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郊经济管理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22 04:58:29
城郊经济管理论文篇1
论文摘要：我国城市郊区面临严峻的水资源和水污染形势。城市郊区现行的水环境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是解决水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通过对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现状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现行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所存在的深层次原因，提出了改革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的对策。
城市郊区指中心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在周边区域中所形成的，其特征、结构和功能介于传统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地理区域，是城市和乡村社会、经济等要素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交叉地带。城市郊区是城市发展的最具有生命力的区域，现行城市郊区水环境的严峻现状严重制约了城市郊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城市郊区半工半农的产业特点和以农村集体管理为主导的管理体制使其所面临的水环境问题相较于普通城市和农村具有复合型的特点，所面临的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污染的问题更为复杂，因此对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进行系统研究，破解城市郊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水瓶颈”问题就显得格外紧迫。
一、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统一管理体制，水环境管理与发展不相适应
现行郊区水环境管理实行的分散式的管理体制，水资源、水污染等管理分属不同部门,水环境管理责权交叉多，难以统一规划和协调，部门间管理工作缺乏有效衔接，造成了水环境管理的脱节，割裂了水环境的整体性和联系性，不利于水环境综合管理，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
（二）管理法律体系尚不完善
我国关于水环境管理的法律实行的是水污染和水资源分立立法的形式，部分立法内容存在交叉甚至冲突。目前，我国水环境综合管理的法律体系尚未建立，涉水部门多，部门起草立法时缺乏综合平衡，立法实践又先后，缺乏通盘考虑，涉水法律存在交叉，妨碍水环境管理的法律执行。水环境管理的立法现在注重实体性立法，缺乏程序性立法，造成实体性立法规定的目标难以实现。对于水环境管理的概念缺乏必要的界定，可操作性较差。
（三）水环境管理运行机制缺失
1.以行政管理为主导的管理方式不能满足水环境管理的要求
政府在水环境管理中处于主导地位，实行以行政管理为主的高度集中的调控政策。水环境管理职能和经营职能界限不清，水环境管理主要以各级政府投资为主，造成了水环境管理工作具有片面性和不可持续性的特点，单独依靠行政手段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水环境管理的需要。
2.水环境管理经济手段运行机制缺失
市场机制是微观领域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各种税、费、补贴、信贷等是水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在水环境管理相对薄弱的城市郊区，经济手段的实施由于管理力量的薄弱，制度规范的缺失造成实施和监管难度较大，制约了水环境管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
3.监督及参与机制缺失
我国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责任制尚不健全，地方政府在水环境管理方面兼有裁判员和运动员的角色，监管动力不足，造成了水环境管理执法不力、监管不力的结果。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方面的参与机制并不健全，水环境质量公告制度尚待健全，公众的水环境知情权落实不够，对水环境规划和水资源分配等参与不够，参与渠道和方式落实不够，缺少公众参与监督的有关规定，不能建立起公众监督机制，使得水环境管理缺乏广泛的公众参与。
二、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存在矛盾及分析
（一）水环境整体联系性和水环境分散管理的矛盾
整体性和联系性是水环境的自然属性，是水环境实行统一管理的必然要求。我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的阶段造成我国水环境管理实行分立管理的现状，导致了水环境管理各职能部门权责交叉、利益冲突。水环境管理职能的割裂、水环境管理职能界定的不清晰，造成各职能部门在进行水环境管理的时候不能够充分考虑水环境整体公共利益，造成了在水环境管理立法出现交叉，个别条文冲突的现象。
（二）水环境管理与城市郊区经济发展的矛盾分析
城市郊区是地区经济的增长点，是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带，同时也是水环境管理力量薄弱的地带，水环境管理制度尚待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有较大差距，水资源短缺与水污染的矛盾日益尖锐。郊区经济发展以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为主，在各地重视本地国民经济发展，努力增加本地税收的推动下，造成政府对水环境管理的执行性大打折扣，水环境形势日益严峻。
（三）水环境行政管理与市场机制运作的矛盾
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管理造成了我国水环境管理以行政管理为主导的现状，水环境管理受政府施政方针的影响较大，水环境管理以政府投入和政府推动为主，缺乏可持续性。市场机制在微观层面上是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客观上要求改变政府职能。改变政府在水环境管理中运动员、裁判员身份不分的现象。
（四）城乡二元结构现状与城乡一体化建设之间的矛盾
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原因是资源和福利城乡间分配的不平衡，公共物品的不均衡分配是直接表现之一。城市郊区作为城市发展的新增长区域，具有较强的水资源需求和水污染治理要求，但是城市郊区公共资源投入不足造成水环境管理力量薄弱，制度缺失，造成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加重的现实状况日益严重。
三、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改革的对策
（一）城市郊区水环境集成管理
水环境的分散管理割裂了水环境的整体性和联系性，部门间的分权管理使水环境管理的各个方面缺乏协调和配合，造成管理资源的浪费。构建以政府统领的水环境集成管理的体制，整合管理资源，统筹管理涉水事务。实行水环境的城乡统一管理，实现水环境管理的部门间的集成、地域间的集成、管理内容的集成、管理对象的集成。推进水环境管理体制创新，推行区域水量和水质的统一管理，调整目前水环境管理部门为事业单位性质，增强其行政权力，赋予其财权、事权，加强对涉水事务的协调能力，确保执行的有效性。实现郊区水环境管理开发、利用、保护、治理、回用为一体的综合管理体制。
（二）加强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制度建设
建立健全各级水环境管理法规体系建设，根据水环境的整体性和联系性的特点，统筹规划水资源和水污染管理立法。完善地方各级水环境管理制度，注重对水环境管理综合性立法，统筹考虑各部门和水环境资源相关单位利益。注重地方水环境管理的程序性立法，明确界定水环境管理的权责。建立水环境管理审批、运营、监督机制制度的建立，推行许可证制度。进行郊区水源污染防治立法，完善取水权、排污权交易立法。加强水环境管理的执法队伍建设，强化执法监督，提高管理效率。
（三）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对水环境管理运行的指导和监督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明确进行水环境相关权利界定，实行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建立完善水资源相关权利的市场交易制度，特别是个体与群体的取水权、排污权交易制度。丰富水环境管理的组织形式，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水环境管理的投融资制度，推行水环境管理涉水者治理模式。丰富产业组织形式，实行推行股份制、出租、拍卖、委托经营等形式提高涉水企业的运行效率。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丰富水环境管理调控手段，推行系统的水环境管理税、费、补贴、信贷等经济手段，加大水环境调控经济手段的研究，特别是级差税、费以及绿色信贷方面，促进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产业园区的建立，促进水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四）建立和完善参与和监督机制
加强水环境管理集体和个人的水环境知识宣传和教育，发挥管理对象的监督和参与作用，是做好水环境管理工作的基础。建立起水环境相关单位、个人在水环境管理中的参与和监督机制，丰富参与渠道，可以以水环境监督委员会、用水协会、节水互助小组、水环境管理听证会等制度形式，加强水环境管理监督。对涉水事务执行过程和涉水企业的运作过程舆论指导、决策建议、运行监督，形成良好的水环境管理的参与氛围，进行提升水环境管理效率。
（五）将水环境管理与郊区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
城市郊区是地区经济的增长区域，也是地区社会管理资源的薄弱区域，高耗水、重污染的工、农业单位是造成郊区水环境状况恶化的重要原因。优化郊区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结合地区水环境特点，鼓励发展低耗水、低污染的工、农业产业，从财政、税收、信贷、价格等渠道制定优惠政策，坚持发展绿色经济，发展生态农业，将经济社会发展与水环境优化利用相结合，将水文化建设与水景观建设相结合，打造地方经济发展特色，推进城市郊区的城镇化建设，实现郊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陈佃红.浅谈农村水环境存在问题及治理对策[j].治淮,2008，(2):42-43.
[2]毛春梅，施国庆，黄涛珍，丁守森.淄博市水资源与水环境管理体制研究[j].水资源保护,2007，(6):75-79.
[3]杨继富，李久生.改善我国农村水环境的总体思路和建议[j].农村水利,2006，(5):21-24.
[4]许玉明.全面推进水务一体化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城市发展[j].城市发展研究,2006，(1):63-66.
[5]曾维华，张庆丰，冯艳，杨志峰.中国水环境管理体制改革初探[j].环境污染治理技术与设备,2002，(12):92-95.
[6]钟玉秀，刘宝勤.对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考[j].水利发展研究,2008，(7):10-14.
城郊经济管理论文篇2
郊区住宅大盘远离城市中心区域，项目选址通常具备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房产价值增长速度快，开发商以其独特的开发模式获得了比较理想的收益，如重庆市的龙湖地产等。另一方面，房地产开发商也面临着许问题。本文主要研究了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的界定及影响因素，并提出了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影响因素；研究
1.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的界定及特征
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是指由一个或多个房地产商单独或者联合在城市郊区或者泛城郊地区进行开发的商品住宅。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1.1开发区域的限制房地产商进行房地产开发活动的区域必须限制在城市郊区.
1.2开发规模的限制
并不是所有的在郊区进行的商品住宅开发活动都可以称为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必须有一定的规模限制，通常情况下，构成大盘开发的基本条件开发规模至少应为数千亩.
1.3房地产商扮演双重角色
房地产商除进行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活动之外，还必须承担一定的城市基础设
施和配套设施的建设经营责任.
1.4房地产商实力雄厚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的规模决定了房地产商必须拥有雄厚的实力，开发主体既可为一个独立的房地产公司，又可为多个房地产公司的联合体.
2.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的重要意义
2.1加快了城市化进程
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最直接、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加快了城市化进程，促进了城市经济大发展。随着城市中心区域的快速发展，原有城市发展模式已不能承载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大多数城市开始采取离心扩散式的发展模式，主动向城市郊区扩展。一方面可以摆脱城市中心发展所带来的人口、交通、经济等压力；另一方面，城市郊区资源也得到了有效利用，城市规模得到了不断发展。城市郊区住宅大盘的开发使房地产商积极的介入到城市开发的过程中来，实力雄厚的房地产企业在建设郊区住宅大盘的同时，也承担了城市郊区部分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的建设和经营，带动城市郊区经济、商业、交通业、房地产业的发展.
2.2居住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城市中心区域经过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心区的土地价格变得十分昂贵，房地产商进行住宅开发的难度越来越大。同时，很多城市的中心区域已经变成了城市的商业中心和金融中心，再加上拥挤的交通环境，已经很难建成宜人的居住环境。此外，现代人们对住宅环境的要求也不断提高.
在以上多种因素的作用之下，房地产商将目光投向了地价低廉、环境优美的城市近郊区.
2.3有利于城市规划
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的开发有利于城市的总体规划，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的开发往往是在城市规划部门的统一筹划之下进行的，在规划过程中。规划部门必然会考虑其与发展规划中的各功能区域的划分和布局相吻合，且与城市工业、商业及其它产业的调整和城市空间布局的调整也必然呈相辅相成的关系.
2.4对于房地产商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房地产开发商面对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的机遇，要综合考虑自己的实力，抓住机遇，适时转型。房地产开发商应该通过各种方式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以增强其竞争力.
3.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影响因素分析
3.1市场定位及影响因素
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市场定位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的市场价格定位；（2）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的目标客户定位；（3)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的经营属性定位；（4)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的规划设计定位；（5)住宅大盘的建筑结构设计定位；（6)住宅大盘的建设方案设计定位.
3.2开发模式影响因素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项目是一种大规模、多功能、规划性的综合性房地产项目开发，它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单纯的房地产开发模式。根据已有的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经验分析，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运作模式可分为两种模式，即开发商单独进行开发模式和多个开发商联合开发模式.
3.2.1开发商单独开发运作模式。
开发商单独开发运作模式的典型代表为广州市的祈福新村项目。在这种模式中，开发商可以在项目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但由于开发商独立承担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项目开发建设也加剧了自身的负担，开发商将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到一个项目中，也减少了其它项目上获利的可能性。就目前的房地产行业市场发展状况而言，几乎很少有开发商愿意采用这种开发模式.
3.2.2多个开发商联合开发。
在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项目开发过程中，由于项目的开发规模巨大，使很多的中型房地产开发商无法参与，一些大型房地产开发商也面临实力不足的问题，这就使得房地产开发商实行联合开发变为可能，也为中小型房地产开发商联合介入郊区住宅大盘项目开发提供了机遇。采用联合开合运作模式的典型代表是广州市番禺区的“华南板块”。但这种开发运作模式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开发商往往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各自为政。不利于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的整体开发建设.
3.3相关政策影响因素
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政策因素主要包括：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城市规划以及金融政策等方面。产业政策是国家和地方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目的而对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干预的各种政策的总和。产业政策直接影响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方向。土地政策是指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的相关城市土地决定、规定、意见、通知等。土地政策成为影响房地产开发最直接的风险因素。具体来讲，土地政策对城市郊区住宅大盘开发风险影响主要表现在：土地利用规划、土地取得方式和年度土地利用指标等三个方面。城市规划是为实现一定时期内城市发展的目标和各项建设而预先进行的综合部署和具体安排的行动步骤，并不断付诸实施的过程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过程中，一方面政府在制定和调整城市规划的时候就要全面考虑，使城市规划体现出其宏观性、整体性、长期性和灵活性；另一方面，房地产开发商也要及早预测当地城市的规划目标，选择到增值潜力较大的区位。金融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而采用各种方式调节货币、利率和汇率水平，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各种方针和措施的总称.
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的宏观金融政策主要包括：货币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等三大政策.
3.4区位选定影响因素
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区位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因子、设施因子和位置因子三个因素.
3.4.1经济因子。
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区位影响因素中的经济因子主要包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和地区房地产行业发展水平、区域经济居民的收入水平、区域经济居民的消费水平等。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房地产区位价值的不同，因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内居民可以享受到更高的个人收入、更好的个人发展空间、更高的生活质量.
3.4.2设施因子。
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区位选择的独特之处是十分注重社会性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和其完整性。具体是指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项目周围的基础设施、生活设施、商业设施、教育设施、娱乐设施、医疗设施以及交通设施等.
3.4.3位置因子。
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项目如何选址将直接影响到开发商的利润和居住着的经济效益或生活满意程度。其中，位置因子是影响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区位选取的关键因素，主要反映在项目选址地的发展状况，交通便利状况，项目选址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等.
3.5经营管理影响因素
经营管理是郊区住宅大盘开发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在地产项目开发的全过程中，开发商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的将所建房屋出售出去，并回收资金获得投资利润。在这个过程中，房地产开发商将面临着许多风险因素，如房地产市场的供求风险、财务风险、时间管理风险、沟通管理风险、经济风险和内部决策与管理风险等。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营销策划影响因素、物业管理影响因素以及其他因素.
4.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开发的具体措施
4.1准确的确定项目市场定位
市场定位对泛城郊地区住宅大盘的营销具有关键作用，开发商要做好住宅大盘开发的市场定位工作。对于市场价格定位，要制定出合理的租售价格，一方面要维持开发商既有的利润水平；同时，也要为购房者所接受。开发商必须明确住宅大盘建成后的市场目标客户，只有判断好目标客户，才能获得预期目标。为此，开发商要认真分析该区域人口构成比例，合理预测市场需求分析，开发相应的建筑市场。对于住宅大盘的方案设计方面，一方面要符合建筑设计及城市规划要求，保证建筑设计及结构设计的质量；同时优化建设方案，做好住宅大盘项目开发的具体实施建设；此外，还要根据预测的目标客户类型制定相应的设计方案.
4.2选择适当的开发运作模式
选择适当的开发运作模式也是房地产开发商进行风险规避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主要取决于房地产开发商的实力和郊区住宅大盘项目的建设规模。在郊区住宅大盘开发过程中，如果住宅大盘的项目并不是超级巨盘，而且房地产开发商具备足够的实力对项目进行单独的开发建设，那么开样的降低了开发商的开发成本，缩短了开发周期，加快了郊区住区的配套设施完善和建设。此外，开发商对住宅大盘项目的选址离城市不宜过远，或者选择发展不成熟的区域，避免开发的住宅大盘项目避免成为一座“孤岛”，而需要与城市形成一个自然的连绵带.
4.5制定有效的经营管理方案
房地产营销一直就在房地产的发展过程中担负十分重要的角色，它能够以独特的主题策划为中心，综合利用各种营销手段，在消费者和开发商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使产品能够快速、准确地直达消费者.
现阶段，只要房地产企业认清形势，房地产策划能有效地整合房地产项目资源，充分发挥它的特长，增强项目的竞争能力，以赢得自己的主动权.
参考文献：
[1]余凯，《我国房地产开发模式研究[j].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0)
[2]温伟，《我国房地产企业的联合投资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04
[3]刘瑞光，《房地产开发项目风险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
[4]姜石良，《居住郊区化与大都市郊区住区开发—以南京市为例》[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2005.
城郊经济管理论文篇3
【关键词】新疆兵团 城郊经济 发展 战略 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十一五”期间，我国将进入工业化提升、城市化进程加速的新的发展时期，然而，近几年由于城乡差距的逐步拉大而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发展思路，并将以城乡统筹发展和配套改革来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思想放在首位。在新时期，新疆兵团（作为全国最大的农工商联合体，同时具有党政军企职能，承担着发展经济和保卫边疆的双重任务）也和全国一样，面临着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快速提高农工收入、发展壮大兵团等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和重要课题。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建于1954年10月，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兵团是中央直属单位，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国家实行单列，并享有计划单列市的各种经济管理权限。40多年来，兵团各族干部职工在天山南北、戈壁荒滩，开发建设起了石河子、五家渠、奎屯、阿克苏、库尔勒、阿拉尔、北屯等10多个大型垦区和新型城市。兵团现拥有总人口256.39万，其中职工97.45万，领导机关设在乌鲁木齐市，下辖13个农业师、1个工程建筑师，分布在新疆自治区14个地、州、市内。兵团以占全疆1/7的人口，生产新疆1/5的粮食、2/5的棉花和1/3的棉纱、棉布、食糖，并交纳1/5的税金。然而仔细分析发现兵团无论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还是经济结构优化方面都远远落后于新疆和全国，从1978―2005年，全国三次产业结构由28.1?48.2?23.7调整到14.6?52.2?33.2，新疆三次产业结构由35.9?46.2?17.9调整到20.0?33.9?33.9，而兵团三次产业结构由47.4?30.8?21.8调整到46.6?26.3?33.1。从改革开放至今，兵团农业产值比重仅下降了0.8个百分点，而工业产值比重不升反降了4.5个百分点；另从下面图1和图2可看出，兵团相对于自治区经济发展速度缓慢，且经济总量占自治区的比重成下降趋势，从1983年20.15%下降到2005年的13.31%。有关资料显示兵团农牧团场教育、卫生医疗、基础设施、科技投入等与城市相比差距都有扩大的趋势，因此，兵团大力发展城郊经济是消除兵团与自治区、全国的差距、缩小城乡差别、城乡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战略，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资料来源：兵团和新疆《统计年鉴》2006年）
二、研究的理论依据及兵团城郊区域的界定
1、理论依据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写到：“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进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然而，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实践证明，消灭城乡差别是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历史过程，所以，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和我国学者都十分关注区域差异和研究区域经济发展。1954年，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论文中，首次提出“二元经济”模型，并认为二元经济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经济特征，随后，拉尼斯和费景汉发展和完善了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形成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的研究。1955年，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首次提出“增长极”概念，所谓“增长极”是指那些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或先导部门在一些区域或大中城市聚集，形成一种资本集中、技术集中、具有规模经济效果，自身增长迅速并能对邻近地区产生辐射作用的发展中心（即生产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交通运输中心、信息中心、服务中心、决策中心等）。佩鲁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带动邻近地区或整个经济的发展。1966年，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R・Boudeville）扩展了增长极的概念，把增长极定义为位于大中城市内的正在不断创新和扩张的一组产业，它通过自身对邻近地区的影响而诱导区域经济活动进一步发展。增长极理论实际是一种合成理论，是指那些通过解释地区的发展过程，说明在增长中的城市中心确实诱使周围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各种假说。增长极（也称发展极）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得到广泛关注和应用，如我国高新技术开发区的设立及一些地区优先发展，都是培育增长极以带动邻近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战略。1957年，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写了《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一书，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利用“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概念，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存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他认为，当发达地区发展起来后，为了防止“累积性因果循环”造成的贫富差距无限制扩大，发展中国家不应当消极地等待发达地区产生扩散效应来消除这种差别，而应当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包括政府政策、法律手段等）弱化“回流效应”，增强“扩散效应”，来激励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尤其是不发达地区应制定相应的对策来发展自己的经济，缩小差距。1958年，赫希曼（A・Hirschman）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针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稀缺和企业家及决策能力的缺乏，提出了“不平衡增长（Unbalanced growth）理论”，并用“引致投资最大化”原理和“联系效应”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提出建议，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集中有限的资本和资源首先发展那些“联系效应”和“引致投资”最大化的产业，以此为动力逐步扩大对其他产业的投资，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得到广泛应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在邓小平“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达到共同富裕”理论指导下，实施非平衡发展战略，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事实上不平衡发展是手段，平衡发展才是目的。1960年，J・弗里德曼（JohnFriedman）提出了“核心―边缘”理论，将创新变革的主要中心称为“核心区”，特定空间范围内的其他区域被称为是“边缘区”，该理论认为，随着区际人口迁移、运输改善、市场扩大、城市等级扩散和政府的干预，核心和边缘的界限会逐渐消失，达到空间一体化。
2、兵团城郊区域的界定
区域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按照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层次。兵团作为特殊的组织，有其历史的、行政的、军事的、经济的区域特点，分布范围广且集中度低，是典型的绿洲区域。正如人们常说：“新疆有多大，兵团就有多大”。从表1中可以看出兵团下辖的13个农业师和1个工程建筑师的师部机关都位于新疆主要城市或地区，且天山北坡经济带（六、七、八师）、乌鲁木齐地区（十二、建工师）、哈密开发区（十三师）库尔勒市石油城（二师）以及阿拉尔市（一师）和图木舒克市（三师）人口占兵团总人口98%以上。本文将兵团师部机关所在地界定为核心区（城市），距师部所在地方圆50公里范围界定为城郊地区，50公里以外地区界定为边缘地区（乡村）。
三、兵团发展城郊经济的必要性和战略依据
1、发展城郊经济是兵团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最有效途径
城郊区域是现代城市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的连接点，是城市与乡村各种生产要素的聚集地，也是农产品集散地，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城郊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兵团城市化的进程、克服“大城市病”，更有利于兵团农场非农业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吸纳农场剩余劳动力、增加农场职工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城市化是我国消除城乡差距的战略选择
城郊是连接农场和城市的纽带和桥梁，是城市辐射、扩散效应和农场改革动力的交汇地带，发挥着“基地、枢纽、集散”的功能。可以预见，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城郊区域将是兵团未来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特别是城市“退二进三”战略的实施，将进一步推动城郊区域工业化的进程。城郊经济发展也是走城市化道路的“必经之地”，世界各国城市发展实践证明，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将城郊转化成为城区，把城郊地区的农民转化为市民，再把远郊区转化为城郊的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3、兵团经济带的发展为发展城郊经济奠定了基础
2000年，兵团党委根据新疆自治区优先发展天山北坡经济带的战略思路，实施了“集中力量做大石河子垦区、优先发展天山北坡经济带”的非均衡发展战略。2002年，天山北坡经济带、南疆经济带、边境经济带和哈密特色经济区的GDP分别占到兵团经济总量的55%、25.5%、17.1%和2.4%，经济带的核心带动作用增强（见图3）。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三次产业结构比重由35?31?34调整到29?32?39，固定资产投资额由37.3亿元增加到55.8亿元，占兵团当年投资额的53.3%，外贸进出口总额由5.15亿美元增加到9.61亿美元，占兵团当年进出口总额的79.7%，职均收入由7775元增加到9434元。
四、实施发展城郊经济战略建议
1、继续实施非均衡的城郊经济发展战略
以天山北坡经济带、南疆经济带、边境经济带和哈密特色经济区为重点，充分利用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和“十一五”期间加大对西部投资倾斜的机遇，集中有限的资源，加大投资和扶持力度，制定优惠政策，加快“核心区”和“增长极”的培养，提高核心区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二、三产业集中度，使其真正发挥辐射、扩散和诱导周边城郊区域经济活动的作用。积极采取相应政策和一些必要的措施弱化“回流效应”，增强“扩散效应”，来激励城郊地区的发展。
2、加强城郊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明确城郊经济发展目标
以城市和师部经济带核心区为轴心，以重点城镇为依托，以方圆50公里为半径，加快城郊区域规划，做好规划是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前提，也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需要。要明确城郊经济发展目标，城市化是我国21世纪上半叶的发展趋势，也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城乡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实施城郊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就是要消除兵团与新疆和全国的差距，改善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所以，在培养核心区和发展极时一定要以农业的发展和提高农场劳动生产率为前提。以城市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挥兵团农业资源和技术资源与地方互补的优势，大力发展精品、特色农业和农业产业化，实现农业现代化。
3、按照自治区经济发展总战略，合理安排与地方协调发展的战略发展重点
各师和农场应积极主动出击，寻找发展机遇进行以土地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制度创新，打破兵团与地方双重体制的束缚，发展与地方城镇融合的城郊经济。
4、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兵团农场距新疆中心城市都比较远，方便和快捷的交通服务是城郊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现代化的通讯、信息服务、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和各个要素市场体系的建立都是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必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人民出版社，1959.
[2]陈宗胜：发展经济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3]彭朝晖、杨开忠：人力资本与中国区域经济差异[M]，新华出版社，2005.
[4]牛文元、傅崇兰：城乡统筹发展研究[M]，新华出版社，2005.
城郊经济管理论文篇4
【论文摘要】 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侵蚀了城郊农村农业的发展空间，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必须挖掘城郊农村经济的发展潜力，壮大经济实力。广大城郊农村应积极探索，大胆创新，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科学调整经济结构布局，合理开发利用有限资源，开创一条既有城市经济发展特点应又具有农村特色的经济发展新路子，使城郊型农村经济步入快速、健康、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如火如荼的都市经济突飞猛进，城市整体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日新月异，从而有效拉动了城郊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加速了城乡间经济要素的流动和资源的重新配置，形成了一个人口密度相对较高、人们经济活动范围较广、与城市经济联系紧密，兼具城市和农村特征的地域空间，人们习惯称之为城郊型经济区域。
近年，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业发展、促进农村进步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党和国家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惠农政策，力求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在这种大的气候的影响下，城郊农村凭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及党和国家的惠农政策，打破传统、勇于开拓、锐意创新，以“城郊结合、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城乡一体、和谐发展”为原则，以“依托城市、服务城市、面向市场、致富农村”为发展目标，与都市经济遥相呼应，使城郊农村特别是较发达城市的城郊农村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郊农村经济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一、明确发展目标，走城郊城市化道路
城市要发展，规模要扩大，城市建设用地不断增加，城郊农村必然是城市发展的首选之地，使不可再生的耕地资源迅速减少。为了实现城市与城郊共同发展的双赢目标，城郊农村必需明确未来经济的发展目标，“依托于城市、服务于城市、致富于农民”，积极地走好“农业特色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环境生态化”的城郊城市化道路。
1、充分利用城郊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积极围绕休闲、生态、观光、旅游农业以及名优农产品进行项目包装，积极开展各类相关招商活动，做精有限资源农业。
2、借助城市工业的辐射作用，充分利用当地人力资源。夯实工业经济基础，加速资本和产业转移，促进农民职业和空间转移，做强短小精悍工业。
3、充分利用地处城郊结合部的区位优势。建设特色农业生产基地，生产为城市配套的蔬菜、花卉、畜禽等副食品类农副产品，搞活三产服务业，形成新型的城乡产业结构和城郊农村经济体系。
4、以城带乡，以乡促城。面对耕地逐年减少的现实，引导农民向城市集聚，以“城乡一体，共同发展”为目标，借鉴城市管理的成功经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整治乡容村貌，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实现城郊农村城市化、城郊农民市民化，使城郊农村经济成为城市经济的一部分。
二、经济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科学合理
多年来，传统的农村经济由于产品缺乏市场性、有限资源配置缺乏科学性、生产技术缺乏指导性、经济管理缺乏规范性，经济发展滞后，农民更是“多劳少酬”。为了摆脱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桎梏，各地农村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尝试。特别是与都市毗邻的广大农村，他们以市场为导向、以城市为依托、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科学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摒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传统做法，以“多心、多层、组团式”为空间格局，以“点、线、环、面”为网络格局， 以“高起点、新格局、多功能、有特色、服务城市”为区域定位、形态定位和目标定位，使城郊农村经济结构日趋科学合理，其成功做法为远离城市的农村起到了典范的带头作用。
以辽北城郊乡龙山乡为例。该乡是唯一的城郊乡，下辖的12个自然村分布于城市周边。以前，该乡以传统旱田作物为主，品种仅限于玉米、白菜、大葱等，由于耕地资源有限，品种单一，虽然亩产量较好，但却不能形成规模效益，农民即便早出晚归，仍然收入甚微。为了改变此种状况，本地的区、乡两级政府对农村经济结构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一是利用沃土优势，大力开发种植业，从外地引进名优新特蔬菜和花卉品种，一年四季为城市提供新鲜蔬菜和花卉需求；二是利用距离产粮区近的优势，大力开发养殖业，鸡、牛、羊等畜禽产品竞相出栏，充分发挥城市的后厨房作用；三是利用与城市零距离的优势，大力开发农家特色餐饮业，吸引城里人到乡村驻足；四是根据耕地逐渐减少的特点，大力发展加工业，实现城郊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这样，不仅激活了农村经济，有效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还使部分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生产中解脱出来，投身到其他行业的生产队伍。
三、发挥特色优势，打造农村品牌效应
特色是进步的动力，品牌是壮大的前提，信誉是发展的保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色就是竞争力，就是财富，谁拥有特色，就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掌握发展的主动权。为了使城郊农村经济走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广大城郊农村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力求打造自身特色，营造品牌效应。
1、跳出农业看农业，跳出农村看农村，在种植结构上有特色。随着城市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发展，城郊农业的功能和作用不断延伸，生态农业、精品农业、旅游农业、观光农业、花卉农业、农业度假村不断涌现，城郊农村和农业成为城市的绿化带、景观带和大花园，为市民提供更多的休闲观光场所，成为中心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
2、坚持在发展上有特色，在特色上有差别，在差别上创优势。大力发展花卉、蔬菜、林果、特色餐饮等产业，形成特色优势和规模效应，推动城郊型特色农业的发展。用工业化手段推进城郊农业，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用工业管理的方法和手段，把农业当工业抓、把农业当项目搞，实现企业化运作、产业化经营、工业化发展。
3、围绕城市二、三产业发展，优化资源配置。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提供充足的农业生产资料，满足城市产业发展需要，使城郊型特色农业成为城市产业发展的“大仓库”。着眼提升城市形象，塑造城市品牌，使城郊特色的农村成为中心城市的“后花园”。
四、壮大产业链条，促进工农共同发展
要想把城郊农业做大做强，必须壮大产业链条，促进工农联合，以农业促进工业，以工业反哺农业，使工农业共同发展，实现产业化、集约化生产是广大城郊农村达成的发展共识。
1、服务城市，立足特色。以服务城市为发展动力，加快培育壮大一批有发展前景、有市场、有特色、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大力发展名优新特蔬菜种植业、鸡鸭牛羊养殖业、花卉栽培业，丰富城市居民的厨房，美化、绿化城市居民的客房。
2、延伸产业链。以提高产品附加值为动力，延伸产业链条，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加大终端产品的开发力度，积极实施开发净菜袋装、脱水蔬菜等蔬菜制品生产、禽畜肉制品等。
3、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工业反哺农业为发展后劲，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通过源源不断地吸纳工业生产原材料，扩大农副产品的生产规模，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推行以吸纳农民为主的工业化路线，改变城郊剩余劳动力的职业身份，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以辽北城郊乡龙山乡为例，所属大禾肉禽公司从一家养鸡场做起，经过几年的发展，已成为集鸡雏孵化、饲料加工、肉蛋鸡饲养、肉食鸡加工于一体的规模企业，扶持养鸡户30余户，为200多农民提供就业岗位。
4、建设工业园区。以园区建设为载体，为城郊经济发展提供拓展平台。通过建设工业园区，实现有限资源的科学整合，有效促进企业的纵向延伸和横向联合，为外地客商前来投资提供融资平台，颇有筑巢引凤之效。
城郊型经济虽然是一个新生事物，没有典型的历史范例，但经过勤劳奋进的城郊农民的大胆探索和创新，城郊农村经济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这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步伐，使城郊农民早日受益，奔赴小康。
【参考文献】
[1] 吴操文：广州城郊经济[M]．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
城郊经济管理论文篇5
关键词：城市郊区 水环境管理 管理体制 运行机制
城市郊区指中心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在周边区域中所形成的，其特征、结构和功能介于传统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地理区域，是城市和乡村社会、经济等要素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交叉地带。城市郊区是城市发展的最具有生命力的区域，现行城市郊区水环境的严峻现状严重制约了城市郊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城市郊区半工半农的产业特点和以农村集体管理为主导的管理体制使其所面临的水环境问题相较于普通城市和农村具有复合型的特点，所面临的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污染的问题更为复杂，因此对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进行系统研究，破解城市郊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水瓶颈”问题就显得格外紧迫。
一、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统一管理体制，水环境管理与发展不相适应
现行郊区水环境管理实行的分散式的管理体制，水资源、水污染等管理分属不同部门,水环境管理责权交叉多，难以统一规划和协调，部门间管理工作缺乏有效衔接，造成了水环境管理的脱节，割裂了水环境的整体性和联系性，不利于水环境综合管理，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
（二）管理法律体系尚不完善
我国关于水环境管理的法律实行的是水污染和水资源分立立法的形式，部分立法内容存在交叉甚至冲突。目前，我国水环境综合管理的法律体系尚未建立，涉水部门多，部门起草立法时缺乏综合平衡，立法实践又先后，缺乏通盘考虑，涉水法律存在交叉，妨碍水环境管理的法律执行。水环境管理的立法现在注重实体性立法，缺乏程序性立法，造成实体性立法规定的目标难以实现。对于水环境管理的概念缺乏必要的界定，可操作性较差。
（三）水环境管理运行机制缺失
1.以行政管理为主导的管理方式不能满足水环境管理的要求
政府在水环境管理中处于主导地位，实行以行政管理为主的高度集中的调控政策。水环境管理职能和经营职能界限不清，水环境管理主要以各级政府投资为主，造成了水环境管理工作具有片面性和不可持续性的特点，单独依靠行政手段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水环境管理的需要。
2.水环境管理经济手段运行机制缺失
市场机制是微观领域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各种税、费、补贴、信贷等是水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在水环境管理相对薄弱的城市郊区，经济手段的实施由于管理力量的薄弱，制度规范的缺失造成实施和监管难度较大，制约了水环境管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
3.监督及参与机制缺失
我国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责任制尚不健全，地方政府在水环境管理方面兼有裁判员和运动员的角色，监管动力不足，造成了水环境管理执法不力、监管不力的结果。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方面的参与机制并不健全，水环境质量公告制度尚待健全，公众的水环境知情权落实不够，对水环境规划和水资源分配等参与不够，参与渠道和方式落实不够，缺少公众参与监督的有关规定，不能建立起公众监督机制，使得水环境管理缺乏广泛的公众参与。
二、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存在矛盾及分析
（一）水环境整体联系性和水环境分散管理的矛盾
整体性和联系性是水环境的自然属性，是水环境实行统一管理的必然要求。我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的阶段造成我国水环境管理实行分立管理的现状，导致了水环境管理各职能部门权责交叉、利益冲突。水环境管理职能的割裂、水环境管理职能界定的不清晰，造成各职能部门在进行水环境管理的时候不能够充分考虑水环境整体公共利益，造成了在水环境管理立法出现交叉，个别条文冲突的现象。
（二）水环境管理与城市郊区经济发展的矛盾分析
城市郊区是地区经济的增长点，是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带，同时也是水环境管理力量薄弱的地带，水环境管理制度尚待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有较大差距，水资源短缺与水污染的矛盾日益尖锐。郊区经济发展以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为主，在各地重视本地国民经济发展，努力增加本地税收的推动下，造成政府对水环境管理的执行性大打折扣，水环境形势日益严峻。
（三）水环境行政管理与市场机制运作的矛盾&nbs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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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管理造成了我国水环境管理以行政管理为主导的现状，水环境管理受政府施政方针的影响较大，水环境管理以政府投入和政府推动为主，缺乏可持续性。市场机制在微观层面上是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客观上要求改变政府职能。改变政府在水环境管理中运动员、裁判员身份不分的现象。
（四）城乡二元结构现状与城乡一体化建设之间的矛盾
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原因是资源和福利城乡间分配的不平衡，公共物品的不均衡分配是直接表现之一。城市郊区作为城市发展的新增长区域，具有较强的水资源需求和水污染治理要求，但是城市郊区公共资源投入不足造成水环境管理力量薄弱，制度缺失，造成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加重的现实状况日益严重。
三、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改革的对策
（一）城市郊区水环境集成管理
水环境的分散管理割裂了水环境的整体性和联系性，部门间的分权管理使水环境管理的各个方面缺乏协调和配合，造成管理资源的浪费。构建以政府统领的水环境集成管理的体制，整合管理资源，统筹管理涉水事务。实行水环境的城乡统一管理，实现水环境管理的部门间的集成、地域间的集成、管理内容的集成、管理对象的集成。推进水环境管理体制创新，推行区域水量和水质的统一管理，调整目前水环境管理部门为事业单位性质，增强其行政权力，赋予其财权、事权，加强对涉水事务的协调能力，确保执行的有效性。实现郊区水环境管理开发、利用、保护、治理、回用为一体的综合管理体制。
（二）加强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制度建设
建立健全各级水环境管理法规体系建设，根据水环境的整体性和联系性的特点，统筹规划水资源和水污染管理立法。完善地方各级水环境管理制度，注重对水环境管理综合性立法，统筹考虑各部门和水环境资源相关单位利益。注重地方水环境管理的程序性立法，明确界定水环境管理的权责。建立水环境管理审批、运营、监督机制制度的建立，推行许可证制度。进行郊区水源污染防治立法，完善取水权、排污权交易立法。加强水环境管理的执法队伍建设，强化执法监督，提高管理效率。
（三）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对水环境管理运行的指导和监督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明确进行水环境相关权利界定，实行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建立完善水资源相关权利的市场交易制度，特别是个体与群体的取水权、排污权交易制度。丰富水环境管理的组织形式，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水环境管理的投融资制度，推行水环境管理涉水者治理模式。丰富产业组织形式，实行推行股份制、出租、拍卖、委托经营等形式提高涉水企业的运行效率。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丰富水环境管理调控手段，推行系统的水环境管理税、费、补贴、信贷等经济手段，加大水环境调控经济手段的研究，特别是级差税、费以及绿色信贷方面，促进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产业园区的建立，促进水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四）建立和完善参与和监督机制
加强水环境管理集体和个人的水环境知识宣传和教育，发挥管理对象的监督和参与作用，是做好水环境管理工作的基础。建立起水环境相关单位、个人在水环境管理中的参与和监督机制，丰富参与渠道，可以以水环境监督委员会、用水协会、节水互助小组、水环境管理听证会等制度形式，加强水环境管理监督。对涉水事务执行过程和涉水企业的运作过程舆论指导、决策建议、运行监督，形成良好的水环境管理的参与氛围，进行提升水环境管理效率。
（五）将水环境管理与郊区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
城市郊区是地区经济的增长区域，也是地区社会管理资源的薄弱区域，高耗水、重污染的工、农业单位是造成郊区水环境状况恶化的重要原因。优化郊区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结合地区水环境特点，鼓励发展低耗水、低污染的工、农业产业，从财政、税收、信贷、价格等渠道制定优惠政策，坚持发展绿色经济，发展生态农业，将经济社会发展与水环境优化利用相结合，将水文化建设与水景观建设相结合，打造地方经济发展特色，推进城市郊区的城镇化建设，实现郊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城郊经济管理论文篇6
【关键词】城市近郊风景区；城市规划；园林；景观资源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一、城市近郊风景区研究现状及特征
地势与地貌是城市近郊风景区自然特征的最基本组成部分，也是近郊风景区规划个性设计理论的主要构成要素，地势地貌的不同迫使近郊风景区的规划在立意与具体处理上应与之相适应，因而产生了独特的个性特征。规划设计要取得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就不能忽视近郊风景区的地形、地势等自然肌理特征，因为地势、地貌正是风景资源在近郊风景区内的客观外在表现，也是近郊风景区所要表达的情感理念的客观依托。
因地制宜地处理地势地貌的自然肌理特征，如形式、色彩、质感等，都有助于近郊风景区规划设计的科学、合理。由于自然环境、气候特征、土壤条件等不同，其植被的林相、植被群落类型结构、物种交流迁移过程、生态功能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如北方的风景区多以寒温带针叶林、温带阔叶混交林为主，群落结构较简单，林下草本植物不发达;而南方的景区则以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为主，物种较为丰富，群落间能量交换频繁，此外，不同的景区的植被类型与覆盖率也不同。正是因为这些不同，也为景区的规划提供了有利条件，合理把握城市近郊风景区植被特征，也就是说通过植被空间环境特征的把握，它们或封闭、或开放、或清幽，从而树立近郊风景区自身独特的空间特征。
目前国内学者对城市近郊风景区规划还没有提出成熟的观点，主要是依照市、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的框架运作。在实际分析操作中，人们更多地将区域旅游发展类型分为：资源型、客源型和资源与客源相结合的混合型。从加强城市近郊风景区旅游规划效用来看，风景区旅游规划要创新，理论创新是基础，规划内容方法的创新则是关键和核心，通过在以上几个方面加强研究，就可以在城市近郊风景区旅游规划理论和制定的现有基础上有一个更大的提高。
城市近郊风景区旅游的特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人文特征
城市近郊区是一般规模较小，旅游开展不可避免与城镇居民生活空间发生联系，旅游活动中包含外地游客和本地居民两者的活动，两者活动在有限的空间中展开，因此，在城市近郊风景区旅游活动中混合着当地居民的生活和民俗风情。
2、自然环境特征
城市近郊风景区以其特有的旅游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观光游览，在环境方面郊区通常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依托环境资源有利条件展开的旅游活动，比如滑雪、海滩、沙漠、温泉等，都是郊区旅游自然优势资源的体现和利用。
3、旅游经济特征
在经济方面郊区往往以提供过境旅游、度假旅游、旅馆餐馆购物设施、文化娱乐设施及旅游服务等作为城市人口就业、经济发展的可靠来源，成为城市经济的有力依托，旅游经济成为城市的经济支柱，而游客的旅游体验可以从当地居民提供的优质服务得到满足，此类旅游体验离不开城市的旅游服务型从当地居民提供的优质服务得到满足，此类旅游体验离不开城市的旅游服务型生产方式。
4、特色鲜明特征
如果大尺度范围的旅游―国家、省市级的旅游侧重的是宏观体验的话，那么城市近郊风景区旅游就必须是具体精致的。相对于大尺度旅游的综合性旅游功能，郊区旅游中的亮点通常是较集中的、特色鲜明的。
二、城市近郊风景区规划设计
对城市近郊风景区而言，由于自然环境条件的不同，规划时所采用的方法和材料等也不尽相同。即使有些景区条件相似，具有的处理方法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别，优秀的规划，不在于华丽、而最重要的是以地方条件为基础加以艺术加工。任何地方的文化特征在建筑、语言、日常生活上的表现都尤为明显，而其中材料的运用、处理的手法及对生活的提炼，更是近郊风景区规划中不能忽视的。规划时应充分尊重当地的自然、人文条件，因地制宜，自然条件是近郊风景区的基础，也是规划设计的重要参考因素。城市近郊风景区作为风景区的特殊存在形式，以其独特的地理、资源优势和优美的景观成为城市居民旅游的主要选择。一个规划合理，景观优美的城市近郊景区已经成为一个城市吸引游客，开展旅游活动，进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风景区规划还存在许多的问题，首先，许多地方的景区资源不仅没有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并且还遭到了破坏;其次，综合国内外对风景区规划的研究理论和实例，多是对于一般风景区的研究，而鲜有城市近郊风景区方面的研究，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持和指导，不利于其健康的发展。因此，对城市近郊风景区规划设计理论体系的构建，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还有重要的实践作用。本文在理论上阐述了城市近郊风景区规划设计的概念界定、方法、原则;对国外国家公园及国内风景区的研究建设现状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同时构建了城市近郊风景区规划设计的理论基础和设计途径，说明如何对城市近郊风景区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进而展现风景区的保护和塑造，希望为我国城市近郊风景区的建设提供可借鉴的参考，促使我国风景区建设能更好、更快的发展率。
三、城市近郊风景区旅游发展前景
为加快城市近郊风景区旅游发展，制定一定时期的系统性的优化行动计划的决策过程。它要决定诸如景区的划分、功能分区、游览组织、规模容量、保护培育、开发方针、管理措施等重大问题的决策，并提出正确保护和使用方法，使近郊风景区得到健康、顺利的发展。它的目的是实现风景优美、设施方便、社会文明，并突出其独特的景观形象、游憩魅力和生态环境，促使近郊风景区适度、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我国的风景区规划起步于近二十年，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是综合性较强，面向环境建设，包括人类社会学、环境学、生态学、经济学、心理学、建筑学、林学等多学科，是一门多学科交叉互动的应用型学科。随着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断加深，景观一词的内涵也不断发生变化。景观是人类的栖息地，是历史，是记忆，是可以体验的空间。视觉中的景观是人们对景观作为物象的首要感受，也是人们对景观体验的第一印象，我们常说做人做事要给人良好的第一印象，景观亦然。作为为人服务的景观空间，也必定要接受人们对它的视觉评价。
城市近郊风景区的建设是充分利用区域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的重要前提，城市近郊风景区是风景名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今人们旅游的主要目的地，其规划设计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风景名胜区的开发首先要注重环境效益，进而才会由社会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经济效益又能够反过来带动风景名胜区环境效益的升值，如此的循环才会使景区愈加优美，环境更加和谐。
四、结语
本文阐述了城市近郊风景区旅游规划设计，在总结前人有关城市近郊区景观规划和旅游发展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城市近郊风景区旅游的现状特征、风景区规划设计、发展前景及其存在问题的深入分析，进一步总结出城市近郊风景区旅游规划设计的原则与方法。
参考文献：
[1] 马勇，李玺 旅游规划与开发〔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 王尔康，生态旅游与环境保护〔J〕旅游学刊，1998
[3] 汪光煮，加强引导创新机制促进旅游与小城镇协调发展〔J〕小城镇建设，2006(7)
城郊经济管理论文篇7
作为国家重要基础设施的道路网络，其规划必须主动适应交通发展的需要，及时更新规划的理论、方法、体系，成为道路建设的先导。寻求区域空间发展与道路空间布局的协调发展途径，解决市区与市域、城市与城际交通一体化发展的问题；寻求能主动适应城市化和快速机动化发展的路网规划理伦，研究规划的功能以及对于规划的要求，建立相应的规划方法、解决规划核心技术问题；研究适合都市圈和都市区（大城市郊区）的路网规划方法，开拓规划思路，建立与这种区域发展新格局相适应的规划体系和规划原则。
1．区域发展的趋势与特征分析
过去10-20年，由于城市扩展、城市化和郊区化、运输技术的进步等，城市和城市间区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城市与农村在比较发达的地区已经难以找出明显的边界，规划中城区（Urban Area）的概念逐渐被都市区（Metropolitan）取代。尽管在商务、政府机构、文化等方面中心城市仍然具有重要地位，但在整个社会活动系统中，城市只是区域的一个组成、一种形式。无论是区域经济发展还是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均必须从区域整体发展的角度出发。城市与城市以外的地域不可分隔，并且呈现出强烈的一体化趋势。
1.1 区域发展趋势
（1）城市群与都市圈发展
经济和交通等因素作用下城市集聚、辐射能力的增强，使城市间空间联系密切而形成联合体、形成网络化空间格局，是发达区域空间形态的生长趋势『张京祥等，2001。由于城市区位因素、人口规模、自然资源和经济实力的差异，形成了区域空间范围内城市的等级规模，并逐渐发展成为城市经济带、城市群或都市圈。在"1997～1998年中国城市规划发展趋势"一文中指出我国大城市已经出现城市形态区域化、城镇体系走向网络化和建立城市联盟的趋势。实际上，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等超大型城市群和若干城镇密集区已经形成立『姚士谋 朱英明 陈振光，2001。区域以一个或多级核心城市为主导、围绕核心城市进行产业调整和经济、基础设施协同发展，成为近期和未来区域空间结构变化的大趋势。
都市圈发展改变了城市间空间联系的模式，交通系统等基础设施对都市圈城市间的联系、经济交往和带动起到显著的作用，表现为沿快速交通走廊的城市间时空距离的缩短、交通量增长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
（2）城市化与郊区化发展
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信息时代带来的集中化和分散化的双重效应，已经造成了各式各样的城市和郊区的景象，由此对区域交通提出了严峻挑战。
城市化（Urbanization）是工业化的伴生物，这一概念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已经提出。城市化指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以及大城市人口的集中『周干峙，2002。郊区化（Sub urbanization）指人口、就业岗位和工商业等从中心区向郊区迁移的过程。广义郊区化认为只要城市中心区人口（和职能）向城市郊区迁移就是郊区化，而狭义郊区化概念认为只中心区人口和功能外迁、并且导致中心区的停滞或衰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郊区化『吴国兵，2000。城市化与郊区化发展产生的典型现象之一，是人口和岗位由传统中心区向郊区的迁移。
城郊经济管理论文篇8
最令学者瞩目的是近来的大城市管治方式的变化，具体表现在城市行政区划的调整，许多城市已经或正在提出将大城市周边的县（市）直接与中心城区合并方案及与其有关的发展战略，这里简称为“撤县并区”。
尽管大城市已把“撤县并区”作为促进城市化和提升自身竞争力的新的管治框架，但对“撤县并区”这种管治方式的内涵还是有点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一些官员甚至以为，只要“撤县并区”，城市竞争力就得到提高。如何准确把握“撤县并区”，它能否对全球化、城市化产生促进作用，目前还很少能见到深刻的讨论，本文拟从大城市管治方式转变来探讨这些问题。
1 大城市管治转变
城市区域是中心城区发展的基础，中心城区也是城市区域发展的保证。对中心城区和城市区域协调发展的追求不断对大城市管治提出新的要求。换句话说，大城市采用何种管治方式才能更为有效地促进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是大城市管治中的核心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城市区域的空间结构，更关系到城市区域的城市行政结构。
许多理论揭示了大城市管治的内在机制。制度经济学强调竞争和合作是产生大城市管治变化的两种基本力量(Ostrom,1986;Ostrom,Schroeder Wynne,1993;Ostrom,Gardner,Walker,1994。)。他们认为大城市管治实际上有两种基本的方式，一种是由中心城区操纵的城市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区域的发展要靠中心城区来带动，这种管治方式称为“集中式管治”(Centralized Governance)；另一种管治方式称为“分散式管治”(Decent ralized Governance)，即让城市区域内众多的城镇，相互竞争，共同促进城市化。强调中心城区不要过分干预城市区域内其他城镇，而让市场机制来协调城市区域发展。他们还认为，“集中式”和“分散式”管治方式都有其内在的弊端。前者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容易造成官僚主义。后者又容易造成各自为政，盲目发展。多中心管治(Multi-Center Governance)方式则吸取了两者优点，为大城市比较理想的管治方式。多中心管治既承认城市区域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又突出了中心城区对城市区域的协调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大城市管治方式变化正是从“集中式”和“分散式”管治朝多中心管治转变的。
进入21世纪以来，城市政府对城市区域内经济活动的调节一方面要求城市之间的合作，同时又不能不考虑它们各自利益，利用竞争机制促进城市区域的发展。中心城区既要引导郊区县（市）的资源合理应用，同时又要使郊区县（市）真正走上与中心城区竞争的轨道。为了顺应这种公平竞争的要求，解决资源不均的矛盾，大城市在经营和组织城市区域发展的方面，都把资源共享和合作作为大城市管治的核心。
在市县关系方面，中心城区既不是采用计划和分配的办法为自己扩大地盘，也不是放任与不管，而是在集中和分散之间取得整合。城市多中心管治赋予给市县的是一个平等互助的关系。各个城镇权限重新分配和调整。例如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公共服务业、土地使用权利等问题上以城市区域的市场机制为准则。如果一个发展项目来到一个效区县（市），那么这个县（市）就要从整个城市区域出发，合理安排这个项目，不能维护自身的利益压低标准来抢夺这个项目。当一个项目来到中心城区时，中心城区也应该遵守区域共同发展准则，不能不加选择性地包揽一切。因此，城市多中心管治是一个现实的合作过程，它容不得中心城区政府统管一切而增加管理成本，也容不得各自为政，不择手段地为各自获得发展。
在城市空间结构调整方面，中心城区除了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外，还通过建立专门机构直接对周边地区进行协调。在不打破各自的行政区划界限基础上将一些次要的城市功能活动转移到郊县。同时中心城区提升自己的功能，使得中心城区可以轻而易举地协调分布在不同城镇的功能和城市化过程。中心城区把复杂的城市分解成若干专业性强的、用地量大的功能，分散到其城市周边地区去带动边缘地区发展，同时，又不剥夺周边地区的发展权，既为本身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提升了本身的协调能力，同时也调动了周边地区的积极性，引导了周边地区的发展方向，形成了整个城市区域之间的合作和分工。
西方国家大城市管治变化说明，大城市过去维持的“集中式”管治不能适应越来越大的全球化压力，而对全球化形成了挑战，导致周边城市无法同中心城区展开合作。
“分散式”管治虽然适应了全球化需要，但同时对城市化形成了挑战。分散式管治鼓励了中心城区在更大范围的展开，如城市开发区、房地产业、城市交通会在更大范围内发展，使城市发展规模无法约束，产生了“摊大饼”。“分散式”管治方式虽然提高各个“各自为政”的城镇的竞争能力，同时也削弱了城市区域整体竞争能力。
而正在发生的城市“多中心管治”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又是实现城市化目标的重大变革。它主张各个城市之间开始进行合作，在合作的前提下，维持竞争，目标是提高城市区域整体竞争能力。
2 中国大城市管治方式的转变
中国大城市管治面临着一个集中和分散的两难困境：大城市区域既需要“乡村城市化”机制来调动小城镇力量和推动城市化进程。同时“乡村城市化”本身又在影响中心城区的作用，造成城市人口在空间上更加分散，城市基础设施配套的摊子铺的更大，城市管理权限的分散，产生所谓“镇镇像村，村村像镇”，继而影响了城市化的进程。
上述的两难困境是影响中国大城市管治转变的内在原因，换句话说，中国大城市管治是在这一矛盾中发生转变的。
2.1 “市带县”阶段
城市区域发展的起步阶段总是依托中心城区，是集中市域范围内有限的财力、物力等区域资源来促进城市化进程。1980年代，中国大城市正是采用了这种“增长极”战略，开始改革大城市管治方式。大城市进行了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市带县”的措施就是“集中式”的管治方式的体现。“市带县”促进城市区域资源的集中，同时带动县（市）工业的发展。
在“市带县”的浪潮中，中心城区对城市区域的城市化起了重要作用。例如，许多城市中制造业转移到郊区县（市），城市工业与乡镇工业进行联营和合作，城市中的许多经营管理人员、工程师纷纷“下乡”支持乡镇工业发展。郊区县（市）利用城市区域内廉价的人力和土地资源，积累了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部分县（市）工业在发展过程中，一度对乡村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随之而来的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进一步规范了县（市）工业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乡镇工业企业的素质。
在“市带县”的政策下，中心城区的产业结构逐步升级，资本、技术密集的机械制造、原材料工业得到发展。
可以说，当时的城市化主要是中心城区的拉动，即大量中心城市资源直接或间接涌入小城镇。有些倾斜性政策甚至把中心城区资源转移给小城镇，以牺牲中心城区力量来促进乡镇企业发展。所以，到1990年代末，有些发达地区的城市区域产业格局中，乡镇工业和城区工业各占半壁江山。
“市带县”管治下的城市化主要不是在城乡竞争中实现的，而是靠城市拉动或主动让位来实现的，这是城市化初级阶段的必然选择。但是“市带县”管治方式存在着另一种弊端。例如，“市带县”本身就是使城市郊区县（市）享受扶持发展政策，在中心城区和郊区县（市）之间存在着不公平竞争。中心城区需要集中区域资源才能继续保持以往的带动能力，这就需要县（市）自身发展，简单说，“市带县”的同时也需要“县带市”。在中心城区向郊区县（市）提供单向支持的同时，中心城区的政策仍然保持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城乡产业制度的差异使国营企业的资源流向乡镇企业，中心城区的“造血功能”受到限制。中心城区扶持市县发展的政策越倾斜，县（市）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主动参与就越少，而这又会削弱城市区域的整体能力。再如，地理位置临近城区的郊区县（市），具有土地资源和丰富的劳动力，论实力并不一定需要中心城区拉动，却吸引了中心城区更多的资源，无形中扩展了城市发展规模。而最需要拉动的边远县（市）却很少得到“市带县”的好处。
2.2 “撤县建市”阶段
1990年代，为了推动城市化，国家开始扶持县（市）对县域城市化的带动作用，表现为“撤县建市”政策。城市管治的方式开始朝着“分散型”方向发展。前后约100个大城市的郊县进入了中国城市行列，直到最近，“撤县建市”才有所停止。
“撤县建市”实质上造成了那些本身拥有一定经济实力和人口规模的郊区县（市）直接或间接的脱离中心城区的管治。“撤县建市”不但承认和保留了原有的县在资源分配中的权力，而且在原有的县（市）级权限上注入了新的权力，从而进一步形成了大城市分散式管治局面。
1990年代以来，积累了一定实力的郊区县（市）开始直接参与经济全球化。当这些县级市拥有了经济活动广阔的权利空间时，它进行的经济活动常常与中心城区互相重复。国际投资，商品、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对外输出使郊区县（市）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加强。与中心城区相比，临近城区的新建市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区域交通条件，以及更为优越的投资环境，它们的发育开始对城市区域空间结构以及中心城区的地位产生冲击。发达地区的许多县（市）逐步发展到成为了地区的竞争对手。有些县级市拥有与本身地位不太相称的人事权、财权。他们与中心城区互相攀比，相互压制，所谓“开发区”热就是一个例证。城市和郊县之间相互依存度开始大幅度减小，城市对县（市）的带动力量急剧缩小。
在中心城区与一些地理位置优越的郊区县（市）激烈竞争过程中，中心城区不仅不能左右县级市，而且中心城区的某些功能也受到了县级市的左右，最突出的是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展，由于没有规范的协调机构和管理制度，市县之间并不存在统一的土地市场，由此造成了市县之间互相攀比和重复投资的局面。许多边缘区乡集镇不听命于中心城区的安排，也不受所在县（市）的监督，而利用本身的地缘优势获取额外经济利益，在城市分散式管治中形成了独特的城中村。
郊区县（市）为了抢占中心城区本身所应有的市场地位和在城市区域中的正常支配地位，降低开发成本，由此扭曲了本来可以有效配置资源的市场竞争机制，降低了城市地域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造成中心城区“摊大饼”式开发。
灵活的政府和办事效率是世界公认的经济全球化所需要的制度条件。“撤县建市”赋予了县（市）灵活程度较高的制度条件和管理过程，促进了县（市）参与经济全球化。
2.3 “撤县并区”阶段
“分散型”管治对中心城区的健康发展形成挑战后，政府开始放弃“撤县建市”的管治方法，国家转而鼓励大城市实行“多中心”管治，目前的“撤县并区”就是中心城区和郊县（市）之间的相互竞争的必然选择。“撤县并区”不再是由中心城区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设定城区发展目标，而是要越来越多地从城市区域的角度来选择中心城区可能的城市发展目标；而且，“撤县并区”摆脱了郊县单凭本身的资源和市场，在县（市）范围内独自操作、组织经济活动。
“撤县并区”其实是多中心管治在中国的具体表现，也是在“集中式”和“分散式”管治后的一种平衡。大城市在全球化过程中只有靠合作和竞争方式维持城市区域的竞争能力，“撤县并区”正是在建立一种新的协调机制，顺应共同发展的需要，推动市县在城市区域发展上有效合作。因此，“撤县并区”是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大城市管治的本能反应和共同愿望。在“撤县并区”过程中，市县之间事实上不存在“谁管谁”的问题，而是共同面对全球化压力，协调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大城市已开始朝“多中心”管治方式转变。
1990年代，上海、北京、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率先进行了“撤市并区”。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省会城市，更面临着能否在这场大城市的相互竞争中保住省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问题。省会城市兴起了提高城市区域竞争力的热潮。杭州市在2001年2月将市区边缘的已经“撤县建市”的萧山、余杭“撤市并区”，市区面积也由此从原来的683km[2]扩大到3068km[2]。南京将江宁县撤县并区后，最近又将江浦县和六合县分别与浦口区和大厂区合并，从而使市区面积由2000年的1000km[2]扩大到目前的4737km[2]。合肥将原来的郊区进行了调整，市区面积由原来的458km[2]扩大到558km[2]。南昌市也计划将五个郊县纳入市区。许多地级市也纷纷扩大本身的管治范围，加强城市地区的协调发展。
在中国大城市工业结构调整阶段，“撤县并区”策略的实施有助于消除就业“城乡错位”情况，中心城区的“下岗”职工可以到乡镇企业寻找出路。也为城乡经济的整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大城市经济主要依托全球化对整体城市区域的市场需求；城市区域市场对中心城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所以，大城市区域的经济只有越来越深地进入经济全球化过程时，中心城区才具有竞争力。“撤县并区”既增强了中心城区政府的功能，而且增加了郊区县（市）的参与。他们发展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中心城区的竞争力。可以说，“撤县并区”是通过合作来提升大城市发展。
从“撤县并区”的政策内涵看，原郊县政府在大的城市区域发展问题上应服从中心城区的安排，发展策略应当由中心城区来调控而不是由原郊县本身来制定。其次，原郊县的发展决策主要还是由郊县本身制定执行。中心城区遵重郊县自制，只负责协调而不是包揽其发展。郊县政府在政策实施上具有一定的自制权。
3 结论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城市管治方式变化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大城市曾经实行过的集中式管治体制，分散式管制方式，正逐步转变成多中心的城市管治，城市化不仅仅依赖中心城区或者农村城镇，而是依靠两者之间的合作，这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
“撤县并区”是中心城区和郊区城镇之间相互作用和制衡的结果。全球化形势下，单从强化中心城区出发或单从所谓的“农村城市化”都不能够有效地推动城市化。“撤县并区”就是市县之间合作的具体表现。衡量“撤县并区”的作用，关键在于建立市县之间的平等互惠关系和在城市区域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市场机制，因为城市化问题不仅仅是城市边缘区问题，更多的是大城市腹地问题。一个大城市常带好几个县（市），解决了市区临近的几个县（市），更远的县（市）的发展协调问题还会出现。
要真正实现“撤县并区”战略效果，在“撤县并区”的实施过程中，要注意利用“多中心”管治理念，不能再次回到“市带县”或“撤县建市”的老路。例如，在“撤县并区”之前，中心城区土地资源紧张是显而易见的，在“撤县并区”和城区面积行政调整之后，中心城区面积的扩大，尤其是目前大城市市区行政面积扩大，容易造成粗放式开发。如果没有一个城市区域整体的市场机制。就会减少城市土地利用的效率。也就是说，“撤县并区”的同时要防止“郊区化”。中心城区政府不能只关注开发成本低的郊区土地资源，从而造成不必要的城市“空心化”。
“撤县并区”改变了原郊县政府运作的环境，在“撤县并区”后，某些郊区县（市）在城市开发过程中有了与中心城区同样、但比其他县（市）发展更多的机会。中心城区不能够盲目干涉或插手一些区级经济开发的机会，如果任何发展中的小问题都要得到中心城区的层层审批，就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不仅影响办事效率，减少投资者的兴趣，而且会减低原郊县政府部门的积极性，导致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
总之，城市化和城市地位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城市管治方式或者说是城乡制度安排上的竞争。大城市竞争力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大城市的管治方式。谁能在这样的竞争中，成功地调动市县的积极性，有效地利用多中心管治理念建立适应现代城市区域发展的城市管治结构，谁才具有竞争力，城市化才具有动力。
［收稿日期］2002-05-20
【参考文献】
1 Garreau Joel.1991.Edge City:Life on the New Frontier.New York:Doubleday.
2 Kling Rob,Spencer Olin,Mark Poster.1991.Postsuburban Californi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 Ostrom E.1986.An agenda for the study of institutions.Public Choice 48,3-25.
4 Ostrom E,Gardner R,Walker J.1994.Rules,Games,and Common-Pool Resources.Michigan: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5 Ostrom Elinor,
Schroede Larry,Wynne Suan.1993.Institutional Incentives and Sustai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