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中的徐福龄先生

〔编者按〕：这篇文章系作者根据徐福龄先生生前口述整理而成的。作为亲历者，徐福龄先生见证了那场残酷的侵略战争和治黄职工用自己英勇斗争谱写的一段不能忘却的特殊时期的治黄史。在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本刊特编发此文，借以表达对徐福龄先生以及谱写了那段历史的所有治黄前辈的深切怀念。

一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河南修防处任技术员的徐福龄密切关注着战局变化，为我国将士浴血沙场的事迹所感动。

1937年年底，日寇为迅速实现连贯南北战场的侵略计划，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1938年春天，中国守军与日寇在台儿庄展开历时半个月的激战，取得了歼灭日寇1万余人的巨大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斗志。英雄的台儿庄被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

在台儿庄战役期间，河南省政府组织了慰问团，河南修防处派徐福龄和宋尊礼参加。慰问团的汽车停在陇海铁路的一个小站上。徐福龄一下车，就看见地上躺着成群的伤员。伤员发出的痛苦声与远处传来的隆隆炮火声撕心裂肺。不一会儿，一列去后方医院的“闷罐”车停了下来，徐福龄和宋尊礼各扶着一位伤员上了火车。“闷罐”车中已有不少伤员，充满了伤口的腥臭味和声。徐福龄看到满身都是“窟窿”的伤员，不由惊呆了，经询问才知道丧心病狂的日寇使用了早被国际公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的“达姆弹”。晚上，徐福龄和宋尊礼躺在铺着麦草的地上，数着璀璨的星辰，把每一颗星都作为英勇战士的灵魂。

慰问团在这个小站待了两天，每次“闷罐”车来，看到的都是被“达姆弹”打伤的战士。在返回开封的路上，大家议论着抗战的前景。有人很悲观，认为我军的武器装备太差，怎么能够对付武装到牙齿的鬼子？也有人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只要坚持下去，就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徐州沦陷后，日寇向黄河一带发起攻击，中原地区形势日趋紧张。1938年5月中旬黄委会西迁西安时，日本侵略军已迫近开封，经常能听到敌机的嗡嗡声，开封人心更加浮动，秩序大乱。河南修防处紧急宣布部分员工移往河南郏县，其余人员就地疏散，徐福龄也在疏散之列。修防处领导说：“根据上级安排，每人发2个月工资，作为疏散费。如果我们打胜了，大家回来各复原职；如果不胜，就各奔前程吧。”

徐福龄赶忙回家，先让大哥带着母亲、嫂子和侄女等亲属投奔位于伏牛山区临汝县的侄子家，自己把家里的东西稍做整理，都堆在一间屋子里，对房东说：“欠你5个月的房租，现在我也付不出。就这些东西，2个月为限，到时候我不回来，你想拿啥就拿啥，想用啥就用啥，就算是抵了房钱吧。”又来到蒸馍铺，对曹掌柜说：“共欠你42元馍钱，我记着账，你也记着账。如果我2个月能回来，一定还你。如果不回来，以后也一定还你。”就这样，忙活几天，该道别的道别，该辞行的辞行，办完了这些事情。

6月3日，徐福龄随身带一个包袱来到火车站。此时，车站上到处是扶老携幼、人心惶惶的难民，客车根本就挤不上去。他等到夜里，见没了客车，问车站工作人员，才知道从开封到洛阳的客车已经停开。工作人员指着一列军车对他说：“这是发往洛阳的最后一趟车，你问人家让不让你坐。”他问也没问，连抓带爬上了车，腿也蹭破了，包袱也不知道去向。还没站稳，车就开了。

车行不远，天上就下起了时断时续的小雨，好像在小声哭泣。列车也像一头疲惫的老黄牛，缓慢地爬行，时开时停，从开封到洛阳，距离不到200公里，列车却走了一天一夜。

二

徐福龄到了临汝，从报纸上看到：日军于6月9日猛攻中牟附近我军阵地，不断以飞机、大炮猛烈轰炸，将该处黄河大堤轰毁一段，致使决口，水势泛滥，甚为严重。他曾对黄河堵口问题做过专门研究，深知黄河一旦决口，居高临下的河水似万马奔腾，咆哮汹涌，一泻千里，势必造成严重灾难。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对日寇的暴行产生切齿痛恨，也对自己不能履行治黄救民的责任深感悲愤。

徐福龄的大哥见他郁郁不乐，便宽慰他说：“你就是在开封不走，也于事无补，不但不能帮助那些灾民，自己也会被隔在黄河那边，那样，我们只能隔岸相望了。”现在是“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的时代，只要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思想，就一定能够做出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

徐福龄在临汝住了1个多月，眼看坐吃山空，疏散费快花光了。说来也巧，这天，他独坐门前，拿着一本书，似读非读，忽然见到过去的一辆卡车很像是河南修防处的汽车，就急忙追上前去，边追边喊：“停下！停下！”

司机听见喊声，探出头来看了又看，看清了拼命死追的徐福龄，就把车停稳，下来喊道：“这不是徐技术员吗，你怎么到了这儿？ ”徐福龄也看清了司机是张志彬，河南修防处的老工友。他像是久别亲人的孩子，一把抱住张志彬，气喘吁吁地说：“可见到咱们的人了！可见到咱们的人了！”张志彬告诉他，修防处已移往洛阳。奉陈汝珍主任的命令，要把一些档案材料从郏县运到洛阳，所以路过临汝。徐福龄说出自己想重新归队的想法。张志彬说：“那得去找陈汝珍主任说。我从郏县回来时可以把你捎到洛阳。”徐福龄高兴地跑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家人。全家人都同意他去洛阳。

徐福龄坐上张志彬的汽车到了洛阳，见到陈汝珍主任。陈汝珍招呼他坐下说：“我们一别好像多年不见一样。”两人都有同感，说了几句重逢的话。陈汝珍问：“你知道开封相国寺里有一尊千手千眼佛？”他不知陈主任为何提起那尊佛，就随口说：“是八角亭的千手千眼佛吗？开封人都知道呀！”陈汝珍说：“那是我陈慰儒（注：陈汝珍，字慰儒。）在民国十八年力保下来的。当时冯玉祥将军主政河南，废庙逐僧，破除迷信，八角亭中五百罗汉已毁，因千手千眼佛外饰黄金，还没有毁。我以欧美各国重视古物为例，提出应该予以保存，所以千手千眼佛才保留下来。” 陈汝珍叹口气说：“千手千眼佛也保不了开封，保不了黄河啊！”

徐福龄诚惶诚恐地提出复职请求。原以为要费些周折，不料，陈汝珍答应得非常痛快，使他琢磨了一晚上的话一句也没用上。陈汝珍说：“现在技术人员很缺，你来得正好，就在工务科工作吧。”工务科是修防处的主要业务部门，但这时没有多少人，没有科长，也没有多少硬性任务。徐福龄主要负责整理以前的工程档案，把重要档案抄写一遍，以防不测。陈汝珍对大家说：“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躲飞机。不被敌机炸死，就是英雄。”

从1938年开始，日寇飞机频繁空袭洛阳。每次敌机飞来，天空隆隆的声音像是催命符，地面上尖利的防空警报声又像是婴儿在哭叫，令人心焦。接着，敌机就开始投弹，成吨的炸弹呼啸着落向地面，顿时燃起熊熊大火，更恐怖的是罪恶的敌机还投掷燃烧弹和毒气弹。但是，英雄的中国人民并没有被猖狂的敌机所吓倒。每次敌机空袭，都能听到我军地面炮火还击的声音。这些炮火可能对肆虐的敌机无可奈何，却让洛阳人民听到了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心声，也仿佛听到了日寇终将走向灭亡的丧钟之声。

徐福龄准备了一个布口袋，把档案材料都放到口袋里，仅把要抄写的文件放在桌子上。一听到警报，马上把文件塞进口袋，抱着口袋就跑。陈汝珍说：“你这是与档案共存亡啊！”

一天，徐福龄正在工作，母亲托人带来口信，让他回家一趟。他忐忑不安地回到临汝，一进家门，不由吃了一惊。原来敌机轰炸，一颗炸弹落在后院，把房子炸塌了半边，家具炸了个粉碎。幸好家人事先逃避，未受伤害。这次敌机炸死炸伤小学生20多人，炸死十字街群众多人。他家房东是一位煤矿经纪人，也被炸死了。

徐福龄回到洛阳，把家被敌机炸塌的事情告诉了一位同事，这位同事又告诉了其他人员。不久修防处上上下下都知道了这件事。上至修防处主任，下至普通职工，都向他伸出了援助的手，感动得他不知如何是好。

三

1938年冬，因日寇继续西犯，河南修防处又奉命移往西安。从洛阳到西安，乘火车只能走陇海铁路。日寇占领黄河北岸后，用大炮隔岸对铁路进行狂轰，飞机不时飞过黄河对铁路目标滥炸，陇海铁路变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特别是在山西风陵渡，日寇的炮火更为猛烈，以致这里被称为陇海铁路线上的“鬼门关”。

夜幕降临，修防处全体人员乘坐火车离开洛阳。深夜，一位铁路工人走进车厢通知大家，说：“要闯‘鬼门关’了，大家做好准备。”徐福龄心情很紧张，把写好的遗书拿出来又看一遍，叠好放到内衣口袋里。那位铁路工人经验丰富，责任心很强，叮嘱大家：“闯关时要趴在椅子下面，不要紧张，不要乱叫。”说完就出去了。大家依言而做。刚趴下，火车的灯就全熄了。黑暗中，只听到火车飞速行驶的嗖嗖声。不一会儿，就传来隆隆的大炮声。敌人猛烈的炮火在空中飞舞，火光映红了天空。火车的速度更快，像一支离弦的箭，迅速闯过了炮弹横飞的“鬼门关”。

大炮的声音逐渐远去，火车的灯又亮了起来。那位铁路工人进来通知大家：“你们可以坐起来了，我们闯过来了。”这时，喇叭里响起了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歌声感染了整个列车的乘客，会唱的不会唱的，都跟着唱起来。

徐福龄到西安不久，担心母亲的安危，就把母亲和侄子、侄女也接到了西安。大人们都觉得闯过“鬼门关”是劫后余生，可不懂事的小侄女觉得很有趣，还想再闯“鬼门关”，逗得大人哈哈直笑。

日寇飞机对西安实施了狂轰滥炸。河南修防处办公和人员居住场所都在离城墙不远的甜水井街。在城墙下虽然挖有防空洞，但徐福龄为了母亲和孩子的安全，在院子里还是又挖了一个能容纳四五人的小防空洞。由于敌机频繁轰炸，甚于洛阳，每日数次警报，河南修防处从上到下更不能安心工作，躲飞机轰炸成了最主要的任务。在敌机轰炸最疯狂的日子，大家就在城墙根上班，或坐或站，商议工作。一旦防空警报拉响，随着持续的警报声，大家就争先恐后地钻入防空洞，用手抱着头伏在地面上，大气不敢出，屏息谛听，听着敌机隆隆声由远及近，接着便是爆炸声。等声音平息下来，大家又钻出防空洞，或坐或站，商议工作。如果遇到房倒屋塌，听到伤者哭喊，大家就不约而同地冒着混杂着硝烟与尘土的气浪，向出事地点奔去，救助伤员，扑灭燃烧的大火。

有一次，徐福龄刚钻出防空洞，就见到前边有一对年轻夫妇。女人紧抱着孩子，孩子哭了，她赶忙用手捂住孩子的嘴，好像害怕敌机听到哭声又返回来一样；男人则仰望远去的敌机，高声叫骂。他听声音很熟悉，就走上前去，原来那男的是他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叫王国瑞。两人相见，分外亲热。王国瑞问他：“跑到西安干啥？”他说：“鬼子打到河南，待不下去了。”王国瑞忧伤地说：“你看西安的样子，迟早不都一样。”其实，老同学的悲观情绪代表了当时很多人的思想。

日寇白天空袭，人们还能有个防备，最怕的是夜里偷袭。西安城里的日谍汉奸活动十分嚣张，或给敌机打信号枪，或用手电筒指示轰炸目标。有一次，敌机偷袭西安闹市区，各商店着火，大火映红了半边天。日机轰炸过后，处处硝烟弥漫，房倒墙塌、一片瓦砾。马路上到处是血肉模糊的尸体，有时门墙上、树梢上、电线杆上还挂落着肉团与内脏，真是血肉横飞，惨不忍睹！

徐福龄家有母亲和侄子、侄女，更加提心吊胆。夜里，全家人睡觉都不敢脱衣服，他和侄儿分班守夜，一有警报声，就赶忙叫起家人，去钻防空洞。

四

1939年2月，河南省政府会同黄委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组成“河南省续修黄河防泛新堤工赈委员会”。黄委会委员长王郁骏亲自同左起彭、徐福龄、林华甫等技术人员谈话，拟派他们回河南参加续修防泛西堤的勘测和修筑工作。与地处大后方的西安相比，对岸就是穷凶极恶的日寇，肯定要危险得多，但是，一想到要与日寇进行面对面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都感到非常光荣。

花园口决口后，黄河改道，从花园口折向东南，流经河南、安徽和江苏3省，夺淮河汇入长江，在豫东、皖北和苏北形成广阔的黄泛区，成为中日两国军队隔河对峙的分界线。

到达郑州后，他们奉命查勘了花园口以西的黄河大堤。这段大堤既是扼守郑州门户的军事据点，也是控制决口源头的防洪重点。但是，从花园口夺流而来的黄河水首先顶冲郑县京水镇一带，后又沿索须河回流倒灌，对花园口以西的黄河大堤和附近军事设施构成威胁。他们提出处理措施后，又驱车赶赴河南省续修黄河防泛新堤工赈委员会所在地许昌。

工赈委员会主任叫郭仲隗，曾参加辛亥革命，以敢于仗义执言、为民请命而闻名。郭仲隗接见了他们，共同拟定了具体计划。

根据计划，工赈委员会很快成立了测量队。测量队分两组，一组由林华甫带队，承担从郑州到周口的任务；一组由徐福龄带队，承担从周口到豫皖交界处的任务。测量工作结束后，在左起彭带领下，大家日夜工作，很快完成堤防设计。1939年5―7月，工赈委员会组织沿河各县民工继续修筑唐庄以南的新堤。新堤沿泛区经中牟、开封、尉氏、扶沟、西华、商水、淮阳、项城、沈丘，到安徽界首为止，连前所修，共计筑堤全长316公里。新堤顶宽5米，高出地面1.5～3米。由于赶工抢修，堤身窄矮，又未行硪，工程质量较差，然而形成了一条狭长的束带，把河南境内的黄河从西边尽可能地维护起来了。

整个防泛西堤筑成后，即移交河南黄河修防处接管。修防处为此专门成立了3个修防段。其中，防泛新堤第一段：自广武县李西河起，至尉氏县小岗杨止，堤长117公里，段部设在尉氏寺前张；防泛新堤第二段：自尉氏小岗杨起，至毕口入淮阳境，再经李方口、下炉、八里棚与周口护寨堤相连，堤长98公里，段部设在扶沟吕潭；防泛新堤第三段：自周口南寨沿沙河右岸至豫皖交界的界首止，堤长100公里，段部设在淮阳水寨。

1939年7月，中国军事领导机关提出“河防即是国防，治河即是卫国”的口号，把防泛西堤作为前线阵地，要求严加防守，由此，黄河成为抗战时期的国防线。

忙完大堤后续尾工后，徐福龄准备完婚。不料，修防处主任苗振武突然找他谈话，希望他推迟婚期。

苗振武告诉他，9月12日，我军朱怀冰部乘沁河水位猛涨之机，在沁河北岸老龙湾扒口，使洪水北流，冲毁道清、平汉两条铁路，以断日军交通。19日，日军为排除沁北大水，在木栾店以上沁河南堤五车口扒口，洪水南泄，淹了沁南大片地区。当地群众为了减少淹没损失，在黄河北堤涧沟及沁河南堤方陵扒开两口，使泛水排入黄河。武陟县政府迫切要求修防处迅速派人，调查口门情况，拟具堵复计划。

徐福龄接到命令，心潮起伏，知道凶残的日寇无恶不作，此去敌占区有生命危险。他告诉母亲，他如有不测，请未婚妻另择贤婿。当夜，徐福龄和工友丁兆成化装前往武陟。

丁兆成是武陟人，很快就与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游击队长亲自带两个人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们先后踏勘了五车口、涧沟和方陵等口门。修防处依据此次勘测结果提出了堵复计划。

沁河在傅村东头拐了一个大弯，俗称老龙湾。1939年12月初，地方政府征集老龙湾附近民工1000余人，在傅村囤土堵挡南岸口门。驻木栾店的日寇于14日凌晨出动300多人，将傅村包围，见人就杀，遇房就烧，2小时之内，杀害村民997人，烧毁房舍880余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傅村惨案”。

河南修防处职工没有被日寇的暴行吓倒，积极指导、配合堵口工作，很快堵合了五车口、涧沟和方陵等口门。

五

1940年初，徐福龄被派往防泛新堤第三段，任段长。河南修防处传达了给黄委会的指示，大意是：黄泛区是阻敌西侵，屏蔽宛洛以及黄河北岸数十万国军后方补给及陪都重庆翼侧安全的保障，所以要执行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原则，不能因民生关系，使黄河回归旧河道，以减少阻敌力量。无论如何，也要维持已形成的黄泛区格局，把黄河作为阻挡日寇进攻的屏障。

河南修防处在讨论指示时，大家均感到困难很大。因为把黄河作为阻挡日寇进攻的屏障，日寇也把黄河作为侵略的工具。在修筑防泛西堤的同时，黄河东岸的日寇也开始修筑“防泛东堤”。由于黄泛区主流东移，涡河一带走水约占全泛区水量的80%，老泛区仅占20%。淮阳县城是日寇在泛区以南唯一的据点，如果沙河以北泛区断流，淮阳的日寇就可以长驱南犯。

面对这道难题，第一战区和当地政府与河南修防处经过慎重研究，于1941年初在泛区东岸堵塞王盘一带口门2处，使大溜移至王盘以上江村口门附近上下，减轻了入涡的流势；同时，将沙河以北黄河入沙河的11条串沟堵塞了8道，保留3条，并于周口至淮阳济桥段修筑沙河北堤，堤长40公里。这样，达到既不使泛水大量进入沙河，又不使淮阳以南泛水断流，阻敌侵犯的目的。

但是，这使第三段的任务更加繁重，既要负责原来沿沙河南岸周口南寨到界首100公里的防泛新堤，又要负责新完成40公里沙河北堤的修守，每到汛期，军事当局就指定，周口以上到邓城20公里的沙河南堤也由第三段负责防守。沙河本身洪涝灾害就十分严重，有“决了母猪圈，淹掉颍州十八县”之说，如果遇到沙河与黄河并涨，沙河两岸堤防就更为吃紧。南堤险象丛生，北堤则是腹背俱受到威胁。由于防线过长，河工料物短缺，数年之间，上下河段巡堤抢险，徐福龄遇到了不少困难。但是在他带领下，第三段负责修守的沙河南北两岸堤防始终没有发生严重决口。

由于战事日趋恶化，军事形势越来越紧张，黄委会和河南修防处又向西迁移，各修防段不能与之直接联系。黄河堤防的防守事宜，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及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部部署。

1942年夏到1943年春，是黄河修防职工最困难的时期，不仅要与洪水斗争，还要与饥饿斗争。从1941年开始，河南就开始出现旱情，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绝收，人们开始吃草根和树皮。到1942年，持续一年的旱情更加严重，草根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在许多地方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蝗虫飞来，遮天蔽日，方圆数十里，数小时禾苗叶茎尽被吃光。在黄河大堤上，经常可以见到把自己亲人送到贩人市场出售的悲惨景象。

为使全段职工度过灾荒，徐福龄一次次向驻军和地方政府提出请求。得到一些粮食后，都平均分给职工。1942年春节前，驻军拨给第三段几百斤豆饼，才使大家度过“年关”。

徐福龄结婚不久，因战事紧张，任务繁重，整日在工地操劳，很少与妻子团聚。尽管如此，每当匆匆相见，妻子总是强忍离别思念之苦，忙前忙后，尽可能让他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把需要携带的衣物洗得干干净净，有条有理地收拾好，以便他随时穿用。在那饥荒严重的岁月里，他的两个女儿先后降生，生活愈加艰难。由于妻子的倾心关爱和勤俭持家，他的一家终于平安地度过了那段不堪回首的艰苦岁月。

用“屋漏偏遭连阴雨”来形容1942年的河南十分贴切。旱灾、蝗灾还未过去，水灾又接踵而来。8月，第三段接到水情电报，说黄河陕州站发生25000立方米每秒的大洪水。正好河南省政府委员宋垣忠到周口视察黄河。他马上召集会议，布置防守。根据水情估计，这场洪水到来，洪峰将由贾鲁河流入沙河，首先顶冲周口南寨堤防，并有漫堤可能。当时南寨沙河南堤上有不少民房，为了赶修子埝，防止漫溢决口，宋垣忠决定即速拆除南堤民房，并限两日拆完。民房拆完后，很快在南堤顶上修起一条子埝。徐福龄还动员全寨居民沿堤防守、严阵以待。而洪峰到达后，并不像预报所说。徐福龄后来才知道是预报错了。实际上，陕州8月4日洪峰流量为17000立方米每秒，多报了8000立方米每秒，致使人力、物力遭受一定的损失。这件事说明洪水预报正确与否，对下游防守具有重大影响，万万不可大意。

对于第三段来说，这是虚惊一场，但此次洪水在西华道陵岗堤段上下还是决口7处，到年底堵复6处，剩下的1处到1943年4月才堵合。1943年5月又发生飓风，道陵岗二次决口，到年底才堵复。

六

1942年12月，苏鲁豫皖边区党政分会主任汤恩伯召集黄委会及苏鲁豫皖4省的代表在安徽临泉开会，主要研究防范泛河水越沙河南堤继续南泛的问题。徐福龄受黄委会指派，作为代表就近参加此次会议。会议由骑二军军长何柱国主持，决定成立黄泛视察团，以边区总司令部高参钟定军为团长。视察团对上自河南尉氏、下至安徽颍上的泛区河势和堤防工程等情况做了调查研究。钟定军团长安排徐福龄负责编制河南泛区培堤计划。

《黄泛视察团总报告书》强调指出：河南省工程浩大，如不及时加培堤防，势必导致泛流改道，国防民生将两受其害。为保持原有泛区，巩固抗战国防，兼顾民生计，在河南境内估列培修加固堤防土方为600万立方米，建议以工代赈，争取于1943年4月以前完成。

1943年1月，汤恩伯在漯河主持召开第―次整修黄泛工程会议。会议根据黄泛视察团估列的工程项目，决定当年麦收前完成，并组织工程总处，以何柱国为总处长，负责指挥，以军工为主，进行复堤工程。

1943年6月，汤恩伯在周口主持召开第二次整修黄泛工程会议。黄委会委员长张含英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议决4项事宜：一是继续堵筑未堵塞的口门；二是修筑贾鲁河及鄢陵双洎河堤防工程；三是加修周口以西至逍遥镇的沙河北堤；四是重点加固周口以东沙河南堤，以防泛黄河水越过沙河。会议依据黄泛视察团制定的工程计划，部署了复堤任务，要求当年全部完成。

会议结束后，张含英正在看报纸，有人给他提意见，说他当委员长要不来钱将耽误大事。张含英听后很生气，拂袖而去。徐福龄在沙河边送张先生上船。不久就听说张先生辞去了委员长职务，离开了黄河。那时，防泛西堤既是堤防、又是一道国防线，堤防组织全由军队领导，黄委会难以插手。张含英作为一位有抱负的知识分子，想为国家和民族做点事情是很难的。

1944年汛期涨水，风雨交加，沙河北堤受到严重冲刷。徐福龄骑车冒雨赴工程查看。在淮阳县宋双阁，有1公里多长的大堤堤身已被冲塌二分之一，岌岌可危，但只有工程队分队长冯俊卿和工程队员及少数民工抢险，人少料缺。眼看着洪水把大堤冲开1个宽约300米的口门。该处原有一道黄河入沙河的串沟，叫宋双阁沟，1940年修北堤时堵塞，这次又在此处被冲决。

徐福龄十分焦虑。汤恩伯曾提出谁那里开了口，就杀谁的头。但经过调查，溃水是顺宋双阁沟的老道直入沙河，并未淹没村庄，也没有人员伤亡。徐福龄心情稍有安定，马上冒雨步行到淮阳辛店集，在镇公所给淮阳县政府及段部打电话，一方面提出要对沙河南堤严加修守，一方面请县里准备料物进行堵口。洪水过后，徐福龄立即拟定堵口计划，并于当年底用立堵法把口门堵复。

1945年春天，河南修防处指令徐福龄帮助第二段堵淮阳李方口和下炉两口门。他带2个工程队，将一个口就地堵合。因另一口距贾鲁河太近，采取口门外修越堤用围堤进堵的办法，在围堤上予以堵合。

这一年，黄委会新任委员长赵守钰来到第三段视察。他参加过辛亥革命，担任过西北军高级将领，从小习武，性情豪爽。他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习惯，一年四季都在帐篷里睡觉，到新堤各段视察，也是自带帐篷。他第一次来第三段时，徐福龄不知道他这个习惯，在段部给他准备了住房，谁知他却住进了帐篷。他带着帐篷出差，可能是在长期军旅生涯中养成的习惯，但确实太不方便了。

抗战时期，黄河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承受了太多的苦难。1939年，日寇为防止黄河水回归故道，保护通过故道的汴新铁路，决定扩大花园口口门。乘进犯花园口之机，在口门以东另挖一个口门，当地人称之为“东口门”，旋即冲宽扩大，东西两个口门相距100多米，中间留下一段残堤。到1944年8月，大水将残堤冲去，两个口门合而为一，致使花园口口门宽达1460米。中国军队为防止日军过河进击和压缩日伪统治区域，也采取了主动决堤的行动，在1944年日军开始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时，行动比较频繁，集中在扶沟、西华、淮阳3个县，计有10余次。作为那个特殊时期的黄河修防职工，徐福龄一次次听到黄河大堤被人为扒开的消息，在心里暗自为母亲河哭泣。

黄河是国防前线，修防职工需要冒着生命危险承担艰巨的修守工作。有一次，徐福龄正在大堤上测量，忽见很多人匆匆跑来，大喊：“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他知道水寨没有驻军，情况紧急，就赶忙安排有家的职工各自回家，让两位没成家的小青年回去帮助妻子转移。他留在大堤上，以防日寇扒堤。由于地方武装的阻击延缓了日寇渡河的时间，加上当时河防部队多是骑兵，增援迅速，敌人人数不多，不敢轻易过河。他惦记着一家老小的安危，急忙往家跑去。水寨街上仍然门户紧闭，空无一人。寻到寨后的小树林里，他才找到逃难的家人，他告诉他们：“日本鬼子走了。”全家老少才长出一口气。

日本投降前，社会秩序更加混乱，界首一带，走私贩私愈加猖獗，一些修防职工的思想波动很大，产生了不安心工作的情绪，有的甚至暗地里学着跑起了买卖。为了稳定职工情绪、提高职工技术水平，徐福龄和副段长李福昌等及时开办了职工培训班。职工通过比较系统的学习，业务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有些还成为以后黄河修防工作的骨干。培训班毕业时，还颁发了盖有地方教育部门印章的毕业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16日，消息传到水寨，这个城镇立刻沸腾了！到处都是鞭炮声、欢呼声。鞭炮声久久不绝，纸屑把街道铺了厚厚的一层“红毯”。人们奔走相告，各条街道都成了欢乐的海洋。修防职工欢呼庆祝，徐福龄眼里洋溢着喜悦的泪花。8年了！历经8年的腥风血雨、8年的悲壮惨烈，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这一欢庆胜利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