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社会心态须制度支撑

我国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弘扬科学精神，加强人文关怀，注重心理疏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和平、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如何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已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傅军曾撰文指出：“纵观人类历史，良好的制度技术给人们提供了更公平和稳定的社会秩序。”在他看来，制度技术是那些正视人性弱点、制约权力、平衡利益、释放人创造性的、肉眼看不见的经纬和谐的机器。

从社会运转机制出发，我们需要为改进社会心态作哪些努力？带着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傅军。

记者：在您看来，产生当前安全感降低、社会信任陷入困境等心态的原因何在？

傅军：原因是目前中国的制度安排太碎片化，缺乏跨越不同时空的齐一性，现有的规矩常常是因人而言、因地而变。用物理学的语言，是缺乏同一的“光速”来统一各地不同的“时间”感。回到社会科学，这里我指的“光速”是法治，这里我拿不同“时间”感来比不同的心态、安全感或信任感。请注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其实最终的参照系是个常量，即光速。有了光速这个绝对的标准来衡量，原先人们不同的时间感就顿时变得更精确和更同一了。跨学科地想想，其实这个道理对我们理解社会心态和制度变迁的关系极具启发。

从理论再回到经验世界来看。事实是，传统中国社会总体是不太流动的，当时市场交易的半径是很有限的，处于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形态，这与时空广阔的现代市场经济迥异。然而，改革开放后大有不同，随着市场交易半径的不断扩大，随着各地区之间人口流动的不断加剧，这时如果各自的“光速”还没能有效地统一，那么就不难想象，心态的落差就会有意识无意识地加剧，体现为安全感的降低、社会信任的下降。

说到底，产生当前安全感降低、社会信任陷入困境等心态是因为社会还没有给大家提供同一的“光速”，即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和实践。

记者：针对当前社会心态的一些调查指出，很多普通人感到，社会资源越来越多地被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并且个人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渠道愈加狭窄。如何从制度层面理解这些现象？

傅军：过去30年来中国进行的是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今天的结果是，我们终于实现了终端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其间中国为产品和服务价格的市场化（即从改革早期的价格双轨制并为一轨制）也付出了很大代价，能走到今天实在也非易事。

但是从更广范围的人类历史来看，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现代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是土地、劳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而终端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只不过是生产要素市场化的衍生品而已。从这个角度来看，显然中国并没有遵循这个发展的先后次序。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生产要素至今还没有市场化，权力依然控制着生产要素，其表现形式之一便是行政垄断的普及。顺便一提，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还必须包括有效的反垄断机制，这也是理论和实践都可验证的有效的制度技术。

记者：为了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您认为在当前流动性很大的社会中应当如何构建良好的制度？

傅军：在市场建设的过程中，要不遗余力地加强法治。强调普世主义和人人平等的法治对社会心态的重要性，就如光速对爱因斯坦的相对冷。不论是从理论还是从人类经验来看，成熟的市场是离不开法治的，市场和法治是同一硬币的两个面而已。这种有机的一环套一环的结合无疑是制度技术，其中包含了极其严谨的逻辑关系和因果机制。

需特别强调，“法治”与“法制”。尽管只有一字之差，但两者的区别很大。“以法治国”这个字的本身是看不出指的是“法治”，还是“法制”；以法律治国的含义可以是“法治”，亦可以是“法制”。但是，“法治”在于限制公权、保护私权；而“法制”在于加强公权，减弱私权。“法治”旨在把权力这只老虎关进笼子；而“法制”只是使权力拥有者又多了一个统治的工具。回到我们的主题，显然“法治”和“法制”是不一样的制度技术，它们对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有着深刻的但截然不同的含义。

哲学家黑格尔说。人类制度是客体精神，这些客体精神是人主体精神的客体化。因此，要构建良好的制度必须从厘清这些至关重要的概念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