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程管理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2 04:19:16
进程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当课改的钟声回荡在祖国大地上时，很多教师有幸成为其中的参与者和指导者。新的教育理念，新的教育方式伴随着新的教育模式的出现而应运而生。课改既是社会的需求，也是每个个体求得自身充分发展得迫切希望。而新的教材无异是课改工作的重头戏，新理念，新内容，新结构，使新的教材成为学生生活不可分割的素材，贴近生活，贴近经验，使教师角色从单纯的知识的输出者成为学生学习过程的组织者和协调者。学生的学习变为一种对知识探索的主动的心理体验。由此可见，评价学生学习的方式也应随着课改工作的全面展开而登上历史的大舞台。经过一个学期的课改实验，我做为一名参与者，感触颇深。下面以我们进行的2002－2003学年度第一学期一年级期末考试为例，做一分析与总结，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一.语文评价的内容。1.平时学习。包括平时作业、学习表现，学习成绩（平时的单元考核等）。2.口试与实践。此部分包括识字拼音，朗读背诵，口语交际及联系生活实际等。3.纸笔测试.此部分是综合性测试,包括汉语拼音识记;笔顺笔画,写字;数量词;语文内容阅读理解等。4.学期总评。按平时学习（20％），口试实践（20％），纸笔测试（20%）相应的比例分配给予等级评价作为学期总评。二.语文评价的具体操作过程。语文评价的实质在于肯定学生的学习过程，重视学生学习中的情感体验及价值观的发展，培养科学的思维方法，发展学生四种重要的学习能力：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这是评价学生的理论依据，也是学生学习过程的目标导向。在具体的操作中，主要从一下方面给予评价：㈠平时学习的评价操作。这项内容也是教育模式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最直观的表现。这样的评价，能从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行为习惯和学习目标的良好实现三个方面给予学生肯定的评价。⒈平时作业。从日常的课堂作业，校外的准备活动，小组的共同学习及资料得收集等方面给予评价。能按时完成作业，积极参与活动等，给予最高的评价。依此类推，最差的学生也能有所收获。⒉学习表现。从学习态度，学习习惯的养成等方面给予学生以客观的评价。⒊学习成绩。包括平时的课堂合作活动，学习情绪，学习效率等方面的内容。评价以激励学生为宗旨，重视引导学生继续学习的思想，保证学生学习的高涨的热情。综合以上三点，评价学生方法为奖励“红花”。“真棒”为“四朵”，“真行”为“三朵”，“还不错”为“两朵”，“要努力”为“一朵”。㈡口试与实践的评价操作。⒈分组办法。根据学生人数的不同，每个班分为8－10个小组，每组4－5人，设组长一人，记录员一人。组长负责纷发试题，组织好组员进行考试。记录员做好记录。⒉口试与实践的试题准备。每组试题分为三类，每类裁成纸条供学生随意抽取做答。⒊小组内集中测试。语文试题为借助拼音认读词语，读一读《锄禾》的译文，背诵古诗《梅花》等。⒋评价方法。读错5个字之内为优秀，奖励四朵红花；5－10字为优良，奖励三朵红花；10－30之内为合格，奖励两朵红花；30字以上还需努力，给一朵红花以资鼓励。⒌测试情况。小组内测试无论是从组长的管理还是从组员的应答方面都令人满意。个别学生受方言语音的影响，字音读不准，影响了自己的测评成绩。㈢纸笔测试⒈测试方式学生独立完成，教师念题协助学生做答。试卷形式活泼，色彩艳丽，学生对试卷没有畏惧感。⒉测试内容⑴汉语拼音运用。把所示的图与相应的汉语拼音连起来。学生能准确拼读，正确连接。⑵笔顺笔画与写字。重在看字写字，考察学生的写字习惯，写字姿势。此部分内容能以教科书为基础，考核学生的写字能力。看似简单，实则必要。⑶词语的运用。①分辨相关词语。如“怎么”“什么”，要求填在具体的句子里。个别学生不理解词义，随意填写，所以效果不好。②词语搭配。此部分是动词与名词的搭配，而且可以多重搭配，给学生以极大的完成空间。学生能一句生活经验，连出符合自己心愿的意项。⑷看图写话（两题任选一题）看图写话考察四方面的内容：①看懂图意，并转化为语言的思维能力；②能完整表达图意的语言的下组织能力；③能有序的进行书写的书写能力；④较高层次的语言的灵活运用的能力。如要阐明“乌鸦怎么喝着水了？”学生不仅要回顾课文内容，还要转化为自己的语言书写出来，确实有难度。但部分学生答的很完整，有的写话很精彩。可见试题的科学性与学生的可挖掘性。㈣学期总评按照平时学习，口试实践，纸笔测试的比例及科学的权重分析，给予学生综合评价。优秀的学生得到8－10朵花，较差的也得到了5－6朵花。老师鼓励性的评语从正面肯定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成果，保证了学生学习热情的高涨。否定了“一份试卷定乾坤”的只看结果的应试教育体制下的学校教育模式，是课改工作中迈出的成功的一步。三．存在问题与分析课改形势下，从教材，教法，教师，学生都要进行彻底的改变。从单纯的知识型学习向生活化，经验化学习转化，这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也是一个摸索，探讨，不断否定的更新的过程。尤其是教师观念的转变，教师教学行为的改变是课改棋盘中的关键棋子。通过一学期的教学，主要感到有一下几个问题有必要阐述：㈠教材的灵活性，使教师较难把握深浅度；学生学习方式的不统一性，使学生学习效果差异较大。㈡教具，教学设备，教学资料等感性的材料极其缺乏。自制教具等已不能满足教学需要。㈢教学形式需常换常新。单调的教学形式引不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设计灵活多变的教学形式需多方给予配合支持。㈣学生考核要以游戏为主，淡化纸笔测试，淡化单纯的知识性测试，应在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得到发展。㈤学生的测试中要体现科学性，趣味性。纸笔测试试题应以教科书为依据，以课标为指导思想，科学统观全局，为学生提供完整的，有价值的纸笔试题。㈥各级教育机构应在艺术培养等方面为学生提供丰富的生活空间，使学生全身心，全方位的发展。四．改进措施与教学设想㈠教师应合理利用教育资源，开发潜在的资源，为教育教学工作提供良好的条件。㈡解决好学生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差异的发展问题。既要使学生全面发展，又要承认学生的个性差异，引导不同的学生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发展。㈢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要有新意，既要校内交流，取长补短，又要校际之间交流，互相促进。㈣教师应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注重教学的科学性，及时总结经验，撰写成优秀的论文进行推广。以上是对一年级课改情况的简单分析。在以后的教学中，应积极探索，交流沟通，及时总结，提高课改进度，为新的教育教改献策献力！
进程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一）社区管理体制混乱目前，长株潭地区的楼盘住宅小区主要有4种管理模式，一是部分老旧住宅小区为业主自我管理或无人管理，二是单位住宅小区由各单位自行封闭式管理，三是廉租房与拆迁重建安置小区由街道、社区管理，四是商业房地产楼盘部分实行了专业物业管理。楼盘住宅小区管理体制较为混乱，湘潭县的楼盘管理几乎没有出现第四种模式，楼盘管理效果较差，望城区和醴陵市的现代小区管理模式发展水平也十分有限，不足以为社区居民提供保质保量的公共服务，物业经理反映这3个县域城镇不同程度上出现了管理上的混乱：社区内乱搭乱建现象严重，居民有打井的，养鸡养狗的，种菜的，十分不好管理”；“由于缺乏社区管理单位，学校通过街道将统计适龄入学儿童的责任转嫁给物业管理公司去做，并且说不接受个人报名，只能通过物业公司，物业公司等于做了社区该做的事情。”
（二）社区矛盾日益凸显经过在3个县域城镇的调研发现，城镇社区矛盾日益凸显。1.社会管理松散无序。在县域小城镇的社区领域，社会管理服务工作滞后于楼盘建设速度，很多楼盘住宅小区的户籍、计生、治安等工作无法正常开展，业主的子女就学、公共医疗等社会服务得不到相应保障。望城区某些小区的邮件投送、学区划分及就学资料统计，由于没有基层管理单位承接工作，只能依靠物业公司来开展工作，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政府与市场不分”、社会管理缺乏依托的表现。迫在眉睫的是，望城区2014年乡镇、社区两级换届选举，选民登记无法正常进行，业主可能无法实现公民政治权利。2.社区纠纷层出不穷。调查显示，大多新建的楼盘小区出现了物业公司侵占或擅自出租公用部位牟利、以业主欠缴物管费为由限购水电的问题。业主因房屋质量等问题拒缴欠缴物管费、堵门堵路非理性维权，类似的由物业管理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物管企业与业主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呈现出物管费用难收取、违章建筑难禁止、车辆乱停难控制、环境卫生难管理的局面。3.管理隐患滋长丛生。有的楼盘建筑质量低劣，电梯事故频发，消防设施虚无，安全隐患令人堪忧；有的楼盘小区入住率低，居住人员成份复杂，治安、刑事案件时有发生；有的楼盘成为藏污纳垢之地，“超生游击队”、犯罪嫌疑人、组织、传销组织成员在楼盘内租住或从事非法活动，而望城区和湘潭县某些小区则出现了农民带着鸡鸭进小区的现象，这都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巨大隐患。
（三）社区管理问题丛生的原因分析1.行政管理严重缺位。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中，土地征收和旧房拆迁是一项难度较大、地方政府又极力推动的工作，基层政府依靠社区来承担行政工作和征拆任务，社区干部身兼数职，没有精力对楼盘小区特别是商业楼盘进行系统管理，街道与职能部门的社会管理与服务难以延伸到部分楼盘住宅小区，楼盘住宅小区出现“难管理、无人管”的情况，行政管理严重缺位。此外，社区经费下拨及社区用房监督的责任缺失也比较明显。调查显示，三地社区经费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社区内部单位的支持，这样不稳定和非正式的资金来源，给社区的稳定发展带来不安定因素。社区工作不受重视、政府对社区行政化干预的倾向也十分突出，例如，“醴陵市的社区用房监督在规划局规划结束后就没有部门接管，建设情况如何，具体使用情况如何，不得而知”。与此同时，因为社区被要求参与全国卫生城市评比，政府每月一度的社区联合卫生评比给社区工作者带来了极大的工作负担与压力。2.社区业主自治能力不足。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县域小城镇中，因为楼盘建设过快，可能导致楼盘小区入住率过低，很难达到组建业主委员会的条件。调查显示，这样的楼盘占据了三地社区的大部分比例。在望城区，全城的小区入住率在50-60%左右，甚至有一些外籍人士在此购房，人户分离加剧了社区管理难度。此外，部分楼盘小区虽然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但业主委员会成员缺少履职时间，缺乏维权法律常识，缺位沟通协调职责，业主委员会自我管理和参与社区治理的作用并不大，业主自治能力严重不足。这些情况的存在，很容易导致业主对业委会的不满，业主们反映“业委会无法胜任业主维权的职责”，业委会内部也普遍存在着委员工作动力不足，服务意识不强的情况，这更加加剧了业委会生存和参与治理的难度。3.市场组织侵权严重。房地产开发商和物业管理公司是社区管理中最重要的市场组织，但是调查显示，越是在较小的县域城镇，市场组织越容易发生“侵权”行为。部分物管企业定位不准，服务意识不强，倒置服务与被服务关系，制定霸王条款，侵犯业主合法权益；违法违规收费，侵占业主公共收益；部分物管企业独立于社会管理，不积极配合街道、社区的楼盘管理工作。醴陵市及湘潭县甚至存在小部分物管企业因为管理效益较低，不履行服务合同，“逃出”社区、逃避责任的情况，这也促使一部分小区成立业主自治会，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将业主自治与小区管理两项职能合二为一，其治理效果还有待观察。部分房产开发商缺少社会责任感，重利轻责，房屋质量问题严重影响到楼盘交付使用后的物业管理工作、在房屋建设和使用过程中，忽视甚至逃避社区办公服务用房、物业管理用房等相关公共配套设施的建设。一些房产企业在房屋交接完毕后，就注销公司单位，致使业主维权时难以找到责任方。因而，在不少小区出现“房屋漏水、开裂找不到房产企业只能诉诸物业公司”的现象。
二、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政策建议
由于城镇化进程中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的现象，新建楼盘的无序化管理已越来越不适应城镇化的发展。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按照属地管理与行业管理相结合、政府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结合、社区管理与业主自治相结合的原则，建立“三位一体”的社区管理新体制，充分发挥社区的办事服务功能，切实提高业主委员会的自治能力，严格规范物业企业行为，实行社区化管理模式，确保楼盘的各项管理和服务规范有序。
（一）推进“行政工作社区化”的管理改革提升社区管理的行政层级，推进“行政工作社区化”。国家组织的创新和政权的活力在社区，各级政府行政工作只有扎根社区才能获得新的生命力，因而应提升社区管理的层级，在县级层面构建社区建设的协调机制，总体协调和推进社区管理工作；此外应该整合各类行政组织的职能和工作内容，推动“行政工作社区化”，将社区打造为行政工作的桥头堡，将公共服务和社区管理工作向社区扎根，直接面向社区居民，由社区自主承担治理工作，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
（二）建立“无缝对接”的社区管理制度体系首先要科学设置社区，实现社区制度的全覆盖。综合街道（乡镇）原村（社区）历史形成因素，根据城市发展规划和当前区域楼盘规模、人口数量，将城市中心按照每个社区住户3000户左右的标准，由市、县（区）民政局统筹，街道（乡镇）提出方案，报市、县（区）人民政府审批，科学设置社区。除了划分区域外，还要对原有小区的社区归属进行合理调整，在新旧小区的搭配组合问题上尊重历史和现实情况。其次，完善社区管理制度，推进部门之间的衔接。由城建部门牵头制定《楼盘质量监管办法》，实行“商品房质量保证金”制度，建立房屋质量保证体系；由民政部门牵头合理设置社区、明确社区职能职责，大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促进公益、文化等事业的发展，制定《业主委员会管理办法》，指导社区和业主委员会编制《物业委托合同》，由业主委员会与物业企业签订《物业委托合同》，提升居民自治水平；房产监管部门负责制定《物业企业管理办法》，建立物业企业准入机制和行业管理体系，在源头上堵住社区管理出现的漏洞。
（三）建立社区管理“三位一体”新体制推动社区行政事务与自治事务的分开，构建以社区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以社区居委会为居民自治载体，社区公共服务中心承担公共服务职责的新型管理模式。社区两委成员实行居民化、义务化，不领取薪酬，同时可参与社区公共服务中心工作，实现同酬同劳。社区公共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实行聘用制、薪酬制。在村改社区的一些经济情况普遍不好的地方，具体负责社区公共服务专项工作的人员可从社区内部的低保或者低收入家庭聘请，给予少量的薪水。
（四）确保社区层面的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逐步完善社区和楼盘的公共设施。由房产局牵头，逐步拓宽渠道，加强社区服务配套设施建设，完善住宅小区的公共建筑、绿化、交通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特别是要分年分批次逐步解决老城区楼盘无社区和物业办公服务用房、单位宿舍与原单位分离脱钩等遗留问题。民政局、街道（乡镇）要指导社区和业主委员会规范小区服务设施的管理和使用，充分发挥小区服务功能。对于专业性较强的公共服务，例如水电维修和电视网络线路的维护等，物业公司应该定期进行检修，以季度或半年为单位跟进公共设施运行情况。完善社区的服务功能。一是要强化公共服务中心建设，设置“一站式”服务大厅，推行居民服务代办制度。二是要培育市场服务承接载体，把专业机构引进社区服务市场，组建社会化、市场化和产业化相结合的社区服务体系。三是全面推进社区物业化服务，建立健全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建立物业服务企业年审社区初审制，完善物业服务项目退出机制。加强对物业市场的监管。由房产局牵头，民政局、街道（乡镇）和村（社区）配合，按照全程监管的模式，对物业企业未按规定提供服务、不及时协调处理矛盾和问题甚至态度恶劣致使矛盾激化、遇事推诿不认真解决业主所反映问题等情况进行清理整顿，对违法违规经营的物业管理企业依法予以取缔，规范物业市场行业管理。
（五）增强社区居民自治的意识和能力通过社区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培训和示范社区建设，传授社区居民意识和社区建设的经验，提高社区参与的水平和能力，营造全社会重视社区建设的氛围。与此同时，支持社区居民自治和居民自组织的健康发展，建立完善的社区自治经验与知识传播体系，树立良好的社区自治示范点，推动居民对城镇生活的融入。
进程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市场化改革;现状;问题;前景
一、我国经济市场化的现状
(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我国于1997年12月通过并于1998年5月1日起施行的《价格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并逐步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2001年我国又出台了《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对公用事业价格、公益价格和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实行价格听证制度。毫无疑问,以价格市场化为标志的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办公厅《关于2000年三种价格形式测算结果的通报》,经过20年努力,工业消费品市场、农产品市场以及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80-90%是由市场和供求关系决定的。国家管制价格的商品只限于少数基础工业产品和生活必需品。
我国各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虽然不平衡,但市场化的整体进程也在加快。近年来我国金融改革取得重要进展,货币化达到了较高的程度;证券市场发展较快,经济的资本化程度有很大提高。与此同时,利率市场化迈出重要步伐,主要是:全国同业拆借市场初步建立,同业拆借利率越来越真实地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成为金融市场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指标;国债进行市场化的招标发行。当然,我国专业银行的商业化还刚刚起步,经济的证券化程度还处于较低水平。综合起来看,金融市场的发育还是相对滞后的,但我国的金融市场已经有了一个大的框架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
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规范化改制力度不断加大,垄断行业改革与重组已取得阶段性成果。非国有经济发展迅速,成为支撑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总量中来自非国有经济的份额逐步上升。1978年至2001年,非国有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由42.2%提高到67.2%,年均提高2.04%;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由22.4%提高到76.8%,年均提高5.5%。198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投资占81.9%,集体经济投资占5%,个体及其他经济投资占13.1%。到2001年,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投资占50.12%,下降了近32个百分点;集体企业占14.58%,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个体企业及其他经济投资占35.29%,上升了22个百分点。城镇从业人员中非国有部门所占比重从21.7%提高到68.1%,年均提高2.1%;财政收入中非国有经济的贡献率由13.8%提高到52.9%,年均提高1.7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国有部门投资所占比重由1980年的18.1%提高到2001年的49.8%,年均提高1.5%。到2000年底,全国注册的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达3000万户,从业人员达7000万人。其中私营企业发展尤快,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统计报告,截至2001年度,全国私营企业已达2002.85万户,从业人员2713.86万人,注册资本达18212.24亿元。
(三)政府与市场关系趋于改善
第一,政府逐步取消了生产的指令性计划,让市场导向生产,让企业决定产量。现在,我国工业品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只局限于木材、黄金、卷烟、食盐和天然气5种,其中木材、天然气和黄金只是在某些环节或部分产品上实行指令性计划。中国农产品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已全部取消。第二,全面放开了对价格的管制,市场价格成为基本价格形式。第三,在放松对一些自然垄断行业的管制方面,近年取得很大进展。我国在电信、航空、铁路、电力等自然垄断产业的进入管制上都有一定程度的放松。第四,政府对各类国有企业的财政性补贴基本取消。第五,企业商贸具有了市场环境和条件。我国内外贸体制逐渐从高度集中的、以行政管理为主的国家管理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下的内外贸体制。对商贸企业以政策指导取代了原来的直接管理,而更多的协调职能已由行会组织所取代。在外贸方面,关税和规范的非关税壁垒的作用逐步代替了行政管理。连续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税率,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税水平基本一致,实行许可证管理和配额管理的进出口商品品种也大幅度减少,多元化的内外贸主体已成长起来。第六,中介组织的发展弱化或取代了政府的行政干预。我国现有会计(审计)师事务所近万家,资产评估机构近4000家,律师事务所5万多家,公证机构3000多家,仲裁机构6000多家,税务中介机构大约4000多家,土地估价机构500多家,产权交易机构近200家,行业协会近5万个,县级以上的商会3000多家。中介组织充当着微观经济主体和政府宏观调控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促进着市场经济健康、有序、规范的发展,使政府与市场关系更加弹性化、间接化。
(四)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已基本建立
通过三次修改宪法,已明确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了各种市场经济主体的平等地位。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确立了市场规则,规范了市场主体行为,明确了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根据WTO规则和我们的承诺,最高人民法院对有关的1200件司法解释或答复进行了清理。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单独制定或与有关部门联合制定的780多件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废止了140件。2001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重点对国务院各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有关经济事务的行政审批事项进行彻底清理。这项改革对最终解决计划经济的弊病,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五)入世使我国市场改革取得了新进展
首先,中国以负责任的态度认真履行了承诺。关税降低方面已完全兑现了承诺,减少了受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商品范围,同时还认真履行了向世贸组织通报情况的义务。其次,作为世贸组织的一员,中国以全面、积极、建设性的态度参与了各项活动,并开始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和规定,在遵循法律框架基础上,实施和运用了经贸纠纷与争端的调解机制。再次,进一步对外开放,扩大对外贸易,改善外商投资环境。根据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定,2002年初我国又颁布了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标,放宽了外商投资限制,扩大了开放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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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经济市场化的问题与前景
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市场机制已经在我国经济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市场化进程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劳动力市场:由于我国经济正在经历从未有过的经济结构调整,因此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失业洪水”。根据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2002年3月的资料显示,从1998年-2001年,全国国有企业累计有2550万职工下岗,有1700多万人实现再就业,占2/3,还有300多万人企业内部退养,有500多万人待岗。如果计入国有事业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和其他单位不在岗职工数,根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5月的资料,2001年全国不在岗职工2100万人,相当于全国在岗职工总数的19.5%,其中内部退养职工477万人,占不在岗职工的22.7%。根据2002年《中国统计摘要》最新统计,2001年全国国有在岗职工数比1995年减少了3621万人,下降了32.2%,城镇集体单位减少了1856万人,下降了38%。由此可见,劳动力市场化的进程还难以适应经济改革与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
2.农业、农村、农产品市场: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开拓农村市场,搞活农产品加工业,健全农产品市场体系”。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农产品市场存在的问题仍然是我国市场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具体看来:第一,粮棉流通体制改革开始,过渡问题显现。旧的粮棉流通体制必须改革,但如何与现存市场格局和国家既有政策相衔接,减少市场波动,保护农民利益,仍是急需解决的问题。第二,农产品市场建设仍然薄弱,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目前我国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验检体系、市场交易体系、市场信息体系等很不完善,有些重要的市场规则、设施建设还是空白,这对于改变目前农产品污染严重、有毒有害物残留超标,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十分不利。第三,资金严重不足,融资困难。由于市场供求、体制变革、自身能力等多种原因,县乡区域内经济主体的资金十分不足。乡镇企业、粮食企业、供销社的负债率普遍偏高,不少地方和部门全系统资不抵债。银行因此不良贷款居高不下,由于各专业银行的贷款权上收,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发育不足,多数县乡区域吸收外资能力很弱,县乡经济主体的发展极为困难。一些地方的涉农服务系统实际已经名存实亡。第四,县乡经济统计数据不实的情况十分严重,不利于决策部门采取正确对策减轻农民负担。据媒体披露的情况,目前相当部分县乡经济统计数据的“水分”不少,国民生产总值、农民纯收入、财政收入、乡镇企业产值利税的主要经济指标水分高达3040%。据此计算,很多地方农民纯收入只有1500元左右,农民负担率在10%以上。统计数据弄虚作假,误导了决策者的市场判断。
进程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社会，国家，回归，国家主义，法
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政治学和法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古往今来，许多思想家都对此问题进行过探讨。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与国家逐步分离，一个制约国家公权力的“私域”逐渐形成，这已成为伴随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事实，这一事实成为中国法治的基础。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和西方法律思想都有精深研究的吕世伦教授，对当下中国的法治建设也给予了深切的关注。社会与国家这一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自然也不会脱出他的理论视野。吕世伦教授认为，研究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此问题上的论述为指导，将此问题置于整个社会历史的脉动之中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总体框架之内并关照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西方具有不同的文明起源形态与多样化的文明发展路径，但文明的发展是主流蛹动与多样化进程的统一。中西方经历了社会与国家间不同的合一与分离的往返运动，但人类的最终归宿是国家溶于社会，大同世界的到来。只有在此基础上研究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而今天国家从一定的领域退出，社会与国家的逐步分离，正是国家溶于社会这一伟大进程的组成部分。
一、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历史演进与未来趋向
自从国家产生以来，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就成为一个恒久不衰的理论课题。从近代对二者关系的系统研讨开始，在西方形成了两种大的理论流向，一是“社会高于、先于国家”的洛克－康德式的自由主义理论，一是“国家高于、先于社会”的霍布斯－黑格尔式的国家主义理论。在我国近年兴起的理论研讨中，也有两种理论影响较大。那就是80年代末的新权威主义和90年代初的市民社会理论。前者主张以强有力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权威作为社会整合和保证秩序的工具，自上而下推动现代化。[1]后者则认为在中国应以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为基础，建立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2]吕世伦教授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其独到之处，但二者的共同缺陷是没有明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与国家的基本原理是什么。而离开这一基本原理，就不能正确把握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历史演进规律与未来发展趋向。吕教授认为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颠倒的思辨法哲学体系的批判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与国家及其关系的法哲学分析范式，是我们科学把握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方法论基础。因此必须立基于马克思关于国家从社会中分离和“蛹化”的历史过程的科学分析，才能正确把握社会与国家的现实关系及其未来命运。
吕世伦教授认为，必须按照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科学把握社会与国家分离与合一的往返运动过程。社会与国家“蛹化”的历史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国家从氏族中产生。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并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国家的存在是为了利用国家权力维护社会中统治阶级的特殊权力，但它却以普遍形式出现，表现出“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即国家异化为一种虚幻的普通利益与社会成员相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特别是官吏攫取社会成员的利益为已有同时又披上合法外衣，导致国家对社会的吞噬。2，在古代奴隶制社会，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像亚洲专制制度那样，政治国家只是一个人的独断专行，换句话说，政治国家同物质国家（社会）一样都是奴隶。”[3]第二种情况是古代希腊城邦国家。由于直接民主制的实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有高度的同一性，二者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政治国家就是市民社会。3，在西欧封建社会，由于一个遍及社会的封君－封臣、领主—附庸的政治附庸网的形成，国家沦为大大小小封建领主构成的贵族阶级的特权工具。社会与国家的对立或国家统治社会已达于顶峰。4，从11世纪开始，在西方兴起了城市市民社会，到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真正的市民社会渐趋成熟。随着商业、财产、劳动方式及同业公会等市民社会构成要素日益获得独立存在和发展，市民社会开始同政治国家相分离。然而也必须看到，现代国家在政治上和法上又宣布为人民“普遍理性”的代表者和社会“普遍利益”的代表者，从而又出现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再统一”。但是，重要的问题在于，这种统一仅仅是形式的而不是实质性的，所以它必然是一种“虚假的再统一”，或者是一种“不能统一的东西的统一”[4]5，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与国家的形式的虚假的统一掩盖了它们之间的真实的分离，那么社会主义的任务恰恰就在于要把这种关系引向真正的实质性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国家不过是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5]是社会机体上的“寄生的赘瘤”。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全面进步，国家必将重新溶入社会之中而自行走向消亡。而在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政治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是“半国家”或“消亡之中的国家”[6].即不应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脱离社会的机关，而应是国家对社会的异化转为同化，国家把吞噬的社会力量重新归还社会，国家开始逐渐溶于社会。到了人类彻底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将吞噬的社会力量重新归还社会，国家溶于社会之中而走向消亡。
吕世伦教授认为，在当代中国研究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必须以上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只有以此为指导，才能科学分析二者的现实关系及未来发展路向。
二、中国是否存在一个“市民社会”和“契约社会”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梅因的“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进步公式被我国学者广泛讨论与运用。有人认为我国如今经济体制的转型就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有人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以个人所有权和契约制为两大支柱的“市民社会”；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思想文化上都是一个“契约社会”。中国真的存在一个“市民社会”和“契约社会”吗？吕世伦教授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和国家的基本原理出发，通过对当代世界的透彻分析与我国现实情况的深刻把握，对这几种观点进行了辩析。
（一）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吗？
吕世伦教授认为，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不能用梅因的“从身份到契约”这一公式来概括。梅因的论断指的是由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变到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身自由关系，因此这一关系的适用范围是十分特定的：既不能向上延伸到原始社会，也不能向下延伸到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更不能延伸到社会主义社会。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生产和流通领域，资本主义国家大量地实行资本的“国有化”和经济的“计划化”，政府和私人经济同时发生作用而构成的“混合经济”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由此可知，作为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两大支柱的个人所有权和契约权，已经受到了巨大的“侵犯”，这是客观的历史必然性使然。针对中国的情况，吕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的转型与“从身份到契约”的公式有颇多外形上的相似，但二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首先，梅因所讲的“身份”是在前资本主义形态下的剥削关系，这与我国计划经济下建立在同志式平等和互助合作关系上的、经济性的或管理性的隶属关系没有可比性。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混合经济有更高程度的宏观控制。因此以“契约经济”概括中国经济是并不适宜的。
（二）当代中国存在一个“市民社会”和“契约社会”吗？
吕世伦教授认为，市民社会有广狭两种含义。在广义上，市民社会就是指从物质关系方面加以强调的、一般的社会。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交往关系），是广义上的市民社会诸形态之一，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形态。而狭义上的或发生论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仅指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即资本主义社会。它是从中世纪的贸易城市兴起的，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确定下来，其典型形态是19世纪欧美国家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制度也就是梅因所概括的，由身份社会转化而来的“契约社会”。其特征可概括为所有权、自由和平等的三位一体。由此来观照当代中国，吕教授认为，它与19世纪的市民社会或契约社会有本质的区别。首先，社会主义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其次，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说是个有契约的社会，而且这种契约关系还将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从而市民社会也将有相当规模的扩大。但不能说它是“契约社会”，因为中国在经济上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并且契约关系的主、客体和内容都被限定于社会主义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在政治上，社会主义国家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返于社会并服务于社会，最后要溶化在社会之中的“半国家”，它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官吏是人民的公仆，它不需要用“契约国家”或“契约政治”之类的概念来掩盖自己的本质。在思想文化上，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而不允许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间建立相互转让的“契约”。
最后，吕教授得出结论说，市民社会和“契约社会”专指19世纪以欧美为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今天，“从身份到契约”对垄断资本主义已失去其适用性，遑论对社会主义社会了。西方法学家认为契约关系不仅适用于经济关系，而且适用于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这样便不可避免地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性质。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或“契约社会”，说当今中国以完全的市民社会或“契约社会”作为根本方向或最终目标，违背了历史规律，是历史的倒退。
三、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国家主义的成因、影响与衰微
（一）国家主义的概念与特征
吕世伦教授认为，中国法律传统中带有浓厚的国家主义倾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这里所说的国家主义，吕教授认为，是指以国家权力为核心，以“权力至上”为价值基础的一种普遍存在于社会意识形态中的观念体系。其内涵为：1、强调国家权力支配一切；2、偏重于社会整合手段的实质正义；3、提倡以命令性规范为主来构筑法律体系的内在结构。国家主义也弥漫于我国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各个领域，其内在精神集中体现为重国家、轻社会，重权力、轻权利，重人治、轻法治，重集权、轻分权，重集体、轻个体，重实体、轻程序。
吕教授认为，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发展是一元化的，在几千年的封建政治和法律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几乎从未受到过挑战。在整个封建社会，皇权无可置疑，君主拥有绝对的生杀予夺的权力，因此没有给宗教的强力发展留下余地，遑论以宗教的力量来制约强大的皇权。而在西方，国家权力是在同外在的对立力量之间形成的二元化的道路上行进的，它要受到自然法观念、多层次封建领主之间的契约关系、基督教以及代议制的制约。近代西方国家主义从马基雅弗利和布丹开始，经过霍布斯、格老秀斯、黑格尔、尼采到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主义，发展到极端。但国家主义在西方的每一次发展，都受到了来自意识形态领域内不同思想和学派特别是自由主义的抨击，所以它在西方的发展总是表现出阶段性和受制约性，最终使自由主义成为西方法律传统的主流。由此可见，国家主义在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政治传统中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内在精神。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国家主义的形成原因
吕世伦教授认为，作为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最经久不衰的传统之一的国家主义，其集中表现就是“王（皇）权至上”论。它在中国所走的是一条从未间断的、一元化的发展道路。国家主义的形成，不能用单一的因素来解释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吕教授从经济的、地理的、政治的、文化的等多个角度探讨了中国法律文化中国家主义的成因。
吕教授认为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国家主义的形成在经济上的原因表现在作为国家形成前提和基础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古代希腊国家在野蛮时代中期已广泛使用铁器，而中国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仍然是青铜时代，铁器的使用刚刚开始萌芽。因而人与人的依赖关系更加普遍，个性自由更为微少，对集权政治的需要更强。
其次，吕教授分析了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国家主义的内在关系。他认为，中国国家主义的萌发与中华文明所处的独特的地理环境有直接的关系。中华文明展开于绵细肥沃的黄土高原上的黄河流域，这种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华文明发源之初，就有了鲜明的农业文明的色彩。而黄河的淤塞与泛滥，客观上需要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权，能调动全国的资源，指挥人众兴修水利，使社会发展获得必要的安全。从天候来看，我国处于温带季风气候，不规律的降水经常造成水、旱灾害的发生，而为了应付周期发生的灾荒，需要一个能调动全国资源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的存在。另外，由于降水的南北不均造成了中国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野。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形成了长期的威胁，为了抵御游牧民族的威胁，在战国时就有了将北方各国所筑的原始形态的城墙连接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城塞的必要，这项工程由秦始皇统一以后以暴力方式完成。吕教授认为，这种国防上的需要，也成为促成一个中央集权的重要原因。
吕世伦教授认为，由于以上原因，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才能以统一和集权为主题写成。但中国在辽阔疆域内迅速实现统一是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政治上的早熟。而在技术落后、制度创设不能完全展开的条件下，要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上行使一个大国繁重的职能，建立一个以权威为主导和以义务为本位的社会就成为当然的选择。秦国接受了法家学说，而由秦始皇兵吞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形态，并为管理一个统一国家进行了制度上的尝试。而由西周至秦汉所进行的制度尝试和治国经验被以后的历代统治者因袭。此后虽有统一与分裂的周期性震荡，但国家主义的传统却经久不衰，并且在制度上日渐成熟，至隋唐达其顶峰，并延至明清。
在分析了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国家主义的成因以后，吕世伦教授转而分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嬗变过程。他认为中国第一个国家形态－夏朝的开国君主启的父亲禹就是一位带领群众治理水患的英雄，因此公共需要促使国家早熟和民众服从权威的基因早在中华文明肇始之初即已埋下。商的统治者将祖先崇拜与上天崇拜结合而发展出最初的神权政治学说，为强化皇权和国家权威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础。再次，是宗法制度的作用。西周的宗法制度所创立的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强化了国家权威，把人基于先天血缘关系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扩大为人对于国家的全面的义务关系，强化了每个人的身份角色和义务内容。这一点已为学界所共识，此不赘述。而礼治的出现和完善，更要求每个社会成员根据社会为自己规定好的身份来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尽自己的社会义务。最后，从社会意识形态来考察，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各派都力图获得当权者的认可和支持，而中央集权的需要决定了各家学说的兴衰起落。经过长期的互动与整合，中国的国家主义终于找到了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那就是以儒家为主，儒、法、道三家并立，三家虽立论不同，但相互为用，共同为中央集权和义务本位的社会结构服务。
（三）国家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留存及其影响
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国家性质最惨烈最根本性的一次变革，六法全书的废除标志着新政权与旧的法律传统决裂的决心。但国家主义传统并未因此而中断，直到今天仍弥漫于法律理念与法律制度之中，原因何在？吕教授认为，这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做出解释，一是中国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基本条件没有发生变化，二是苏联的影响，三是战争经验的影响，四是中国经济发展所要解决的任务所需。由于以上四个原因的存在，国家主义传统在中国并未中断而是延续了下来。而理解了国家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留存，便可以理解中国的诸如计划经济问题、民主太少、缺乏法治的问题以及为何中国屡犯“左”的错误等问题。所以虽然自19世纪末启动的法制现代化始，国家主义日渐衰微，但并未根除，而是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社会意识形态广泛渗透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各个领域，对当今的法理念与法制度都产生着广泛的影响。吕先生认为，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国家主义对中国制度性法文化的影响：（1）强调诉讼中国家本位原则，忽略或轻视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2）将国家权力的公正性视为预先设定的毋庸置疑的原则，并将之贯穿于实体法和程序法之中；（3）通过频繁的立法来扩充国家权力管辖的范围；（4）频繁的立法活动所促成的法律自身的粗疏，引起司法环节中权力操作体系的失衡，从而为司法权侵蚀立法权留下了空隙；（5）国家主义在政治和经济活动中最经常的表现就是行政权的无序性和任意性；（6）国家主义的权力本位原则是对市场经济体系中建立平等和自由原则的极大阻碍。
2、国家主义对我国理念性法文化的影响：（1）对人权理论的影响。我国的人权理论中夹杂着许多国家主义的思想，其代表性的思想有“高于人权”、“是人权的前提和基础”等。这种观点之所以错误，在于把全人类的人权普遍性同国家（）对人权的管辖混为一谈。从长远来看，国家是最终要被消灭的东西，也是人权实现的障碍，无论对人权多么重要，也不能把人权看作是派生的，完全看作从属于国家的。（2）对法的性质和功能的影响。由于国家主义的影响，把法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刀把子”，忽视甚至否定法的独立价值。（3）对法的体系及内在结构的影响。受国家主义影响，使法的体系和结构出现了公法高于私法、实体优于程序的倾向。而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民事给刑事让路”的做法，使公民及其他社会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3、国家主义对大众性法文化的影响。（1）公法优于私法的法律传统强化了人们“法即刑”的观念，而对刑本身的畏惧又迫使人们不得不远离诉讼而去追求诉讼外的和解；（2）国家主义作为一种观念体系，它在判断公与私、官与民、权与法等各种范畴时，总是以权力为轴心的。
（四）批判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现在仍然广泛存在于中国立法、执法、司法及人们的法观念中，成为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强大阻力。吕世伦教授强调了批判国家主义的重要性。他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根本观点，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与德国的“国家迷信”进行斗争时，多次强调要反对国家主义。如恩格斯指出：“在德国，对国家的迷信，已经从哲学方面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了。”但是，“国家再好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7]吕教授认为，马克思经典作家在这些方面的论述是我们现今处理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根本指导原则。当然吕教授在反对国家主义的同时，并没有反对国家权力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性。他认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们既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家主义，也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但同时又承认二者均含有某些合理的成分。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里，采取的是一种政府推动型的法治模式，保持国家一定的对社会资源的整合能力是非常必要的。他着重强调，虽然权力非常必要的，但对当代中国来说，摈弃国家主义仍是当务之急。因为要理解在中国反对国家主义的必要性，就不能脱离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经济土壤、文化传统和政治背景。在中国，过于强大的国家主义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发展的主要障碍，相形这下，法治意识和个人权利观念过于微弱。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必要而合理的国家权力，这种国家权力要能够日益地融合于社会之中，并足以维系社会自身健康地发展，而不是保留传统的国家权力至上的国家主义。
最后，吕世伦教授得出结论说，我们既要警惕那种19世纪的、边沁式的过分排斥国家权力的自由主义，但也要防止和克服权力至上的国家主义。而合理地分配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范围，将成为建设法治社会的核心和关键。
四、用“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国家关系格局抑制腐败，建立“廉价政府”
腐败已构成我国当前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一问题是否得到解决关系到民心的向背与政权的稳定甚至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为解决腐败问题，学者们见仁见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案。吕世伦教授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和国家关系的原理出发，独创性地提出要解决腐败问题，必须走“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道路。
吕教授指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也是探讨和解决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出发点和归宿。马克思把黑格尔颠倒了的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颠倒了过来，指出社会是国家的基础，社会决定国家。恩格斯说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不得不“暂时地”加以利用的“祸害”。“不得不”利用，指社会主义国家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现实性：“祸害”是指它本身包含着腐败的现实可能性和历史局限性。吕教授指出，从发生论上说，国家是源自社会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公共权力，国家是社会的异化，公民是市民的异化。对人民群众而言，国家本身就是一种异己的力量，是一切政治腐败的渊薮，而廉政只在极有限、极相对的范围内才存在。
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社会主义国家已就了“半国家”或“正在消亡中的国家”。这时国家对社会的异化变为同化，国家开始逐渐地溶于社会之中，国家变得越来越小，社会则变得越来越大，国家开始把它所吞噬的社会力量重新归还社会，国家的根本使命在于全心全意为社会服务，也就是为组织在社会中的全体人民服务。与此同时，政府机构十分精简，效能大大提高，已不再成为社会的沉重负担。正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把握的基础上，吕先生指出，“小政府，大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唯有走这条路，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国家的寄生性，防止政府官员的腐败，实现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时提出的“廉价政府”。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使命在于全心全意为社会服务，也就是为组织在政权之中的全体人民服务。而现实中社会主义国家的腐败却相当严重。吕教授认为，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传统国家的影响；二是权力本身的特性，一切权力都蕴含着追求更大的权力和滥用权力的属性和可能性，社会主义国家权力未能消除这种特性，在缺乏足够的自我约束和社会监督机制的情况下，也不会避免腐败现象的滋长。因此社会主义也面临着国家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危险趋向。所以，吕教授认为，摆正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大刀阔斧地精简机构，雷厉风行地向种种腐败现象作斗争，才能实现廉政。
吕教授认为，所谓“小政府”是指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为目标，转变政府职能，根据现代社会政府“小”职能进行国家机构的精简，形成“小”机构。与此同时，扩大社会权力，推动广泛的社会自治，调动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性，以形成“大社会”。吕教授认为，“大社会”可以从诸多方面实现对国家权力腐败的控制：首先，“小政府，大社会”限制了国家权力的运用范围，从而也就将权力的滥用和腐败控制在较小的范围之内；其次，在“小政府，大社会”的关系格局下，社会各种组织和利益集团的独立、发展和壮大，可以对权力腐败现象形成强大的社会利益集团的压力；第三，“大社会”可以通过各种社会传媒和公民权利的行使对权力滥用进行广泛的舆论监督；第四，在“小政府，大社会”的利益格局下，各个阶层、地方和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代表在国家权力机关中表达自己的意志，形成各种社会利益在法律上的平衡，实现对权力腐败的制约。吕教授认为，“小政府，大社会”是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根本保证和必由之路。而为了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关系格局，实现马克思提出的“廉价政府”的目标，从根本上保证反腐倡廉的社会法制机理，在处理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时，必须坚持：在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上，实行社会本位；在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上实行权利本位；树立为社会服务的观念，建构保障和促进为社会服务的法律机制；确立国家对社会的适度干预和宏观调控观念，依法保障和控制国家宏观干预的能力。
最后，吕教授得出结论说，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和国家关系的基本原理，走“小政府，大社会”的道路，既要确认适度的国家权力干预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又要有效防范权力的滥用和异化，才能真正抑制腐败现象的滋长和蔓延，实现“廉价政府”。
五、法：国家回归社会的桥梁
国家溶于社会是人类的最终理想。而在具有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中国，国家通过什么渠道与形式回归社会？吕世伦教授指出，法是国家回归社会的桥梁，法必须也能够成为制约国家、特别是政府（行政）权力的唯一力量。法通过对权力的制约，使国家权力逐渐向社会回归，最终实现国家溶于社会的伟大目标。
吕教授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国家并没有走上如马克思、恩格斯预言的那样的消亡过程，相反，却走上了强化国家政权和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的道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共十四大确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还权于社会，为国家回归社会创造条件。二十多年的改革是一个全方位的国家放权的过程，改革的成果都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并用以指导下一步改革。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每一次变化都导致法的变化，而法在型塑社会与国家关系中又起着巨大的作用。在国家回归社会的过程的每一阶段，无论是社会权力的张扬，还是国家权力的抑制，法都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1，法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使国家逐步退出微观经济领域，并实现经济利益多元化，形成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约；2，法划定权力的界限，制止国家权力的滥用；3，法防止国家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加强对权力行使的监督，保证公务行为的廉洁性；4，依照法来规范党政关系，依法制约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滥用权力的行为，实现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的有机统一；5，法保障实行广泛的社会自治，扩大社会权力，以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关系格局，实现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吕先生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国家“是这样的国家，在这种国家里人民本身就是这种普遍事务；在这里，我们谈的是这样的意志，这种意志只有在具有自我意识的人民意志中，才能作为类意志而获得现实的定在。”[8]这种意志赖以存在的基本形式，就是作为“市民社会在国家的全权代表”的机构所拥有的立法权制定出来的法。既然立法权是国家整体性的权力，那么立法权产生的法也必然是全体人民意志（社会意志）的体现、表达和运用。因此，法必须而且能够成为支配国家、特别是政府（行政）权力的唯一力量。确实，代表机构的意志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全体人民的意志甚至有时会抵触全体人民的意志，而且法常常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一种“协调”或“契约”。但是，除了法之外，在解决国家回归社会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其他的替代物。
吕教授认为，法在促进国家回归社会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实现法促进国家回归社会，必须正确理解国家和法的关系，抛弃那种贬低甚至否定法的价值和独立地位，将法视为“帝王之具”或单纯的手段即“刀把子”的观点。他认为，在国家和法的起源上来看，二者的产生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国家的出现意味着法的产生，在此过程中无先后之分。从二者的职能来看，作为上层建筑，二者存在着既联系又并立的关系，也不发生谁服从谁的问题。而随着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国家将它从社会获取的权力归还社会，最终溶于社会之中。随着国家的消亡，法也同时消亡，被新的大同世界的共同社会规范所代替。吕教授认为，实现法促进国家回归社会，需要在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上坚持社会本位，抛弃国家本位。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的国家，我们采取的是国家推进型的法治模式，国家权力在这一进程中将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但这也是用法律手段进行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反对国家主义。他认为，在当前，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实际出发，逐步培育社会的独立性，尽量扩大社会自治范围，相应缩小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控制和干预，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滋生，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并最终实现国家向社会的回归。
最后，吕教授满怀信心地指出，法通过对权力的制约，实现“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9]使国家真正成为“人民的自我规定”，并“表现出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10]社会变成“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国家从凌驾于社会之上而重新溶入社会，也就是国家的消亡，人类的彻底解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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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2卷。228－229。
进程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纪录片；现代化进程；EDF效应
中国纪录片较之西方起步较晚，但现阶段已呈现出繁荣兴旺的态势。回首上个世纪纪录片的现代化进程，笔者认为有三个因素始终影响、刺激着中国纪录片的进程：
第一个因素是如何处理古与今、旧与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是从纵的、历时性的角度亦即从文化进化（Evolution）的角度来看的，姑且称之为“E线效应”；
第二个因素是如何处理中与外，主要是中与西即本土文化与外来异质文化的关系，这是从横的、共时性的角度亦即从文化传播（Diffusion）的角度来看的，姑且称之为“D线效应”；
第三个因素是从上述纵与横、时与空的交叉亦即从文化功能（Function）的角度来如何处理“文”与“用”的关系，也就是纪录片与中国现实社会的关系，而在20世纪的中国，最突出的则是纪录片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姑且称之为“E线效应”。
在中国纪录片的现代化进程中，一切理论的论争、思潮的演变、实践的成败、创作的得失（包括主题思想与形式风格的变化），都无不与这三个因素密切相关。而且这三个问题往往是纠缠在一起才对纪录片的理论与实践发生作用的，这叫作“EDF综合效应”。
一
和西方纪录片一样，中国的纪录片也是脱胎于电影纪录片。新闻纪录片电影的历史，实际上可称为电视纪录片的“史前史”。中国电视纪录片的演进，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解放后到80年代后期的格林尔逊式即画面加解说式纪录片，二是90年代以来的真实电影式即观察式纪录片。但其发展进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却是曲折而艰辛的。我们知道，在它发展的初期受到前苏联的影响。苏联人大开大合的蒙太奇式的创作手法，在我们很多产生过广泛影响的作品中都能找到印记，比如说具有较高摄影、解说创作水准的《收租院》等。在其“形象化政论”的影响下，导致中国的纪录片维持了30多年的画面加解说的模式。尤其在“”期间，该模式大行其道，阻碍了多种艺术表现形式的探讨与追求，产生了内容单调、主题僵化、选材面窄、形式单一和表现公式化，“声画两张皮”的弊端。在中国这片缺乏影视传统文化的土地上又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所囿，只强调纪录片的“工具”属性，而漠视它纪实的本性。
待到中国的大门再次向世界敞开时，纪录片以陌生的眼光打量一番世界的现状后，便开始如饥似渴的吸收起世界纪录片的理论精华和实践经验来。中国纪录片复苏短短的几年后，关于纪录片的理解就不断的丰富起来。到了80年代中后期，当整个社会都沐浴在改革的春风中时，纪录片也在探讨如何改革纪录片现状、向现代化迈进方面作出了努力，但并没有对那种主题先行的格里尔逊式的实质作任何改进。惟一的区别就是反映的主题切入了新时代的内容，表现方法更具技巧性，有点“旧瓶装新酒”的味道。但却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而且至今被众人称道，树为典范的巨片，如《话说长江》、《话说运河》、《丝绸之路》、《庐山》、《让历史告诉未来》、《伏尔加日记》等。
直到90年代，中国纪录片才开始在创作观念、创作手法、创作水平等方面与西方优秀纪录片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架起与国际思维模式相一致的话语体系，并在亚广联等国际大赛中频频获奖。出于对主题先行模式假、大、空的反叛，纪录片走向了“新现实主义”，主张真实描述人们生活的原生态，用小角度、情节化的描述来展现生存状态。在这方面，大型纪录片《望长城》作了一次里程碑式的探索。随后，一大批优秀作品脱颖而出，如《沙与海》、《半个世纪的相恋》、《藏北人家》、《》、《中华之剑》、《壁画后面的故事》、《龙脊》、《远在北京的家》、《神鹿啊，我们的神鹿》等等。但把“新纪实”运用到极致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是央视《东方时空》中的《生活空间》栏目，“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在题材、拍摄方式的把握上以单一、简捷为主，注意抓取一段或几段有意味的生活流程，加以“过程化”的表现，使细节放大，过程“浓缩”，使“结果”在“过程”的展示中，逐渐地明晰、突现出来，使人感到顺理成章。
在20世纪中国纪录片的“E线效应”中，争论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纪录片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在这场论争中先后有三种观点。其一是否定批判，认为中国固有的纪录片简直不是纪录片，要想让中国的纪录片走向世界就只有西化的道路。这就以“文化绝对主义”的偏颇抹杀了中国纪录片的艺术价值和本土文化的合理性，把纪录片的现代性（时）与民族性（空）完全对立起来。正是在这里，“E线”与“D线”发生了盲目的纠缠，造成了一个笼统的以“西”为“新”、以“中”为“旧”的“死结”。这种观点在日后的发展实践中如同昙花一现一样，很快就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利用和改造原有纪录片的观点。这种观点的核心思想是求新，求变。纪录片的制作者们自觉不自觉地用社会变革中的新思想改造纪录片，产生了新内容与旧形式共存的局面。开始于80年代末的认同与重估的观点至今仍在继续。其特点是从更加“形而上学”的层面上重估与认同传统的纪录片审美价值。叙事结构的完整性、画面语言的静态性、宣传教化的模式性，均被从美学精神的高度加以总结、重估与认同。那些执著追寻人类生命本质，表现民族文化特色的纪录片，洋溢着丰富的人文主义色彩的纪录片在国际上多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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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20世纪中国纪录片现代化的进程中，中西问题——“D线效应”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上述的“E线效应”实际上来自“D线”的激发和驱动。在这个问题上也曾产生过一个认识和价值判断上的“死结”：“西化”等于“现代化”，“民族化”等于“复古”，或者反过来说，“现代化”就是“西化”，“复古”就是“民族化”。这个“死结”使得“现代化”的呼唤似乎都带上了殖民主义文化的色彩，又使得每一次“民族化”的讨论和倡导差不多都多少掺杂着对抗“现代化”的情绪和语言。尤其在“”时期，拘泥于上述“D线”上的“死结”，创作者们着意回避着“现代化”，而代之以“革命化”的口号，并以此统帅“民族化”。其实历史完全不是这样沿着“直线”和“单线”发展的。所谓“现代化”当然是民族的现代化，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里。
就纪录片而言，“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应有两条：第一，它的核心精神必须是充分现代的（即符合“现代人”的意识，包括民主的意识，科学的意识，启蒙的意识等）；第二，它的艺术表现的物质外壳和符号系统及其升华出来的“神韵”必须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追求和思维模式。我国现代的一批优秀的纪录片制作人并没有把“民族性”与“现代性”对立起来，相反，他们追求的恰恰是“民族现代化”与“现代民族化”。就像时间、陈虻、张海潮这些深受西方理念濡染的现代纪录片制作人也从没有割断过自己的民族之“根”。在自己的专题纪录片中创作中成功的将我国传统的审美情趣运用到纪录片的制作中去。这在《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的策划与创意中可见一斑。比如《东方时空》中的《生活空间》栏目，直接把摄像机对准中国最普通的老百姓，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都透出一种实实在在的生存体验。那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使得国际纪录片制作人的眼睛都为之一亮，为世界纪录片的创作作出了来自地球东方的贡献。
在“D线效应”中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是70年代末我们打开国门后导致的与西方纪录片演变的“非同步性”，或者说是“逆向”与“错位”。当西方积累了几十年的各式各样的纪录片创作手法在改革开放前后一股脑儿的涌进中国时，这些手法原先在西方形成的历史先后的“链条”完全被打碎了。
在中国人看来这些手法都是新的，都要拿来在手上掂一掂分量从而决定是否“拿来”。所以当格里尔逊式在西方已经过时的时候，而中国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政论宣传片。例如这一时期的《让历史告诉未来》、《边关军魂》、《的诱惑》等。而目前国内纪录片界对格里尔逊模式又采取了冷落和排斥的态度。出于对几十年宣传片的反感，对新手法的追求，格里尔逊模式已被冷落得太久。当纪实热“跟随、跟随、再跟随”“平视生活”被中国纪录片人视为圭臬之时，相反的，由于格里尔逊式具有信息量大的优势，正在大量地被西方电视台采用，他们播出的纪录片绝大多数都是这种手法。在各种电影节上，这种风格的纪录片一般也占入围片的1／4。这种“逆向”与“错位”现象正是中国的国情使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历史在这里褒奖的不是最“先锋”、最“西化”的流派，而是艺术地选择了合乎国情的手法。即成功地借鉴了西方纪录片的经验，又带上了深厚丰富的中国民族精神和本土文化的底蕴。
面对“西潮”，“逆向”与“错位”的艺术选择得到了历史的青睐，这其实是“F线效应”对“E线效应”和“D线效应”进行反弹即对其结构进行了解构、重组、整合的结果，因此，我们还须到“F线效应”之中去寻找答案。
三
在20世纪中国纪录片的现代化进程中，当纵向进化的“E线”与横向传播的“D线”在现实的艺术实践中碰头并发挥着自己的效应时，它们只能影响到“F线”的形式；而“F线”（艺术功能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却决定着“E线”与“D线”的基本特征。上个世纪中国纪录片的得与失、成与败皆出于此。
首先，中国纪录片的现代化进程是与中国的革命史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上世纪的许多优秀的纪录片作品，其思想伦理价值判断的标准，其收到良好社会效果的根本原因，均与中国现代精神紧紧联系在一起。
但在十年，在急迫的政治革命运动中，没有机会和条件进行系统的理论上与实践上的研究。那时的人们狂热地进行着政治革命，于是，负载着传播功能的纪录片也不得不日趋政治化。而纪录片本身在紧迫的政治斗争冲击下有了一些结构的调整——政治行动导向的职能压倒了文化心态塑造的职能。这一变化直接制约着纪录片题材、主题的选择和创作方法的运用，使得从西方“拿来”的“格里尔逊式”越来越简单化、越来越贫困化，从而丧失了传播信息量大、反映生活之丰富的固有长处，于是纪录片的创作也就渐渐远离了人们的审美要求，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80年代与90年代的中国纪录片创作，出现了一些与以往几十年完全不同、甚至几乎是完全相反的路径：从工具论转向本体论，即纪录片从对社会、政治色彩的迷恋转向对其文化、审美的追求。这一点使得中国纪录片的现代化进程的“F线”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裂变。这次裂变的得与失，现在看来已经比较清楚了。向本体的回归，对艺术规律的充分重视，对其文化与审美的自觉追求，这一切无疑是对多年来的政治实用主义与左倾教条主义的反拨，是用现代文明的理性之光进行的透视，把我国的纪录片现代化进程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让我们就以《神鹿啊，我们的神鹿》为例，作一个个案分析。从表面上看，该片反映的生活是远离主流社会的，描绘的是遥远的少数民族山林生活。但是编导却将鄂温克族祖孙三代女人的命运放在民族文化和时代巨变构成的矛盾冲突中来描绘，触及了一个现代文明的大命题：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是否应该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同时编导把鹿当成了民族心灵外现的精灵，当成这个民族传统文化的意象和自己创造意境的意象。当然，像《望长城》、《龙脊》、《回家》、《壁画后面的故事》等等这样的优秀作品，很显然，也比以往的同类题材的作品多了一层文化反思的内涵，它的艺术本性及其给人的审美的享受也大大加强了。至于其中涉及的政治问题则退到遥远而又模糊不清的背景上去了。这真可以说是上个世纪末的纪录片“F线裂变”的一大收获了。
在我们结束对上个世纪纪录片的回顾时，禁不住感叹道：电视纪实的选题立意高，并不等于非要喊政治口号；立场要稳，并不等于要作直露表白；爱憎分明，并不需要签字画押。有些可以让政治理论工作者研究的问题，电视纪实大可不必去争夺“阵地”。有些学者说得好，电视纪实的历史使命就是借助真实生活去探究、解答生活之谜、生存之谜、生命之谜。这样，电视纪实才有别于其他各类电视形式，获得独立的品格和价值而不可能被取代。所以，电视纪实题材的选择定位应以此为宗旨，到生活的实际中去“寻根求源”。因此，我们不得不发出这样的呼唤：重建纪录片的本体，召回纪录片理性之光，整合创作方法，让多种流派宽容并包、择善而从，形成多元化格局，照亮人类心灵。
参考文献：
1.张锦力（1999）《解密中国电视》，中国城市出版社
2.赵志刚（2000）《电视专题创作》，江苏新闻出版局
进程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本文将“知情权”的提出和信息公开制的兴起及发展置于现代政治文明进程中研究。论文首先回顾了信息公开制伴随着“知情权”的提出和日益受到认可而兴起的历史轨迹，进而探讨了“知情权”原则的确立和信息公开制的发展，分析了其主要原因。最后论文考察了信息公开实践在我国的发展。论文指出，保障公民知情权的政府信息公开制的兴起和发展，在思想层面和操作层面都是以现代民主政治为背景的，是公民民利扩大的表现。符合现代政治民主发展的要求是它得以在世界范围发展的主要原因。论文还指出，“知情权”和信息公开制并非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专利。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知情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需要，信息公开满足人民的这一需要。
关键词：知情权信息公开政治文明
社会传播系统同政治体系及其运作方式密切相联。现代政治文明是以民主为核心内涵的，传媒业的兴起与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作为现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信息传播体系，传媒业带来的政治信息沟通的普及化和公开的政治表达渠道，同决策民主化、同公民的广泛的政治参与有着难解之缘；传媒业的引导舆论功能，使其同民主政治所要求的对于政治过程和政治人物的监督紧密相连。信息公开制是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出现的，从一开始，它就与传媒业有着不解之缘。
I．信息公开制的兴起和“知情权”的提出
在以民主为核心内涵的现代政治文明的进程中，公民民利的扩大是普遍现象。就实行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西方国家而言，自建立起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以来，在资本主义民主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国家公民在法律范围享有的权利，不断得到扩大和发展。例如，日本1946年宪法对“国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由过去的14条增加到了31条，规定国民可以享有的权利许多是过去没有的。又如，法国1946年制定的新宪法，除宣布“再次郑重确认1789年之人权宣言所赋予人类及公民权利的自由，以及共和国法律所承认之基本原则”之外，还在序言中专门列举了法国公民享有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权利。[1]
就实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国家来说，以我国为例，自我国现行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部宪法）于1982年12月由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以来，历经了四次修改，始终坚持进一步完善重视和保护公民权利的规定。非公经济、地位、权利、法治等等是修宪中相同或相似的关键词。2004年3月十届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现行宪法的第四次修正案）在公民享有广泛的自由民主方面，明确写入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这两点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写人宪法，被称为此次宪法修正中的三大热点。私有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我国1954年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承认和保护公民的生活资料的所有权。1982年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这次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用“财产权”代替“所有权”，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公民财产所有权以外的其他物权、债权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的财产权，提供了宪法保障；同时，完善了对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制度，以利于正确处理私有财产保护和公共利益需要的关系。[2]“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我国宪法，体现了国家承担保护私有财产权的职责的承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修正案，表明我国全面推进人权事业和保护公民权利的决心。这次宪法修正案对我国第四部宪法的修改，还包括关于土地征收征用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规定，它们同样体现了进一步完善尊重和保护公民权利的原则。
信息公开制，是人类社会在现代政治文明进程中正在探索的实践，是保证民众在知情的基础上实现民利的一种机制，其兴起与发展，是公民民利扩大的表现。目前，世界上已有几十个国家制定了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从而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知情权的原则并指导其实施。在这些国家中，芬兰是于1951年制定《官方文件公开法》的。此后，美国（1966年）、丹麦（1970年）、挪威（1970年）、法国（1978）、荷兰（1978年）、加拿大（1982年）、澳大利亚（1982年）、新西兰（1982年）、奥地利（1987年）、意大利（1990年）、比利时（1994年）、爱尔兰（1997年）、日本（1998年）等国相继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而即使在尚未颁布专门的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的国家和地区，近年来伴随着世界范围内提倡政务公开、透明的政治文明近期发展趋势，信息公开和“知情权”的概念也逐渐引起广泛关注和探讨。
信息公开制和公开原则的表述，最早出现在欧洲。据魏永征等著《西方传媒的法制、管理和自律》和张国良著《现代大众传播学》的介绍，早在18世纪，瑞典就在其《新闻（自由）法》中，提出官方文件应向人民公开，这被认为是“公开原则”的最早表述。但是，信息公开制的兴起成为世界范围的现象，却是20世纪中期以来在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的重要现象。它同“知情权”的提出和日益在学理上受到认可形影相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经过反思法西斯主义一度猖獗的原因，认识到要防止当权者违背民意、滥用权力，就应将有关政府工作情况的信息及时向人民公开，让人民知情。[3]西方国家由此开始了对“知情权”的思考。“知情权”，也称“人民的知情权”（People’srighttoknow）或“公众知情权“（Public’srighttoknow）,其主体显然是人民，是公众，指他们有权获得、知晓事关公共利益和具有公共重要性的信息。“知情权”的提出和日益在学理上受到认可，体现了人类社会对政治民主的理解的加深和要求的日益提高。由于传媒是现代社会中从事向公众公开进行信息传播的职业传播者，“知情权”常被同传媒对获取政府信息的要求联想在一起，其同新闻自由的联系常被强调。确实，从“知情权”提出和信息公开制的发展轨迹来看，“知情权”最初是由新闻界及同新闻界渊源很深的人士提出的，在“知情权”受到认可的过程和信息公开制的发展过程中新闻界始终是积极参与推动的一股力量。
一般认为，最早使用“知情权”这一术语的是曾长期担任美联社主编的美国新闻界名人肯特·库珀（KentCooper），他于1945年率先提出了这一概念。正是由于新闻界、尤其是美国新闻编辑者协会的一批积极活动分子的推动，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初起，曾出现一场倡导“知情权”的“信息自由”运动。这一时期前后，美国新闻界因为感到政界的一些官僚阻碍了其对政府信息的获得，[4]影响到其新闻自由，明确地亮出了“知情权”的口号，将自己视为“公众知情权”的捍卫者，将传媒对于政府行为的报道视为实现公众知情权的重要途径，将“知情权”的原则作为维护采访权，维护新闻自由的依据。这场运动中的经典之作有哈罗德·克罗斯（HaroldCross）的《人民的知情权》（1953年）和肯特·库珀的《知情权》（1955年）等。哈罗德·克罗斯是律师，曾任《纽约先驱论坛报》（法律）顾问、美国报纸编辑协会（法律）顾问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可说是既卷入新闻界又卷入新闻教育界的人物。肯特·库珀前已提到是美国著名新闻界人士，其新闻工作生涯长达50年之久，其中41年是在美联社工作，曾在1925－1948期间担任美联社主编。
由新闻界首先发起推动的倡导“知情权”的“信息自由”运动，很快在美国社会上、尤其是在美国法律界／法学界引起很大反响，新闻界又转而从社会上尤其是法学界的支持者的侃侃而论中，吸取论点发出更加响亮的倡导“知情权”之声，援引后者的话语进一步论证自身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例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O.Douglas）曾这样阐述知情权的重要性及传媒业同这一问题的联系：“新闻传媒业在我国宪法体制中占据优先位置，这并不是为了使之能赢利发财，也不是为了将新闻工作者拨划为一个受优惠的阶层，而是为了实现公众的知情权，知情权对于人民的统治权至关重要”。[5]对于倡导“知情权”的新闻界人士来说，道格拉斯法官的这番话语可以说雄辩地为之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又如，美国联邦法官欧文·考夫曼（IrvingKauffman）提出，新闻自由仰仗对传播过程的如下三个方面的保护：获得信息、处理信息和散布／传递信息。[6]考夫曼的这一论点，也涉及到了新闻自由同信息公开和“知情权”的联系。新闻界人士激烈地论辩说，离开了（以采集新闻的手段）获得信息和（通过编辑并为发表而）制作信息实际上就不可能散布／提供信息。[7]换言之，为了向公众传递公共信息以实现公众的“知情权”，新闻界的采访权和信息处理权必须得到保障。
在“信息自由”运动中，美国政府于1966年通过了《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ofInformationAct)。此举不但在美国国内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知情权”，而且由于美国作为西方头号强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而在世界上产生了较大影响。《信息自由法案》在原则上要求政府部门向任何平民百姓公开其记录和文件，除非是在该法案列出的9类作为例外的材料的情况下才具有特殊理由保密。这9类法定保密材料的规定，限定了信息公开的法律界限，并且体现了“知情权”同其他相关利益的平衡原则。1974年和1986年，美国国会又先后对《信息自由法案》进行了修订以使之变得更加有效。197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阳光照耀下的政府法案》（GovernmentUndertheSunshineAct）,简称《阳光法案》(SunshineAct)，该法案实际上是会议公开法案，涉及美国约50个联邦部门、委员会和机构，要求这些政府部门公开其除了属保密范围以外的业务会议内容。至此，美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由于美国以其强大的国力在世界上产生重大影响，美国《信息自由法案》颁布后，世界上逐渐掀起了追求“知情权”和政府信息公开的潮流。
当然，“知情权”和政府信息公开是个复杂的问题，在美国，它不仅因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并未明文提到而引起理论上的争论，而且在操作层面也遇到要协调其同其他社会利益、个人权利的冲突问题，例如“知情权”和政府信息公开同政府保密权、个人隐私权之间可能产生矛盾。因而，“知情权”并非绝对权利，而是有一定限制条件的，美国《信息自由法案》规定9类法定保密材料就是列出这些限制条件。
II．以信息公开制保障“知情权”的实践发展的关键原因
在倡导“知情权”和信息公开的运动在美国兴起之初，新闻界的推动是一突出的景象，而美国新闻界人士当时较多地是从对付当权者对其信息采集的限制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以至于有的美国学者认为《信息自由法案》作为确立“知情权”的法案是由于传媒对信息的需求应运而生的。[8]备受关注的是传媒作为社会信息传播者同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毕竟，新闻界是以公民的代言人的面目提出这一概念的，“知情权”合乎逻辑的主体是任何公民。因此，到《信息自由法案》和《阳光法案》颁布时，受到强调的，则是政情和政务的公开和透明度，是公众作为享受“知情权”的主体有权要求政府公开除法定的保密范围以外的信息。在对于“知情权”概念的使用中，后来倍受关注的，是知情权同政务透明的联系，是人民作为对政府行为及有关信息的获知权的主体同政府及新闻传媒三者的关系。人们认识到，作为职业传播者，新闻界在享有采集政府信息（除法定的保密信息外）从而同其他公民一起享有知晓政府信息的权利的同时，还分享让公众获知政府信息的责任，后者作为新闻界的社会责任同样应受到强调。确实，现代新闻传媒面向全社会公开传播的特性同政治民主所要求的高度信息沟通是不谋而合的，由于这一点，现代新闻传媒显然是政府信息公开制可资利用的最迅捷高效的传播渠道。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信息传播新科技的突飞猛进和以此为技术基础的电子政府的兴起，倡导政务透明、公开，更是成了世界范围政治文明发展的新趋势。目前为止先后有几十个国家通过了信息公开的法律，使“知情权”成了法定权利。
“知情权”目前之所以能在几十个国家由宣传口号变为以法律形式得到确认的权利，信息公开制之所以目前在这些国家成为法定的制度，从根本上来说，关键是因为它在思想层面和实践、操作层面均符合以民主为核心内涵的现代政治文明的框架。
从政府信息公开的法案在世界上影响较大的国家美国的情况来看，虽然倡导“知情权”、导致《信息自由法案》出台的“信息自由”运动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但在思想脉络上，其渊源却在于西方民主主义政治思想，后者可以追溯到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人民”、“天赋人权”等学说，这些学说为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思想指导，为西方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石。“知情权”说只有在现代社会、在以民主为核心内涵的现代政治文明的背景下才能符合逻辑地成立并被付诸实践。“知情权”和政府信息公开的根本理由在于：人民只有在了解政府工作行为的基础上才能积极参与民主政治，行使其民利。而公民民利和政治参与从思想层面上来说乃蕴含于“人民”的理念之中。因而，只有在坚持政治权力／国家的属于人民的基础上，才能逻辑性地推断出人民有权要求了解、监督政府对于被托付其行使的政治权力的行使情况。民利同封建社会的专制制度和“君权神授”的政治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在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框架下没有也不可能会确立老百姓的民利；“知情权”在古代是无从说起的。“知情权”原则目前之所以能在几十个国家被有关信息公开的法律确认，虽然说新闻界的倡导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它在思想层面上符合作为现代西方政治文明思想基石的“人民”理念，符合这些国家的有关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观。
此外，“知情权”的确认和信息公开制的确立，在实践、操作层面上需要有民主政治体制来付诸实践。而在西方，程序化、法制化的确认公民自由、平等权利的民主体制，正是现代西方政治文明自进入实践阶段起确立的制度，该制度在几百年的渐进过程中又逐渐得到了发展。“知情权”作为一种出自公民行使起政治权利的需要而推断出的权利，并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作为公民享有的权利之一同表达自由权、言论自由权、参政议政权等公民的其他民利相联系而存在的。几十个国家通过制定法律法规确立信息公开制、肯定“知情权”原则，进一步扩大了这些国家的公民在法律范围内享有的权利，汇入了公民民利扩展的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潮流。
由上可以看出，“知情权”的确认和信息公开制的发展，在思想层面上和操作层面上都是以现代政治文明的民主政治框架为政治背景的，是人类社会对政治民主的理解加深和要求提高的体现，也是公民在法律范围内享有的民利不断扩大的现代政治文明发展潮流的一种表现。
III．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程中信息公开实践的发展
虽然“信息权”的提出以及信息公开制的建立首先发生在奉行资本主义文明的西方国家，但“知情权”及与此相联的信息公开制决非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专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仅强调政治民主，而且由于追求全人类的真正自由平等、由于建立起了同以往任何等级压制性质的政治制度有着本质差别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民主的内涵上，从根本上超越了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翁，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是人民的公仆。人民当家作主意味着人民在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中享有广泛的权力，一切国家权力机构和领导人员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必须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的监督。而人民群众显然要在对公众事务了解的基础上才能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对权力的行使情况进行监督。因而，对公共信息的获知，是人民行使其作为国家的主人翁的政治权利的重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民当家作主蕴含着人民有权获得公共信息的概念。
我国是实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国家，以社会主义政治民主为价值取向。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通过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举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运行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几部宪法，都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根据宪法规定，我国一切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虽然目前我国没有把“知情权”作为一项法定的公民权利和把政府信息公开加以规定的法律，但是，根据我国的《宪法》，人民有权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有权监督国家机关，已有新闻法学方面的专家撰书指出，“其中应当蕴含着人民获知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有关信息的权利，否则管理就成为一句空话。”[9]
[page_break]“知情权”的明确提法在我国直到近年来才被使用，但是从我国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可以看出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对让人民群众了解国家大事是很重视的。有关公开信息和公开报道的表述早就在领导人的讲话中和法规性文件中出现过。早在1959年6月20日，在看了新华社关于广东水灾的内部参考资料后，就曾在有关批示中指出：“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奋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的批示，不但下达了灾情公开的指示，而且指出了其可以“唤起人民奋力抗争”的作用。我国通过一些法规性文件，对于向人民群众公开重大新闻、加以规定。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就曾两次法规性文件，规定由新华社统一有关政府事务的公告和公告性新闻，由《人民日报》负责刊载。在司法领域，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公开审理，是民主原则在司法领域的体现，也是我国信息公开实践在司法领域的体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践中，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了大众传播与组织传播网络相结合的政治传播系统，通过传媒报道政治信息、各种政治学习、层层传达的组织传播等手段，将有关国家大事的信息传递给公众。当然，毋庸讳言，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曾经由于传统习惯思维定向等历史原因，在信息公开的实践方面做得不够。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信息公开制的建立和对人民的知情权的认识也需要一个发展过程。从以往的情况看，在出现突发性灾难事件时，因种种顾虑而在落实灾情公开的指示精神中做得不够，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时效性、详尽性等有待提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践也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党的一系列代表大会的文献，一再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并提出了政务公开、透明。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保证，作为党的一个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提出来。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现阶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必须着眼于实效，着眼于调动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要从办得到的事情做起，致力于基本制度的完善”。十三大报告提出，要“提高领导机关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要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要经人民讨论。”十三大报告还指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强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透明度，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这种将政务和党务透明同新闻宣传工具和舆论监督的作用联系起来的表述，出现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中，说明了我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对政务透明的承诺和对政务信息公开的重视，体现了党对人民群众知情并在知情基础上议政（了解重大情况、讨论重大问题）的权利的认可与重视。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十四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在九十年代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开放，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同时，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十四大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当作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在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任务中，十四大报告把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提出来，号召加速建立一套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度。十四大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后，我国强调政府职能转变的概念，重视政府角色由管理向服务的转变。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在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提出了要扩大基层民主，要求“城乡基层政权机关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都要健全民主选举制度实行政务和财务公开，让群众参与讨论和决定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把政务公开同对干部实现民主监督联系起来，显示了党对政务信息公开对于公民行使民利的重要性的重视。
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中，第一次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起，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基本目标。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十六大报告在阐述扩大基层民主的工作中提出了要“完善公开办事制度”，在阐述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中要求“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显示了党对政务公开的重视和决心。
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文献，可以看出，1978年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国越来越重视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建设，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不断推进政治改革，扩大了社会主义民主。我国对如何消除权力过分集中、严重、缺少权力制约等现象，进行了研究，并正在致力于从实践上消除这些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职能向服务方向转变，并且日益重视政务公开化，重视人民的知情权。最近，我国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更加强调“执政为民”、政府工作由人民评价、公民的政治参与、民主监督等。这些都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近期的发展，它们既同世界上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务公开化等民主潮流一致，又具有我国社会主义的鲜明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不少法规性文件中都包含有关政务信息和可以推论出公众有从新闻传媒获知信息权利的内容。例如，1993年广播电影电视部《关于不得在电视新闻节目中插播字幕广告的通知》中指出，“这种做法不仅干扰了中央电视台和省级电视台新闻节目的完整播出，扰乱了电视工作的正常秩序，损害了电视新闻的整体形象，也侵犯了观众收看电视新闻节目的正当权利”。[10]该文件所说的“收看电视新闻节目的正当权利”，可以说是对公众通过新闻传媒获知新闻的权利之表述。又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8年10月《关于在全国检察机关实行“检务公开”的决定》，又在1999年1月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实施及时向当事人和社会公开有关检察事务。再如，1987年等部门发出《关于改进新闻报道若干问题的意见》，就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制度作出了规范。该文件并重申：新华社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负责及时、准确地统一党和政府的重大政策、决定、重要文件、重要会议新闻等重大新闻，并采取措施保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台和中央电视台同时发出。[11]在党和政府的推动下，我国健全和发展了重大新闻制度，并从1983年开始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近年来，我国政务公开、透明化在实践上有了长足的进展，在理论上得到了学术界的认真探讨和社会上的广泛关注。学术界从满足人民的知情需要、尊重和保障人民的民利，加强公民对于权力的监督，推进政务公开，提高社会解决公共问题、处理突发事态的能力、维护社会稳定、消除突发性负面事件的负面效应等一系列方面，阐述了信息公开的意义。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进程正在加速。目前，在上海等地，市民可以在一些邮局、书报亭等场所领取市政府公告。政府信息的公开比之以往迈上了一个新台阶。2002年5月，有关机构受国务院委托，起草了我国第一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关专家在相关访谈录中谈到了条例草案坚持六大原则，[12]即：权利原则、公开原则、利益平衡原则、不收费原则、自由使用原则和救济原则，权利原则被列为第一条原则。2002年岁末，广州市出台了我国内地第一部政府信息公开的地方法规《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宣布2003年1月1日起实行；2004年1月20日上海市政府令第19号了1月19日市政府第29次常务会议通过的《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宣布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2004年2月，北京市了由北京市信息化办公室起草的《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征求意见；2004年2月，深圳市人民政府第130号令了《深圳市政府信息网上公开办法》……这些地方性的政府信息公开法规，都体现了权利原则，都指出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依法获知政府信息。
上述事实说明，伴随着我国政务方式日益走向公开透明和对权力的民主监督不断加强的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以政府信息公开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实践正在发展。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难点。根据新华社2002年9月24日的报道，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起草工作就遇到了一些难题，如行政复议怎么做、政府“工作秘密”如何界定、发生争议怎么办等。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实践，将需要在继续研究和探索中发展。在目前世界范围政治民主化进程加速的国际大背景下，在我国高度重视保护公民权利和推进人权事业的形势下，我们相信我国将会深化对“知情权”的认识，加快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化。而新闻媒体，作为面向全社会公开传播的职业机构，在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实践的发展中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魏永征著《中国新闻传播法纲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2.奚广庆主编《政治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郑保卫《关于信息公开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意义》，载《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五期第5—9页。
4.Bumstead,RichardA.《知情权》，载《交流》杂志2001年第二、三期联刊。获自网上，URL地址
5.Dennis,EverettE.andMerrill,JohnC.（1991）.MediaDebates:IssuesinMassCommunication.NewYork:Longman.
注释：
[1]奚广庆主编《政治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页。
[2]《人民日报》2004年3月22日。
[3]郑保卫《关于信息公开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意义》，载《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五期，第5—9页。
[4]Dennis,EverettE.andMerrill,JohnC.（1991）.MediaDebates:IssuesinMassCommunication.NewYork:Longman.p.46.
[5]转引自Dennis,EverettE.andMerrill,JohnC.（1991）.MediaDebates:IssuesinMassCommunication.NewYork:Longman.p.47.
[6]转引自Dennis,EverettE.andMerrill,JohnC.（1991）.MediaDebates:IssuesinMassCommunication.NewYork:Longman.p.48.
[7]出处同上。
[8]Bumstead,RichardA.《知情权》，载《交流》杂志2001年第二、三期联刊。获自网上，URL地址
[9]魏永征《中国新闻传播法纲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10]转引自魏永征《中国新闻传播法纲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11]魏永征《中国新闻传播法纲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6—57页
进程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同全国一样，西部地区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已经迈出了农业经济制度创新最成功的一步，然而西部农业及农村发展滞后，农业产业化进程缓慢又是不争之实。以下试从组织创新角度对西部农业产业化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农业产业化经营是解决西部农户生产经营"小农户大市场"尖锐矛盾的有效途径。
所谓农业产业化是指以市场为导向，经济效益为中心，农户为基础，龙头企业或农民自主决策的合作社等中间组织为纽带，通过市场机制将农业在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为一个有机的产业系统，实现种养加、产供销、农工商一体化经营的经济运作方式。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的进行，农户成了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有了独立的经济利益要求，但长期以来对农户的组织和利益约束机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农业家庭经营的内容、范围、水平等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大多数农户就像一盘散沙，无所谓向心力和疑聚力，农业生产沿用传统模式。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国民经济各生产部门、社会再生产各环节之间都逐步形成了市场交换关系，社会对农产品的批量、花色、品种、档次、质量、加工深度以及流通方式等的需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客观上要求农户应以市场为导向，并从传统的农业生产上升为现代产业化经营。这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必然导致西部地区较全国更为突出的农业发展上的"小农户大市场"的矛盾。
西部地区农业发展突出存在的"小农户大市场"矛盾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大市场要求的以规模经营为特征的社会化大生产与小农户分散、小型化生产之间的矛盾；
（2）大市场需要现代科技支撑与小农户传统落后的生产技术之间的矛盾；
（3）大市场条件下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与小农户资本积累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4）大市场经营的强风险与小农户生产的封闭性之间的矛盾；
（5）大市场经营的强风险与小农户的弱抗风险之间的矛盾；
（6）大市场要求完全竞争、利益均等的市场经营关系与小农户市场主体地位不相称之间的矛盾。诸多矛盾的交织使西部地区农户的生产经营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对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的重新整合，形成商品性生产产业流，大规模组织分工业生产，把分散的家庭经营纳入一条龙的生产经营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整体效应和规模效应，将市场和价格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形成自我发展机制。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造就了亿万个生产经营独立的农户，那么农业产业化经营用市场机制再一次把农户组织起来。
二、农业产业化中间组织发展滞后，制约了西部农业产业化进程。
我国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率先在东部沿海、大城市郊区等商品经济比较发达，消费层次较高，城市工商业辐射大，城乡联系多的地区孕育发展，并逐步向中部及西部扩展，农业产业化水平呈东、中、西梯级递减。根据农业部产业化办公室对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查，到1996年底，与农户有利益联结机制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共有11824个，它们的地区分布见表1所示，西部的农业产业化中间组织处于明显落后水平，仅占7.4%。依据我们对云南贫困山区的调查，中间组织更是风毛麟角。
没有一批形式多样的农业产业化中间组织的支撑，西部的特色农业资源就无法商品化、市场化。
表1我国农业产业化中间组织的地区分布状况
分布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合计
个数（个）
百分比(%)
6611
55.9
4336
36.7
877
7.4
11824
100
三、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具有广阔的组织创新空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构成农业产业化经营系统的主体主要有用户群、中间组织及农户群。尽管它们之间的联结构多种多样（从简单的层状到复杂的网状），但经营主体的功能以及相的基本关系可用图1所示。(图略)
1、农户群的独立市场主体地位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础。
分散单一的农户群作为经营主体尽管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但这并不能说明要恢复到先前的生产队组织模式，相反，通过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改革，农户有了较明晰的产权，并因此形成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激励机制和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约束机制，这一条件使农户得以将经营跨出家庭的范围，得以有效地利用外部的各种中间组织成产业化经营系统并与市场连接。可见农户群的这种家庭经营形式不仅是我国农村改革的重大成果，而且是农业产业经营最可靠的制度保证。
2、中间组织的形式具有广阔的创新空间。
具备哪些条件的组织或个体可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中间组织呢？根据中间组织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中的基本地位和功能，一种行之有效的中间组织应同时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要有较强的市场开拓与产品销售能力，能为农户群的生产提供较稳定的市场，保障商品流的畅通；
（2）要有较强的资本运作能力，能给农户群生产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西部农村的农户尤其是贫困户，温饱问题尚未解决，也就缺乏最基本的生产性资金，因此必要的资金支持才能保障农户群的生产得以持续进行；
（3）要有较强的技术开发与培训能力。随着农业技术水平和复杂程度有的不断提高，单个农户很难具备适用农技的应用能力和接受科技辐射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农户提高农产品技术含量，生产出质优价廉的产品满足市场需要；
（4）要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目前农业仍是风险较大的弱势产业，农户对自然灾害的预测和抵抗风险的能力较弱，产品滞销更是农户难以承担的经营风险，因此中间组织要义不容辞地为农户分担风险，解决农户群的后顾之忧；
（5）要有较强的产业组织能力，实现各项优势资源的有机整合。农业产业经营过程中，产供销、农工商以及产前、产中、产后各坏节都要有效衔接，因此中间组织必须具备较强的产业组织与管理能力。
不论中间组织的形式怎样、规模怎样，应该说凡具备以上基本条件的个体与组织均可成为联接市场与农户群的中间组织，并能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有效运行。只不过能力越强的中间组织的运行效率越高。可见西部农业产业化经营在中间组织形式上具有广阔的组织创新空间。
3、中间组织与农户群的结合方式、内容具有广阔的创新空间。
农业产业化的经营主体之间不能是简单地联接，二者必须视具体因素要有实质性的整合，并通过结合内容融为一体。这种结合的方式、内容和结合水平体现了中间组织的产业组织水平。有的是以产品的生产加工为纽带方式结合；有的以产品的销售为纽带方式结合；有的以资金为纽带方式结合；有的以技术服务纽带方式结合……，而多数则在多方面实现结合。总之可视经营内容、范围及其他实际情况灵活选择而不能局限于某方面的结合，在结合方式上具有较为广阔的创新空间。
总之农业产业化组织创新的核心是中间组织的创新以及经营主体之间结合方式的创新。
四、几种常见中间组织的比较
自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特别是东部沿海一带农民和农业参与都在实践中创造了各种行之有效的农业产业化中间组织形式，推动了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值得西部借鉴，见表2所示。
表2几种常见农业化中间组织比较
类型
基本形式
与农户的基本关系
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作用
（一）公司
乡镇企业、城市商贸加工企业、合资企业等
合同关系
（中间组织与农户均为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以市场机制结合，互相依存，实现双赢。）
产业化组织与经营，包括：
1、确定农业产业化经营取向；
2、市场开拓与产品销售；
3、部分生产资料与资金支持；
4、技术开发与培训；
5、风险分担；
6、按合同价收购农产品；
7、产品深加工等。
（二）产销一体化公司
农垦农场
紧密型关系
（农户居被动地位）
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联营为一体
（三）合作组织
专业合作社、供销社、农户联营体等。
互助合作关系
（是以农户为主体的民办或民办公助互助组织。）
主要在生产外的流通、服务、加工环节等领域开展互助合作。
（四）协会、研究会
牲禽养殖或瓜果种值专业协会等
松散型关系
1、从事技术、经验交流；
2、开展信息、技术服务；
3、为农户牵线搭桥等。
（五）批发市场、商人
蔬菜、水果、花卉等农产品批发市场
批发、收购的买卖关系。
1、提供市场借需各种信号；
2、购买农产品；
3、市场组织者又有引导的功能等
（六）农业大户
致富带头人或加工专业户等。
合同或信誉关系
同类型（一），各项功能弱于（一）但运转灵活。
（七）复合型组织
公司与类型（三）、（四）（五）、（六）等复合而成，如公司加合作社
取决于与公司的复合体类型。
公司起主导作用，另一复合体起辅助作用。合作社等组织维护农户利益，又为公司减少组织成本。
应该说以公司作为中间组织并与农户联接的方式最能体现市场经济原则，由于公司较其它形式的中间组织实力较强，往往使经营主体的功能发挥最为充分，是一种最有成效的较高组织模式，是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目标模式。如云南两烟生产所创造的公司加农户的烟草生产经营模式在全国可算是经典之作，云南两烟的生产经营分为三块：一块是烤烟种植，由千家万户烟农个体经营，第二块是烤烟的收购和销售，由地区烟草分公司经营，第三块是卷烟生产，由卷烟厂承担。后来又为解决生产企业不管供应，销售单位不管生产，各自为政互相制约的矛盾，玉溪卷烟卷烟厂从1986年开始实行将卷烟厂、烟草公司、烟草专卖局合三为一的管理体制，丰富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创新。
但是，在实践中，究竟选择何种形式，要与当地的农业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盲目拔高和助长是不可取的。即使就全国来讲，以公司作为中间组织的也只占45%（见表3），非公司形式仍占较大比重。
表3我国1966年农业产业化中间组织结构状况
类型
公司
合作组织
批发市场
其他
合计
个数（个）
5380
3384
1450
1608
11824
百分比（%）
45.5%
28.6%
12.3%
13.6%
100%
西部地区由于乡镇企业发展缓慢，农产品商品化率较低，农业产业化尚处初级阶段，大力鼓励与引导发展非公司型中间组织具有重要意义。值得一提的是重要视农业大户在西部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待这些非公司型中间组织羽冀丰满，发展壮大之后它们再转变为公司是水到渠成之举。
五、促进西部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创新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政府资源应由向农户直接倾斜为主转变为向中间组织直接倾斜为主
首先是由于农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不利地位，致使过去政府对农户的各项直接扶持措施收效甚微；其次是中间组织在整个农业产业化经营系统中居于龙头地位，直接扶持中间组织容易收到较了效果。最后，中间组织兴则农户兴，一个中间组织能带动成村、成片的农户，甚至能带动一个县、一个州的农户，因此，各级政府资源应由向农户直接倾斜为主向对中间组织直接倾斜为主转变，这样也有利于政府资源发挥四两拨千斤之功效，政府的科技资源、资金供给以及财政、税收等政府要有利于中间组织的发展壮大。
2、中间组织形式选择上要坚持市场原则
不同的中间组织形式适应于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经营范围，采用何种结合方式也应视具体情况，因而各地采用的中间组织形式必然是灵活多样的，来不得半点主观臆断，更不能照搬什么固定模式搞一刀切。政府的硬性组合不仅不能使中间组织有良好运作，甚至还会伤及广大农户的利益和积极性，一切要由中间组织与农户通过市场机制作出自主选择。
3、中间组织与农户的结合上要体现双赢原则
农业产业化经营本身就是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而进行的经营主体之间的联合，因此建立互惠互利的双赢机制就成为产业经营的基本前提，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调动经营主体双方的积极性，实现优势互补与长期稳定发展。这里特别要强调中间组织要充分顾及到农户群众的利益。如昆明市官渡区大板桥镇华曦牧业有限公司在养鸡生产上采取的公司加农户模式之所以运作成功，它们的作法是坚持了六个统一：
（1）统一养鸡技术培训；
（2）统一供鸡种（鸡苗）；
（3）统一供饲料；
（4）统一技术服务；
（5）统一提供50%的流动资金；
（6）统一保价收购。
这六个统一原则基本解决了农户在养鸡过程中存在的困难，技术上得到保证，又为农户分担了风险，实实在在地保障和维护了农户的利益，因而实现了自身的跨越式发展，也带动了近130多户农民家庭致富。
4、政府要为中间组织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环境。
进程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一）教学管理系统与高校实际情况不符
在高校教学管理中，学校相关领导对现代化信息教育管理技术比较重视，也逐渐开始关注教学管理信息系统的研发，但是由于高校教学管理系统往往由校外软件公司进行设计和开发，程序人员没有高效教学管理的经验，缺乏对管理工作的认识，在设计教学管理系统时，不能考虑到系统的全面性和实用性，使得教学管理系统与高效教学管理实际情况不符，很难适应高效教学管理的需求。
（二）落后的管理体制
传统教学管理模式中，学校教务处掌握了绝大部分的教学资源信息，导致院系二级管理存在诸多问题，直接抑制了教学信息化管理水平。在这样的条件下，学生和教师在资源调度时，流程多而复杂，使教学管理者将大量的时间浪费在重复的工作中，为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带来很多麻烦，教学管理工作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中，大大降低了高校教学管理水平和质量。另外，各教学管理岗位相对较独立，教学资源、数据和信息没有实现共享，这些重复数据由不同管理岗位发放和使用，难以确保数据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直接阻碍了教学信息的有效处理。
二、加强现代信息技术进程中教学管理的思考
（一）更新教学管理理念
若想有效地推进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就必须转变和更新传统的教学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和内容，树立先进的现代教育理念，以现代教育理论为指导，实现管理理念的创新。因此学校相关管理部门应更新教学管理理论，健全教学管理制度，使学校领导、教师和学生认识到现代化信息教学管理的重要性，为其创设出一个人人都会用的管理氛围，促进我国教育技术现代化的教学管理工作，实现高效、科学的教学管理目标。
（二）转变教学管理职能和制度
在传统教学管理体制中，教学基层单位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加上教务部门忙于日常事务性工作中，大大降低了教学管理质量与水平。因此，应建立以院系管理为主的教学管理体制，将教学资源、信息数据等管理权限下放到各基层中，扩大院系部教学和管理的自，完善相关教学管理制度，提高日常教学活动信息的反应和监控能力。通过教学管理职能的转变，教学管理部门从原来全方位、全程式计划管理转变到宏观调控上来，大大提高了教学管理水平。
（三）建立教学管理系统和信息化平台
近年来，我国高校规模不断扩大，加上计算机信息技术日新月异，高校深刻地认识到了信息化教学管理是高校发展，提高教学管理水平和效率的必然之势。因此学校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学校教学信息管理网站为基础，从教学信息管理平台出发，扩展应用功能，建立教学管理系统和信息化校园平台，提高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在管理方式方面，利用计算机软件处理、保存、传递等功能代替传统笔写纸记的落后管理模式。同时分配设置多级用户模板使用权限，真正实现学校和学院的二次管理，以便教师和学生能及时获取教学的动态信息。
（四）提高教学管理人员信息处理能力
在现代化高校教学管理中，教学管理人员面临着更高的要求，不仅需要懂信息技术和现代教育思想，还要求具备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创新能力，这是确保教学管理信息化系统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因此学校应加强教学管理人员的培训力度，抓好管理人才队伍的建设，定期组织他们进行系统操作、系统管理、系统维护等知识的培训，对教职工和学生进行系统操作指导，编制和印发系统使用手册，重视教学管理人才的引进，确保管理机构反应灵敏、工作高效，提高高校教学管理工作的质量与效率。
三、总结
总而言之，在教育技术现代化进程中，学校和教师应深刻地认识到教学信息化管理的重要性。针对目前我国高校教学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学校应结合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出针对性强的措施，更新教学管理观念，完善教学管理职能和制度，建立教学管理系统和信息化平台，提高教学管理人员信息处理能力，从而确保教学管理信息化系统发挥出最大的主体性，有效地激发教师工作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我国高校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进程管理论文范文第9篇
人类跨入新世纪，全球化浪潮汹涌而来，波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并为我们重新审视周围的世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那么，什么叫全球化呢？全球化就是人类不断地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沟通（物质的与信息的）和达成更多共识与共同行动的过程[1]。全球化不是某一时段上的状态，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昭示着一种发展趋势。全球化给世界历史的进程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也把中国的发展纳入了世界的轨道。在全球化这一时代背景下，我国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无论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方面，还是在价值导向方面都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思想政治教育只有顺应这一历史潮流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
一、全球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一）全球化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不断创新，以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众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2]。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主要包括政治理论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和民主法制教育[3](P157-159)。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只有在其反映和体现了时代与社会发展的要求时，才有可能为社会成员所普遍接受。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必须跟上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步伐，不断创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全球化使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际社会交往频繁，影响加深，随之而来的是不同思想文化相互影响和相互碰撞。在这种环境下，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观念更新加快，精神文化需求也日趋复杂多样。思想政治教育若不能根据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创新，就会缺乏主动性、有效性和针对性，就会丧失生命力。
（二）全球化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手段提出了挑战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必须以内容为载体，通过一定的方法，运用一定的手段来实现。我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以说理和灌输为主要手段，通过学校、社会和家庭的教育来实现。与世界各国思想政治教育在全球化进程中涌动的改革潮流相对比，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方法和手段上都存在不少问题。其主要表现是：一是过分注重和强调“显性教育”，而对“隐性教育”和实践教育重视得不够；二是学校、家庭的主体地位突出，宗教、社区和以网络为代表的大众传媒的教育作用发挥得不够理想、不够充分；三是过分倚重于说理和灌输，缺乏科学分析，忽略了人的主体性。这种教育方法和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三）全球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导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文化向来以集体主义为本位，反映在思想政治教育上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而西方的文化传统却是以个人主义为本位，强调国家为公民个体服务、为个体而存在。在全球化浪潮中，这两种文化传统相互碰撞、相互冲击，其结果是信奉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开始强调社会价值，而信奉东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开始关注个人价值，于是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趋向并重且逐渐成为一种基本的价值导向。这对我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导向是一种新的挑战。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全球化的回应
全球化改变了世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等方面都应该有所变化，有所侧重，以适应时展的要求。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是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水平，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3](P147)。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四有”应当有所侧重。
“有理想”是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的辩证统一，社会理想又包括共产主义理想和共同理想。在全球化条件下的理想教育应当侧重于共同理想，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道德的内容具有层次性。“有道德”是说教育应当侧重于道德的底线——不损人，尤其是在信用严重危机的今天更应强调这个基本的道德层次。“有文化”是说教育应当侧重于科学知识和人文素养的教育。“有纪律”是说教育应侧重于强化规则意识（法制意识），中国加入WTO之后，具备规则意识显得尤为重要。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洪流。全球化的进程大大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第一，全球意识教育。全球化将世界各国人民紧紧联结在一起。生态环境恶化、人炸、能源危机、恐怖活动等严重威胁人类社会生存的问题都是全球性的，需要全球携手，共同解决。“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人类要与地球和谐共存，就要不断加深对地球的理解。我们要从全球利益角度去考虑问题，要具有面向全球化所必备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具有世界大同者的眼光和胸襟。不仅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更要“胸怀全球，放眼宇宙”。
第二，规则意识教育。规则意识也就是法制意识，法律就是一种规则，并且是社会生活中的主要规则。我国加入了WTO，就必须按照WTO的规则来规范政府行为，维护国家利益。2001年11月9日，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在卡塔尔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加入WTO后承诺开放市场，遵守WTO规则，并且国内各有关的法律法规都要与WTO规则相一致。应教育学生懂得：无视规则的存在，肆意践踏规则，将会给我们的国家利益、民族经济带来极大的危害，因此我们必须强化规则意识，学会运用国际规则趋利避害，使我们的行为和经济活动处于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
第三，爱国意识教育。全球化赋予爱国主义以崭新的内涵，我们切不可把爱国主义混同于狭隘的民族主义。一方面我们要努力谋取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参与制定全球化的运作规则，并在国际规则的约束下，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爱国主义。因此，我们要将爱国主义与全球化结合起来，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完善自我，吸收对方合理的东西，使我们的价值理念不断更新，社会制度更臻于完善。
第四，危机意识教育。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但先辈所创造的辉煌毕竟属于过去。放眼世界，我们应当时时有一种危机感。我国的人口压力越来越大，人均GDP远远低于经济发达国家。我国的生态环境也越来越恶化，北方的沙尘暴甚至危及到了周边国家。此外还有环境污染问题，资源危机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危机意识教育方面，日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第五，公民意识教育。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的精神基础。教育要为国家培养“四有”新人，就丝毫不能忽视公民意识教育。公司意识教育，可使人形成正确的权利与义务观念，学会与他人平等相处，并切实尊重他人的权利。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在全球化进程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运用多种手段与方法。除了那些传统的已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方法、手段外，还应当结合新情况，吸取他国经验，广泛运用信息技术，不断探索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第一，注重“隐性教育”，坚持公开性与渗透性的统一。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特别是在对青少年的教育中，公开的、正面的教育方法当然十分重要。学校教师应当直接而理智地传授社会的思想政治道德准则，观点不能模棱两可或取中立态度，要态度坦诚，泾渭分明，但只有这种直接的方式还是远远不够的。其时间的集中性和观点的鲜明性容易给人一种强迫灌输的感觉，进而使人产生一种莫名的逆反心理，形成一种意识障碍，从而制约人们对有关思想、政治、道德要求的理解和内化。在全球化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应当更具有自然性和隐蔽性，使思想政治教育在不知不觉中进行。
第二，充分利用网络这一虚拟空间，开展网上思想政治教育。互联网的爆炸性发展正改变着经济、社会、文化的结构和运行方式，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其广度和深度都是以往任何一次产业革命所无法比拟的。网络既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挑战，同时也提供了全新的教育手段。因此，同志指出：“要重视和充分运用网络技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
网络带来的信息污染、网上交友、网上游戏、网上伦理道德以及网上信息选择等问题，最终只能在网上解决。只有进入到产生网络问题的环境中，才能对症下药，有的放矢。要通过网络向人们提供大量有意义的、积极向上的信息，对人们进行正面的、潜移默化的教育。同时，也要教育上网者学会正确地选择网站，这是每个上网者必备的素质。对那些不健康的网站，可以采用适当的技术手段，将其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
第三，引入现代管理科学的成果，对人性进行科学的分析。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道德说教大于科学分析，说理往往变成了说教和灌输，这是每一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都必须深思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影响人的行为。行为科学的研究表明：需要产生动机，动机决定行为；欲影响人的行为，必先了解人的需要。而人的需要的背后又有各种复杂的原因，任何需要只有在被意识到时，才能构成动机产生的原因。因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当然离不开行为科学的指导。经济学原理认为，人在既定条件下都有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倾向。由此看来，教育人见义勇为，不用制度规范而仅用道德劝诫是不够的。
人性即人的本质。人性之中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其中，自然属性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以人为本的第一要素是满足人的自然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不能离开人的自然性去空谈人的社会性。要真正做好人的工作，就必须将教育机制建立在对人性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
【参考文献】
[1]胡元梓，薛晓源.全球化与中国[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13.
[21邱伟光，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4.
进程管理论文范文第10篇
(一)“建管不分”情况仍大量存在
按照《物业管理条例》和《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住宅及同一物业管理区域内非住宅的建设单位，应当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服务企业。同时，《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从事物业管理活动的企业应当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然而，到目前为止，在前期物业管理中，开发商包揽建成后的物业管理业务即所谓的“谁开发、谁管理”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由于“建管不分”的客观存在，业主将对开发商的不满直接转移到物业服务企业身上，从而引发了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的矛盾，造成了物业服务企业收费难等诸多问题。根据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在2008年所做的行业调查显示，开发单位利用“建管不分”掩盖前期遗留问题的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52．50%，认为利用“建管不分”转嫁新建项目矛盾的占41．96%，认为利用“建管不分”压低物业项目交接成本的占18．78%，反映新建项目房屋质量问题突出的占51．85%。这一系列数字充分表明当前物业管理纠纷的主要导火索之一就是“建管不分”现象的普遍存在。
(二)物业服务企业缺少服务意识和责任感
2007年10月，《物业管理条例》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作出相应修改，其中一项就是将“物业管理企业”调整为“物业服务企业”，进一步强调物业服务企业应以服务为本位，管理只是服务的手段。但从当前物业管理实践来看，仍然有许多物业服务企业没能及时更新观念，始终把自己作为管理者的角色，缺少应有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感，提供的物业服务往往无法达到业主的期望，引发业主的不满，最终以业主拒绝缴纳物业服务费、物业服务企业弃管收场。而伴随着弃管小区长期缺少专人的管理和维护，陆续出现屋顶渗漏、上下水及供热管道腐蚀、相关线路破损、环境卫生杂乱无章、安全隐患增多等一系列问题，使得业主的居住环境越来越差，同时也极大影响了城市的整体形象，阻碍了城市化进程。
(三)物业服务费收缴工作难
对于大多数物业服务企业来说，物业服务费收缴难已经成为企业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根据《物业管理条例》规定，物业服务收费应当遵循合理、公开以及费用与服务水平相适应的原则，而大多数物业服务企业很少定期向业主公布收支情况，不按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收取物业服务费、捆绑收费情况非常普遍。业主提出异议并拒绝交纳物业服务费时，经常遭遇物业服务企业断水、断电、停止供暖等威胁。当然，物业费收缴困难的另一方面也由于多数业主缺少对物业管理的正确认识，对物业服务企业稍有不满就拒绝交纳物业服务费，拖延交纳的现象也比较普遍。而业主一旦拒绝或拖欠缴纳物业服务费，物业服务企业只能通过降低服务标准来维持日常运行，引发业主更大的不满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四)物业管理行业从业人员素质偏低
物业管理吸纳的劳动力中大部分来自企事业单位下岗分流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及部队复转军人等，对于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就业矛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正是由于物业管理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解决大量就业人员的特点，导致了物业管理行业就业门槛低、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员工在日常履行职务的过程中往往处理问题不及时、采取的方法不得当，甚至态度恶劣，从而引发新的物业管理纠纷。另外，由于物业管理行业从业人员工作强度大、待遇低，缺少应有的尊重，导致物业服务企业的员工队伍缺少稳定性，出现了人才难寻难留的“两难”局面，不利于为广大业主提供优质而专业的服务。
(五)社会各界缺少对物业管理行业应有的关注
物业管理行业对于维护社区安定，解决大量人员就业，实现房屋的保值和增值都发挥着重大作用，然而物业管理行业却未获得与其规模相适应的地位。我国各城市住宅小区都普遍存在着业主私搭乱建、任意拆改承重墙、擅自接改管线等违规装修行为，物业服务企业本身没有行政处罚权，在履行了告知、制止的义务后业主仍违规施工的，只能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处罚，而显然在这类问题的处理上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缺乏必要的高效监管，也没有给予物业服务企业应有的支持，一方面仍有大量业主违规装修，严重影响了住宅小区的整体性和房屋的安全性;另一方面，相邻业主面对投诉其他业主违规装修的情况没能得到有效解决，也认为是物业服务企业工作不力所致，加深了对物业服务企业的误解;同时，《物业管理条例》明确指出，保修期内房屋及共用部位、共用设备设施出现质量问题由建设单位承担保修责任，但由于业主缺少对物业管理的正确认识，往往将诸如屋顶渗漏、墙皮脱落、公共配套设施不齐全等开发商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一并将责任归咎到物业服务企业身上，只要物业服务企业不及时提供维修就拒绝缴纳物业服务费，使物业服务企业承担不必要的责任，增大了物业服务企业的工作难度;另外，各新闻媒体对于物业管理行业的正面报道很少，普遍认为业主是弱势群体，一旦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之间出现纠纷，在没有进行深入调查的情况下就作出倾向性的报道，将各种纠纷产生的原因直指物业服务企业，给整个物业管理行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不利于物业服务企业的成长和发展。物业管理行业正在成长中，需要不断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步伐，固然物业服务企业自身存在很多问题，但是社会各界也应该充分肯定物业服务企业在加速城市化进程、改善人们生活居住环境当中的重要地位，高度重视物业管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给予物业管理行业应由的关注和扶持，为物业管理行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二、针对城市化进程中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现状提出的合理化建议
(一)严格执行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制度
要从源头上避免开发商将各种历史遗留问题转嫁给物业服务企业、侵犯业主的合法权益，就必须严格执行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制度，彻底改变“建管不分”的局面，真正实现“建管分离”。物业管理中引入招投标是物业管理市场化的一种表现，同时也为物业服务企业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应督促开发商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明确双方之间责任的划分，鼓励物业服务企业参与公平竞争获得项目，通过竞争促进物业服务企业提供优质服务，进而逐步实现全行业物业服务水平的提高，形成市场化的合理价格体系，减少物业管理纠纷的出现。
(二)规范物业服务企业的市场运作行为
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应进一步规范物业服务企业的市场运作行为，严把市场准入关，严肃处理没有资质等级和超越资质等级承接项目的物业服务企业，及时对服务不规范、社会形象差的企业进行整顿;积极引导物业服务企业树立正确的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为物业管理活动提供“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力争让那些服务质量高、品牌形象好的物业服务企业通过竞争的方式获得项目，进一步带动更多的物业服务企业不断改善服务，提高竞争力，行成良好的物业管理市场秩序;同时还要加强对物业服务企业从业人员的管理，建立有效的人员录用、考核机制，不断改进工作人员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为物业管理从业人员提供培训和交流的机会，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全面提升企业形象。
(三)充分发挥业主自治作用
2007年10月正式生效的《物权法》明确提出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概念，为业主参与物业管理区域的自治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商业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但从当前物业管理实践来看，业主并不清楚自己的权利，当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也很少能找到适当的途径来维权，对物业服务企业擅自改变共用部位用途、利用共用部位经营等侵权行为也无能为力。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应指导住宅小区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成立业主大会及业主委员会，充分发挥业主的自治作用，让业主参与到物业管理活动中，监督物业服务企业的行为，配合物业服务企业的工作，共同维护小区的安定团结。
(四)对物业服务收费实行动态管理，并鼓励物业服务企业开展特色经营
根据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在2008年开展的全国物业管理行业生存状况调查显示，物业服务企业经营效益情况不容乐观。仍有很多物业服务企业处于亏损状态，保本或微利企业也占有很大的比重，这势必导致物业服务企业很难留住高层次专业人才，无法保证从业人员队伍的稳定性，也不利于物业管理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一方面，应对物业服务收费实行动态管理，杜绝物价持续上涨、物业费永恒不变的现象。在行政主管部门的协调下，组织小区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就物业管理服务与收费标准展开积极探讨，依据实际市场情况动态处理相关问题，真正将市场机制引入到物业管理活动中来;另一方面，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应鼓励物业服务企业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开展特色经营服务，并对物业管理行业给予一定的扶持和税收优惠政策，减轻物业服务企业的负担，稳定好物业管理从业人员队伍。
(五)高度重视物业管理在现代城市化发展中的地位
物业服务企业在向业主和物业使用人提供服务的同时，还承担着物业区域内公共秩序的维护、市政设施的配合管理、物业的装修管理等，其内容带有公共管理性质的职能，通过物业服务企业在住宅小区内开展宣传教育、安全防火、治安防范、环境卫生、园区绿化、房屋维修养护等工作，有效填补了政府对公共环境和公共设施以外的社区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空白，完善和发展了城市管理功能。尤其是在城市快速发展的今天，更要高度重视物业管理在现代城市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鼓励物业服务企业在实施物业管理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公共管理职能，帮助业主在日程生活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树立节能环保的理念，在小区内开展垃圾分类、中水循环利用等节能环保措施，充分发挥物业服务企业在提高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专业化中的重大作用。
三、结语
物业管理活动中，物业服务企业不仅承担着物业管理区域内房屋及其设备设施的维修养护和日常管理工作，同时由于其所具有的准公共管理性质的职能，还肩负着更多的社会责任，解决了大量下岗人员的就业问题，并协调着与供水公司、供电公司、燃气公司、供暖公司、街道办事处等多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在为业主提供良好居住环境实现房屋保值和增值的同时，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在加快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特别是随着城市居民对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要求物业服务内容也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这就要求物业服务企业在做好基础的前提下，不断开展多元化经营，拓宽新的服务领域，提供满足不同业主需求的个性化服务，全面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和改善服务态度，有效减少物业管理纠纷，促进城市住宅小区和谐物业管理局面的有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