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作为“综合社会”的中国

现在回顾一下,2008年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来说都不是风平浪静的一年。这一年里中国国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关注,并在各种意义上继续发挥着世界性的影响。在激烈变动的同时代史中,我们对这一系列的事件应采取何种立场并不是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在此我想谈谈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首先我想对发生在2008年的三起事件做一个简单的勾勒。这三起事件分别是骚乱、圣火传递和汶川地震。这三件事在日本也得到了大量的报道,可以算得上2008年上半年日本社会最热门的话题了。

骚乱发生在3月份,从日本媒体的报道中可以得到以下几个基本印象。第一,骚乱是以的僧人为中心发动的,理由据说是说要给以自由。但是这个自由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无论是日本的媒体还是欧美的媒体都基本上没有给我们答案,而是以没有宗教自由这种极其抽象的结论来做了结。第二个印象是,藏族人对于近年来汉族对的地区治理或说统治进行了反抗。这一点从事件中汉族人的商店被袭击而藏族人的商店得以无虞的事实中得到了印证。第三点是关于中国政府的反应,媒体的报道从一开始就突出了这种意象――从骚乱发生的时候起中国政府就进行了严厉的镇压。但是关于“镇压”的规模和手法,说法却各有不同。从日本《每日新闻》的报道来看,至少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中国的军队并没有大肆镇压,只是以维持治安的形式采取了防卫性的措施,并力图使事件平息。另一种则是说发生了大规模的武力镇压和屠杀,不多久之后并有大量藏族人被逮捕监押,这种说法来自美国媒体的报道。但媒体对这一点直到最后也没有更明确的说明,只是强调了中国政府禁止外国记者进入这个理由。为了强化“镇压”的意象,“八九事件”的记忆重新回到话题当中,于是人们不免延续了同样的眼光来看待这次事件,而事件的“真相”也在真相未必明了的情况下被固定下来。

事件发生后不久,第二起事件即奥运圣火传递事件发生了。那段时间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这件事,却都没有触及这个现象表明了什么的问题,最终,混乱的报道只给人们留下了一些奇怪的印象:虽然妨碍圣火传递的暴力行为在各地扰乱了仪式的进行,但媒体传递的信息却是“中国”如何如何可怖――尽管中国是事件中并未采取暴力的一方。在这里有一个逻辑上的断裂性跳跃,那就是在事件中被强化了的“中国政府在八九事件后依然如故地进行着独裁统治”这个基本意象,被直接挪用到了妨碍圣火传递的画面中。但是把这个意象应用于圣火传递却有些不太方便的地方。因为圣火传递虽说是中国主办的,但同时也是一个国际性的活动,各国政府都有义务协助活动顺利进行,所以都在当地出动了警察以警戒破坏行为的发生。已有的局部冲突基本上都是在当地警察和妨碍圣火传递的人之间发生的。因此想要将这种复杂的局面单纯化,最终都归结为“中国可怖”这一意象,在操作上实在是有些牵强。因此在我们于电视上看到的画面和听到的解说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错位。虽然日本的媒体很多,思想立场也各不相同,但在将骚乱和妨碍圣火传递两件事情毫无媒介地重叠在一起这一点上,它们之间表达的差异并不是视角之差,充其量不过是程度之差而已。

早在问题发生之前,法国的某一人权组织就已制定了对圣火传递加以政治性利用的计划。事件发生之后,问题也被利用来实现这个计划。而要想把事件纳入妨碍圣火传递的行动中,问题就不得不被单纯化,于是“问题=人权问题”的模式就被创造出来,对圣火接力的妨碍也以“人权”为由被正当化了。

但当圣火传递还没有结束的时候,第三起事件发生了,这就是汶川地震,一场严重的自然灾害。当大地震发生的时候,世界各地媒体的思路还没有从对抵制圣火传递的报道中走出来。就拿日本来说,媒体上翻来覆去出现的话题,是日本市民对四月下旬长野圣火接力的不满、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和中国政府对圣火支持活动的操纵。而就在这个时刻,汶川地震发生了。

地震与前两起事件的性质完全不同。汶川地震是自然灾害,恐怕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日本以前曾经历过关西大地震,日本的市民对此仍存有痛苦的记忆,所以当汶川地震发生时,有的日本媒体送上了关切的问候。与欧美的媒体相比,日本的一些媒体在这一点上充满了人情味。

但这充满人情味的问候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到来的。日本的媒体至少花了三四天的时间才从圣火接力的宣传中走出来。地震发生于5月12日,虽然第二天媒体就开始对此报道,但报道的内容除了地震的惨状之外并没有任何的评论。再过了一天,才开始出现是否继续进行圣火传递、中国政府有没有限制言论自由的报道和评论。持续了两三天之后,批判的声音逐渐弱化,中国政府反应的迅速和民间的援助行动得到了报道。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是因为日本社会对地震这一自然灾害的残酷性有着深刻理解,没有这种体验的社会是很难做出这种反应的。

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经历了从问题到汶川地震这三起事件,在事件的性质各自变化的同时,我们也在其中感受到了某种一贯的基本印象。这三起事件在经过某种同质化的努力之后,最终被一致转化为一种政治统治系统的集权主义的意象。另外一个意象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不管是问题、圣火传递还是地震,构成其基础的民族主义都是一样的。还有一个印象就是人权问题。在前两起事件中,人权以其概念的抽象性成为一个关键词,而在地震的事情上,人权问题虽没有全面出现,但想必也会潜在地以受灾者的人权问题的面目出现。

进一步而言,中国的“民众”也被塑造成了一种固定的意象,那就是他们是被政府所操纵的人群,是备受压抑的受害者,是没有自由、没有主体性的存在。在媒体上出现的中国民众仿佛就是单纯为了喊冤诉苦而存在的,而他们对于社会的改造是如何看待并如何行动的,则基本上没有在媒体上出现过。有时候又会有“反体制的活动家”被报道,他们几乎被视为中国唯一的“民主主义的努力”。

在对以上三起事件的报道进行整理之后,即便我们对中国的事情并不熟悉,也不免会有如下几个疑问。

第一,事件中最核心的是应不应该让的问题。那时东西方媒体中的主流意见恐怕是支持独立的。这一点虽然没有明说,但是人权、自由等观念就是在这一点的延长线上被提出来的。但是问题有一个现实的背景,那就是如果的背后有美国存在,有没有可能实现纯粹的“独立”或是“中立”?关于是否会变成美国的战略据点的问题也许现在没有讨论的必要,但是震区内居住着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其中也包括藏族,中国多民族共存的格局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就这次的地震救援来说,在多民族聚居的情况下,统一国家中央政府的作用显得极其重要。比如5月16日的《每日新闻》曾报道说,中国出动了十三万军队参与救援,生活在日本的民众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如此大规模地震发生后,如果没有统一国家中央集权的力量,中国的迅速反应和这样大规模的救援行动是无法发生的。虽然有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救援力量的协助,但中国要渡过难关最终还是要靠自己。这样大的地震所造成的损失不是七十几个小时的救援行动所能补偿的,震后的灾区重建需要更多的能量和资源。根据《朝日新闻》的报道,中国正以各省分工协作的形式,从经济上富裕的省份开始调配救援物资,具体地给予灾区灾后重建的长期保障。这种功能的分担很显然是统一国家在行使保护国民的职能,那些主张的人对这些要素不应避而不谈。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要使用“人权”、“自由”这样的概念的话,首先就要把在大地震这种严苛状况下(当然,还有比地震更加残酷的人祸,比如战争)政府“对国民的责任”问题同时纳入视野。读一下这两个月日本传媒的报道,可以看到很明显的逻辑裂缝。一直持续到长野站圣火接力结束的对中国政府的严厉批判,在大地震发生后就基本上消失了。在问题上是“恶人”的中国政府,由于在大地震中的竭尽全力而在一瞬间变成了“好人”。这种逻辑如果继续推下去,就是不在政治上正视一个统一国家中央政权的作用,而只是简单地以“好人”、“坏人”的二分法来思考问题。这种思维方式只以黑白两色来划分世界,作为政治解释而言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后面还要说明。

第二,在大地震发生之前,中国人的“民族主义”问题同样是被作为“恶”的东西来看待的。在问题上社会反应还不算太强的多数中国人,在圣火传递受阻时一下子被刺激起来,在国内外都进行了强烈的回应。尤其是抵制家乐福的行动在世界范围内被看作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但是,这里占主流的逻辑既然是中国没有言论自由,那么中国人这种行动就不过是政府操纵的而已。日本通用的也是这种逻辑。

但是,在大地震发生之后,日本的媒体也多少对中国人的互帮互助进行了报道。于是“藏族对汉族”的对立构图开始褪色,日本在某种程度上也开始了解到,在与国家政权的救援同时进行的,是全国各地的中国人不问民族出身、自主展开的救援行动。那么这就会产生一个疑问:如果中国人是没有主体性的、被政府操纵的存在的话,那这样积极的救援行动就是不可能产生的;而如果他们是自主行动的主体性存在的话,是否就该仅把之前的“民族主义”理解为纵的行为、而把现在的看作是主体呢?

这里我们终于正面触及到了根本性的问题。当去理解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时候,我们看待中国的视角首先就会受到检验,而其中尤其受到严格检验的是我们对政治(不仅仅是对中国政治)的理解方式。

以道德为标准理解政治与将政治全部推给政治家而自己置身事外,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我们身边并不鲜见的一种现象,就是以善恶为标准、事不关己地去议论国家政治。这种态度不管是持批判还是辩护的立场,都没有把政治看作变动中的、流动的过程,而是仅以“善”或“恶”的判断来给政治定性。

媒体是要追求新鲜度的,所以不管事件是大是小,它常常是在事件发生的当时做集中的报道,在事件过去之后往往就不再去关心。而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重大事件发生的情况下,状况在事件过去之后依然以变化了的形态存在着,并继续发生着变化。但是媒体在事件一开始为我们制造的印象很容易脱离事件本身而继续存在,我们还会继续依赖这一印象来理解现实,于是就产生了大量缺乏“历史视角”看问题的现象。历史是时常在变化的,并从变化当中产生出新的要素来打破人们凝滞的印象和固定化的判断。如果缺乏这种历史的视角,就很容易根据固定化的价值观来理解现实。这种特征在所谓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中尤其明显:复杂的现象被切割开来,以绝对的善对绝对的恶的思维方式来做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是以“反对还是支持”、“批判还是拥护”的二分法来划分立场,要对中国复杂的现实做出分析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但这种“好―坏”“善―恶”式的印象为什么在媒体上会被一再地生产出来呢?我想在此指出一个冷战意识形态的问题。坂本义和曾在《地球时代的国际政治》一书中有过十分简洁明了的分析:

冷战解释的另一种类型以杜勒斯为代表。众所周知,根据杜勒斯的解释,东西方对立就是“民主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就是善与恶、神与恶魔的较量。……不仅恶的存在是恶的,承认善恶之间存在着妥协和并存的观点本身也是恶的。所以其逻辑必然要发展为用“反攻政策”来“解放”共产主义阵营内的民众这样一种欲求。

在对2008年三起事件的报道中,以部分欧美媒体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报道所呈现的基本上都是坂本上面总结的冷战意识形态的模式。民主主义对集权主义(共产主义)的框架硬是被嵌入了无法归入这一模式的现象当中,并被以善恶对垒的方式来理解。在某种意义上,那些认为中国的民众毫无“人权”、他们只是被政府所操纵的看法当中,暗含的也是一种用“国际反攻”来“解放”中国民众的思维方式。

但是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尽管冷战意识形态脱离了现实独立地自我复制,但在实际的国际政治中却无法真正维持这样的对立。在西方国家政府的态度与他们媒体的宣传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错位。这种意识形态脱离现实的现象,不单单是在世界范围内敌视中国与否这个层面的问题,更是集中反映了冷战结束后人们对世界政治的认识与世界政治的现实之间的鸿沟。现实中的世界政治已发生了巨变,过去将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的观点已经失去效力,但与现实相应的新的认识却还没有真正发育。在讨论中国问题时所使用的“人权”、“自由”等在冷战意识形态中常用的关键词,正因为其抽象的使用方法反而暴露了它们意识形态的性格。媒体虽众多却绝不发出与主流不一致的声音,舆论虽庞大却众口一词,这种局面难道不正与“民主主义”的规则相违背吗?意味深长的是,国际范围内意识形态的压力在中国社会内部也引起了类似的意识形态的局面,中国人的反应中意识形态的色彩在加强。2008年上半年真是向我们展现了又一场冷战意识形态的战争。

但问题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如何跨越冷战意识形态来把握中国复杂的同时代史,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课题。

当分析现在的中国时,首先应该问的不是怎样看待中国,而是怎样看待“历史”与“政治”。冷战意识形态之所以难以轻易跨越,就日本和中国社会而言,最大的困难就在于对“民主主义”的想象极其观念化和贫乏。历史中的民主主义实际上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不可能有统一的模式,也常常难以尽善尽美。政治本身也并非理想状态,而是常在紧张关系中运动,同时包含着“善”与“恶”两个方面,甚至在二者之间摇摆。所以我们应当注意的是,社会中形成了什么样的政治结构,并以何种力量关系在进行调整。此外,一国的政治状况常与其国家的经济、文化或风土的问题等相关联,与国际政治中的力量对比也有很大关系。“人权”和“自由”如果不在这些关系中讨论,就没有任何意义。

让我们再回到问题上来。这里我想讨论的是如何理解中国的现代化的问题。我不是问题的专家,无法给出详尽的分析,只想在常识的层面上进行初步的讨论。

当阅读日本媒体对问题的报道的时候,我们应当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僧人们要求的“自由”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骚乱的发生是以僧人为中心?如果是因为汉族的大量涌入妨碍了藏族人的利益的话,这也不过是最近一些年的事情。那么历史上在曾发生过什么?

这里我只想指出一些常识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自夺取政权之后就进入了,并在那里进行了。这个过程的内容是将寺院独占的土地,分给身为农奴、没有土地的藏族民众。的过程是激烈的,但是这种是在中国全国进行的,并不仅限于一地。而且在进行的还掺杂着民族对立等微妙的问题,所以要比在汉族地区实行的费时更长,基本上花了近十年的时间。

这里我想向大家介绍一本书――《The Struggle for Modern Tibet:The Autobiography of Tashi Tsering》。这本书是藏族人扎西次仁的自传,由他本人口述、美国的问题专家梅尔文・戈尔斯坦和威廉木・司本石初记录而成。扎西次仁出生于的偏僻山村,在过去属于社会中地位较低的阶层。小时候由于某种机会他得以接近上流社会,后来他亲历了共产党进藏的过程,并于1956年去了印度,在达赖喇嘛的兄长手下工作。1960年他去了美国留学,在留学期间他学习了欧洲史,发现社会与欧洲中世纪“政教一致”的封建社会很相似。他对宗教的认识因之改变,开始认识到宗教是对上流社会榨取贫困奴隶这一事实的掩盖,并认为应该发动一场革命来实现现代化。作为藏族人,他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怀有不信任,一方面开始对共产党在的改革进行历史的考察。经过考察后,他认为共产党在进行的和政治改革是历史上最初的改革,共产党是在代替藏族人发动社会革命,他也开始思考如何利用这种革命来建立人的现代社会。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扎西次仁拒绝了达赖喇嘛的兄长要他去印度的邀请,于1964年回到了中国。那时中国正值的前夕,归国后的扎西次仁历尽艰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和中国一起受难。当结束之后,虽然可以去美国等国家,但他选择了留在。到如今,在各级政府力量的帮助下,他已在创建了六十六所小学和一所专科学校,为藏族的孩子们提供受启蒙教育的机会,在文化领域为的现代化奋斗着。

扎西次仁的传记并不简单,他提出了一些沉甸甸的问题,那就是“现代化”到底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对又意味着什么。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这里我想借用一下英国政治学者拉斯基在《论当代革命》一书中的论述。拉斯基在这本书里对苏联的“现代化”做了分析。他指出,苏联政府在革命之后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资本主义化,引进外来资本,继续推行新经济政策;另一个选择就是自力更生,全面实现苏联的工业化。他们选择了后者。而这一选择的结果是不得不将一种体制全面加之于国民身上。

中国在1949年以后的政治进程虽然与苏联大不相同,但在以下方面却非常类似。“工业化(如果不依靠外国资本来实现的话)的代价是严格限制消费品和实行农业集体化(因为没有农业集体化,就无法限制消费品)”,在中国发生的情况与此完全相同。“一句话,苏联是要努力在不到三十年时间内完成一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连美国也花了一个半世纪,而且还是依靠大量外国资本的帮助才完成的。再说,这种努力又是通过对所定目标多半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民进行的,他们非常可能(至少是在农民中)不懂目前吃苦为了将来享福的道理,如果听凭他们自由选择的话。”(《论当代革命》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内部读物,1965年版,58-59页)

用暴力来实现现代化,这一过程在西欧许多国家是通过对殖民地的占有和掠夺完成的,而在美国则是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之后确立世界霸权来实现的。但如果俄国和中国等所谓共产主义国家要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现代化,在外部压力之下他们除了在短时间内在自己内部进行“榨取”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于是问题就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如何看待“现代化”这一历史进程的问题。

“造成现代文明矛盾与冲突的重要根源,就是在法国革命中携手并进的自由和平等的理想在之后的历史中却出现了令人痛心的背离。”这是丸山真男在《“三谈关于和平”》第一章、第二章中提出的问题。不管是标榜自由、牺牲平等的“民主主义”式的现代化过程还是标榜平等、牺牲自由的“社会主义”式的现代化过程,哪一个都不能说是成功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现代文明的矛盾与冲突”,面对着的是如何创造实现现代目标的社会体系这个沉重的课题。

在中国,“天下”思想比“国家”思想的传统更为强大,因此难以形成欧洲近世以后形成的民族国家模式。多民族共存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存在形式,从政治上对这种形式进行分析的工作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问题的发生给了我们重新思考多民族共存这一历史状况的机会,促使我们面对那些平时被忽略的问题。当然,现实中确实存在着民族间的矛盾和汉族优势地位的问题,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真正的问题在于“共存的模式到底是什么样的”。矛盾并不是仅存在于不同民族之间,那仅仅是容易被意识到也容易被强化的一个方面,其实,在藏族、汉族以及所有民族的内部都存在着冲突。不以历史的眼光对此进行分析,仅用意识形态恐怕是难以把握这一现实的。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现代化”这一框架之内如何将加以定位,如何克服自由和平等“令人痛心的背离”的问题。像现在这样把藏族和汉族作为两个实体一分为二进行抽象对立的做法,会将流动着的政治决断和动向――比如上面讲过的扎西次仁的思考和努力――完全抹杀。

扎西次仁现在已快八十岁了,他的传记《是我家――扎西次仁的自传》最初由香港翻译出版,2006年7月又出了内地版,在2008年的藏族事件中这本书也在汉族人当中得到了好评。我想这本书之所以使不同民族的人都为之感动,就是因为他在把普通人如何参与政治当作自己的课题时的决断和牺牲精神。扎西次仁曾进过监狱,受过监视,历尽苦难,但他却是与“喊冤诉苦”的形象完全无缘的人。他在对“问题是什么和如何解决”做出认真的分析之后,在每一个时点上都做出主体性的判断和行动。他没有把政治丢给身在其位的官员而自己只是充当喊冤诉苦的角色,也没有采取站在外部进行批判的黑白二元对立的立场,扎西次仁切切实实地在做普通人“参与政治”时所该做的事情。他的立场在这个意义上是无法用黑白对立的方式来判断的。

而在为他感动的其他民族的人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人。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努力,中国的政治在一点一点地发生变化。

在汶川地震发生后,基本上从第二天开始普通中国人就行动起来了。我知道一个例子,是河北省的一个农村干部拿出了自己经商的积蓄成立了一个救援小组,这个救援小组在地震的两天后,于14日赶赴了灾区。这个小组共有二十三名成员,包括十五名村民,还有八名一直在进行农村建设运动的志愿者。他们在出发前曾对救援活动的内容进行了详细讨论,包括如何与灾区的民间团体协作,借助政府的力量,以切实使救援物资到位,尤其是如何与灾区的农民联手一起展开之后的灾区复兴建设。他们一直在参与农村建设运动,具有丰富的现场经验。知道这一消息后,许多市民也纷纷向他们公开的账户上捐款以示援助。

当日本的媒体在对中国救援活动的报道中将中国分成“政府”和“民间”两个部分并把它们各自实体化时,这样的思维方式会使他们对某一些事实保持敏感而对另一些事实表现迟钝。他们容易表现出敏感的是中国行政系统中的腐败问题和社会贫富差距的问题。这些问题确实是严重的事实,并非虚构。但中国的市民即日本媒体所见的“被害者”们是如何与这种腐败和差距作斗争的、如何努力将“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基础一点点扩大的,这些关键的部分却完全处于他们的视野之外。事实上,在今年的一系列事件当中,中国的市民们在以往的积累之上,进一步在政治上得到了锻炼。比如在抵制家乐福的活动当中,他们在行动方式上所做的考虑比他们的目的更有价值。多数参加者对情绪性的反应保持了警惕,并呼吁不要将对法国的抗议扩大至家乐福以外的法国企业,等等。再参考2005年发生的反日游行时的情况,我不认为这种努力是中国政府的操纵,应该说这是中国市民民主训练的进一步积累。更接近事实的解释应该是,中国人并不把对抗政府的姿态作为政治立场的立脚点,他们在能够利用政府力量的时候总是会积极地加以利用――这才是民主化最核心的部分。在地震发生后,以四川省的市民为中心,并通过互联网和志愿者形成的网络,中国人从正面面对了救援活动如何才能公平进行这个极其困难的问题。在地形如此险峻、受害面积如此之广、受害人数如此之众的灾害面前,像因“豆腐渣工程”而受害的孩子们的问题、救援物资挪用的问题、特权阶层危害社会的问题等等,每一个问题都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但中国的普通公民并没有只去制造流言或喊冤诉苦,而是自己在行动。在有的受灾地区,比如成都,在受灾后由市民自主成立了“监督系统”。他们对救援物资有没有被非法挪用、政府的救援活动有没有积极展开等进行监督,动员舆论,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向警察施压,借助警察的力量推动救援活动顺利进行。在四川政府的呼吁下,这个“监督系统”作为临时系统在制度上得到了承认。中国的民主主义就是在这一系列的偶发事件中逐渐得到了训练。虽然它并没有达到理想状态,但中国社会真正的政治过程可以说正是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初步形成了轮廓。而且回顾一下近年的情况就可以发现,这种训练并非始自今年,而是在反日游行、SARS以及日本人不知道的许多中国国内事件中得到了积累。只依赖诉苦这种意象,只是靠抽象的“人权”概念,是无法发现潜藏在这些要素中的中国社会民主潜能的。

1968年,竹内好和吉本隆明进行了一场对谈。如何看待中国这个话题在谈话中被提出,竹内好指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

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一个非常完备的现代国家了。如果不是这样,核武器的开发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在历史上虽然首次变成了一个完备的现代国家,中国社会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类型的现代国家。它是一个充满了相当的流动性的社会,内部构造极其复杂。从奴隶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将等作为理想的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国是一个内部包含了所有历史阶段的社会。中国社会是一种综合社会。因此用我们所持有的国家观和世界观的尺度来衡量它是困难的。

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动。“综合社会”的特征和内容也许也发生了变化,但是中国依然是一个用“两极分化的社会”这个概念无法全面概括的社会,它的内部结构依然非常复杂。从这一点上来说,可以说中国仍然是一种综合社会,从原理上对此进行分析的工作依然没有完成,到了2008年,尤其是在与“民族国家”这一欧洲原理的冲突之下,这个工作就变得越来越紧迫了。那些被抵制家乐福和支持圣火传递等表象所禁锢的、只依赖“反体制”、“要求人权”这些现成观点来看问题的人,对这样的社会是无法理解的。要想发现在现实的对立背后潜藏着的、比这种对立更加复杂的政治原理,这项工作是用“好―坏”“善―恶”式的思考方式无法完成的。

这是从、圣火传递到大地震,我们生活着的同时代史向我们提出的思想课题。

(本文是在2008年6月3日于日本成蹊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的演讲基础之上,并参考4月30日在一桥大学的演讲内容整理而成。日文刊载于日本《现代思想》2008年7月临时增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庄娜同学把它翻译成中文,特此致谢。)

孙歌,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亚洲意味着什么》、《求错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