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底村1号窟与王母宫石窟稍细密并行线衣纹考察

[提要]北朝陇东地区的楼底村1号窟与王母宫石窟中的稍细密并行线装饰性衣纹,在关中地区及其以东的古典艺术中可找到其源头。这种衣纹在北朝多与道教造像艺术的关系较为密切,同时推测,围绕王母宫石窟,北魏曾发生佛道之争,王母宫石窟的开窟功德供养人为北魏孝文帝时期的皇家贵戚冯熙。

[关键词]衣纹;道教;佛道之争;沙门聚众反;冯熙

[中图分类号]K87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6-0039-04

陇东地区北石窟群北缘的楼底村1号窟,是一座较为特殊的佛教石窟,与相邻的其他诸佛教石窟均不相同。它的洞窟形制为平面方形、平顶的中心柱窟。中心柱下层四角,上层八角。

在陇东石窟中,与此洞窟形制较为相同、具体内容又相似的佛教石窟,只有泾川县王母宫石窟(开凿于回中山,或称宫山)。而泾川县王母宫石窟的因素,与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中的第6、9、10窟的因素较接近,尤其更接近于云冈第6窟。云冈第6窟开凿于北魏太和年间,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王母宫石窟开凿于北魏5世纪末到6世纪初。而楼底村1号窟比王母宫石窟规模小,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因此它的开凿时代当在王母宫石窟建成以后,大约在北魏景明年间至北魏永平二年(500～509)。

这就是说,楼底村1号窟是古代工匠们依照王母宫石窟,又融入新的时代因素开凿的一个小型石窟。

据笔者观察,两个窟中具体的相似之处是,在某些龛楣上的小雕像上,均出现了较为严整细密、平面化的装饰性并行线衣纹,构成了两者更紧密的特殊姊妹关系。这种衣纹的特点是线条并行,且贯通到不得不止的位置,线条的间距可密也可宽,是较匀称并行的装饰线,一般显得稍细密。两个窟中,这种衣纹主要具体表现在中心柱龛楣上的供养菩萨的服饰上,这种服饰在其他石窟中也很罕见。

一、稍细密并行线衣纹与关中及其以东地区古典风格石刻造像关系较为密切

王母宫石窟的开凿主要参照了云冈石窟,但云冈石窟中并没有发现此种稍细密并行线衣纹。虽然云冈石窟中的早期造像袈裟上有西域式密线衣纹,但大多线与线距离稍宽,有的衣纹线条虽较密集,但间距富于变化、流汇而又有所起伏。这说明陇东石窟的开创阶段(主要是王母宫石窟的开凿),除了有来自云冈石窟的文化影响外,还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

因陇东地区地接关中长安文化区,自古以来是连接关中“长安周边地区”和西北河西走廊地区或者更西的古昆仑山地区之间的重要通道,所以才有(传说居住于昆仑山的)西王母与回中山相互关系的道教传说。所以,王母宫石窟与楼底村1号窟中的稍细密并行线衣纹的艺术手法,甚至陇东很多地方北朝石刻造像上也出现的此种稍细密并行线衣纹的艺术手法,有可能来自于西北文化中心――关中“长安周边地区”(主要在今陕西境内)及其以东地区固有的石刻造像艺术传统。

在关中和陇东地区,其北朝石刻造像中确实存在稍细密并行线衣纹,略举例如下:

(一)长安周边及其以东地区北朝石刻造像

1.魏文朗造像碑。耀县药王山博物馆藏,北魏始光元年(424),思维菩萨和佛、道并坐像在造型上均体现出并行细密的特点。

2.释迦牟尼造像碑。碑林博物馆藏,太和二十年(496)造,其上的佛、菩萨像也有类似的稍细密并行线。

3.坐佛造像碑。碑林博物馆藏,景明二年(501)造,造像上有稍细密并行排列线条的艺术形式,如在半偏袒袈裟佛下摆下方左右三角区处,在化生力士和双狮子身上,在龛楣上方的小佛和其他左右小佛身上都有此类并行线衣纹。

4.刘宝生交脚佛造像碑。碑林博物馆藏,景明年间(500～503)造,此造像碑与碑林博物馆藏景明三年刘宝生无量寿佛像的雕刻手法相同,可能出自同一工匠之手。其衣纹有较均匀的并行线条,甚至较少转折,而代之以一组线条与另一组线条相互交叉、阻断或叠压的关系。

5.弥勒菩萨造像。碑林博物馆藏,北魏时期造,其龛楣伎乐、上方的佛传人物、下面的狮子均是有稍细密并行线造像。

6.石雕立道像。现藏日本,北魏永平二年(509)造,主尊、胁侍、飞天造像均有典型的稍细密并行线衣纹,传原出于西安一带。

7.雷花头造石佛坐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北魏永平三年(510)造,佛、胁侍、狮子身上均大量出现稍细密并行线的纹饰,传原出于陕西东部。

8.道教三尊石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北魏延昌四年(515)造,衣纹等多处为稍细密并行线,估计原作于长安及其以东附近地区。

9.邑子六十人佛、道造像碑。碑林博物馆藏,北魏熙平二年(517)造,其道尊像和胁侍像及供养像衣服上均有稍细密并行线。

10.石造佛像碑。南京博物馆藏,北魏神龟元年(518)造,佛、胁侍、供养人所着服饰不同程度地存在稍细密并行线的衣纹。

11.王守令佛、道碑或神龟二年碑。临潼博物馆藏,北魏神龟二年(519)造,造像上也多有稍细密并行线纹饰。

12.魏裕造佛碑像。日本大原美术馆藏,北魏神龟三年(520)造,佛、胁侍衣纹包括龙纹均有稍细密并行线。

13.吕氏一族造佛像碑。瑞士瑞特保格博物馆藏,北魏神龟三年(520)造,供养人、飞天、力士的下部衣纹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稍细密并行线。

14.师氏造像碑。临潼博物馆藏,正光四年(523)造,此碑乃“合宗邑子七十一人”所造佛、道合慈石像“一区”,其供养人衣服上保存了稍细密并行线纹饰。

15.绛阿鲁佛、道造像碑。耀县药王山博物馆藏,北周武成元年(559)造,其龛中的造像衣纹多出现了装饰性稍细密并行线的形式,有些小像的衣纹稍密,大像的衣纹稍宽,仍不失稍细密并行线的装饰衣纹,造像衣饰的其他部分也都装饰味较强。

(二)甘肃陇东北朝石刻造像

1.成丑儿石刻造像。宁县博物馆藏,其袈裟上有稍细密并行线衣纹。

2.石刻造像。宁县博物馆藏,造像着交领右衽衣,其衣服上有接近于稍细密并行线的、似江牙海水状的装饰图案。

3.保全寺石窟倚坐佛。合水县石刻博物馆藏,其通肩袈裟衣纹虽有中亚风格,但多处已渐呈较平面化的稍细密并行线衣纹,尤其在造像的小腿处下垂部分,更是如此。

4.郭元庆造佛像。灵台县博物馆藏,太和十六年造,其右袒佛装思维像和左侧弟子像上也显示出稍细密并行线衣纹的些许式样。

5.七供养人石刻佛像。平凉市佛禅寺旧藏,其造像显示出稍细密并行线衣纹些许式样。

6.石刻佛造像。平凉市佛禅寺旧藏,景明四年(503)、延昌三年(514)造,造像上存在着比上述陇东诸造像更为典型的稍细密并行线衣纹。

7.黄花石刻造像。崇信县博物馆藏,造像中也多有稍细密并行线衣纹的表现形式。

8.南川石刻造像。华亭县博物馆藏,其对襟束带大衣的造像,衣纹多有细密并行线。

9.石刻造像。静宁县博物馆藏,其中也有类似稍细密并行线衣纹的表现手法。

仅就上述若干举例,结合王母宫石窟和楼底村1号窟可以看出,陇东地区北朝石窟、石刻受到了平城佛教文化和长安附近佛教文化的双重影响,是这两地佛教文化影响的产物,而其稍细密并行线衣纹的表现手法应主要来源于关中长安周边地区。

二、稍细密并行线衣纹的造像艺术手法与道教关系较为密切

北朝时期长安附近地区出现了很多道教石刻造像以及佛、道结合的石刻造像,佐证了从北魏初期开始上层崇信道教、佛教与道教并行于世的历史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道教石造像和佛、道结合的石造像,往往大多数表现出稍细密并行线衣纹的造型艺术手法,如上文曾提到的几个与道教有关的石造像均是如此。

在北朝晚期的东、西魏至北周、北齐,在很多纯佛教内容的主尊造像上,已经基本上不用稍细密并列线衣纹的艺术手法。但根据上面的列举,直至北周,在有道教内容的关中石刻造像中,仍有这种艺术形式的遗留。这似说明这种艺术手法与道教更具有密切的关系,似乎是道教艺术所喜好并常用的形式。

前面所举例子说明,古长安附近的关中地区,北朝时期道教界具有着意区别于佛教界的独立意识,在造像艺术上表现为着意于中国传统形式。关中地区耀县的药王山,就是古长安附近盛行上述传统形式的道教圣地之一。关中文化所采取的艺术形式,势必会影响到周边,影响到陇东地区的道教胜地。

陇东回中山,在北魏之前就存在道教的王母祠,也应该是北魏时期陇东的一处比较著名的道教圣地。加之附近还有崆峒山等道教圣地,陇东的道教也应是源远流长的,与关中道教有联系并受到影响是可能的。

故北魏时期在陇东地区开凿佛窟时,尤其是在道教圣地回中山开凿佛窟时,吸收一些关中地区道教常用的艺术因素是可能的。王母宫石窟及其后的楼底村1号窟中的稍细密并行线衣纹的艺术形式,应该说可能有关中道教艺术所喜用的古典传统石刻形式的因素,这样才能说明其中心柱龛楣上供养菩萨袈裟衣纹显得与众不同(与其他地区佛窟相应衣纹比较)的现象。

三、佛、道两种势力可能曾在陇东回中山道教圣地发生冲突

在王母宫石窟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左侧壁(北壁)全部残毁,现在其内侧角处仍残存一立佛的痕迹。这身立佛的位置和本窟右侧壁(南壁)内侧立佛处在对应的位置上。从遗迹观察,两壁的造像布局原来可能大致相同,且左侧壁非自然坍塌,更像人为破坏所致。

结合回中山自古以来著名的道教胜地,如果说王母宫石窟中的这种破坏与佛、道矛盾有关的话,应该有条件,但时间应提到北周以前。这种佛、道矛盾的较激烈冲突,似更应该在王母宫佛窟初创的北魏时期。因北魏时期佛、道两教的矛盾较大,斗争也会更激烈。首先,佛教势力较为激烈地强占了传统的道教圣地,最终建成了佛窟。在王母宫佛窟完成以后可能来了一个激烈“反弹”。他们首先在王母宫石窟左壁进行改建行为,可能要逐步加进道教少量内容,形成如关中佛道合慈造像碑性质的佛道合慈窟,或者要逐步整个改造成道教窟。虽然佛教徒在开石窟时照顾到了道教所常用的艺术因素,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道教徒可能一直不满而导致后来的改建。这便是王母宫石窟被破坏现状的一种初步设想。但佛教徒为什么敢于在道教圣地建佛窟?道教徒又为什么敢于在佛窟建成之后而改建?这应同特殊的历史情况有关。这种历史情况应该是:此佛窟的开凿是一位极有势力的贵族大官作支持者或供养人,后来这位贵族大官去世或失势,并且其家族也逐渐败落,道教徒终于有机会,才敢于采取“反弹”措施。而历史上,无论在时间上、人物上,还是在事件上,确实有与此窟上述兴废解读契合的情况。

北魏太和年间的皇家贵戚冯熙,曾于各州郡建立塔寺,多在高山秀阜兴造,并曾杀伤人牛。冯熙去世不久,孝文帝去世以后,其家族残余势力的其他主要骨干也相继零落,后又叠受朝廷打击,并沦为罪人一族,似可为上述推测作一有力的解释。

因此,王母宫石窟的功德主可能是冯熙,凭其当时通天权势,可强占道教圣地造佛窟。冯熙去世后,其家族又彻底失势获罪(时间在孝文帝去世以后的景明初,即500年),且泾州回中山距离京城较远,缺乏约束,此地的道教定会“反弹”。而佛教徒当然要与道教徒发生冲突,也许情况发展得严重到发生流血事件,于是佛教徒可能与干涉的官府也发生了冲突,而官府会认为他们是失势的皇亲国戚的旧有势力而不再偏袒,于是,佛教徒会对官府做出过激行为。北魏永平二年(509),“泾州沙门刘慧汪聚众反”,似可为上述推测又作一充分证据。

另外,回中山也没有再开凿第二个佛窟,又是对上述推测的另一个佐证。

然受命镇压的北魏将领奚康生也是个佛教徒,但在镇压了反叛的沙门之后,也不在回中山开凿佛教石窟,而在泾河对岸稍远处开凿了今南石窟第1窟,以及在泾州更远的北面开凿今北石窟第165窟,这说明他是尊重回中山作为道教圣地这一事实的,也暗示了泾州沙门造反与北魏佛、道之争有关。

可能奚康生虽对佛教徒的过激行为采取了镇压措施,同时以鉴于佛、道矛盾,既不允许佛窟在此山的继续开凿,也不允许道教徒对已有佛窟的继续破坏或改建,而要求保持当时的现状。于是在客观上,道教的修造活动也同时在回中山被抑制,加之岩石不利于开窟,有容易砸死人的前车之鉴,就没再开窟。直到现在,回中山只存在最初开凿的一座曾遭到局部破坏的纯佛窟,似乎也印证了上述推测。

由此可见,可能在王母宫石窟开凿之后,其供养僧人们由于其支持者冯熙家族的而被社会歧视,可能基于回中山的道教的驱逐压力,于是有些僧人在泾州北面较远的今楼底村处,基本按王母宫原样,缩小规模开窟而供养,以避免冲突,这才形成了以王母宫石窟为最初之“南石窟”、楼底村1号窟为最初之“北石窟”的局面。

但推测回中山道教徒对王母宫石窟的破坏或欲改建(时间在泾州沙门刘慧汪聚众反的永平二年正月及其以前不久)是令佛教徒所不能容忍的。于是,佛教徒与道教徒激烈冲突的事变,和主要是佛教徒与官府相冲突的起事就有可能发生。

[注释]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泾川王母宫石窟调查报告》,《考古》,1984年第7期。

较详细的断代论证参见拙文《南北石窟寺最早洞窟续考》,载于《史学论丛》第10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陕西已知最早的造像碑之一,也是中国已知最早的佛道混合造像碑之一。此碑于1934年在渭北漆河发现。发愿文为:“始光元年,北地郡三原县民阳源(浪)川忠佛弟子魏文朗,哀孝(家多)不赴,皆有建(违)劝,为男女造佛道像一区。供养平等,每过自然,子孙昌荣,所原从心,眷属大小,一切勿怨。如是因缘,使人后扬。”始光元年时,长安属赫连大夏统治,大夏都城在北方的统万城,而渭北正处在长安和统万之间,魏文朗用北魏年号,可见当时大夏政权可能仅控制长安城区,城外地区可能仍为北魏的势力范围。(参见李凇《陕西古代佛教艺术》)人们的,会受到北魏此时佛教和道教同时盛行局面的影响。但也有学者因碑文模糊,怀疑始光年号,认为此碑时代应晚。笔者按,乃北朝造像碑无疑,符合本文的举证和推论。

金申编:《中国历代佛像图典》,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462页。

《魏书•释老志》载,北魏道武帝好老子之言,并服食仙药,道教在北魏始盛。北魏太武帝更是道教的支持者,寇谦之改革天师道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天师道在北魏境内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同时北魏也出现了楼观道派。参见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太平寰宇记》载,回中山建王母宫,与汉武帝亲临其地有关,当时,“云浮五色屡见于此,因立祠焉”,回中山始有王母宫(祠),回中山又称王母宫山。《史记》“(武帝于元封二年)通回中道,北出萧关。”

在中国宗教史上,北朝时期佛、道教派之间的矛盾较大,后来的历史中渐趋缓和。在北魏尤其是北魏早期阶段,佛、道矛盾较尖锐,也是影响到太武帝灭佛法的一个重要因素。复佛法后的北魏佛、道矛盾也未缓和,延续到北周仍较激烈。参见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据《魏书》卷83及《北史》卷80所载《冯熙传》,冯熙为北魏文明冯太后之兄长,孝文帝废、幽二皇后之父,为朝廷太师,基本上处在万人之上的崇高显赫地位。他喜好佛法,在各地共建有72处佛图精舍。因生于长安,早年曾生活在羌中,故在陇东这片多有部族生活的“羌地”兴造72处佛图精舍之一的佛窟是可能的。另外,从王母宫石窟的较大规模和等级规格上看,仅次于云冈第6窟(云冈第6窟极可能乃为文明冯太后所建)的皇家规模和规格,甚至是比较具体的仿制。这种事只有皇家贵戚才敢这么做,也只有文明冯太后之兄才敢这么做,否则便有逾制和冒犯冯太后之祸。而且,从回中山王母宫石窟中的石质来看,是较松脆的层岩,在开凿时很容易掉下大大小小的石块,这样很可能会杀伤窟内开凿作业的人和作为运输工具的牛,与冯熙在佛事兴造中曾杀伤人牛的有关记载相符。回中山正面远望如金字塔般端正,颇符合冯熙佛事兴造大多所选地的“秀阜”(见《冯熙传》)标准(《南石窟寺之碑》也用所谓“名阜”之词,当继承“秀阜”之词,两者在遣词上有联系。同时,“泾阳之名阜”也反证了回中山亦可称为“泾阴之秀阜”,符合冯熙所选之址)。冯熙死后,因他“可以威强恢远”,被孝文帝谥曰“武”,这也同他强力推行佛事,不计后果的武断作风有关。从以上因素看,冯熙作为王母宫石窟的功德主完全具备条件,故最有可能。

《魏书》卷13及《北史》卷13之《孝文幽皇后传》:孝文幽皇后,太师冯熙之女,初拜左贵嫔,后立为皇后。因为等不法罪行,失宠及孝文帝卒,遗诏将她赐死,其家族亦受株连。自此以后,冯熙一族败落,应是受批判和报复的对象,因此回中山道教势力的“反弹”是可能的。

按《魏书》卷8:“永平……二年春正月,泾州沙门刘慧汪聚众反。诏华州刺使奚康生讨之。”《魏书》卷73:“(奚康生)转泾州刺使,仍本将军。”

古代陇东最初的“南石窟寺”和“北石窟寺”之名早已有之,较详细论证见《南北石窟寺最早洞窟续考》,载于《史学论丛》第10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