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泰国危机

泰国目前的政治图谱,呈现为传统官吏与新兴资本家反复争夺经济决策和国家管理的话语权,未来十年,这个国家都可能处于这个政治黑洞之中

《财经》记者 王宇/发自泰国曼谷

一个多月以来,泰国形势动荡不定,“红衫军”与“黄衫军”轮番登场,阿披实政府与他信派相互较劲,王室与军方心思难测,动向不定。冲突往往在呈现舒缓之势时出人意料地加剧,又常常在仿佛加剧之际吊诡地舒缓,变动不居。整个泰国政局呈现为一个巨大的谜团,令外人难以窥其堂奥。

为了呈现泰国政治生态的原生面貌,《财经》记者深入风暴中心曼谷,进入“红衫军”总部,走访“红衫军”重要领导人、泰国政府及军方官员,以及当地学者,以求解泰国迷局。

探访“红衫军”

要想进入被“红衫军”占据的曼谷“是乐园”(Lumphini Park)西侧的拉差达目琳路(Ratchadamri Road),可以通过该园北侧的萨拉辛路(Sarasin Road)。沿途所见,除了两道不是很坚固的竹竿与轮胎构筑的防御工事,以及“红衫军”的看守外,与其他公路并无差异,车辆依旧穿行不息。

4月29日下午,《财经》记者身着普通服装,未戴醒目的绿色记者袖标,穿越防御工事进入“红衫军”聚集区,并未受到看守的检查,在区内也未遭遇异样的目光。这里除了是集会点,还有一些旅游景点般的熙攘:沿街的小贩兜售着关于他信的各种物件。

然而,一旦走到临近与拉玛四世路(Rama IV Road)交叉路口的聚集区出口,则会看到一幅电视新闻里常见的景象:坚实的路障,超两米厚、由竹竿与轮胎交错搭成的防御工事,以及内外数层带倒刺的钢丝路障。可以看到,一位身着防弹衣、腰挂钢盔的日本记者正在快速抓拍。

走出“红衫军”的聚集区,四下扫望,在离出口不到15米的过街天桥、拉玛四世路对面的酒店外侧等不同位置,布满了防暴警察,或半蹲,或依靠掩蔽物的军警,持枪的姿势与战场上无异;一些手持对讲机的军警正在迅速调动周围的。

两个小时后,《财经》记者刚刚离开的朱拉隆功医院(Chulalongkorn Hospital)被200名“红衫军”强行闯入,以检查是否有政府军警藏匿其中。

三天之后的5月2日,泰国总理阿披实召集内阁会议,商讨是否将当前实施的“国家紧急状态”升级为“”。泰国主要英文报纸之一《民族报》(The Nation)的头版头条赫然写着“内战警告”。

当晚,在指挥车上接受《财经》记者专访的“红衫军”领导人温格博士(Dr.Weng Tojirakarn)说:“如果政府实施,那将是一个非常好战的举动。但是战争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能解决政治冲突。”

此时,依然是拉玛四世路的交叉口。从《财经》记者的观察来看,形势已不像4月29日那么剑拔弩张,军警后撤半个街区,主要酒店、机构的警察依然手持防护盾,但其余兵力处于修整状态。

纵穿整条被“红衫军”占据的拉差达目琳路中央,上方是依旧通行的车辆,下方则是约两个车道宽、相继紧挨的帐篷。帐篷两侧各有一条可勉强通过的车道,路的两侧则是一些物资供应点。正值晚餐时刻,《财经》记者看到,身着不同颜色衣服的“红衫军”在数个晚餐供给点旁井然有序地排队,凭胸前挂的“红衫军”登记牌免费领取饮食和餐具。在供给点内,普通的妇女在分工做饭、盛菜和分发。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也许“红衫军”成员大多是乡野村夫,但他们有极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这里不但有分别作为男女流动厕所的两辆公交车,还有十几个单独的公共厕所,下与窨井相连。整个集会区公共卫生状况良好,地面鲜见垃圾。那些摆放食品与物资的供应点十分醒目,没有专人看管,也无人偷抢。在那些西向的帐篷外,为了防止西晒,还挂着黑色的塑料编织网。

每步行50米左右,就有专门的医疗点,不仅为“红衫军”成员免费提供药品,还提供测量血压等简单的医疗检查。一位医疗人员告诉《财经》记者,虽然她不是专业医生,但这些简单的操作,培训几次就会了。

拉差达目琳路与拉玛一世路的交界处,是“红衫军”领导发表公开演讲的地方。北向的公共讲台后方,则是简易的露天新闻厅,记者可凭泰国新闻协会发放的绿色记者袖标进入该区域。的红衫军则在倾听“反独裁民主联盟”(“红衫军”政治组织的正式名称,简称“反独联”,英文缩写为UDD)领导人的政治动员演讲。

接受采访时,温格一直强调,“红衫军”的集会与他信被没收的460亿泰铢(约合102亿元人民币)无关,“这里都是要求民主的民众,是为了靠上台的阿披实政府,泰国的官僚政治(Amataya)”。

但他信对“红衫军”的影响是一望可知的:在聚集区内,带有他信头像的红色横幅随处可见。

对于“红衫军”对王室的态度,温格拿出“红衫军”的登记牌给《财经》记者看:“上面第一条就明确说明,任何人不得反对王室。”“那些说我们是共和派的人,都是在给我们抹黑,为镇压我们寻求正当性。”

然而,据《财经》记者了解,“反独联”除了有主要政治盟友“为泰党”(Puea Thai Party)外,还有459个隶属组织,这些组织虽在行动上有一致性,但在思想和政治主张上,较难撇清与共和派的干系。

一位接近他信政府高层的人士对《财经》记者说,他信曾在芬兰对他手下的部长提到,要将泰国逐渐变成总统制国家。

而且,“红衫军”集会的主要政治目标之一,就是他们眼中的官僚体制,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原本就依附着王室建立起来的政治构架。而这一诉求,也给“红衫军”的政治宿敌提供了一个更为现实的攻击对象。

阿披实困境

近四年来,不愿接受政治现状或大选结果的“红衫军”与“黄衫军”,可以说周而复始地通过走上街头这种方式,采取暴力或非暴力的手段向政府施压。这些冲突,又与他信这个颇具争议的政治人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虽然温格对《财经》记者说,“这次‘红衫军’的活动从2009年10月19日就开始了,跟他信无关。”但不可否认的是,冲突开始的标志,是“反独联”于今年2月24日正式表示,将在3月12日开始组织下一轮“十万人示威”,并提出解散议会、终结精英官僚统治的政治诉求。

而2月24日,正是法院审判他信766亿泰铢(约合170亿元人民币)财产归属案的前两天。就在判决做出后的第二天,曼谷安全局势急剧恶化。

最终在3月14日,所有亲他信的“红色”团体抵达拉差达目琳路,宣布发动一场“人民抵抗精英的战争”。

此时,泰国政府虽已实施国内安全法,并在其后三次延长实行期限,但“红衫军”仍步步紧逼,将大本营从传统政治区转向商业区,阿披实政府则渐渐落入被动。

至4月3日,双方冲突进一步升级。当日中午,“红衫军”移营至拉差达目琳路路口。泰国安全与秩序管理中心当即宣布,由于该路段属于国内安全法的适用范围,因此“红衫军”此举违法。据该中心内部人士透露,在此路段集会,给政府带来极大困扰,无异于城市巷战。该中心随即向“红衫军”提出了最后撤离时间,如不听从,将面临罚款与牢狱之灾。

对于政府的该举动,泰国国内褒贬不一。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委员林宏(Sutep Supputranont)对《财经》记者表示,“红衫军”此举确实违反了宪法,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而朱拉隆功大学政治系教授彭萨瓦(Pitch Pongsawat)则面对《财经》记者发出质疑:“政府施用国内安全法,究竟是在保护国家的安全,还是在保护政府的安全?”

双方交涉无果,当4月6日安全与秩序管理中心试图驱散拉差达目琳路上的“红衫军”时,分别在三处与其发生了冲突。

次日,副总理素贴于内阁会议后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下。

接着,在4月9日“红衫军”与军方在争夺与他信有关的人民电台上发生冲突之后,很快爆发了4月10日致死24人、致伤858人的,进一步陷阿披实政府于不义。

与此同时,阿披实政府面临的内部压力也在增大。4月12日,泰国选举委员会通过投票判定,他领导的在2005年大选中收取2.58亿泰铢(约合5700万元人民币)非法献金,并将在30天之内决定是否将该案提交。一旦开始受理,将启动一场为期两月至一年的审判,决定这个泰国最古老政党的生死存亡。

新钱斗旧权

面临各方压力,阿披实在5月2日提出一条和解方案,包括11月14日举行大选、修改宪法等五项内容。虽然“红衫军”口头表示同意,但依然宣称,将继续集会,直到政府正式拿出解散议会的方案。

阿披实的和解方案更多是的一厢情愿。5月6日,在阿披实对执政联盟就和解方案作详细解释后,人民民主联盟的“黄衫军”和“彩衫军”均表示,拒绝接受他的方案。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与阿披实有私交的泰国金融机构高管对《财经》记者说:“不是阿披实不想下来,他还那么年轻,以后的政治前途还很长,现在是那些代表官僚‘旧权’的人推着他不让他下来。”

分析人士称,在19世纪下半叶泰国国王拉玛五世(后世尊称朱拉隆功大帝)进行现代化改革后,泰国为了巩固中央王权的政治统治,建立了一套官僚体制,由国王直接委任各府尹。

虽然泰国在1932年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但由于大众对现代政治体制认知薄弱,社会结构松散,泰国逐渐发展出一种依附王室的威权体制。

“官僚政治的问题在于,泰国的政治结构不是从民意基础发展而来的人制度,而是政府直接委任官吏,这就造成了泰国政治的高度集权化。”总部设在曼谷的“全球南方观察组织”高级研究员班福德(Chanida Bamford)对《财经》记者说,“因此,各个府尹对预算的控制能力极低,所有的政治决策都等着曼谷下达。”

但是,1997年颁布的新宪法,开始打破官僚对政治的垄断。在该宪法规定的选举制度下,新生代资本家他信凭借在农村的高度民望,使泰爱泰党在2001年大选中获胜,泰国政治生态中“旧权”与“新钱”的矛盾也正式爆发。

泰国20世纪80年代真正开始民主选举制度后,即产生了选民和候选人之间的“政治贿赂” ――候选人用左翼的竞选政策获得农村人口的选票。

由于泰国选民绝大多数在农村,而且受教育水平比较低,因此依靠农村资本家和地方网络支持的政治人物,较容易进入泰国政治界。分析人士认为,他信成为总理,凭借的就是在上层奉行的“资本主义”和在下层奉行的“社会主义”。

但旧体制的影响依然存在。班福德对《财经》记者说:“泰国过去一直在官僚、军阀、技术专家的统治之下,因此他信第一次大比数当选后,在制定、执行政策时仍受到的掣肘。”

就在他信2005年成功连任后,2006年泰国政局持续动荡,最终发生。

次年的5月30日,泰国裁决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贿选罪名成立,将其解散。

从者颁布的临时宪法演变而来的2007年宪法中的部分条款,看起来更像是一种直接针对他信的限制:“有关国计民生的产业禁止私人部门垄断,且国家控股不得低于50%。”

此外,2007年宪法也对竞选舞弊进行严厉打击:“如果裁定解散政党,则该政党的主席与执行委员会委员都应被禁止从政5年。”因此,他信和泰爱泰党的111名主要党员在2011年之前都不得从政。

“从结构上来看,泰国目前的政治图谱,就是传统官吏与新兴资本家反复争夺经济决策和国家管理的话语权。”林宏对《财经》记者说,“悲观地说,未来十年,我们可能都处于这个政治黑洞之中,要随着泰国经济继续发展,中产阶级规模再扩大一些,才有摆脱的希望。”

民主迷局

面对“红衫军”的持续浪潮,阿披实不愿迅速解散议会,但他近日提出的和解方案,已准备成立专门委员会修改宪法。他表示:“新宪法将会结合1997年和2007年两个版本宪法的相关要素。”阿披实希望,通过这个新方案,他领导的政府可以与“红衫军”在六个月之后举行新大选、停止示威等问题上达成共识,也使他能以负责任地解决问题的态度下台。

这一修宪建议,预示着泰国政治局势又走到了一个循环点。

如果把目光放长远,可以看出泰国十余年来一直处于一个迷局之中――现存民主架构不足以为各方提供化解冲突的途径与平台,而人们又没有找到革新的道路。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凯文・希文森(Kevin Hewison)对《财经》记者分析说,当前泰国的政治危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泰国经济损失惨重。很多泰国人认为本国受到了国际资本的冲击,而IMF对泰国提出的快速经济自由化要求,也激起不少人的疑虑。

这样的社会氛围让他信如鱼得水,2001年当选总理后,他信着手采取一些倾向下层的政策。希文森认为,这种“收买民心”的政治策略,在泰国历史上是从未有政治家采用过的。事实证明,这一策略在泰国激发了巨大的政治动员力量,但同时激起了一些城市阶层的反弹。

目前泰国的僵局在于,各方都不愿通过既存的民主机制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

以“黄衫军”为代表的力量(主要是城市中产阶级与商人)为2006年的鼓掌欢呼,在他们看来,他信代表着民粹主义,泰国的民主和现代化最终要由军人来维系。

而“红衫军”力量似乎对在目前的政治与司法框架下解决冲突失去信心,更愿意依靠街头政治来实现诉求。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约书亚・库兰兹克(Joshua Kurlantzick)在一篇分析文章中认为,要缓解局势,泰国冲突双方均应作出一些妥协。上层必须接受在民主程序下丧失一些权势,而下层选举出来的任何政党都必须明白,不能冒着激发上层怒火的危险,鲁莽地刻意挑战上层一些久已享有的特权。

对于泰国民主机制的脆弱性,希文森的回答是,泰国人一直没有将选举和议会视为治理国家的主要方式,在1992年之前,泰国政局一直为军人把持,议会选举流于形式,后来他信的上台则把这种体制的弊病暴露了出来。“除非少数人愿意接受多数人的意志,泰国的民主议会制将一直保持虚弱状态。”他评价道。

泰国王室的动向也令人疑虑。一向被认定是排解纠纷、维持稳定的重要机制的王室,此时由于普密蓬国王年事已高而难以发挥作用。

针对这一情况,曾旅居泰国13年、熟悉泰国王室、现任法新社驻沙特记者的汉德利(Paul M. Handley)对《财经》记者分析说,王室一直反对他信,视他信及“红衫军”为政治上和体制上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国王难以扮演一个不偏不倚的调停者的角色。这一情况表明,泰国需要更强有力的民主机制和机制,以在不需要国王介入的情况下平稳地约束各方的行为。

显然,这在目前还是一种奢望。

截至记者发稿时,阿披实政府仍在努力兜售他的和解方案,根据《财经》记者得到的内部消息,及其联盟政党的一些党内大佬反对这个方案,而来自“黄衫军”等力量的抵制更让阿披实焦头烂额。

一切迹象都显示,泰国各方并没有找到一条走出迷局的道路,他们仍需要以有创造性的方式解决当前的困境,从而在这个东南亚历史最久的民主国家之一里,创造一种更为顺畅的社会转型模式。■

(实习记者顾慧妮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