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伟杰:“在路上”的行吟诗人

1.认识庄伟杰的时候，他还是福建师大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正准备摘下白底红字的校徽，收拾行装毕业，与美丽的长安山“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而我其时刚从北京师大毕业分配到福建师大任教。如此算来，我与庄伟杰之间还有一层“擦肩而过”的师生关系，我不知道庄伟杰承不承认。

但我要坦白地承认的是，从我认识庄伟杰那一刻起，我就被他的那耽于幻想的诗人气质所折服。他说话总是激情洋溢，伴随着各式各样的肢体语言，让人印象深刻。庄伟杰写得一手漂亮的好诗，二十岁便是南方诗社的骁将，在福建师大主编一张当时曾风靡全国高校的大学生诗报《南风》。因我当时也喜欢写诗，于是不时受到伟杰的邀约，在《南风》上发表一些今天看来令自己脸红的十分蹩脚的诗歌作品。伟杰也经常到我的“蜗居”欣赏宗白华、朱光潜、黄药眠、钟敬文、启功诸先生题赠给我的条幅。

我还要坦白承认的是，20年后，庄伟杰的学问比我做得深，诗比我写得好，字也比我写得漂亮。他以他与众不同的才情，书一本接一本地出版，《从家园来到家园去》、《精神放逐》、《神圣的悲歌》、《缪斯的别墅》、《梦里梦外》、《别致的世界》……。他还主编了一套五卷本的震动澳洲华文界的《澳洲华文文学丛书》，这套丛书在全国书市上一炮打红。我的书橱里起码有近十本伟杰送给我的他近几年出版的各类著作。

《精神放逐》是庄伟杰的一本诗集，但在我看来，它正是庄伟杰的个人写照。

在难耐寂寞的河道

久久地 泅渡

…………

独坐 独思 独看

任凭感觉的根须四处蔓延

整个世界好像都在变形浓缩

一个又一个的怪圈接踵而至

时间似乎失却了依托

生命被悬置在定格的旅程

这是庄伟杰一首题为《泅渡》的诗，作为永远“在路上”的行吟诗人，庄伟杰知道自己永远是漂泊者，永远是精神的牧羊人。正如庄伟杰自己所写道的：“走在路上，我庆幸与缪斯之神一路相伴相随有说有笑地向前走着，那些悸动、煎熬、寂寞、苦闷乃至黑洞等等，时常像拦路虎老想挡住去路，好在自己无所谓惧，怡然自得。不知不觉已跋涉了好长好久的一段路，谈不上翻山越岭历练千山万水，因为我自知想要走的和应该走的路才刚刚跨出，生命才刚刚刷新了第一步……”。

2.在我的意识里，我一直将庄伟杰与旧时浪漫的“行吟诗人”联系在一起。

“行吟诗人”是中世纪的特产，他们大都才华出众，凭着自己的智慧，编织了许多新奇的故事。春天，他们在茂翳的花园中；冬天，他们则在广阔的沙龙。有时候，他们游行到郊原。青翠的牧场上，休息着的牧女，松散了农事的田夫农妇，则簇拥有听完行吟诗人的故事，看他收拾起提琴，在晚风斜日中步履踉跄地向前村去投宿，方才惆怅地散去。而运气好的日子，他们可以与歌童结伴，接连着几夜有人供给精致的歇宿；但不幸的时候，却往往独负着提琴，甚至被好施舍的寺院拒绝，从山门口凄凄凉凉地转身退出。

行吟诗人的特点一是行，二是吟。庄伟杰二者兼备。

庄伟杰1989年举债5万元独自闯荡澳洲的时候，横躺在他面前的是无数棘手的现实问题。

他永远不会忘记，那是圣诞节。当他疲惫地拖着行李从飞机的旋梯上走下来，踏上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时，他不知道路在何方。举目无亲，语言不通，当时的澳大利亚又处于经济大幅度滑坡，而当年从中国大陆到澳大利亚的留学生有近二万五千人，要找一份工作实属不容易。“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大地，像一只孤单的鸟”，庄伟杰形容当时自己所处的困境。而在出国之前，他已在泉州黎明大学中文系任教，有一份稳定、体面又有保障的工作。而现在，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庄伟杰一首题为《出发》的诗有这样的诗句：“就这样平凡而又这样平凡 ／ 从家门口出发流落异国他乡 ／ 以江河的生活方式蜿蜒向前 ／ 面临着风站在一处转弯的地带 ／ 看远来的风景一个个向后退去 ／ 感觉很过瘾很有趣很自由 ／ 不知不觉地过了一程又一程 ／ 在平缓与急促的呼吸中我忧伤 ／ 这种忧伤横搁在家园与远方之间 ／ 长长的回首里让我流连忘返 ／ 让泛着阳光的滚滚波涛 ／ 在生命的腹地沛然訇响”。这首诗记述了他当时的处境和心境。

蔡其矫老先生在为伟杰一本诗集写的序中有这样的句子：“从泉州走出来的文人，大都有浓浓的流浪汉的品性……”。说得非常贴切而形象，庄伟杰就是一位典型的精神的流浪汉。

作为“流浪汉”的庄伟杰初闯澳洲是艰辛的，但他并没有因此迷失了方向。凭着他的勇气和胆量，他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接近澳洲。他在悉尼过的第一个春节是上街卖自己写的春联。春节是唐人街最热闹的节日，许多各式各样的华人企业为了讨一个好彩头，都要在公司门口贴一对很中国味的招财进宝式的对联。庄伟杰凭着自己深厚的古文功底和一手好书法，帮人家编对联，写对联。这一招很凑效，许多老板对他编写的对联都很满意，每一个人都给他一个大红包。其中一位姓廖的老板不仅买了很多伟杰的书法作品条幅，而且还推荐很多亲戚朋友购买伟杰的书法作品。

这是庄伟杰到澳洲后掘的第一桶金。这第一桶金基本上把出国前借的钱还清。

庄伟杰坦白地告诉我，自己绝对不会做生意。这是他的性格使然。

他信奉的一句格言是：知足知不足，有为有弗为。他觉得生意场上有自己的话语方式和社交圈子，而自己要进入那个话语方式和社交圈子太难太难。他觉得自己就像背负了“原罪”一样只能做一个朴素的文人。

于是，他和一群气味相投的朋友在悉尼创办了《满江红》杂志，后来又创办了《唐人商报》。

于是，他又和一群气味相投的朋友在悉尼创办了国际华文出版社。他以杂志和出版社作为一种沙龙性质的“客厅”，聚集和收留了一颗颗在澳洲的孤独而又驿动的心。

“流浪原来是一种宿命”，这是庄伟杰的一句“名言”。而在我看来，真正的流浪是一种梦想中的流浪，它很无奈却很唯美。那种无奈而唯美的流浪都是攸关哲学和诗的。因为有了哲学与诗，流浪与平庸的现实主义拉开了距离。

3.当年本雅明从游荡在巴黎那些拱廊和橱窗前的“游走者”们身上，看到传统信念中“永恒”光晕消失的痕迹，一种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在不断地发酵。在今日中国，城市的发展为年轻的飘一代提供了更为广阔而自由的空间，昔日那些建立在乡村经验之上的神圣信条和永恒价值，已经被他们的城市经验撕成无数感性的碎片，在都市炫目的光影中，追求“终极”的人越来越少，“过程的”已成为一些人生活最高的追求。

而庄伟杰则不为所动，泰然自若地按自己的生活方式活着：他用毛笔字宣纸给朋友们写信；他创作现代藏题实验诗，并出版了《东方之光》；他帮朋友们出书，常常不赚钱还要贴钱；他持有澳大利亚的袋鼠“绿卡”，却大部分时间呆在国内，读书、写作、与朋友们聊天；他参加国内各种学术研讨会，有关诗歌的、散文的、书法的……。

我一直以为庄伟杰对母语和汉字有一种特殊的敏感，那些方块字在他心中永远具有不变的温暖的色调。他在澳洲多年，但并没有太多的积蓄，除了在厦门买了一套房子，在家乡盖了“泉石堂”外，有时候甚至让外人觉得有些窘迫，但他对诗歌，对东方文化的热爱却一如从前，不改初衷。

他总是有很多的想法。满口的闽南腔调的普通话，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一副卓尔不群的表情。他曾经这样写道：

“走了很长很久很远的一段路，站在人生敞开的通衢，寻些与诗歌有关的、过去的、当下的、将来的，从外宇宙到内宇宙，我始终以一位探索者的前倾姿态预想或者构造着，又企冀深入进去。

缪斯总是神秘般地带着异样的光芒诱惑着我，既亲近又遥远。

作为现代人的一份子，漂泊的心路历程与四处放浪的眼光让我神游万仞，心鹜八极。然而，源远流长的那股神秘而古典的东方文化气息又拂拂地吹着奇特的灵光，润泽着我肌肤和肺脉。在岁月的轮回中，我依稀听见历史的叩问、时代的审视和终极的召唤那深沉回声；我仿佛看见一阵缭绕的音波弥漫在个体生命洞开的天宇。于是，思想和感觉鲜活地穿越恪守的模式浪漫而快活地放达畅想，语言的律动与凸现敲响为缤纷的图像，上升为诗的蔚蓝……”。

对一般人而言，身在国外，常常以国际化为荣，甚至眼神、风度、气质甚至忘乎所以的“我在牛津的时候”的口气都趾高气扬，高高在上。庄伟杰则不。他爱读书让我常常佩服得不行。他在国内的时间基本上都是用来念书的。

1999年，他先是在国内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师从中国诗歌评论的“第一把交椅”谢冕教授。原来想报考谢冕先生的博士，但刚好那一年谢先生退休，于是他回到母校福建师大。

2000年，他成为刘登瀚、孙绍振教授的博士研究生。经过三年的学习，2003年，他拿到了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寻梦与镜像――多元语境中澳洲华文文学当代性解说》以独特的视角对澳洲华文文学进行了充满深度和力度的研究。

今年春节，他到福州，我和他见面，他兴奋地告诉我，他现在正在复旦大学念博士后。这让我惊羡不已。复旦博士后流动站只录取10人，年龄限制在40周岁以下，而报考人数有八九十人，庄伟杰年龄又超了一点点，但导师陈思和教授对庄伟杰情有独钟，向国家人事部打了一个特别申请报告，终于使庄伟杰如愿以偿。目前，他和同出一门的师弟、著名的青年评论家谢友顺等一起乐读复旦。“乐读”是我的发明，在我看来，庄伟杰从来都不把读书看作负担，他把读书看作是件快乐无比的事情。

庄伟杰最喜欢大诗人苏轼的诗句“腹有诗书气自华”，是的，永远的“在路上”的行吟诗人他在风中的歌谣常常让我们感动，常常让我们想起那被我们长久遗忘的母亲、故乡、大海和大地的歌声；是的，诗人惟有坚守自己的心性，坚守边缘姿态，坚守个体写作，在浮躁的时代和令人目不暇接的世界中葆有一颗博爱之心，静观自得，才能真正实现创造性的跨越。

庄伟杰现在很快乐，而快乐是生活的最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