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系科的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

时间:2023-08-29 10:12:56

教育系科的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

摘要:教育系科的分布格局存在地域分布广泛但空间失衡、院校分布多样但类型集中、层次分布丰富但水平不一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东中西部地区差距较大;集中分布于职业院校、综合院校、师范院校与理工院校之中,同质性高;省属公办的教育系科远多于部属与民办院校,沟通不足。这种分布特点与国家政策的调控、历史因素的奠基、区域经济的水平、高等院校的定位以及教育学科自身不断的发展有关。在这种分布格局下,应当以教育学科促进教育系科的建设,积极关注教育系科所在的社会环境、区域资源和院校类型三个生态圈,规范教育系科的布局。

关键词:高等院校;教育系科;教育学科;学科分布

教育系科是指对专科/本科/研究生进行教育学类专业招生与教学的组织单位。在不同高等院校中有不同的称谓,如教育学部、教育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教育系等名称。教育系科承载着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职能,是根据教育学学科与专业设置的教学、科研和行政组织。其分布数量与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地区的教育发展和研究水平,科学合理的分布格局对教育系科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已有对教育系科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梳理与经验总结、教育学元思考以及学科认同等内容,但对其数据统计及空间布局分析的成果较少,整体的概览式研究不足。

一、中国教育系科的分布格局

依据教育部官网2022年6月公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对2 759所院校官方网站中的“院系简介”和“招生目录”进行检索,对其中有关教育系科的内容逐一排查,并结合电话咨询等方式总结归纳。中国教育系科包括教育学、学前教育、小学教育、教育学原理、教育史、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育学、比较教育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等专业。设立在不同院系中单一的学科教学类专业(如语文学科教学、数学学科教学等)不在本次统计范围中。其中,设有教育系科或进行教育学类专业招生的院校即符合统计标准。对符合标准的院校名称、主管部门、所在地、办学层次①及备注进行分类统计。如“北京大学”的“教育学院”属于教育部主管、本科办学层次的综合类高校;“北京城市学院”的“教育学部”属于北京市教委主管、本科民办的综合类高校;“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的“教育与管理系”属于北京市主管、专科办学层次的职业院校。分别在对应的统计栏目中计数1。以此方法,依次对全国2 759所院校的进行逐一检索统计。

(一)教育系科的区域空间分布

本研究采取“三分法”[1],将全国分为3 个区域,即东部11 省、中部8 省及西部12省,据此统计出各区域教育系科的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依据表1可知,中国教育系科总数约占全国高等院校数量的36.6%,呈现东多西少的分布格局。其中,分布最多的省份是广东,属于东部地区;江苏、山东、河南与四川的教育系科数目均在55所以上,分布数量也十分可观;分布较少的省份(自治区、直辖市)有天津、海南、青海、西藏、宁夏,均为10所以下,多为西部地区。

(二)教育系科的院校层次分布

依据隶属关系与管理权限,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分为国家教育部所属、中央各专业部委所属及地方政府所属三类,地方所属高校按办学层次分为本科与专科,依据办学主体可分为公办与民办。[2]因此,以本科与专科的办学层次、公办与民办的办学主体、部属与省属的主管分类为划分依据,教育系科的分布如表2所示。

通过表2可知,中国教育系科在不同办学层次、不同办学主体和不同主管部门下均有分布。专科院校教育系科数超过了本科层次,民办院校教育系科数达到3成,说明中国教育系科的分布层次较丰富。中西部地区在民办与部署的分布上与东部还有较大差距。

(三)教育系科的院校类型分布

依据《中国教育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对高等学校的分类,本研究确立了14种院校类型:综合院校、理工院校、农业院校、林业院校、医药院校、师范院校、语言院校、财经院校、政法院校、体育院校、艺术院校、民族院校、女子院校、职业技术院校。教育系科在不同类型院校的分布情况如表3所示,各类型院校教育系科的主要设置专业如表4所示。

由表3可知,中国教育系科所在院校的种类多样,仅医药院校未有分布。其中,综合院校与师范院校是教育系科存在的两大载体。在222所综合院校中设有教育系科,其中197所省属、25 所部属。在141 所师范院校中设有教育系科,其中136 所省属、5所部属。①在绝对数量上综合院校的教育系科数已超过了师范院校,但从设置比例来看,师范院校设置教育系科的比例为100%,而综合性院校约占比67.1%,师范院校依然是教育系科发展的主阵地。东部综合院校教育系科数远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民族院校教育系科数高于东中地区,东中西部理工类院校的教育系科数依次递减。

二、中国教育系科的分布特点与问题

(一)地域分布广泛但空间失衡

平衡是系科生态系统的核心和灵魂,失衡则是系科生态系统的“非常态”。[3]4系科生态系统的平衡需要系统结构呈“正金字塔形”分布,既应有重点院校教育系科的分布,还要有一般院校教育系科的布局。东中西部的教育系科作为教育组织生态系统的三大部分,各区域内部系统的平衡对系科结构的合理分布有着重要影响。中国各区域教育系科数所占区域高校比如表5所示。

由表1及表5可知,中国教育系科在31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中均有分布,地域跨度广,东中西部之间的总体分布比例较为合理。教育系科占全国高等学校总数的36.6%,超过1/3的比例,说明中国对教育系科的发展较重视。然而,结合表2的数据,从各地区教育系科所处的群生态系统上看,东西部之间的内部差距明显。教育系科的群生态系统指该学科的整体布局与相应的官方或民间的行业学会组织,各高校教育系科在此系统中保持共生。[4]东部“金字塔式”群生态系统的教育系科建设已形成牢固的结构,教育系科不仅存在于大量的一流高校中,且一流“教育学”学科的数量也较可观。此外,还有大批的省属重点院校为教育系科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内外建设资源,全国性的示范专科院校在东部的分布也比较普遍,因此自我维持与整合性强。反观西部地区,“双一流”建设高校中设置教育系科的比例甚少,专科院校的教育系科数量庞大,形成“塔尖不尖,底基过大”的模式,这种系统结构下,不易于教育系科之间的流动,导致发展滞后严重。

(二)院校分布多样但类型集中

我国教育系科的分布涉及13种类型的院校,这为其在不同院校中形成不同的特色提供了载体与资源,且为教育学学科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互涉创造了条件。在强调知识创新与共享的时代,教育系科在多样的院校类型中分布有利于与时代发展、社会需求相融合,有利于提升教育系科的影响力。一个由众多生物物种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要比一个只由少数几种物种组成的简单生态系统,更能承受自然灾害或人为干预的打击,从而保持良好的稳定状态,即“多样性促成稳定性”,通过多样与差异而达到系统事物的有序态,是系统演化的机制,这是一条永恒不变的规律。[5]教育学在多种类型大学的分布意味着其网络化程度高,异质性强,能量、物质和信息输入输出的渠道众多。学科内部之间、学科与外部环境之间能够及时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使教育系科整个生态系统保持平衡状态。

然而,不同类型院校的教育系科虽有错位发展,但并未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形成多样性的学科群。从统计结果看,教育系科虽然分布院校类型多样,但主要集中于专科院校、综合院校、师范院校与理工院校中,四者分别占比51.1%、22.0%、13.9%、7.3%,共954所;其余9种类型的分布占比5.7%,共57所,比例甚少。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世界一流大学多为综合性大学,优秀的系科也多存在于综合性大学中,总体呈现理工结合、文理渗透、基础与应用并行的综合化趋势。[3]8虽然目前中国教育系科分布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专科与本科,综合、师范与理工院校的不同布局中,但从各院校教育系科的专业设置与培养目标来看,这种多样性只是表面现象,各院校之间的同质化倾向明显。专科院校几乎全部设有“学前教育”专业,却与本科的“学前教育”别无二致。师范院校并未发挥其“学科教学”的优势,如教育系科中缺少具体的学科教学专业,抑或有院校将其设置于其他系科之中,仅培养学生的科目知识与教学技能,却无法使学生受到教育学的学科规训。综合院校与理工院校也未发挥其“多学科”的环境优势,交叉学科并未明显体现。

(三)层次分布丰富但水平不一

根据功能主义的观点,事物在发展过程中要关注功能、结构、系统、整合及平衡等因素。除对生态平衡与功能多样性的关注外,教育系科的结构层次划分也应引起人们的重视。系统哲学层次转化律的层次等级秩序原理强调,“世界是一个巨大系统的有机体,是由从微观到宏观、从无机界到人类社会的形形色色的系统组成的层次等级秩序体系,各层次等级之间除了共性之外,还有着自身所独具的特性”[6]。对于教育系科这一系统而言,本科院校层级的教育系科相较于专科更复杂,部分本科院校教育系科的分布中还设有教育学硕士或博士点,以教育研究为主。专科层次的教育系科则面向教育实践,重在为基础教育输送师资。每一个层次上的组织都有着自身最佳模式和最优状态。因此,在建设与调整教育系科时,既要注意各层次系统之间的联系,又要注重某一具体等级上的系统所具有的独特结构与功能,使整体达到最优化。

一方面,专科与本科院校在对教育系科的规划与专业设置上有较大差别。据统计,全国共1 270所本科院校,1 489所专科院校,其中设有教育系科的本科院校494所、占比38.9%,设有教育系科的专科院校517所、占比34.7%。本科层次院校设置教育系科的比例高于专科,说明中国在设置教育系科时考虑到了教育学人才培养的学历问题。通过对本科与专科院校的教育类专业进行对比发现,相比于本科院校,专科院校更加强调教育学的“师范”技能,如在教育系、师范教育系、人文与艺术系中开设幼儿教育、初等教育、学科教学等专业,从名称即可看出其培养目标主要面向基础教育,为幼儿园、小学、初中培养教师。相较于专科院校,本科院校在进行师范教育的同时更强调“研究”能力的培养,如设置非师范类的“教育学”专业。在拥有硕博点的学校里,“研究”的作用更明显,其教育系科多以“教育科学学院”或“XX研究中心”直接命名,下设多种教育学的二级学科,注重学术能力培养。

另一方面,民办与专科院校的教育系科发展问题亟需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7]国家在政策上积极鼓励民办教育的发展,但从教育系科设置的数量与专业内容上看,民办院校的发展还较薄弱。在专科院校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专科院校的教育系科虽然数量较多,但同质化严重,专业设置不够严谨,未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专业目录执行,如学前教育专业又称为幼儿保健、儿童发展、健康管理等,几乎每所专科院校的教育系科都设置有学前教育专业,但培养质量却无法保证①,其发展还不够规范。

三、中国教育系科分布的影响因素

造成教育系科分布空间不均衡、院校类型集中、层次不一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根据已有关于高等院校和教育资源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其空间分布与经济因素、社会系统和历史变化有关。[8-9]本研究试图从教育系科发展的内、外因素予以阐释。其中,内部因素包括教育系科的历史积淀、高校定位和学科知识的演变,外部因素包括国家政策和区域经济水平。而这些因素也恰好构成了事物“存在”的参照维度:作用、空间和时间。[10]对于教育系科而言,存在的作用即价值(学科知识演变),空间是大学和地区(高校定位、区域经济),时间即是历史(政策与系科历史的嬗变)。深入剖析这些影响因素对于理解教育系科的布局有重要意义。

(一)政策宏观调控:教育系科发展的导向

国家政策对教育系科的发展有着引导作用,是教育系科发展的指示灯。梳理教育系科自设立以来的相关政策,大致有以下较重要的文件对其布局产生了较大影响,如表6所示。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间接对教育系科分布产生影响的政策。如2015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2017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等关于“双一流”大学建设的方案颁布,导致部分综合大学对教育系科进行裁撤或调整,如山东大学、中山大学等,教育系科在高校的分布数量因此受到削减。

自教育系科设立以来,其目标定位、设置方式等信息均与国家政策息息相关,不论是整合或是鼓励多种类型的高校积极设立教育系科,政策均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规划和导向作用。

(二)历史分布格局:教育系科发展的基础

1912年教育部《师范教育令》规定:“高等师范学校定位国立,由教育总长通计全国,规定地点及校数分别设立。”[11]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后,相继成立四川高等师范学校、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以及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2]这些学校分别位于北京、四川、广东、湖北、江苏、辽宁,其中4个东部省份,1个中部,1个西部。由此可知,在教育系科成立初期,东部地区的国立公办教育系科数便远多于中西部。

至1947年,中国设置教育系科的院校共58所,分别是师范学院14所(未包括台湾省),师范专科院校13所,独立学院的教育系科3所,综合大学教育系科28所,其中东部27所、中部12所、西部19所。①这些院校集中分布于北京、上海、成都、重庆。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教育系科的分布格局是东部最多,西部次之,中部最少,这种局面与当时首都所在的地理位置有极大关系。后经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东中西部教育系科数量递减的局面形成。随着近几年国家对西部教育的大力扶持,其教育系科数量逐渐增多,但主要局限在专科院校中,本科院校的教育系科数依旧处于末端,历史因素对当前分布格局的影响较大。

(三)区域经济发展:教育系科布局的资源

东、中、西部是政策概念上的划分,主要依据是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西部地区人口稀少,受地域环境与经济落后的影响,西部高校无法吸引优秀人才,教育系科作为培养教师、研究教育的组织机构,需要优秀团队的筹谋与规划,因此总数落后于东部地区。西部教育系科主要是因地制宜地依据当地自然资源与民俗文化进行设置,如其民族院校多于东中部地区,专科院校多于当地的本科院校,旨在培养适合当地的专任教师。东部地区相反,由于地理位置的优势,政治、经济、文化、人才资源大量涌入,带动各行各业的人才需求,因此教育系科设置广泛,不仅培养大量的师资队伍,还有专门的研究团队,引领教育理论的研究与教育实践的探索。为防止“马太效应”的扩大,国家在政策上予中西部以支持,通过实施“西部计划”“一带一路”“中部崛起”等战略,以促进其经济、文化的发展,吸引人才的驻留,为教育系科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

(四)高校办学定位:教育系科设置的关键

高校的定位与办学目标亦是影响教育系科分布的重要因素。专科院校教育系科的分布多以综合技术职业学校与师范专科为主,综合性质的职业技术院校前身多为师范院校,多数专科学校的教育系是保留师范学校的历史传统,旨在培养面向基础教育的教师;综合大学学科门类多样,且部分综合大学是由师范学校发展而来,或由多种类型大学合并组成,学校“培养师资与教育研究”的传统被保留,所以其设置教育系科是必然的。[13]理工院校以数理统计与分析见长,是高等教育学分布的主要阵地。高等教育学日益成为各个高校决策咨询与发展规划的重点学科,并结合经济学、管理学与政策方针,为院校提供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支撑与数据分析。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河北科技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均设置高等教育研究所,充分发挥了高等教育学、教育经济与管理服务高校发展的特色。

此外,语言院校因其独特的语言优势,教育系科多以学科教学的专业设置为主。民族院校、艺术院校强调学前教育与小学教育专业设置。其余类型的院校重在培养单科型人才,如医药、财经、政法、林业、农业等院校很少或不设立教育系科。

(五)学科知识演变:教育系科发展的动力

除了外在的政策或权力促使教育系科在高校设立外,教育学科自身的建设与发展也影响着教育系科在不同地区、不同院校的分布。院系等组织给大学学科的生存和地位赋予了合法性。“以学系为基础的学科是人力资源和经费流通的场所,拥有权力,成为很难被打破的知识生产地盘。”[14]学科知识的划分是院系等学科组织产生的基础,学科发展促进了院系组织的发展,“系科和相应的单位是学科和专业的化身”[15]。因此,高深专门知识领域是院系学科组织发展的内在逻辑,学科认知来源于这些组织,学者们也是在院系组织中进行学术活动。

教育学知识在时代的流变中不断发展,影响着教育系科在不同院校类型的分布。民国初期,中国学习日本,将教育学作为培训师资的课程,教授教育理论、教育史、各科教授法等课程内容。其后学习美国,开设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学等课程,因对教育学的定位是培养师资,教育系科主要存在于师范院校中。1920年前后,人们对教育学的理解出现了两种取向——“师范之路”与“科学研究之路”,分别以北高师和南高师为代表,在“高师改大”的运动中,教育学吸收了德国、美国的相关理论,并在大学教育系科中出版教育专著与期刊,教育学学科的内外建制得到发展,在综合大学中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经历一段时期的波折后,国人开始对教育学的中国化进行探索,并逐渐形成课程论、教学论、教育史、高等教育学等二级学科,进行学科群建设。如今教育学的学术共同体已基本形成规模,这是教育学自身的演变与发展,也是教育学学科在不同大学吸收多学科知识衍生的结果。

虽然中国教育学的学科知识体系引自国外,也模仿过不少国家,但国人始终在构建中国的教育学。这一过程中,教育学学科从无到有,从师范之术到研究之理,从若干课程发展为学科群,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如教育经济学、教育文化学、教育管理学等新兴学科使教育学知识不断延伸,交叉学科越来越成为知识创新与学科进步的动力。因此,虽有外部政策的因素影响,但教育学知识不断外延与发展才是保证教育系科在不同类型大学分布的内在动因。

四、反思

(一)以学科建设促进系科建设

学科以系科为载体,系科以学科为内容,系科是连接学科与院校的重要组织。系科是指较小的、按照学术主要专业的差异而形成的各不相同的社团,大学学者们分属其中。[16]其中的“学术主要专业”在现代大学组织体系中即表现为不同学科。学科的基本构成是“器与道的融合”,主要有3个层次:一是器物层面,主要是学科的外在表现形式,包括教科书、学术专著、学术期刊等形式;二是制度层面,主要指学科的组织运行,包含学术共同体、学术权力、学术沟通方式等;三是文化层面,指学科的内在精神,包含学科的学术价值与影响、共同追求、学术理想与信念等。[17]对上述3方面的建设,既能推动着学科建设,又能促进系科建设。

谈论教育系科的建设与分布,离不开对教育学科的讨论,两者相辅相成。20世纪,随着以学科建制为主要特征的系科制度在世界各国大学的建立和普及,系科制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开始普及世界各地,成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组织或学科组织。现代大学里系科制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普及和扩张,根本原因在于:随着从小科学向大科学时代的转变,在学院庇护下以系科代替讲座有利于拓宽学科的口径,也有利于将更多的教授组织起来,发挥学术团队的作用,系科制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系科转变为基本的行政单位,提高了同其他学科的竞争意识,同时将权力转到判断课程和项目的合适性上,转到推荐任命、提升职务、增加工资和其他奖励方面,学科在20 世纪上半叶也包含于系科这一单元里,并受其管理。”[18]68学科是大学制度及其结构的基本元素,系、研究所和学院等机构都是因应学科的分化与综合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这些学术基层组织和结构的存在理由就是学科及其发展。[19]

学科的内核是知识,学科的发展是学术、学者和文化间的联动,学科建制则是组织、政策与平台的制度安排。[20]教育学科的制度化一般指围绕教育学或教育领域形成的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其中尤以高等院校教学的发展(教育学专业、教育系、教育研究所、教育学院的设置)为要。因此,教育系科在设立之时就应充分考虑教育学科的内外建制,围绕教育领域的知识体系形成学科规范,以学科的内在发展促进教育系科的建设,依据学校实际与社会需要培养紧缺人才,加强教育学的学科内部承认、学科间的局外人承认与学科之外的社会承认,从而提升教育系科的凝聚力、影响力。

(二)关注教育系科发展的生态圈

构建21世纪新型教育系时应关注3个生态圈:一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实现现代化的生态圈,二是全国教育系分布格局及具体院校教育系所在地区的教师培养机构的格局变化,三是教育系所在院校的生存环境。[21]教育系科要关注时代的发展与变化、关注其所在地区的资源、文化与“生态”环境、关注其所在院校的整体布局与定位,实现局部与整体的最优化。

首先,从社会环境看,一方面,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教育”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已作为强国的战略之一写入国家规划之中。在政策方针的指引下,中国教师教育实现了从“中师、专科、本科”向“专科、本科、研究生”三级的跃升,这使得保障教育系科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发展成为今后的关键。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单一的知识已无法满足人们求知的欲望,社会的发展需要多学科的共同作用。专业人员在实践中面临各种复杂问题,制造出一种学科互涉的需求,复杂问题使得研究远离传统上认为的学科问题,它们在本质上是开放的、多维的、含混的、不稳定的。[18]35在知识信息共享的社会中,教育系科的设立必须开放地接纳多学科的涌入,才可能产生知识创新。

其次,从区域布局看,当前中国教育系科存在着东多西少的显著差异,在实现教育优质均衡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有必要对东中西部教育系科的布局进行评估与衡量。合理分布并非是平分秋色,而是有特色、有重点地布局。西部地区偏远,公办本科教育系科稀少,依靠学科知识生发学术组织较为困难,因此应辅之以“权力”的手段,以外在的“干预”支持西部教育系科发展所需的人力与物力,重在培养西部师资力量。如《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明确指出:“实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支持部署师范和高水平师范院校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培养一批高素质教师。”[22]东部地区教育系科数量最多,重在平台打造、氛围营造、梯队搭建与制度建设。[23]东部地区将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探索基础教育的实践改革,形成教育系科的发展特色,如华东师范大学探索的“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已在全国范围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在基础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职后教育等领域形成不同院校的研究阵地,是东部教育系科发展特色的努力方向。东中西部的教育系科是一个组织整体,共同致力于区域教育系生态圈的构建。

最后,从教育系科设置的院校看,应在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院校中形成“高峰、高原、平原”的目标定位。师范院校教育系科的首要任务应是培养师资,“十四五”期间国家将加大对师范院校与师范专业的扶持力度。在中央层面发挥部属师范院校教师教育的领头雁、排头兵作用,在地方层面,每省支持1—2 所地方重点师范院校,促进区域均衡发展。重点支持约50 所优质师范院校建设,每校1 亿元,确保教师队伍的有力建设。[24]如部属师范院校应致力于服务国家重点战略计划,优先建立国家级平台,进行小而精的师资培训与科学研究,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省属重点师范院校应致力于服务区域发展;一般师范院校的教育系科应专注于地方性的师资培育;综合类、理工类院校的教育系科重在建设高等教育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等领域,也可致力于教育技术的开发,促进创新创业教育的开展。如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注重实证研究过程与方法的规范化,注重政策咨询与社会服务,参与国家教育改革的相关工作。浙江大学在教育史与比较教育研究方面形成了传统和优势。[25]厦门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开设的高等教育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等方向,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民族类院校应充分利用地方的民族特色,开展多元文化的教育研究。医学类院校可将教育学与心理学、医学相互交融,“跨越边界”与“学科互涉”已成为研究动力的来源之一。总之,教育系科在各类院校中的存在并非都要追求大而全,应根据自身的定位有选择地设置学科与专业,做到精细而有特色。

(三)规范职业院校教育系科的分布

专科院校具有“大学”(知识性、学术性、文化性、社会性、创新性)与“职业”(紧贴产业、对接职业、校企协同、服务就业、技术逻辑)的双重属性[26]8-10,是区别于普通本科院校而存在的。然而,在教育系科的建设中,人们往往着重于对本科院校的关注,忽略了专科院校的发展,或将其与本科院校等同视之。在各专科院校的教育系科设置中,不少院校的系科与专业同名严重、院校教育系科之间同质化严重,设置在人文系、师范系、教师教育系之间的教育学类专业也没有区别。在所有的专业设置中,学前教育专业的比重极高,各科教育以及特殊教育等专业存在比例较低。

从上文统计结果中可知,专科院校是教育系科分布的主阵地之一,对这一领域的关注不可忽视。具体而言,需要加强3点建设:一是简化与整合学校中的教育系科分布。专科院校以专业建设为主,多种教育系科机构并存的现象不利于专业聚拢,如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的教育科学学院、学前教育学院、人文学院、外国语学院4种机构均含有各类教育学专业,冗杂且不利于专业的发展。这种现象在其他院校中也较为普遍,系科中专业与专业之间的联系被淡化。同时,强化专业建设并非就要忽视学科意识,而应在系科布局中渗透学科的思想,将相互联系的专业有机整合,因为“在学科、专业与大学的关系上,首先是有一个内在建制的学科,然后才有一个专业,有一个系,一个学院”[27]。不能跨越学科仅谈专业,学科与专业是人才培养过程中唇齿相依、相生相伴的组织共同体。[26]9二是增设与裁撤,加强质量监管。裁撤不合格的教育系科,增设短缺的教育系科,如适当裁撤不合格的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增加特殊教育系、学科教育系等。部分高校的学科调整有利于改善高校的同质化现象,“剪枝简苗”有助于一流学科的出现。[28]不论是裁撤还是增设,都应有一套严格的标准来约束随意性的行为,对系科的办学质量进行监督,并及时根据社会的现实需求做出调整。三是形成与本科教育系科互为补充的布局和培养目标。本科院校的类型、层次多样,专科院校应与当地乃至全国的本科教育系科紧密联系,密切交流,互相补充,错位发展。

作者:刘泽 周霖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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