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文系的人

童年，在上海江湾路度过

我虽然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台湾人，却出生在上海，双亲很早便从台湾迁居于上海，我家八个兄弟姊妹当中，七人都诞生于上海，先后都在上海市江湾路的家长大。

当时，我们住的是日本租界闸北地区，那里面的日本人占着很大的比例，我们按学区划分，与日本儿童共同上学。我小学五年级以前的教育，都是在“第八国民学校”接受的。当时全校只有我和妹妹两个中国学生，老师和同学总是以奇特的眼光看待我们。

小时候，我相当好强用功，品行也优良。做一个小学生，最高的荣誉莫过于当班长，父亲勉励我们时，也总以当班长期许我们。那时很流行在学校操场上溜冰，溜冰鞋卖价很贵，我常常梦想拥有一双自己的溜冰鞋。父亲答应说，如果我能荣任班长，便买一双送给我做奖品。有了这个目标，我更加努力读书，而我的成绩也果真超出班上所有日本同学，然而那个日本男老师却只让我当副班长，因为我是中国人。我也就始终没法子得到一双发光的溜冰鞋了。

日本小学生往返学校都排队走路，我们经常会在路途上相遇，双方总是像仇敌似的，一方叫喊：“小东洋鬼子！小东洋鬼子！”另一方又叫喊：“支那仔！支那仔！”甚而会互相捡地上的小石子乱扔。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接着而来的是一片混乱的日子。我和弟妹们躲在二楼浴室的小窗口前，好奇地偷窥街上紧张而混乱的景象。我家门口插着一面簇新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国国旗，所以很安全。后来，汤恩伯将军来到上海。上海的台籍居民组织了一个同乡会，派代表到坐落于北四川路的前日本海军陆战队去拜会汤将军。他们要物色一个十来岁的女孩担任献花的角色。大概由于父亲也是代表之一，所以我被选上了。那天一清早，父亲一再提醒我献花的礼仪。战战兢兢完成任务后，汤将军好像还笑着摸摸我的短发。

次年二月，我们三家人共乘一船回台湾。离开上海时，天寒地冻。咖啡色的扬子江上，飘荡着一层冰凉凉的雾。从基隆乘坐舅舅来迎的汽车到台北，路途虽远，却丝毫不觉得疲倦。对于生长在上海的我来说，此地抬头可见的青翠山峦，毋宁是颇具吸引力的。我在心里反复地自问：“这就是我的家乡吗？”

初来时，我们住在东门町（今仁爱路一带）。头一天去上学，级任老师特别向班上的同学介绍，说我来自上海，希望大家待我友善。那时候，本省人喜欢叫外省人为“阿山仔”――表示来自唐山的人，同学们便管我叫作“半山仔”。光复之初，本省籍的国文老师多数上课时是用台湾话解释国语，这使我的学习十分困难。记得第一次考国文，成绩是三十分，我从来没有考过这样低的分数，真成了难忘的回忆呢！以后的日子，我加倍努力读书，努力跟大家学习带北部腔调的台湾话。逐渐地，我和别人的差距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才感觉自己真正融入了生活的环境里。半年后，北二女中招考新生，我幸而被录取。

青春时的反叛，令我报考了中文系

一次，我应邀到清华大学讲演，学生最后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何以今日文坛上找不到几位中文系出身的人？中文系的人都在做什么工作呢？”这个问题来得有些突然，而且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道尽的，我只好对他们说：“让我回去反省一下吧。”

说到我当年报考中文系的动机和经过，其实是有半带赌气的成分。那时候大专联考制度尚未成立，各校各自招生。每一个考生报名时只能填写投考某校的某一系科，若分数够录取标准，便考上自己所填写的那一系科，否则便是落第，绝无退而求其次的机会。

我初中和高中都就读于北二女中（今中山女中），高三以后文理分组，我任文组的班长。初夏时，校方为我们办理集体报名，投考“台大”。我负责收集班上同学们的报名表。我们那一班五十多个同学中，除了有一人填考哲学系外，包括我自己在内，其余全部填报外文系。当时我心中不知是生气大家与我同志趣，还是恼火自己与别人同志趣。于是，我用刀片小心谨慎地刮去了“外”字，改写为“中”字。后来，台大发榜，我的名字就出现在中文系的录取者中间。

当时确曾有些懊恼。因为我长期计划要读外文系，结果却因一时莫名的反叛心理而入了中文系。然而，人生有时真是不可思议。我不仅很愉快地修完四年的大学中文系课程，后来又继续读了三年中文研究所，毕业后，且留校任教，以迄于今。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你还懊恼读中文系吗？”我会十分坚定地回答：“绝没有后悔！”非但没有后悔，我实在庆幸自己入了中文系。因为我越多接触我们的古典，便越发现其中所蕴藏的丰富的知识和理趣，我的生活因而更加充实，使我感觉生为中国人的幸运和骄傲。

在个人涉猎我们的古典文学时，我经常发现借文字以沟通古今的一种喜悦。譬如《诗经》，在突破文字语言的障碍与差距之后，我们竟发现在那三百篇之中，活跃着超越时空的人类的感情和思想。而当我们读《天问》时，则又惊讶于那里面所提出的种种疑问，有些竟是20世纪今日的科学仍无法解答的难题。我们的祖先遗留下来太多可贵的文学遗产，钻研我们的古典文学，使我的生活变得忙碌而充实。这一条路是漫长遥远的，一个人穷其一生可能也达不到理想的终极，然而，每跨出一步便是一种新鲜的享受与收获的喜悦。

不过，在这里我要说明，中文系不仅只是培养古典诗文赏鉴的地方，也不仅只是一个诗或小说的创作班而已。那么，大学中文系的人到底在做什么呢？

我想中文系的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在传递我们的传统文化――从各个角度和立场，小心翼翼地承担我们的古典文学的保护者，甚至于发扬者。人类的生活虽然要求前瞻，但是也应该回顾；何况在前瞻与回顾之间，还有必然的连属关系。虽说“文化复兴”是全民众的事情，但这一份文化的薪火传递使命，读中文系的人理当更责无旁贷。

那时的中文系就像一个融洽温暖的大家庭

我读台大中文系的时候，文学院由沈刚伯先生主持，他可畏又可敬；系务由台静农先生主持，他开明而可亲，中文系的课程安排得十分丰富。当时，师长们的平均年龄在四五十岁之间，我们那一班中文系学生总共只有十一人，所以师生之间有一种极温暖的感情沟通。这种感情不仅表现在课堂之上，且及于教室之外。课外经常举行郊游活动或学术性的参观，不但全体同学都参加，并且也邀请师长和我们共游。

翻看旧照相簿，我还保留着一些极珍贵的相片。有一张游草山（今阳明山）的泛黄的相片里，从左至右依次是：那时尚未发福的台先生，戴着圆形墨镜拄拐杖的戴先生，看来十分年轻的王先生，以及头发仍乌黑丰多着一袭长衫的郑先生。另有一张游圆通寺的相片里，是一大群学生围着屈先生和许先生。屈先生在课堂上是颇严肃的，但郊游时他和我们随便并坐在石级上，使人觉得十分可亲。真难得许先生，他患有先天性的严重近视，虽然从一千多度的厚镜片后，也只能辨别学生的大概轮廓而已，但他有惊人的记性。他教书不需课本，同时又特别清楚学生们的个别生活情况，当然都是别人通报消息的结果，但也真亏他记得住许多细节！郑先生耳重，但我记得很牢，在课堂上他曾经同我们讲起听到冬夜雪花飘落积雪上的声音，并且还用手势和声音做逼实的摹描。我那时怎么也不肯当真，但现在我宁信敏锐的文人艺术家恐怕是天生另有一副心灵的耳朵，那种耳朵是听得到雪花飘落的声音的。郑先生也记性特佳，他甚至记得住学生们家里的电话号码，喜欢背给我们听一串串的数字。

我们经常去拜访教授们的家，许多书本以外的知识、趣味，乃至于为人之道，往往便在他们的书房或客厅里获得。同时，我们和好几位师母也都有亲密的来往，她们都待我们如子女。台师母的慈祥和蔼，王师母的健谈，相信大家都不会忘记；而董师母做的腊八粥和许师母的涮羊肉，更是毕业后无论天涯海角，总令人回味不已。

我觉得那时整个中文系就像一个大家庭似的融洽温暖。当时校方并没有规定导师制度的形式，然而教授对学生却有超乎导师的关怀与了解。年轻的学生有时并不十分了解自己的真正性向或特长，师长们常常给予我们适时的指引，使我们认清自己，发挥个别的长处，弥补其短处。我跟郑骞先生读文学的课程最多，学士论文的题目“曹氏父子及其诗”，便是他提示我，后来又费神指导我写作的。其后，我考进研究所，同班同学王贵苓和我被分到第四研究室，与郑先生在同一个空间之内，亲炙教诲的机会愈多。

那些令人难忘的师长

在台大中文系，我们遇见许多颇具特色的师长。王叔岷先生担任我们的国文老师，王先生当时很年轻，教书认真，略微羞涩矜持，眼睛总盯着远处天花板。他改我们的作文，一字一句清清楚楚，文后评语，时则几乎另成一篇短文。犹记得发还卷子阅读评语，总是充满兴奋期待。

中国通史，是由劳干先生教课。没有书，也没有讲义，全凭仔细听小心笔记。劳先生学问渊博，历史都在脑中。他总是笑眯眯上课，兴致好时，会把双臂前后甩动，好似为自己的演讲打拍子似的。

凌纯声先生是中研院院士，教我们“地学通论”，未免大材小用。那是我们唯一在文学院上的课。上课以前总有两个助教搬一大堆参考书放在讲台上，有英文、法文和德文书籍，我们如何看得懂？

当年中、外文系互有课程相调，且同班合上。中文系上外文系的“西洋文学概论”，外文系与我们合上“中国文学史”，两门课由两系的主任教授。英千里先生口才好风度佳，无论希腊史诗神话或是其他，讲起来都引人入胜，令我们陶醉入迷不想下课。我觉得学问已经在英先生身上化为筋骨血肉，而不只是书本文字了。可惜他后来因胃疾住院开刀，不再能为我们继续精彩的讲课。后半段由Father O’Hara及夏济安先生代上。欧神父幽默慈祥，对于圣经故事的讲解，与英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夏先生年轻而热心，课堂上认真教学，课下鼓励学生创作。《文学杂志》在他主持之下，培养了王文兴、白先勇、陈若曦和欧阳子等青年作家。我在二十岁出头时所撰写的论文能刊登其上，也是因为受到夏先生鼓励所致。

我第一次踏入系主任办公室求见台静农先生，是大一即将结束时，为了申请转至外文系。因为我最初的志愿是外文系，我向台先生羞怯嗫嚅道出转系意愿，他看我一眼，又仔细翻阅我的成绩单，说：“你念得很好嘛！不要转了。”我只得红着脸退出办公室，系也就没有转成。

其实，我上台先生的课并不多。大二必修的“中国文学史”，是与外文系合上的大班。台先生口才不如英千里先生，他采用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为底本，而每多补充意见。直到先生过世后，我们才看到他原来已经有一份用毛笔楷字书写的文学史讲稿，只是没有出版罢了。

大四那年，与研究生合上“楚辞”。台先生对古代神话有独特见地，于《离骚》《天问》诸篇，反复考索，进度甚缓，却令我们见习到一种为学的典范。当时的教学方式不重量而重质，台先生和其他师长都没有教学进度表，但我们所学到的是治学的方法与精神，使我们日后受用不尽。

我印象深刻的是台先生考学生的方式。他不喜欢出题琐碎，往往是一个大题目，令学生能够充分融会贯通，把整学期所读所思的内容整理表达出来。对于用心深思的学生而言，两小时的考试时间全不敷用，长长考卷密密字，有如一篇小型论文。许多同学坚持到最后一分钟，甚至恳求助教延长收卷时间。我也记得“楚辞”的期中考，是以白话文翻译《九歌》中的任何一首。试卷可带回家，且更可参考任何书籍，精确而流畅是给分的标准。这种考试的方式，既可测知学生的理解力，复得以观察其文笔如何，确乎一举双得。后来我自己教书时，也常效此法。

台静农先生豁达而开明的胸襟是我最钦佩的。那时同学之间谣传着：要做台先生的入门弟子，得先学会喝酒抽烟，台先生酒量之大与酒品之佳，为众所公认。每次拜访台先生的家，无论阴晴昼夜冬夏，他总有理由叫我陪他喝一两杯威士忌或白兰地，然后才谈正事或闲聊。台先生早年写过小说，记得是在大三的时候吧，我写了一篇取材于农村背景的短篇小说，请台先生过目指正。两天后，我满怀希望地去听取意见，讵料他直截了当告诉我：“内容构想都不错，只是里面的村夫村妇都像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我猛然醒悟，这是自己写小说的致命伤。我从小生活优裕顺遂，对于外面的风雨世界，只凭想象与同情，而未尝有过深刻的体验，无病如何能写出有深度的作品？从此便决心不写小说。不过，台先生还是经常鼓励我多写散文――自己内心的世界。只是，起初他颇嫌我文笔太过流丽，教我要往平实的方向努力才好。经过了年少好炫耀卖弄的时期，近来我自觉得已逐渐收敛，比较能够符合台先生的要求了。

台先生对我的另一个影响是鼓励我多从事翻译。大四那年，我选修了他的楚辞课，记得有一次，以白话文翻译《九歌》代替大考，台先生认为我写得不错。后来他知道我有日文的根底，更是时常勉励我要珍惜既有的能力，不断求上进。今天我胆敢以小学程度的日文根底加上后来的自修，竟翻译日本的古典名著《源氏物语》，我想当初如果没有良师的不断劝勉鼓励，我自己是没有这一份信心与勇气的。

郑骞先生著有《从诗到曲》，他在系里所开课程涵盖了诗、词、曲等广大的古典文学领域。我个人追从郑先生的文学课时最多。郑先生于各类文学的来龙去脉最重视，他的讲述最为细腻，时则又参与感性的补助说解。我们读他自己所编纂的课本，又仔细笔记。笔记隔周呈上，他都一一详阅评论，时或有一些鼓励及夸奖的长文。那样认真的教授，在当时及以后都是少见的。

郑先生也是我学士论文及硕士论文的指导教授。当时的大学生，到了大三暑假就得准备毕业论文题目，我拟就建安文学探讨，郑先生建议，不如以曹氏父子之诗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这方面，过去写作的人不多，而况当时信息之取得颇不易，唯一的办法是：逐一研读三曹诗文及史料，定期向郑先生报告心得，日积月累，遂撰成青涩的论文。虽云青涩，但字字句句都是认真摸索所得。初次撰写毕业论文，予我独立思考及布局安排的训练，委实是难得的珍贵经验。

以文学研究之领域而言，我们曾有过黄得时先生的“日本汉文学史”、靡文开先生的“印度文学概论”及董同和先生的“西洋汉学名著导读”等课程，恐怕在今日各大学的中文系所都是罕见的安排。靡先生早年在外交部，曾派驻印度。他精译的泰戈尔《飞鸟集》及《新月集》，那些美丽而富于哲思的诗句，引领我们感受异国情调的思维；奈都夫人的文字、史诗《拉玛耶那》，也有别于《诗经》《楚辞》，开启我们对于另一个神秘的古老东方国家的向往和好奇。

董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者，他在我读研二那年忽然开了一门新鲜的课“西洋汉学名著导读”。同学们都很好奇，但风闻要读英文原著，董先生又以严厉著称，所以人人裹足不前，未敢选读。台主任眼看那么好的课无人选，便指派郑清茂和我二人登记选课。

整个学期，董先生只要求我们精读James R.Hightower的Topicsin Chinese Literature。董先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严厉。他在自己的那间第六研究室上课，清啜的身子坐在堆满书籍的书桌后，偶尔会把双腿高搁于桌上，我们就看到他老旧修补过的皮鞋底。讲到高兴时，他常会干声笑笑，时则又从椅上快速奔走到对面的黑板急写几字。清茂与我各捧一书，轮流隔周做报告，然后讨论，听先生补充或批评。期末写一篇读书心得。我那时年少胆壮，相当不客气地批评了那本书的疏漏之处，讵料董先生喜欢，替我投稿于《清华学报》刊出。多年后，我访问哈佛大学，会见已退休的Hightower教授。他淡淡对我说：“我读过你批评我的那篇文章。那是我年轻时候写的书。”面色并无不悦。我回答他：“那时，我也很年轻。”

我初次遇见朱立民先生，是在文学院右翼属于外文系的长廊上，只见远处走过来一位高挺而衣着称身、彬彬儒雅风度的中年教授。二十多年前，学者们的衣着都相当保守，甚而有些土气寒碜才是正常现象。朱先生的时尚西装显得颇为与众不同，果然是英国文学博士，他的儒雅幽默，待人温文多礼，是有缘由的。

尔后未几，外文系有多位留学归来有抱负的学者倡导比较文学研究，设立比较文学博士班，创办《中外文学月刊》，又发动中文系与外文系教员参与比较文学会议的活动。我曾经和叶维廉教授同场发表过中国与西方的山水诗论文，叶庆炳先生和朱立民先生则共同谈谈中西文学中的鬼。朱先生的国语纯正，英文流畅，语气诙谐，寓幽默于严肃之中，使一场学术演讲充满了生动的气氛。

朱先生家住瑞安街，与我的家仅隔一条复兴南路，偶有开会聚餐等晚归的时候，他总是体贴而礼貌周到地送我回家。但车中所谈，每每也无非就是会议议题的延长而已。我发现说得一口字正腔圆国语的朱先生，原来上海话是他的母语。而他也得悉祖籍台湾的我却出生于上海。从此，偶尔见面时，朱先生会夹用几句上海话与我交谈，令人感觉有一种比较轻松的氛围。

除了研究和教学的专长之外，朱先生又禀具行政能力，所以他曾任外文系和研究所的主任兼所长，其后复又出任文学院长。教书以外的许多公务必然是十分辛劳的，有时也还会不期然地相遇于长廊上，我却注意到朱先生英挺的身影逐渐有些驼了，潇洒花白的两鬓，也在不知不觉间浸成一头银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