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刑轻民”古代法律传统对现代法律的影响

摘 要：中华法系自诞生之日起便在古代世界诸法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其中我国古代学者对刑法的重视和实施应用对这一位置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只可惜即使是在古代刑法典基本建构将近完善之时却只是见到了民法有限的发展。刑法的发达和民法的落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一直贯穿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始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统治阶级的需求；礼观念的影响和重农抑商政策的制约。

关键词：重刑轻民；法律体系；法律观念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0-0103-02

在丰富而又悠久的中国古代法律史领域，自战国之时的《法经》，到中华法系的最后一部封建法典《大清律例》，无不采用以刑法为主、诸法合体的编纂体例。刑事规范一直都是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庞大的刑事规范体系促使刑法成为了具有代替现代宪法作用的法典。

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经》，其主旨就是为了惩治犯罪，基本上没有民事规范的规定。云梦秦简中涉及民事的也只有金布律、杂律等少数条文中。汉《九章律》中也只有户律和杂律两章有少许民事规范。唐《永徽律》十二篇中属于民事法规的仅体现在户婚、杂律两篇中的部分内容中。唐《永徽令》共三十卷中和民事有关的规定仅仅体现在户令、田令和杂令中。明《大明律》七篇同样只有三卷——田宅、婚姻、钱债的少部分有民事规范的表述。直至明《大明令》，在近百条规定中，关于民事法规的户令也仅有二十四条。由此可以看出，古代成文法典中，有关民事规范的条文不仅少见，更是没有任何主旨贯穿其中，和刑事规范的庞大体系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重刑轻民”法律传统形成的原因

1.统治阶级对刑法的强烈需求

在封建专制制度社会的统治下，重公权益、轻私权益观念导致庶民的个人利益无法通过规范的法律给予保护。一方面，皇帝的权威是不可挑战的，他可以被认为是上天和神的化身，因此皇室的权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皇室保护下的官僚贵族则是国家权力的另一种象征，他们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因此，重公权益即国家利益一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而私权益即庶民个人的利益一度被忽略。以民间发生的财产纠纷为例，法律上称做是“细事”、“细故”，一般采取调处解决，不需告官，即使告官通常也不以严密的法律调整，而是援引习惯、礼制进行判决[1]。而且州县的判决即为终审，如坚持上诉则以刁民缠诉为由，先行仗责，然后再听其告诉。另一方面，每个封建王朝为满足统治需求对农民施以各种压迫，小农因不堪忍受残酷的压榨，或弃地而逃，或揭竿而起，历代统治者通常会采取刑事法律来镇压农民的反抗和斗争以保证自己的统治地位更加的稳固。历代的立法思想也印证了这一观点：“魏文侯师李埋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唐代统治者认为法律是“禁暴惩奸，弘风阐化，安民立政，莫此为先”（《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二）的有效工具；明初明太祖以“定律以绳顽”（《明史·刑法志》）为立法指导思想。统治者口中的“盗”、“贼”、“奸”、“顽”就是可能会危及他们政治经济利益的劳苦百姓。因此说，正是统治阶级的专制要求决定了他们制定政策与法律的倾向。

2.礼观念的适用对“重刑轻民”现象形成的影响

中国古代，许多民事关系并不需要完全依靠民事法律进行规范，因为礼和家长特权在民事法律关系中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也是中华法系里存在“轻民”现象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西周最先创制了礼的制度，礼制度的诞生为维护统治阶级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自西周后，除法（刑)之外，礼调整了大部分的社会关系。汉武帝废除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开始占据统治地位，儒家思想的精髓——礼也代替了其他治国理念成了历代统治者过分推崇的统治工具。礼之所以会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一方面是因为礼涉及的范围较为广泛。“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祈祷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记·曲礼》）礼从初始只是作为祭祀仪式一跃而成为调整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司法、家庭、仁义道德等各种领域的行为规范。相对民事关系而言，礼也成了调整家庭关系和普通民事纠纷的重要手段。古代婚姻关系中存在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七出之条”，宗法继承中的嫡长制，家庭关系中的夫妇之别，亲属关系中的亲疏远近大都是源于“礼”的观念。而当礼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时，则是把不平等的人身关系，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合法，并以行政处罚和刑罚的方式，维护人身从属关系的普遍性和合法性，所谓“礼，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礼记·大传》）

3.重农抑商政策是制约民法发展的另一因素

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始终认为，只有依靠农业才能发展和富裕国家，商品生产只是一时的泡沫效益，最终会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重农抑商”的统治政策由此诞生，汉高祖时期颁布了用以抑制商业发展的“精钱令”，到了魏晋时期，“贵农贱商”的观念已经形成，唐代更是把从事工业商品流通的人与百工杂流、巫师并论。明代为了遏制商业市场，明令禁止官宦仕家从商，违者将受到“子孙累世不得为吏”的处罚。马克思曾经说过：“民法不过是所有制发展的一定阶段，即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的表现。”其实就是在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部分与经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民法更是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和繁荣而不断地完善成熟，当人们相互之间比较频繁地进行商品交换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密切关系终将导致交换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交换过程中所产生的纠纷将不可避免，百姓作为最没有地位歧视的一层阶级团体，在商品交往过程中要使得纠纷得以公平解决，不得不依赖于追崇“意思自治”精神的民法。而在中国古代，由于商品经济的落后，导致人与人之间的财产联系、商品交换关系极度贫乏，自然经济状态下的经济纽带的松懈遏制了民事法律规范的发展。

二、“重刑轻民”法律传统对我国现代法律体系的影响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