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价值观角度审视金融危机

摘 要：2007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仍在肆虐。对于危机发生的根源更多的学者是从经济角度出发，而忽视了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本文在回顾金融危机的基础上，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探讨了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指出了西方“个体本位”的价值观决定了美国人思维方式，也是金融危机在美国爆发的必然性。最后，本文提出应该借鉴传统的中国价值观念，强调和谐发展的理念，为防范金融危机注入新的强心剂。

关键词：金融危机；文化观；根源

中图分类号：F831.5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4392(2009)04-0039-02

2008年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是个不平凡的一年。始于2007年4月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对全球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造成极大的冲击，最终演变为全球金融大地震。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大量银行或被政府收购，或被收购或破产破产，全球股市受美股拖累剧烈震荡。全球金融陷入一片恐慌。对于这次金融海啸产生的原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除了众位经济专家所分析的市场规则失效、银行错误、监管失误，金融体系内在的脆弱性等原因外，还隐藏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原因。正如刘遵义教授所认为的：经济行为很大部分取决于以前的历史和文化因素。因此，本文旨在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探讨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和后果，指出金融危机在美国爆发的必然性。

一、金融危机的爆发与根源

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次贷危机(sub-prime mortgage crisis)又称次级房贷危机，也译为次债危机。是指由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借款人违约增加，进而影响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导致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和流动性危机。与传统意义的标准抵押贷款相比，它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即它的对象通常是那些信用记录不好，偿还能力较弱的贷款者；但是贷款利率相应地比一般抵押贷款高2%―3%。在房价上涨时，次级抵押贷款生意兴隆。即使贷款人现金流并不足以偿还贷款，他们也可以通过房产增值获得再贷款来填补缺口。但当房价持平或下跌时，抵押品的价值缩水，按揭人的还款能力又很弱，所以只能违约，就会出现资金缺口而形成坏账，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风险增加。在1994年―2006年间，超过900万户美国家庭购买了新住房，其中大约20%的家庭借助于次级贷款。房地产泡沫逐渐放大，政府也在逐渐加息。结果使那些本来还款能力差的次级房贷者负担加重，违约率迅速上升，使那些次级抵押贷款机构因资金严重不足而倒闭，进一步波及到更多的金融机构出现财务危机，甚至破产。次贷危机由此爆发。

关于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大多数研究归咎于美国房地产和金融市场方面。他们认为发生危机“在于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扭曲繁荣”，因为“……随着房屋市场出现降温迹象，……整个市场的资金链出现问题，……放贷机构违规操作……，华尔街的“创新”活动……，监管部门监管不严。”主要是“……美国放松金融管制、金融产品创新、政府住房政策、税收政策和住宅抵押信贷经营方式变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有个别学者看到“储蓄率太低”并认为“造成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原因，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且仍在不断下降的低储蓄率……”。从表面看，事实确实如此。次级抵押贷款机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膨胀野心和房贷者无视自身经济能力的超前消费点燃了危机爆发的导火索。但本质上，上述因素只是危机爆发的表面因素。究其根源，则是西方文化价值观影响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能力的最好体现。高消费，高借贷，已成为美国人治家理念和生活方式。美国的房贷者，看似是这场危机的受害者，实质上是自食恶果。

二、文化价值观与危机的发生

一直以来，文化被认为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人类知识总体和行为总和。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托马斯(W.I.Thomas)给出了如下定义，“文化是指无论任何野蛮人还是文明的人群所拥有的物质和价值观(他们的制度，风俗，态度和行为反应)”，它强调历史所选择的传统观念，尤其是世界观，价值观是文化的本质核心。它会像电脑一样编制人的思维和行为。 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下，不同的民族创造了自己特有的文化，同时也被自己的文化价值观所塑造。

众所周知，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西方的哲学家认为万物都是对立的，一分为二的。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都是一分为二的。自然界是由原子组成的，他们对自然界进行定量描述。由此引申出来的思维方式是：任何用以指导“自然的”经济力量的社会企图，都是有损于效益的。它们坚信人类抽象思考及量化。在这种思维方式里，自然界的万物是由众多分离的、独立的物件或质体组成的。这些物件或质体都是相互没有关联的、对立的自由单元。那么延伸至人类社会，人是构成社会的基础，“社会制度产生于社会秩序建立之前的为个人利益而行动的个体之间的交往中。”结果形成了“个体本位”的价值观。即：自然，人类社会之所以有价值，在于能满足人的需要，即能被人认识、改造、征服、利用。这一思想对美国的经济发展影响很大。例如深刻影响现代美国经济的亚当・斯密曾在《国富论》中指出，人类活动的基点是物质的利益，而效益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至尊信条。

这种哲学观在构造美国人思维方式和民族性格方面几乎起了决定作用，其中最具有特征的是个人主义至上，追求个人享受，自由发展，不仅包括精神上的自由，更重要的是物质上的自我实现和满足。他们认为如果得不到他所想要的东西，他会认为这不是天命，是个人懒惰和缺乏斗争创新精神所致。甚至认为“上帝帮助自助者”(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因此，在现实生活中，美国人追求变化，强调做事。“求变”即：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打破常规，勇于尝试新事物，动手改变自己的生活。即使是这种“变化”可能会带来坏的方面，也乐此不疲。他们认为这是创造性的破坏，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机会，更多的财富。跟中国传统的“不做非分之想”、“安分守己”、“安居乐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做事”即进取，要铤而走险，快速行动，讲求效率，并有所成就。“求变“和“做事”使美国人养成了活泼外向的性格和对外索取的精神。他们好动，喜欢冒险和竞争，通过自己的行动来最大化的满足自己的物质精神需求。

从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分析，从本质上来讲，正是这种以个人本位、功利至上、重欲轻理、贵利贱义、享乐幸福等为特征的价值观的现代化产物。在这种文化价值观的指导下，充满暴利的华尔街已不满足中介服务、风险经营，开始涉足于设计和制造金融产品、包括金融衍生品。这些产品披着绚丽的外衣，包裹着贪欲和盲目的自信和乐观，通过借贷杠杆使金融市场风险成倍放大，并脱离实体经济成为风险制造业。金融投机者不安心已有的高工资、高福利，从高估的资产中收取相当名义价值2%的管理费，另加资产增值部分20%的巨额分红。然而，好景不常在，房地产价格暴跌，还贷能力很弱的次级房贷者大范围的违约，被过分高估的资产严重缩水，彻底击碎了这个虚幻的黄金梦。美国大量金融机构负债累累，或重组或被迫关闭，华尔街的金融家们最终为自己的冒险、贪婪买单。

作为个体的美国消费者，在这种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下，人们喜欢通过金钱来表达爱和其他情感，所有的价值都需要用金钱来衡量，促使每个家庭背负高额债务，时时挣扎在欲望的深渊。追求以豪华房子，汽车为代表的奢华生活，他们忽视自身的经济能力，习惯于刷卡消费，甚至不惜承担高额的债务和支付巨额的利息。据统计，“1979年家庭债务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大约是71.2%，而在2004年该比例是117.4% 到了2005年已达到126%。”美国的消费者更是具(下转63页)(上接40页)有靠着借贷把前辈认为奢侈的商品迅速转化为广泛普及的必需品的超强能力。以信用卡为例，大多数的美国家庭，已经习惯用信用卡贷款，每个持卡人平均拥有6.5张信用卡。美国家庭的信用卡持有率从94年的16%上升到目前的73%。消费者盲目追求奢侈品，冲动消费，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支付能力。在美国，借贷消费、超前消费、过度消费成为一种时尚文化，进一步误导消费者混淆欲望与需求的界限，成为金融机构捕获的猎物。结果过度的物质欲为自己种下了无法挽回的恶果。

三、危机带来的思考

此次危机使世界经济的损失无法预估。美国历史学家斯蒂夫・弗瑞瑟对这场金融危机评价到：“一个炫耀财富的时代已经结束”。虽然这场危机还没有结束，但是世界各国在这次危机中已经得到了深刻的教训。有的国家甚至已经提出了今后金融结构改革的方案。然而，与此同时我们是否更应深层次的反思自身的文化价值导向?那种西方文化中的利益之上，信奉享乐的价值观念能否在强调团结合作的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走得更远?

中国传统宇宙观主张“以类和之，天人合一也”(董仲舒)。认为整个宇宙是大生命，具有创造性，充满和谐。天人异构同质，社会异治同理，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整体性，一损俱损。因而形成了中国文化特有的群体取向和做人第一的价值观念。提倡以家庭，社会和国家利益为重。“先天下忧而忧，先天下乐而乐”。做人要“明心见性”“修身养性”，以求得人格完善。正是这种以“稳”、“和谐”为特征的文化观念使的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得以延续。在“稳”中求得进步与发展。在现代的中国，这种“求稳”的观念仍深深扎根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改革开放30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充分享受物质充裕所带来的欢愉的同时，中国人仍不忘为自己的未来备足粮食。在这次金融危机，丰厚的储备和充足的信心为中国抵御金融危机，继续保持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和精神支柱。

危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西方社会的发展应该借鉴传统的中国价值观念。求稳，和谐的理念无疑是在这次金融海啸中饱受争议的市场经济的强心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