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法律评论》的经费来源及其启示

[摘要]学术期刊的运行需要成本，离不开有效的经费保障。《哈佛法律评论》创刊一百多年以来，一直运行良好，充足的经费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学术期刊摆脱经费困境的出路，无法完全对此予以仿效，但设立信托基金的作法，无疑值得探讨和借鉴。

[关键词]《哈佛法律评论》；学术期刊；经费保障；启示

[作者简介]邵海，西南政法大学期刊编辑部编辑，法学博士；李晓锋，西南政法大学期刊编辑部编辑，重庆401120

[中图分类号]G23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1-0120-04

近年以来，我国学术期刊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而经费困难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理论界和政策部门都在努力寻找新的突破口，希望能够为我国学术期刊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良好的对策。如何在维护学术期刊学术功能的同时，保障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适应能力，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通过对《哈佛法律评论》(以下简称《评论》)经费来源模式的归纳和总结，或许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学术期刊的运行成本分析与经费困境

(一)　学术期刊的运行成本分析

作为众多出版物中的一种，学术期刊同时具有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属性，因此，其运行成本的问题必须得到重视。通过学术期刊的运行，可以为社会提供精神文化产品，但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也存在投入和产出的问题。在我国，出版活动需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结合，这是出版工作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之一。对于学术期刊来说，多数都不以营利为目的，具有公益的性质，主要为学术研究提供服务。即使如此，学术期刊的正常运行也需要相应的经费保障，例如，工作场所、工作人员、印刷以及发行等，都会产生成本。

一般商品的价值由死劳动(生产资料)与活劳动(劳动力)组成，由于生产过程中的死劳动与活劳动所占比例基本保持不变，生产量的高低几乎不会导致利润率的较大变化。但学术期刊的生产却与一般商品的生产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其成本包括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前者如编辑、校对、排版等费用；后者如印刷、装订、稿酬、编辑部日常开支等费用。总体来看，学术期刊的出版，固定成本总额不因其发行量的增减而发生显著变化。也就是说，如果某一学术期刊的发行价格保持不变，发行量就成为该期刊是否赢利以及赢利多少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学术期刊的可变成本往往是其重要的支出压力，并因此抑制学术期刊的可持续发展。

(二)　学术期刊的经费困境

作为精神文化产品，学术期刊也有产出，如发行收入，但学术期刊一般都没有广告收入。从根本上说，学术期刊的经费来源应当主要体现在发行收入方面，但实际情形却不是如此。学术期刊的发行量不大，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学术期刊的读者面狭窄，不可能像一般商业杂志或者娱乐杂志那样，成为大众化的阅读对象。第二，需要订阅学术期刊的人群或者机构，如研究人员、图书馆等，往往不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由于受到经费短缺的约束，学术期刊的订阅量不可能增加。第三，受制于传统管理模式、思维方式、考评机制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学术期刊逐步背离其学术功能，所载论文质量低劣，无阅读价值，自然就不可能有人订阅。第四，由于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电子传播与下载途径具有快捷、方便的特点，深受广大读者欢迎，订阅学术期刊的需求自然降低。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今天，关于学术期刊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本已处于经费困境的学术期刊再次面临艰难抉择。虽然如此，我们还是需要积极探讨出路，而不能自取灭亡。如果能够在经费方面取得突破，学术期刊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将得以解决。这既是使命，也是挑战。

二、《评论》的经费来源

《评论》创刊于1887年，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早已成为全球最顶级的法学期刊，在整个法学研究与实践领域，具有标杆作用。因此，对于《评论》创刊以来的经费来源模式∞加以了解和分析，或许能够为我国学术期刊克服经费困境提供些许启示。

(一)　《评论》在初创期的经费来源

与其他期刊一样，经费来源也是《评论》的创刊者们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创刊者们根据艾姆斯(Ames)教授的建议，找到布兰代斯(Brandeis)，寻求解决办法与经费支持，布兰代斯当即表示愿意捐款，并同时让他们与波士顿律师协会其他对这一事物感兴趣的人取得联系。《评论》的主要创刊人、首任主编麦凯尔维(McKelvey)随后即前往纽约，希望从校友中间获得支持。通过这样的方式，创刊者们使《评论》第一期获得了300份订阅量，由此开始了一段辉煌而富有传奇色彩的办刊经历。

(二)　哈佛法律评论基金的设立

从创刊开始，《评论》就非常注重运行的连续性。在1889年4月15日，“哈佛法律评论基金”得以建立，艾姆斯、布兰代斯、纳特(Nutter)是该基金的受托人(trustee)。《评论》将250美元过户给这些受托人及其继任者，设立信托基金(trust fund)，并以《评论》为受益人。接下来，哈佛法律评论协会(the Harvard Law Review Association)于1902年组建，这是《评论》发展史中的一次重要事件。根据协会章程，设立《评论》主席(president)和司库(treasurer)；主席由编辑委员会(the EditorialBoard)的成员选举产生，司库由主席任命，积累资金的管理由已毕业的司库(the Graduate Treasurer)负责。

哈佛法律评论协会按照美国的通行作法，在成员构成、表决程序、管理机制等方面，都有健全的规章制度和运作模式…。这一组织形式一直延续迄今，实践证明，这是一种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作法。“哈佛法律评论基金”的积累资金在几次关键时期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如一些主要的再版费用。当资金不足(defaults)威胁《评论》的存活时，这些积累资金也是非常有用的。例如，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成本急剧增加，但收入却大幅减少。

(三)　哈佛法学院协会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经费支持

在1890年，即《评论》创刊后的第三年，布兰代斯发现了一种确保经费支持的办法――由刚成立的哈佛法学院协会(the Harvard Law School Asso，ciation)提供费用，将《评论》发行到该协会的每一位会员。但是，哈佛法学院协会后来终止向《评论》提供直接支持，其具体时间已无从考证，或许始于20世纪初。自那时以来，《评论》即开始自立，以自己的创收支付相关费用。当然，《评论》的费用开支不包括向作者或者学生编辑支付薪水、津贴；其办公室费用(哈佛大学法学院旁边的HannetHouse)，如维修、上漆、供热、照明、地面维护、除雪

等，哈佛大学法学院提供。

(四)　《评论》的发行收入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评论》每期的发行量保持在约10000份，并且都是付费的。到1987年左右，每期的发行量约为8000份。订阅量之所以会下降，主要源于其订阅价的提高。此外，个人订阅的数量日渐减少，主要由图书馆订阅，如全球的大学图书馆以及美国的律师事务所图书室。《评论》第124卷(2010年11月至2011年6月)的全年订阅价为：个人55美元，机构200美元。但是，非营利机构可以享受全年95美元的优惠价，第二年以及以后各年的订阅费为75美元。第124卷单期的价格为：个人15美元，机构55美元。《评论》目前的年发行量约为4000份，因此，即使没有其他经费来源，《评论》的发行量也足以保证其正常的运行需要。

(五)　出售“蓝皮书”的收入

除本身的发行收入以外，《评论》还有一种附属产品，也是其重要的收入来源，即《文献引用统一体系》(A Uniform Sy~em of Citation)，简称“蓝皮书”(The Bluebook)。早在20世纪20年代，《评论》就制作了每一个新成员的必读课本――《编辑指南》。1925年，哈佛、哥伦比亚、宾西法尼亚、耶鲁四所法学院的评论主席集会，决定共同出版“蓝皮书”，分享销售收入。长期以来，蓝皮书饱受批评与争议∞，但即使如此，发展到今天，已经修订了19版。目前，其在线订阅价格为：32美元/1年，42美元/2年，50美元/3年；同时还有纸本蓝皮书出售。

三、《评论》的经费实践对我国学术期刊的启示

我国学术期刊的经费来源模式，目前主要有三种：一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期刊社，但其总量很少；二是依靠行政经费办刊，总量也很少；三是主办单位提供全部经费，这是最为普遍的现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我国学术期刊的生存环境逐步发生变化：品种数量骤增，加之纸张、印刷、邮发等费用的大幅度上涨，办刊经费全由国家承担已不现实，使得办刊经费不足。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学术期刊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如何在保障学术期刊社会效益的同时，实现其经济效益的增长，确保期刊的稳定发展，将再次成为所有期刊人的艰难抉择。

(一)　《评论》的经费保障模式在我国的适应性分析

从《评论》的经费来源模式看，通过发行量的增加与出售编排规范来获利，不可能成为我国多数学术期刊的选择。国家新闻出版署期刊司的统计结果表明：期刊年均发行量500册以下者有217种(其中地方期刊111种)，占期刊总数的2.7％；期刊年均发行量1000―10000册者有5722种(其中地方期刊2715种)，占期刊总数的64.7％；期刊年均发行量达10万册以上者有509种(其中地方期刊305种)，占期刊总数的6.4％；甚至有办了40年的期刊，订户刚好为40册。与此同时，在这些发行量中，究竟有多少比例是赠阅(无发行收入)，无法加以准确统计。因此，在我国的学术期刊中，能够通过发行实现赢利的比例并不高，多数期刊的发行收入根本无法解决其日常运行的需要。

目前我国的学术期刊大多由高等院校或者研究机构主办，属于事业单位编制，并且不具有独立性，编辑部的日常开支主要由主办单位承担。如果没有主办单位的经费保障，学术期刊的运行根本就不可能实现。《评论》虽然能够通过发行量和出售蓝皮书，确保其办刊经费，但哈佛大学法学院还是会提供扶持。我国学术期刊多为高等院校或者研究机构主办，且具有突出的公益性质，是科学研究的关键环节，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因此，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学术期刊的改革与改制是必要的，但如果将学术期刊完全推向市场，让其在自由竞争中，自保生存与发展，则是不可取的。如果主办单位不能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将学术期刊变革为完全的市场主体，将导致严重的后果。例如，学术期刊为了生存，可能会以收取版面费或者谋求其他经济来源为其主要目标，这就势必导致学术期刊发生质变。果真如此，将不仅是学术期刊自身的悲哀，也是学术界的悲哀，更是民族的悲哀。

(二)　我国学术期刊经费保障模式的创新一来自《评论》的启示

除前述发行收入以及主办单位资助以外，学术期刊的发展，还有一种尚未为很多人关注的经费来源方式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即借鉴《评论》的实践经验，鼓励校友或者其他乐于为学术事业提供资助的个人或者机构为学术期刊设立信托基金。具体地说，信托是当事人一方将财产权移转或设定于他方，使他方按照信托的目的，为第三人利益管理或处分信托财产的一种法律制度。信托是由三方当事人构成的法律关系，即它是存在于委托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之问的一种关于财产的委托移转、管理处分以及受益所形成的财产关系。将财产委托移转给他人的人为委托人(setflor或trustor)，受让财产并允诺为管理处分的人是受托人(trustee)，享受信托财产利益的人是受益人(cestui que trust或beneficiary)。信托依其目的是否具有公益性，可分为私益信托与公益信托。所谓公益信托是以慈善、文化、学术、技艺、宗教、祭祀或其他公共利益为目的的信托；私益信托则是指公益信托以外的其他信托。因此，对于学术期刊设立的信托基金，应当属于公益信托的范畴。

就美国的情况来看，为出版提供直接和间接资助的基金会不下100个，如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人文基金会、梅隆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拉南基金会等。美国的出版基金主要来源于国家拨款、社团赞助和民间捐款。近年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公益事业在我国得到越来越多爱心人士的关注。但是，人们往往只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大楼(如教学楼、图书馆等)的修建、贫困学生资助、福利院的资助等，而对于学术期刊的发展所面临的经费困境，则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从制度层面来看，我国已经制定《信托法》，并专设第六章对“公益信托”进行规范，这就为学术期刊设立信托基金提供了法律依据。在具体内容方面，可以考虑以期刊社或者编辑部为受益人，以高等院校或者研究机构为受托人，以编辑委员会(Editorial Board)为监察人。从学术期刊的发展来看，由于有相应的经费保障，不必将其主要精力放在创收方面，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学术研究。从委托人的角度来看，致力于学术期刊的发展，可以为我国学术研究的进步作出贡献，其出资设立学术期刊信托基金的行为，无疑是一项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善举。

四、结语

我国学术期刊目前面临着多方面的困境，其原因也比较复杂，如管理体制不健全、思想观念落后等，但经费困难无疑是导致诸多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确保我国学术期刊的持续稳定发展，已经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所关注，并因此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对于《评论》的成功，我们也需要客观评价，不能忽视其背后的特定社会经济环境和思想体系。但即使如此，《评论》的经费来源模式，特别是设立公益信托基金的作法，还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如果能够为我国学术期刊的经费困境寻找到出路，再结合目前正在进行的体制改革、机制创新等措施，必将取得新的、可喜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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