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文化论文范文

家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是经济学中一个永恒的主题。西方世界历来极力传播自由主义，并推出自己在经济学界的代言人：亚当•斯密、冯•哈耶克、路德维希•艾哈德及米尔顿•弗里德曼等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以“看不见的手”理论而著称，该理论认为：每一个进入市场的人都是持自利动机的，他们通过交易达成合作，从而在实现自利动机的同时也造福了他人。从整体社会来看，这种市场秩序提供了一种资源配置机制，它能够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其余三位也分别有自由主义专著。

其实，这种“代言人”的资格应该是中国道家文化的创立者老子才配享有，《道德经》深刻地阐述了自由主义理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常无而无所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强烈反对国家干预，他说“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天下多忌讳则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大道废，有仁义。”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是因为：政府只有充分了解每个公民的利益和偏好，并据此求出社会总体利益，才能胸有成竹地去干预经济。然而此项准备工作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因为每个人只能在进入选择过程时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更遑论政府。中国有句古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哉？”说的即是政府不能干预的原因。西方有句谚语：“鸟以为把鱼举在空中是一种善举”说的是政府强行干预的后果。即使政府能够无所不知，但在干预措施的执行过程中，也常会偏离其初衷。

2、循环经济

道家提出了崇尚自然、尊重天地、无以人灭天、天人不相胜等环境伦理思想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德规范，开创了循环经济思想的先河。人与自然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整体。所谓对立，是说人类要生存发展离不开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存在着与其他生命体在资源利用上的竞争；所谓统一，是说在终极意义上人与自然万物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离开自然环境，人类将无以生存及发展。在对立过程中实现统一，在统一中又不失去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的价值和尊严。人与自然万物都是自然系统中的一个成员，彼此之间是互为依存、共生共荣的关系。除了人之外，地球上各种物质，不仅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且对人类都有积极意义，是赖以生存的基础。老子曰：“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他告诫人们不要自恃灵明而高高凌驾于天地万物之上，不要凭仗强大有力而妄为滥施。庄子“天与人不相胜也”的睿言就深刻地表达了人与自然应当平等的至理。

庄子认为天下万物都有各自的本性及发展变化的规律，正确的做法是顺应它们的本性，遵循各自的规律，不要刻意妄为。在远古农业文明早期，生产力低下，农耕生产受到自然严重的制约，人们依赖自然，敬畏自然，把自己视为自然的儿子，对天地有着一种由衷的亲切感戴之情。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征服自然、利用自然能力的提高，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与感情也有了变化，不少人不再那么敬畏自然了，甚至凌驾于自然之上，把原来相亲相近的自然万物当作可占有的财物任意践踏役使，由此而导致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给自己带来危害。

西方近代流行的人与自然主客“二分法”思维方式，将人类社会与自然分割对立起来，片面强调人的价值，信奉天物竞争，导致了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和个人价值，肆意对自然开发索取。资源告罄、生物灭绝等严酷的事实，不能不引起人们深切的忧虑和思考。

从深远的角度看待人类新经济体系，循环经济思想是正确的，这一思想的提出是挑战高科技，使高科技有了明确发展方向，应用剩余的有限资源过渡到再生与循环的经济领域中去，从绿化、环保、节能、开发等无形物质的应用上彰显高科技，实现资源的再生与循环，创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态平衡生物链。

3、节约原则

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啬。”“啬”指的就是节约、节俭。这与经济学的思想不谋而合。从经济学的英文单词Economics的构成上我们可以得到启示：经济学实质上是一门关于如何“节约”的科学，即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效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节约原则应该是经济学的“宪法”。不过，1936年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著名的“节约悖论”，即节约对于个人来说是好事，是一种值得称道的美德，但对于整个国家来讲，则是一件坏事，会导致国家经济的萧条衰败。凯恩斯上述观点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界得到了相当普遍的认同，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都非常醒目非常郑重地向读者介绍阐述这一思想。

“节约的悖论”提出来以后，常常使人迷惑不解。根据一般人的常识，一个家庭也好，一个企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如果大家都挥霍浪费，很快就会吃光喝光，破产衰亡。那么，如何解答这种疑惑呢，张建华先生认为：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分析，是在非自愿失业存在的前提下进行的短期、静态分析。通俗地讲，就是经济陷入了严重的萧条状态，市场上有大量产品积压在仓库中，找不到销路，也就不能计入国民收入统计数字中。显然，如果国民增加消费，积压的产品就能实现其市场价值，从而使统计到的国民收入数字增加；反之，如果国民减少消费，积压产品增加，统计到的国民收入数字就会下降。这就是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分析的实际意义所在。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凯恩斯用的是短期、静态的分析方法，从长期、动态的角度来看，人们会将节约下来的钱，用于投资，以增加生产能力，从而使经济趋向更加繁荣。相反，若只图眼前繁荣，大肆挥霍浪费，则会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甚至导致经济停滞和崩溃。如此，“节约的悖论”也不成其为一种悖论了。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建设节约型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的起点就在于首先唤起并树立全社会的节约意识，而当这种意识化为一种时代风尚、一种文化习惯之时，我们将迎来的是一个生活更加富足、生态更为良好的生存空间。

4、结语

道家文化其实在诸多领域都有所涉及，如政治、军事、外交、管理、美学等等，而我们没有很好地去发展它，使其系统化，范式化。行文至此，我有一种感慨，感慨我们自己的可悲可恨之处，感慨两千多年的“集权官僚制”对我们浸染太深，以至于一时洗刷不了“奴性”的痕迹。以1840年为界，此前我们习惯于以天朝上国自居，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此后我们习惯于往外看，觉得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圆，信奉所谓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而缺乏一种“内省”，使得我们错过了自身最美好的东西，“肥水”在不经意间便流入了“外人田”。到头来我们反而对那些经过外人改造过的本来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顶礼膜拜，竭尽全力学习、“采购”，这不啻为一种巨大的浪费，于本文当中所探讨的“节约原则”相去甚远。

为数众多的学者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理由是在这个世纪内中国的经济实力将会大增，中国不再仅仅是个大国，而且是一个强国。然而，我认为要想让这种预言变成现实，必须具备一个前提条件：锻造独立的民族性格，开创文化盛世。我是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当然看好21世纪，看好21世纪的中国。

参考文献：

［1］路德维希•艾哈德.祝世康，穆家骥译.来自竞争的繁荣.商务印书馆，1983.

［2］米尔顿•弗里德曼.张瑞玉译.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6.

［3］马克思•韦伯.于晓，陈维纲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

［4］钱颖一.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林语堂.左手孔子，右手老子.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论文关键词]道家文化自由主义循环经济节约

家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中日两国都是父系家长制，但在家长权力上有所不同。中国的家长权力为终身制，只要家庭当中的父亲活着，那么他就一直具有家长的权力和权威；而日本的家长权力为阶段制，父亲在年纪大了或生病不能继续料理家业的时候，就要把家长的权力交给继承人。一旦交出了家长的权力，就要与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一样，服从新家长的领导。

2继承人的选择

中日两国在继承人的选择方法和制度上有很大差异。

2.1养子条件在中国，夫妻在没有亲生子女或者没有亲生儿子的情况下，会考虑收养他人的儿子做养子。收养对象通常为父系亲属的儿子，称之为“过继”；而日本的夫妻在亲生儿子以及入赘的女婿不够优秀的情况下，会考虑收养他人的儿子做养子。收养对象可以没有任何血缘关系，选择范围比较广。

2.2赘婿要求在中国，夫妻在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情况下，会考虑招婿入赘。入赘的女婿一般不改姓、不能入族谱、不具有继承权，而且生下的子女随其母亲姓；日本的夫妻在儿子不够优秀时，会考虑招婿入赘。入赘的女婿要改姓，成为婿养子，而且有家产继承权。

3家族观念

中国的家族主要是由血缘关系组成的集团。这个家族集团不但包括直系亲属，还包括旁系亲属。中国人对家族的延续非常注重血统的纯正，在以“孝”为家族伦理核心的中国家族中，传宗接代被看做是最大的孝顺。俗语中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日本的家族是以农业生产为目的的地缘集团。比起血统的延续，日本人更注重家业的传承，从而保证作为生活共同体的“家”的长期兴盛。日本人的亲属范围比中国窄，一般仅限于直系亲属。家族成员不一定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也可以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家仆、佃户、雇员等。日本的家族伦理以“忠”为核心，只要对家族忠贞不贰，非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也可以参与祭祀活动，死后也可以葬入家族墓地。

4家业管理及财产继承

在中国的家庭中，家业由父亲管理。除非父亲过世，否则就一直拥有家业的管理权。在财产继承方面，中国实行的是诸子均分制，即将家产平均分给所有儿子（有时也包括女儿），长子一般在分配中不具有特殊权利。在日本的家庭中，家业由父亲和继承人共同管理。在父亲有能力管理的情况下，家业由父亲管理。当父亲年纪大了或因病没有能力管理家业时，家业就交给继承人管理，并且继承人可以是入赘的女婿或者养子。日本的家庭财产实行长子继承制，不分给其他子女。而且长子虽然在家庭中拥有特殊的身份与地位，但当长子的能力不足或身体上有缺陷而无法管理家业时，日本的家庭就会剥夺其长子地位而改立其他儿子为长子，或者另立有能力的养子、婿养子为家中的长子来继承家产。

5结论

同属于东亚文化圈的中日两国的家文化有着诸多方面的不同，这种不同对中日两国社会、企业、家庭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家文化中的一些元素已经不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我们应该加以改进。首先，财产均分制将会造成资产的分散，导致无法合理地利用资源，不利于家族、社会的发展。应改变财产均分制度，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其次，继承人的选择只限于直系亲属，甚至传男不传女，这就人为地缩小了继承人的选择范围，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应该使继承人选择多元化，扩大继承人的选择范围，保证优秀的人才成为家族的继承人。最后，家业管理方面，应该是能者居之，而不是长者居之。总之，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现代社会需求相适应。惟其如此，才能保证国家和家族的长期发展。

家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医籍用语的产生不仅有语言本身的内部因素和外部语言因素，还有更广泛的社会因素，文化发展导致文字、语言的差异。中医古籍用语受到时代用语习惯的渗透、影响。“晋唐时代，社会治乱相间，政权频繁更迭，社会哲学思想错综交替，出现了儒、道、佛纷争并存的局面。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学不可避免地深受这3家文化思想的冲击和影响。”［2］至迟晋唐后，中医用语通过优化、重组道家用语，形成中医用语特色。研究道家用语的社会背景对医籍用语的影响可以使研究视角更加开阔，综合社会和文化因素，向文化学角度延伸探讨中医古籍道家用语的产生、演变。不论从语言学角度入手来研究文化，还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语言，都可以对中医古籍道家用语现象进行新的文化阐释。

1．1医家用语在道家语言传承基础上的超越自道家思想创兴及至晋唐，尤其唐代皇族崇尚老子，道家在唐展达到鼎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道家、医学关系也更加密切，但随着中医自身学术体系的不断健全与完善，道家用语融入后被更多地赋予中医自身学术内涵，医籍用语形成自身特色，道家用语痕迹变得模糊。孙思邈将医学理论与养生实践结合，《千金要方•食治》:“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长年饵老之奇法，极养生之术也。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孙思邈对食治与药治的利弊得失分析透彻，指出药治应在食治无效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这显然是医家食治在道家食疗养生基础上的医学阐述。历代医家都以道家养生文化思想为基础，从食疗、本草、养生一体化汲取道教药补养生思想。元代《饮膳正要》服苍术方取自《抱朴子》，《抱朴子》中南阳文氏服苍术后效果超常，但葛洪仍将苍术视为下药。道家中上药、中药多为金属矿石类药物，认为草木类补益药只能延年不能成仙属于下药。医家虽然也吸收道家药食养生思想，但从医学本体出发更为理智。医家汲取发挥的多是地黄、苍术、茯苓、远志、菖蒲、天门冬等草木类药物对人体治疗时的补益功效，道家强调神仙必有、长生可至等养生观念并没有为医家接受，医家更多是选择性继承道家有效药物的养生经验，“道医相融”两者互相融合促动。

医家经典中很多中药都是道家摸索而形成的经验。《抱朴子•仙药》列上百种药物，《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收录了茯苓、麦门冬、枸杞、天门冬、黄精等道家养生常服食药物，这些药物同时也成为后来常用中药。《素问》有四乌贼骨一藘茹丸、食疗方秫米半夏汤等;《神农本草经》将薏苡仁、大枣、芝麻定为上品药;张仲景《金匮要略》有饮食调养(禁忌)专篇;孙思邈更是提出“食疗不愈，然后命药”。道家以食疗补充人体元气，配合气功、导引来延年益寿;中医食疗更注重临床，以食疗调和阴阳来防病祛疾，药食同源孕育了中医药文化根基。食疗在隋唐达到兴盛，与道家学说在这一阶段的影响力增强有关。隋唐道家、医家同时对食疗研究推进下，医家与道家食疗理论逐渐融合，形成五味相调、性味相胜、以类补类和所宜所禁等观点。金元四大家刘完素把理学运用到医学领域，其水善火恶论表现出历代医家对道家哲学思想的基本态度:以道为本、从道推衍。刘完素在道家“上善若水”基础上，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结合医理进一步提出“水在火下不能制火，为未济也。是知水善火恶”，“水善火恶”也是中医用语超越道家用语的典型体现。

1．2道家用语文化基因与中医用语同化现象中医方剂名称也常常包含道家文化基因。中医中一些药物以“丹”命名，如紫雪丹、至宝丹、紫金丹等;一些方剂称真人真君所授，或者名称中兼有神仙、真人、真君等道家人物名称或道家专用术语，如八仙膏、玉真散、乾坤一气膏、吕祖一支梅、红铅造化丹、梅花五气丹等。道家记述经验成就有时会大量使用隐语，道教神仙家的外丹术在唐代达到极盛，同样在唐代随着外丹养生副作用被医家所诟病，由盛至衰，道家用语隐语变得晦涩难懂。虽同为“丹”命名的药物，在医药、文化传承上加大了难度。“唐代医家中仅孙思邈等少数人将丹方用于医学。”［6］唐代雄黄广泛应用于急救、齿科、外科等。孙思邈《太清丹经要诀》有“造赤雪流珠丹法”，从方名看令人费解，其核心内容为提炼雄黄，用于治疗疟疾以及心痛牙疼。《千金要方》卷12“太一神精丹，治客忤、霍乱、腹痛胀满、尸疰恶风、癫狂鬼语、蛊毒妖魅、瘟疟，但是一切恶毒无所不治方”，其有效药用成分“雄黄和雌黄均是含砷的硫化物”，用于治疗疟疾。《千金要方》卷11太一神明陷冰丸、卷12耆婆万病丸、仙人玉壶丸以及卷24太一追命丸均用到雄黄。药名虽然都是中医常用丹、丸方，如果缺失道家文化背景，理解其用药成分就很困难。道家用语在医籍传播使用过程又被中医用语同化。与《千金》同时期的医籍，一些相同或相类方药在表述时已经完全脱离了道家用语的影响，用语方面一目了然，为后世中医用语所沿袭。如同样用雄黄疗牙痛，《外台秘要》卷22杀齿虫方五首中必效杀齿虫方:“雄黄末，以枣膏和为丸，塞牙孔中，以膏少许置齿，烧铁篦烙之，令微热，以差止。”

2中医体系完善过程中，中医用语对部分道家语言文化基因的扬弃

“道教医药学大致包括3个部分的内容。其核心部分是仙药、本草、医方、针灸等，大致范围相当于世俗的中医学和中药学。道教医药学的中间层部分是导引、按摩、气法、辟谷、房中、存思、饮食疗养及起居禁忌等，这是靠自我摄养和调谐精、气、神来防病抗病的技术。道教医药学的外层部分是符水、药签、祝由、祭祀、斋醮等调整社会环境和心理环境的治疗方法，具有强烈的宗教特征。”道家用语玄妙的神秘色彩，随着中医传播过程大众化的需求，部分文化基因被曲解丢失。医学文化基因是医学文化系统内部的遗传密码，在医学理论、治疗方式和保健习俗方面维系着医学认同感。最初巫、道、医文化基因同源，从道家文化角度理解中医用语中一些被曲解、丢失的道家文化基因便有迹可寻。宋明理学把儒释道在哲学上融为一体，实现了根本性的突破。宋以后主流医家否定咒禁术，虽然官方机构里还有书禁科、祝由科，但已微不足道。咒禁术在中古时代的萎缩体现在操用者规模的收缩与固定、适用疾病范围的缩小等方面。至明代，随着道家思想的逐渐衰微，这一类用语更加难以理解，从医籍不同朝代的校订重刊中可以发现其脉络线索。唐代王焘《外台秘要》汇集了大量历代医学文献，版本有宋本和通行本明版。宋本:“又云:覆卧傍视，立两踵生腰，以鼻内气，自极七息除，脚中弦痛，转筋酸疼。”“生腰”，明版作“伸腰”;又，宋本:“又云:端坐生腰，徐以鼻内气，以手持鼻，除目暗泪出。”“生腰”，明版同样改作“伸腰”;宋本:“养生方导引法云端坐生腰，徐徐以鼻内气，以右手捻鼻。”

“生腰”，明版亦作“伸腰”。宋版《外台秘要方》中“生腰”，明本均作“伸腰”。明本所改从字面义更浅显易懂，且“生”“伸”音近。“生腰”原为道家修炼语，后人渐为生疏，而文中“生腰”义即伸腰，明本中以俗语校改。“生腰”在《朱子语类》卷一二一也有类似用法，有侍坐而困睡者，先生责之。敬子曰:“僧家言‘常常提起，此志令坚强’，则坐得自直，亦不昏困，才一纵肆，则嗒然颓放矣。”曰:“固是道家修养，也怕昏困，常要直身坐，谓之生腰坐;若昏困倒靠，则是死腰坐矣。”可知，在道家修炼时有“生腰坐”与“死腰坐”2种，“生腰”已为后世生疏，医籍及校订多改作“伸腰”。“死腰”更为冷僻，在医籍中逐渐被弃用。宋本《外台秘要方》:“东向三禹步，即以手左搅取水。”“三禹步”，明版作“三两步”，应是明本重订时对道家词语的误读而造成的错改。明版中改作“三两步”，从字面义似乎更好理解，实际已丢失了本条文化精髓。不仅明代学者会误读富含文化含义的词语，这也是历代包括当今解读古医籍均需注意的一点。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甲种“禹步三，勉一步”，放马滩秦墓《日书》甲种也有“禹步三，乡北斗质画地”，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及《养生方》也多次提到“禹步”“禹步三”。道教著作东晋葛洪《抱朴子》记载2种禹步法都是三步，沿袭了《日书》中的“禹步三”。禹步最原始最重要的功能是消灾去病、驱除鬼魅，《五十二病方》中“禹步三”都是用来治疗诸如狐魅、虫蛇咬伤、赘疣、痈疮之类疾病，《抱朴子》指出“凡作天下百术，皆宜知禹步”，《普济方》卷二六九:“禁病则皆须禹步。”先秦人尊崇禹，因而巫效法禹步，汉晋也有所反映。禹步即巫步。

后来禹的含义逐渐淡化，至北宋，张君房《云笈七签》称禹步“一跬一步，一前一后”象征“一阴一阳”，两足相承如丁字，“变象阴阳之会”，三步九迹应合着“三元九星，三极九宫”的“大数”。三元指天、地、水;九星指四方及金木水火土五星;三极指天、地、人;九宫指八卦宫和中央宫。禹步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变更，愈来愈复杂化，与原始禹步的含义相去甚远，以致明代重新校刊《外台秘要》时彻底曲解这一道家用语用义。虽然现存最早医方帛书《五十二病方》有“禹步三”“祝曰”等，但祝由在《内经》中基本被排斥，至葛洪《肘后方》卷三中又出现“祝法”，隋代医药行政中出现咒禁科(祝由科)，《隋书•百官志》载设“祝禁博士二人”;《唐六典》载“太医署有……咒禁师二人，咒禁工八人。咒禁生十人”共20人，为数不少。宋以后咒禁仍得以存续，但没有隋唐受重视。这一类道家用语在漫长的中医传承过程中出现表述反复，取决于道医的外层形式在多大程度上被中医文化吸收借鉴。这类道家用语多数在后世中医学用语中消退，导致了这类道家语言文化基因被曲解。成熟的道家思想对中医影响非常大，形成2者历史上相互融合的格局。中医是以术载道的医学体系，中医对道家思想的吸收主要从人体生命疾病治疗角度进行扬弃。道家与中医的关系经历了由哲而医、由医而哲，哲理、医理彼此促进，共同发展完善。

家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1.1职工消极淡漠的心理

对企业文化的冲击职工的不支持、不理解，是当前企业文化建设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挑战。相对于企业领导层来说，职工处在一线位置，在企业领导“一言堂”的工作氛围之下，广大职工难免产生抱怨，加之可能不公的待遇难免使其在心理上产生不平衡感。面对处在失落、失望的状态下的员工，企业如何要求他们理解和支持企业决策，共创繁荣丰富的企业文化？具体来说，职工的消极淡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企业改革总体上的支持和对具体方案的不满；对企业集体的向心心理和离心心理同时并存；对优秀道德品质的肯定态度和淡漠心理；追求高收入和不愿承担风险的心理。在面对急剧、深刻、复杂的社会经济变革，职工产生了许多不适应，有失去行为规范“参照”的心理倾向。职工这种消极怠工的心理从客观上反映出企业内部缺乏优秀的文化导向，即缺乏先进的文化理念，从而必然导致员工在工作中面对利益选择时作出非理性的决定。

1.2缺少重视企业文化的企业家团队

在一个企业中，企业家处在领导决策的地位，拥有管理者特有的权利和威望，特别对于部分个人能力较强的企业家来说，会更倾向于相信自己的判断和能力，倾向于通过亲信和骨干来管理队伍，打造个人的独立王国，而非通过积极的企业文化来团结和带动全体员工。这样会导致员工表现“两面派”，有人监督和无人在场时表现完全两个样。另外，家族企业在我国市场经济领域比较多见。这些企业内部多采取家长制管理模式。随着企业发展壮大，内部关系日渐复杂，各种人情世故相互交错，织成了一张理不清的关系网，规章制度形同虚设。企业文化建设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建议

2.1建立共同的目标

改变员工与组织间的关系企业文化是企业之魂，同时更是职工之利。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充分尊重员工的人格力量、权利和主人翁地位。优秀的企业文化能营造和谐的劳资环境，为员工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能力的发挥创造条件、提供机会，实现企业“以人为本”和员工“以企为家”的高度融合。从企业文化这一点上说，员工和企业是相互融合，利益一致的，而建立共同的目标则更有利于完善企业和员工的关系，创造和谐的企业文化氛围。遍数许多成功的知名企业，一般都会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崇高的目标能激发人们的工作热情，令人欢欣鼓舞，使组织跳出庸俗，产生火花。因此，企业要建设优秀的企业文化，首先应该建立一个长远的发展目标，这个目标应该是美好和积极的，并得到企业领导和干部员工的认同。企业在日常管理过程中不断充实企业文化内容，使之与目标的实现相关联，引导员工在共同的目标下，在和谐共融的氛围中努力工作，与企业一起共同创建美好生活。

2.2调动和激发企业职工的积极性

建立优秀的企业团队一是满足下属的情感需要，保持职工队伍的稳定。针对影响职工队伍稳定和职工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畅通信息沟通渠道，多渠道、多方位加大企业的政策、形势宣传教育，提高广大职工对企业发展形势、发展方向、发展目的的正确认识；对职工反映的问题一定要做好工作，决不能敷衍塞责，要把工作做到位，及时化解矛盾，稳定职工的情绪。二是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岗位职责。企业文化建设重在打基础，健全各种规章制度，搞好民主管理，使各部门的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三是打造和谐环境，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企业要坚持推进自主管理和民主管理，发动各部门人员围绕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等深入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为企业文化建设献计献策，同时，企业还应主动改进工作方法，注重考核的公平、公正、公开，用以作为物质因素加快和谐企业的建设。

2.3改变企业经营者的领导风格

造就高素质的企业家企业经营者的领导风格对企业文化的建立影响很大，甚至可以说有什么样的领导风格，就有什么样的企业文化。企业职工对于不同的领导风格会有不同的行动选择。领导者如果对职工严格控制，习惯于通过指令，要求来贯彻自己的意图，这时职工只得表示遵从，依照领导的要求做事情，但这种勉强遵从的人，是不会尽力把事情做得更好的，一旦没有人监督，可能就不会认真对待。领导者如果通过沟通、对话、鼓励、倾听、辅助等“关系行为”对职工表现出高度的信任，放手让职工做事，职工就会产生奉献精神，对工作负起完全的责任。所谓奉献，就是职工心甘情愿地做任何期望他做的事，或做得更多更好。他们衷心向往企业的目标，并愿意创造条件，全心全意地实现它。由此可见，勉强的遵从与奉献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遵从的人满足于做“了”，而奉献的人则是追求做“好”，他们充满斗志和精神，能完成原本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因此，由于领导人领导风格的转变带来的企业文化促动效用是非常可观的。重视人的因素是一位优秀管理者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好的领导会尊重团队的每一位成员，重视他们的诉求，帮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氛围，从而激发他们的奉献精神，而那些把员工仅仅当成赚钱工具的老板，往往随意发号施令，气势凌人，实践证明这是最缺乏战略远见的。很多的企业管理者并没有认真分辨下属们是遵从还是奉献，他们对下属的要求也仅仅是监督和检查工作是否都被不出差错地完成了，这也是我国不少企业职工积极性不高的原因之一。领导风格的改变，首先在于领导思想认识的改变。领导者只有从传统的管理思维中解放出来，关心职工，信任职工，激发职工的奉献精神，才能实施有效的领导，从而构建起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基础。

家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环境下艺术家所形成的艺术风格是迥异的。第一个：时期，艺术家由于长期处于“”时期，他们所形成的艺术风格受到当时文化背景的影响，艺术创作思想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中，这些艺术家受到周围文化的影响，他们的思想都是标准、统一、僵硬的。在此阶段内，艺术家时常会遭到迫害，而为了保全自身，他们以保持沉默为最好的办法，由于这种状态持续时间较长，这些艺术家久而久之伴以沉默、压抑、甚至是胆怯的性格。在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隐约透漏着以一种“”的气息，压抑苦闷的气味。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刻意去回忆这段苦难的经历，只是这些已经铭刻在他们的人生中，他们终其一生也难以彻底摆脱“”梦魇的纠缠，艺术是他们求得内心片刻解放和宁静的最好方式。所以我们这代人读到了所谓地“伤痕文学”作品，看到了所谓地“伤痕”艺术作品时，仿佛能看到或体会到那时社会的种种弊端和知识分子们的无奈与苦痛。第二个，以文艺复兴时期为例。14世纪至16世纪，在西欧与中欧国家发起的一场旨在以文化艺术为背景与支托进行资产阶级改革的西方人文运动，在此次复兴当中，希腊的文化艺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受到新兴的资产阶级的青睐，在以意大利为中心的地域逐步向外拓展，在此次复兴当中，西方人文主义精神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人的重要性得到了重视，原来收到宗教压迫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世界，塑造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艺术家通过自己的文化作品来反映此时期人们内心的变化以及他们的喜悦之情。此外，从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得知人们开始不再压抑自身的欲望，开始追求自己所要追求的人生，文艺复兴所要提出的人文主义精神，激励摆脱宗教无力的诉求，表现艺术家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科学为人生谋福利，教育发展人的个性，要把思想、感情、智慧都从神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提倡个性自由以反对人身依附。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从艺术家的作品中，我们还可以得知其他较为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知识，如：当时的人们迫切的要求体现自然与人体自我价值的精神，转变世界对于人类的重新审视。而且，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很多非常著名的艺术家。如：马萨乔，他是文艺复兴绘画发展历程中是一位影响重大的关键人物。在文艺复兴时期，由于政治环境及社会文化思想的解放，给予了马萨乔足够的创造空间，使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摆脱了晚期哥特式绘画的特点，即优雅风格和装饰意味。其在自己的作品中充分地反应出造真实形象以及真实空间。马萨乔的代表作品为：《纳税金》（1425-1428），这是一铺主要描写当时宗教发展形势的大型壁画，上面有不同的人物及场景，他将这写内容都表现的十分的真实，并充满体积感。在作品中，不同的人物自身所用于的不同的形态都被描画的惟妙惟肖。通过这些人物的展示，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之间的不同关系及心理状态。人物被安排在自己应该所属于的位置，毫无被强迫安置的意味。作品中线条的优美及自然，或许让人物展示给观看者一定的笨拙感，但是真实却无不在，直线性的造型节律，更加地加强了壁画的纪念性。独具的马萨乔艺术的特色。

二、经济发展与艺术家艺术作品风格形成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某种特定社会文职的政治因素对于艺术家的思想观念将会产生直接、而显著的影响，但是经济、文化、风俗和地理环境等社会大环境中的其他因素也是我们也不能忽略的。例如，一个地区的经济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繁荣的重要因素。经济的繁荣会给社会带来丰富的物质，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只有满足了自身的衣食温饱问题时，才会有精神上的更高追求。艺术家亦如此，“艺术家的生活可以分作两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或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住行，精神生活就是艺术。”原始社会由于物质的极度匮乏，当时艺术家的作品主要以写实为主。虽然，远古的艺术家们在绘画技术方面的还不是很高超，但是基本的塑造图形的技术已经掌握，他们也能积极地抓住当时动植物的动静形态，常在器皿上刻画简单的图案，通过简单的图案来反应当时人们的信仰、对于未来的希望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在中国历史上较为著名的盛唐时期，艺术家在继承隋绘画风格的基础上，将人物、山水、阁楼、神佛描绘出更新的艺术作品。但是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在社会文化背景知识的渲染下可谓画种纷多、千姿百态。而且这些作品的画面的造型精细、优美、清新。李思训是盛唐时期山水方面的代表人物，他奠定山水画这一独立流派；以张萱为代表的画物画以现实生活的写照反映了唐朝的艺术审美风尚。这时期，唐朝的绘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艺术家的作品对以积极、多昂、精美、细致、风格多样呈现。观者总能在画中感受到大唐的盛大气势和辉煌成就，而到了唐朝后期，社会动荡，经济的衰败，艺术家所看所感是苍凉与悲哀，人民的流离失所，朝廷的昏庸腐败，也因此才造就了后期许多作品的悲怆与无奈。特定的时代背景都会产生特定的艺术语汇，每种新的艺术语汇都将对绘画家艺术风格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而且将促生出绘画家对于全新艺术形式的追求。因而，艺术家在艺术风格方面的发展与变化与“时代背景”的变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家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汉书・楚元王传》；楚元王家族；整体性研究

《汉书・楚元王传》记载了西汉历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大家族――楚元王家族。它有着汉家宗室的血统，对整个汉代的政治、文化均产生了重大影响。楚元王家族的学术文化传统从刘交崇儒传《诗》开始，经刘富、刘辟、刘德三代的艰苦经营，继承发展了家族的学术文化传统。而该家族的第五代刘向、第六代刘歆，则对汉代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文化方面，通过对楚元王文学家族的分析，不仅可以理解刘向、刘歆父子的家学渊源与文学传统，了解整个西汉时期学术的构成与发展，更能探究其家族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在政治方面，通^对楚元王家族独特的政治地位的分析，不仅可以研究西汉时期宗室与外戚家族的政治斗争，还能对楚元王家族长期担任宗正一职的政治影响进行探究。

目前，有关楚元王家族的研究并是很多，专门对楚元王家族进行整体性研究的论文有三篇。邓骏捷的《西汉楚元王家族学术探论》①分析了楚元王家族在学术和政治上对汉代的影响，认为楚元王家族的学术文化在积极崇尚经学的前提下又有着多元的学术取向，这种学术文化的变迁从一个方面也反应了西汉学术文化的变迁。同时，该文认为楚元王家族“以学辅政”的政治色彩在西汉中后期政治斗争中发挥了惊人的作用。该文将楚元王家族与西汉各个藩王学术集团进行横向对比，得出了楚元王家族堪称西汉第一学术世家的结论。

刘向斌的《论西汉长安刘氏家族的文学创作》②主要从文学的角度对楚元王家族进行研究。该文从楚元王家族以《诗》传家而又不专一家、重视教育等方面着手，分析了楚元王家族文学创作的基础，又对楚元王家族尤其是刘向和刘歆的创作情况详细论述，并由此延伸到对整个楚元王家族的文学成就进行了评价。

徐聪文硕士论文《西汉楚元王文学家族研究》③吸收了邓俊捷和刘向斌的研究成果对楚元王家族作为一个文学家族进行了认定和评价。该文在刘向斌关于楚元王家族文学创作介绍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和分析，并着重介绍了刘向刘歆的校书活动，通过分析他们的校书活动的意义及其在文学方面的贡献，以突出刘向、刘歆父子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上述论文对楚元王家族的学术传统、文学创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结合楚元王家族对汉代政治、文化上的影响，对楚元王家族在学术史、文学史上的地位进行了明确的认定。

除此之外，有关刘向、刘歆父子研究的论文中也涉及楚元王家族整体性研究。如，张侨的硕士论文《论刘向刘歆的文学创作及其文学观》④中对楚元王家族有所提及，认为刘向刘歆父子明显受到楚元王家族的影响，好儒而又兼杂百家，融通经子文史群学。卢翠琬的硕士论文《刘歆经学思想研究》⑤、李梦芝《刘向及其著述论略》⑥、李莉的硕士论文《刘向及其文学成就》⑦和李小平的硕士论文《刘向及其文学成就》⑧分别在讨论刘向刘歆家学渊源的时候，都对楚元王家族的基本情况作出了梳理。此外，林艳苹的硕士论文《两汉经学世家考》⑨在论述其他经学世家的部分时，对楚元王世家进行了简单的论述。另外，汪春泓《论刘向、刘歆与之关系》⑩一文根据楚元王家族后人多身居“宗正”之职以及其家族在西汉中后期参与的朝廷纷争，从楚元王家族特殊的地位和立场，去观察今本《汉书》史料来源、历史记载、传主遴选等诸多方面中刘氏父子的影子，最后认为班氏之《汉书》实源自刘氏父子的蓝本。上述论文都是在所研究课题涉及到楚元王家族才对其进行简单的梳理论述，所以其研究或简易、或偏重于某一方面，难成系统。

上述研究成果对楚元王家族作出了初步的归纳与整理，对楚元王家族的整体风貌作出了概括，对楚元王家族学术传统及其文学创作有了详细的论述，对楚元王家族在学术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有了明确的认定。尽管如此，关于楚元王家族整体性研究或见于短篇论文、或作为某些论文的一部分，缺乏专门的硕、博论文或专著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足见学术界对这个家族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研究侧重点方面，学术界多注重刘向刘歆父子的研究，而将楚元王家族仅作为其论述家学渊源的论据，实际上楚元王家族整体有着很强的研究性以及研究价值。研究内容方面，学术界多专注于该家族文学、学术等文化方面的研究，而罕有对楚元王家族作为宗室并长期担任“宗正”一职的独特政治地位进行研究，此外楚元王家族与外戚集团的政治斗争也没有专门进行讨论的。楚元王家族作为一个古代典型的政治、文化大家族理应得到相应的重视，而非像林艳苹的硕士论文《两汉经学世家考》将楚元王家族归入“其他经学世家”那样不堪。

注释：

①邓骏捷：《西汉楚元王家族学术探论》，烟台，《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一期

②刘向斌：《论西汉长安刘氏家族的文学创作》，延安，《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③徐聪文：《西汉楚元王文学家族研究》，延安，延安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6月

④张侨：《论刘向刘歆的文学创作及其文学观》，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5月

⑤卢翠琬：《刘歆经学思想研究》，福州，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⑥李梦芝：《刘向及其著述论略》，天津，《历史教学》1994年第3期

⑦李莉：《刘向及其文学成就》，兰州，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5月

⑧李小平：《刘向及其文学成就》，北京，北京语言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6月

⑨林艳苹：《两汉经学世家考》，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5月

⑩汪春泓：《论刘向、刘歆与之关系》，长春，《古籍整理研究月刊》2009年第5期

家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全书以此为线索，遴选出三位年龄相当、履历相近、乐风相映，在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国际音乐舞台上各执牛耳、独具，但又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独具特色的汉文化，尤其是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作曲家为研究对象，进行了跨时空、多维度的文化比较和深层的音乐创作思想研究。这三位作曲家分别是创造了“主要音技法”的德籍韩裔作曲家尹伊桑（Isang Yun，1917―1995）、自称为“蓝领”的旅欧日裔作曲家武满彻（Toru Takemitsu，1930―1996）和“中美音乐文化交流的使者――”美籍华裔作曲家周文中（Chou Wen-chung，1923―）。这部中央音乐学院博士论文系列作曲理论编的首部作品已于2013年10月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

该书作者宝玉是一名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博士，师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郭文景，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客座教授，亚洲爱乐国际乐团驻团作曲。

从结构上看，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对中日韩三国的历史渊源及文化互动进行鸟瞰；分析比较三位作曲家的文化观念和艺术理念；对三位作曲家因各自不同的艺术哲学观和音乐美学观而产生的不同的音响观念进行综合阐释。最后，作者就具体作品分析过程中，在其作品中所能反映出的文化气息与创作手段的内在联系作进一步的理论及理念的总结概述，进而得出结论及其展望。

笔者认为，该书的“创新”与“独特”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创新之处――

“311定理”在音乐分析当中的创造性运用

作者根据俄国画家康定斯基的抽象派绘画理论――点・线・面――而提出的“311定理”（其公式为：3+1=1）进行“三点一线一面”的分析。即：个人、祖国、西方（三点）；音响观（一线）；作品风格（一面）。此举不同于一些常见的音乐作品分析理论范式（如“结构――功能理论”、“接受美学”、申克分析法等），“311定理”是作曲家产生作品的客观存在和人文背景，它不是一种具体的音乐技术分析方法。于润洋先生曾提倡音乐理论研究应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他说：“坚实的理论修养和渊博的历史知识是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两块基石，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会对现实有一个真正清醒的认识和评价。”①而“311定理”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从作曲家相关的历史、文化、社会事实出发，勾勒出三位作曲家各自别具一格的肖像。然后，作者再具体到某一部作品，进行譬如音乐结构分析、音高结构分析、音响形态分析等技术层面上的分析，并重点论述了对作曲家“独门绝技”，比如对尹伊桑的“主要音”及“主要音响”的观察，还有对武满彻“音色音乐”与“点描配器”的整体观察。

独特的视角之一――

对文化与艺术关系的高度重视

1969年，英国著名音乐学家约翰・布莱金（John Blacking，1928―1990）在其长文《人类经验中的音乐价值》中，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音乐评价思路。他认为，音乐的价值必须在其所存在的语境（context）中考察：“音乐应该作为社会或个体的产品来研究”。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对音乐作品进行分析，可谓挖到了作曲家的根，因为它把作品分析放到与作曲家本身不可割裂的文化大背景当中。作者对中日韩历史文化溯本探源，以期对当下音乐创作领域内颇为复杂的民族性与西方现代性的主客体关系的再认识，以及对如何以西方现代作曲技术反映本区域或本地区的民族文化精神，进而通过研究东亚三位作曲家的人文背景和音乐历程以及独有的美学构架，从而梳理出具有现实意义与应用意义的理论手段。

当我们面对一棵大树的时候，通常只留意上面的枝叶，而很少看到树之“根”，以及它所在环境中的土壤、周遭的空气，所以就不可能理解这棵“树”（作曲家）为什么长出来的是这样的“枝叶”（作品），而不是别的样子。比如，为什么尹伊桑的作品是这样而不是那样，那是因为他的作品一定是他从本民族文化中悟化的东西。该书认为我们在评价一个作曲家的作品时，不仅是要看其表象，还要追其本质，还要回头去追溯这个作曲家为什么是这样；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所以然”就是要回到他所身处的文化、他的生平、世界观，所有这些都可能决定“作品”这个结果。

另外，本书从实用性的角度去看待作曲技术，具有正本清源的价值，而不是按常规的做法，单纯地将其归纳成某一种技术公式。从技术本身来讲，理论家习惯把它归纳成一种公式，这样也许便于教学与传播，但试问这些大师中有多少是带着这样一种公式去创作的呢？也许他们只有一种开放的精神和躁动的心灵，从而导致他们产生一种创作的冲动。这种冲动促使他找到一种表现方式，而这种方式与其他公式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武满彻的技术分析就很难归纳，什么“十二音”、“音集集合”都不是，就像画家对于油彩的驾驭都是由形象思维决定的，而不是说遵从了某种模式；又比如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第一组曲中的《晨曲》与北欧的冷空气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对艺术家的具体探讨一定要与文化结合起来进行，剥离了文化，便成了无源之水。

独特的视角之二――

这是一本作曲家分析作曲家的书

与一些非作曲专业人士的“隔靴搔痒”的作品分析而言，本书不寻常之处在于它是一本作曲家分析作曲家的书，显然这样更地道。要知道，日前在个别地方综合类院校作品分析领域里存在一种“一犬吠影，众犬吠声”的现象，其后果就是使作品分析脱离了音乐本质，成为一种“玄学”，甚至一部“科幻剧”。因为缺乏专业的工具，分析的层面只能停留在华丽辞藻的堆砌上，始终不能深入挖掘，读者自然看不出其中的门道。没有与之匹配的钥匙怎么打得开这把锁呢？作曲是一门学问，不懂技术如同没有钥匙，所以打不开“这把锁”。我们不能把毕加索的“胡来”不能等同于一个普通人的涂鸦。

音乐评价者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认知能力、经验知识和评价标准的制约。②作曲家本身积累的丰富的听觉经验、良好的作曲技术，以及个人的音乐、非音乐知识为其在做音乐评价与分析的时候，提供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

作者在书中对三位作曲家音乐风格做出了精准的概括：玉树临风――踔厉乱画――好好做自己，精炼地点出了他们的“形神”所在。

关于“玉树临风”的尹伊桑的研究论文主要有《“主要音”在尹伊桑室内乐中的运用》③、《浸染则会东方文化观念中的“主要音技法”――简评尹伊桑的创作》、《尹伊桑作品中的反和声手法（上）――〈大提琴协奏曲〉1976简析》④等十几篇，这些论文基本上都是以“主要音”作曲体系为研究对象。

与其他两位相比，国内对武满彻的研究相对活跃一些，相关论文四十篇左右，文章主要集中在对作曲家早、中、晚期音乐创作的研究⑤，还有一些对其生平和传统文化元素对其作品影响的研究⑥；对某一部具体作品的研究⑦，以及对武满彻和声技法的研究⑧，对电影配乐的研究⑨等方面。

作为20世纪美籍法人作曲大师埃德加德・瓦雷兹的挚友，在其逝世后成为他音乐财产的管理人和权威解释者，美籍华人周文中为中国青年作曲家提供在美国事业发展的空间，并为中美音乐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⑩关于“好好做自己”的周文中的研究论文也有十几篇，对作曲家音乐风格和作品的剖析的论文主要有：《周文中：其人其乐》{11}；《西器中韵 和而不同――周文中〈渔歌〉的音色移植与延音功放配器法分析》{12}；《周文中对古琴曲〈渔歌〉移植的艺术观念》{13}等。而近年来把东亚三国作曲家放在一起研究的，只有青年韩裔学者刘贞银（上海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史方向的博士）{14}。

作曲家宝玉正是基于对上述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分别选取了尹伊桑的《穆瓦克舞蹈幻想曲》、武满彻的《幻影》和周文中的《花落知多少》三部作品，进行了音乐结构分析、音高结构分析和音响形态分析。这三部作品都是以西洋管弦乐为音响载体，虽然周文中的《花落知多少》乐队规模略有变化而且稍小一些，但三位作曲家都是以西洋管弦乐编制为主体来幻化东方之声。这是作者选取分析对象的共性。

独特的视角之三――

对“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独到见解

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欧洲民族乐派是欧洲音乐浪漫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为音乐的浪漫主义运动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和生气。20世纪初，西方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音乐曾对亚洲的传统音乐发生强烈影响。东亚三国迅速接受了西方音乐，但西方元素和传统元素基本处于并置状态，作曲家孜孜不倦地寻求着民族文化身份。20世纪下半叶，西方现代音乐技法和观念的传入使亚洲作曲家找到了新的资源，在探索本民族现代新音乐的征程中更进了一步。可见，东西方音乐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带来的是各国文化对“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双重诉求。

人们通常认为：只有抵抗西方现代性才有自身民族性，一旦全盘接受现代性的话就没有自己的民族性了，宝玉并不认同这个观念，而是通过对三位作曲家的作品研究与分析，并结合文史资料的阅读，从而找到与西方现代性相承因的东亚现代性，以及东亚现代性与东亚古代文明融合的历史渊源关系，进而提出并证实：现代文明是一个经起源、融合、发展，变异为相互关联的一个综合系统。并在结论中胆识、有主见地提出：

“问题的关键仍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和胆识直面处于‘主场’的西方，而不是‘避实就虚’地绕过西方；有无自信通过西方音乐技术理论进入本民族传统进行国际化的文化梳理及艺术改造。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穿过西方现代性一步步回到自己的传统，而后再将经过整合后的、具有‘普世’价值的音乐作品带向西方以至于世界音乐舞台。”

结 语

音乐分析的途径是多样的，该书既有对作品的形态分析，如对音高、节奏、曲式、配器技法的分析，也结合了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方法。无论何种分析，其根本目的都是一致的，即为了更深入地理解音乐，并发现其隐含的价值。最后，笔者想借用标题“岁月的凝聚 时空的润融”来结束本文：所有的音乐作品都是作曲家对岁月沉淀之物的凝聚与表达，同时经过了时间、空间的润色、交融。读完此书，也许我们能更理解书中“所谓作曲家的音响观是因其自身所具有的艺术哲学观和音乐美学观而形成的”这句话了，而作者提及的东亚裔作曲家对东西方文化采取的“解构”态度值得世人参考借鉴，令人不禁顿悟：原来我们怀揣的“东方艺术及艺术精神”是如此值得珍惜的瑰宝！

①于润洋《肖邦音乐的民族内容――纪念波兰杰出音乐家肖邦诞生一百七十周年》，《音乐研究》1980年第1期。

②柯杨《有限的相对主义――论音乐的价值、质量及其评价》，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博士论文。

③傅文《“主要音”在尹伊桑室内乐中的运用》，上海音乐学院2012年5月，硕士论文。

④罗新民《尹伊桑作品中的反和声手法（上）――〈大提琴协奏曲〉1976简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32―43页。

⑤相关论文主要有[日]渡边未帆《1950年代的武满彻――从五声音阶到意识流》，周耘译？熏2007年第2期；许志斌《论武满彻中期创作》，《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09年第1期，第81―87页等。

⑥相关论文主要有许志斌《论武满彻作品中节奏及实践过程特征》，《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0年第1期，第113―120页；许志斌《论武满彻作品中音响的“空间构型”及其“时间塑形”功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1年第2期，第83―95页；郭元、郭艺《“树的镜、草原的镜”映射下的日本当代音乐》，《音乐创作》2013年第3期，第146―148页等。

⑦相关论文主要有童昕《〈多利亚地坪线〉的音乐结构――兼论音色在现代音乐中的表现和结构力作用》， 第15―21页；马莉《试论长笛作品〈voice〉的现代演奏技法》，2008年4月，南京艺术学院硕士论文；杨一博《东西交融的梦――武满彻作品“吾听水梦”的创作研究》，中央音乐学院硕士论文，2012年4月等。

⑧相关论文主要有许志斌《武满彻〈Toward the Sea III〉中的音集技法及音高组织特征》，《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第91―95页；王馨密《武满彻〈Toward the Sea I〉的技法研究》，上海音乐学院硕士论文，2012年5月；魏扬《武满彻〈诗篇幻想曲〉和声排列的三维构架》，《音乐研究》2012年第2期，第99―109页；陈默默《谈武满彻作品〈雨树素描〉的和声技法及和声语言特征》，《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第123―125页等。

⑨刘嫣《武满彻电影配乐的理论研究――以电影〈怪谈〉和〈乱〉为例》，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硕士论文，2010年6月等。

{10}孙铿亮《中美音乐文化交流的使者》，《音乐美学》第59―62页。同类论文还有陈钢的《早春二月柳色新――记周文中教授与美中文化交流》。

{11}尼古拉・斯洛尼姆斯基《周文中：其人其乐》，朱建翻译，《艺苑》音乐版1996年第2期，第54页―59页。

{12}侯太勇《西器中韵 和而不同――周文中〈渔歌〉的音色移植与延音功放配器法分析》，《乐府新声》2012年第1期，第84―89页。

{13}邹昊《周文中对古琴曲〈渔歌〉移植的艺术观念》，《音乐创作》2013年第2期，第109―111页。

{14}【韩】刘贞银《东亚三国近现代音乐变迁的比较研究――西方音乐影响与现代性和民族性的诉求》，2007年12月27日，上海音乐学院博士论文。其研究目的在于，要证明在西方音乐传入中日韩三国的一个多实际中，其实际过程并不简单是“西方化”，而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的过程，也是各国创造新音乐文化的过程。

家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新世纪；金庸小说；述评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168-03

自从80年代港台武侠小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进入大陆读者的视野以来，金庸的武侠小说创造了一个有一个文学史上的奇迹。凡有华人处便有金庸小说，金庸小说拥有数以亿计的读者群。尤其是在金庸热渐趋高涨的年代，金庸的小说被当成经典去研读，逐渐形成了研究金庸的体系。从80年代至今，金庸研究的论文著作繁多，涉及的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大，研究的方法渐趋多样，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2013年以前，有四篇关于金庸研究的述评类论文，分别是李爱华的《大陆金庸研究二十年》，计红芳的《大陆金庸研究综述1986―1999》，丁进的《中国大陆金庸研究述评1985―2003》，许兴阳的《大陆2000―2006年金庸小说研究述评》，四位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做了大量的工作，对大陆金庸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缜密的梳理。金庸研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研究角度，新的研究方法不断涌现，这就迫使我们对这些新的内容进行进一步细致的梳理。

新世纪以来，金庸研究的角度、方法、内容都有了很大的变化，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金庸小说与历史民族的关系，金庸小说的叙事学意义，金庸小说与现代性，金庸小说的比较文学研究，金庸小说与影视媒介的关系，等等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一、金庸小说与文化的关系

金庸小说不仅有相当出色的文学艺术造诣，还包涵了许多丰富的文化质素。随着金庸热的逐渐退去，更多的学者开始冷静的思考金庸小说更深层次的文化的内涵，也许这才是金庸小说真正的价值所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王一川教授的论文《文化虚根时段的想象性认同――金庸的现代性意义》。王一川认为以前的研究着力点停留在文学史角层面，这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要从中国文化现代性角度研究金庸的价值和意义。处于现代文化虚根状态下的中国人在金庸武侠小说中找到了象征性的文化认同模型。王一川从传播媒介、小说类型、文化价值取向和深层意蕴六个层面论述了金庸武侠小说所体现出的颇具现代性的古典文化价值系统，并深刻体现了现代文化的多元化格局。此外如延安大学硕士王建伟的论文《金庸小说的文化内涵》认为金庸小说之所以能吸引广大的华人读者，正是抓住了他们的文化情怀、审美意蕴以及审美趣味。包容了中华民族的审美经验和文化哲理思想，这就避免或是消解了武侠小说中的厚重的杀气，使读者在个人心理宣泄的同时享受了高雅的文化，武侠小说的艺术性也大大提高了。庄若江的论文《文化依恋、文化质疑到文化批判――金庸英雄神话的文化解读》从文化透视的层面剖析了金庸小说的英雄神话的背后所潜隐的文化内涵，揭示了金庸创作内在的变异轨迹。吉林大学聂珊的硕士论文《论金庸小说的道家文化精神》则系统的阐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的密切联系。论文从金庸作品中涉及的道家文化知识、道家生命哲学、道家政治伦理观、道家美学理想等多方面详尽地挖掘金庸小说与道家文化的深层关联。此外，苏文兰的《论金庸笔下英雄形象的文化内涵与审美价值》，孔灵的《传统与现代的协奏――评周仲强〈文化的传承与变革――跨文化语境中金庸小说的艺术转型〉》，王雅萌的《浅析传统文化对金庸小说的影响――兼论张无忌的性格塑造》，韩云波的《论金庸小说的新法家文化形态》，等从不同的角度解读了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的关联，值得一读。

二、金庸小说与历史、民族的关系

金庸借武侠小说阐发了自己的历史观，把武侠情节和历史艺术化的结合在一起。张根柱的《徜徉在历史与武侠之间――论金庸小说的历史武侠化写作策略》认为在港台新派武侠作家中，金庸的历史创作意识更为自觉，武侠与历史的结合是金庸的艺术追求，同时也是其武侠小说的特色之一，主要采取的写作策略是历史文本传奇化与文学文本历史化，以此把历史与武侠完美融合。胡小伟的《金庸小说的历史意识》对金庸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演进观念进行了理性的分析，依次论述了金庸小说历史演进观念中的革除暴政、反侵略思想和宗教、民族融合思想。

金庸的武侠小说渗透着他鲜明的民族意识。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在《论金庸小说的民族意识》一文中指出“民族意识”是考察金庸小说的一个重要角度。小说涉及民族斗争画卷、民族正义斗争、反对民族霸权、塑造民族英雄、汉族文化反省以及反战和平的大同理想。在表现民族问题层面上，金庸小说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有少有来者。吕刚的硕士论文《论金庸小说的民族观》认为金庸武侠小说从历史发展和现代的角度，重新审视了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间的交往与战争，最终的目的是追求民族与民族的尊重与品等，小说的主题上升到民族融合与共同繁荣的层面。郝军海的硕士论文《论金庸武侠小说的民族国家意识》试图从民族国家意识的角度来解读金庸小说，以期拓展研究思路，开阔研究视野，借此加深对金庸小说的理解。

三、金庸小说的现代性

关于金庸小说的现代性问题，用力颇多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王一川教授。他的论文《文化虚根时段的想象性认同――金庸的现代性意义》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为现代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价值建构确立了一种“和而不同”的理想范型。浙江大学陈中亮的博士论文《现代性视野下的20世纪武侠小说》以梁羽生、金庸、古龙三位最有影响的新派武侠作家作为重点，兼及其他作家。以文化研究、审美研究和文本细读的方法，阐明了20世纪武侠小说的现代性特征。并以考察了20世纪武侠小说的精神构建、形象书写以及艺术特色。胡小伟的论文《侠义、正义与现代化――金庸小说的现代性解读》认为金庸小说的人物为“侠”，主旨则为“义”。“义”在现代化设计中是“正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诚信”，在传统道德中是“侠义”。读金庸小说，心里藏着“侠者”之梦，从自己开始，将它用于利国利民之中，而不是好勇斗狠。宋雪冰的《论金庸小说的现代性文化特征》认为金庸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成果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时代作家，虽然其作品描写的是古代生活，人物基本按照古代社会的规则处世，但同时也具备很多人文精神的风格，所以这些人物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武侠人物的精神特点。此外，李爱华的《试论金庸小说婚恋的现代性特征》，邵明的《基于父权审视的文化思考――浅谈金庸武侠小说的现代性意义》也有一定价值，值得一读。

四、金庸小说的叙事学价值

武侠小说作为叙事性作品，需更加注重叙事策略，金庸武侠小说成功和他在叙事学方面的突出表现是密不可分的。新世纪以来，学者对金庸小说叙事学角度的研究逐渐深入，其中以苏州大学博士邱健恩的博士论文《金庸小说叙事研究》理论功底最深厚。邱健恩的博士论文以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分析金庸小说，文中采用的⑹卵Ю砺塾卸砉普罗普的⑹鹿δ芩怠⒎托多罗夫的⑹戮浞ā⒉祭酌傻男鹗侣呒及格雷玛斯的语义方阵。在借助西方经典理论解构金庸小说方面可谓包罗万象。同时，文中还第一次高度概括出金庸小说叙事的四个类别和九种功能，四个类别即“初始形态”、“转变的不同方式”、“从危机到逆转”和“逆转的终点”。九种功能分e是“父亲缺席”、“身份低微、武功不高”、“离开现况”、“好管闲事”、“计设陷害”、“谈情说爱”、“学武”、“解困”，以及最K的“归隐”。作为一篇学术性极强的著作，值得一读。黎文的硕士论文《金庸武侠小说的复仇叙事研究》另辟蹊径，探究复仇叙事模式受读者青睐的原因。黎文认为，这主要源于中国古代武侠小说的复仇叙事传统。同时，结构的完整性和发达的故事结构能力也是主要原因。金庸小说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大胆创新，创造出新的复仇叙事模式。陈绪明的《传统叙事视角的创造性借鉴――浅谈金庸小说的视角特点》认为金庸坚持中国传统文学的叙事视角的特点，并且进行了创造性发挥，使他的作品的叙事视角以全知叙事为主的同时，又不拘泥于某一种单一的全知叙事模式，形成了以无所不知为主、限制视角的流动和围绕一个焦点以内聚型视角形成的三种不同的全知叙事模式，这种多模式的全知视角的尝试使其作品在向传统回归的同时又不拘泥于传统，形成其独特的视角特点。魏仪的《金庸小说的叙事模式》则认为叙事角度多用限制叙事，叙事结构以人物性格为中心，叙事时间变化多样，叙事背景往往有真实的历史年代。这些构成了金庸小说的叙事模式，也是金庸小说比一般的武侠小说胜出一筹的原因所在。

五、金庸小说的比较文学研究

用比较文学的方法，众多学者拓展了研究的视野，在金庸研究的基础上，把金庸与中外作家进行对比研究，成果颇多。如严家炎的《似与不似之间――金庸和大仲马小说的比较研究》认为金庸曾自谓“追随于大仲马的风格”，两人的经历也颇有相似之处。而在小说的艺术与历史关系的处理、对待复仇的态度、人物性格及情节设置、作品所体现的民族的文化内涵等四个方面，两位作家的小说既有相近之处，也有相异之处。方伯荣的《鲁迅金庸初步比较》则试图从“鲁迅现象”与“金庸现象”、“鲁迅精神”与“金庸精神”、鲁迅的《铸剑》与金庸的武侠小说、鲁迅的阿Q与金庸的韦小宝、鲁迅的杂文与金庸的政论、鲁迅的写实手法与金庸的虚幻写法等方面进行异同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两位世界级大作家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鲁迅不朽，金庸不倒。方维保的《江山依旧，才人辈出――张恨水、金庸比较论》认为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中，张恨水和金庸是两位通俗文学的大家，一个占据了前50年的鏊头，一个领略后50年的。他们职业的双重性和创作上的两套笔墨，表现了其对娱乐和国家意识的兼容。黎明的《福克纳与金庸小说比较研究》指出福克纳和金庸虽然民族不同，国度不同，但二者在创作精神上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相似体现在约克纳帕塌法世系和后江湖世界、种族歧视与民族斗争、人与自然风光、探寻普通人的命运等四个方面，既有相似又有细微的差异。正因如此，才使他们成为伟大的作家。

六、金庸小说与影视媒介的关系

借助影视、游戏、动漫、话剧、音乐剧等大众媒介形式，金庸小说已经成为被改编与再创造的经典。这对于金庸作品的传播以及金庸文化现象的渗透，尤其是在当代大众媒体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很多学者开始关注媒体对金庸小说、金庸文化现象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的严家炎教授的论文《论金庸小说的影剧式技巧》中认为：金庸小说的叙事艺术，在很大层面上得益于戏剧和电影。金庸小说的场面和人物调度呈现出戏剧的舞台化，同时金庸小说深受电影的视觉化和场景组接的蒙太奇化的影响，并以此创造了一种新的武侠文体。此外，南京师范大学余丽霞的研究生论文《时代与电视媒介文化流变中的金庸武侠电视剧》概括、分析了金庸武侠电视剧的发展历程，探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金庸剧的审美文化特征――大众性与通俗性、时代性和地域性、类型化与创新性。同时通过对金庸剧与金庸小说、金庸电影的比较，突出了金庸剧自身存在的独特意义和价值。论述较为全面、深刻。还有学者从中国电视剧类型学角度对金庸武侠剧中的“大侠”形象进行深入的解读。如山西大学王巍的硕士论文《金庸武侠剧中“大侠”形象分析――以“射雕三部曲”为例》，针对《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三部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中，三位核心人物郭靖、杨过、张无忌三位“大侠”形象进行的一次深刻剖析。从金庸武侠电视剧改编和“侠”文化入手，分析三位大侠的成侠经历以及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侠义精神的不同，主要探究了“大侠”形象对于电视受众的影响。此外还有东北理工大学周凤的论文《金庸小说影视剧改编的武打设计研究》以影视改编切入，比较新颖。以六部经典小说为依托，着力探究影视剧改编中的武打设计，把小说文本中的武打描述场景与影视画面进行对比，体现出其中的融会与转换。

进入新世纪以来，众多金庸研究学者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对金庸以及金庸小说的诸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成果丰厚。但我们也发现在对金庸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层面还有一定的不足，有待后续的研究者以更新的理论方法，全新的解读角度去弥补。

参考文献：

〔1〕王一川.文化虚根时段的想象性认同――金庸的现代性意义[J].天津社会科学，2001（5）.

〔2〕王建伟.金庸小说的文化内涵[D].延安大学，2013.

〔3〕庄若江.文化依恋、文化质疑到文化批判――金庸英雄神话的文化解读[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1（4）.

〔4〕苏文兰.论金庸笔下英雄形象的文化内涵与审美价值[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8（3）.

〔5〕聂珊.论金庸小说的道家文化精神[D].吉林大学，2013.

〔6〕孔灵.传统与现代的协奏[J].名作欣赏，2013（2）.

〔7〕王雅萌.浅析传统文化对金庸小说的影响[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7）.

〔8〕韩云波.论金庸小说的新法家文化形态[J].西南大学学报，2013（2）.

〔9〕张根柱.徜徉在历史与武侠之间――论金庸小说的历史武侠化写作策略.中国历史文学的世纪之旅――中国现当代历史题材创作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10〕胡小伟.金庸小说的历史意识[J].嘉兴学院学报，2003（2）.

〔11〕孔庆东.论金庸小说的民族意识[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5）.

〔12〕吕刚.论金庸小说的民族观[D].安徽大学，2012.

〔13〕郝军海.论金庸武侠小说的民族国家意识[D].河北师范大学，2011.

〔14〕陈中亮.现代性视野下的20世纪武侠小说[D].浙江大学，2012.

〔15〕胡小伟.侠义、正义与现代化――金庸小说的现代性解读[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03）.

〔16〕宋雪冰.论金庸小说的现代性文化特征[J].赤峰学院学报，2011（1）.

〔17〕李爱华.试论金庸小说婚恋的现代性特征[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5（3）.

〔18〕绍明.基于父权审视的文化思考――浅谈金庸武侠小说的现代性意义[J].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1）.

〔19〕邱健恩.金庸小说叙事研究[D].苏州大学，2014.

〔20〕黎文.金庸武侠小说的复仇叙事研究[D].云南大学，2012.

〔21〕陈绪明.传统叙事视角的创造性借鉴――浅谈金庸小说的视角特点[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1（1）.

〔22〕魏仪.金庸小说的叙事模式[J].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4）.

〔23〕严家炎.似与不似之间――金庸和大仲马小说的比较研究[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1）.

〔24〕方伯荣.鲁迅金庸初步比较[J].嘉兴学院学报，2002（4）.

〔25〕方维保.江山依旧，才人辈出――张恨水、金庸比较论[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1（2）.

〔26〕黎明.福克纳与金庸小说比较研究[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4）.

〔27〕严家炎.论金庸小说的影剧式技巧[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4）.

〔28〕余丽霞.时代与电视媒介文化流变中的金庸武侠电视剧[D].南京师范大学，2007.

〔29〕王巍.金庸武侠剧中“大侠”形象分析[D].山西大学，2012.

家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同志、同志和李长春同志的讲话表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把好政治关是我们党对思想文化战线的基本要求，也是对社会科学论文出版发表工作的基本要求。社会科学论文具有政治性，因此要求我们把好政治关。但体现在论文主题上的政治性问题大家都警惕性比较高，政治性问题也多能被发现。而分散在论文中隐匿的或非直接点题的政治性问题，往往容易被忽视，也就更容易造成政治性问题。目前我们对这种隐匿性问题的研究讨论恰恰是最不够的。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复杂变化，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任务十分繁重，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任务十分繁重。在这样的形势下，处理好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政治性问题更加重要，因此我们应该对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各种形式的政治性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并谨慎把握。

二、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政治性问题及其分析

(一)有关主旨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资本主义国家做一些介绍，包括它的文化、条例规定等，这时可能会出现无意识地对资本主义整体制度的褒扬倾向。社会科学论文中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一项条例或规定可以提出参考借鉴的意见或建议，但参考借鉴意见或建议不能等同于对资本主义整体社会制度的褒扬，这时的话语、用词要特别注意掌握分寸。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应该有鲜明的主旋律立场，应该多做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正面宣传，应该传递正能量，应该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应该体现我们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办刊宗旨。因此，社会科学论文的主旨应该是歌颂党、歌颂人民的，应该是歌颂社会主义的，对资本主义整体制度应该是否定的。对此，编辑人员要懂得“讲政治”，要学会“讲政治”，要有正确的信仰，要有政治责任感。

(二)有关引用中央领导人讲话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进行引用，甚至是使用引号的引用。引用时有的出现与原话或原文不完全相符的情形，这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因为这不但是有关尊重的问题，而且涉及意思表达的准确性、完整性问题。通常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仔细推敲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词一句都有深刻的含义，甚至贯穿了政治思想、政治方针和政策，引用有误就可能引起原意的改变，造成误解或被敌对势力所利用。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和发表，一定要确保其引用的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字字准确无误，这就对写作者提出了做事要特别认真的要求，编辑人员也要养成做事认真、一丝不苟的好作风。

(三)有关政治口径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政治上的重大问题的说法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不一致。例如有一篇论文使用了“统治时期”的说法。大家都知道，我国是人民民主政权，不存在个人统治。“统治时期”的说法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不一致，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而造成不好的影响。对待此类问题，要做到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一致，除去主观意愿以外，写作者以及编辑人员还要不断地加强政治学习，多读书看报，了解、掌握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这样才能保持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一致。

(四)有关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些涉及台湾，把台湾无意识地划到国际或国外范畴。有的在按国外、国内分标题讨论问题时，误在国外标题下讨论台湾。有的在提到国际问题时，错误地包括台湾。例如谈到国际交流时，包括了与台湾大学的交流。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有些社会科学论文在进行文献综述的时候，把文献分为国内、国外文献分述，这时若含有外文文献，很容易就把台湾作者的外文文献划到国外文献中。通过对社会科学论文的不断总结，本文建议对这个问题，可以回避国内、国外的划分方法，代之以采取中文文献、外文文献的划分方法。这样可以确保划分无误，也不会影响学术研究与表达。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的党和国家一直坚持反对的立场，因此社会科学论文涉及台湾时应做到表述严谨，这就需要写作者及编辑人员加深对重要性的认识，时刻绷紧这根弦。

(五)有关传统文化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论文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但说法上却仍然停留在过去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对孔子持批判否定的态度等。社会科学论文应该受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约束，必须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要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我们应该坚持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这样做不但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且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态度，符合历史潮流的态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态度。因此，写作者及编辑人员要知道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及思想，要知道应该歌颂什么、应该反对什么，通过“三贴近”提高自己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水平。

(六)有关网络材料的使用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论文使用非我国官方网站下载的资料，甚至包括涉及国家边界的地图。由于这些资料或地图不够准确，有时会使论文出现严重的政治性问题。使用资料时，最好选择我国的公开出版物或政府有关部门的官方网站，这样才能做到资料翔实可靠。因此编辑人员对论文的重点，包括关键的语句或图表，要做重点的核对，有疑问时要向作者问明出处，要有不厌其烦的精神，同时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编辑业务水平。

三、结语

同志在2013年3月17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面对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面对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殷切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不能有丝毫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一往无前，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同志的讲话为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社会科学论文出版发表工作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开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为实现“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要做到上述几点，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就应该确保不出现政治性问题。本文提出的目前常见的几种政治性问题还很不全面，研究也还不够深入，需要大家更多的讨论及关注，并需要大家进行更多更深入的相关研究。

家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进步显著　尚待完善――对部分第五届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终评论文的讲评

戴嘉枋

第五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结束了。

本届论文的评选，经初评委评阅，进入终评的论文共计约65篇。其中以中国近现代当代史为研究内容的，在本科组的17篇中有8篇，硕士研究生组31篇中有17篇，博士研究生组的17篇中有6篇，共计31篇，约占整个论文数的48％。

从这31篇中国近现代当代史论文的研究内容来看，对音乐家及其思想、作品进行研究的有13篇；就音乐社团、教学单位和期刊进行研究的有7篇；有关某一类器乐、某个区域和时段或某个领域的专题做研究的有11篇。

作为终评委之一，受终评委员会的委托，由我对所审阅的进入终评的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的学生论文谈一点个人的浅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审阅这些论文的整个过程中，我与其讲是在评阅，倒不如说是在学习。众多同学见解不凡的研究成果，较之以往，进步显著，切实令我获益匪浅。

对本届进入终评的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的论文的长处，我粗疏地归纳成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在选题上有新的开拓。它综合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从人物研究上来看，涉及的既有吕骥、王光祈、刘天华、黎锦晖、刘雪庵这样已广为人知的音乐家，也有像《此匪石非彼匪石》、《程懋筠研究》、《中国近代合唱事业的先驱――音乐家李抱忱百年诞辰纪念》、《屈文中声乐作品研究》、《音乐教育家顾西林生平与教学研究》等以往音乐史上较少提及甚至没有提及的音乐家，论文《吴梅与近代中国的戏曲改良试论》和《齐如山的京剧改良观》更是将戏曲界的历史人物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视野。二是史料有新的开掘。如果说如《期刊初探――镌刻在期刊上的爱国主义情怀》、《从今虞琴社的创立和早期活动透视中国近代古琴文化的转型》、《北京教会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从“百代小红楼”考察民国时期上海的唱片业发展和影响》、《“”期间的专业音乐教育――“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及其前后的音乐教育研究》等论文，以其史料上的钩沉索隐，填补了以往近现代当代史研究的某些空白；那么像《中国音乐教育史上的一颗晨星――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系研究》、《国立音乐院“山歌社”及其音乐活动述论》，则以翔实丰厚的史料，大大丰富和完善了我们对这些音乐团体的认识。三是学术视野从时、空两个方面都有新的拓展。从一些专题性论文所系时间维度看，中国当代音乐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有近三分之一的论文是论及当代的。其中既有像《“当代音乐史”学科建设与学术思潮论争述评》和《20世纪80年代“华夏之声”系列音乐会的历史思考》等专门论述当代某一专题内容的，即便诸如《20世纪二胡音乐创作的历史分期及其艺术特征》这样的器乐史，也将研究对象延伸到了当代。就空间维度而言，一些论文开始与其他领域相结合，形成了边缘学科类型的新颖研究成果，如《中国动画电影音乐艺术特征发展研究(1989年以前大陆部分)》完全可以视为音乐史学与动画电影史的嫁接，而《从“百代小红楼”考察民国时期上海的唱片业发展和影响》，以及像《接纳、推动、分化――论台湾校园歌曲对大陆通俗歌曲(1980年后)发展的影响》、《时代曲流行的历史及其成因研究――以(天涯歌女)、(何日君再来>、(夜来香)为例》、《论当代中国摇滚乐反叛性的缺失》等以流行音乐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则带有音乐史学与音乐传播学、音乐社会学交融的性质。空间维度．拓宽的另一层意义，是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的区域音乐历史研究越来越引起了同学们的兴趣，如分别对20世纪50年代台湾音乐和对60、70年代香港音乐有着突出贡献的音乐家李抱忱、屈文中的研究，以及像《乐声催战鼓――1937年一1945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音乐研究》，都由于其明显的区域性特点而引人注目。

其次，纵观这些论文凸显的另一个特点，是绝大部分的研究成果在史料工作上颇为扎实深入，部分成果还“论从史出”，以史料所得出的新的结论，不同程度地纠正了我们以往的误识讹见。如《此匪石非彼匪石》经过缜密的史料搜集和辨识，虽然尚不能确认20世纪初发表振聋发聩之《中国音乐改良说》的作者“匪石”究竟是何人，但至少否定了他并非目前人们所公认的那个“匪石”；又如从《乐声催战鼓――1937年～1945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音乐研究》中，可以发现秧歌剧这一产生于抗日根据地的奇葩，并非诞生于1942年的延安，而早在1938年就在晋察冀边区问世了；再如，尽管已有不少研究对刘雪庵写作《何日君再来》的过程进行了历史辨正，但通过《(战歌>期刊初探――镌刻在期刊上的爱国主义情怀》，对这本由刘雪庵主编的抗战初期期刊各期内容分丝入缕的剖析，将当年刘雪庵炽热的爱国情怀鲜明地呈现在了人们的面前，使得大家对这位音乐家有了崭新的认识。

值得一提的是，在史料的收集上，许多同学除了严格沿用音乐史学注重文本、曲谱、音像等文献资料搜集、辨正、整理等规范的步骤和程序外，还借鉴了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的方法，通过走访所研究对象的当事人，以其“口述历史”为资料，不但与文献资料起到了互证的作用，而且“口述历史”史料的引用，大大增强了研究成果史料的鲜活性和生动性。这个特点在博士论文《中国动画电影音乐艺术特征发展研究(1989年以前大陆部分)》中表现得尤为充分。作者走访了对中国动画电影音乐做出杰出贡献的“知性聚焦人物”吴应炬及其夫人罗允丰，以及金复载和众多动画电影音乐作曲家、指挥家等相关人物，他们的“口述历史”无疑极大地夯实了研究者的史料基础，加上鞭辟入里的分析，使之论述无不“掷地有声”。

这些论文的另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在观念上有所更新。其中尤为可喜的是，大多数同学都有意无意地认识到了：音乐活动归根结底是“人”的文化现象，历史是“人”已有的存在方式。对音乐历史的研究，也就是对“人”过去音乐文化存在方式的研究，诚如郭乃安先生曾呼吁的“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这不仅体现在像论文《学堂乐歌里的女子世界》中，将学堂乐歌时期反映妇女群体时代诉求的题材内容做了虽略显粗浅、但毕竟起步了的归纳和分析；更为值得注意的，还是博士论文《王光祈留德生涯与西文著述研究――一位新文化斗士走上音乐学之路的“足迹”考析》。对于这位五四时期创立重要学术团体 “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赴德留学、1936年客死波恩的我国音乐学奠基人，人们似乎已颇为熟知。然而他在德国16年的经历，除了他发回国内的多种论述外，其生活、学习和工作情况多语焉不详。此论文围绕着王光祈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采用“关联视角”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各种中、德文献广泛深入地考析查证，一方面对他留学的动因，通过时间的推论，否定以往通常认为的因“工读互助团”失败而留德的说法，有力地提出了他“旅德是多种因素共同实施了影响力所致，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他与一位红颜知己之间的约定”的新解；另一方面，对于王光祈由经济学转学音乐的原因，通过对于他当时生活环境、思想状况及大量文献资料的考证，进一步佐证了音乐是王光祈实现其“少年中国”梦想的一个手段，即他希望借助于儒家“礼乐”思想，加上西方科学的治乐手段，最终达到建立一个复兴的中华民族的愿望。由于论文还对王光祈在柏林大学与波恩大学的学籍、师承，与比较音乐学柏林学派的关系，博士论文写作等情况，以及他先后在法兰克福、柏林、波恩的生活工作及其相关同事的状况，他与德国汉学界的关系等众多从未进入过我们视野的历史文献做出了详细的考析，并对王光祈全部的西文著述通过梳理、考证、翻译和解读，就使得王光祈作为“人”的个体，将其整个旅德生涯的始末又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观念更新的又一标志，是大多数的论文避免了以往选题往往“大而空”的痼症，注重“以小见大”，即通过类似解剖一个五脏俱全的麻雀来阐释鸟的结构的方法进行研究。如《从今虞琴社的创立和早期活动透视中国近代古琴文化的转型》，即抓住近代颇有代表性的今虞琴社的早期活动，折射出中国近现代琴家由文人琴家、民间的半专业琴家直至职业琴家的身份过渡历程。而《20世纪80年代“华夏之声”系列音乐会的历史思考》，则以此反映随新时期改革开放进程对社会音乐生活带来的种种影响；带有评论性质的《论当代中国摇滚乐反叛性的缺失》，从摇滚乐与生俱来的“反叛性”着眼，通过文本分析，颇有深度地透析了中国摇滚乐的历时嬗变及其原因。这样“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的治学方法，实际上是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史学理念的体现，对于同学们来说，又比较易于掌握，是一种值得提倡的方法。

当然，综观这些参评论文，我们在为他们取得长足进步深感欣慰的同时，也不能不提出某些我认为尚待改善的问题。一是不少选题依然“旧而浅”或“小而微”。这表现在一些以吕骥、刘天华、黎锦晖、刘雪庵等音乐家及流行音乐为研究对象的论文(除了极个别论文)，无论是资料还是研究视角，绝大多数未超越已出版的相关专著，故而显得陈旧而肤浅。而某些音乐家的研究，由于所选择的研究对象对于中国音乐历史发展的进程影响甚微，其史学价值自然也不可能太高。

再就是从有些文章可以看出，一些同学在本学科的基础知识方面还有所欠缺。这既有音乐史学元理论方面的问题，如一篇论文题为《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对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支撑作用》，显然作者并不清楚音乐史学与民族音乐学这两门不同学科在研究对象及其基本方法上的差异，从而受近期某种民族音乐学似乎能涵盖甚至替代整个音乐学其他学科错误观念的影响就擅发议论，其结论自然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同时还暴露出来的另一个基础知识问题，是一些同学在作曲技术理论上功底薄弱。尽管参评论文中，有类似《中国近代和声技法的调域类型及历史走向》这样专述某一类作曲技术理论历史演进并颇见功力和见地的好文章，但还是有一些论文，在涉及某些作品的音乐本体分析时不免露怯。如一篇专论某位音乐家作品“民族性”的论文，主要论据无非是他运用了五声音阶及在和声上采用了分解和弦的方法。这样的分析显然是极不到位的。

三是少数论文虽是作为音乐史论文，所涉及的内容却与音乐并不相干。如前面提及的关于戏曲界吴梅和齐如山的论文，就他们在戏曲领域的贡献论述颇多，但对音乐上的改革创新没有丝毫的论述，这明显不能列入音乐史的研究范畴。

是不是可以这样看，这次参评论文，无论是谈其进步，还是述其存在的问题，完全可以视作近期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状况的缩影；作为在教师指导下完成的学生论文，它也折射出高校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教学的现状。鉴此，我结合自己的体会，不揣冒昧地提出两点建议：

首先是在中国近现代及当代音乐史的教学中，希望能大力强化本学科相关基础知识的教育。如果说，构建音乐史的主要构件是音乐家及其作品，那么20世纪的中国音乐发展，大体可以归结为音乐家们以中国传统音乐为素材、借鉴西方作曲技法进行创作的历史。因此作为其研究者，就不能不在包括民歌、民间歌舞、说唱、戏曲、民族器乐等方面的中国传统音乐知识，以及和声、复调、曲式、配器等作曲技术理论方面，有较为扎实、系统的掌握。谙熟地掌握了这两把钥匙，我们不仅能比较轻松地打开20世纪中国音乐历史的大门，而且在对所有音乐作品进行具体本体分析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均能收到举重若轻的效果。

其次，要有意识地时时培养我们的“历史观照意识”，即在研究中固然要“小处着手”，但更要“大处着眼”。在此我借用一下我的一位博士生与我交流时的形象比喻：倘若我们将手中研究的某一音乐家及他们的作品比作是鱼缸中的“鱼”，我们的目光却断不能仅限于此，还要关注到当时包括音乐观念、思潮等与之密切关联的社会音乐文化生活之“水”，以及制约着“水”的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形态的“缸”。只有将“缸”和“水”有了比较透彻、清晰的整体把握，我们对“鱼”的分析和认识才会比较科学、准确。由此，希望我们对于音乐史学是什么、研究对象及主要方法的元理论，以及中国近现代当代史的学习必要性，在观念和实践上都应予重视。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对论文评选的结果大家应有的心态：论文评选的获奖者固然可贺，但所获奖项不理想和未获奖的同学也无需气馁，大可淡定一点。评委以投票表决所体现的意见，包括我这里粗陋的讲评，无一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相关的同学和教师大可作为一个参照。结果并不重要，关键是过程：同学及其导师们是否为论文的完成认真尽力了。只要将此豁然视作为人生和学术进程中的新起点，那么无论获奖与否，均能转化为继续前进的动力，我想大家今后一定会有更大的进步!

编者说明：此文为作者在第五届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颁奖大会上所做讲评基础上的修订整理稿。

十年一回首――漫话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现状

郑祖襄

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暨第五届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最近在苏州举办，借此机会回首十年来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发展，不无裨益。大概每个行内人都会有所感触：十年来学术的进步令人欣喜，但也有不 尽如人意的地方。无论如何，这已经是历史。回首是一种品评，一种欣赏，也是一种激励。

粗略梳理，大约可以归理出这样几个问题：

1．学科领域进一步拓展，各个研究分支相对独立

无论是从发表的论文、出版的著作、还是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内容来看，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领域是在不断拓展，有的研究分支相对愈加独立。其中较为明显的有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音乐文献学、音乐制度研究、音乐史学史等。出现不少有质量的论文，也出现了不少专著；同时也涌现了不少专门研究的专家教授。而且，有的研究相当深入。像音乐考古学对青铜乐器的研究，从双音甬钟深入到钮钟、编铙、D钟，成果相当多。又如音乐文献学的研究，从某一种文献逐渐扩大到对一部史书乐志的研究。一些学位论文也选择了这样的课题。不能不说，音乐文献研究的科学态度对音乐史学科学性的提升有着不可忽略的积极意义。

整个古代音乐史领域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拓展，显示出学科的进步，也显示古代音乐史学科领域越来越庞大。每个人、每个群体的研究都相对显示出它的渺小。毫无疑问，各个分支之间、各个方向之间、学者之间相互交流显得越来越重要。

2．学术队伍新老更替，学术研究此消彼长

十年，在学术史上是短暂的；但对于学术传承来说，已经足以构成新老学术之间的“代沟”。知识结构的不同、学术观念的差异、治学态度的不一样等，都是造成这种代沟的种种原因。老教授、老学者渐渐退出学术领域，年轻人对老一辈辛勤挖掘的领域未必都能接上。诸如乐律学、乐谱学、乐器学、曲调形态研究等，在上世纪80、90年代曾经是讨论相当热烈的领域，在年轻一代的研究中则渐趋冷淡。学术代沟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发展来分析，也在情理之中。这是社会学术风气变化使然。

但是，年轻一代也有他们的长处和特点。十年来音乐学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中国古代音乐史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数量有了大幅度的上升。中国古代音乐史、甚至是整个音乐学，后备力量的增添令人欣慰。他们在选择与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相符的课题时，一方面在努力不断地填补前辈尚未挖掘尽的空白，或者是去开掘新的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甚至有的学术成果令人刮目相看；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青年人在某些基础方面的薄弱。研究的方向和重心与前辈们有所不同，整体上便显现出此消彼长的现象。

3．文化的研究形成热潮，艺术的研究趋向冷落

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文化研究”在十年中显得较为热烈，涉及到的文化方面很广，有的研究也相当深入，有的成果是开创性的。它反映出音乐史的文化价值在不断被认识、被挖掘。这既与民族音乐学的文化观和方法被吸收进来有关，也与研究者本身的知识结构、兴趣有关。弥补古代音乐史上尚未认识的文化价值，值得做，成绩也是可喜的。但另一方面的欠缺也渐渐显露出来，这就是对音乐史“艺术的研究”认识稍嫌不足，其中也包含着研究者对“艺术的研究”缺少必要的基础知识。中国古代音乐史属于“艺术的研究”的主要是乐律学、乐器学、乐谱学和曲调形态学等方面，它们构成音乐的本身，它们终究是音乐史的核心，对这个核心的认识的多与少、浅和深，会影响到与它相关的诸多方面文化的认识。音乐史之所以有文化方面的特殊性，是因为有内在音乐艺术的特殊性。“文化的研究”和“艺术的研究”是音乐史内外不可分离的两部分，它们是互相促进、互为补充的。“艺术的研究”相对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音乐史教学中存在的缺失。

4．学术综述仍需提高，科学精神更待发扬

学术综述，是科研的起点。通过学术综述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才能走到学术前沿。综述工作有它艰辛的地方，但同样有它收获的地方。通过综述既能了解掌握各种基本史料，也可以学到前人的方法。学术研究能薪火相传，不断进步，综述是传承的纽带。综述的质量，直接影响到研究的质量。尤其是音乐史文化方面的研究，已经进入历史学、哲学、宗教、民族学等诸人文学科里，能否了解这些相交叉的学科里的相关成果与信息，关系到音乐文化研究的价值。

中国传统学术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挖掘史料、分析史料，到从事学术研究的科学态度与人格精神，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由此建立起中国传统学术的科学。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不能漠然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