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的性与爱

地球上的人因肤色、民族、文化、生活水平各有不同,难以分类,但却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种人:男人和女人。让我们通过几个典型国家的事例,了解世界各国的人们如何相爱,希望平凡的故事能够让我们反思自己的性与爱。

韩国:婚姻远比爱情重要

凌乱的秀发、金色的,一个身长10米的女人仰卧在草地上。这尊名为“高潮”的户外雕塑位于韩国“蜜月圣地”济州岛的爱情主题公园。像济州岛这样在公共空间呈现两性亲密关系的艺术作品在韩国并不常见。韩国政府历来在这方面比较保守,不管是15世纪还是现在的网络社会,在夫妻之间、家庭内部以及公开场合,人们都很少讨论性话题。

31岁的IT工程师金志勇尚未成家。他的朋友常会给他一个电话号码,说:“我认识一个女孩儿,感觉跟你挺般配,有时间联系一下啊。”女孩儿的家长则会优先选择熟人或生意伙伴的儿子进行联姻。相亲的程序一般是这样:两个人出去吃饭、喝咖啡以增进感情,在汉江岸边的路灯下走走,便可以礼貌地告别,各自回家了。之后的几天里,只需要等待对方的答复。

金志勇这一次的相亲还算成功,转眼间他们已经在一起5个月了,但在韩国,“在一起”并不代表可以同居,通常婚前他们只能住在各自父母家里,要想约会只能去爱情旅馆里开间房。与近邻日本不同,韩国人觉得情侣出入爱情旅馆还是很丢脸的一件事。虽然两家已经约定在当年秋天结婚,金志勇与未婚妻之间除了牵手,还什么都没发生过。

在韩国,像他们这样的青年人并不少见。在两年前的调查中,45%的女大学生表示可以接受情侣之间“温柔地亲吻”,31%仅允许“对方牵自己的手”,20%有过“舌吻和”,而敢于承认有过婚前的只有2%。“这个数字到今天仍没太大改变。”

男人们为了保持家庭稳定,总是对妻子彬彬有礼,那么何处释放他们的欲望和激情呢?在外工作、特别是经商的韩国男人往往要跟同事、客人们应酬到凌晨,其中包括接受各种形式的。在首尔主要地铁站附近的巷子里,不难看到身为人夫的客人们频频光临。妻子们并非不知道他们的作为,但是因为婚后韩国女人很少出来工作,需要依赖丈夫的收入为生,所以只能对丈夫的背叛无可奈何。

波兰:乡村牧师倡导婚姻教育

每个周日早上,距离捷克不远的太脱拉山坡上都会举行一个婚姻分享会。10对年轻的夫妻团坐在草地上,充满期待地听着克诺兹神父的话。这位波兰牧师问:“女人和的区别是什么?”他轻轻叹口气,紧接着回答道,“你至少还可以跟讨价还价。”在场的男人全都大笑起来。

这位留着浓密胡子的牧师在业余时间为夫妻进行婚姻辅导,甚至解答方面的困惑,他的语言亲切活泼,时常将大家逗笑。“如果在婚姻里没有,那就离散伙不远了。”克诺兹神父竖起食指,提醒大家这很重要。克诺兹神父不仅组织婚姻分享会,还把他传授的内容结集成书,一经出版就成为连续几周的畅销书。

克诺兹神父的做法得到了红衣主教的支持,他们想利用天主教对波兰人的影响来改变社会风气。20年前东欧剧变之后,波兰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宽松环境有些手足无措。男人们追求财富,女人们追求美丽,青年人想要更多刺激,中年人要加倍弥补黯淡的青春。如今,每3对夫妻中就有1对离婚,20年前波兰的人口出生率还是欧洲最高,现在已经降至平均每个女人育有1.27个孩子,甚至比德国的数据还要低。同时,、滥交、同性恋等现象早已见怪不怪。教会决定支持克诺兹神父这样年轻、有亲和力和号召力的人物,在社会上重新倡导“爱、性与道德”的讨论与思考,到目前看来,效果还不错。

但是也传出了不同的声音。52岁的伦理学教授、生理教育顾问斯洛达女士,几年来一直在争取立法,为支持两性教育进入中小学课堂而奔走。她认为教会所宣讲的大多还是传说和人文知识,但是青少年更需要准确、科学的生理知识,这个工作最好由教师、医生和父母来共同承担。

阿根廷:自由、革命与激情

梅丽莎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位颇为成功的白领女性,她在不同的城区拥有3个不同的情人,但是没有一个算得上是名正言顺的男朋友。

又到了周末,今晚梅丽莎选择与2号情人会面,他们每次约会都选在爱情旅馆。早在100年前,阿根廷的父母们为了不在孩子面前亲热,便开始造访这类小旅馆,久而久之竟然成为本地传统。幸好提前几个小时预约,梅丽莎可以从停车场的秘密通道直接进入房间,而在她身后还有10多辆车排起长队。

“这便是21世纪的阿根廷,人们已经越过了边界,离婚率急剧增长,娼妓、同性恋、,你可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看到各种光怪陆离的事情。”性研究者阿德里安・萨佩说道,很显然他对性解放和性开放并不赞成。

对于梅丽莎这一代阿根廷女性来说,男人就像是一家百货超市或一所成人夜校,必须在挑选和尝试之中学习关于性与爱的知识。具备足够成熟的心智之后,才可以考虑稳定下来。而她的2号先生对此有什么看法呢?他说:“我情愿当老二,也比什么都不是要强吧。”看来阿根廷女人还真是迷人啊!

并非所有的阿根廷人都如此潇洒,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青年从周边的玻利维亚、巴拉圭等国和阿根廷农村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住在连街道名字都没有的贫民窟里。这里的女孩儿们往往12岁～15岁之间就有了第一次,怀孕之后也只能将孩子生下来。在街头,人们不难发现怀抱着婴儿的少年母亲,她们接受了自己的命运,祈求上帝保佑孩子健康地存活下来。

阿富汗:再不能控制我们

他只知道一定要到大城市去,远离出生的小村庄,远离那些流言和目光,远离地方上的势力。相对而言,大城市里更自由。默哈杜拉卖掉了两头驴,携妻带子搬去了阿富汗的大城市――坎大哈。

曾是组织发源地的坎大哈远远称不上自由,但对于默哈杜拉来说,这已经向着自由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他考虑更多的是妻子,结婚5年了,默哈杜拉一次也没有看到过她的脸。早在20世纪70年代,阿富汗的女性可以穿超短裙上街,但是执政之后,女人却被要求只能穿着黑色纱丽。不管是在院子里还是卧室里,她永远不肯将黑纱摘下来,不光是她,全村的女人都是如此。“我总要命令她:过来,做这个,做那个!”默哈杜拉无奈地说。他们的夫妻生活也往往草草了事。

让妻子摘下面纱、重新生活在阳光下,这是默哈杜拉搬家的直接原因。摧毁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阿富汗妇女的权利得到提高,不仅出现了女议员、女警察,许多城市里还建起了女童学校。另一方面,买卖妇女、早婚、近亲结婚以及家庭暴力等现象还时常发生。

如今默哈杜拉在坎大哈找到了一份警卫的工作,两个孩子在城里上学,这里让他们感觉更加安全。当然,他也如愿以偿地揭开了妻子的面纱,她比默哈杜拉想象得还要美丽。

摩洛哥:妇女救助站的故事

莎拉和阿卜杜拉在一起已经6年了,刚恋爱时,他们一个是不到20岁的鞋店学徒,一个是借住在姐姐家里的14岁小姑娘,他们的家乡是摩洛哥经济中心卡萨布兰卡最为保守的一个区域。

直到有一天,莎拉的例假没有如期而至。当她的肚子一天天长大时,莎拉只能偷偷套上一层又一层衣服,还好没有人注意到。莎拉本想自己生下孩子,可是临产时的阵痛几乎要了她的命,她一个人捧着肚子找到了一家妇女救助站,但没等进去便生下一个健康的男孩儿。她带着孩子去找阿卜杜拉时,他却冷冷地说:“我不认识你!”

3年过去了,单身母亲莎拉已经成为这家妇女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她目睹了许多摩洛哥女性的悲惨故事:未婚先孕在摩洛哥是违法的,未婚妈妈们没有任何权利来保护自己和孩子;不断有母亲叫骂着赶到这里,要把即将生产的女儿领回家;粗暴的兄长们砸碎救助站里的一切,还对工作人员拳脚相加;最令人难以接受的还是男人的无信,“单身妈妈”在摩洛哥简直就是屈辱的代名词。

2004年,摩洛哥颁布了新的《家庭法》草案。新《家庭法》规定,摩洛哥男性娶第二个妻子时必须得到第一个妻子的同意,法定结婚的年龄也由15岁提高到了18岁。同时,这项法律给予夫妻双方离婚诉求的平等权,女方也可以诉求孩子的监护权。

过去默默忍受家庭暴力而无法申请离婚的妇女们终于解脱了,但是外界对于这项改革并不完全支持,一项调查表明:49%的摩洛哥人认为新《家庭法》赋予了女性太多权利;30%的人认为赋予了女性足够的权利,不需要进一步修改。

也就在此时,终于想通了的阿卜杜拉再次来到莎拉面前请求原谅。这一对情侣即将在今年走入婚姻殿堂。

牙买加:性是需要还是炫耀

“我对现在的生活没有任何抱怨,”电话那头传来桑雅的声音,“他支付所有的费用,房子、汽车、食物、孩子的学费、我的美容费,每周我们能有三四次性生活。即使我不是他的妻子,又有什么区别呢?”桑雅已经37岁了,是一个建筑商的情人,她为他生了很多孩子。他们从不隐瞒彼此之间的关系,邻居、朋友甚至男人的妻子都知道。严重的贫富不均导致富裕一点儿的男人可以养几个女人,每个女人都为他生几个孩子。在牙买加,86%的孩子为非婚生,他们大多数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长大。

“今天社会的混乱仍然是奴隶制残存的后果。”牙买加本土著名社会学者奈特福德教授这样说,“殖民政治改变了男人们的价值观。他们认为与尽可能多的女人生下尽可能多的孩子,这才是个人能力的体现。时至今日,这种生理上的能力仍与社会阶级和财富数量联系在一起。”

而牙买加女人的落后观念也令人惋惜。在这里,稍微大一点儿的孩子可以帮家里做很多家务,他们也会在母亲年老之后供养她。女人们总以为可以靠孩子来绑住男人,如果与5个不同的男人生下5个同母异父的孩子,她们的经济来源也能更广一些。

“我认为,像桑雅和我这样的牙买加情人们应该建立一个自己的工会。”44岁的贾斯汀说,她早已被情人抛弃,自己无法养活3个孩子。她说:“我们都是牙买加文化的受害者,这里的男人们永远希望占有更多女人,却又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我们联合起来,或许可以改变这种畸形社会。”贾斯汀坚定地说。

(司志政摘自《世界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