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迹考察报告范文

遗迹考察报告篇1

第二条本市行政区域内*遗迹的保护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的*遗迹包括*宫署遗址、南越王墓、*木构水闸遗址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三条*遗迹的保护范围以省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布的范围为准。

*遗迹的建设控制地带以省人民政府批准、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划定并公布的范围为准。

*遗迹建设控制地带的建筑密度和容积率等控制要求由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确定。

第四条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对*遗迹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设立保护标志和说明牌等保护设施。

第五条*遗迹的保护应当遵循不改变原状，确保其真实性、完整性的原则。

第六条市人民政府负责*遗迹的保护王作。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是*遗迹保护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规定。

公安、国土房管、建设、规划、市政园林、工商、人民防空等有关部门和*遗迹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遗迹的保护工作。

第七条*遗迹保护管理机构具体负责*遗迹的日常管理、保护和研究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负责遗迹的考古勘探、发掘以及进行科学研究；

(二)保护遗迹本体和出土文物的安全，对其进行科学监测，并向上级主管部门提供年度监测评估报告；

(三)对出土的文物在确保其安全的情况下，以展览和陈列的形式向社会展示；

(四)指导和监督*遗迹的使用单位做好日常的保护工作。

第八条*遗迹保护所需经费列入市本级财政预算。

市人民政府鼓励通过社会捐赠等多种形式筹集资金，专项用于*遗迹的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

第九条*遗迹的保护应当编制专项规划。专项保护规划由市城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第十条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导、监督*遗迹保护管理机构依法对*遗迹本体及出土文物状况进行监测，审核其提出的年度监测评估报告，并报告市人民政府。

第十一条在*遗迹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与*遗迹保护无关的建设工程和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

因特殊情况需要在*遗迹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由建设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七条规定报有关部门审批。

第十二条在*遗迹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的，由建设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报有关部门审批。

第十三条新建城市公用管线不得穿越*遗迹保护范围。

因保护*遗迹需要在*遗迹保护范围内安装城市公用管线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七条规定报有关部门审批。

对于已有的穿越*遗迹保护范围的城市公用管线，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逐步迁出或者拆除。

本条所称城市公用管线包括城市供水、排水、燃气、电力、电信、热力等地下管线。

第十四条在*遗迹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禁止建设污染环境等影响或者危害*遗迹文物安全的设施；禁止经营、仓储、处置具有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等可能危及*遗迹文物安全的物品。

对现有的影响或者危害*遗迹文物安全的设施应当逐步迁出或者拆除。

第十五条*遗迹的修缮、保养，应当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遗迹的修缮，由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报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修缮工程竣工后，由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文化部《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报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竣工验收。

第十六条承担*遗迹保护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应当具有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文物保护工程资质。

第十七条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遗迹的科学研究，对出土的文物应当实施科学保护，并依法向公众展示。

第十八条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文化、旅游等部门应当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提高社会对*遗迹的保护意识。

第十九条*遗迹保护管理机构应当采取措施，管理好*遗迹保护现场的公共秩序和环境卫生。

凡进入*遗迹从事考察、参观、施工等活动的，应当爱护各项设施，遵守遗迹保护现场的有关管理制度，确保文物安全，维护公共秩序和环境卫生。

第二十条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未经批准，擅自在*遗迹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或者擅自在*遗迹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的，由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六十六条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一条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建设单位未经批准，擅自在*遗迹保护范围内安装公用管线的，由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文物损坏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在*遗迹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经营、仓储、处置具有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等可能危及*遗迹文物安全的物品的，由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文物损坏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和从事文物管理的工作人员、造成*遗迹文物损毁或者流失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遗迹考察报告篇2

关键词：贾湖遗址； 叉形器； 制作工艺； 使用方式； 文化因素传播

Abstract：The forked instrument， a very special kind of bone products， is often recovered together with bone flute and tortoise shell from the burials in Jiahu site which might have been used for ritual activities in that time. Microscopic observations show that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of the forked instrument probably include cutting， polishing， perforation， grinding and so on. The forked instrument is a hand-held implement， and its two forks， hook part and the knife-shaped part should be used for stabbing， hanging items and protection respectively. The owner of these forked instruments were mainly male with high social status. According to public literature， many bone products like forked instrument were also found in some sites dating to Dawenkou Culture and Longqiuzhuang Culture which indicate that Jiahu culture probably have had an impact on them.

Key words： Jiahu site， forked instrument， manufacturing， using method， cultural factor spread

1. 引 言

骨制品广泛出土于国内外考古遗址中，其本身蕴含着丰富的古代文化和技术信息，处于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早段并以发达的骨制品文化而闻名的贾湖遗址出土的叉形器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叉形器数量较少、器形特殊且制作技术复杂。研究叉形器不仅可以为揭示叉形器自身的制作、使用等信息，还可为深入探讨贾湖骨器的文化内涵及贾湖文化因素的传播提供线索。

2. 叉形器的制作工艺

叉形器在贾湖遗址前六次发掘中共出土18件①，在第七次发掘时出土2件，第八次发掘时出土2件，总计22件。叉形器因其器身上段为两股叉形而得名，器身下段一面呈钩形，另一面呈斜刃刀型或梯形；上下段之间呈管状，管周多锯出一周或两周凹槽，也有的作竹节状凸起。叉形器按器形可分为A、B两型，区别在于A型下段呈刀状（刃状）面，B型下段为梯形面（图一②、表一③）。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旧石器时代骨制品的制作技术研究较多，如安家瑗①、黄慰文①、吕遵鄂④、顾玉才⑤、宋艳花⑥等对小孤山、仙人洞、柿子滩等遗址出土的骨制品等遗物，在制作技术、使用方式等方面展开研究。

目前对叉形器的研究主要围绕其器形与功能展开，前者如发掘报告《舞阳贾湖》对叉形器进行了详细的类型学形态描述及数据测量；后者如《舞阳贾湖》中认为叉形器是龟祭仪式上的法器⑦；王文建、张童心认为叉形器是龟甲响器的一部分⑧；朱倨元认为叉形器与彝族毕摩的法器“乌吐”形状相似，很可能是签筒；邓多海认为叉形器是“凤仪的放线器”⑨；胡大军认为叉形器与骨笛组合作为圭表使用，与骨柄组合作为标杆使用⑩。对叉形器的制作探讨的并不多，如沈勇认为叉形器集剔、磨、刻、钻等各种精细制作工艺与一身11。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采用微痕观察的方法，着重观察叉形器的制作及使用信息。此次使用设备为LeicaM205A体视显微镜，观察的标本是第八次发掘出土的2013M28：3。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叉形器已经成为成品，而且大多经过长时间使用，因此制作的初始工序，包括选材、制坯等，只能通过已知的线索进行推测。

2.1 选材

结合表一所示的叉形器长、宽、厚数据，以及贾湖遗址出土动物骨骼鉴定结果来看，叉形器是用圣水牛或者黄牛股骨制成的可能性较大。胡大军通过对比形状发现叉形器选用的应该是牛的左侧股骨中段12，笔者也认为使用的部位是股骨中段，但左、右股骨均有可能。以黄牛为例，黄牛股骨的形态并不是十分规则，尤其是在靠近关节的地方。股骨近端处剖面近似圆角长方形，中上段的剖面近似圆形，中下段剖面不规则，远端剖面近似梯形。股骨前面较光滑，中部略呈圆脊凸起状，后面为股骨粗线，股骨粗线在股骨中下段非常明显。在制作叉形器时，首先应去掉两端关节处，在股骨近端前面圆脊处两侧制作双叉部分，远端的股骨粗线两侧制作成钩状部分和刀状面部分，股骨粗线中间去掉不用（图二）。

2.2 制坯

黄牛股骨两端的股骨头和髌骨处关节粗大、发达，在制作伊始首先需要去掉两端的关节，备选的方法有砍砸、切割两种。砍砸法的优点在于可以快速的去掉关节，但是砍砸时带来的冲击力也会使股骨本身产生断裂，这会使坯的成品率大大降低，而且叉形器器身上未见过类似的断裂痕，因此砍砸法可以排除。切割制坯有线切割、片切割、砣切割、金属切割等方式。邓聪、刘国祥研究表明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辽河流域，用于制玉的片切割、线切割技术已经相当成熟13，线切割会在切割面出现弧线波浪14；砣切割技术虽有可能在距今5500年前后的凌家滩文化时期出现15，但在贾湖文化时期还没有此技术存在的证据，金属切割是更晚近的事情了。结合叉形器标本2013M28：3的切口截面一般都较为平整，因此在贾湖文化时期最有可能使用的切割方法是片切割。贾湖遗址出土过不少骨料，都是大型鹿类肢骨纵向割锯之后留下的长条形坯料，说明为了充分利用动物骨骼，贾湖先民通过切割法来制备坯料。

2.3 成型

成型指的是制作叉形器细部，包括双叉、刀状面及钩状部分，制作方法主要是切割、刻画、打磨、抛光。

明显的切割痕迹见于双叉之间。标本2013M28：3双叉残断，双叉之间截面平整，剖面呈“Y”型。模拟实验使用牛股骨，使用石英石片切割去除关节之后再纵向切割，12分钟后观察，切口大致形成了“Y”型的切口，只是截面的曲折不明显。标本2013M28：3双叉之间在切割时很可能并不是一次成型，而是多次切割的结果。

刻画痕迹主要见于中部竹节状部分。标本2013M28：3中部竹节状部分采用刻锯、减地的方法形成凸起，凸起从圆脊处向两侧逐渐加宽、明显。在与双叉连接的处的上下两侧都可以看到直径不到0.5毫米的、或重叠交织或近似平行连续的划痕，下侧的划痕更多也更明显（图四，1）。划痕有两种，一种排列紧密、直径较粗，宽度一般在0.9～1.5毫米左右，一种细长、轻浅，宽度一般在0.1～0.2毫米之间。宽度悬殊暗示了在这一部位的制作过程中选用了不同的工具。竹节状部分的制作有分段现象，即按照股骨的剖面纹理，分段制作，在转弯处有明显痕迹（图四，2）。段与段之间并非按照同一方向刻划，而是便宜行事。

叉形器器表一般经过打磨与抛光，打磨可以去掉棱角与毛刺，抛光使骨制品器表更加光滑并且有光泽。标本2013M28：3刀状面部分的打磨是从顶部向边缘进行的，刀状面的边缘可以看到细小的朝向边缘的划痕（图五，1）。钩状部分与中部竹节状部分连接处呈规则的圆弧形（图五，2），柄部剖面近似半圆形（图五，3），同样打磨痕迹不明显，器表表面较光滑。打磨痕迹不清晰与叉形器经过长时间的使用有关。

叉形器的成型还包括制作装饰。叉形器中部多制作成竹节状凸起或是刻若干周凹槽，标本2013M28：3中部是减地形成竹节状突起。

2.4 修补

叉形器在使用过程中如果残断，则常在残断处两面钻出缀合孔以重新连接残断处，因此缀合孔多是成组出现的。叉形器2013M28：3上目前有孔10个，分别命名为孔1～孔10（图六），现将典型的圆孔介绍如下：

标本2013M28：3上的10个孔全是采用两面对钻的方法，两面对接略有偏差。孔1、孔4、孔5的口径与内壁直径相差不多，内壁平整，有细密的近乎平行的螺旋纹（图七，1）；孔2、孔3是口径大于内壁直径，但是内壁状态与孔1、孔4、孔5接近（图七，2）；孔6～孔10口径大于内壁直径，孔壁形态不规则，一侧陡直另一侧略平缓，且内壁有半圈的螺旋纹（图七，3）。这10个孔反映出三种不同的钻孔工艺，前两种更为接近，似也可归为同一种工艺。在叉形器器身较厚的地方（4～6毫米）一般采用第一、二种钻孔方法钻大孔；在器壁较薄的地方（2～3毫米）则采用第三种钻孔方法钻小孔。据邓聪16、盛文嘉17等学者的玉器穿孔研究表明，形似第一、二种圆孔形态的多是管钻的结果，第三种圆孔多为实心钻的结果。笔者通过模拟试验发现，管钻的顺利施行需要工具有一定的硬度，标本2013M28：3上的孔1～孔5孔径在3～5毫米，而直径在此区间的竹管或芦苇等质地很软，难以进行钻孔；而使用竹签配以石英砂则可以起到很好的钻孔效果（图八，1），圆孔状态与标本2013M28：3孔1～孔5相似。因此，标本2013M28：3上的第一、二种圆孔应是使用竹、木等实心工具配以石英砂制作而成。第三种圆孔可以通过使用石制工具以180度来回旋转的方法钻成（图八，2）。

2.5 小结

叉形器全部选用牛股骨来制作，说明牛在贾湖人的认知中属于比较特殊的动物，类似情况也可以在骨笛多使用丹顶鹤尺骨来制作中得到佐证，暗示了“动物有灵”的观念在贾湖人的思维中仍占一席之地。以叉形器为代表的贾湖文化骨制品制作工艺已经相当繁复，体现出了高超的片切割、打磨、抛光、刻画、钻孔等制作技术。考虑到叉形器器形的一致性及双叉的对称性等，其在制作之前很可能经过测量。测量这一行为在骨笛音孔周围也可以见到，一般是在音孔周围刻一或几道划痕来标记位置。测量行为的出现表明贾湖文化时期的骨制品制作已经进入了有意识、有计划的设计、制作阶段。

3. 叉形器的使用

标本2013M28：3双叉残断，但是双叉尖端仍被使用直至磨光；绝大部分的成品叉形器都经过长时间的使用，器身因长期把握使用而变得圆润光滑，双叉由使用前的斜直刃到尖端被磨得光滑圆钝，甚至一股叉残、双叉均磨损至只剩下几厘米的小突起（详见图一），中部管状部分和钩形部分底部残断与修补的情况也非常普遍。从使用及修补痕迹来看，叉形器的使用方式应为单手竖持，刀状面部分作为环护，两股叉形用于戳、插，钩状部分用于钩、悬重物。对有的研究者提出的叉形器与龟甲配套使用的情况18，如果是一股叉形插入装有石子的龟甲内，另一股叉形卡在外面以固定，那么叉形的尖端磨损不会特别严重，且叉形周身应该有石子撞击、摩擦的痕迹，这并未见于叉形器。贾湖遗址叉形器与龟甲共出的例子确实较多，在第八次发掘发现M85随葬的叉形器双叉部分置于龟甲之内，因此不排除在祭祀仪式上作插龟之用的可能；对于叉形器钩悬于其下的对象，M411出土的叉形器旁边出土了一件石环，但仅见这一例，二者是否配套使用仍不清楚。因此确定叉形器的功能还需要更多证据。

对于叉形器的持有者身份的问题，贾湖遗址前6次发掘出土的18件叉形器中，除1件残器出自灰坑、2件残器出自地层外，其余15件完整或基本完整者来自13座墓葬（表二）。

出土叉形器的13座墓葬分布自Ⅰ期2段至Ⅲ期7段，前后延续了约一千年。其中，Ⅰ期2座墓葬出土叉形器2件、Ⅱ期10座墓葬出土叉形器11件、Ⅲ期1座墓葬出土叉形器2件。贾湖文化分为3期，Ⅱ期是其全盛时期，叉形器使用传统的兴衰与贾湖社会的发展过程是相适应的。在这13座墓葬中，除了2例是叉形器单独出土之外，其余11座墓葬均是叉形器与骨笛或龟甲呈组合出土，且看不出明显的区别，这三者地位应是相当的。这些墓葬出土的随葬品一般比较丰富（表二）。贾湖遗址前六次发掘发现的349座墓葬中，随葬器物的有265座，其中，随葬品在10件以下的有235座，其中3座随葬叉形器，11～20件的有25座，其中9座随葬叉形器，21件以上的只有5座，其中1座随葬叉形器。从出土情况来看，叉形器集中出土于随葬遗物在中、上规模等级的墓葬中，丰富的随葬品也暗示了墓主人身份的特殊。随葬叉形器墓葬的墓主人性别以男性为主，单人女性墓主的仅M411一例。M344的随葬品多达33件，墓主头上方放置了8件龟甲，其上置一件叉形器，这说明在埋葬死者时很可能举行了一个类似慰灵的仪式；类似现象在M327（乱骨堆东侧随葬完整龟甲8件，龟甲内置小石子，龟甲上置2件叉形器和褐铁矿原料）、M363（叉形器、龟甲置于二次葬个体乙的乱骨上）中都可以见到。

4. 叉形器的传播

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了解考古学文化之间是否存在关系的重要证据。形似叉形器的骨制品在贾湖文化年代之前以及年代相近的裴李岗遗址19长葛石固遗址20、莪沟北岗遗址21、唐户遗址22、中山寨遗址23等一批裴李岗时期的遗址中均未发现，而在大汶口文化的大汶口遗址24、刘林遗址25、三里河遗址26，龙虬庄文化的龙虬庄遗址27、青墩遗址28等都有发现（图九）29。

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大汶口遗址的骨矛M63：10是用动物腿骨剖一半制成尖端与钩形，这与叉形器的选材与制作方式一致；刘林遗址的雕空骨器M167：1与三里河遗址的骨刮形器形似叉形器下段的钩状部分。骨刮形器出土时一般握于墓主手中，发掘者推测其用于刮削。此外，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墓葬中也出现随葬龟甲及石子的现象，如大墩子遗址M44随葬2副穿孔龟甲、M21随葬龟甲及十几颗石子；刘林遗址M128随葬2副穿孔龟甲；尚庄遗址M25男性墓主随葬一副龟甲30；野店遗址M88女性墓主随葬一副穿孔龟甲31。

龙虬庄文化中，龙虬庄遗址出土骨匕2件，标本T3829⑥：24与青墩M95：3器形接近，标本M402：4与贾湖叉形器区别在于叉形演化成一股，刀状部分有所简化。骨环见于6座墓葬，共11件，器形接近贾湖叉形器下段的钩形部分。这些墓葬除了M220仅一件骨环外随葬品都比较丰富，少则11件（M368），多则35件（M348）；骨环多是成对出土，而且在3座墓葬中骨环置于墓主人手中，有的一手一个。总的来看，贾湖文化面貌在诸多方面与龙虬庄存在共性，这种相似或许正如龙虬庄的发掘者所言是因为龙虬庄文化来源于贾湖文化32。

形似叉形器的骨器在大汶口文化遗址和龙虬庄文化遗址中均有少量发现，此时叉形器似乎有向两个方向发展的趋势，一是器形简化呈一端尖刃一端环形，二是钩形部分变成骨环作为一种单独的器类被使用。骨环的出土可以更多的看到叉形器的影子，尤其是将骨环置于墓主人手中这一埋葬习俗，在贾湖文化出土叉形器的部分墓葬中也可以见到。按照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贾湖文化因素很可能在距今7000年以后向东逐渐影响到黄河下游和淮河中下游地区。

5. 结 语

叉形器的制作集合了切割、打磨、抛光、钻孔等多种工艺，集中反映了以贾湖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先民发达的骨制品制作技术。从叉形器的使用及修补痕迹推测，其使用方式应是手握钩状部分柄部，双叉戳插、钩状部分低端勾悬重物，可能是宗教仪式上的一种道具。叉形器的所有者以贾湖先民中较有地位的男性居多。叉形器不仅在贾湖文化中绵延存在了将近一千年，并很可能在距今7000～6000年左右影响到龙虬庄文化和大汶口文化。

注释：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编著：《舞阳贾湖》，第445页，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编著：《舞阳贾湖》彩板三八，2、图版一七九，4、彩板三七，1、彩板三八，1、彩板三八，3、图版一七八，3，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编著：《舞阳贾湖》，第447页，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④ a. 安家瑗：《小孤山发现的骨鱼镖――兼论与新石器时代骨鱼镖的关系》，《人类学学报》1991年第1期。b.黄蕴平：《小孤山骨针的制作和使用研究》，《 考古》1993年第3期。c.吕遵愕：《海城小孤山仙人洞鱼缥头的复制和使用研究》，《考古学报》1995年第1期。

⑤ 顾玉才：《海城仙人洞遗址装饰品的穿孔技术及有关问题》，《人类学学报》19961年第4期。

⑥ a.宋艳花等：《山西柿子滩旧石器遗址蚌饰品制作工艺研究》，《人类学学报》2011年第2期。b.宋艳花等：《柿子滩遗址穿孔饰品的穿系方式研究》，《中原文物》2013年第1期。

⑦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编著：《舞阳贾湖》，第975页，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⑧、18 王文建、张童心：《墓葬习俗中的性别研究――以贾湖遗址为例》，《四川文物》2008年第6期。

⑨ 邓宏海：《论贾湖骨笛、龟甲和叉形器的真相――兼驳“万物有灵论》，（http：///content/12/0923/12/14224_237706712.shtml#）。

⑩、12 胡大军：《贾湖伏羲密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

11 沈勇：《中国铜器、石器时代骨器制作综谈》，《文物季刊》1994年第1期。

13 邓聪，刘国祥：《牛河梁遗址玉器制作初探》，《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红山文化玉器工艺研究成果》。（http：//cuhk.edu.hk/ics/ccaa/TC_publications/2013/2013_01.pdf）

14 席永杰、张国强：《红山文化玉器线切割、钻孔技术实验报告》，《北方文物》2009年第1期。

15 张敬国等：《凌家滩玉器微痕迹的显微观察与研究――中国砣的发现》，《东南文化》2007年第5期。

16 邓聪：《东亚史前玉器管钻技术试释》，《史前琢玉工艺技术》，第152页，国立台湾博物馆，2003 年。

17 盛文嘉：《关于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管钻技术的若干认识》，《南方文物》2013年第4期。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20 郭天锁、陈家祥：《长葛石固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第1期。

21 河南省博物馆、密县文化馆：《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第3期。

22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河南新郑市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2007年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5期。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一队：《河南汝州中山寨遗址》，《考古》1991年第1期。

24 a.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b.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7年。

25 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

26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胶县三里河》，文物出版社，1988年。

27 龙虬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9年。

28 南京博物院：《江苏海安青墩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

29 具体见《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第45页，《江苏海安青墩遗址》，第168页，《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186页、第346页、第348页、第349页，《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第30页。

30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茌平尚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第470～471页，1985年第4期。

30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邹县野店》，第101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遗迹考察报告篇3

关键词：陶器； 轮制技术； 泥条拉坯轮制法； 分段轮制法

Abstract：Pottery making techniques is a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search on ancient pottery. Wheeling is a main pottery making technique which was popular in prehistoric China. Based on ethnographic surveys， we suggest that there are three kind of wheeling techniques： classic wheeling， clay-strip wheeling and section wheeling. We also discuss the finger-print marks of wheeling that archeologists may find on unearthed pottery.

Key words：Pottery， wheeling technique， clay-strip wheeling， sectiong wheeling

制作技术一直以来都是古代陶器研究的重要内容。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之后不久，部分学者就开始相关研究①。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开始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在近十几年间，取得了长足进展②。总结起来，这些研究包括三个角度：民族志调查、考古学资料观察与分析、实验考古模拟复原③。以民族志调查资料为基础，再观察分析考古标本，通过对标本上残留的痕迹，判断陶器可能的制作工艺，这种研究方法可以追溯到吴金鼎对山东城子崖遗址出土陶器的研究④。此后，很多学者开展过对现存制陶工艺的调查，并有大量相关文章发表⑤。笔者将运用此民族学方法，以自己对湖北枝江⑥、河南巩义北侯村⑦、广西宾阳新窑村⑧、靖西龙腾中屯⑨、念者屯⑩和山东莒南薛家窑11、泗水柘沟镇12等地制陶过程的实际观察为基础，通过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对轮制陶器制作技术的内涵做些初步探讨。

一、 轮制法的种类

1. 经典轮制法

吴金鼎将城子崖陶器的制作技术概括为四类：手制、范制、轮制和复制（在成型过程中，至少使用上述两类方法共同完成）13，首次在考古研究中提出了“轮制”的概念。20世纪50年代至今，诸多学者陆续进行民族志调查和考古研究之后，形成了对轮制技术更全面的理解，一般认为，轮制法指的是借助陶轮的快速旋转以直接拉坯成型的技术14。笔者观察的湖北枝江、河南巩义北侯村、广西宾阳新窑村等地制陶工艺即是此种“经典轮制”的代表（表一）。

如表一所示，虽然上述三个案例分属于不同地区，但成型步骤大体相近。从器物上残留的痕迹看，大多也是相近的，主要特征包括：内外壁上常常残留螺旋式拉坯指印痕迹、外底出现偏心涡纹，以及器表出现轮纹和浑圆规整的器身。

2. 泥条拉坯轮制法

除了上述学者普遍公认的经典轮制技术外，还存在另外一种泥条盘筑和快轮拉坯修整结合的陶器成型技术。表二中列举的广西靖西龙腾中屯、念者屯和山东莒南薛家窑、泗水柘沟镇即为此种技术的代表。其制作过程是：先单独制作饼形器底，再采用泥条盘筑法（或圈筑法）筑成器壁，最后利用快轮拉坯技术修整成器。为了清楚描述此工艺既与直接由泥料快轮拉坯成型不同，又与单纯的泥条盘筑再慢轮整形法有别，有学者将其命名为“泥条拉坯成型技术”15。笔者认为这一技术也属于轮制法，可命名为“泥条拉坯轮制法”。

3. 分段轮制法

除上述两种轮制法以外，制作大型器物时，往往泥条盘筑和轮制法兼用。我们在河南巩义北侯村和山东莒南薛家窑村就观察到了这种情况。北侯村工匠制作口径大于45厘米的花盆、薛家窑村工匠制作大型红陶缸等时，均需要依次分段制作，至少分两次甚至三次成型。制作工艺流程简述如下，下部先直接以经典轮制法（北侯村）或以泥条拉坯轮制法成型（薛家窑村），阴干一段时间后，再接续从下半部的上沿向内上方盘筑至合适的高度，再提拉成型，做出口沿。

二、 轮制法的痕迹

李济指出：“从器物上留的痕迹推测原来制作的方法，虽不一定完全可靠，但除非当时有这样的详细记录，也没有比这更准确的材料可以用着研究这个问题”16。

吴金鼎曾总结了轮制陶器的重要特征：“一，表面显有平行之细文，并有时特制‘阴阳轮文’以为装饰。二，内部匀称。三，底部有时带螺旋文。四，边缘等突出之处皆极齐整。五，就器之全形言，口、腹、底三部力趋正圆之形式”17。其中，“平行之细文”，应该就是现在所说的轮纹；而“阴阳轮纹”，指的就是凹、凸弦纹；“底部螺旋文”，文中没有明显指出是在外底，还是在内底，以及具体形态。

李文杰结合陶器仿制和民族学调查，提出快轮拉坯制成的陶器有以下标志性痕迹：一是螺旋式拉坯指印痕迹，二是麻花状扭转皱纹，三是底部的偏心涡纹（包括外底的偏心涡纹和同心涡纹18）。他进一步提出：“螺旋式拉坯指印是快轮制陶的直接证据，将它与偏心涡纹联系起来便可断定轮制”19。

《中国陶瓷史》总结的轮制陶器特点则包括：“器型规整，厚薄均匀，在陶壁表里普遍遗有平行密集的轮纹，器底往往遗有线割的偏心涡纹”20。

陶器上痕迹的形成与其制作工艺是相互对应的，通过我们的观察及对大量已发表的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和分析，可以归纳出下列轮制陶器的主要特点：

（1） 器型规整、厚薄均匀。这是公认的轮制陶器的重要特征。

（2） 器内外壁上有轮纹。这也是普遍认为的轮制陶器标志性特征。但慢轮修整的陶器上也常会遗留轮纹，只不过更多集中在口部，而轮制陶器的轮纹经常遍布器身。

（3） 器内外壁（通常情况下内壁的痕迹更容易保留）（图九、图一）和内底（图一一）上有螺旋式拉坯指印或拉坯痕迹。器壁上的螺旋式拉坯指印是李文杰先生所强调的断定轮制工艺的有力证据；而内底上的螺旋式拉坯指印，李文杰先生虽提到过21，但因不常见于器物上，故不被重视。螺旋式拉坯指印痕迹和螺旋式拉坯痕迹不同，前者是用手拉坯形成的；而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用工具拉坯修理形成的（如靖西龙腾中屯、念者屯等）。手拉坯形成的痕迹深且狭窄，而采用工具形成的痕迹相对浅且宽。

（4） 外底部有偏心涡纹、波纹或同心涡纹。将陶坯从旋转的陶轮上切割下，一般形成偏心涡纹（图一二），这种情况最为常见。而将陶坯从静止的陶轮上切割下，形成的是波纹（图一三、图一四）。在以偏心涡纹作为轮制陶器证据时，一定要慎重，有时候虽然是轮制陶器上，但其上未必存在偏心涡纹，如靖西龙腾中屯、念者屯和山东泗水柘沟镇的实例，因为轮盘与陶坯间垫有草木灰（或石英粉），后者就很容易从前者上面脱离而不会残留任何痕迹。很大程度上，只有快轮修理器底时才能留下同心涡纹（图一五）。

（5） 内底部中心有乳丁状凸起22（图一一、图一六、图一七）。内底部的乳丁状凸起比较少见，它是快轮制陶时制作或修理器底过程中的副产品（图三、图一六）。

（6） 规整的口沿。挽制口沿一般只有在陶坯高速旋转时进行，而且只有这样制作的口沿才是均匀的折沿、弧度较大的卷沿等23（图一八、图一九）。快轮拉坯制成的口沿与慢轮修整而成的相比，要更加规整。

根据目前对经典轮制法、泥条拉坯轮制法以及分段轮制法的民族志观察和研究，从成型器物上很难区分彼此24。

虽然通过器表残留的痕迹可以对其制作工艺进行推测，但是在研究过程中，要慎之又慎。正如李济指出的：“据器物上的痕迹推断原制方法，需要全面的观察及多方位的比较，方能发现一点真相；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推断公式所能解决的”25。本文只是在实际观察的基础上，总结以往的研究，对轮制陶器制作技术的内容和痕迹判断做了初步分析。这些研究还有进一步深入细致的空间，也亟需与工匠的个人风格的观察分析结合，以推进陶器生产专业化的研究。

注释：

① a.梁思永：《昂昂溪史前遗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44页，1932年第4本第1分册。b.梁思永著：《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第1～49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c.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郭宝钧、刘屿霞：《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第42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

②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山东临淄举办“中美古代陶器研讨班”，随后不久李文杰的研究中国古代制陶工艺的文章结集出版，即《中国古代制陶工艺研究》（科学出版社，1996年）。再就是有更多的学者，从不同方面研究中国古代陶器。如汪宁生：《云南傣族制陶的民族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报》2003 年第2 期等。

③ 赵辉：《史前制陶工艺的研究》，见《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史前回顾・新石器时代考古卷》，第100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④ 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郭宝钧、刘屿霞：《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第42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在博士论文写作期间，吴金鼎曾观摩了大量出土陶片实物，并专门学习原始制陶方法。参见夏鼐著：《吴禹铭先生传略》，《中国考古学报》1949年第四册。

⑤ 中国学者进行制陶工艺民族志调查，并将其运用于考古研究的历史很早，如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吴金鼎、石璋如等先生在各自的研究中，都不同程度的借鉴了现存民族地区的制陶工艺，参见Wu G. D.， 1938， Prehistoric Pottery in China，Kegan Paul，London。石璋如调查、石磊：《龙泉镇的制陶业》，《龙头一年――抗战期间昆明北郊的农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料丛刊之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7年。1949年以后，无论是出于考古研究的目的，或是为了保存民族志材料，先后有很多学者考察研究各地现存的制陶工艺。比较重要的有李仰松：《云南省佤族制陶概况》，《考古通讯》1958年第2期；林声：《云南傣族制陶技术调查》，《考古》1965年第12期；傣族制陶工艺联合考察小组：《记云南景洪傣族慢轮制陶工艺》，《考古》1977年第4期；程朱海、张富康、刘可栋、叶宏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和西盟佤族原始制陶工艺考察报告》，《陶瓷研究与职业教育》1982年第4期；李根蟠：《云南碧江加车寨怒族制陶业的调查――兼谈原始制陶业的几个问题》，《中原文物》1984年第1期；杨原：《云南元谋元告村的制陶工艺》，《考古》1986年第12期；李文杰：《湖北省枝江县现存的快轮制陶技术调查》，《中国历史文物》1989年第11期；郑超雄：《广西靖西县念者屯壮族原始制陶术考察》，《广西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杨莉：《云南民间制陶技术的调查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等。相关的文章还有很多，这里仅列举其中的一部分。

⑥、26 李文杰：《湖北省枝江县传统的快轮制陶技术调查》，《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11期。

⑦、23、24、27 付永旭：《巩义制陶技术的民族学考察及思考》，出自《仰韶和她的时代――纪念仰韶文化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遗迹考察报告篇4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The Design and Using of Native History in Teaching

Subject of Modern China History

NIU Linhao

（Modern China Institut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s school-based curriculum of the Chinese modern history should depend on native history and cultural to deepen student's study of specialty knowledge and to show characteristic of native and school.This paper will research how the design, using native history and cultural, that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it, and will show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native history's construction in teaching of the Chinese modern history.

Key wordsSchool-based curriculum, native history and cultural

本文所涉及的中国近现代史校本课程的设计是指该课程对乡土历史资源的设计和利用等尝试，是指学校自己设计某种具有自己学校文化特色和地域历史文化特点的社会活动专题。对于乡土历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教育工作者们关注的多是基础教育中的乡土课程、历史课程的校本课程的开发和探索，对于高校历史学专业课程中校本课程资源的开发论述稍显薄弱。

1 校本课程改革对乡土历史课程资源利用要求

我国高等教育课程政策改革的方向应该从原来单一的国家课程模式走向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模式，校本课程的实施赋予了学校和教师的课程权力，是从国家课程开发模式中发展而来的。校本课程的开发也有强有力的政策意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就指出“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学校课程”三种课程管理层面。这实质上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对国家和地方所设置、规定的课程，学校有一定程度上的自主选择权和决策权，如课时的适当调整、教材的选用等方面，不过这部分的课程最终仍由国家或地方来统一管理；二是国家所颁布的课程计划中，将课时分为三大块，国家和地方各占一部分，学校也占一部分，这部分课时由学校自主安排，学校独自设置课程，课程标准和教材也由学校自主决策，或者学校自己开发，或者选用他校开发的。笔者认为，基于上述校本课程的管理层面而言，历史学专业校本课程的开发应该以乡土历史文化资源和学校教育资源为依托而开发多样化的课程方式。特别是历史专业的校本课程开发则更需要结合学校所在地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当地历史文化资源，突出地方特色，让学生们感到亲切真实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课程改革明确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三级课程管理体系，强调发挥地方、学校的资源优势与办学积极性的必要性。

在校本课程的建设中，历史学科专业必修、选修课程有着天然的优势。乡土历史文化资源应该成为师生主要的课程资源之一。历史乡土课程资源是指以学生所在地区的各种课程资源的总和。在校本课程资源的开发和设计中，高校历史学专业教师的历史学专业课程应该依托乡土历史素材，凸显地方、学校特色，使教育对象对于生硬的专业知识的学习自然演变为“历史就在我们身边”的教学模式。本地区的乡土历史文化资源是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应该深度挖掘的课程资源，特别是对于具有丰富乡土历史文化资源的河南地区而言更是如此。2009年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在全省旅游立省大会上提出了“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的论断，更是说明了河南作为历史文化大省的深厚历史资源。而这些历史文化资源应该在历史学校本课程开发中凸显出其对教育的价值。基于校本课程开发的课程改革要求和河南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现实，我们在中国近现代史课程的教学活动中，实行了一些乡土历史资源的课程设计。

2 近现代乡土历史资源的开发设计及利用

在课程体系建设环境中如何在校本课程建设中挖掘和运用乡土历史文化的内涵，却仍旧处于探索阶段。在河南各个地区，适合校本课程需要的乡土历史文化资源是很丰富的，我们在教授中国近现代史课程时就根据河南本地的近现代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力图在课程的学习中间发掘出有地方特色又内涵丰富的校本课程资源。一般而言，河南近现代乡土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知识与能力层面。提高阅读、实践和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信息的能力。这主要是通过指导学生进行田野考察，到图书馆、方志办公室、档案馆、文物馆、党史办公室、纪念馆、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地方高校等地方史资料保存单位查阅资料，撰写调查报告及论文来实现。二是过程与方法层面。通过预设课堂讨论、辩论、读书、上网查阅资料、参观、访问、考察、调查等课内外的学习活动，促成学生的探究学习、自主学习和团队调研的能力，学习运用历史学的基本理论来分析、研究近代河南地方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三是情感态度与价值层面。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感和事物的评判价值观。我们在历史教学和河南地方近现代历史文化资源的结合上，充分利用本地丰富的资源优势，让学生实际接触活的历史教材――文化遗产，在历史教学中创造条件让学生“触摸”近代历史。由于中国近现代史课程内容、时间断限上的特点，本课程的乡土历史文化资源在各地都是比较丰富的。具体来讲，本课程所利用的校本资源包括：（1）校史资源的利用。学校的历史积淀是校本历史课程的重要资源。河南大学完全是近代的产物，曾经在近代中国产生过很大的历史作用，也即将迎来它一百周年的创建历史。在近现代史的课程开发中历史教师组织成立校史研究小组，参与建设校史陈列室与校史资料的收集、整理。（2）乡土历史文化资源的利用。主要有：①查阅历史文献，搜集乡土史教学资源时应当熟悉和掌握本省图书馆、档案馆、文化馆中所存的近代书籍报刊，找出有关的方志、报刊、私人著述等书目；②参观考察。参观本地区的博物馆、展览馆和纪念馆，对本地区的名胜、古迹进行考察，能对近现代历史大事的遗存有整体的了解，可以掌握一些形象的材料；③访问调查。主要是向本地区一些历史事件的当事人、知情者或目睹者进行调查，搜集材料。（3）利用网络中的乡土历史资源。网络资源成为当下教学和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来源之一，是当前历史教学中的一个新模式和动向。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过程中，更应该利用网络资源进行教学，建立开放的历史课堂教学模式。网络资源主要以文档、图片、视频、音频、文献资料等形态存在，以古迹导游、访古游踪、历史博物馆、历史名城、历史人物等为近现代史资源的形式存在。这些网络资源必须经过筛选后才能确定，笔者认为让学生筛选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过程。具体来讲，网络乡土历史资源主要包括：当地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以及其它文化事业机构所提供的网站。

在每学年的乡土历史资源课程的开发与设计的实践教学模式中，我们的实施方案可以分为三个：课题研究、调查报告和档案调查。课题研究可以在日常教学中进行，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步骤进行：首先，拟定研究专题，组织课题小组，分工协作。其次，课题组成员共同拟订课题实施计划和纲要。再次，课题组成员根据课题实施计划制定每学期的计划。第四，挑选学生，组成课题小组，进行训练，为寒、暑假进行田野考察做准备。调查报告主要是针对我院组织学生赴省内外进行考察时进行。首先是根据考察路线，按图索骥，梳理出该处近代历史上的大事，让学生每个小组选择一个调研事件，列出调研计划。其次，在考察过程中按照计划进行口述史料、碑刻史料、文献史料、实物史料等收集。再次，考察结束后撰写河南近代史调查报告呈交，并组织教师和学生代表公开评议。档案调查主要安排在寒暑假期长时间段内进行。中国近现代史课题组教师在上课的同时，组织学生考察开封市近现代遗迹，如辛亥十一烈士墓、河南省农业改进所遗迹、焦裕禄纪念馆等，并将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活动中，我们通过以上乡土历史资源的开发既可以锻炼学生对历史学习和初步研究的能力，也强化和提高了中国近现代史教学组教师的专业课程能力。

3 乡土历史课程资源建设的意义和作用

对于教育、学习以及教学单位三方而言，乡土历史资源在校本课程开发中的作用是比较明显的：（1）有助于学生专业的学习，使学生在掌握有关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同时，培养分析能力、综合能力、比较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2）有助于教师素质的提高。乡土历史资源作为校本课程被开发和设计，可以使历史教师对专业知识不断构建和重组，最终使历史教师也将会从单纯的知识传授者成长为研究型的、专家型的、学者型的教育者。（3）有助于形成本校办学特色。历史校本课程开发是依据学校自身的性质、特点、条件而展开的，基于这种为学校“度身订造”的课程，将更能改善学校的育人环境。

我们在乡土历史资源的课程开发实践中，更加认识到，对于教学对象而言，这些多样的中国近现代史校本课程资源开发，使学生的获益更为明确，具体而言如下：（1）专题讨论，查阅文献，深化专业知识点。中国近现代史教学组选择中国近现代史热点问题组织学生进行专题讨论和研究，指导他们到图书馆、阅览室查找资料，且长期坚持，期中过后让学生根据所查资料撰写学期论文，为专业毕业论文的研究提供锻炼机会，并为写作打下基础。（2）实地考察，搜集文献，强化感性历史的认识。课题组教师组织学生到河南省各地区考察，让学生多角度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脉络和发展规律。历史文化学院每届学生都要组织到省内各地考察，如郑州、焦作、洛阳、南阳、新乡、安阳等地。考察时教学组的教师征得院领导同意，在考察中指导他们观察近现代遗迹，搜集碑刻、口碑等各类史料，撰写考察报告，通过考察，使学生在感性认知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历史知识。（3）调查报告，档案收集，迈开学术研究第一步。利用寒、暑假时间组织学生在河南省内考察，由课题组教师进行指导，或采访老红军、老八路及民国时期的见证人，整理口述史资料；或到部分地市查找档案资料；在资料搜集过后，要求同学们根据搜集到史料及平时收集的资料，撰写论文及调查报告，汇集成册。初步选择了一些指导的学生回到原籍县市，奔赴县市档案馆通过钞录、复制、拍照等方式，对各县市档案馆所藏档案进行整体摸底，以便从中发现有学术研究价值的课题，也使学生进一步查阅文献能力得到实效性提高。目前已经调查部分县市，效果良好。

参考文献

[1]刘徐东,张宁娟,马丽主编.校本课程与课程资源开发.中国人事出版社,2003.

[2]贺建英.历史学科校本课程探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3]吴刚平.校本课程开发.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

[4]张力.乡土知识进入校本课程的三点看法.中国教育学刊,2010(1).

[5]齐熙泽.实践性地方教学资源在“中国近现代史刚要”教学中运用的意义.高教前沿,2009(2).

遗迹考察报告篇5

据《和硕县志》记载，新塔热遗址位于县城东南8公里，苏哈特乡肖若恩托勒盖村，东西长400米，南北宽300米，面积为1200平方米，文化堆积层12米，出土过石器和褐色彩陶。1981年，经新疆文物考察队考证为新石器时代遗址，因位于新塔热附近而得名。遗址出土的彩陶与新疆东部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相近，但其乳白的色质和构图的风格，都有着明显的地域特色。

20世纪70年代，在遗址中找到碳化标本，据文化部文物局测定，遗址为原始村落遗址，年代为先秦。

和硕县新塔热乡的张孝武，他自小在新塔热遗址旁的包尔图农场长大，在他的记忆里，20世纪70年代时，大家都在遗址上取土肥地。除此之外，他已记不起太多的事情。之后，我们专程拜访了和硕县新塔热乡83岁的侯素兰老人。

听说我们要问新塔热遗址的事儿，老人很有顾虑，她以为我们是为30年前的事情而来的。“老人家，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挖掘素材宣传和硕。”听了我们的话，老人说：“哎哟，都忘了是哪一年的事儿了。记得那天他回来后说从工地（新塔热遗址）上挖出了个瓦罐子，一铁锨打下去看见里面有珠子和金耳环，大家就开始哄抢，他也捞了一点儿回来，拿回来没多长时间就被工作队的人收走了，俺啥都没有了，什么都没留。”

侯素兰老人说的那个他，是她已过世的老伴张维平。张维平是新塔热乡一带在新塔热遗址上发现金子的第一个人，这事儿有不少见证者，65岁的郑庆良就是其中之一。

郑庆良回忆说侯素兰老人说的工地，其实是20世纪70年代末他同张维平一起取土肥地的新塔热遗址。那时候，不光和硕县的人在新塔热遗址上取土，就连和静县、焉耆县也有人来此处抢土。大家为什么抢着来此处拉土呢？因为那个地方的土上到地里面苞谷长得好。

郑庆良还回忆，20世纪70年代，有个叫哈力克的人首次在新塔热遗址上取土肥地，结果他家当年的苞谷长得非常好。那时候能多打粮食是天大的事情，因此得到这个消息后，当地的人都一拥而上抢着到新塔热遗址上去取土。一时间，人们从遗址上挖出了上百个陶罐，多数陶罐都被拉土的车给压碎了。郑庆良也曾随手拿了两个陶罐回家给孩子玩，结果让工作队的人知道后收走了。

郑庆良和张维平一起取土的那天，张维平无意间从遗址的土堆里挖出个陶罐。然后，张维平一铁锨就把那个陶罐给打碎了，发现那个陶罐里装有珠子和金耳环。

我们很好奇后来大家为什么都不去新塔热遗址了？郑庆良老人告诉我们：“有一次，我们取土的时候，在一个老墙角下挖出了一个埋人的坑，里面全是人的尸骨，吓死人了。”

查阅了大量资料后我们得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新塔热遗址进行发掘后，从此，在遗址上取土的事儿被明令禁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新塔热遗址进行发掘后的发掘报告称：1979年4月，驻天山南某部严文安送交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一件他们在挖土时发现的玉石斧，玉石斧出土地是一个文化深厚的古遗址，研究人员随即对其进行了调查清理。

发掘报告中还写道：新塔热遗址是一个椭圆形台地，长径230米、短径160米左右，略高出周围1-3米。台地南侧可见一处残墙，由土坯构筑，土坯曾经被火烧过。台地的东北两侧有土阜遗存，大者长5米，宽3米，高1.5米左右，均为红烧土，中间夹有芦苇的痕迹。土阜连接成弧形，半包围于遗址之东北。遗址南侧不远处有一条宽百余米、东西走向的低洼地，似为古河道遗迹。

据了解，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当年在此处采集了一批陶、石、铜器标本，并在新塔热遗址开了4条探沟，发现了灶坑、火炕。当时发掘的报告认为：新塔热遗址出土的黑褐色陶器与罗布泊、阿拉沟、鱼儿沟、查布河沟的文物均不相同，就是彩陶也与周边其他区域有明显的不同。这些迹象都表明，在距今3000多年前，新塔热一带已进入铜器、石器并用时代，陶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被大量使用。那时，这一地区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兼营狩猎和饲养家畜，手工业也开始发展。

遗迹考察报告篇6

此次考察为我校历史专业每届学生的必须到达之处，怀着对历史的尊敬与对金田村的向往，我班53名同学与班主任谢老师、13级班主任高老师一起坐大巴车从玉林出发来到当年金田起义地址。

下车走近金田起义的旧址，大门上写着若大的“天平天国金田起义地址”一步步走进去，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与其他的景点大有不同，它还保持着原来的自然气息，走在路上，空无一人，遇到岔路想问人都没有，与其他旅游景点人山人海拥挤不堪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

走进大门不远处就可以看到洪秀全的全身塑像，左手握刀柄，右手作挥手状，这是文革时期常见的形象，此塑像为纪念天平天国金田起义140周年时著名雕塑艺术家刘开渠所塑，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中国美术馆馆长一职，曾领导并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以及大型浮雕的创作。

金田起义遗址在金田镇西面，称犀牛岭。说是岭，其实只是小山坡。岭已被圈起来作为遗址保护地，范围大概七八百亩。洪秀全像的周围，有一块平地，叫做练兵场。1850年拜上帝会“团营”即会众集中准备造反时，青壮年集中在犀牛岭练兵。拜上帝会众本都是平民，要正式与官府军队对抗，需要有一段军事训练的过程。

再往前走，便走到了那时练兵的另一场地，古营盘，长35米，宽22米，四周围筑以高3米、底宽2米的土城墙。在中间，有此次考察在我看来最有价值的遗物，拜旗石，遗址管理人向我们解说了曾经发生在这里的神奇故事，洪秀全以拜上帝教的名义聚集了来自玉林、贵港、桂平、南宁、梧州等地接近两三万人的农民，他们迷信于洪秀全所宣扬的拜上帝教，(w w w . f w s i r . c o m)其中就有拜旗石的作用，传说1851年1月11日那天，太平天国的几位领导人登上土台，洪秀全高声宣告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一面杏黄大旗随即在拜旗石旁冉冉升起。现如今这块石头已成为当地百姓的供奉之物，大家都相信它能保佑自己的家庭事业。

古营盘的左前方，面对金田平原，有一座庄严肃穆的大理石碑，高约3米，上刻“金田起义地址”6个大字，是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建人的手迹。

沧海桑田，昔日的犀牛潭现在已种满了庄稼与树木，继续养育着金田村的百姓。遗址管理人指向不远的地方，有一间不大的茅草屋，他告诉我们那是北王韦昌辉的故居，他是太平天国初起诸王中唯一的金田人，人们以本村也出了王为骄傲，每年都有人去祭拜。

遗迹考察报告篇7

【关键词】病理标本；信息化；安全管理

活体组织病理诊断是诊断疾病的金指标[1]，手术标本是手术患者术后治疗方案的重要依据，标本丢失或保存失败就会无法确定肿瘤性质，直接影响进一步治疗[2]，标本管理不当会给临床诊断带来极大困难，管理质量直接病理诊断和临床诊断。我院于2015年6月设计开发《病理标本信息化管理系统》采用计算机技术进行数据存储，利用网络信息实现跨平台操作效果，系统以医院信息系统（HIS）、临床信息系统（CIS）、电子病历系统（EPR）、医院办公平台（OAS）等子系统高度集成、系统包括标本身份的识别、标本的保管程序、处理程序、送检程序、报告程序等。手术标本的管理收到满意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我院病理标本存在的问题：①手工填写病理申请单和标本袋标签容易存在医生书写字体潦草，字迹不清晰。②临床医师病理申请单描述不具体，忽略漏填写一些重要的临床信息，影响病理科医师对标本的正确判断。③病理标本固定不及时，送检流程不合理。④运送效率低，术中快速病理冰冻结果电话报告后发书面报告，报告不直观、缺乏精准到位，效率低。⑤在送检过程中由于交接不清，责任不明，已发生标本遗漏、丢失、混淆等现象。⑥病例申请单及报告单未完全纳入计算机管理，信息化程度不高，缺乏与上次病理结果联系性、对比性，影响医师做出连续性、完整性的正确诊断等问题。2015年6月开始将手术室《病理标本信息化管理系统》应用于临床，结果显示，手术室送检手术病理标本管理缺陷发生率由应用前的2.16%下降到0.38‰。

1.2方法

1.2.1患者身份的识别

患者二维识别码从标本采集、登记、保存、接收、确认、报告、储存是整个过程唯一的身份标识。手术医生在各手术间登录病理标本管理信息系统，双击桌面“病理标本管理”图标，点击“新增”输入住院号，点击回车键取得患者病史基本信息、病历内容、诊断等，填写信息时，可根据系统将预先设计的一些常用标本组套入，打勾，再根据实际情况修改，输入术中所见及标本描写等相关信息，浏览确认无误后保存，提交发送打印病理条码，再次确认标签无误后贴标本袋。

1.2.2常规病理送检

手术结束后巡回护士登录手术室管理系统发送手机短信给患者家属同时家属等候室电子屏幕滚动电子信息通知并呼叫手术患者家属到察看室察看标本，手术医生用无菌巾包裹手术标本通过后走廊到察看室给家属察看标本。常规病理标本浸泡10%福尔马林固定。根据手术量，结合手术室和病理科的工作流程，每天送检标本的时间为12:30分，16:30分，专人核对、专人送检[3]，及时将常规病理标本送达病理科进行病理检查。运送人员在转运之前和到达病理科后均使用条形码扫描记录运转时间和接收时间，病理科技术人员通过病理信息系统对标本进行登记核实。随后临床医师可登陆《病理标本信息化管理系统》获取患者标本病理检验的进展情况和报告结果。

1.2.3术中快速冰冻检查

手术前打印标本条形码，在术中标本取出后将条形码贴于标本袋，记录标本离体时间，然后病理标本管理系统里按“F7”键呼叫运送人员到指定的手术间运送标本，运送人员在运送前和到达病理科后均用条形码扫描，系统会自动记录运送时间和到达时间。术中快速冰冻检查报告一般从标本离体、运送、接收、报告时间大约需要30～45min，病理诊断医师在给病例诊断报告终审后，通过《病理标本信息化管理系统》扫描后发送诊断报告，手术医师在各手术间的《病理标本信息化管理系统》点击患者姓名或住院号，即可打开查看病理报告。

1.3观察指标

依照《病理标本信息化管理系统》的设计流程和方法，比较应用前后的缺陷发生率（标本遗失和漏登、申请单漏填项目、字迹不清、病理报告完整性、快速冰冻标本运送和效率等）。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以P＜0.001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015年6月将《病理标本信息化管理系统》应用于临床。应用后各项指标均优于应用前（P＜0.001）。表1。

3讨论

3.1《病理标本信息化管理系统》规范了工作流程

为加强医疗安全，提升医院管理，优化流程，建立病理标本信息系统从采集、登记、保存、接收、报告等，保证标本在流程中安全、准确、及时，杜绝交接不清、责任不明致标本遗失，书写潦草、字迹不清，项目漏填，责任心不强，运送效率低等，有利于及时清除标本管理的安全隐患，提高手术安全管理水平。从病理申请单开单到报告整个流程实施信息化管理。使病理标本从离体到报告每一个环节均有时间和相关人员确认并形成流水线进行全程追溯，环环紧扣，责任到人，全方位监管。

3.2《病理标本信息化管理系统》清除标本管理的安全隐患，保障患者安全

通过电子申请单的实施，规范医师对申请单的书写，避免了书写字迹潦草给诊断带来影响和误诊，项目漏填系统会拒绝提交，杜绝漏填患者的基本资料。《病理标本信息化管理系统》从标本离体到报告，每一进程都会显示时间，执行人，标本处理状况，让临床医师第一时间看到病理标本的进展状况和诊断报告，节省纸质打印和送单时间，为救治患者赢得了时间。条形码是患者唯一的身份标识，扫描条形码可以查询患者既往病史，将病理报告完整地、连续地整合在一起，形成患者完整的医疗记录，使临床医师准确、及时、全面掌握病情及时调整方案。

参考文献

[1]杜鹃.经尿道手术标本收集器的设计及应用[J].中华护理杂志,2016,51(11):1366-1367.

[2]陈宁.无纸化手术标本的应用[J].医疗装备杂志,2011,24(11):60.

[3]舒冬利.陆利萍.手术标本的程序化管理[J].中华护理杂志,2009,44(6):546-1367.

遗迹考察报告篇8

米兰位于若羌与楼兰之间，是于阗国前往楼兰国以及敦煌的必经之路。汉代，这里是一处军事要塞，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驿站，一座迷人的都市。

汉代的军事要塞米兰

1906年12月6日清晨，塔里木盆地寒风尖叫。斯坦因带着由50个民工和21峰骆驼组成的探险队，从若羌出发了。他的目标，就是汉代军事要塞米兰。

骆驼的主要任务，是运输粮草和冰块。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夏天找水困难，冬天找水更困难。但冬天有个好处，可以用骆驼驮着冰块，到处游荡。这就是那些探险家喜欢选择冬天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重要原因。

米兰古城遗址，略呈正方形，周长308米。当然，这不是米兰遗址的全部。米兰古城东西两端，绵延4公里，分布着大量的佛寺、佛塔和古耕地遗迹。

12月8日，斯坦因开始在米兰进行试探性挖掘。他先探查了古城东面的遗址。那是一处土坯建成的小墩，斯坦因怀疑是@堵波遗迹（梵文音译，是建佛塔供奉和安置舍利、经文和各种法物的地方）。接着，他又探查了左面的一处寺庙遗址，均没有发现有价值的东西。

站在高高的土台上，斯坦因一眼盯上了前方的城堡遗址。在广袤的沙漠上，那一片土塔似的城堡，显得特别雄伟。向导告诉他，那是米兰最重要的遗址，曾经发现过一些古书的碎片。

这个城堡，被斯坦因称为“古戍堡”，认为是古代驻扎军队的地方。其实，它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米兰古城。

斯坦因把民工带进米兰古城遗址，选了一处抢眼的房间遗址，挖掘起来。

这是一个简陋的小房间。不过，它对斯坦因的回报不菲。民工在这里挖出了136件古代文书。这些古代文书，大多数是吐蕃文文书，有木简，也有纸质文书。同时还发现了硬皮制作的甲胄鳞片、广口瓶和一些器具、武器。

第二天，斯坦因把古城的发掘工作交给拉姆・辛格和蒋师爷主持。他对整个遗址，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考察。他发现，整个米兰遗址，包括古城东西两头的佛寺遗迹，比想象的大得多。要对米兰遗址进行系统的发掘，需要大量的时间。

让斯坦因焦虑的是，如果对米兰遗址进行系统发掘，会延误探险队去楼兰的时间。在他当时的想象中，米兰不过是一个古代的兵营和驿站，而楼兰则是辉煌的古代国都。显然，去楼兰发掘，比在米兰发掘更有意义，也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罗布泊的渔村阿布旦

12月9日傍晚，斯坦因下令将挖出的器物回填，待从罗布泊回来后再挖。第二天早晨，他又作出了第二个决定：解雇10多名身体单薄的民工，以节省食物和饮水。

吃完早餐，斯坦因带着剩下的人马，向罗布泊奔去。他的第一个目标，是罗布人居住的小村庄阿布旦。

沿着米兰河干涸的河道，走不多远，就是罗布泊洼地的边缘。河床低洼处，水坑中的积水，已经结冰了。

再往前走，是望不到边的白花花的盐碱地。沙地中含盐量太高，偌大的地面，结成了一块硬壳。

这里是生命的，是一片死亡的世界。白花花的旷野中，看不到任何生命的迹象。

大家呼吸着咸味夹杂土腥味的空气，看着白花花的旷野，一个个心里发慌。

阿布旦村坐落在塔里木河的右岸。这是一个小渔村，村民们靠打鱼为生，过着极端贫困和封闭的生活。

前方是著名的罗布沙漠。这也是一段异常艰难的行程。为了保证探险队的安全，顺利到达楼兰，斯坦因决定把多余的行李、物资和人员，留在阿布旦。

可怜的蒋师爷，早已体力不支，却不愿留在这个衰败的小渔村。

看着蒋师爷可怜兮兮的表情，斯坦因有些于心不忍。可是，没有办法。蒋师爷那副中国读书人特有的身架，能走出罗布沙漠吗？他必须留下来。

神秘的白龙堆雅丹群

12月11日，探险队沿着塔里木河的河床前进。

第一站是阿拉木霍加库勒湖。这是位于塔里木河末梢的一个湖泊。夏天，塔里木河的洪水，泄入这个湖泊。冬天，塔里木河末梢干涸，湖中没有来水，湖面结起了厚冰。

天黑了。探险队在阿拉木霍加库勒湖边扎营，补充冰块，为探险队解决未来四个星期的饮水问题。

这天晚上，民工几乎没有休息。他们在湖泊中不停地切冰，又把冰块装入一条条毛线口袋。大口袋是为骆驼准备的，小口袋是为毛驴准备的。第二天天亮时，大家已经装满几十条口袋的冰块。

探险队进入了罗布泊洼地。这块洼地，大致位于东径88°至92°、北纬39°30′至41°之间，面积近10万平方公里。一路上，大家看到的不是浩浩淼淼的沙漠，就是奇形怪状的风蚀残丘，还有白花花的盐碱地。目光所及，除了荒凉，还是荒凉。连空气中，都散发着死亡的气息。

不久，探险队进入神奇的雅丹地貌。这里是斯文・赫定曾经来过的地方。尽管斯坦因通过斯文・赫定的考察报告，对雅丹地貌已有所了解，但真正进入雅丹群，他还是吃惊不小。

一望无际的雅丹地貌，土丘耸立，千沟万壑，阴森恐怖。

走出雅丹地貌，又是一望无际的盐碱地。盐碱地中，散布着一些大小不一的浅水湖。由于湖水含盐量太高，尽管天寒地冻，却没有结冰。

12月15日，斯坦因在一座高大的沙丘旁，建立了探险队的121号营地。这里，将作为探险队进入罗布泊的一个中转站。他让民工把30头毛驴驮的冰块卸下来，放在沙丘旁，然后让毛驴返回上一个中转站，把食品驮回来。

第二天，探险队又进入一片雅丹地貌。这里是著名的白龙堆雅丹群。

白龙堆雅丹群，是在灰白色沙泥夹石膏层的基础上形成的。这里的雅丹群，大都是长条形的土丘，一般高10米以上，最高的达20米；长200米以上，最长的达500米。这里的沙土，含有大量的石膏层，有的灰中夹白，有的黄中夹白，一座座土丘蜿蜒而去，气势磅礴。从远处看，雅丹群如一条条白色巨龙，匍匐在地，有的似在静卧低吟，有的似在摇头摆尾，准备冲天而起。

雅丹群中，积有大量的流沙。早于玄奘西行，去西天取经的晋代和尚法显，曾路过罗布泊。他在《佛国记》一书中，对雅丹群之间的流沙河，作了让人毛骨悚然的描述：“沙河中多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渡处，则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

斯坦因知道，这种流沙河中，没有什么恶鬼。不过，那些沙子是流动的，人走进去，不能自拔，会越陷越深，最后困死沙中。

12月17日，探险队走近楼兰遗址。这是一片略呈方形的古代城郭遗址，总面积在10万平方米以上。

进入楼兰遗址，斯坦因开始寻找斯文・赫定报告中提到的古塔。他走了许久，没有见到古塔，却捡到了3枚汉代五铢钱。

就在这时，一个走在最前面的民工，爬上了一处雅丹顶部，大喊起来：“炮台！炮台！”

斯坦因跌跌撞撞地跑去，手脚并用，爬上了雅丹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