织部部长梁滨，已于去年1月被“”并移送司法机关。
在走上河北省委组织部长岗位之前，梁滨长期在山西工作，先后任共青团山西省委书记，忻州市委书记，朔州市委书记，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等职。与山西落马“老虎”山西省委统战部原部长白云、太原市委原书记陈川平、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铭都有交集。来自媒体的报道也显示，梁滨出事很可能跟在山西的经历有关，其一位直系亲属在山西注册有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主要涉及园林绿化、房地产开发等项目。
仇和：“我是一路被举报，
但一路有惊喜”
去年7月，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已被“”并移送司法机关。中纪委通报仇和的问题时指出：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在干部选拔任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
中纪委虽然未点明仇和贪腐的时间起点。不过，起自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科研人员的仇和，一直争议不断。主政江苏宿迁时，他曾被称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其带来的“宿迁模式”更被质疑为“野蛮拆迁”；赴云南任职后，他又被看成是一个“酷吏”和不了解云南官场的“外乡人”。就在落马前，仇和还自称“我是一路被举报，一路有惊喜”。
杨卫泽：周老虎亲属口中的“小杨”
2015年新年首虎、江苏省委原常委、南京市委原书记杨卫泽已于去年7月被“”并移送司法机关。
来自媒体的公开报道显示，2004年11月至2011年3月，也就是杨卫泽担任无锡市委书记7年间，跟亲属走动频繁，以接近。2009年，无锡当地准备修路直通周家附近，村民提出质疑，周元青（弟弟）之妻怒斥街道办：“这点小事你们都办不到，是不是要我叫小杨（即杨卫泽）来？”
记者注意到，杨卫泽担任无锡市委书记两年后，于2006年进入江苏省委领导班子，步入省部级官员序列，并于2011年成为省会城市南京的市委书记。
陈雪枫：被曝涉三次贿选
今年1月16日，河南省委原常委、洛阳市委原书记陈雪枫被查。
公开履历显示，1982年陈雪枫从中国矿业学院毕业后，从矿厂技术员做起，28岁时成为洗煤厂厂长，期间获省级劳动模范称号，并研制了8项新技术。此后，陈雪枫逐级升迁，历任观音堂矿副矿长、矿长、义马矿务局副局长等职务。2000年7月，陈雪枫就任永城煤业总经理，后任董事长。2008年12月5日，河南省政府将永煤集团、焦煤集团、鹤煤集团、中原大化以及河南省煤气集团5个国有企业重组，成立为河南煤业化工集团，陈雪枫为董事长。
曾有前河南煤化工集团人士透露，陈雪枫主政永煤集团时，与上海宝钢某些领导可能存在利益输送，这一说法虽暂无法佐证，但此前上海宝钢两位副总已经落马。据媒体报道，陈雪枫或涉三次贿选，“第一次是2006年当选第八届河南省委委员、第二次为当选副省长、第三次是成为河南省委常委，目前有关部门已经掌握了贿选名单。”
陈川平：被曝与令家过从甚密
去年2月，山西省委原常委、太原原市委书记陈川平被“”并移送司法机关。
公开履历显示，自1982年至2008年，陈川平在太钢工作了近26年，从一个年轻技术员成长为大型国企的掌舵手。陈川平也因为在太钢的成绩获得了“太原市劳动模范”、“山西省优秀企业家”、“山西省青年科学家”、“山西省结构调整突出贡献企业家”等荣誉。
目前，官方还未披露陈川平所涉问题的具体细节。作为令计划的同乡，陈川平被曝与令家过从甚密，是“西山会”的重要成员，“令老虎”之子令谷车祸所涉的法拉利轿车，被曝就是陈川平所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