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仁·创业 不担风险,就是最大风险

在我上大学的年代，台湾最有保障的工作是当老师。当年觉得当老师最有保障的人，现在大多痛苦不堪。

十年前，我是入行才3年的年轻记者，有一回采访一位外商总经理，对方相当年轻，英语流利，专业知识丰富，让我印象深刻。采访结束后，我们又聊了一会儿，才发现他和我同一个大学同一个系毕业，是大我整整十届的师兄。

他能在30多岁当上外商总经理，除了本身条件，敢冒险也是一个因素。他原本在一家待遇不错的软件公司，但是看到网络设备业将冒出头，便赌了一把跳出来，正好那时有一堆外商网络设备公司到台湾设点，他因此当上总经理。不少资历比他好、年纪比他长的人，因为心存观望，也就错过了。

之后，这位师兄辗转换了不少公司，胆子越来越大，甚至曾到一家还未上市的新公司，就赌那家公司会上市。“人生没几次机会，事后后悔没有用。”在履新前，他约我在台北一家咖啡店见面，很兴奋地说起即将展开的新冒险之旅。

他从来没创过业，但总把自己的生涯当筹码，押注那些处于创业阶段的公司或个人，求取最大回报。他勤于做功课，而且敢行动，命中率一直很高。两个月后，那家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旋即被另一家大公司买下，这位师兄也跟着进了这家大公司，被派到北京。丰厚的股票利益，让他赚到足够退休的钱，他的冒险指数跟着急遽下降。

几天前，我到北京出差，晚上约了他出来吃饭。他目前所待的外商公司，刚经历一波人事大改组，他很可能饭碗也快不保。这让他很沮丧，过去一向是他把公司开掉，从来没有他被公司开掉的经验。我再仔细问，为什么如此舍不得这份工作，才明白公司帮他付高额房租和两个小孩读国际学校的学费。

我建议他，不妨试试国内公司，他们能提供的待遇也不错，但他完全不考虑，因为已习惯外商工作方式，要从头适应国内公司的套路太累。至于改去其他的外商公司呢?也有机会，但因为这就算是当地雇用，所以公司不会再负担房租和小孩教育费，这让他很烦恼。那晚在餐桌上，十年前意气风发的自信没有了，留下的只是一个想保有工作的焦虑中年男子。

人生往往如此，当我们觉得所有风险都排除，可以高枕无忧时，其实正是最大的风险，因为承受风险的能力已经不在了。

在我上大学的年代，台湾最有保障的工作是当老师，从高考发榜那一天开始，挤入师范学校窄门的考生，人生目标已经完成，不仅学杂费全免，还有生活津贴，毕业后分配工作，一路干到退休。

当年觉得老师是最有保障的人，而现在师范生毕业已不再分配工作，统一由各校自行招考所需教师，找不到教职的合格教师越来越多；过去对中小学老师提供的免交税和储蓄高利息的优惠措施，都已取消，对于教师的教学评鉴则越来越严格。

7月中，在台风侵袭下，台北松山机场有600多位老师待着不肯走，等候机场重新开放飞到金门，去参加录取名额只有个位数的教师甄试。我自己也有类似经验。当我从新闻研究所毕业，所有人都劝我到报社工作，因为单位大福利好，包括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也这么说，他当时是《中国时报》的总编辑。我后来还是选择进杂志社工作，觉得挑战和成长空间大一些，虽然工资和福利差一些。

5年后，我出来创业办杂志，面试新人时，除了刚毕业的年轻面孔，还有不少已有多年经验的报社记者，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那是台湾报业巨变的开始，原本家大业大的老报社，在市场竞争冲击下连年亏损，只好裁员优退，想办法缩减规模。

再过五年，我在台湾办了第二本杂志，这回来面试的全是比我大许多的老记者，都是从报社出来。原本我该是听他们指挥做事的部属，如今却角色互换，他们脸上也显露不服。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在报社里认真工作，以为这是最有保障的路，对已降临的风险浑然不觉。

现在，我在上海协助一家公司创业，也帮忙面谈合适人选，得到的答复却多为否定。“这是新公司，谁知道能开多久?”“等你们先开始一阵子，再过来看看。”被人拒绝不是头一回，讶异的是这些人年纪和我差不多或小很多。他们选择不承担风险，却可能面临更大风险。我完全不但心这家公司，却开始为这些人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