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沁鑫 我们大家都有病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一半的人以正确的方法做错误的事，一半人以错误的方法做正确的事。”――庸式的幽默携带着大量机智，挖苦着时代与社会的愚妄，却不失对人的温情与体恤。田沁鑫说，朱氏的幽默，带给人的不是开怀大笑，而是会心一笑，而田沁鑫的笑又会是哪一种呢？当台北的文艺腔调侃走进老北京的剧场化作一出癫狂喜剧，对都市文化的不同诠释又会融合与碰撞出怎样不同的版本？时逢跨年，中国国家话剧团推出改编自庸漫画的田沁鑫话剧作品――《我们大家都有病》。

病在哪儿？

“我们大家都有病”――符合话剧“标题党”的某种特征，够直白，也够挑衅，即能一针见血，又能哗众取宠，二者之间如何平衡，拿捏好品位段数，是考验一个导演的好题目。

一贯“文学范儿”很正的话剧导演田沁鑫，最偏爱的时代是“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春秋战国与大破大立的民国时代，这种“女中豪杰”的个人气质催生了她的大部分作品风格都严肃而深沉。从《断腕》到《驿站桃花》，从《赵世孤儿》到《生死场》，――田沁鑫始终坚持“悲剧使人高尚”。不过这次，田沁鑫终于“喜剧”了一把，而且还是跨年的、贺岁档都市时尚喜剧，这貌似一个无厘头的转变，从精英味十足的愤怒青年，摇身一变，到招呼人吃团年饭式的平易近人。

“过去我比较自我，喜欢穿越到我自己喜欢的时代里，比如我喜欢战国时代，喜欢民国时代，距离产生美嘛，我总觉得那样的时代比较有劲儿，所以做那个时代背景下的戏。现在我觉得，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也是千载难逢的：人们空前的亢奋，又空前的萎靡。这是一种奇特的时代气质。”

“说到病，我们要说的肯定不是身体上病，而是心理上的病。身体有病，你去看内科、外科都可以，但心理有病，是很难察觉的。生活在今天的都市，人们都携带着很多极端的情绪，但这种情绪是隐性的，你感觉到焦虚、烦躁或者沮丧，没有幸福感，等等，但你很难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做一台戏出来，帮助你看病问诊。”

笑有很多种

谈起改编漫画，田沁鑫坦言自己当初是莽撞了。“我之前不是太清楚，改编漫画这事，其实是一个特别有难度的事情，你看《丁丁历险记》1927年就出版了，2011年斯皮尔伯格才将它搬上大银幕。”“朱先生的四格漫画，都是一些小情绪与简短的对白，如果我将它照搬上舞台，那两个小时下来，估计会让观众看得很疲劳，所以最终还是需要来讲一个故事，一个完整的故事。我想保留庸漫画里的思想深度，比如他说得很多话，我觉得都非常精彩，他对时代的阐述：‘亚洲被贫穷毁坏一次，现在又被富裕毁了一次。’他对社会人群有一个阐述：‘一半人以正确的方法做错误的事，一半人以错误的方法做正确的事’。”保留概念，保留形象，也引用部分的经典台词，这或许给这台戏的主题气质明确了一个方向，田沁鑫需要做的是设计一个故事的骨架，承载这个气质。在台北会面时，庸很乐意地为田沁鑫奉了一个“自杀男人”的故事当引子：名为‘玛尼’的男主人公，因为生活失意，尝试自杀但没死成，却阴差阳错地在误杀中丢了命，然后他去了阴间，遇到了死神，恰恰赶上死神举办第一百万个死人的大奖，于是，他获得一个机会重返人间，开始三天的生活。――讲到这里，庸的故事引子就结束了。

回到北京的田沁鑫不得不继续往下编：回到人间后，“玛尼”分别在富人区，中间区和穷人区，三个区域里穿梭。遇到各式各样的人，也有了各种各样的经历。“这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故事，剧本前后改了八稿，前六稿都是按他的漫画做的，但是我觉得太像朱先生的气质了，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完全可以找一个台湾导演来作，我们对都市的理解，与台湾人还是有区别的，包括对时尚的把握，台北是一种慢时尚，而我们是一种快时尚，我是一个大陆导演，我觉得我还是要做出我自身的特点来，我无法做成一个台湾文艺剧。”

“一个特加困难的地方在于表演的把握，一说漫画吧，就需要夸张，演员很容易就奔着儿童剧的模式去了，但那个感觉是不对的，这是一个成人的都市题材，儿童化肯定不对，把这个改了，成人化式的搞笑，又很容易变成一种低级笑话，电视审美化，有点往春晚小品那路子上去了，这也不对，所以我们一直在摸索，这个搞笑要怎么搞？”

“笑有很多种，庸的漫画带给人的不是哈哈大笑，那是郭德刚的相声。庸是让人会心一笑，所以，他更多的是讽刺，是调侃，而不是开怀的捧腹大笑。但是，在我们的话剧里面，还是希望可能开怀的成分要更多一些，除了文艺式的笑声，观众还是有些开怀的东西，但开怀的同时，又不能把朱先生的思想深度弄没有了，我还是愿意多表达观点。这样就把癫狂喜欢跟庸漫画结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