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日本“海洋派”的对外战略思想

内容提要：“海洋家”的概念，包括了海洋家在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重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挑战，主张海洋家结成联盟和形成大陆边缘地带对心脏地带包围网的内涵。日本“海洋派”把中作为向日本挑战的主要大陆家进行防范，他们坚持日美同盟的战略，试图利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包围中，具有深刻的文化原因。

关键词：海洋派对外战略海洋家心脏地带边缘地带

作者简介：廉德魂，上海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2)01－0010－12

日本的“海洋派”，是指那些强调日本的海洋家属性，并以此为基础思考日本对外战略的政治家、学者和媒体。虽然“海洋派”并不是一个具体的集团，但是其对外战略思想基本一致，都受“海洋家”意识支配。

所谓“海洋家”，是指由岛屿构成或位于沿海的家。美海权论者马汉把这些家称为濒海家。他认为：“濒海家的历史不是由政府的精明和深谋远虑决定的，而是由它的位置、范围、自然结构、人口和民族特点――简言之即自然条件所决定的。”海权论者认为，海洋家一直面临来自大陆家的挑战，其关于安全战略的主要观点包括：(1)海洋家面临位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强的挑战；(2)海洋家应该结成联盟；(3)海洋家应该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建立一个战略包围圈。地缘政治理论的创始人麦金德指出，直到地理大发现之后，海洋家的势力才“开始包围着一直在威胁它生存的欧亚陆上强”。而在二战前，美的边缘地带论者斯皮克曼甚至预言，中也有可能成为欧亚大陆的霸权家。他说：“假如中达到了真正的统一，而日本的军事力量又被完全消灭，则远东的支配势力无疑是中。”斯皮克曼把欧亚大陆的沿海地带叫做“边缘地区”，并提出：“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麦金德的名言是：“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可见，马汉、麦金德、斯皮克曼都是在为海洋家遏制大陆家寻找理论依据，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麦金德强调心脏地带的重要性，担心的也是大陆家的威胁，目的是维护海洋家的利益。

分析日本“海洋派”的对外战略思想，必须从其海洋家意识人手。他们的海洋家意识来源于欧美海权论者的思想，而把日本定位为海洋家则主要是从安全战略角度思考的。明治维新后，主张日本是海洋家的著名学者福泽谕吉说：“文明既有先进和落后，那么先进的就要压制落后的，落后的就要被先进的所压制。”因此，他主张应该“号召日本人向文明进军，就是为了保卫家的独立”。而他所说的“先进文明”，就是指欧美家，其中当然包括英美等海洋家。战后，在学术界主张日本是海洋家的代表人物，当属京都大学教授高坂正尧。他说，日本的边疆是浩瀚的海洋，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是海洋家，日本的未来在海洋。高坂的思想，影响了很多日本人。作为高坂学生的少壮派政治家前原诚司就主张，日本应该维护与海洋大美的友好关系，中是现实的威胁。前原曾在松下政经塾受过熏陶，而该塾培养的新一代政治家多持有海洋家意识。前原的学长野田佳彦，也特别强调日本与海洋霸权家美之间维持战略关系的重要性。战后至今，“海洋派”的海洋家意识对日本外交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日本媒体说，日本为了保卫独立和自由，信仰民主主义，除了以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为基础的日美同盟，别无选择。

“海洋派”既然给日本的定位是海洋家，那么，就必然认为日本的对外战略也必须明确三个要点：一是中观，即日本面临大陆家中的挑战；二是同盟观，即日本应该与海洋家结成联盟；三是边缘地带论，即日本应该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建立一个针对大陆霸权的战略包围圈。

一　“海洋派”的中观

战前，日本的“大陆派”军主义者即重视日本在大陆权益的大亚洲主义者，曾凌驾于“海洋派”之上，把日本引向了侵略亚洲的歧途。但是，战后的日本“海洋派”却占据了支配地位。他们坚持日美协调，特别是在冷战背景下，以遏制欧亚大陆共产主义为主要战略。目前，对日本的“海洋派”来说，他们所面临的所谓大陆家的挑战，主要是来自崛起的中。

(一)对中敬而远之

“海洋派”主张，日本应该与中保持距离而不以为伍。这种态度，与明治维新以后形成的“脱亚入欧”倾向有密切关系。福泽谕吉的中观就是其“脱亚入欧”理论的基础。他以中的落后和愚昧为根据，主张日本应该脱离亚洲。他的中观充满了对中的蔑视和否定。他说：“日本是从亚洲的价值观中脱离开来实现脱亚的唯一家”，但是，“非常不幸的是邻支那和朝鲜仍然维持儒教体制而拒绝近代化，如果两内能够出现志士进行明治维新式的政治体制变革，尚有出路。否则，数年之后或者亡，或者被西洋分割。”他认为：中自古以来称为礼仪之邦，这句话好像是中人的自夸，但如无其实，也不会有其名。古代中，确有礼仪君子，而且有不少值得称赞之事，直至今日，仍然有不少这样的人物。但是，从全的情况来看，杀人盗窃案件层出不穷，刑法虽极严厉，但犯罪人数并未减少，其人情风俗的卑鄙低贱，可以说彻底暴露了亚洲家的原型。所以，中不能叫做礼仪之邦，而只能说是礼仪之人士所居住的家。在这种中观基础上。福泽开始主张“脱亚”，也就是摆脱中和朝鲜。他说，日本如果“与恶友亲近难免共同获得恶名，所以，我们应该谢绝亚洲东方的恶友”。福泽的中观，对近代以来日本人尤其是对“海洋派”的中观产生了深远影响。战后“新脱亚论”的代表人物渡边利夫就认为，日本不应该与大陆家中继续保持密切关系，而应该以日美关系为轴，联合台湾、东南亚、印度和澳洲，谋求生存与繁荣，走海洋家之路。日本的主流媒体和少壮派政治家，对中的政治制度和战略走向多持不信任态度，主张“远离”中。

(二)否认日中文化同源

日本的“海洋派”强调日本与中在文化上的区别。比如，高坂正尧虽然没有像福泽谕吉那样把中文化说得一无是处，但强调了日中两在文化上的区别，对历史上的日中文化交流进行了另类解说。他试图把日本文化从中华文化中“剥离”出来，并认为，与大陆上其他对中朝贡的家相比，日本与中的距离则较远。历史上，大海作为天然的地理屏障，是个难以逾越的分隔线，使日本无法像陆路邻接那样与中在文化上融合得那么紧密。高坂认为，对于历史上的日中关系来说，距离的“遥远”和大海的存在，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文明上形成了防波堤，这便使日本避免了被中在文化上同化的命运。他说：“日本是中周边唯一一个没有明确成为中的纳贡之家。因为日本距离中比较远，所以中对于日本来说没有成为现实的威胁。日本能够根据自己的喜好，没有像朝鲜和越南那样付出巨大的代价，就引进了高度发达的中文明。”同时，高坂也指出：正是因为日中两之间并非密切的关系，当代表着西洋文明的美人佩里准将越过太平洋来到日

本时，日本就迅速接受了他们的文明。日本没有深受中大陆文化的影响，还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比较容易接受西方文化。另外，战后一些批判“日中同文同种”的学者也都是“海洋派”或“脱亚派”，他们特别愿意强调日本与中在文化方面的不同。

(三)主张“中”

高坂正尧强调日中之间的区别，其用意主要在于安保领域。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高坂就预测到中可能崛起，并且提出了日本的应对之策。他指出，当一种文明或者一个家迅速崛起的时候，历史就会在它的势力推动下发生改变。高坂认为这种改变是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种综合因素发挥作用的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举例说，德意志帝形成以后的第一任宰相俾斯麦就说过“德已经饱和了”，意思是德统一之后不应该再扩张了，但是德民却要求扩张，并像火山爆发一样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高坂认为，中恐怕也是一个能掀起波澜的家，它崛起之后在客观上必然对周边家造成威胁，这是不以中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当然，高坂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中一定会侵略别的家，这种扩张意识与家的意图、性质毫无关系，其权力增大却会给周边家带来风浪。

如果说，高坂的“中”尚不明显的话，那么，他的学生前原诚司的“中”则是裸的。高坂在20世纪60年代曾说过中在历史上没有成为日本现实的威胁，而前原则在中崛起的背景下多次称中是现实的威胁。著名学者渡边利夫也说：“东亚共同体的主导显然是中，背景是中的地区霸权主义，目标首先是。之后走出海洋是中多年的梦想。中如果不能确保海洋通道和石油能源进口的安全，其发展就不能得到保障。像中这样缺乏资源的超级大，其发展本身就是霸权行动。”

(四)强调日本的自主性

高坂认为，由于中的复兴，日本会出现种种争论，从而陷入对美从属还是对华从属的矛盾之中。日本“增强自己的实力是避免这种矛盾的唯一道路”。高坂所说的日本靠自己增强实力的方法，并不是立即走向核武装，而是从多方面增强自己的实力。他指出，日本首先应该从文明的角度，重新发现自身而不是西洋文明，但也绝不是东洋文明的一部分。日本维持自己伟大独立性的方法，不是与中的同一性，而是注意其中相异之处，强调自己既不是西洋也不是东洋的立场。高坂思想的核心是：“我们应该与中保持政治、经济上的友好关系，但同时也要认识到与东洋为邻也要有自己独自的立场。”为此，他主张，日本应该在美的军事力量逐渐减弱的同时增强自卫能力。日本应该与美保持良好关系，同时不与中“吵架”。也就是说，日本既不与中对立和对抗，也不牺牲与美的良好关系而从属于中。这是高坂正尧“海洋家论”的核心所在，也是其提出的关于应对中崛起的基本策略。

但是，与高坂不同的是，现在少壮派的“海洋派”主张，日本既应该突破宪法的限制，把自卫队派到海外，又要突破禁止使用武器的规定，甚至要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在、东海、南海，甚至在中内政方面，突出其所谓对华政策的“自主性”。

二　海洋派的“同盟”观

海洋家意识，也是日本“海洋派”亲美外交政策的思想根源。“海洋派”在战前曾经丧失了对日本外交战略倾向的影响力，但是，战后的日本在冷战背景下被规定在遏制中苏社会主义阵营的框架之中，“海洋派”获得了亲英美的客观环境。特别是当他们越来越确实地感到中威胁的时候，主张日美同盟的倾向也就越来越明显。

(一)“向美一边倒”

吉田茂是战后日本推行“向美一边倒”政策的代表性政治家。他说：“日本是个海洋家，通过海外贸易养活着九千万民。所以，日本必然最重视在通商关系上与经济上最富裕、技术上最先进、而且历史上关系最密切的英美两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日本明治的先驱们苦心经营的开的日本外交基本方针就是“与英提携”，日英同盟确立时的英正是所谓“大英帝”的鼎盛期，而所谓的从“满洲事变到太平洋战争”之间，日本对英美的疯狂行动并不是日本的本来面目，而只是“一时的变调”。他批评战前大陆派军人的亚洲政策，认为日本军主义政府与德意两结盟“不仅战略拙劣，而且还意味着日本丧失了际信用，是非常遗憾的”。他认为，战后日本外交受日美关系左右，这不仅是事实而且也是必然。吉田不再主张日英关系至上，转而强调日美关系的重要性，是因为在战后英霸权被美霸权所取代。他强调。战后日本外交的根本基调是对美亲善，这是大原则，今后不会改变，也不应该改变。

其实，高坂正尧也主张日本应该利用美的力量来对抗中巨大的“吸引”力，因为日本与美之间争霸太平洋的战争结束了，且日本被纳入了美的势力范围，处在美中对立的构图中，日本与中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日本除彻底的“脱亚”之外别无选择。渡边利夫进一步强调，为了对抗中的大化，日本应该保持在东亚的自由行动权，而确保自己存在的重要的双边关系是日美同盟。

充分利用美的遏制力也是执政的“海洋派”在2010年通过的日本新版《防卫计划大纲》中的重要内容，其中维护以《日美安全条约》为基础的日美同盟又是政权新防卫政策的重中之重。

(二)美日韩三合作

东北亚的主要家日本与韩都是美的盟。目前，日本的“海洋派”政治集团在美的授意下正积极筹划日美韩三安保合作。美首先对这个“三同盟”构想比较积极，其外交官代表美政府表示：没有理由认为《美韩相互防御条约》与《美日安全条约》是完全可以分别对待的。美参联会主席马伦也表明，为了应对朝鲜半岛的局势，应该提高美日韩三之间的战略协调水平。2010年12月9日，日本防卫相北泽俊美与马伦会谈。鉴于延坪岛炮击事件，双方达成了日美韩三加强防卫合作的一致意见。马伦对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折木良一说：“美日韩三应该在军事方面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朝鲜半岛的事变给我们提出了课题，我们应该建立共同的应对机制。”在访日的前一天，马伦在首尔对韩记者说：“日本也应该积极参加美韩军事演习。”其实，在美的撮合下，日韩两也有积极的配合。原本，两之间也一直保持着军事交流。比如，在2010年的军事演习中，两都互相派遣了军事人员作为观察员观摩演习：在10月的美韩演习中，日本派遣了4名自卫队军官参加；在12月的日美军事演习中，韩也派遣了4名军官作为观察员参加。

现在，日美韩三形成深度的合作甚至形成同盟还有许多障碍，但日本想让这种交流更进一步加深。比如，日韩两正在推动能够在维和活动中进行军用物资的互相支援，即双方签订《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和关于在特殊军事领域进行军事情报交换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野田上台后，本打算首先访华，改善2010年恶化的日中关系，但外务省的“海洋派”建议应该在亲日的李明博在任期间推进日韩关系，而野田“照办”了。首相野田和外相玄叶光一

郎都把就任后的出访家首选为韩，这是日本战后史上的首次。理由很简单，“日韩两都是美的盟”。

(三)多边联盟构想

日本政治评论家屋山太郎主张，海洋家应该联合起来，把日美同盟多边化，同时确立海洋家战略。他说：“日本应该以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为核心加上东盟组成亚太共同体，或者与海洋家联合。澳大利亚无疑是海洋家，印度、韩也是濒海家，广义上讲日本正在迎合美努力使其安保合作方式由日美双边向多边方向扩展，努力促使一个海洋家联盟的形成。2010年版《防卫计划大纲》在强调深化日美同盟的同时，还提出了要加强两与韩、澳大利亚和印度的防卫合作。日本可以与中华圈进行交往，但是应该保持距离。”在日本与海洋家联合的问题上，有人主张把以美为中心的美日、美韩、美菲、美泰、美澳同盟深化成网状体制，即加强日韩、日澳、日印之间的安保合作，建立针对大陆家的海洋家联盟。近年来，日本在日美澳安保合作、日印战略合作方面的不懈努力，都是扩大海洋家联盟战略的具体实践。比如，安倍内阁的外交顾问冈崎久彦和东京大学教授北冈伸一等人都不约而同地主张，日本如果与美英等海洋家结盟，家战略就不会误入歧途。《读卖新闻》的社论公然主张：“日美两必须与韩、澳大利亚、东南亚各加强合作，促使中遵守际规则，引导它与周边家合作。”

三　“海洋派”的边缘地带论

事实上，日本关于多边联盟的构想，其着眼点主要集中在包围着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上。东南亚、台湾、印度等家或地区都是日本在战略上需要联合的对象，这些家或地区有的是可以与之建立联盟的，有的则是可以与之进行战略合作的。除了同盟之外，日本还要建立一个包围欧亚大陆的合作体系，实践海权论者关于边缘地带的理论。在近年日本历届政府提出的外交战略构想中，既有“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构想，也有“日美印澳”安保对话等构想。

(一)拉住东南亚

战后日本的对东南亚政策，固然是其亚洲大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也是其作为海洋家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日本对东南亚政策也是“海洋家”意识在驱动。比如，岸内阁在制定日本对东南亚政策时就意识到：“如果中完成了内建设，就会向东南亚延伸，自由家应该在此之前开发东南亚。”“从岸信介的意图中可以看出‘海洋家’日本的方向性。”东南亚作为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在遏制中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关于这一地区的战略意义，日本前防卫政务官、现任首相防卫和安保问题辅佐官的长岛昭久认为：中正在试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加速增强实力，对这个地区发挥影响力。但中被许多不确定性和“非民主的”政治体制所困扰，所以中必然对这个地区带来不信任和威胁。如果日本与欧亚大陆的边缘家进行合作的话，就会对心脏地带家产生影响。在长岛看来，东南亚是构成英、西欧、印度和台湾这一边缘地带的关键地区，“从日本到台湾、东南亚的多岛海、印度是自由贸易的故乡，这一地带也是连接英和西欧到达印度之路的接点，由此可以形成边缘地带”。“由日本、台湾、东南亚多岛海和印度构成的自由贸易之故乡必须在21世纪变成新的稳定与繁荣的故乡。从这个角度看，日本积极‘关心’南海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个稳定与繁荣的故乡必须实现开放、稳定、繁荣，特别是价值观的共有。”

(二)促进安保共同体

前文提到的日美韩三边同盟构想和美、澳、新、印等组成多边同盟的联盟构想，在边缘地带战略上也有重要意义。长岛昭久认为：在东北亚，朝鲜的行动和台湾海峡的局势是海洋安全的课题，也是东亚秩序构建的最大障碍。因此，日本必须重视自己的海上通道安全，增强防卫体制当然重要，但是建立有效的信息通信技术网络以确保海上利益更为重要。长岛认为：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的对外战略应该以建立日、美、韩、澳、印为核心的“周边海洋家联合”(Rimland―Maritime Coalition)为目标。这些家是以民主主义和自由经济为主的价值观相似的家，也是通过海洋以贸易立为目标的家。另外，这些家还在中、俄罗斯等发展方向不透明的家、恐怖主义、核扩散等新问题的对应方面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和对应能力。他还认为，日本以周边海洋家为中心，并与其他亚太家合作构筑稳定与繁荣的同时，还可以把心脏地带的不稳定与混乱消除在萌芽之中。日本的战略目的，就是在边缘地带建立安全保障共同体。可见，有关海洋家建立多边战略合作的构想，就是使日美同盟多边化的问题在“边缘地带”建设上具有实质意义。为此，“海洋派”主张把美军的存在变成东亚的际公共财产，其中甚至有人认为日本接受美军的基地最多，理应成为地区的领导者。

(三)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

“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是一个环绕欧亚大陆的巨大的战略之“弧”，也是对边缘地带论的具体运用。按照外相麻生太郎的描述，这个“弧”，应该包括从东北亚开始，经过中亚、高加索、土耳其，到中欧、东欧和波罗的海的范围。他解释说：“‘自由与繁荣之弧’是指欧亚大陆的正在成长的新兴民主主义家。”“应该把这些家连接成一条带子，建立一个以价值观为理念基础，以民主主义家特别是正在实现民主的家为主要成员的‘弧线’，构建‘自由与繁荣之弧’。”

其实，“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创意，出自外务省前外务事务次官谷内正太郎，其实质是要支持那些在欧亚大陆与中、俄罗斯接壤的家。“弧”的内侧是中和俄罗斯，而“弧”所包括的地区与美确定的所谓恐怖活动温床的“不稳定之弧”几乎完全重合。因此，“弧”的目的就是策应美在地缘战略上的需要，扩大所谓民主主义家的数量，加强这些家的民主进程，进而包围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中和俄罗斯，也就是包围所谓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

(四)倡导“日美印澳”安保对话

“日美印澳”安保对话构想，也是对边缘地带论的具体应用。安倍晋三提出的这一构想与屋山太郎提出的日美同盟多边化主张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也曾被称为亚洲版的北约构想。但是，安倍构想主要在边缘论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并不是同盟构想。在安倍晋三看来，在日中两间互相不信任甚至摩擦不断的背景下，打开局面确实应该寻找一个平衡点，而印度就是日本寻找平衡点时可以利用的一张牌。安倍认为，亲日的民主主义家印度，在自由、民主和基本人权、法制等普遍价值观方面与日本有共同点的澳大利亚以及美，可以构成一个“亚太民主家G3+美”的“日美印澳”四首脑或外相会议。四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在亚洲具有共同价值观的“日美印澳”四如何对其他家做贡献，如何与其他家加强合作。这种在亚洲聚合几个所谓民主家进行战略合作的构想，无非是把价值观不同的中排除在外，并保持对中的意识形态优越感，最后达到从边缘孤立、防范、牵制和包围中的目的。

三　结语

综上所述，日本“海洋派”的战略思想，主要是由防范中、联合美和建立对华包围圈等内容构成的。这种思想的形成，既与日本特定的历史渊源有关，也与日本所处的地缘位置有关。对于中，这种远交近攻式的战略思考必然在安全上构成对中的威胁。

(一)“海洋派”具有历史必然性

日本“海洋派”的海洋家意识既受欧美学者的海权思想影响，也受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思想家“脱亚入欧”思想的影响。战后，其亲美倾向既是二战的结果造成的历史事实，同时也是明治时代已经形成的海洋家意识占据主导地位的必然结果。

(二)“海洋派”具有地缘现实性

冷战的现实在日本折射出截然不同的战略思考。北冈伸一认为，战后日本在对外战略上“分断”成“亲美集团”与“亲苏集团”，实质上是海洋派和大陆派的对立。

(三)“海洋派”具有战略危险性

“海洋派”根深蒂固的海洋家意识，是其“亲美”外交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与生俱来具有反华倾向的根源。特别是近年伴随中的崛起，“海洋派”加强了防范与遏制的力度。因此，对于中来说，他们具有战略危险性。同时，这一点也反映了日本“海洋派”的战略局限性。日本外务省顾问薮中三十二认为：伴随着中的崛起，债务缠身的美也不能完全与中对抗。比如，通用汽车公司在中的市场早已超过其美市场。2011年1月，访美一下就签订了购买200架波音客机的订单。至于日本，其与中之间的贸易额早已超过了与美的贸易额。现在是变化的时代，而这变化是中带来的，今后日本与中的关系只能是合作。外务省的职业官僚是冷静的，而“海洋派”也许会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理性的变化，回到“不与中吵架”的原点。

总之，目前，“海洋派”的海洋家意识仍然是判断日本外交战略走向的重要参考项之一，也是综合分析日本对美和对华政策走向的重要参考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