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产未婚妈妈的另类生活

中产未婚妈妈界定：

A:她们均属于正常怀孕，不是人工借用或试管婴儿。

B:她们出于种种原因拒绝结婚，但渴望生下自己的婴儿。

C:她们有能力生下并抚养大自己的孩子。

我没做过该被同情的事

万于是一家咨询公司的总经理，李珍的身份是一家法国公司的上海首席代表。她们的共同之处是在年近四十的未婚状态下有了孩子，并且，她们都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她们的孩子出生前后面临了种种问题，可是，她们坚持住了。

见到万于时，她穿着简单的宽松衣物，因为刚刚在家里和两岁的儿子一起疯过，“他在前面爬，我在后面爬。做孽吧？”她笑得非常高兴。每天她会和儿子一起疯这么两个小时，生孩子前的雅致模样荡然无存。

但是，她儿子的身份却始终惹人关心，楼层的清洁女工时常议论说：这就是那个没结婚就生的小孩，没户口，是个小“黑人”。特别的机会，她们还会拉住他，问他想不想爸爸，万于才两岁的儿子根本不明所以。儿子的保姆从外国人家庭转来，可她抱着宝宝在小区花园里散步时，从来说宝宝的爸爸妈妈如何，就好像宝宝和一般人家的小孩没什么两样，她害怕别人知道宝宝没有所谓的合法爸爸。

因为厌烦邻居的指点，儿子快两岁时，万于搬离了虹口的老居民区，迁到了浦东新区。这里的邻里环境相对单纯得多。果然，这里没有邻居会像以往那样过来摸她儿子的头，并发表关心：“孩子养得老好的，你真不容易呀。”万于觉得这样的问候是对她私人生活的冒犯。

她喜欢一个人牵着宝宝的手，在小区的草坪上散步的时刻，时常有同小区的外国妇女上前拍拍宝宝的脸。“人家喜欢我们，是因为我们两人健康好看；千万不要同情我，我没做过该被同情的事。”

实际上，怀孕时的万于就饱受“关心”的折磨，因为从小与外婆一块长大，她说自己很独立，很受不了关心。“我这种人就不应该过集体生活”，她毫不犹豫地给自己下结论。也因此，对于不相干的邻居来敲门或在路上拦住聊天的做法，她一概不理睬。

老小区特有的所谓亲密的邻里氛围对她不起作用。“我们小区里有很多退休的居民，整天坐在院子里聊天，什么家发生什么事都逃不过他们的嘴巴。”由于她在那里住了十几年，没有结婚就同居，本来就是小区居民注意的目标。更何况现在怀了孩子。那阵她经常被她们拦住借故搭讪。

44岁的蒋爱真是万于的邻居，说她自己从前受过万于外婆的很多照顾，现在很看不惯万于的生活，想帮帮她：“我和她差不多大，十几岁的时候两人关系老好的，可是现在你看看她，染个头发，和男人同居着又不结婚，实在很不安定。加上前些年又怀了小孩，我想现在总归该结婚了吧，她把头一摇，根本不跟我说这件事情。老交情就断了。”因为外婆的缘故，蒋没有发挥自己楼长的作用，到居委会报告万于怀孕的事情，“到底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万于的男友因有过一次不愉快的婚姻经历而不想再婚，万于一点也不勉强他。对于她的怀孕，男友不支持，认为教育好一个孩子很难。他的事业发展很好，但谈起自己那个中学都没毕业的女儿就唉声叹气，“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要一个孩子。”即使万于已经生下了孩子的今天，他还是常这么说。

万于的父母多年来和女儿关系不紧不密，听说她打算在没有丈夫的状况下生孩子，反应是：“随她吧，反正她习惯这样了。”他们显然已经从她早年的辞职、下海、同居等事件中吸取了教训，就是不管她的事情。

而年近四十的李真怀孕时则惊喜异常：“天天摸着，想着自己也有孩子了。”她很后悔自己从前听到同事怀孕时，只是客气地说了声，恭喜你。怀孕后，她天天坐出租车上班，逮着同事就说自己的孩子如何如何。“从前那样太冷淡了，孩子是天大的事情”。所以，没有什么动摇就决定生下孩子。

面对医院：你为什么不结婚？

万于和李真都选择了国际妇婴保健院作为她们怀孕期的体检医院，这家医院在上海的知名度很高，对于孕妇来说，医疗设施和医生都可谓一流。可李真却受到拒检的待遇。和一般人的表格不同，她在婚姻状态那栏上填的是“未婚”，孩子的父亲名字却如实填写。医生很直接地告诉她：不结婚不能生孩子。然后就问她，你为什么不结婚？

李真觉得自己的隐私被冒犯了，多年在法国生活的她愤然离开。并且把遭遇告诉朋友，朋友说，你填上已婚不就行了吗？可她觉得这是没有必要的欺骗。第二次去的时候，她不得以亮出自己的法国身份，说“你们就帮帮忙吧，我是法国身份，开个后门吧。”医生对她的解释表示满意，并告诉她说：上次之所以不帮她检查，是因为非婚生子女都不会有生育指标，她们不能违反国家法律帮她检查。如果是中国人，那她们就不能让她生了，怀孕五个月之内的必须打掉，过五个月的必须交罚款才能生。

李真明确表示这孩子不会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她也不准备在国内生。于是，孕期检查顺利进行。“医护人员的态度还是好的，只是她们过于关心我为什么不结婚了”，李真回忆当时的情景。不过到她们都知道她的“事迹”后――多年在法国生活，已有法国国籍后，就自己给自己以答案：外国就是这样的。

万于在医院检查时，也填写了未婚，她并没有遭到拒检的待遇，可医生一再叮嘱说要她立即和户口所在地的居委会联系，否则孩子不能生。回家后，所有的朋友都制止她联系居委会，她们说那样不保险，按照朋友的说法，孩子会被强行打掉的，因为她没有结婚，就永远不可能有生育指标，而这种非生育指标的孩子是违法的。

指导她的朋友刘今在法院工作，她说：“这种事情我看多了，没结婚的想要小孩，除非你找个人假结婚，把孩子生下来再离。我们法院就判过好几起。可万于是个死心眼，根本不肯用这种招术。那么一来，居委会就如临大敌了，她去了居委会，岂不是自投罗网？”

她的一位朋友去替万于咨询过，她也没结婚，来到小区的居委会，工作人员听到她来问生孩子的事，都大惊失色。一名中年的男性干部大声地说：“你关心这干什么？”还使劲往她身上看来看去。然后厉声说，没结婚生什么孩子，开玩笑。

万于觉得，自己无论如何做不到和一个男人假结婚，即使是和同居多年的男友都不例外，“我根本不会假结婚，而且连真结婚都不愿意，不能为了生孩子给自己添个历史污点。”

受到这种“指点”的她果然没有联系居委会，而是作出了到国外去生这个小孩的打算。

上海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位咨询人员明确地说：上海没有准生证制度，但没结婚的人也肯定没有生育指标，不能生孩子，否则会影响所在地街道的先进评选工作，因此计划生育工作都抓得很紧，“一票否决制”。

医院的工作人员很自觉地要求怀孕者有指标，但她们显然没意识到万于所宣称的“原则”：未婚者不可能有指标，但她们有平等的生育权力。

万于觉得自己很幸运，终于在怀孕四个月时拿到了为期六个月的法国签证，她觉得在那里出生的孩子自然可以拿到法国身份，对于单独抚养孩子的她来说，有很大帮助。

显然，法国的医院至今给她留下了好印象，她回忆起当时场景还滔滔不绝：“那里的医生非常好，从不问你的隐私，而是对你非常细致地指导。”医生每次都拿着玩具模型告诉她，这个时候孩子在她肚子里是何等模样。做B超后医生按照法律规定询问她，是否要知道孩子的性别。医生不经孕妇许可擅自透露是违法的，而孕妇询问不透露也是违法的，万于很为法国法律的细致而着迷。临产时直接被送进医院，儿子一生下来，儿科医生立即检查，并把检查结果告诉她，医院天天送出各种维生素，鼓励她们洗澡运动，她在法国做完了“月子”，费用是6000欧元，她觉得并不贵，很值得。

面对居委会：害得我们先进都没有了

作为最基层的政府部门，回国后的万于要给儿子报户口，首先要打交道的就是居委会。她很少去居委会。居委会的负责人夏主任和她年纪相当，头发用心地梳成鸡冠式，和头发精心挑染的万于比起来，像两个时代的人。

她在事情过去很久后仍愤愤不平，觉得“逃”到法国生下孩子的万于是“怪物”，她说自己从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很干脆地面对初次见面的万于大声斥问：“你为什么不结婚？不结婚不能生孩子你知不知道？”她的三名同事闻声也围上来，大家围住万于七嘴八舌。

“像是时的批斗会”，万于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还是很气愤。她说自己一贯不习惯被人指责，从前在国营单位时，同事背后说她坏话，她就冲过去问，“你为什么说我？你不要否认，是谁谁告诉我的。”自己当老总后，更是这样。现在被陌生人指责，何况她认为这属于绝对私事，于是很凶地反问：“这是我的生活方式，关你们什么事？你们是政府工作人员，只要告诉我怎么办事，需要哪些手续就可以了。”

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更是生气，不结婚生孩子不仅在传统道德观念上有偏差，而且直接“破坏”了居委会的计划生育工作。追究起来属于她们工作的失职。夏主任说：“哦，你还蛮凶的吗？这是违法，你知道不知道？要罚款的，你还有什么好凶的？”

直到现在，居委会的一名工作人员还记得一年前来询问此事的万于，她的不满溢于言表：“这个女人太凶了，这种生孩子是违法的，还和我们吵。”旁边负责计划生育的一名工作人员凑上来说：“这种女人就是不要脸嘛，什么设计师，不结婚就生小孩，害得我们当年先进都没有了。”她的桌子上，和万于一样，放了自己和儿子的大幅合影。

她们说，事实上，居委会也处理过非婚生子女的事情，一般而言，那些未婚母亲年纪都很小，按居委会的说法，属于“不懂事、犯错误”类型，而且，大多数在“批评帮助”下和孩子的爸爸结婚了。万于这样的，实在是“很少见”，难怪她们念念不忘。

万于在受到辱骂后反而镇定下来，她说：“我就往那里一坐，说，不要吵，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人权？知不知道什么是生活方式？”对方对她这些“外国论调”根本不理会，并没有平和下来，结果不欢而散。

万于最终在孩子父亲户口所在地处理了户口问题。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同样“关心”了她，被她毫不迟疑地挡了回去。也许她的态度过于坚硬，一进门就宣称交多少钱，办什么手续，她都可以。他们不得不接待了她，告诉她申报户口需要街道提供的“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决定书”、孩子的出生证明、法院判决的孩子的身份确定书（即明确孩子的父母亲并确定谁是监护人、抚养人等）等文件。

“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决定书”的法律依据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若干规定的通知”，为沪府发[2002]30号。其中没有明确提到非婚生育的问题，只是规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生育第一个子女不符合规定，当事人已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的，按下列标准征收社会抚养费：系城镇居民的，按子女出生前一年市统计局公布的全市城市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征收。

万于的非婚生育问题被模糊了，而套用了计划生育的相关规定。她和居委会工作人员都用了“罚款”来提到这份证明。万于说的是：“交了罚款就无所谓了。”而居委会的用语是：“这种人一定要交罚款。”

其实，所谓“证明”一到了操作阶段就并不难了，居委会的干部拿出文件让她看，说：你看，我们都是依法办事的。可让万于感到好笑的是，“罚款”金额可以讨价还价，本来说是六千元，被她还成了四千元，她说自己“没工作”，少罚点吧，最后在四千元上成交。

“我就是心里不舒服，其实两千元钱没什么的。”万于说。事到如今，即使不舒服，她也根本顾不上这些权利维护了，只愿意办好户口，因为宝宝已经两岁了，再不办户口会给他入幼儿园带来麻烦。

奇怪的是，本来认为自己有生育权利的万于，没有觉得这份罚款的不合理性。事实上，按照条款规定，她根本逃不掉被罚款的命运。因为没结婚就没有生育指标，没指标就注定违法，违法就注定受罚，这是连环套。她的生育权奇怪地消失了。

其实，即使她想维权也很难实现。在上海市妇联，权益部的一位工作人员明确地说：随着社会进步，去年出台了关于非婚生子女的沪府发[2002]30号文，目前只有此文件对非婚生子女适用，交了罚款就可以申报户口了，以前没有相关条文时，这种孩子就只能“黑”着，有的孩子到十几岁还“黑”着。

工作人员还明确地说，像万于这种“非法同居”关系应该解除，这种非婚生子女一旦发现，五个月内的鼓励打掉，或者动员父母立即结婚；怀孕五个月以上的，医院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可以让他出生，但必须按照规定，交出罚款。然后到法院确定孩子的身份。这应该就是妇女部门依法能给她的唯一帮助了。

“现在我们和国际接轨了。”权益部的人特地强调。

万于说，自己的法院之行倒很简单，交了五十元，立刻明确了孩子的抚养人和父亲母亲。孩子的合法身份被确定了。

面对未来：有没有爸爸无所谓

为了孩子的幼儿园教育，她跑了很多家幼儿园，那些所谓的模范幼儿园根本不能让她满意。“有些幼儿园的老师讨厌，总喜欢问爸爸呢？妈妈呢？我又不习惯撒谎，每次都只填我一个人的名字。她们立刻会刨根问底，你离婚了吗？”

最后，在新邻居的建议下，交了若干赞助费后，她为宝宝选的是上海最好的幼儿园。登记的时候，一以贯之的只登记了自己的名字，老师什么都没问，表情很自然，她长出一口气：“这样才好。”

去幼儿园那天，她给宝宝穿的是定做的西装，还打了领结，看上去很别致。她穿的是整齐的浅灰套装。两个人在幼儿园门口拍照留念：“让人家看看，我家的宝宝多漂亮。有没有爸爸无所谓。”现在，照片放在她的书桌上。

万于的笔记本里，记录着每天的工作安排，除了大量的客户名单，最多的就是宝宝两字的出现了。“办户口、挑某幼儿园、联系某院长”时时跃出在字里行间，因为她是用彩色笔记下和宝宝有关的一切的。

她说自己很乐观，在等待宝宝户口的日子里，天天打电话催办事的户籍警察：“办好了没有？你要不要我送两条烟？不要啊？那我就不送了。”边说边笑。即使孩子是黑户口，她说她也不怕，因为面对国内这样的环境，生比不生面临的压力要大得多。“我觉得我们国家是鼓励流产的，尤其是我这样没结婚的，你花一点点钱流掉孩子，不会有人管你；你生下来就麻烦多了，才更需要勇气。”她觉得生下这个孩子是她深思熟虑的结果，她可以面对一切问题。

“这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永远没有对错。”万于是这样总结自己的。

确实，社会上“鼓励流产”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但是对流产的限制已经很少。万于的女友刘今说，“那时，我们帮她算了一笔帐，流产只要几十元钱买药吃就可以了。上医院做人流也没有人敢说你，也不过几百块钱。可生下孩子就完全不同了。她是个很有勇气的人。”

她们的同事们显然支持她们，李真的孩子生病了，她的同事会帮她做掉工作，并且非常关心她，打电话问：“宝宝好了吗？”；万于的同事和朋友和她开玩笑，说自己也打算不结婚，生一个宝宝。

但万于她们觉得事情不应该是以玩笑的方式进行的：“很多的责任，你都要负”。万于说自己其实开始就做好了孩子一直不能报户口的准备：“多挣钱，大不了交赞助费；该上学就上私立学校，孩子总不会没有学上。总有一天能报上户口。我不相信孩子十几岁还会没户口。”

她肯定不知道，浙江的一个非婚生孩子直到16岁都没有报上户口。

李真家的保姆是上海本地人，她很喜欢这个“小洋人”，（因为是混血儿）“外国小囡就是不一样，很好玩。”显然，在她这里，主人是事不关己的外国人，他们的生活可以不一样。

万于的保姆就不一样了，从前在老小区时，她说自己天天被纠缠地要死：“一下楼，就被几个人围起来，问长问短的。万老师让我不和她们说话，可不行呀，别人老缠住我。”她已经四十多岁，受过专门的职业培训，“在外国人那里做过”是她的本钱，万于也看上她这点。已经为万于工作近三年，可现在的她还是看不惯万于：“人家外国人都结婚的，可她还是中国人，没必要这样嘛！”

对于目前居住的小区，她觉得满意，邻居们最多夸夸宝宝，但不会问什么问题。“好多了，从前我都是替她骗别人，不是为她，是怕宝宝被别人戳脊梁骨。现在没人问这些了。”

万于根本没有觉得被戳脊梁骨是大事，她反复地说，搬家不是因为怕被人说，而是这里的环境更自然一些，“我们几个邻居都知道我没有结婚。这很正常啊，我收入够了，养小孩没有问题，要是我没有收入，还带着小孩，那才叫人同情。我相信自己的能力。”

男朋友在宝宝问题上一点没妥协，始终不为了孩子出钱给她。宝宝过生日时，他却送给万于一张高尔夫俱乐部的金卡，“我就和他闹了，说你送什么我都不要。”

“我一点也没觉得苦，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这很自然。”她反复说这句话。每天不管多忙，她都会回家和宝宝玩两小时，家里的设计是自己搞的，一向设计观念颇新的她，却把自己家里弄得十分朴素结实。“宝宝可以用锤子在墙上砸着玩。”说着，拿起宝宝的玩具枪在墙上砸着示范。墙倒是彩色的，宝宝在上面加了很多奇形怪状的线条，看上去很现代。

等孩子十八岁时，万于说，她就会告诉他：他不是婚姻的产物，而是来自于妈妈的一个决定，妈妈为了这个决定承受了许多，但她愿意接受这些。

她觉得一切都需要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