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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坛经》作为唐朝重要佛学宗派禅宗的宗经宝典，在中国佛教中地位独特。其内容极其丰富，涉及皇室、士大夫、普通百姓等多个社会阶层对佛学的认知。士大夫作为重要社会群体，其与佛学的关系在《坛经》中多有呈现，以《坛经》为载体，探寻士大夫与佛学的关系，对于全面呈现出唐代士大夫的佛学风气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坛经》士大夫 佛学风气
中图分类号：B9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9-0000-01
《坛经》作为唐朝重要佛学宗派禅宗的宗经宝典，在中国佛教中地位独特，是绝无仅有的一本被称作“经”的由中国僧人撰述的佛典。其在流传过程中出现多种版本，目前学界普遍认同的大概有敦煌本、惠昕本、契嵩本、宗宝本等。而宗宝本作为明代后唯一的流行本认可度最高，共分行由品、般若品、疑问品、定慧品、坐禅品、忏悔品、机缘品、顿渐品、护法品、付嘱品十品。其从许多细节或侧面呈现了社会各阶层如皇室、士大夫、普通民众对佛学的态度。全面解读《坛经》的思想内容，不仅有助于认识整个禅宗精髓，对系统了解唐代的佛学风气亦有意义重大。本文从一个方面切入，主要探讨宗宝本《坛经》中士大夫与佛学的关系。
郭绍林先生指出，唐代士大夫是个广泛的阶层，在文献上有绅、朝士、士人、文士、士子、儒者、衣冠、大夫等不同称谓。其在书中所提的士大夫是指以修习儒家著作而安身立命的文人和文人出身的武官，身份不再分士族、庶族、簪组、布衣。[1]由此界定，《坛经》中所述士大夫除了统称的官僚、儒生，有具体官职或名字的有：韶州韦刺史、江州别驾张日用、四品武将慧明、儒生刘志略、魏武侯玄孙曹叔良。
一、士大夫崇佛的表现
《行由品第一》所述：时，大师至宝林，韶州韦刺史与官僚，入山请师；出于城中大梵寺讲堂，为众开缘说法。师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余人、儒宗学士二十余人、僧尼道俗一千余人，同时作礼，愿闻法要。
此处所述的是慧能为官僚、儒士、僧俗开坛讲法时的宏大场面。由此我门可以得到以下信息：1、韦刺史及官僚主动邀请慧能为其开坛讲法。2、当时场面宏大，所到人数一千余人，更有敦煌本记载是万余人。试想，千余人云集大梵寺，场面是何等壮观。另外，在古代没有扩音设备的前提下，慧能仍能为千余人讲法，且效果良好，“一众闻法，靡不开悟，欢喜奉行”。从侧面亦可窥探出慧能讲法的氛围之肃穆，众人态度之虔诚，否则千人听法不可能有如此效果。3、更为重要的是反映出唐朝儒释道三教融合的状况，慧能讲法，所到者，官僚、儒士、僧尼、道俗，可谓三教代表俱全。
下文慧能谈及自身经历，提到看到神秀所书偈子亦有一偈，因不识字，请人代读。“时，有江州别驾，姓张名日用，便高声读。惠能闻己，遂言：“亦有一偈，望别驾为书。”别驾言：“汝亦作偈，其事希有！”惠能向别驾言：“欲学无上菩提，不得轻于初学……”别驾言：“汝但诵偈，吾为汝书。汝若得法，先须度吾，勿忘此言。”
所谓别驾，乃州长官的辅佐。因随从州长官出巡辖境时，别乘驿车随行而得名。毫无疑问，张日用是江州官员，此时在湖北黄梅东禅寺，可能是随州长官出巡至此，亦可能是慕五祖弘忍之名特来拜谒。总之，不管是何原因，可以肯定的是张日用对佛教的态度，以及后面所提到的要求慧能得法后为其开度。这都足可见士大夫与佛教僧人的关系之密切，对佛教信仰的态度之虔诚，崇佛风气之浓厚。
又，《疑问品第三》“一日，韦刺史为师设大会斋。斋讫，剌丈请师升座，同官僚士庶，肃容再拜。”《忏悔品第六》“时，大师见广韶洎四方士庶，骈集山中听法，于是升座告众曰……众胡跪。”由此可看出大师在讲法时，官僚儒生僧俗等是非常恭敬的，皆行跪拜之礼。
《机缘品第七》“师自黄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无知者。时，有儒士刘志略，礼遇甚厚。志略有姑为尼，名无尽藏，常诵大涅经。师暂听，即知妙义，遂为解说；尼乃执卷问字。师曰：‘字即不识，义即请问。’尼曰：‘字尚不识，曷能会义？’师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尼惊异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请供养。’有魏武侯玄孙曹叔良及居民，竞来瞻礼。”
此段包含信息非常丰富，涉及儒士刘志略、尼无尽藏、里中耆德、还有魏武侯玄孙曹叔良。尽管当时慧能尚不闻名，但因见解独特，故受到众人礼遇尊敬，包括儒生、还有魏武帝玄孙。本来在乡里有文化的儒生刘志略和身份颇尊贵的魏武帝玄孙曹叔良，凭借其身份地位，其或许是颇自傲的，但对慧能亦是礼遇甚厚，从一个侧面亦反映出士大夫崇佛之风。
另外，除了礼遇高僧、去寺院听其讲经外，士大夫崇佛的表现还有以下几点：
1、 设斋念经，写刻佛经。如李林甫每逢生日，则请僧人来家设斋赞佛。扬州司户曹司马乔卿，母亲去世，毁瘠骨立，“刺血写《金刚般若经》二卷”。[2]
2、 研读佛典、探讨佛理。有的士大夫，佛学造诣甚至远远超过高僧。柳宗元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6年。”
3、 时常举行饭僧活动。所谓饭僧，即宴请僧人吃饭。士大夫往往提前打扫房屋，按佛教规矩准备饭菜茶茗，候迎僧人来临。僧人来后，跏趺而坐（禅定姿势）。主人焚香念偈，热情款待，还施舍财物，往往忙碌一整天。主人对僧人还说些奉承的话，表示自己崇奉佛教的态度，并一再叮咛僧人以后多多光临。
4、 为高僧撰写墓志铭。有三位一代文坛宗师级的人物先后专门为慧能写出三篇碑铭，王维《六祖能禅师碑铭》、柳宗元《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刘禹锡《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
二、士大夫崇佛的原因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佛学已完全渗入了唐代士大夫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崇佛之风已是社会常态。那么士大夫何以如此崇佛？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
1、 受上层统治阶级崇佛的影响。朝廷的宗教政策、皇帝对宗教的具体态度直接影响了士大夫的宗教取向。唐朝统治阶级整体上对佛教采取扶植、推崇的态度。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此，上至天子，下到民间，整个社会崇佛之风弥漫，士大夫受其熏染，自不可免。
2、 佛儒文化的相通、融合对士大夫产生了极强的吸引力。禅宗作为中国化程度最高的佛教派别，其教义与儒家倡导的伦理道德有许多相通、契合之处，如：儒家倡导伦理道德，强调忠孝，而禅宗亦提出“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无疑，禅宗的恩、义、让、忍是完全符合儒家所倡的伦常道义的。所以说，佛儒文化的合流就从思想上解除了士大夫严夷夏之防的警惕，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士大夫所固有的传统价值观，对其产生吸引力也就无足为奇了。
3、 士大夫的主观需要。唐朝士大夫或为科举士子、或为在朝官员，这就决定了士大夫的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其神经多敏感而脆弱，科举失意时易颓唐；仕途蹭蹬时惯低沉；动乱岁月，其渴求解救；目击到人世沧桑、风云变幻时，望得到解释……这些主观方面的需要，一旦和大而无当、神秘莫测的佛教拍上板，佛教便乘虚而入。
总之，从《坛经》来看，唐朝时士大夫与佛教关系极为密切，可以说士大夫是佛教的捍卫者、宣传者、同盟军，在一定程度上休戚相关，辅车相依，关系之密切可见一斑。
注释：
[1] 郭绍林：《唐代士大夫与佛教》，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
[2] 《太平广记》卷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