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为何被遮蔽

拉萨“3・1”发生后，英、美、德、法等国的媒体做了大量报道，其中有些因基本事实错误或观点严重辱华，引起我国政府和公众的强烈批评、质疑。本文以金融时报为个案，辅之路透社、泰晤士报、经济学人、卫报、英国广播公司(BBC)等其他媒体，试图对英国媒体报道“3・1”的概况、特征、原因等做简要分析。同时，也希望为我们理解和把握西方媒体的报道框架、新闻价值观提供一个观察的窗口。

基本概况

从3月13日到5月8日期间，金融时报涉及问题的报道有256篇左右，其中评论35则（包括“读者来信”形式的短评），基本上每天有4篇左右。其报道议题主要包括：喇嘛抗议、奥运与人权问题、政府反应与举措、邻国（尤其印度与尼泊尔）相关举措。结合其财经专业报纸的定位与特性，该报在很多有关商业市场、中国经济的报道中，也一再提及问题对奥运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甚至在分析非常专业的经济议题如政府如何应对通货膨胀时，也提及了问题对中国政府可能造成的决策顾虑与负面影响。

截至4月底，在英国媒体的报道中，被中国政府和公众批评最多的主要有三次：

一是英国广播公司（BBC）在网站上刊登一幅中国公安武警协助医护人员将受伤的人送进救护车的场景，图片说明却是“在拉萨有很多军队”，客观上产生了歧义；

二是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3月23日发表的前英国国防部部长Michael Portillo的评论文章《西方可以拿奥运作为抵制北京的武器》，文中将2008北京奥运会与1936年纳粹德国当作政治秀的柏林奥运会相提并论，将奥运与政治挂钩，受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批评；

三是奥运火炬在伦敦传递过程中，英国媒体过度聚焦于“”分子的行为，而“忽略”欢迎火炬的华人公众。如BBC现场直播时，传回的镜头里充斥着“”标语，文字报道也详细描述示威者和他们的言行。同时，还不公正地批评中国奥运圣火防护队的护卫方式具有“攻击性”。

主要特征

总体上看，英国媒体在“3・1”发生的初期，主要围绕事件本身进行报道，但消息源上缺乏一手材料、多运用二手信息，同时，对中国政府的官方消息持比较明显的怀疑态度，并将这一事件与、问题、达尔富尔问题联系在一起。之后，由于奥运火炬在全球（包括英国）的传递，又结合传递过程中“”分子的干扰，将奥运与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报道，并习惯于在有关中国的报道中不断提及问题。

1.消息来源：不够平衡，缺乏直接信源，二手信息过多

英国媒体在对事件的报道中，大量援引了在外“”人士的观点、英国公众对人权问题的看法以及西方国家一些政要不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声明。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英国媒体在大部分报道中试图体现消息源的平衡（比如伤亡人数方面，均会援引中国政府、新华社公布的数据），努力呈现矛盾双方的观点，只是，中国政府对此事件发表的态度和声音相对“微弱”或存有“质疑”。

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大体有两点：一方面，中国政府对事件的定性和声明比较生硬,并没有提供直接证据，英国媒体报道时不太“相信”；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媒体普遍没有、也无法派记者直接到进行实地采访，加之国内学者、公众未经官方授权不敢轻易就此发言表态，从而造成英国媒体对事件报道的消息来源不够平衡，由此，也实际上给反华、人士提供了“发言”机会。

事件发生时，只有英国《经济学人》记者James Miles在拉萨，其他媒体发稿的电头多为北京、四川、甘肃等地。他在3月20日发回的报道中，比较客观地记录了所见、所闻，部分英国报纸采访到一些当时在拉萨的游客，报道了他们看到的“藏人打汉人”的镜头，没有出现刻意歪曲的事实。如英国每日电讯报3月18日发表的题为《拉萨游客说：藏人攻击汉人》的文章，介绍数名西方游客在拉萨目睹的情况，25岁的瑞士人巴尔西格说，他看到在拉萨大昭寺附近的巴廓街广场发生的暴力事件过程。“(我)看到好像都是汉人在遭到攻击，我看到至少七八个汉人遭到石块和拳头的袭击。”

2.报道题材：侧重负面，不同媒体的报道倾向有差异

奥运火炬在伦敦传递时，英国记者在现场进行报道，多数英国媒体对突发的干扰火炬行为做了广泛报道，而且侧重采访抗议示威者或相关政治团体、无政府组织，以及对“”持同情或支持态度的政府官员和社会名流。

虽然报道主要以负面题材为主，但英国媒体的报道角度还是多元化的，并非一味重复火炬传递中的抗议示威或中国对的处理，而试图从多角度、多侧面对此事件进行思考和报道。比如，针对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参加火炬传递活动，泰晤士报发表文章表达了西方世界对政府官员参加火炬传递的不满，该报还针对保卫火炬传递而支出的费用提出质疑，对制作火炬而损毁的树木进行了报道。卫报的文章则结合中国政府关于视频分享网站的管理收紧政策，对政府在事件发生时封锁信息的原因和意义进行分析。

从媒体自身所持立场上来看，各个媒体由于其不同的政治倾向和办报传统，反映出的特点也不尽相同。如卫报政治观点偏左，其报道立场较为中立和客观，而泰晤士报被指观点趋向保守，文本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敌意和反华立场。这种差异具体体现在两家媒体在报道信源处理上的不同。泰晤士报从报道信源上来看，对于事件中“”势力及其支持者发表的言论较多，而中国政府的声音出现得非常少，转引中国政府意见时经常加上“So Called”（所谓）之类的词语表示保持怀疑，或者只是简单地摘引中国政府之前的态度和立场。

3.报道方式：大量穿插背景，惯于融合其他议题进行报道

总体上看，英国媒体的不少报道中，使用了偏离“客观报道”原则、表达出情绪倾向的修饰性词汇，而且，新闻背景的运用上的确存在不平衡的问题，其新闻背景的描述和北京官方对于历史的表述差异较大。

英国媒体在报道事件的过程中，比较注重穿插历史背景或联系相关事件，试图进行深度分析和解读。比如结合国际政治的大环境、长期在西方引起争议的问题、一直未被遗忘的八九、大陆和台湾的关系问题、苏丹达尔富尔问题、问题以及新疆骚乱事件等。不少媒体将事件与这些问题融合在一起，试图强调中国这次在问题上的“不当”举动是符合其一直以来的国际形象的。而且，在解读过程中几乎均对北京奥运会可能出现的“骚乱”表达了担忧，如卫报在3月29日的文中提到，“中国希望利用这次奥运会来突出其经济的发展和不断扩大的开放度，但这也同时为攻击中国的的政治体系、人权问题、对少数族裔的方针和收紧的媒体政策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英国媒体在报道中也体现出对负面题材选择的侧重，又因问题被渲染为人权问题，得到了英国媒体和公众相当程度的同情，部分媒体在价值立场上对藏族同胞寄予同情（包括流亡海外的“”组织）、对中国在地区人权状况抱有批判态度。

有些看似客观的描述，由于使用的词汇、语气，也能够呈现出报纸的立场，比如用“Brave Monks”（勇敢的僧侣）来形容哭诉的僧人。卫报的报道则相对中性，3月19日的报道认为，“问题是中国和西方世界共同的耻辱”，3月25日的报道则指出，奥运会应该固定在一个靠近发源地“纯净”之处举行，因为世界的其他地方都会有着某些可耻的历史，而不只是中国。

4.评论方面：社论比较审慎，部分专栏评论包含误解与偏见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英国媒体有关“3・1”及其后的全部涉藏问题的报道进行分析时，需要将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区别对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卡弗蒂的言辞之所以引起全球华人的愤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主持人在新闻报道中表达了个人反华、辱华的主观言论，完全不符合新闻报道的专业操守。

在“3・1”发生后涉及的二百多篇报道中，金融时报的评论约有35篇。据笔者所见，金融时报的社论总体上比较客观、克制，但在观点中依然对中国的民主、人权等问题持比较明显的质疑、批评态度。

但是，在一些专栏评论或个人评论中，则会出现比较极端或错误的观点，有些新闻评论中不适当地将问题同其他国际争议问题并置，造成问题是国际问题的假象，则值得我们批判。如5月8日刊登的一篇评论，“Tibet Has Stronger Self-rule Case Than Kosovo”，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甚至不可接受的观点，将问题和科索沃问题并置，并提出“问题是亟待解决的国际问题”，其中提到的所谓“民族自决”以及“中国对的入侵”等言辞也罔顾中国政府和地区之间关系的历史真相。此外，该评论又将中国政府对生成的合法权力与法国对阿尔及利亚声称的归属相提并论，更是让人啼笑皆非。

尽管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大报，向来强调新闻与评论区别对待的职业规范，评论操作中坚持的多方观点并存也的确是西方新闻业悠久的专业传统，但不可否认，凭借主流大报的广泛影响、制造的舆论效应，金融时报所刊载的类似评论无疑会给本不太了解、不理解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关系的西方读者，造成更大程度上的误解，以至于可能使得读者对于中国问题的理解越发偏颇，从而失去理性认知、真实评价，客观上造成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原因分析

依笔者之见，包括英国传媒在内的西方媒体,关于事件报道中存在的偏见、失衡及负面倾向，其背后的动因非常复杂。少数报道失误主要因缺乏基本的事实确认、信源核准而导致低级错误，多数报道中存在的问题则主要受到意识形态、新闻价值、惯性偏见、媒体定位、国家利益等影响。针对“3・1”，英国媒体报道中存在的不公正、不客观、不平衡，主要由下列因素导致：

一是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差异，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西方记者判断和理解事实的价值纬度和基本立场，同时，也决定着媒体报道的基本指向。尤其将自由主义的“普世原则”直接置入“3・1”，将自由、平等、民主等核心价值观“投射”其中，是造成对此事件报道产生的中西方立场冲突的主要原因。

英国媒体在对“3・1”的报道中，体现出鲜明的西方价值观，这种差异主要是政治制度差异所决定的，其背后体现了资本主义国家公众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习惯性偏见。他们过度关注了对中国政府表达不满、流亡海外的“”分子，而忽略了绝大多数生活在的藏族人对政府的态度。如路透社在3月24日的报道中采访流亡印度的藏人，他们表达了对中国政府民族歧视和宗教压迫的不满，“这些人说，他们厌倦了被汉人边缘化, 讨厌和他们精神领袖达赖的分离”，“汉人在修路、发展企业，藏人去那里工作，但管理者始终是汉人”。从英国媒体的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出，他们认为，“3・1”是一个积怨50年已久的民族矛盾、汉藏两族冲突的一次集中表达。

从英国媒体对“3・1”的报道看，的确对“”给予较多同情的态度，至少提供了比较充分的表达机会，报道中也有对中国政府的抵触、批评的反华情绪，但恐怕主要是因为中西方政治体制差异、文化价值观差异所导致的，而并非因为其怀有主观恶意、不惜抛弃专业伦理而“犯错”。西方媒体视“3・1”为“人权问题”，带有种族压迫、民族矛盾的心理症结，这种西方价值观对中国的评判取向是长期的，而非这次“3・1”的报道所独有。

比如，在中国政府安排的外国媒体集体进藏采访的报道中，不少文章集中报道从大昭寺冲闯出来呼喊“给我们自由”的僧侣，看起来，对进藏采访得到的结果，记者们依然持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态度相对友好的金融时报在3月24日的文章中说，“3・1”将给北京奥运会、给中国政府带来公关危机。而在报道行文和语态上谴责味道明显、贬义词汇较多的泰晤士报则描绘道，“30到40位僧人令人吃惊地爆发了，他们站在政府官员面前哭泣着、叫喊着，发出对于中国政府统治最有深意的信号，也让组织这次采访的政府感到莫大的尴尬”。

二是我国政府对新闻报道的管制策略不利于西方记者到现场采访、报道真相，同时，“3・1”发生初期，以陈述结论为主、而非提供事实及证据为主的外宣策略，也比较容易受到外界质疑。

如金融时报3月20日的一篇报道中所言，“对外国人而言，中国政府的宣传可能非常粗鲁――中共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把达赖喇嘛称作‘人面兽心的恶魔’（A Monster With Human Face And Animal’s Heart），但在中国，这一说法似乎没有什么不妥。”

另外，官方媒体和相关主管部门的失声，也为境外传媒在引述消息来源时出现偏颇找到了借口，这一点在涉及“3・1”的细节报道时尤其明显。在伦敦当地时间3月15日BBC的一条以《在场者描述：骚乱》（Eyewitness Accounts：Tibet Clashes）为标题的现场细节描述的短讯，BBC的记者所引述的在场者包括当时西方主要媒体中唯一在拉萨现场的《经济学人》记者James Miles、荷兰游客Frans Plooij、葡萄牙记者Catia以及丹麦游客Bente Walle等四位外国人，却完全没有当事僧侣、当地藏民或者汉族群众等其他在现场者的描述，引述信源的单边倾向或者说偏颇如此严重，完全不符合BBC作为世界新闻资讯服务商的身份。这其中透露出来的疑问是：是BBC的记者无法接触到当地人，还是因为记者有意识地偏向一边？

三是对负面新闻的偏爱是西方媒体不成文的规则，也是西方新闻价值观的主要倾向。侧重对“坏新闻”的选择与关注，客观上导致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传媒报道中国问题时，无法提供全面的“图景”。

多数西方传媒均是私有制企业，满足公众的阅读心理和需求，也是影响其如何做报道的重要因素。在“3・1”的报道中，以负面新闻为主导的媒介图景，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以市场为导向的西方媒体对公众需求的“迎合”。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中国在全球话语格局中的“意见弱势”，某种程度上是历史欠账，是历史解释权、历史话语权缺失在具体议题上的表征，这一点在有关历史的解释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长期以来，关于历史的解释很大程度上被在海外的达赖集团所主导，不少西方人对的刻板印象就是中国“入侵”前那里是个世外桃源、是香格里拉，至于解放、农奴制度等历史事实，更多只被中国人自己知晓，而西方人则始终不够了解。

改革开放30年来，在经济上不断崛起的中国，正成为全球化时代世界格局中的重要力量。如何改变多数西方公众对中国的“负面认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挑战。由于新闻体制的差异，中西方新闻价值观、操作手法的不同在面向国内公众、报道内部议题时可以做到“相安无事”，而一旦在全球化的框架中，涉及到他者议题的对外传播，就必然产生冲突、碰撞。对于正在不断强大的中国而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适应外国媒体如何报道中国，去学习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传播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