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是全球共同的任务等

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是全球共同的任务

曹远征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教授　曹远征：目前金融危机还在深化的过程中，也就是在去杠杆化，我们担心的问题是去杠杆化会不会导致去全球化。于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警惕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开始用美国货，全球会不会有一个保护主义的倾向。我们知道保护主义是没有出路的，因为有历史之鉴。应对保护主义是全球共同的任务，对于中国来说更为重要，因为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的国家，我们要转变，但是毕竟需要一个过程，应对保护主义就是面临的很重要的任务。

第二，这次金融危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反映出来，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显然应该承担国际义务。与此同时，本身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重建国际金融秩序，和中国的国家利益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也客观分析了这种形势，特别是像IMF等各个国际金融组织的改革中，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地位的提高的问题，以及能不能在亚洲区域内构建一个更为适合于亚洲经济的一个秩序。

第三，这是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只能靠全球化解决，不能靠去全球化。这次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走出去的机会，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一方面帮助全球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困难，特别是资源瓶颈、市场瓶颈等等。

第四，人民币国际化。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责任，也是世界经济的责任，人民币国际化不仅仅是中国的一个利益所在，而且是亚洲利益所在，同时也是世界经济稳定的利益所在。

总的来说，这次金融危机是世界性的问题，从中我们会发现中国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处于独特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金融危机既是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危，但是同时也有机，危和机的应对就变成了比较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够妥善解决，中国不仅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而且应该能成为全球上负责任的一个大国，成为一个在全球有影响的国家。

全世界都是以政府主导来应对这场金融危机

汪玉凯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博导　汪玉凯：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确实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金融危机本身，一个是应对，谁来应对呢?大家看到全世界都是以政府主导来应对这场金融危机，中国也不例外。有人说我们政府能不能承载起这样一个全球化以来的第一次真正的世界金融危机，我们政府这种管理运作的方式，能不能完成13亿人赋予它的救市的使命?所以政府问题就成为整个社会的聚焦点。

第一，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当中，绝对不是被动地忙于应付危机。政府既要应对危机，也要在应对危机中看到自身改革的机会。自身改革这种机遇，我认为是金融危机本身对政府的冲击，第一个冲击，应对策略有没有前瞻性，有没有预见性，对我们政策制订特别是战略性政策的制订提出巨大的挑战。

第二，政府的公信力。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温总理就讲，信心比黄金重要。我想说的是，社会对经济的信心大概更多地来源于公众对政府的信心。我们现在是危机中的政府管理，是一种逆境中的政策制订，什么叫逆境呢?就是各种因素造成的非常紧急的形态。有内生逆境、外生逆境、混合逆境。我定义为这场危机是超社会的逆境的政策制订，就是超越这个国家本身的、全世界的这样一个国家政策制订，对我们提出了很大的改革机遇，有挑战，但是也有改革的机遇。我们在应对危机中，哪些方面是改革的点呢?第一，最大限度地防止重大政策制订的失误，要增强我们的预见性和前瞻性，要让公众多参与，要增强政府管理的公开度、透明度。

第三，加快政府自身改革的步伐，最大限度地让利于民，改变政府过去与民争利的现象。

第四，政府不能单打独斗，要形成应对危机的合力，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该坚持市场化改革不能动摇，该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就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要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要形成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发挥市场作用、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发挥地方政府作用，整个上下，我认为能够形成一种合力，这是我们在这种背景下需要思考的问题。

第五，要加快政府自身改革的步伐，特别是要降低行政成本。同时应该把建立节约型政府真正提上议事日程，甚至包括一些老百姓期待已久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要公开，让老百姓来监督，加大社会公众对官员的监督，正好是我们在应对危机中更有可能做到的。有人说，财产公开申报制度核心问题不在申报，核心问题在于公开，我们申报多少年了，虽然也发挥作用了，但是为什么达不到理想作用呢?原因就是没有让老百姓和社会监督。这种自身改革的难点，我认为在应对金融危机这个特殊阶段，有可能实行压力型的改革，越有压力，改革动力越强。

危机中加强全面转型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迟福林：危机迫使我们要加快改革，使我们的改革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我们社会阶段特征突出的前提下，发展方式的转型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的转型。我们在危机当中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反映了我们过去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的矛盾，在危机中凸显出来了。第二，社会公共需求的转型。我们今天谈到很多社会问题，尤其谈到基本公共服务，社会公共需求由过去的对生存的需求转入到人的自身发展为目标的这样一个发展性需求，所以我们现在说就业，已成为公共需求转型追求的基本目标。

由于前两个转型，必然面临第三个转型，就是政府转型。我们现在实事求是地看，这几年的政府改革有了一些进展，但是一些重要的话题，我们每隔几年都会提出来，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的政府转型还没有到位，严格来讲，还没有实现实质性突破。面对的经济增长、体制机制的转型和社会公共需求的转型，给政府转型提供了一个现实的迫切需求。如何建设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在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同时，形成政府运行的体制机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基本性的课题。再加上我们现在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形成，使得政府转型的深刻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也使得政府转型的难度比以往任何时候也都要大得多。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危机迫使我们要加快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转型，加快实现社会公共需求的转型，加快推进政府转型，这样，我们不仅可以解决短期的困难，而且我们可以为寻求以扩大内需为基础的一个改革发展的新路子找到一个出路。

刚刚几位谈到危机是一个挑战，但无论是在经济社会和对外开放方面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机遇。那么能不能化危机为机遇?这取决于若干条件，其中重要的条件之一是，我们能不能主动地来加快推进改革?在国际金融危机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如何把短期的政策调整和中长期的改革相结合，以适应中国未来全面转型的一个需求，才是当务之急。谢谢几位教授的精彩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