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墙遥拜汗如浆

上午翻阅《陈明达古建筑与雕塑史论》，注意到平时忽略的卷首上的内容，那页印有作者的肖像和简历。我才注意到陈明达先生是1997年8月逝世的，距今将满10周年了。这让我想起了一些往事，应该写下来寄给殷大哥看看。

10年前我正在韩国游学，并不知道陈先生仙逝的消息，却捧着陈先生的《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日夜研读，为的是将朝鲜半岛高丽时代的木构建筑和《营造法式》作一比较。然而这并非我去韩国的原初目的――当时出国根本就没有什么既定目的。只是由于本科阶段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学习建筑学，而这里正是研究《营造法式》的大本营，所以对《营造法式》常闻其名，如雷贯耳，可惜当时顽劣愚鲁，学习建筑史仅仅是为了完成学分，对《营造法式》尚谈不上学习逞论研究对它的重要意义也不甚明了。而梁思成，陈明达这些名字，如星辰一般可望，但绝不可及，对一个本科生而言，他们只是神。出国之时忘了是出于何等动机，专门跑到琉璃厂买了一部《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带到了韩国。不曾想，这部书居然解决了我在韩国时的经济来源，还帮助我完成了硕士论文――这就是佛家所称的机缘吧，尽管我从未有幸见过陈先生，但陈先生对我可谓惠赐良多。与陈先生的另一机缘来得更是离奇，我回国之后某日在马路边闲得无聊之时向身边一位穿着中式袍子，须发茂盛颇有点道风的人物借火点烟，攀谈之下才知道他就是长年做陈先生遗稿整理工作的殷力欣先生。熟识之后，才慢慢了解了陈先生的一些往事，还拜读了陈先生的手稿、图绘，得以近距离触摸和感受陈先生的遗物，机缘至此，也算是够巧的了。

初到韩国，我的指导教授兴趣甚广，对我想学什么、研究什么丝毫不加限制，只是对如何解决我的生活经费感到为难。学院里研究结构工程的朴淳圭教授问我是否知道《营造法式》我立刻拿出《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给他看。大约一个星期后，他很郑重地告诉我，《营造法式》是中国古人在建设标准化方面所做出的先驱性工作的总结，而陈先生的这部著作是对其重要的解读和分析，大家都非常感兴趣，苦于言语隔阂，对其一知半解如果我愿意翻译和解说陈先生的这部著作，他的研究所可聘我为蔚山大学建设工程研究所的研究助理，解决我衣食住行的问题。大喜之下我当即应允，这是我真正开始研读《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之始――目的是为了糊口；出发点也非建筑史的研究，而是向韩国的结构工程师们介绍中国古代的标准化设计和建造。说来庸俗可笑，但很真实，我对陈先生的敬仰，最初是因为他的著作帮助改善了我的物质生活!

当然，随着学习的深入，陈先生治学之严谨，逻辑之严密，用功之勤苦，成果之重大，让我大为震动，对陈先生的敬佩，更是出于对其学识的高山仰止。在论文开题之时，《大木作制度研究》已译了大半，对《营造法式》的材份和大木制度，越来越着迷，硕士论文的主题即定为“朝鲜半岛高丽时代木构建筑与营造法式大木制度的比较”，其核心是分析朝鲜半岛高丽时代的木构建筑是否也采用了类似于《营造法式》的材份制度；如果是，它们又有哪些特点：这些特点又说明了什么。得益于陈先生在《大木作制度研究》中所揭示的研究线索、研究方法，所记载的实测数据、图纸，我顺利地完成了论文，对中国唐宋以来的木构建筑成就以及对朝鲜半岛的影响，有了更深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这段经历刺激了我对建筑史学习和研究的兴趣，而这很可能将是我一生的职业。

如今我也在学校里教建筑史课了。看着一些同学昏昏噩噩，上建筑史课就翘课或者睡大觉，一如当年的我，不由得慨叹命运之巧；而接触过的某些功成名就的建筑师对建筑史的无知和蔑视，更是让我遗憾叹息。这些年朦朦胧胧地感到，建筑史的学习和研究，何尝仅仅有学术上的意义?又何尝仅仅是给建筑师提供一些“设计灵感”和“文化符号”?我们今天的建筑大致可分为五种，一种当然是设计和建造均属上层的精品，可惜为数不多，更多的或者是外国建筑师随心所欲的试验和玩笑，或者是对西方古典和现代建筑的郢书燕说、邯郸学步或者是对我们自身传统的胡乱肢解和拼贴，或者是毫无水准的粗制滥造和平庸，怎么会是这样呢?为了摆脱这种窘困，我们天天在喊建筑设计创新、创新天天都在发明各种“学说”、“主义”，可成效如何呢?我们有世界最多的人口、最忙的工地，却出不了多少能够享誉世界的建筑师，这是为什么呢?好大喜功的城市、畸形变态的建筑导致我们的环境日益恶化、资源日趋短缺、社会矛盾加剧……这一切难道不都因为是我们迷失了建筑的正道而导致的结果吗?而建筑的正道在哪里?不学习和研究建筑史能搞明白吗?建筑系学生晟初、最重要的一课难道不该是建筑史吗?而建筑史的教学内容，难道就只能是风格编年史吗?……可惜的是，在这钱潮鼎沸的时代里，我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无暇思辨这些问题了。我们中的很多人不再有陈先生那一代学人那样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了，不再有那样的勇气和毅力了，不再有那样的牺牲精神了。而这不单单是一个人的问题，也决非一群人的问题，而且是我们的社会不需要这些了。令人难过的对比就是，我们一个月就能写完好几篇论文，一年就能完成好几个课题，而陈先生一生就出过那么几本书；看着书桌上那不算太厚的几本书，翻着那一张张用鸭嘴笔绘制而成的精美绝伦的测绘图，读着那一叠叠密密麻麻写满铅笔字批注但从未发表的手稿，我不由得额头出汗，惭愧之意难以遏制，敬畏之心油然而生――陈先生!夫子之墙，高几许?

夫子之，墙高几许?这远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值陈先生逝世10周年之际，作为末学后进，对于建筑历史别说未能得窥堂奥，就是学术宫殿的外墙亦未触摸，只能遥遥拜望，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所以不敢妄论陈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地位，上述文字仅仅杂录些陈先生著作对我的影响而已。

在生活就像机器一样运转的时代里，已经很少有“心情”这种奢侈的东西了。而今夜，凝望陈先生的遗像，照片中他面容清癯，目光深邃，长袍布帽，想起过去殷力欣先生所谈的一些往事轶闻，竟然有了一丝伤感。陈先生他们那一代学人给我们留下了《应县木塔》、《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等等厚重的文献，还有那么多富有意义的传说、掌故；而我们这一代人，除了在躁动不安的心态下日复一日的忙碌之外，将不会再留下什么了。我们有的，也许只是一种贫瘠的财富一片华丽的荒凉。

向陈先生、陈先生们致敬。

作者：李华东，清华大学建筑学博士　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城规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