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入世,“神”也要入世

按照WTO协议第12条的规定，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成为WTO的第143个成员。中国正式入世，除了对我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现代化建设将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我国参与WTO首轮贸易谈判的资格、身份、深度和决策力度等将产生积极的作用。这不仅可以奠定中国全面参与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法律基础，而且也为我国参与制定21世纪的国际经贸游戏规则提供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机遇。

从“份外”到“份内”

所谓法律基础主要是指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从心理和感觉意义上讲。1949年新中国诞生到1980年，中国事实上与GATT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中断关系长达30多年，徒有GATT创始缔约方的资格。只是到了80年代初期，我国通过与联合国贸发会议和GATT共管的国际贸易中心以及“多边纤维协议”发生了一些业务上的交往，才间接地与GATT取得了联系。在这30多年期间，既然没有任何交往和联系，也就谈不上心理上的感应。心理感应的开始就是从1980年我国与GATT发生了间接联系后才开始出现的，而且这种心理感应所形成的心理压力伴随中国于1986年7月提出复关申请而与日俱增。这种心理感应的基础，是我国从1982年到2001年12月11日长达近20年期间，一直作为观察员来列席GATT和1995年后的WTO所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在GATT和WTO于日内瓦总部举行的诸多例行会议上，作为观察员既不是正式代表，又无发言资格，似乎在干不是自己“份内”的事情，而最大的心理反差与压力主要产生于我国代表团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几次GATT和WTO的重要部长级会议。在这样举世瞩目的重大场合，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只能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地坐在观察员席上听正式成员代表（包括香港代表和一些小成员代表）的发言，而且还有时遭某些成员代表的冷语与白眼，这种眼神似乎在说：“没你什么事，瞎掺和什么！”所以说，去年11月11日，WTO第四届部长会议主席卡迈勒先生手中木槌的一起一落，敲醒了世界，也敲醒了中国，同时也敲走了中国人参与GATT和WTO事务的心理反差和巨大压力，中国将以正式成员身份来堂堂正正地参加WTO首轮谈判和WTO所举行的一系列例会，这是“份内”的事，而不再是“份外”的了。这一“份外”到“份内”的重大转变正是由于入世而提供了坚实而稳固的法律基础。

从第二个方面来讲，入世所形成的法律基础，为中国积极而全面地参与WTO首轮多边贸易谈判提供了所有应具备的条件。其一是可以对WTO协议的实施情况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形成自己的立场；其二可以对WTO协议中的固定议程谈判提出建议和案文，如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后续谈判等；其三可以针对WTO体制和规则本身如原产地、反倾销、争端解决等提出修改、完善的建议和方案；其四，可以就53年多边贸易体系中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如限制性商业惯例、民间介入、政府采购、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和地位以及环境与贸易等提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观点和立场；最后可以就分歧较大的所谓新议题如贸易与投资、贸易与竞争政策、电子商务、贸易与劳工权利以及贸易与腐败等发表既符合自身经贸利益，又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看法观点，并提出自己独到的建议和案文。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中国正式入世恰好处在中国改革的关键时期，又逢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和WTO首轮谈判的开始，从旁观列席转向正式参与，如何在不同于政治联合国的经济联合国中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发挥作用，这是一个极具技巧和策略的问题。

首先要客观、冷静地认识到WTO是“经济联合国”，不是“政治联合国”，参与“经济联合国”的日常工作，无论是例行会议，非正式会议，还是正式会议，都应该按照WTO议事规则、议事程序来进行和处理，不能一味地进行这斗争，那斗争。斗争是为了合作，为了利益，为了发展，不能为了一些不着边际的原则，甚或遥远的理想而进行无谓的斗争，这样只能给我们的事业带来灾难，有损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经济外交领域要进一步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以及“永不当头、韬光养晦、埋头苦干、发展自己”等重要思想。

其次要全面、客观地认识WTO的性质和作用，准确把握改变“国际经济秩序不合理、不公正”的状况，靠的不是怨天尤人、动口声讨或者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靠的是积极参与，在参与和合作中改变命运，在参与和合作中改变自身制度与政策安排的缺陷，重在强调经济发展落后或者经济边际化的内因，而不是外因。与此同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发达国家把握世界经济发展主动权和经贸规则制定权的现实有一定的规律性，势将长期存在下去，不能抱有侥幸心态，不能把未来当现实。另外，WTO在处理和协调成员间经贸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无论怎么大，但终归是一个国际经济组织，多边关系尚不能完全替代双边关系的作用，而且WTO不过是一个平台或舞台，WTO既不是超国家的万能组织，也不是一个慈善机构，它重视的是程序和规则的公平，尚无法确保结果和效果的公平。

第三，中国代表团无论是参与WTO的例行会议，还是参与新一轮的谈判工作，应始终采取一种“对事不对人”的指导策略。在当今WTO异常活跃的经济舞台上，“没有永恒的角色，只有永恒的优胜劣汰”；“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入世后中国将直面和参与各类议题的磋商和谈判，必须首先搞清楚自身利益所在和各个利益集团的内在脉络与复杂关系。有时在某一领域可能是对手，换个时间在同一领域又可能是同盟或伙伴；在某一问题上是敌人，在另一个问题上又可能是朋友。因为经济和贸易利益在一个日益全球化和政策一体化的世界中往往是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所以要对“事”（议题、领域、立场和案文），不能对人（成员、利益集团）。只要某一项议题，某一项建议，某一个案文符合中国的经贸利益，不管是谁提出来的，是发达成员，还是发展中成员，中国均应采取积极的态度，不能贻误战机，丧失主动；反之，也是这样。在WTO活动中，中国应发扬在联合国贸发会议中的作为独立一方的做法，不依附于任何利益集团。但是为了从自身利益出发，抬高要价能力，提升谈判地位，强化参与意识，中国也应视情况参与某一利益小组或集团，在不同的利益上寻找自己不同的盟友。

第四，在两岸四地都成为WTO成员后，鉴于当前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形势并结合WTO发展的自身特点，从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战略高度出发，应积极推动两岸四地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步伐。两岸四地按照1994年GATT第24条和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规定，尽快建立起规范的自由贸易区，可以起到“一石四鸟”的重要作用：一是通过推动“三通”，实现两岸四地经贸合作的互动与加深，充分发挥四地的各自优势，逐步形成物流、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统一大市场，由此达到资源、要素的优化整合，产生巨大的经济功效；二是可以获得在自由贸易区内相互提供广泛而实质性优惠待遇的合法基础，而不至冒违反WTO最惠国待遇这一核心原则的风险，从而加速两岸四地的经济融合；三是通过贸易合作、投资合作和技术合作而带动的经济融合，必然有利于两岸四地之间的文化、教育与社会等领域里的交流与沟通，进而加快两岸四地的趋同性；四是通过两岸四地自由贸易区的成功建立与合作，不仅可以提升四地在WTO首轮多边贸易谈判中的地位和要价能力，而且也可以促进东亚区域合作尽快启动和建立。

第五，入世后中国代表团参加WTO各项谈判所制定的原则、立场和具体方案应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产业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规划，应牢牢地扎根于中国的工商界。脱离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不了解企业家的关切、关注和利益所在，为谈判而谈判，为原则而原则，甚至为斗争而斗争，那么中国入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就要大打折扣，而且造成各项谈判提案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使谈判与中国工商界密切相联，实现良性互动，必须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建立起运作灵敏、急企业之所急、想企业之所想的规范而成熟的行业协会，使行业协会成为企业与政府联络与沟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如同神经中枢一样渗透到中国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企业有什么头痛发热，有什么疑难病症能够及时地反馈到政府层面和贸易谈判代表，并为我国参加WTO各项谈判提供第一手的基础事实和资料，从而准确无误和有的放矢地制定出适合中国经济发展和工商界利益的谈判立场和方案。

最后，必须正确、客观和全面理解履行入世承诺和义务的涵义。入世后，中国参与WTO各项事务、各项磋商和各项谈判，不能机械地理解就是守住自己的阵地，把住自己的利益，或者只要我国严格履行了开放市场的承诺和WTO协议的规定就算完成了任务，一了百了了，一劳永逸了，万事大吉了，从而采取一种防守、抵御、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消极战略，这实际上无异于在阻碍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主流和经贸规则制定的进程。中国入世后，除了履行承诺和把握自己的切身利益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大胆而广泛地吸收与借鉴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和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当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与管理经验，也就是说“形”入世的同时，“神”也应该入世。（本文作者系上海WTO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