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农业合作社

〔摘要〕 解决当前我国农业困境的思路是农业发展应该走合作化道路。20世纪50年代我国农业合作社的解体主要不在于社员退出权利的剥夺，而在于呼吁机制的缺失。缓解和克服合作组织中的机会主义倾向和搭便车行为有两个基本机制：一是在合作社形成过程中的退出机制，成员能够以此保证最低限度的单干收益；二是在合作社运行过程中的呼吁机制，成员可以以此直接惩罚机会主义者。基于农业生产的特点，农业合作组织的维持根本上依赖于健全的呼吁机制。

〔关键词〕 农业合作社；三农问题；合作化；林毅夫；退出-呼吁机制

〔中图分类号〕F32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2－0020－07

〔作者简介〕朱富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博士，广东广州 510275。

一、当前农村发展为什么要走合作化道路

提高农村的“造血”能力一般有两种思维：一是提高农户的个人生产力，主要是向农户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增强他们的种植知识，拓宽种植范围并提高其生产力，增加有效产出；二是提高农村的集体生产力，主要是强化农户之间的协作并成立合作性质的经济组织，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的全要素生产力。

两种方式哪一种更为根本呢？这需要对农村生产力低下的原因进行剖析。事实上，农村生产力之所以低就在于农业技术进步往往慢于工业技术或其他产业，以及农村的资本有机构成明显低于工业，仍然有大量农户采用几十年前那种简单耕作方式和耕作农具。为什么农业的技术进步如此之慢？同时，为何不能将工业技术推广到农业中呢？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技术的应用需要一定的规模，而我国传统的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不具有这样的规模基础。又如何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呢？这也有两种基本思路：一是私有化，通过私人生产之间的竞争并以相互兼并的方式最终形成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二是合作化，通过小农生产者之间的自愿联合以合作组织的方式形成大规模的农业生产。

进一步，哪种路径形成的规模生产更为可取？基于市场有效信念，国内一些经济学家极力主张土地私有化，但是，私有化的发展路径必将导致大量农民失地，使得他们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事实上，除非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转入工业，土地私有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兼并浪潮必然会使大量农民流离失所，甚至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农民抗争运动乃至新的农民起义；农民大量进入城市和工业的前提是农民本身因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形成有效社会分工，不至于不断制造过剩的低档工业品。显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当今之计，中国农村发展的基本路径在于合作化。事实上，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一些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的产生了极小块的土地个人占有，由于土地太小以致不能有效地利用现代技术，因此，目前世界各国开始了新的改革实践，包括实行合作制、公社制以及国营农场等。

农业合作经济一般有如下的优点：节省交易费用；实现规模经营；促进农业技术革新；促进农业分工深化；拓展农业产业链；提高农户的谈判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

基于农业的特点以及当前农业面临的形势，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06年10月3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一条规定，“为了支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然而，国内大多数人却往往谈合作社而色变，因为20世纪中期的合作社发展留给人们太多惨痛的记忆。林毅夫曾在理论上证明了强制性合作社失败的必然性。那么，为什么当年的合作组织如此效率低下以致最后解体，这是必然的“公地悲剧”现象，还是另有其特定的原因？

二、早期农业合作社的失败：林毅夫的退出分析

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从1952年开始的，它在最初几年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52-1958年，农业产出连年增长。因此，合作化一度被认为是一种能促进农业与工业同时发展的战略，这一发展战略的要点是：（1)动员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到一些劳动密集型投资项目去劳动；（2)通过传统生产方式和投入，增加单位产量。那时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我国的合作化运动避免了苏联1929年的集体化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为那些欠发达的人口密集性经济提供了一个农业发展的模式。但是，1959年后，我国的农业生产突然出现了连续三年的大幅度滑坡，为什么一度被视为引导经济成功的合作化运动又导致了深重的灾难呢？一般接受的传统解释是：（1）连续三年的坏天气；（2）政策失误加上合作社的管理不良；（3）由于合作社规模不当所引起的激励问题。对以上三个理由，林毅夫运用量化的数字逐一进行了批驳。

在对合作化运动与农业发展回顾的基础之上，林毅夫发现，合作化的初期是谨慎和渐进的，农民被鼓励和被积极地诱导加入各种以自愿为基础的合作社，与此同时，经济取得了巨大增长，但在1958年以后变成了强制性的运动，也就导致了随后的经济灾难。为此，林毅夫用博弈论解释这一变化，他认为，合作化运动的初期成功突然滑坡主要缘于1958年秋的强制集体，这使得博弈的性质从重复博弈变成了一次性博弈。确实，从博弈论的观点来看，退社自由权利的剥夺对合作社的激励结构具有显著的影响。当一个合作社是以自愿原则为基础组织的时候，在每个生产周期结束时，一个合作社的成员可以决定他们在下一个周期是否参加合作社。事实上，合作社能使单个农户从规模经济中获益，但同时，为使合作社成为一个有效的制度又要求进行监督，因为规模经济带来的收益很可能被监督的困难所抵消。在自愿组织的合作社中，当一个成员靠机会主义从违约中获取更大利益时，其他成员就会考虑是留在合作社并允许这一成员继续违约还是从合作社退出？如果他们发现由这一成员的违约导致的损失大于从规模经济中获取的收益时，合作社就会解体，这样，违约人将丧失从第二轮规模经济中获取的收益。因此，从长远考虑，他将遵守协议，从而形成了合作均衡。

为此，林毅夫强调，一个合作社解体的威胁大大降低了偷懒的发生，这一潜在的威胁也能保证，一个自愿为基础的合作社的产量至少同农户个别生产的总和一样大；即便是最坏的境况，合作社解体了，农户的生产也同样保持合作社建立之前的水平。然而，当一个合作社是强制时，从退出的可能性看，合作社的性质就变成了一次性博弈，此时，人们无法用退出保护自己或以此防止其他成员可能的偷懒动机，这样一来合作社的内在监督机制便是无效的。也即，在林毅夫看来，“退出权”被剥夺是合作化后期逐渐走上崩溃的根本原因，其理论基础是：“退出权”被剥夺之后，合作社团队生产活动就从重复博弈转变为单次博弈，团队里形成的一种隐性契约也就不再是“可自我执行的协议”。〔1〕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这一自由退出的思维，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特别注重退出自由问题，其第二条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定义是：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从事同类或者相关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依据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盈余返还的原则，按照章程进行共同生产、经营、服务活动的互经济组织。

林毅夫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认为自由市场能够促进人们更好地进行合作。确实，现实生活中就存在大量这样的退出机制，如开放式基金便是如此；股票市场更是一个很好的退出场所，当人们对公司的业绩预期不佳时，就选择在股市上用脚投票。同时，自由退出本质上也是一个外部选择问题：有一个外生标准对合作协调收益的底线进行限制，它允许一个对局人选择一个肯定的结果，而且，这个确定的外部选择项足够高以至于超过了协调博弈中一个策略的收益，那么对局人就不会选择劣于外部选择的策略。显然，外部选择的存在赋予了博弈双方对行为互动的最低收益预期，从而对博弈各方的行为都构成制约，信息经济学将这称为个人理性约束或参与约束。林毅夫认为，中国1950年代后期农业合作社之所以失败就在于缺少这样的一个退出场所，从而对合作社的效率下降没有一个必要的限制，人们缺乏其他选择。那么，林毅夫的分析真正触及到合作社失败的根源了吗？或者说，具有自由退出机制的合作组织就一定有效吗？而缺乏退出机制的合作组织就一定无效吗？

三、退出-呼吁机制比较以及农业合作化治理

其实，基于自由退出惩罚背信者仅仅是一种消极方式，积极方式是采取直接的制裁，而要使制裁有效，必须保证背信者无法自由退出。基于这一思维，麦克洛伊德提出了他的团队合作理论：一个合约均衡的维持需要对合作参与方的退社行为施加约束，因此，生产关系的无限重复使得社员运用报复性策略惩罚机会主义者变得可信和可行。事实上，根据麦克洛伊德的分析，在团队产生中，如果工人在发觉有人偷懒以后威胁将在以后时期以偷懒报复和惩罚偷懒者，那么，团队生产中的偷懒问题可能被制止；如果这些威胁是可信的，则可以构成一个子博弈完美均衡。发出这种可信威胁策略的充分条件是：（1）不断地监督生产队的总产出水平；（2）工人退出生产队的可能性不大，即设置一个较高的退出成本。为此，麦克洛伊德发展了一个简单的团队合作模型，并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1）在一个合理的假设下，一个生产队内部的平等分配原则是可以与效率保持一致性的；（2）生产队保持效率的先决条件是引进一些并不为市场经济所采用的制度约束。〔2〕本质上，限制退出也促成了另一种重复博弈，这种重复博弈不是发生在是否加入合作社这一阶段的个体与合作社之间，而是出现在合作组织内部成员之间。

显然,林毅夫对合作社的分析以及相应的媒体与麦克洛伊德的限制退出以促进合作的理论是相悖的，从而引起了许多争论。为此，美国的《比较经济学》杂志于1992－1993年开辟专题组织了一场讨论，一些麦克洛伊德的支持者对林毅夫的观点进行了激烈的反驳，例如，董和道在《自由退出能减少生产队中的偷懒吗？》一文中所构造的博弈模型就指出，报复性策略这种所谓的“相互监督”只有在退出受到限制的条件下才有效，如果给予退社权，那么个别社员就可能在实施机会主义行为后逃之夭夭，这样反而会导致合作博弈的崩溃和瓦解。那么，如何解释这一点呢？其实，无论是自由退出还是限制退出，只是对应着两种惩罚机制：前者是基于外部选择的消极惩罚，后者是基于以牙还牙的积极惩罚；且这两种惩罚机制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但与文化传统、制度、技术条件以及特定的环境有关，例如，Putterman和Skillman所构造的一般模型就将这两种理论统一起来，认为林毅夫的假说与董和道的理论都只是一般模型的两个特例而已，而退出与报复在特定的条件下都能起到威慑的作用。

同时，无论是自由退出还是限制退出，要维持有效的合作均衡，关键是要生成一种重复博弈，要对背信者实施有效的惩罚。为此，A•赫希曼将两者结合起来构成了一个更为全面的退出-呼吁机制。退出机制的有效条件一般认为是，能够利用这种选择的人是流动的：买者和卖者的完全流动性是市场有效性的基本假设，例如，在纯粹私人产品市场，显然用脚投票是一个比较高效的机制，因为使用呼吁影响厂商的成本太高了。然而，就组织而言，往往存在着一些制约因素影响自由退出的效率。蒂布特（Tiebout）等人就列举了一些条件以保证排他性的公共品供给在自由退出机制下的全局最优：（1）所有市民具有完全流动性；（2）所有组织具有完整信息；（3）组织可能选择的范围涵盖了市民希望的公共物品可能性的所有范围；（4）没有生产公共品方面的规模经济和/或没有相对于人口规模的最小生产的最优规模；（5）组织之间没有溢出效应；（6）人们没有关于收益的区位约束。一般地，组织规模越大，距离它的成本越高，流动性越小。因而从小俱乐部退出比从大俱乐部退出是一个更合理的选择。组织规模越小，从任何特殊公共品供给中获得的利益都可能溢出到其他俱乐部，并在俱乐部之间导致外部性和非帕累托配置。正是基于呼吁和退出机制对应的不同具体环境，赫希曼提出了一个与退出-呼吁机制相适应的组织框架图：〔3〕

那么，农业合作社究竟应该采纳怎样的合作机制呢？这就需要对农业合作社的特点作一番分析。首先，从合作的要素看，主要是土地，而土地是固定的且难以退出，因而土地的流转度远低于其他资本；其次，从合作的人员看，主要是村民，而村民由于受户籍等身份限制难以流动；其三，从成员之间的地位看，由于入股的土地基本上是等额的，因而成员之间处于平等地位，相应地，基于贡献的分配原则也带有一定的平等性；其四，从成员之间的关系看，村民之间都比较熟悉，甚至属于同一家族，因而在平等分配原则基础上可以渗入一定的按需分配原则，可以对相对弱势者进行照顾；其五，从治理机制看，由于管理人员往往从社员中民主产生，而且存在深厚的社会资本，因而有利于实行社会共同治理；其六，从生产劳动的性质看，由于农业劳动相对同质，产品也是同质的，从而比较便于生产劳动监督；其七，从机会主义行为发现看，无论是管理人员还是一般社员，由于平时都生活（居住）在一起，因而每一个人的行为也比较容易受到其他人的监督。

其实，林毅夫之所以强调自由退出的重要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将农业生产上的监督视为极端困难。正因为对农业生产劳动的监督困难，一个农业合作社的成功就只能依靠社员之间达成的一个可自我执行的默契来保障；这个默契就是，参与合作社的社员至少要付出与他单干时同样的努力，并获得不低于单干时的收益。当合作社的生产率水平低于单个家庭所达到的生产率水平而社员又无法退出时，合作社就会被“囚犯困境”所困扰。显然这里农业生产以及农业合作社的一些特点被忽视：一者，农业生产中的劳动比工业生产中的劳动更具同质性，生产的物品也更好衡量，其劳动的努力程度更容易判断，因而对农业生产劳动的监督往往比对工业生产劳动的监督更为容易；二者，与工业公司、合伙企业等组织形式不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部组织结构比较简单，其经营主要是为成员提供农业生产资料购买，农产品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服务，因而也更容易受到监督。

同时，林毅夫之所以强调自由退出的重要性，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所进行比较的对象中加入了团队和个人单干。但显然这是在错误的年代对错误的对象进行比较，究其原因在于，前现代农业社会的确存在着单干的可能性，但在分工已经如此深化的现代生产中，任何单干的收益都远低于团队生产。实际上，工业生产中已经排除了单干的可能性：一个人只有选择不同公司的自由，而没有进不进公司的自由；而且，由于人力资本具有较强的群体性和专用性，人们甚至在选择不同公司方面的自由也受到越来越强的限制，例如，在工商业方面，早期西方社会注重的进出入自由，报酬是基于即期贡献原则，这产生了很多机会主义行为。后来逐渐兴起了期权激励机制，这实际上也就是增加了经理人员中途退出考虑的一种机制，从而使得管理者更好地为企业的长远利益着想。同样，在农业中单干也越来越不可能，究其原因在于，“单干”意味着势单力薄的农民要自己从事采购、生产和销售等各个环节的工作，要承担市场风险，并忍受中间商的盘剥；同时，由于农产品的高附加值主要来自于销售和加工环节，没有足够资金从事销售和加工的单个农户只能获得低微的劳动报酬。更不要说，单干不能实现规模经济，无法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当前中国农村所面临的问题正是小规模经营的问题。

总结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具有这样两大特点：一是流动性低。个人所有的土地不能移动，户籍的移动也存在限制，其他的诸如社会关系等都具有一定的地域性；也即，个人难以从一个合作组织转到另一个合作组织，从而对自由退出构成了限制。事实上，在台湾地区，尽管农民都有参加农会的选择自由，但所加入的农会实际上存在地域限制，基本上是以乡为单位的。二是社会资本高。社员之间交往频繁、彼此熟悉，相互信任，结成了稳固的社会网络。显然，合作社嵌入这个社会网络中，各种非正式的日常互动本身就是呼吁机制的一种形式。事实上，正是由于农业合作社之间的行为体现为一种人情式的或互动式的交易行为，从而为共同规则的建立提供了基础，有助于缓解搭便车行为。正因如此，对农业合作组织的运行和维持而言，呼吁机制显得更为重要，也更容易建设。

流行于日本的“关联投资”越来越得到重视，而其主张与麦克洛伊德的理论具有更大的相似性。“关联投资”方案的倡导者认为，只有当投资机构不得不固守他们所投资的公司时，长期利益才会产生。这要么是投资机构在该公司的份额决定了它们必须固守公司而不能轻易撤股，要么是交易规则限制了它们转让股份。“关联投资”主张者实际上认为，企业内的相互制约所形成的合作要比退出的制约更有效，正如Porter所说，“机构投资者在没有放弃目前它们在交易中所拥有的部分灵活性之前，不应该谋求获得对公司经营管理的更大影响”。〔4〕

四、早期农业合作社失败的根源：呼吁机制的缺失

林毅夫认为，只有社员具有自由出入合作社的权利时，以单干收益作为外部选择项这个默契才会促成一个无限重复博弈；相反，当社员被剥夺了退社权，也就是说没有外部选择机会，生产过程就成了一次性博弈，从而使自我执行的默契难以维持。问题是，林毅夫仅仅将是否加入这个决策视为博弈过程，而将加入合作社后的互动行为排除在博弈之外，这是明显的缺陷。基于这一思维，我们需要进一步拷问：20世纪50年代合作社的解体究竟是因为自由退出权利的丧失而导致退出机制失灵的结果呢？还是社员基本权利的丧失以及合作社内部呼吁机制的缺位导致的结果？事实上，前面已经指出，即使自由退出的权利存在有效的呼吁机制，照样可以促成重复博弈，从而实现合作组织的有效运行。为了认清这一问题，需要对早期农业合作社的呼吁机制作一番分析。

农业互助组织在革命战争时期已经开始出现，而在建国后的1949－1978年，合作经济模式主要经历了四种形态：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从1950年代合作社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1952年前我国的合作化运动以互助组为主，1952－1955年重心转移到初级社，1956和1957两年重在兴办高级社，1958年后则普遍转化为的形态，直到1962年对进行调整。同时，由下表可以看到，我国农业产出的增长率在初级社时期逐年上升，在高级社时期显现衰落的趋势，直到时期出现三年负增长，并导致1959－1961年的；而当1962年进行调整后，农业产出再次开始增长。

合作组织初级社高级社（调整后）

年份1952195319541955195619571958195919601961196219631964

农业产出（1952=100）100103110661147120512481278110496494199911151267

增长率/310%339%760%506%357%240%-1362%-1268%-239%616%1161%1363%

根据林毅夫的看法，互助组和初级社都主张自愿联合，其成员可以自由退出，且退出成本较低，而高级社和则剥夺了组织成员的退出权。确实，高级社和基本上采取完全的按劳分配，即工分制，以户为单位进行分配；同时，工分制将每个劳动力分等，每等定出一个标准分，譬如说一等劳力10分，二等8分，三等6分，四等4分等等。按照这种体制，无论这一天干多少活，只能得到与你同级别劳动力一样的工分；或者说，即便站在地里没干活，但只要确认你出了工，也可以得到同样的工分。正因为在高级社中，不仅劳动力的分等抹平了同等级劳动力之间的一些差异，而且强制的合作又妨碍了基于退出的惩罚，从而导致合作社效率的不断下降。问题是，农民“退出权”的丧失是否如林毅夫所讲的发生在经济严重衰退的1958年呢？有学者指出，农民并非是林毅夫所说的1958年才开始丧失“退出权”，在互助组和初级社阶段就存在大量的强制入社现象。〔5〕

与其将合作化后期的失败归咎于退出权的丧失，很大程度上还不如归咎于呼吁机制的日益缺失，或者说至少呼吁机制的日益缺失和退出权的丧失是同时进行的。事实上，在合作化早期基本上是采取合作民主制的组织原则，而在合作化后期却日益采取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明显的历史事实是，在时期，国家权力无处不在，公社发挥着地方政府的职能，包括政策、公平、福利、家庭计划生育管理、学校和医院管理；同时，农户一旦加入，劳动报酬率、会被分配什么样的工作、甚至每天应该干的工作都由公社决定，此时，农户不仅退无可退，而且还处于被管理的地位，从而不能对公社的管理者形成制约和监督。事实上，此时的公社是“政社合一”组织，管理者的任命和罢免都由政府“由上至下”进行安排。在公社里，纵向上，公社主任有权命令生产大队长，生产大队长有权支配生产队长，生产队长有权指挥生产组长；横向上，公社书记领导公社主任，大队支书支配大队长，乡村事务无论大小都取决于党委、党支部和党小组。

正是由于合作社内部呼吁机制的缺失，社员不能对管理者和其他社员的背信行为进行监督和处罚，农民一旦加入合作社以后就受到一系列规章的限制而导致内部博弈实质上终止，这也意味着，合作社的运行过程中不再存在重复博弈关系。因此，本来在合作社的形成和运行两个阶段都存在的重复博弈关系现在只存在于前一个阶段，而当退出权也受到彻底的限制后，就连第一个阶段的重复博弈关系也不存在，最终出现了导致合作组织崩溃的非合作均衡。基于这一思维，林毅夫用一次性博弈和重复性博弈对1958年前后合作社有效性的分析也具有一定意义，因为当时的重复博弈主要就体现在这一阶段。但是，我们不能将合作社的崩溃完全归咎于退出权的丧失，而是要考虑呼吁机制的缺失；同时，我们也不能将自由退出权视为合作社有效的根本机制，而是要看到呼吁机制作为合作组织尤其是作为农业合作组织的根本性地位。

其实，如果说退出权在早期简单生产的农业合作社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话，它在日益机械化的现代农业合作社中所扮演的角色则日益式微了。究其原因，在20世纪中叶，生产技术水平较低以及农业分工层次还非常低下，这使得合作社的生产效率并不比农民单干高很多，如果合作社内部再出现各种机会主义，合作社的生产效率反而会比农民单干低。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在单干和加入合作社之间进行选择是可行的。但是，随着农业生产力和工业生产力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以及大规模的农业合作生产逐渐应用越来越先进的技术，农业中的单干就跟工业中一样成为不可能的现象，因而退出成为维持合作组织的一个次要的或者根本没有实际作用的机制。

也不是说，农业合作组织中无法建立以退出为主的治理机制，这依赖于社会环境，尤其是农业资产的证券化程度。事实上，如果农民加入合作社凭借的不是土地和人力等实物方式，而是所有权证或股票；那么，农民在不同合作社之间进行选择也是可行的，因为此时所有权证或股票可以流通（但不能变现赎回）。而且，这种自由选择权甚至比工业组织中还更优，其理由有二：（1）农业合作社的收益由于生产过程的简单性以及其他一些信息的可观察性而可以较好地被预测，这样，如果合作社也发行股票的话，它的真实价值就容易被识别，合作社股票也容易转让；相反，在工业生产中，生产效益却难以被观察和预期，存在大量误导的信息。（2）合作社产量具有很强的可识别性，以致其股份持有者难以通过欺诈等手段抬高股票价格以谋利；相反，工业公司中往往通过错误信息等误导他人，或损害公司的长远利益仅为短期利益服务。尽管农业资产的证券化以及相应的合作组织机制很值得深入探究，但就当前的情形而言，这还不是农业合作组织建设中关注的主要课题。

五、再造农业合作社的关键

为了解决当前我国农业面临的困境，农业发展应该走合作化的道路。当然，农业合作组织在利用内部契约替代外部契约进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益的同时，往往必然付出组织成本，这主要源于合作生产中的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为。要缓解和克服这种行为，关键是要促成重复博弈的社会结构。在合作组织的形成和运行过程中存在两类重复博弈情形：一是在合作社的形成过程中，成员基于自愿入社原则而通过用脚投票应对合作社的衰退，这在个体与合作社之间形成了重复博弈关系；二是在合作社的运行过程中，退出受限使得成员可以直接惩罚那些机会主义者并通过用手投票应对合作社的衰退，这在合作社的成员之间形成了重复博弈关系。很大程度上，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农业合作社之所以以失败告终，根本上不是合作社本身存在方向问题，而在于治理机制不健全，从而无法在重复博弈的基础上形成合作均衡；进一步地，传统合作社失败的根本不在于社员退出权利的被剥夺，而在于呼吁机制的缺失，社员不能有效地将自己的不满或建议传达给管理者，更不能更换管理者。而且，基于农业生产的特点，农业合作组织的维持根本上依赖于健全的呼吁机制。

当前重造农业合作组织，关键就在于呼吁机制的建设。1.管理者的选聘上，如何建立健全民主选举制度以选择合适的管理者；2.管理者的监督上，如何建立完善的监督体系以保证管理者不滥用权力；3.成员的素质上，如何通过提高成员的素质以更好地促进相互之间的长期合作；4.信息机制的完善上，如何通过如网站等设施的建设以保障合作组织的发展状况为更多的成员所认知；5.公共选择机制的建设上，如何保证社员的要求能够形成压力集团并推动制度的完善；6.成员偏好的传达上，如何建立管理者与成员之间的信息沟通以确保管理者能够获知成员的偏好信息并对之作出反应；7.企业文化的建设上，如何营造管理者与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以提高合作组织的凝聚力。

事实上，目前，我国已经有了约10万多户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主要集中在浙江、江苏、山东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我们相信，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合作社内部呼吁机制的逐渐完善，农业合作组织将蓬勃兴起，并迅速壮大。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Macleod, M.,Equity, Efficiency, and Incentives in Cooperative Teams, Advances in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Participatory and Labour Managed Firms,1988,vol.3:5-23.

〔3〕A•赫希曼.退出、呼吁与忠诚〔M〕.卢昌崇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129.

〔4〕Porter, M.,Capital Choice: Changing the Way America Invests in Industry, Research report presented by the 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 and cosponsored by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ashington.1992.

〔5〕张进选.“退出权”能解释一切吗?对林毅夫关于中国农业制度变迁理论的几点质疑〔J〕.中州学刊，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