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病案:活着的历史等

悬壶济世85载，北京协和医院日积月累留存下240万册病案，它们或复杂或简单地记载下中国人与疾病博弈的故事，这座世界少有的“病案图书馆”不可复制，在社会学家看来，“这就是一部活着的历史”，百年病案不仅是西医进入中国后的发展变化历程，更是“身体史”研究的最原始资料。

因为特殊的医学地位，也因为是人都会病，85年来过往于此的海内外名人望族不计其数，这些“著名病人”的病案也被典藏其中，如今它们也逐渐走出历史的尘封，被有限地开放。

协和里的著名病人

陈　焱

秋日的北京协和医院内，一个原本只为医生们小范围开放的“协和优秀病案展”，因为煤体上制造的“协和名人病历档案揭秘”、“协和展出特殊病案”等耸动标题，而引起了许多业外人士的关注。这个“特殊展览”展出的是协和医院自1921年建院至今日5年来的优秀病历，旨在教育年轻医生规范书写病案的重要。协和悬壶济世85载，而病案整理史已有92年之久，从正式建院前的洛克菲勒时代至今，日积月累，竟保存了240余万册数量惊人的病历档案。

大批珍贵病案走出历史尘封成为最大看点，其实只是以标题的形式简单地出现在展板上，但国标注着梁启超、孙中山、、张学良、宋氏三姐妹、爱新觉罗・浦仪等历史名入，即便只是片言支语，也足以吸引好奇日光无数。加之展板上还列举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等国际友人的病案以及一些已载世界首例、中国首例疑难重症病例及罕见病例的病案等等，这样的身世，这样的数量，难免要被深度好奇者追访和挖掘。

突破封闭，有限开放

静立正京城最繁华的东单街市，端肃容颜的协和医院9月16日迎来了85周年华诞。这个建院于1921年闻名于世界的医院，上个世纪初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创办，前身为著名的协和医学院。

洛克菲勒的意愿是在东方建一座世界一流的不逊于欧洲和美国任何一所医学院校的医学殿堂，学校选址在距北京紫禁城一公里的豫王府，美国设计师保留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用青砖、绿瓦、雕梁、画栋构筑了13座美丽的大楼。

而今，在王府井时尚的新东方天地玻璃幕墙后，老协和医学院绿色琉璃瓦顶的旧楼犹在，古建筑保存之好犹似故宫某处建筑遗落于此。绿荫环护中的庄严神秘医学殿堂即便是对于多年的行医者而言也似乎是个高不可攀的医学圣地，而对于普通入来说这个地方就是一所著名大医院。

院内，协和病案室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病案展览从日月10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有秩序地通过预约开放着，包括林巧稚、张孝骞在内的很多协和大家手书病案首次公布引人注目。“最初只是想让协和的年轻医护人员参观，没想到引来这么大的关注。”组织安排这次展览的协和医院病案室主任刘爱民称，预约已排到了10月后，外地的一些医院还发出了希望协和去全国巡展的邀请。

240万册病案的公布以及部分内容的亮相引来的关注恐怕只是一时，这些历史病案有的甚至已在协和病案室仓库里躺了92年。因具有医学、文化、历史等多重价值，这些堪称“活着的历史”的珍贵病案一直以来也与“名教授、图书馆”并称“协和三宝”，但相对“名教授、图书馆”这些开放资源，病案同其自身所需的封闭性长久以来并不为外界所熟知。作为见证中国卫生事业发展与进步的医学院所，协和85载收治病人数量之多难以精算，而有文宁可考的病案恰恰是历史最好的印证。

梁启超被“错割腰子”始末

协和医学地位之显著，病历上留下的名人病史记录是一佐证，这里留下的名人病案数量之多也为中国其他医院所无法比拟，逐渐被披露出来的著名病人让病案展多了几分悬疑和看点，实际上，协和所展示的不过是展板上露出的他们的病历封面而已，并没有翔实的病理记载。在这些著名的名字中，排在最前的是梁启超。

梁启超1929年1月19日病逝丁北平协和医院，有关他与协和的往事也曾散见于一些报章。在梁启超之弟梁仲策发表于1926年5月29日《晨报副刊》的《病院笔记》中就记载了梁启超在协和看病的一些经过：1926年3月8日，因尿血症，梁启超入住协和医院。他得病多年，家人屡劝就医，总嫌“费事”，但在入院前一天，忽然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终于同意检查一下。经X光透视，医生见右肾中有一黑点，诊断为瘤。梁仲策问主治医生：“不一定是癌吧?”医生答：“不一定不是瘤。”再问：“怎么治”再答：“全部割除。”手术后解剖此肾，果见其中有一大如樱桃的黑点，但却不是瘤症。要命的是，病人尿中依然带血，且检查不出病源所在，于是复诊为“无理由之㈩血症”。此后梁于4月12日出院，在医院计35天。

文章发表后，“梁启超被西医医错腰子事件”旋即引发了包括鲁迅在内诸多名家加入战团的“中医西医孰优孰劣”之争。而论战最引人刮目之处却是，作为“受害者”梁启超也在《晨报》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西医科学辩护：“右肾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据当时的诊查结果，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它)‘罪不该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但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他还肯定西医的医疗是有效的：“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

梁启超这些辩护大有深意，他“旧社会上或者因为这件事对于医学或其他科学生出不良的反动观念”。梁启超终生笃信科学，他为西医辩护，便是为科学辩护。“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3年后的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再次住进协和医院，最后在该院病逝，其病历至今完整地保留在协和病案室内。

孙中山病案被日本人“借”而不归

在协和门诊楼四层的病案室仓库内，数以万计用牛皮纸袋封存的病案被整齐地插放在病案柜内，近四十排的病案架将这个楼顶仓库占据得只能留有工作人员查找病案的有限空间。

浩如烟海的病案查找起来并不困难，“所有病案都按尾号排序加色标的分类方法，工作人员可以随时准确地抽调所需病案。”在协和病案室工作将近半个世纪的第二代病案室负责人马家润老人对这里再熟悉不过：“邓小平、孙中山、都在这儿看过病，不过，他们的病案并没有单独列区。”指着身后一排徘病案，马老说，名人病案并不特殊保管，“因为单独处理更容易暴露身份，不利于保管”，

从92年前开展病案管理这一工作始，协和里的病案没有一份遭遇销毁，但丢失过，名人病案是被偷或被借的重点。现存的孙中山先生的病案就并不完整。

有关孙中山病案，有两个方向内容值得了解：一是孙中山究竟得什么病而逝?二是日本人是怎么偷走他的病理报告的?

曾经整理过孙中山病案的马家润老人回忆称，“孙中山病案标号为‘9954’，英文书写，上面记载显示：‘孙中山先生最后一次住院的时间为1925年1月26日。在此之前的10年中，他曾有过消化道不适的症状。而在此之前的几个月中，他的上腹出现了一个包块。随着包块的增大，孙中山先生越来越感到不舒服，身体十分虚弱。1925年2月18日孙中山出院，出院诊断为肝癌，3月12日正院外逝世。”’

“孙中山逝世后，遗体被送入北京协和医院病理科进行尸体病理检查，尸检病理结果证实孙中山为胆囊腺癌伴有胆囊管梗阻，直接扩展到肝及横膈。”马家润况。

但半个多世纪以来，多家媒体、文字材料都记录孙中山死于肝癌。马老称，澄清这一误传是在7年前。“1999年海峡两岸学者讨论交流孙中山先生的历史事迹，台湾的学者一直认为孙中山死于肝痛，协和医院参加研讨会的代表展示了孙中山的尸检病理报告，报告了其病死于胆囊癌的真相。”这―重大消息的使台湾学者非常惊奇，看到病理报告的台湾学者确信了孙中山死于胆囊癌的事实，死于肝癌的说法得以澄清。

与孙山山死因之谜相并而引人关注的还有关于其病案被日本人借走不还的历史事件。

目前在协和医院保存的孙中山先生的病历为全英文，报告上孙中山先生的名字为“孙逸仙”。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技术人员曾来到协和医院病案科，对病历进行了拍摄，对纸张的质地、薄厚、颜色等各项指标进行了鉴定。这份病案包括封面、首页、尸检病理报告，连图片在内共有13页，但这只是整个病案的一小部分，其余的在1942年被日本人借走，至今未还，

日本人是怎么借走孙中山病案的?马老讲述：“1942年，日本曾接管过一段协和医院，大概是3月2口那天，日本人把孙中山病理检查标本、肝脏检查的一个标本一并拿走，只留下了个借条，但现在那张借条也丢了。”

1931年协和里的张学良

1931年张学良曾在协和住院多日。他在这年5月赴南京召开国民会议时感染了伤寒。返回北京后，病情加重，经德国医生诊治，建议入院治疗。6月1日凌晨，发烧已陷昏迷的张学良离开了在北京西城区白塔寺顺承王府的家，住进协和医院。

保护病人隐私是医生的至上原则，不能探究名人隐私成为所有采访者要遵照执行的要求，医院保持了对具体内容得体的缄默。但有关张学良在协和的具体情况并不是无径可寻，相关文字记载提供了细节交代。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召开了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会议决定不能抵抗，得用和平的方法、用外交斡旋的方法解决。多午后的1991年5月，张学良在纽约回忆那段历史，他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有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干、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

有记载称：1931年9月17日，仍在协和医院住院的张学良见了三位客人，他们给张带来了远在山西的阎锡山的消息。这一天，在北京协和医院已住院治疗三月有余的张学良气色已近正常，随着病情一天天的好转，也开始慢慢处理公务。张学良是在5月赴南京召开国民会议时感染的伤寒，如果不是这场病，他此番的南京之行堪称完美。

据《张学良年谱》载，他当时不仅会见了等一千政要，还与南方、中南，盐业等四大银行商谈来东北投资兴办实业之事。在此期间，频频接受媒体采访或当众发表演说的少帅多次表达了他对国家“和平”、“统―”的愿望。5月20日离开南京时，亲临机场欢送这位“中华民国海陆空副总司令”、仅次于自己的二号人物。日天后，张答应借给讨伐广东的20架飞机就飞抵北京。返回北京后，张学良的病情有所加重，6月1日住进协和医院。张学良住院后，由张学良指定的5人负责处理一般政务，因为张学良的病，对广东方面的讨伐也不得不延期。预定在6月4口与张学良联名正式发表讨伐广东令，因必须得到张学良的同意，特派张群赶赴北京，面呈的亲笔书，但因张病重而不能见面。

如今，张学良的英文病历仍与、孙中山、宋氏三姐妹等人的一样妥善地保存在协和病案室的铁柜里。据马家润老人回忆，张学良当年住的是协和医院琉璃瓦覆盖的“老五楼”，这栋美国人建造的有80余年历史的建筑至今仍然在用，而张的病房几经修缮，现在也还是高干病房。

修养中的被惊动

在协和留下病历的名人还有、宋氏三姐妹、张学良、高君宇、石评梅……

作家叶永烈也曾通过病案挖掘过与协和的故事，在他《长征途中惊动了正在北平协和医院修养的》一文中有这样的记叙：这里(协和)保存着的和宋美龄的病历显示，他们同时在1934年10月上旬住进北京协和医院高等病房。怎么会和宋美龄同时患病，同时住院呢，病历显示，夫妇并无大病。他俩是在10月初下了庐山，前往北平。当时报纸登载，在北平视察，并接见原东北的军政要人莫德惠、王树常、马占山等。在看来，第五次“围剿”节节胜利，各军正稳步向瑞金推进，红军失败已成定局。于是，他得以宽心，也就飞到北平来了。由于他乃“党国要人”，因此一到北平便陷入应酬的漩涡。一连几年“剿共”，忙得他焦头烂额，难得歇一口气。于是“称病”，和宋美龄一起躲进协和医院高级病房，一边全面检查身体，一边难得清静一下。

病历上记载，蒋氏夫妇是在1934年10月16日双双匆匆出院。那时南昌行营发来急电，报告江西中央苏区的异常动向，惊动了。于是他和宋美龄登上专机，赶往南昌行营。南昌行营一片哗然，的部下们正在那里对红军的动向你猜我测，众说纷纭。

因为是名人就成了著名病人，他们在医院里的一举一动自是引人注目，为了避免干扰正常的工作秩序，也为自己不被打扰，来看病的名人通常比较低调。“总理就来过协和一次，来看眼科，当时走的还是偏门，主席没来过协和，他看病有中央保健局的同志们负责，他不出来。”整理将近半个世纪的病案，协和过往过哪些名人，76岁的马家润老人都烂熟于心：来看过病，张孝骞教授给他看的；彭真的夫人和邓颖超都是林巧稚教授的老病人，邓颖超的病案号是“508019”；邓小平、杨尚昆、刘亚楼(开国上将、空军司令)、王崇伦(著名全国劳模)、宾努(柬埔寨前首相)，德田球一(日本共产党领导人)、栗本君代(日本著名乒乓球选手)，这些人都来协和看过病。

“连体奇人”的传奇故事

240万册病案在库房内被整齐收纳，除去那些闪耀着名人光环的病案外，协和日5载收治的国内疑难杂症无数，这些都可以在协和病案中寻到踪迹，展板上简单的记述，背后都可能是个极具价值的医学进步。

1956年12月，协和接诊了首例连体患者刘氏兄弟。据说，这是中国医学史上记录最早、最完整的连体人手术。据记载，刘圣阶兄弟系江西人，胸前由一个拳头大的肉桥相连。9岁时，他们曾游历欧洲各国和南洋群岛―带，后回国读书，18岁时各娶一妻，各生一子，并一度前往广州、上海、北京等地展览。从病案看，刘氏兄弟1956年住院诊断为双人畸形；1957年做了剑突联胎分离术，其中一人死亡，一人存活。

“这对兄弟到68岁以后才做连体分离，存活者活到了77岁，手术10年后。我们的病历对他们的记录一直到最后。”协和病案室主任刘爱民称，“这份病案采集的信息包括他们着清代服饰的照片、剪报，采集到那种程度，就是为了说明，我们采集病历的方法是延伸的，前后都延伸到尽可能最早和最晚。”

病案记录下的这―“市井奇闻”成为国内最早连体人手术的见证，它不仅具有医学研究价值，更具有史学研究价值。刘爱民说：“这份病历非常完整，分析起来就非常有意义，可读性也特别强，有助于建立一个完整的临床思维。”

在这份刘氏兄弟病案中还有这样的问答：你们的母亲是如何生下你们？是否难产？

不详，但母亲没有因分娩而死亡。

你们如何娶妻生子?

与其他人一样，只不过一起结婚。

你们的爱人是否也相连，或是双生姐妹?

不是，她们俩姓都不同更不是相连。

一人受着痛苦，另一个会感觉到吗?

一个人受了痛苦，另一个不会感觉到。

一个人吃饱了食物，另一个会饿吗?

会饿，我们都是各吃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