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形式逻辑检验日常论争

我们教评论课的教师，在讲到论证的时候，常常面对同学的一种怀疑：那些形式逻辑方法和规则，对于真实发生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公共生活中的意见交流和论争来说，有用吗？

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因为人们确实很少在评论作品和辩论活动中直接看到形式逻辑的印记。不像２０世纪初的政论家们那样往往在文章中声称：我这是在用演绎法，或者，我用的是归纳法。

实际上，正是由于形式逻辑难以完全反映社会生活中丰富的、具体的论证现象，或者社会生活中具体丰富的论证手段并不都能“还原”为形式逻辑，才有了自上一个世纪５０年代以来西方“非形式逻辑”的兴起以及相应的教学改革和更为宽松柔性的论证标准。

然而，我认为，要讲评论中的说理论证，不应该完全抛开形式逻辑这个起点。因为，即使它不是涵盖所有论证现象的金科玉律，它仍然是对人类基本的思维规律的反映。因此，我一直觉得，在讲新闻评论的论证时，应当避免把形式逻辑讲得抽象化、静态化，而应该比逻辑学的课程付出更多的努力，将其与具体的、发生在日常生活，尤其是公共意见交流中的论证现象结合起来，发现在后者中隐藏的形式逻辑。在这个意义上，形式逻辑与其说是一种积极的论证方法，不如说是一种消极的检验工具。即它能帮助我们展示思维、论争活动中可能为人们觉察不到的思维过程、思维的内在结构以及隐藏在其中的问题。

比如，在本学期我开设的选修课“论证与辩论分析”课堂上，我把今年２月２０日中央电视台的辩论节目“大家看法・我建议”一个辩论环节引入课堂：关于《三字经》、《弟子规》中的“糟粕”应不应该“删减”――一开始是让大家初步体验论证的强弱，而在介绍完演绎推理的三段论之后，我则回到这个案例，让同学们用三段论来展示其中一段说理的逻辑线索。

这一段话是由一位反对“删减”《三字经》、《弟子规》的先生说出来的：

经典是先人的智慧。经过时光的洗淬，可以说它没有所谓的糟粕的概念。经典绝没有糟粕，贤者用而得贤，愚者用而得愚。正者用而得正，邪者用而得邪。经典本身无糟粕，用得不好，就成糟粕了。

――这一段话一口气说出来，既包含推理论证，也包含排比修辞，颇有雄辩的气势。

那么，这一段起什么作用呢？

有一位女同学用三段论的式子概括其逻辑线索：

经典没有糟粕。

《三字经》、《弟子规》是经典。

所以， 《三字经》、《弟子规》没有糟粕。

显然，与辩题相关度最高的就是这三个判断中的最后一句――结论了，即对《三字经》、《弟子规》的具体判断。“经典没有糟粕”这个判断是作为前提出现的，即假定这个判断被人们普遍接受。如果“经典没有糟粕”，如果“《三字经》、《弟子规》是经典”，那么，结论就没有问题。因为，结论就包含在前提之中――这正是演绎推理的机制。

但实际上，大小前提在辩论中都受到了质疑。辩论另一方的一位嘉宾――曲阜师院的一位教授当即断然否认《弟子规》是经典，说“它是清初严酷统治背景下的产物，是配合统治的东西，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当顺民”。这实际上是否定了这个三段论中被隐藏的小前提。它之所以被隐藏，或者是因为假定人们已经接受，或者是为了躲避质疑。

而对于“经典没有糟粕”这个前提的质疑，实际上并未针对抽象的“经典”概念，而是前面那位先生使用这个概念所暗示的机制：汰选与流传。当他说出“经典没有糟粕”的时候，后面跟了一句“经过时光的洗淬”，这句话正是起论证作用的――即提供了“经典没有糟粕”的理由。这意味着，作者可能认为“经典没有糟粕”这个判断具有争议性，因而需要论证，所以，他自己对这个大前提补充了论证。

正是这个补充的论证，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用三段论展示其逻辑线索：

千百年淘洗留存下来的东西没有糟粕。

经典是千百年淘洗留存下来的东西。

所以，经典没有糟粕。

这实际上是追寻隐藏的大前提的历程。

在这个追寻历程中，你会发现演绎推理的一个特点：总是要借助于那些更为普遍的，因此外延更广阔的概念以及与此相关的判断，来支持相对具体的判断。

实际上，原话中“经典是先人的智慧”也起着论证作用，用三段论来展示即为：

先人的智慧没有糟粕。

经典是先人的智慧。

所以，经典没有糟粕。

显然，“经典是先人的智慧”的作用是小前提，其隐含的大前提是“先人的智慧没有糟粕”。

然而，正是在这种对大前提的追索中，人们可能发现一个防卫立场不断“倒退”的窘境。因为“千百年淘洗留存下来的东西没有糟粕”和“先人的智慧没有糟粕”也都是需要论证的。

实际上，在那场辩论中，就有一位嘉宾――女作家陈岚直接指向那位声言“经典无糟粕”的先生的大前提：

“他刚才所有的阐述，都建立在一句话上面，就是存在过的就是合理的，就一定是经典，只要能流传下来，就一定是经典。我们留传到今天的很多，还有鸦片烟枪、还有裹小脚，这些都曾经是我们的历史文化，我们是不是也要把它们奉为经典？”

这个反驳充分吗？

这个反驳把原话中的“洗淬”换成“流传”，是有利于自己立场的陈述。但是，如果要说 “洗淬”并不仅仅是“流传”，原来声称“经典无糟粕”的立论者就必须接受一个新的论证义务了：他不仅要证明两者的差异，而且要说明他声称不能删减的作品为什么是“洗淬”下来的，而不仅仅是“流传”下来的。或者，他还要证明：流传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筛选过程，因此坏东西是流传不下来的。

这样，他就不得不一个一个地面对已经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东西，并且证明他们都是好的。此时，他就不得不放弃从普遍原则出发的演绎推理“居高临下”的抽象推导优势，而面对归纳――艰难地认识具体事物。

实际上，当他说“时光的洗淬”的时候，使用的是一个修辞――即把一代代人的自觉的、具体的选择行为，即可能是“删减”的行为，修饰成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悄悄地遮蔽了人的主动的价值选择。

实际上，这里有一个逻辑困境，即：如果承认历史上每一代人的选择过程是合理的话，那么你又怎么能够否定现在对《三字经》、《弟子规》的删除是不合理的呢？因为它们是同一种行为。

而那位“经典无糟粕”的立论者，却恰恰是把“过去的选择”当作否定“现在的选择”的理由。这一点，在辩论中并没有被人指出来。

由此可见，看似简单枯燥的形式逻辑对于不太符合“形式”的实际论争，有着一定的“检验作用”。论争是一种说服别人接受自己观点的活动，其中包括复杂的思维和灵活的表达，因此需要一个工具进行检验。否则我们就难以摆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一般印象。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