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尔及利亚,我是9000人的“大管家”

在彭桂臣的记忆里，那是最长的一夜。

当飞机在黑暗中缓缓启动，翼下的灯光渐渐模糊时，他陡然惊觉了一下：就这么离开了家乡和亲人！

旅途疲惫而漫长，耳机里反复播放着陌生的音乐，间或夹杂几句同样陌生的土耳其语提示。彭桂臣很想入睡――梦里，也许能回到亲人的身边。但是他又睡不着，只好依靠一杯又一杯的咖啡刺激自己的神经。

向西，向西，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飞机穿过云层，轻巧地降落在阿尔及尔机场。临下飞机的时候，彭桂臣把飞机上提供的啤酒一饮而尽。阿尔及利亚是禁酒的，他用这最后一杯酒，告别了国内的一切，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一、异国他乡的“中国客”

在阿尔及利亚，彭桂臣的头衔是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驻阿尔及利亚经理部劳务主管，管理中建总公司带出去的9000多名中国工人。上任之初，彭桂臣有点找不到感觉。国内建筑工地上一些不是问题的问题，比如：工地食堂每天给工人们吃些什么、工人们每天能不能有活干、工人们的技术水平怎样，等等，在这里若处理不当，就有可能造成不稳定的局面。

“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中国工人，主要是木工、瓦工、钢筋工、水电工和机械工。这些人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到这里打工的目的很单纯，就是想给家里挣钱。所以管理他们最重要的做法就是一定要让他们有活干。管理者要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位工人，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彭桂臣如此强调。

根据规定，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中国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即完成每个工作日的劳动定额，可以获得7．5美元（2007年标准），有的一天可以完成两个以上的定额。“一般来说，大家每个月能挣500美元～600美元，多的能挣到700美元～800美元。也有技术不行的，只能挣到400美元。在这种多劳多得的状况下，如果长时间没活给工人干，大家挣不到钱，心里就会不舒坦，就容易出乱子。”彭桂臣深有感触地说。

当我问他这些工资如何支付给工人时，彭桂臣告诉我，这些钱半年一付，而且是直接付给工人家属的。但由于阿尔及利亚实行外汇管制，工人们一般要等四五个月才能拿到工钱，这些工资会由中国银行巴黎分行直接汇到工人的家里。按照规定，第一笔钱一定要在每年9月1日前汇到，以保证工人子女能有学费上学；第二笔钱必须在每年春节前汇到，为的是让工人家里有钱过年。当然了，这些汇到家里的钱，只是工人工资的60％，其余部分在工人回国后28天内由公司一次补齐。

“这些规矩，工人们都知道吗？”我问道。

“每个工人在与公司签订用工合同的时候，是知道这些的。但为了让工人们安心，每个工人每月收入及伙食标准都会在月末的时候张榜公示，大家认可签字后才能生效。

“我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时候，另外一家中国公司的工地，就曾经发生过在伙食费上做手脚而导致工人罢工的事件。事情发生后，我叫上管财务的同志就去了食堂，查看了他们的账本，核对每一项支出和入账，直到确认我们自己的工地没有发生这种事情的隐患后，才放心地离开。此后的一周时间里，每天中午吃饭时间，我都会来到工地，亲自品尝和查看一下工人们的伙食情况，询问他们有没有意见。大家反映不错的时候，我才松了一口气。其实，在这里，吃饭的花费是大头，交了这么多钱，却看不见碗里有东西，不闹事才怪。所以，在国外，公开、公平、公正，那不是说说就行，那得掷地有声。只要有工人反映这方面的问题，我们都会核实，一旦确认，都是严惩不贷的。”

阿尔及利亚是回教国，每年都要过斋月。斋月的起始是依回历计算的，斋月时间为30天。斋月期间，自日出至日落不能生火，不能吃饭喝水乃至吸烟，违者严惩。这个规矩，无疑给彭桂臣的劳务管理工作出了道难题。“每年在进入斋月之前，我就开始挨个工地巡视，告诫工人们在斋月时不要当着当地工人的面喝水、抽烟，更不能吃东西，上街一定要几个人一起去，相互监督。”然而就这样说，也难免会出错。

2005年的斋月期间，几个工人外出购物返回，快到工地门口的时候，大家的烟瘾犯了。看看四下没人，忍不住掏出香烟，想美美地吸上几口。

“啊！”一声尖叫从几个工人背后传来。回头一看，发现一位阿拉伯妇女正在用手指着他们，眼神里满是愤怒。不一会儿，附近的居民们迅速地围拢过来。这几个工人撒腿向工地里跑去，进去后迅速地关上了工地的铁门。愤怒的人群并没有离去，聚集在工地的门口，以示不满。

接到出事的电话后，彭桂臣在第一时间驱车赶往事发地点。“等我赶到那里的时候，工地外面早已水泄不通，尽管项目经理一遍遍地解释，但是几乎无效。人群中不时有人用阿拉伯语嚷嚷着让我们交人。出于对工人的安全考虑，我们肯定不能交人。对方就这样地僵持着直到天黑。大概是这些当地居民一天没吃东西也饿了，所以天黑后，他们渐渐散去。”彭桂臣叙述着当时的紧张场景。

为了避免他们第二天还会来以这种方式表示不满，彭桂臣和项目经理连夜拜访了当地一名有影响力的人物，请他出面调和，并且带着几名闯祸的工人，来到那位妇女家中赔礼道歉。

第二天，当地的居民们被召集到清真寺里，闯祸的工人们当面向全体居民道歉，公司方也表明了处理的态度，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下来。

像这样的小案例，在彭桂臣的笔记本里数不胜数。他还对这些案例进行了分类，分为“看病”、“吃饭”、“上街”、“购物”、“节日”等几个专题，每个小案例都是一个情节曲折的小故事，不仅记录着事件内容、处理方法，还有他自己的心得体会。

二、恐怖中单调寂寞的生活

在阿拉伯语里，阿尔及利亚意为“白色的岛屿”。在这里，大多数建筑都在山丘上，迂回起伏，犹如一颗明珠闪耀在地中海的南岸。它的首都阿尔及尔终年绿草如茵，林木茂盛，花开不断。站在高处俯视全城，近处郁郁葱葱，远处水天相接，景色优美迷人，加之城内名胜古迹众多，对世界各地的游客颇具吸引力，使这里成为北非地区的一处旅游胜地。

然而就在这迷人、美丽的和谐之下，却涌动着一股危险的暗流。

2007年12月11日，当地时间上午10时左右，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发生两次爆炸，造成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一人不幸遇难、七人不同程度受伤。在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后，已经回国的彭桂臣急忙操起电话，打给海外曾朝夕相处的同事们。虽然已经离开了那里，但是回忆起曾经的一幕幕，仍可以从彭桂臣时急时缓的语速里感受到当时的紧张。

20世纪80年代后期，阿尔及利亚经济持续恶化，引发政治危机，并最终导致长年的恐怖活动。而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承建的两个世界银行投资的贷款项目，正好处于恐怖活动非常猖狂的爱因德夫拉地区。那年，中建的67名工人正在阿尔及利亚的爱因德夫拉做一个农田灌溉项目，要挖很长的管沟，经常能在沟里发现被杀害的当地贫民和外国人的尸体。

“我们的员工就住在一个围起来的院子里，当地政府派出宪兵和武装民兵在院子周围24小时站岗，院子的四个角上还建起了4个炮楼。那感觉就像在监狱里干活。”彭桂臣回忆着，“每天上班，我们都要坐面包车，前后都有宪兵和武装民兵护送，个个都是荷枪实弹。工人干活时，民兵们就在工地周围的山头上放哨。当时，我虽然没有在工地，但也是白天在公司提着心，晚上回宿舍睡不着觉，手机24小时不敢关，最怕半夜来电。心里头最盼望的就是早点完工，赶紧让我们的工人撤出来。”

事情是在彭桂臣快要回国的时候发生的。那天，他和公司的同事们检查完工地往回走，在临近某高速公路入口处的地方，车速突然慢了下来，原来前面堵车了。不一会儿，当地的一名警察赶了过来，正当这名警察要跨过公路的隔离带查探前方的情况时，“突突突”，一梭子子弹迎面打过来，擦着警察的肩膀呼啸而过，打在地面上，腾起一阵尘土。

“我们当时吓坏了，赶紧猫下腰躲在车座背后，从后车窗，能清楚地看见从后面车辆中破门而出、惊慌奔跑的阿拉伯人。不一会儿，后面的车开始往后退，我们司机抓紧时间，弓着身子，依靠反光镜发动引擎倒车。等到车子在另一条安全的路上都走了半天了，我们几个才回过神来。脸上、手心里全是汗，内衣早就湿透了。大家就这样瞅着对方，车内一片安静。不知道是谁先笑了一声，结果全笑了，可那笑比哭还难看。”

彭桂臣告诉我，事情发生后的一个多月里，他天天晚上做噩梦，闭上眼睛，就是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危险之外，在国外生活的中国工人，业余生活也并不丰富。大伙儿6至8个人住在17平方米的房子里，睡上下铺。下班以后一般都是打牌、下棋、看录像。工人们看不懂当地电视节目，能看到的只有中央电视台第4套节目。

由于大多数的工人来自国内的农村，自身素质参差不齐。来到这里后，加上语言不通，所以更是很少出门。遇到天气不好无法施工的时候，便喜欢凑在一起，打打扑克娱乐一下。

“打扑克、麻将，权当娱乐，我们没有意见，但是绝对不能赌博。公司规定，一旦发现赌博现象，就会罚款20至50美元。你想想看，这些工人背井离乡，来到国外不就是为了挣点钱养家糊口，辛苦所得全被输光了，谁还有心情踏踏实实地干活？那准得出事，所以我们不仅要让工人有钱挣，也要保护他们的劳动所得。”

说这话的时候，彭桂臣的眼里闪烁着坚定。

三、想家是一种说不出的痛

阿尔及利亚是穆斯林国家，其食品结构自然具有回教特点；但它同时又是被法国长期占领过的国家，饮食习惯中难免带有一些法兰西的色彩。这里的主食是长棍面包、羊角面包，从形状到口味，完全是法国人的，价钱很低，一根长棍不过人民币0．75元。这里的肉食可想而知，是牛羊肉为主，但太贵，牛肉的价格在一公斤45元人民币以上，羊肉更贵。鸡肉很多，肉鸡个头大，价钱比牛肉便宜不了多少；火鸡价钱差不多但更难吃，有一种蛋鸡，味道很好，价钱却不过11元人民币一公斤而已，真是怪事。

“虽然价格比较贵，但公司规定工人饭桌上每天必须有菜有肉，会经常吃鱼，因为这里的海盛产大鱼，特别是鲍鱼，敞开了供应。”见我有些疑惑，彭桂臣给我讲了一件趣事。公司有个施工项目就在海边，每天下班后，工人们喜欢去海滩散散步，去多了就发现这里的海边岩石上，密密麻麻全是小鲍鱼。用比较尖锐的工具轻轻一撬，不到一刻钟，就是满满一袋。于是，有的工人就想晒干了，以后能带回家去。可是由于操作方法不当，鲍鱼干变成了臭鱼干，一时间在大家当中传为笑谈。

阿拉伯国家是坚决不能吃猪肉的，时间长了，大家还真有点怀念“红烧肉”的味道。

“在国内，养家猪；在国外，养野猪。”彭桂臣笑着说道。

“养野猪？”我有点诧异。

“呵呵，是这么回事。阿尔及利亚靠近海边的地方多山林，经常会有一些野猪。一对野猪带着四个小猪崽到项目工地找吃的，咱们工人把其中的大公猪给逮住了饱餐一顿。这下可好，剩下的大母猪，天天带着四只小猪来项目工地找‘老公’，见了人就咬。大家一合计，就设了个套，把它们也逮了起来，圈养在远离施工现场的半地下室型的集装箱猪圈里。逢年过节宰杀一头，打打牙祭。当然，是绝对要回避当地员工的。工地上还专门给这几头野猪配备了饲养员。”

苦中寻乐，可是乐少苦多。相思分两地，远隔重洋，相思是一种折磨。苦过、乐过的海外员工，最不愿意提及的字眼就是“家”。

“想家，是深入骨子里的一种痛。”说这话的时候，彭桂臣没有看我，狠狠地吸了两口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表情有点凝重。

“在国外工作的工人，一次只能签两年的合同，除极个别不胜任的人提前回国外，大家都是两年期满时才回国。工地上有个工人，干六年了，六年中一次都没有回过家，生怕自己要是提出回去就丢了这份工作。公司知道后劝他回家看一下，并承诺还让他回来，他这才走。我们管理人员，虽然比工人好一点，每年都能回国休息个二十来天，可二十多天能干什么？往往是家里事情还没有处理完，就得走了。这几年，公司里同事们，有因为长期两地分居和恋人分手的，也有家中有事情回不去的。随着国内外收入差距的逐年缩小，有些人宁愿留在国内少挣点，也不愿意出来。”

这是实话。如果说思念可以忍耐，那么失去同事则是撕心裂肺一般的痛。

自1982年开拓阿尔及利亚市场以来，到2006年，共有27名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的员工长眠在这片土地上。20多年来，阿尔及尔爱丽娅公墓的槐树花开花落，见证着中建总公司的成长。

“由于阿尔及利亚是穆斯林国家，人死后是不可以把遗体运送回国的。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很不能接受的。2003年，阿尔及利亚大地震，我们中建有9名员工不幸遇难，我们只能让他们在这里入土为安，而他们的亲人能带回国内的仅仅是指甲、工作日记本、衣服等一些遗物。由于经济问题，亲人们不可能每年都来扫墓。他们来不了的日子里，每逢中国传统的节日，我们都要去公墓拜祭死难的同事们。一杯薄酒、一束鲜花，寄托着我们无限的怀念。”

彭桂臣的眼圈红红的。

当我问及彭桂臣“如果单位派遣，还会不会出去”时，他嘿嘿一笑说：“只要我还干得动，我会去的。”好样的，彭桂臣，还有那些曾在他身边工作的中国工人，历史会记住你们的心血和汗水。

[采访后记]

当彭桂臣在给我讲述上面的一切时，他的声音始终保持着平稳，这种平稳也影响了我。让我放弃以革命式的激情主义，去讴歌以他为代表的一批“出海人”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我选择了用平视的角度、细腻的词语去尽可能地叙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情感，他们作为一个常人的点点滴滴。

细节，最能打动人。无论他的性别，面对感情，人，都会有最真实的一面。采访的过程中，很多的时候是沉默，我敏感地嗅到这沉默之中的自责、内疚、亏欠。

我知道，没有人愿意抛家舍业，远赴异国他乡，只是很多的时候，无法拒绝的客观理由让他们最终把家人的牵挂打进远行的背包，开始一段不可预测的路程。

这理由，不仅仅是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