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症绑架者

A

对于我来说，万蚁噬心般的疼痛，或者翻江倒海的恶心，或者随时随地会出现的幻觉，都已经不再可怕、不再重要了。当黄璨默默收拾好行李，默默递给我一个并不深情的吻然后转身离去的时候，我知道，我已经被宣判了死刑，很快，我就会在孤独中死去。如果不尽快做开颅手术，那么每一次昏迷、每一次睡眠，我都可能永远无法醒来。我不怪黄璨，我大脑内那枚鲜艳的、漂亮的、剔透的、像花朵一样美丽的小肿瘤不断啃噬着我的生命和黄璨的一切，我爱他，所以决定放过他。

没有明天的人，就会爱上回忆，而我竟然发现自己这30年竟没有任何值得回忆的片段，我所有记忆都是关于别人的。我忆起爷爷得癌症时，疯狂地把老家的院子挖了个底朝天，他只是想在临死前，把家里的老鼠斩草除根；我记得父亲得癌症时，每天傍晚都咬着牙坚持着和他的老伙伴下象棋，他输棋输了一辈子，临死前只是想赢一次。可悲的是，我连这样排遣恐惧的方式都没有。

终于，在某个绝望的早晨，我突然不想死了，起码不能这样干巴巴地坐着等死，我想活下去，竭尽所能。如果要活着，就必须做开颅手术，如果做开颅手术，必须有80万，如果要筹来80万，要么抢银行，要么绑架。

绑架吧，比抢银行简单些。

感谢全世界充满睿智的编剧和导演们，那些精彩的绑架题材电影，给我带来无限启发，很快我就制定出一套万无一失的绑架计划，相信我，这绝对是万无一失的。

当我成功把那个出生只有7天的小家伙从育婴房偷出来时，当我抱着他走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时，我突然莫名感动，泪流满面，那一刻，我觉得这个世界并没有抛弃我。

那个小家伙叫安翔，他的爸爸是“安嫁婚礼庆典公司”老板安靖，腰缠万贯。据说国内很多富豪以及明星的婚礼，都是他筹办的。我想，他很愿意花100万来赞助一个绝望的癌症患者，顺便买回刚出生的儿子。

我抱着安翔径直搭上飞往南方的飞机，将他放在一个好心人门口，然后像个忧郁的未婚妈妈一样躲在角落，看着那对陌生的老夫妇将他抱起来，看着他们读了塞在襁褓里的纸条，看着他们发出一声同情的感叹，然后把那个小家伙像宝贝一样捧在怀里，抱进家里。

严格来说，那对老夫妇也不算陌生人，他们是我前夫黄璨的大学同学的养父母，一对爱心泛滥的老人，10年前我刚刚成为黄璨女朋友的时候，曾到他家做客。而现在，莫说是这对老夫妇，就算是黄璨的同学，估计也早已不记得我了吧?

毕竟只是10年前的一面之缘。

B

襁褓里的字条：

我是个有毒瘾的采婚妈妈，在这个孩子出生之前，我一直都是不良少女。但孩子的到来改变了一切，为了他，我决定去戒毒中心。可是我无依无靠，孩子无处可托，恳请你们收留他一段时间，相信我，时间不会太长。戒毒成功后我会把他接走，并尽我所能支付你们这一个月的抚养费。请你们给这个孩子和一个决定改过自新的女孩一个新的机会，为了孩子能有个清白健康的将来，请务必保密。

感激不尽!!

一个渴望新生的未婚妈妈

C

电影里，受害人家属一般都会先纠结于报警或不报警，然后或主动、或被动让警方知道了绑架这件事，再然后呢，家属会先配合警方，最后为了家人的安全，又千方百计摆脱警方，虽然结局各不相同，但过程基本换汤不换药。

显然，现实和电影截然不同，因为是否报警这件事不是由安靖夫妇决定的。

如果不出我所料，首先发现婴儿床上的安翔变成了一个支离破碎的布娃娃的，应该是值班护士。她可能会尖叫一声，然后踉踉跄跄地冲出去叫人；她也可能会捂着嘴颤抖不已，然后发现布娃娃上面放着一张字条。

不管那个可怜的小护士会做出怎样的反应，我相信那张字条很快就会被人发现，随即，他们会马上意识到安翔被绑架了。安靖夫妇一定会愤怒、恐慌、不知所措，可不一定会报警。但是，医院一定会报警的，因为孩子在他们的育婴房被偷走，他们是要负责任的。

接下来呢，安靖夫妇会一边准备钱一边情愿或不情愿地配合警方调查，而警方也会从医院监控录像中找到有价值的线索――一个戴着口罩穿着护士衣服的棕发女人偷走了孩子，当然，那个女人就是我。

警方肯定会先将我的体貌特征输入数据库进行对比，然后从安靖的竞争对手、生意伙伴、熟人等等方面入手进行排查，这是一项庞大而艰难的工作，因为安靖的工作关系，他的社交范围非常广泛，朋友多、得罪的人也多，而且这些人非富即贵，要么有钱，要么有名。

可惜，我并不属于这些人，对于他们来说，我只是个患有癌症的陌生人。

警方肯定也会从“棕发”这一点入手，如果细心一点，他们就会发现我的头发从发根到发梢都是棕色，因此烫染的时间应该不长，所以附近的理发店也可能在调查取证、收集线索的范围内。如果这样的话，那些笨蛋就上当了，作为一个经常做化疗的癌症患者，是不可能有头发的。

我坐在临时租住的小屋里，调整好变声器，准备好秒表，拨通了安靖的电话。电话在15秒后才接通，显然，这15秒是警察们对眼神、打手势和准备就绪的时间。

我并没有像电影里那些绑匪一样，威胁他不要报警或者仿佛掌握一切的先知一样得意地说我知道你已经报警了，我只说了一句话“100万，晚上11点，中山路怀南广场肯德基餐厅，女厕所，你，安靖去。”

D

布娃娃上的字条：

听说，因为难产的关系，这个孩子的母亲再也不能生育了，对于我来说，这真是个好消息，不是吗?

E

警察和绑匪之间的游戏，绝对是不公平的。

比如说，我不可能就那么简单地在肯德基的女厕所和安靖交易，甚至我根本不会出现在那里，警察和我都深知这一点。不同的是，我可以在整个晚上都惬意躺在沙发上畅想病愈后的每一个明天，而警察们却不得不从早晨就开始忙碌，布眼线、放监控，做一系列烦琐的准备工作，虽然连他们自己也知道那毫无意义。

如果我是个健康的人，我可能会装作路人去欣赏一下他们的故作神秘的表演，可惜，我整个晚上都头疼欲裂，大脑中那朵小花一点一点地盛开，暴露出食人花的本性，“咯吱咯吱”地用它那尖细的小牙齿，啃咬着我的每一滴灵魂。是的，我灵魂正像泉水一样，一滴一滴地掉落在如墨的暗夜里。

我紧握手机，翻出安靖的电话，将拇指放在“拨通键”上，然后咬着牙等待疼痛过去，或者等待在即将失去意识的那一刻拨通电话。我蜷缩在沙发上，恍然看到黄璨冷漠地站在旁边，面无表情地说：“你的人生已经完了，求求你不要再毁掉我的。如果爱我，请放过我。”

我咬牙切齿地说：“我的人生没有结束，绝对没有!我会活给你看的!”

很庆幸，我挺过了一波的疼痛，当怒放的小花终于折腾够了的时候，已经凌晨3点了。我大汗淋漓地躺在沙发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还活着。

早晨的时候，我准备了丰盛的早餐，以便让自己有足够的精力与死神和警察继续周旋。中午时，我离开临时租住的小屋，准备回家拿几件换洗的衣物。走到住宅楼附近时，赫然发现楼下有四五个陌生人，其中两个守在单元门旁边，还有一个正在和我的邻居交谈着什么。

我那位可爱的邻居，一边指着我家的阳台摇头叹气，一边将嘴附到那陌生人耳边，低声说着什么。我猜想，她大概是在向警察提供一个被丈夫遗弃的癌症患者的行踪吧。

好吧，我不得不打心眼里敬佩警方的办案能力。很显然，他们已经发现绑匪戴的是假发，并以最快的速度排查了本城所有能买到假发的地方，顺藤摸瓜找到了我。

我微笑着耸耸肩，不动声色地离开小区，然后在附近找了一部公用电话，对安靖说：“很好，我想你们已经知道我是谁了，这样我们之间的沟通就更方便了，如果你想你的孩子活着，就必须保证我活着。你懂的，我随时都会死去，所以尽快准备好100万。警察肯定已经搜过我家了吧，那么，我书桌第三个抽屉里放着我的病历，衣柜左边有一个灰色背包。下午4点，把100万和我的病历装在背包里，背包放在水上公园游乐场过山车的存包处。”

挂了电话，我忍不住笑了出声，自从得知患上癌症之后，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开心过。

F

周末的下午4点，正是游乐场人最多的时候，我们那些敬爱的警察们，又要大忙一场了。这一次，他们觉得我肯定会出现在那里，因为他们认为我一定想尽快得到治病的钱。

可惜，我还是不会现身的。

就算得到那100万又有什么用呢?国内能做我这种开颅手术的医院就那么几家，而在本城，只有一家而已。我会傻到背着100万现金去自投罗网吗?或者，以我目前的病情，我还有精力和时间去国外治疗吗?就算我有，我可能顺利出境吗?

我的脑子确实生病了，但还没有病到愚蠢的地步，我压根儿就没想过拿到那100万。

给安靖打完电话后，我就躲回租住的小屋，有滋有味地窝在沙发上，边吃零食边在网上看电影，就像没生病时一样。

晚上的时候，黄璨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他很后悔离开我，他还爱着我，希望可以陪我渡过难关。看来，警察们已经找到了他，并希望用他来引我上钩，他们真把我当傻瓜了吧!

我只对黄璨说了一句话，就关机了。

我说：“很高兴你还爱着我，可我已经不爱你了。”

没错，现在我只爱我自己。

在之后的两天里，我关着手机，不出门不和任何人联系，让自己处于“消失”状态。每当疼痛来临的时候，我都会想象现在的警察和安靖一家该是如何抓狂，他们无法推测我下一次的交易时间和地点，他们一定很害怕我会突然病发死在谁也不知道的地方。

真好，自从癌症耗干了我和黄璨，以及我们双方父母的所有积蓄以后，几乎所有人都希望我早点死去。有一次，黄璨甚至建议我自杀，他说：“别再折磨大家和你自己了，你知道我们没办法弄到你的手术费，何苦耗着呢?如果你爱我，爱我们的家人……”

他说的是事实，我的病是一个无底洞，只有投资不会收到回报，反正也是死，早点死的话，还能令大家得到解脱。说真的，我理解他们，也不恨他们。可是，这种被亲人厌弃的感觉，深深刺伤了我。而现在，小安翔和他的家人，以及那些满怀正义的人们，都不希望我死。终于，在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一群人，期待我好好活着，起码，他们期待我不要死得太快太突然。

G

在“消失”后的第四天晚上，当疼痛再次来临的时候，我知道，我可能熬不下去了。我挣扎着爬起来，打开手机，“叮叮咚咚”一阵短消息提示音之后，我发现自己的短信箱已经满了，我想那些短信可能是哀求、谩骂或者威胁，但这都不重要了，我亦没有时间去一一欣赏。

我翻出安靖的电话，大口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说了一句话：“我在……春山路……193号，二楼……”说完这句，我已经失去了意识。

当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在急救病房里，满眼全是陌生的脸孔。安靖冲过来，按住我肩膀，吼道：“孩子呢?孩子呢?”

我痛苦地了一声：“在……一个木箱子里……”

“箱子在哪?!”

“在……”我再次陷入了昏迷，不过这次是装的。

病房外传来女人的哭泣，安靖一边大叫着医生，一边继续用力摇晃着我的肩膀，似乎只要他继续这么晃下去，就能把我脑袋中的小花晃出来似的。

在一阵凌乱的脚步声之后，有人拉开了安靖，然后医生们开始急救。

半个小以后，我假装醒过来，虚弱地说：“孩子……还活着……但是……”

我又昏过去了。我知道，人们对于“但是”后面的话，总是饱含期待，又充满恐惧的。我知道，此刻所有人都希望听到我“但是”后面的话，所以，我决定不再苏醒了。无论他们怎么急救，用怎样极端的医疗手段，反正在做手术之前，我绝对不会再醒过来了。

很快，门外传来激烈的争吵，争吵的内容似乎很复杂。

这家医院表示，他们已经尽力了，如果不马上做开颅手术，我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

安靖夫妇表示，给一个绑匪出钱做手术，太憋屈太不甘心了，他们要求弄丢婴儿的医院出这笔费用。

弄丢婴儿的医院表示，他们愿意承担一部分责任，但不是全部。

最终，他们达成口头协议，先给我这个可恶的女人做了手术，手术费用由安靖夫妇垫付，然后由法院裁定那家倒霉的妇幼医院该承担多少。

看吧，我早就说过，我这个绑架计划是万无一失的，不过到目前为止，还不够完美。

H

只是做完手术还不够，我还需要康复期间的陪护和医疗。

因此手术成功完成之后，我就被转到了监狱的医院继续观察治疗。

其间，我一直假装失忆。每当安靖夫妇觉得他们装在木箱子里的孩子可能已经被饿死或憋死的时候，我都会有意无意地假装想起点什么，透给他们一丝希望。比如那个箱子并没有放在无人烟的地方，比如我似乎请了个保姆照顾小安翔，等等。

几个月后，当安靖夫妇彻底失去耐心的时候，当他们已经不再抱有希望的时候，当我已经康复得差不多的时候，我才告诉他们安翔的真正下落。

我知道，在之后的十几年里，我都将在监狱中度过，不过我并不在意，因为我已经拥有了无数个明天。

可是，你知道的，癌症这种东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能会复发的，而那个时候，身处牢房的话，绝对没办法去绑架什么人。

但我并不担心。

也许，过不了几年，安靖夫妇就会发现他们找回的小孩并不是亲生的，因为在将孩子送到那对老夫妇家之前，我已经掉包了。

噢，那个时候安靖夫妇一定十分恨我，一定会来质问我，可是你知道的，我的癌症虽然好了，但失忆症并没有完全康复。

也许，当我脑中的小花再次发芽的时候，我会想起他们真正的孩子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