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陈明达先生

陈明达先生是我国杰出的建筑历史学家，是继梁思成先生、刘敦桢先生二位学科奠基人之后，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上取得重大成果的学者之一。陈先生的去世，是中国建筑史研究队伍的一个损失，我们后学一直在深深地怀念他。

陈先生是长辈学者，一生在脚踏实地勤奋工作，成果斐然，却又淡泊名利，对我们后学则平易近人，诲人不倦，令人钦敬。1978年我从干校到建筑工程公司工作10年后，回到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工作，那时陈先生已从文物出版社调到研究所里我很庆幸能与德高望重的先生一块工作，可随时求教。当时我们尊称他陈公，每天都戴着老花镜，站在高大的绘图桌前用鸭咀笔在认真绘制1/2开的图纸(今天早已不用这种老式的绘图桌和每次要添上墨水才能画的鸭咀笔绘制图纸因为用它绘图太费劲了)，先生告诉我，这是绘制《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的图版，共49幅。先生绘的图很规矩、漂亮。我想，每张图纸从起草图、描正到图面注字，这么弓腰站着绘制即使我们年纪轻的人用一个星期也完成不了，何况是60多岁的老人啊，陈公这种艰苦勤奋的工作精神，令我们后辈肃然起敬。

1980年我做布达拉宫专题时去向陈公请教，先生先给我讲他做《应县木塔》专题的经验：开始觉得资料准备得很充分了，一动笔才发现不够再去补充调查和测绘，来回几次才做好。然后说“那边是另一种做法，另一种风格，在面上要广，多看一些，点上工作要细，深入一些。”确是如此若调查疏忽，等以后发现问题再去补测，谈何容易，我以前也有此教训。于是我们在第一次认真测绘了布达拉宫并出全部图纸，还调查了各地的古建筑作比较，当做完《布达拉宫》专题后，我还能继续做《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和《中国藏族建筑》等课题，这正是得益于陈公的教诲。

当我把以前的调查资料整理成《闽南民间住宅做法》及《广东民居木尺》，并用它们的做法原则去解读民间流传的《鲁班经匠家镜》一书，觉得它们三者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整体，结果写成《(鲁班经匠家镜>研究》一文，我带着题纲和一些原稿去向陈公请教，先生看后说，研究民间建筑设计与做法的方向对，像这样充分掌握资料，在事实的基础上去分析很好现在写的深度如何并不重要，可以再研究，要能让别人在你的资料基础上去分析、提高，把问题搞清楚，这才是目的。令我至今不忘的是先生在闽南原稿中指出“檐出”是多少没有记录，这问题虽不大，但说明先生看问题深入细致，关键处不容忽略，学风严谨。一天在陈公家中遇见王世襄先生来访，时王先生刚发表《家具条款初释》，陈公即对我说王先生已做了《鲁班经》的家具研究你是做建筑和其他部分，应有王先生的家具部分才算完整。还有一次，陈公与我们在院门口遇见建工出版社的编审乔匀先生，陈先生即向乔先生介绍了我正在写《研究》，尽管当时有一些客观原因，此文稿不能出版，但从以上可看出陈公对后学的热心教诲扶掖。

陈公原来住在人大会堂后面石碑胡同一座小四合院的两间东厢房里，房屋已很有些年代了，面积也不大里屋住人，外屋是客厅兼工作室、餐室室内有桌、椅、书架、柜，布置有点紧，但简洁。东墙外地势高，东墙下半部经常是潮湿的，所以室中央秋、冬、春三季都在生着蜂窝煤炉子，以避潮气。炉子上坐着开水壶，先生笑说这好啊，随时可以沏茶。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院在办公楼后面盖了三栋宿舍楼，陈公分到一套两室半的住宅，总面积不过70m2。先生搬过来后说：这比石碑胡同那边宽，家里有了餐室，厨房和厕所，好，够用就行，都是安居之地。在生活上先生要求不高，且从不计较，心情平静、坦然。

我们研究所与外面的一些科研单位和有建筑系的大学一直在学术上有着广泛的交流与联系，每年所里都有不少同事应邀忙于参加各种学术交流会议，这些陈公都不参与。除做自己的研究工作外，却对培养新生力量及为出版社出好书把关而倾注心力，如为天津大学、清华大学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高等院校建筑系研究生授课、评阅研究生毕业论文；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筹备编写《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承担战国至北宋木结构建筑技术的撰写工作，为文物出版社主编《中国古代建筑研究》丛书参与文物出版社的一些重要著作的编审工作等，先生一直脚踏实地勤劳工作，不尚虚声。

陈公离开我们已有十载，先生音容笑貌时时萦怀在我心中，抚着他送给我有他签名的《应县木塔》，《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及《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技术》，先生逝后，其夫人李淑其女士又送我有她签名的《陈明达古典建筑与雕塑史论》等这些著作而深深追思，经常学习，不断提高学识。想到先生的为人、学风极为钦敬，后学者正是会沿着先生的精神前进。

作者：陈耀东，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