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与出世

摘要：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之路就是出仕从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而优则仕”，这是他们的人生轨迹，也是他们的唯一理想，唯一价值取向。那么当这条路不能走通时怎么办呢？下面浅谈我的看法与见解。

关键词：古代；知识分子；入世；出世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21-0257-02

《赤壁赋》是苏轼的名作，千百年来，以其情幽、景美和情怀的旷达被世人广为传诵。然而这些文字真的仅就是即情即景的人生感悟，抑或是隐秘地表达了作者现实中被贬黄州的政治心结呢？文章开始讲了在一个有月亮的美丽夜晚，诗人与朋友泛舟赤壁，情调是很欢悦的，两人“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他们为什么要“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呢？这两句诗都出自《诗经》，其内容都是讲对美丽女子的追求，这个女子“在河之洲”、“劳心悄兮”，让人思念万分，所以下文无怪乎，他们要“纵一苇之所如”，即使对岸如此遥远，他们也不在乎“凌万顷之茫然”，依旧充满信心，充满快乐，并感到“飘飘乎如遗世而独立，羽化而登仙”了。他们“饮酒乐甚，扣舷而歌，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于怀，望美人兮天一方’”两人划着船，荡着月光，快乐的向彼岸驶去，然而快乐戛然而止，他们突然觉得情长路更长，彼岸太遥远，无论怎么划，美人总是可望而不可及，爱情总在遥远的对面，他们只能“望洋兴叹”，而“求之不得”，所以他们转喜为悲，“声呜呜然，如诉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悲泣之声，在江面和山间久久徘徊。

他们为何而乐为何而悲呢？真的是美人吗？略有古文化常识的读者都会知道，在古代士人那里，美人常常用作国君的代名词，据说这是从屈原开始的，所以苏子悲的不是美人，而是国君——是国君的不青睐自己，也即自己从政入仕的不得。

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五年（1082年）秋，苏轼游览黄州附近的赤壁，写下了这篇《赤壁赋》。想当年兄弟二人共登龙榜，名动京师，甚得君欢，“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壮志凌云。而如今远谪僻乡，父离弟散，这篇文字正是苏轼仕途失意的真实写照。这里诗人运用骚体的形式，仿效《湘君》和《湘夫人》的内容（同样是爱情失败的故事），来模拟屈原；同时又想到喜欢唱“幽壑舞蛟”的李贺（李贺有诗“老鱼跳波瘦蛟舞”）和为“孤舟嫠妇”泣下沾巾的白居易（《琵琶行》），同他一样都是仕途不幸，被国君远弃的人。

想到这里，“苏子愀然，正襟危坐”，用贾谊的口吻（这里的主客问答的情境设置让我们想到贾谊和他的《鳆鸟赋》）问道：“何为其然也？”这是问客，更是自问。诗人陷入沉思。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之路就是出仕从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而优则仕”，这是他们的人生轨迹，也是他们的唯一理想，唯一价值取向。那么当这条路不能走通时怎么办呢？苏轼想到曹操，就像在《念奴娇·赤壁怀古》想到周郎，他们都有着让人羡慕的光辉政绩，文治武功，“固一世之雄也”，但怎么样呢，他们依旧不能永恒，“大江东去，浪淘尽”了。既然“平天下”的政治功业不能永恒，也就不值得执着，这样苏轼就走出了那个社会为士人设定的生命程序，也便走出了贾谊李贺的命运——他们都因生命的不得志，入仕从政的不得，郁郁而终。而苏轼明白了仕途不是人生的唯一真理，生命不应是这个社会价值标尺下的牺牲品，生命只是生命，“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样，苏轼就走向了关于生命本身的永恒——他不是来自政治功业，而是来自生命本身，来自于“大道周天”的自然永恒，这当然是道家思想——这让他懂得生命，从而宽容生命，善待生命：“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想到这里，他又很高兴了，不再去追求“美人”，也不再为对“美人”的追求不得而黯然泣下。而是与朋友尽情地快乐，在船上度过这个美丽的夜晚。这样，诗人完成了从历史上的文治武功，到宇宙人生的思考，也从入世走向出世。生命如水月，美丽总在遥远的彼岸；生命如水月，在变幻中坚守永恒的真谛。同样是这江水，同样是这轮月，让他想到“美人”，缧系世俗的烦恼；也让他透悟人生，找到生命的答案。

黄州时期是苏轼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他给我们的文学史留下了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临江仙》（夜归临皋）、《寒食雨二首》等一系列光辉篇章。

苏轼在这一时期的词文中强烈表达出对生命的思考和领悟，他知道生命最终会被“大江东去浪淘尽”，即便是“千古风流人物”——风流如周郎，潇洒如孟德，不也在“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了”吗？“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生命是渺小的，苏轼却常常在词文中塑造出“大”（事物，景界），这是苏轼的豪放；但“大”是“小”的生存背景，“大”的目的是衬托出生命的渺小——当你明白了生命原来在宇宙间是那样微不足道，你的生命就会瞬间澄清；你的浮躁、焦虑、狂热就会瞬间冰释；你就会懂得生命应该坦然。

比较一下李白，我们就能更深刻地体会这一点。李白也喜欢在诗中塑造出“大”，这是李白的夸张，也是李白的豪放；但不同于苏轼，李白是大事物的征服者，傲视者，他可以“连弩射海鱼”、“跨海斩长鲸”，可以直面“黄河之水天上来”、“飞流直下三千尺”；他从与大事物的对峙中彰显出自己的高大，这是崇高。康德说，崇高就是对可怕的事物采取不害怕的态度，这是李白。李白把自己比喻成大鹏，在他心里，这只大鹏是宇宙间绝对的强大者，“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蹇却沧江水”。

然而当我们整体分析苏轼这一时期的作品时，就会发现，他总是反反复复地述说着从入世到出世的内容，其实，这正说明，苏轼此时正受着“入世不得，出世不甘”的矛盾的痛苦，这种矛盾带来的痛苦造成了苏轼这一时期作品的内在张力，也说明苏轼还有待于走向真正的“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澄明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