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说事 第3期

“公交”站点命名更宜地域化

在深圳市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深圳市罗湖区代表团人大代表杨剑昌递交了《关于纠正地铁站名不副实的建议》，指出深圳地铁站牌命名至少有两处以上不妥，需要纠正。（人民网 深圳1月17日）

至于是哪两处，我看没有多少关注的必要。但像地铁站“名不副实”的情况，不光深圳有，就连北京也同样发生过。 北京地铁八通线刚开通时，设有“广播学院”站，后来由于“北京广播学院”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学院”站又不得不遗憾、被迫地改为“传媒大学”站。而假若传媒大学日后又外迁，或者再次改名，不知道“传媒大学”站又该作如应变？

“公交”站点的命名，还是以“地域化”为佳，最好不要单位化。实际上，不管是什么单位，都有唯一的地址名称，都有所属的地域范围。既如此，把单位所在地的地域作为“公交”站点命名，才会更长久，更准确，更易于防范“名不副实”。而这，不正是“公交”站点命名所必需和追求的吗？既如此，何不遵循事物的内在规律，把“公交”命名的恩宠赐于地域，而非是周边某个“知名单位”呢？

（北京陈莉）

拿什么留住城市记忆?

日前，记者在大连发现那个原本完整的历史城市已经变得支离破碎，只剩下寥寥数处历史街区，去年还完整保留历史风貌的凤鸣街、岭前青云街、清泉街等老街区，自2010年10月开始，已经在被肢解。更令人惊讶的是，在2009年7月刚刚被公布的大连市第一批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中，凤鸣街近代建筑群（涵盖人民广场和高尔基路之间的凤鸣街、新华街、水仙街）却赫然在册。（1月6日 ）

目前，老街区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危房多、人口拥挤、安全隐患多、基础设施老化、环境脏乱差等，确实需要改造。但如何改造，却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是一门考验城市管理者管理水平和智慧的学问。遗憾的是，面对考验，许多城市管理者交出的“答卷”都是大拆大建、推倒重来，使城市的文脉因此被割断，城市的特色消失殆尽。

每一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人文环境和发展基础，因此，城市建设不应有统一的模式，而应体现其独特性。地方政府要充分借鉴国内外城市建设发展的有益经验，发挥统筹规划和引导作用，尊重历史、崇尚文化，寻求城市的差异化、特色化发展，在发展中留住城市的历史记忆。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政府在城市建设中，应本着对历史和未来负责的精神，广泛征求民意，充分论证，科学决策，依法行事。唯有如此，才能得到群众的认可，才不会愧对子孙后代。

（北京孟生）

从“一元公寓”看到了什么

开业半年的山东省临沂农民工“一元公寓”，因网上传言“即将被拆除”而再度引起网民关注。记者调查后发现，“一元公寓”将被拆除不过是误传，对于民间自发形成的“一元公寓”，临沂市有关部门给予了大力支持，“办理相关手续都是一路绿灯”。（1月13日< 新京报>）

这个“一元公寓”此前曾引起过媒体和网民的高度关注，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是一个农民工自发承包经营、供给刚刚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租住的“公寓”，租金每天仅仅1元。这个“一元公寓”的居住环境可以称得上“恶劣”了：一栋5层楼的废旧厂房，像毛坯房，楼梯没有安装护栏，窗户上一面罩塑料薄膜、一面是玻璃。可实际上，对很多农民工而言，这已经是一个相对理想的“蜗居”之所，这里有政府部门赠送的绿军被、有24小时热水，比住桥洞暖和多了。

从此事也可以看出，民间更懂民间的需求。民间自发形成的这种运营模式，自有其心酸的智慧，是政府行为的一种必要补充。当然，我们应该呼吁政府给农民工等底层民众提供更好的安居场所，但也应该珍视民间自发的这种“互救行为”。这个“一元公寓”的价值不仅在于给农民工提供一个便宜的遮风挡雨的住处，还提供了方便农民工找工作的平台。“一元公寓”的真名其实是“临沂富民劳动服务中心劳务市场”。这个“劳务市场”的出现，缓解了此前几千名农民工聚集在马路附近，围追车辆找工作的局面。

当然，“一元公寓”对更多城市来说，或许只是一个象征词汇，它应该是“低廉住房”的代名词，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城市需要给低收入人群提供低廉的居所。

（北京鑫静）

破解“用工荒”唯有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

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长期亲情缺失、代管不力，留守儿童问题其实是农民工不愿意再外出的主要原因。有农民工表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不能让孩子再跟他一样，宁愿少挣点也要培养好孩子。（2月16日）

春节刚过，从东南沿海向中西内陆，一场全国范围的“用工荒”问题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面对来势汹汹的“用工荒”，企业采取提高待遇、降低门槛的办法来应对，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也加入农民工争夺战中。然而，这些做法依然不“给力”，用工难积重难返。原因何在？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谁愿意与自己的孩子两地分居？5800万农村留守儿童其实只是农民工权益匮乏的一个缩影。

破解“用工荒”，唯有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只有让农民工的权益得到保障，融入城市，在城市立足生根，成为城市的主人；只有放低城市的门槛，让农民工的子女跟随农民工的步伐，能在城市平等接受教育、健康成长，农民工才会把“心”安放在城市，才不会当城市的“候鸟”，“用工荒”才不会日趋严重。而这有待于我国城镇管理政策尽快做出调整，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农民工融入城镇提供必要的条件。同时，要切实提高农民工的政治、经济、社会待遇，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让农民工在城市“体面生活”。

（福州陈英凤）

“苹果”有毒：最该反省的还是我们自己

2月15日，苹果公司公布了2010年供应商责任进展报告，首次公开承认中国供应链员工因污染致残。报告说，在苹果公司供应商胜华科技苏州工厂，有137名工人因暴露于正己烷环境，健康遭受不利影响。据了解，137名工人中，部分员工正遭受被迫离职的压力。（2月17日）

面对“苹果”的自揭家丑，我们是该调高嗓音跟着谴责“苹果”呢？还是照照镜子反省自我呢？在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心中，仅仅的谴责肯定是不够的，一定会发出追究责任的要求，甚至会提出“抵制‘苹果’，抛弃iphone和ipad”的倡议。但冷静一下，揭开“苹果”有毒的为什么不是我国的劳动监察部门呢？为什么不是“带毒工厂”的工会组织呢？

我们很有必要反思我们的“水土”了。避免“带血工厂”、“带毒工厂”，避免“胁迫离职”的规定，在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里已经很明确了；工会要保护工人的权益，也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我们的法律往往只是“写在纸上”，我们工会组织的保护往往只是“保护在文件里”，民间组织的呼声很多时候被忽略了，劳动者面对合法权益被侵害的现实，只能发出“百姓苦”的感叹。

因此，面对“苹果”有毒的问题，我不愿意为苹果公司开脱，毕竟苹果公司必须负起道德责任。但是，我感谢苹果公司自揭家丑，因为这为我们的反思打开了一扇窗：不要指望外国和外国的公司来保护我们中国劳动者，我们只能靠中国和中国的法律，只能靠中国劳动者自己和自己的权益保护机构。

（湖北郭文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