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在中国的公益戏剧

顽皮猴子戏剧社，由一个美国姑娘创立，不遗余力地致力于“老外看中国”和“缩短中西文化的差距”；“Beijing Improve”，北京即兴戏剧，创办者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六人团体，是他们第一次将可以“发现潜能”的即兴戏剧带到中国；“花旦”，听着这么中国味十足的戏剧工作室，建立者是个在香港长大的英国人。

这些活跃在中国的外国戏剧工作者，把各自的戏剧理念和戏剧实践带到中国，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赚钱之外的可能性――借助戏剧带给受众的改变或帮助。

幽默解读文化差距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从顽皮猴子戏剧社的演出中看到老外眼中的中国文化。

美国大妞柳素英（Elvse Ribbons）是这个剧社的创办者。作为一个冷静又宽容的观察者，她喜欢旁观这个社会的种种矛盾，自2003年来到北京，她把中国社会的所有矛盾都看在眼里，而她表达自己观察的方式就是――戏剧。

所谓有其母必有其女，身为美国百老汇演员女儿的她，在到达中国的3年后，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大使馆的工作，一心一意搭建起她的戏剧平台――顽皮猴子戏剧社，并在2006年推出了顽皮猴子戏剧社的开门红演出――《我爱北京》。

《我爱北京》饱含了这个来自美国的姑娘对中国的“老外式观察”――“我见到很多外国男人和中国女人在―起，却很少见到中国男人和外国女人在一起。”柳素英说。

于是，《我爱北京》中就出现了一段中国男人和美国女人的爱情故事：背景是北京，角色来自各个国家。柳素英把每个角色的性格都推向各自国家人群性格特点的极致，譬如美国女人的“bitch”般的大大咧咧，美国男人四处向姑娘搭讪的个性，中国女孩的含蓄内敛，中国男人的大男子主义和假装繁忙的生活状态。

她设置了一个喜欢在“喂喂喂”中不停接电话的中国男人，带点讽刺和幽默，却险些激怒了场下的某中国男性观众，“他说他恨不得把鞋子脱下来扔到舞台上，他不高兴话剧中的中国男人是那个样子。”柳素英一下子见识了“中国男人的敏感和自尊”。

“我看到一些中国人缺少点自嘲精神，你知道美国总统每年会组织一场表演，笑星可以在讲台上肆意嘲笑美国总统，敢于接受这种嘲讽才是真正有自信啊。”柳素英愿意继续在戏剧里尝试各种嘲讽，因为她有自己的嘲讽观，“我想把这个理念传递给人们，当你遇到别人与你观点相左时，未必代表别人是威胁和对抗你的，我看这恰恰是你和别人坐下来好好沟通的机会。”

事实上，在对待诸如此类的中国式逻辑时，她自己也经历过从挑战到和解的过程。“一开始，我经常被中国式生活习惯和中国式的做事方式所挑战，我觉得他们正在用错误的方式做事情，后来，我意识到那只是与我不同的另外一种逻辑。”

她愿意这样宽容地看中国，作为一名女性，她更是敏感地触碰到中国女性的情感观，哪怕那和她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她旁观着中国女性对待情感的含蓄，一个女性朋友暗恋了男同事7年，却临到对方大婚前才表白，小柳好奇“怎么可以等待7年时间啊”；身边有学习舞蹈的女性朋友告诉她，如果另外一个男性朋友比自己的男友有钱，她就会跟更有钱的男人在一起，小柳疑惑“钱在中国男女的感情关系中到底有多重要”；还有女性高管朋友，事业比丈夫成功很多，但她一直不愿意生孩子，因为夫妻二人没有谁愿意放弃工作，小柳感慨“中国还是男权社会啊，在美国，说不定男人早就辞职在家，专心料理家务并带孩子了”。

生活中的这些小观察和小灵感随时会出现在她的表演中，她的顽皮猴子戏剧社中拥有来自各个国家的成员――中国、韩国、希腊、罗马尼亚等。他们陆续用多元的、碰撞后的价值观排演出一台又一台话剧：《绿眼睛黑汉字》、《宫保莎士比亚》、《风险英语》。这些演出不仅能让外国观众开怀大笑，也能让中国观众会心一笑。

除了这些经典剧目外，从今年开始，顽皮猴子开始了每月一次的即兴戏剧的演出。因为跟观众的互动性强，且强调表演的生活化和休闲化，柳素英都会选择不同的剧场来展现不同的主题，后海的某酒吧、798的某画廊都是顽皮猴子即兴演出的场地。如果你注册成为顽皮猴子的会员（登陆），便能在一周前收到演出信息。

拥有了在中国的演出经验和对中国社会的一定理解后，她正计划着把顽皮猴子们的戏剧带到国外。

小柳一手创办的戏剧社是非营利机构，她靠做主持人和影视剧演员来维持生计。她愿意把大量心血花在剧社，是因为她的一个终极目标是“成为东西方之间的一个喜剧桥梁，用幽默去解读社会矛盾、文化差距以及其他议题”。

跳出个人的盒子

每周三晚上7点半，一帮外国人组织的即兴戏剧工作坊，雷打不动地在北京鼓楼大街附近的疆进酒酒吧中举行。没有任何门槛，也没有任何费用，只要你抱着对活动和交际的兴趣。

这个戏剧团体叫做“Beijing Improve”（北京即兴戏剧），这个成立于2006年的戏剧小团体免费开办工作坊的目的是“通过一系列好玩的多元文化课程帮助大家了解并与大家一起探索潜伏在我们体内的自发性和创造性”。

如何探索人体内潜在的创造性？且看看他们其中的一堂课程的设置：这是一堂外国人和中国人齐聚一堂的工作坊，由“Beijing Improve”中的一个成员带领。一开始你可能是羞涩地。内向地、不知所措地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接下来，你会发现，每个人都不遗余力地展现自己的即兴创作，比如词语接龙，动作的联想，甚至在2分钟内跟搭档创作一个小短剧。一切都是即兴的，当所有人都在即兴中进行着大方且迅速的反馈和反应，你便发现，似乎自己也能抛开外界的眼光，不管不顾地投入进去。

一些人在这里学会了纵情表演，一些人在这里学会了人际合作，还有一些人学会了放松减压。不管怎样，最重要的是，你可以通过即兴话剧这种方式打开自己，跳出自己的盒子。

在即兴戏剧工作坊中，领队会向每一个参加者强调：跟合作伙伴要有目光接触，实际上，目光接触非常重要，这样才能保证表演的衔接和顺畅；保证对彼此角色的接纳和理解。

“实际上，即兴演出的特点大概就是如此，关注对方和支持对方。”北京即兴戏剧的创始人之一，新西兰姑娘Fairy Lottie说。

正是包括Lottie在内的热爱即兴表演的6个外国人把即兴表演第一次带到了北京。他们不想仅仅在老外的圈子内进行即兴演出的活动，而是把这个圈子扩大到囊括中国人的范围。“你知道，很多外国人在中国还是只认识外国人，并没有接触中国人的圈子。”Lottie说，北京即兴戏剧试图打破一些外国人的小圈子，让即兴戏剧成为中外交流的工具之一。

除此之外，即兴戏剧带来的是打破封闭圈子后的全新思维方式――关注别人，支持别人，发挥想象力，磨练创造力，让自己放松――事实上，欧美国家的一些公司盛行采取即兴戏剧的方式，给员工做拓展训练，一方面增强员工的合作精神，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心灵按摩。

北京即兴戏剧无意走这种盈利模式，现在共有10个成员的团队，他们每周轮流着主持工作坊，把即兴戏剧的快乐理念播撇到都市高压人群中。“其实大家在一起就是好玩，我主业是做幼教工作的，每次看到小孩子玩得那么尽兴、投入，我总会想，为什么成人丢失了那么多玩的乐趣？为什么成人越来越不会玩了？”Lottie说。

“很多在禁锢你的东西，在这里可能被打破。比如在意别人的评价，又比如不知道该如何流利地表达自己，在即兴戏剧的专注表演中，你需要把这一切障碍都抛开。跳出各种顾虑的个体盒子后，还原一个真实的你。”喜欢参加工作坊的一位姑娘说。

即兴戏剧工作坊之外，每个月的最后一周，戏剧团队还会在蓬蒿剧场进行与观众互动的即兴演出，不收取任何门票，观众可以随意捐献，所得款项由他们一律捐赠给一家NGO组织。

从虚无到实际的自信

“Beijing Improve”支持的这家NGO组织叫“花旦”，恰恰也是一个通过戏剧来改善社会矛盾的团体――如果说“顽皮猴子”试图改善的是文化差异，“Beijing Improve”试图改变的是个人封闭，“花旦”则试图提升弱势群体的弱势心理和借此改变他们的个人命运。

创建者罗琳，一位在香港出生的英国人，毕业于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获得了艺术戏剧的学士学位后，想通过戏剧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

罗琳把她的试验场选在了中国大陆。作为女性，她格外关注女性问题，并且在2003年前后，联合社会企业研究中心，开始了针对在京务工的打工妇女的艺术性项目。

罗琳坚信，“通过参与性戏剧的手法和艺术性的活动，能够使中国的流动务工人员提高个人能力、社会地位以及经济水平。”

罗琳的信仰并没有错，打工妹董芬的转变见证了罗琳的努力。曾经是理发店小妹和饭店服务员的董芬连续3年参加了罗琳的戏剧工作坊，并且于2004年罗琳在中国注册成立花旦工作室后，加盟花旦，成为花旦的第一位项目负责人。

当年的工作坊经历是董芬的一份宝贵财富，本来抱着到北京多赚钱目的的董芬，在遇到罗琳后，整个人生的风向标都发生了转变。“在罗琳那里，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刚到中国时的罗琳，不会讲中文，而我不会讲英语，但不论我说什么，罗琳都会在旁边耐心地听，并且还点头作出反馈，仿佛她真的可以听懂。”董芬如此形容她刚刚参加工作坊时的感动。

罗琳从不拿高高在上的眼光来看待包括董芬在内的打工妹，也从来不限制她们的能力发展。除此之外，罗琳会尽量使用戏剧的手段来引发包括董芬在内的打工妹的思考。“工作坊会组织各种游戏和活动，罗琳通过这些项目来引发我们对社会问题和自身问题的思考。比如一个传球游戏，我们做的不仅仅是游戏，而是在游戏之外讨论，为什么球会掉？哦，是因为没有关注到对方的眼神和意图。生活中哪些地方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如此这般，话题会一直借机延续下去，戏剧训练中的反省和思考往往成为对生活中问题的探讨和深入。

这正是“花旦”的工作程序，通过论坛剧场、角色扮演、即兴创作、创意游戏、练习、讲故事等参与性的训练，为参加者提供一个新的交流平台，使人们走到一起，交流、讨论以及解决周围的各种问题。

所有的活动和游戏都会使参与者能够把游戏活动和真实的生活紧密相连，通过游戏再现生活，通过游戏认识那个内心最真实的自我。

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董芬的精神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她的朋友都忍不住评价她，之前她的自信只是傻大胆，是虚的，而其后，她的自信变成了实的、有根基的。“我没有获得金钱，但我获得了金钱换不来的软技能。”董芬说。

如今，作为“花旦”女性项目的负责人，董芬致力于把她自己获得的那些精神营养撒播到其他打工妹的身上，帮助她们提升自信和更新她们适应城市挑战的能力。

农家女学校和富平学校是“花旦”女性项目的主要合作机构。打工妹们会在这些机构的组织下，或者采取自愿报名的形式参加工作坊的活动，每期工作坊会有20-30名的打工妹，在八周的时间内，按照每周三个小时的时间强度被安排相关的戏剧培训。

有些打工妹一开始并不太重视这个培训，但接下来她们会发现这种戏剧培训的魅力。“有个做保姆工作的打工妹，穿得邋里邋遢来参加工作坊，到了工作坊最后一周，我就发现，她学会了精心的打扮。”董芬最喜欢举这个例子来说明她所带的工作坊给打工妹们带来的微观改变。

除了女性项目外，“花旦”还同时运作儿童项目、四川灾后项目，以及正在筹备针对贫困阶层青年的职业培训奖学金计划。为了让“花旦”拥有更好的创新条件，罗琳也正打算将“花旦”打造成为社会企业性质的机构――通过给企业的戏剧培训，把团队协作、沟通、领导力、解决问题等软技能带给员工，或者企业冠名赞助“花旦”的公益戏剧――两者获得的经济盈利继续支撑“花旦”对流动人口和弱势群体的戏剧服务。

戏剧，娱乐之外的正效应

从“顽皮猴子”，到“Beijing Improve”，再到“花旦”，即兴戏剧也好，参与性戏剧也罢，都是借助戏剧的另外一种生存表达。

对柳素英而言，舞台是一个和世界去沟通的空间，在演绎不同人的生活状态和生活观念中，哪怕她不认同，但也不妨碍演绎后完成的沟通，“我希望我的戏剧不脱离生活，而且可以让观众好好地思考生活的矛盾和差异。”

对Lottie来讲，即兴戏剧是打开个体生命的一个工具，人们可以脱下各种面具和桎梏，从而唤醒包括玩、创新、放松、交流等各种被生活磨掉的潜能。

对董芬来说，戏剧给了她生活路径的另一种希望，不依靠物质也能带来的生命轨迹的改变。

“花旦”的网页中有些话写得颇具代表性，“每个人都有发掘自身潜力的可能”以及“打开心灵，拥抱世界”。“顽皮猴子”、“Beijing Improve”及“花旦”都不遗余力地给出挖掘自身潜能和拥抱世界的戏剧范式――娱乐功能之外的软技能提供，譬如跨文化交流技能、人际交流技能、沟通技能、自我表达技能、创造性思维能力、自我意识等。

还有在把人逗笑之外，带给观众的对公共议题的思考，譬如“Beijing Improve”曾经为环保组织创造与环保相关的即兴演出，在跟观众的互动中探讨环保的话题；“花旦”曾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为一个研讨班录制一个短剧，主题是关于国内打工者在劳动合同、健康保险、工作场所性骚扰以及社会福利问题等方面所面对的挑战。

这些由老外组建的戏剧机构，带着各自的理念在中国扎根，它们远离商业，但并不远离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