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的汉译

1995年2月我来北京，真正进入了简体字的世界。从这一年到1999年，我在北大哲学系学习，听了很多哲学方面的课(包括儒学、佛学、中国近代思想史等)，这也提高了我的听力和理解能力。我的博士论文《张衡、科学与宗教》使我意识到scientia(这是拉丁文，即英语的science，汉语的“科学”)是一個很复杂的概念，既有同一性，又有多元性(比如“古代的科学”“中世纪的科学”“现代科学”等)。有一次我参与一個学者论坛，其中一位中国教授说，他不懂为什么人们一直说“科学是知识”，他认为，科学应该是一种“人生观”或“生活方式”。我此时意识到，中国学者很少掌握外来语的根源。我告诉他，science——“赛先生”来自拉丁语的scire，是“知道”“知识”的意思。我想他也许从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来理解“科学”：“考试后当官”，所以才会觉得“科学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从此，我对“科”这個字产生一些疑惑。

1997年买了电脑后，我很辛苦地学习五笔字形输入法。后来的一切文章和书，我都是用五笔写的，到今天大概已经是几百万字、20多本书，这是20年以前我根本不感想象的。这10年以来，我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翻译、写作或校对别人的译稿。正如古罗马百科全书家Plin-ius(普林尼)说：Nulla dies sine linea(每天至少写一行)。这种翻译和写作使我进入一個新的阶段，因为要介绍新的思想就需要改变原有的语言，并丰富其意义。我发现，汉语的表达方式始终在变化中。当我1991年第一次来北京旅游时，这里书店里的书中很少会出现ABC(按：也就是偶尔直接地使用外语词汇)。虽然书的内容谈论西方思想，整本书都是用汉字写就，刘小枫1988年出版的名著《拯救与逍遥》就是一個例子。然而，我自己在2000年后出版的书中，5％、10％，甚至20％的内容是ABC，而出版社也未反对这种作法。

我觉得应该多用ABC，因为很多外文的人名、地名、书名等，用汉语表达它很不恰当。比如Africa(非洲)本来是a-frigus(不冷)或apricus(日照良好)的意思，为什么称之为“非”呢?我在2006年和一位来自Africa的留学生谈话，问他喜不喜欢“非洲”这個名称，他直接说：“这個词将来一定要改!”因此，我在我自己的著作中尽量避免用“非洲”这個译名。

我翻译的文献多涉及到Europa(“欧洲”，本来是eury-ops“眼力好”的意思)的古代文化，而在这方面的汉译真令人头痛。比如，Syria(叙利亚)的首都在古代是Antio-chia，但汉语文献中有三种翻译，都被施用：“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和“安条克”。遗憾的是，这三個翻译都无法表达Anti-ochia的原来意义：“坚定者”。这個地名来自古希腊语，而很多西方的地名或人名都有美妙的意义，只是在汉语的翻译中，这些关系都无法表达。

另一個例子是Napoleon(拿破仑)，他的名字和Italia(意大利，本意与vitulus“牛”有关系)南部的城市Neapolis(那不勒斯)有关系，而“那不勒斯”本来是“新城”的意思(nea=new，polls=city)。然而，哪一個汉语读者能发现“拿破仑”和“那不勒斯”之间的关系呢?

从这种意义上看，汉字也许同样有“毁灭文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