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中国文化西传及其对西方社会的影响

[摘 要]明末清初欧洲许多耶稣会士来华,他们在华传教的同时,也将中国文化传播到了西方,这对欧洲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键词]传教士 中国文化

16世纪末期,西方天主教中的耶稣会来中国进行传教,由于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强大,传教士们为了便于在中国立足和开展传教活动,不得不一方面利用当时西方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向中国人宣传以博得中国人的好感,另一方面研究中国儒家经典和传统文化来了解和适应中国。在此过程中,中国文化被耶稣会士大量介绍到欧洲。

一、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汉学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有关中国语言,历史、地理的研究

在语言方面,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著有《汉语初步》和《中国词汇》等书,白晋著有《中法字典》。法国传教士罗若瑟的《汉语札记》一书,是专门研究中国语言的性质及其构造的。此外,乾隆时期的传教士钱德明出版了《满法辞典》和《满洲语文字典》等书。

在历史方面,有曾德昭的《中国通史》,卫匡国的十卷本《中国史初编》介绍到“当西方处于洪荒之时,中国已出现了君主制的国家,而且一直延续下来,从未间断,所以诺亚就不可能为中国人的祖先,当然也就不可是中国人的始祖了。”此后有冯秉正的《中国通史》,柏应理的《中国史年表》、巴多明的《资治通鉴纲目前编》。另外,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满蒙地区的史地也有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张诚通过先后八次游鞑靼地区的见闻和心得所编成的《鞑靼记行》一书,以及刘应所著的《鞑靼史》,曾为西方史学家研究鞑靼史的最早著作。

在地理方面,欧洲人对中国舆地的研究,大多数都是在中国旅居多年的耶稣会士,如罗明坚的《中国地图集》,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雷孝思的《皇舆全图》,冯秉正的《中国概况》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卫匡国强调了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而且属于福建行省管辖的。利玛窦论证了中国就是马可波罗笔下的“契丹”,并用欧洲先进的科学仪器测量了中国的疆域四届,向欧洲介绍了长江,黄河。

二、有关中国典籍及哲学思想的研究

耶稣会传教士出于传教的目的,极力将原始儒家思想与基督教相结合,用“天”、“神”、“上帝”来附会基督的教理和中国完全相同,将大量的儒家经典介绍到了欧洲。如罗明坚译《大学》的部分内容和《孟子》,利玛窦译《四书》、卫方济的《经典》、殷铎择译《论语》和《中庸》、殷铎泽,柏应理的《中国之哲人孔子》、刘应译《书经》和《礼记》、雷孝思译《中国最古之书易经》,宋君荣译《法文书经》等。传教士对宋儒理学则是从批判的角度进行介绍的,如罗明坚的《天主实录》,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华龙明的《灵魂道体说》、艾如略的《万物真原》、汤若望的《主制群征》,卫匡国著《真主灵性理证》等,他们攻击宋儒理学,不是想介绍宋儒理学,是在想将原始孔家传进去,以附会教义,但欧洲知识界是不能分辨哪是宋儒,哪是原始孔家,因此接受原始孔家的时候,也接受了宋儒。

三、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

关于中国的政治,许多耶稣会传教士都有介绍。如利玛窦和金尼阁的《利玛窦中国札记》,白晋的《中国现状志》和《康熙传》,李明的《中国现状新志》等。利氏在其文章中说“我已做过彻底的调查研究,可以肯定下述情况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皇帝无权封任何的官或增加对任何人的赐钱,或增大其权利,除非根据某个大臣提出的要求这样做。”至于中国的法律,许多耶稣传教士在其著作中认为更充满着“仁爱”,宣扬“中国无论如何偏远的地方,非经官厅或御前会议的裁判,虽贱民亦不能处以死刑。”

此外,在耶稣会传教士的文章、书简和著作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到中国的科举制度。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详细地介绍了考取秀才、举人、进士的三级考试制度,谈到了考试内容、考期、考场、考官、科考规则、防弊手段、录取方式、授职仪式等许多具体问题,还提到科举可资借鉴的长处。耶稣会人文学者马菲在他的《16世纪印度史》第六册中,也对科举制度大施笔墨。“马菲对科举入仕大加赞扬,认为中国无世袭的贵族,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奠基者,任何称号,官职都不会合法的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曾德昭的《大中国志》也用大量的篇幅论述了中国的科举制度,特别强调了它“自由报考、公平竞争”的原则。这些介绍为西方思想家和学者在反思欧洲的政治、社会、教育,宗教问题的时候,提供了一个异域文化的参照体系,为后来建立公开考试来选拔行政工职人员的西方现代文官考试制度提供了借鉴。对此,西方人也早有明确的认识。“欧洲的文官考试制度是到18―19世纪才发展起来的,它受科举制度的影响。”

四、对中国传统科学的研究

由于古代中国科学技术发达,因而来华传教士十分重视研究中国自然科学史。在造纸术和印刷术上,利玛窦介绍的比较详细,他介绍了中国使用印刷术的日期以及印书的方法,尤其强调这种方法的优点。在天文学方面,李明在《中国现状新记》中介绍了中国人夜间观察星象的情况。宋君荣《中国天文史略》记录了《书经》、《诗经》、《春秋》中的日食及中国干支。他的《中国天文纲要》分上、下两篇,“上篇述古代迄汉初之天文,下篇述始汉初迄15世纪天文学。”在农艺和医学方面,有汤执中所著的《中国游记》和《蚕的饲养》。 《中国游记》对中国动植物作了详细介绍,并附有中国动植物图板4010方,《蚕的饲养》内附彩色插图23幅,可以说是西方最早研究中国柞蚕的技术。1671年欧洲出版了第一部介绍中国传统医学的书籍――《中国脉诀》,有人主张这是不知名的来华传教士的译著,原著者系晋代名医王叔和。1686年,波兰传教士卜弥格的《中医津要》在欧洲出版。此外,冯秉正在其《中国通史》中论述了中医和中草药,巴多明向法国科学院寄去了有关中国治疗结核病的阿胶技术资料的样品,中国治疗天花的种痘技术也于这一时期传入欧洲。

五、中国文化的西传,无疑给西方社会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 对政治社会领域的影响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唯物论、自然神论,无神论对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过在华耶稣会教士的介绍,中国文化成为了启蒙运动者吸取精神力量的源泉。中国历史上传统的“仁君”、“仁政”,以及儒家以德服人的伦理思想,成为了主张开明君主专制的启蒙思想家所追求的理想楷模。

作为启蒙大师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其《中国近况》一书的序言中说“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东方的中国竞使我们觉醒了。”他提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正如我们派遣教士到中国去传授上帝启示的神学一样。”法国百科全书派中的一些启蒙思想家,更是通过对中国思想和政治的赞颂,表达了他们反对神权统治下的君主专制,主张建立一个具有崇高理性,合乎道德,讲究仁政的理想国家。对他们来说,这个理想国家的典范即是中国。如主张德治启蒙学家,法国“百科全书派”霍尔巴赫,在1773年出版的《社会体系中》一书中就公开提出:“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另一个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的主编狄德罗,曾在《百科全书字典》的中国部分写道:“中国民族很能同心协力,他们历史悠久,精神、艺术、学问、政治、哲学各方面,不仅压倒所有其它亚洲民族,据一部分学者的意见,他们所有的优点甚至可以和欧洲最开明的民族竞争”。尤其是法国另一个伟大的启蒙运动者,“百科全书派”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对于中国的文化思想更是极尽赞美。他在《百科全书》的“历史”条目中写道:“这就是中国人超过了大地上的所有民族,无论是他们的法律、风俗还是他们之中的儒生所讲的语言,自近4000年以来都未曾变化”,中国“几乎在我们还知道很少之前就发明了所有的艺术”。

此外,通过耶稣会传播的中国文化也成为欧洲重农学派的思想旗帜,“他们认为在中国发现了一个自己所梦想的农业国”。其创始人魁奈被誉为“欧洲的孔子”。重农学派的基本理论是以农为本、贬低货币和商业资本的思想,这与中国传统的重农轻商的政策颇为相似。魁奈非常赞赏中国的重农主义和历代君主重视农业的传统,他曾鼓励法王路易十五仿效中国皇帝举行春耕“籍田”的仪式,以表示对中国重农传统的推崇。魁奈去世后其学生发表的悼辞中,更把他的《经济图表》说成是孔子的“道德教训普行于世界”的一种实践。另外,重农学派关于实行土地单一税政策的主张,也出于中国古代税制,特别是受《周礼》均田贡赋法的启示。

2. 中国文化对西方艺术生活的影响

明清时期,通过中西方的贸易往来和在华传教士的宣传、介绍,欧洲人接触了许多中国商品和工艺品,从而使得中国产品,尤其是中国丝绸、瓷器和漆器等风靡西方,欧洲的贵族、廷臣们以拥有中国工艺品而自豪,以至所谓“中国风趣”风行一时,随后又出现了模仿中国风格的“罗可可运动”。18实世纪时,欧洲兴起了中国园林之风。法国商人采用中国花纹染色技术,仿制中国丝织品,结果市利百倍。18世纪初,德国已能仿造白底兰花的中国瓷器,并用欧洲的透视法于其上作中国风景及人物画。欧洲本无扇,但在17、18世纪法国宫廷贵妇人“手必持中国式折扇,无问寒暑”。轿子原为中国所有,此时欧洲亦竞相仿造,他们在轿子上施以漆绘,并以轿顶的质量和颜色区分官阶的大小。中国的山水画和中国戏曲亦风靡欧洲。自从白晋在《中国现状志》中对中国服装大加赞赏后,法国的王宫贵族间开始流行中国服装,在一次盛大的庆典中,法王路易十四身着中国服装,化妆为中国人。

耶稣会传教士还把元曲《赵氏孤儿》及小说《好逑传》翻译介绍到欧洲,使欧洲人眼界大开,对欧洲的思想道德、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18世纪的大文豪歌德就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

六、结论

明清时期,耶稣会传教士传播的中国文化对欧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主要是悠久而灿烂的中国文化确实有许多优于当时欧洲的文化之处,这点必须予以充分的肯定。研究明清时期中国文化西传及其对西方产生的影响,对于重新认识和正确评价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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