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的“驱龙”事件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内战”并非在国共之间打响，而是在云南发动“驱龙”事件中响起的第一枪，拉开了战幕。当时，美国的一家报纸称之为：“小偷式的袭击”。

针对“云南王”龙云

的西昌秘密会议

在祖国的西南，位于成都、昆明、重庆三大城市之间有一个不大引人注目的山城西昌，它虽然地域偏僻，默默无闻，但当年专门设有“委员长西昌行辕”，仅此足以窥见西昌其时的特殊地位。

1945年9月27日，一向寂静的西昌失去往日的安宁，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士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从机场到市内，警卫禁严，气氛肃然。

不一会，两架专机降落在小庙机场。机舱门打开，携夫人宋美龄走下舷梯，后面跟着侍从室随行人员。他们很快即钻入两天前侍从室先遣人员就准备好的车，往邛海边西昌新村小憩。10月2日，根据的指令，又有两架专机飞抵西昌，机上载有国民政府军政大员宋子文、陈诚、关麟征、何应钦及云南省民政厅原厅长李宗黄等人。

也许因为西昌可以避开重庆的喧嚣和燥热，选择了西昌这个幽静的地方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议题只有一个：解决云南问题，以消除蒋多年的心患。也就是在这次会上，作出了对当时西南来说不啻是晴空惊雷的决定：一、免去龙云军事委员会云南行营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本兼各职；军事委员会云南行营撤销。二、任命龙云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三、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

不难看出，这次秘密会议的决定完全是针对龙云的，是通过明升暗降的惯技给这个“云南王”一个突然袭击。

而这时的龙云，尚未意识到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已经形成。他仍如往常一样，在昆明威远街的公馆里处理公务。

抗战胜利后，人们还处在一种欢庆的兴奋中，龙云也因此放松了对的警惕，和平的气氛掩盖了“霍霍”的磨刀声。这天午夜，他已入睡，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把他吵醒。龙云拿起电话，只听到一阵急促的声音：

“龙主席，事情不对，好像有意外，市区已……”

还未说完，电话即中断了。

龙云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副官匆匆忙忙推门而入，报告公馆已被包围，交通已断绝，有一伙军人和便衣要闯进来……

龙云和副官正说着，这时外面送来一封信。龙云急忙拆开，是杜聿明、李宗黄两人写来的，说明他们正“奉命改组云南省政府”。

龙云情知不妙，须急谋脱身。他对夫人顾映秋说了句“出事了，我得上山去”。转身欲带卫士往外冲。顾映秋一把拉住他，让他穿便衣，从财神巷出去。

这时，龙公馆的前门堆有杜聿明部队的机枪掩体，附近的护国路和威远街口都被封锁了。但龙公馆还有一个无人知晓的后门通财神巷，然后再绕两个巷子即可直上玉华山省政府所在地。正是这一后门，帮了龙云的大忙。

龙云刚出巷口，即遇见杜聿明第五军巡逻队的车子。龙云赶紧把呢帽压得很低，幸亏未引起巡逻队的怀疑，得以蒙混过关。行不多远，即与玉华山警卫营派出接应的队伍相遇，得以安全上山。

不久，龙云的二儿子、暂编第二十四师师长龙绳祖也脱险到了玉华山。

杜聿明的失误，导致龙云在眼皮底下逃脱。无奈，他只好踏碎黎明，进攻玉华山了。他不能违背的意旨，即武装解决龙云，逼龙云下台。

“小偷式的袭击”与

“驱龙事件”

密集的枪声在玉华山上响起，显得特别的刺耳和令人震惊。毕竟这是抗战胜利后打响的第一枪。然而，杜聿明忽略了龙云的卫士大多是从纳西、白族、彝族等少数民族中选的，忠诚而勇猛。他们的奋力抵抗，使得第五军连玉华山的瓦片都踩不到一块。杜聿明恼羞成怒，扬言要炮轰玉华山。

龙云的幕僚都被隔阻在山下，他不免感到孤独。危急之时，他的彝族部属、第二路军指挥官张冲，只身一人从黄河巷一家老百姓的屋顶上爬越过去，冲破封锁，神话般地来到他身旁。

龙云喜出望外。两人合谋，立即给在越南河内对日受降的卢汉发电，要他急速领兵回昆明解围。

他哪里知道，此刻已派何应钦到越南“镇”住了卢汉，并且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两天后，卢汉才派机要室主任杨茂实随同何应钦飞昆明，并让杨带一信给龙云，称“抵抗无益，徒遭无谓牺牲，不如接受调令赴重庆就新职……”

“好个卢汉，竟然忘恩负义。”龙云气得大骂，并拒见何应钦。

这时，杜聿明部队在山下与山上龙云的部队形成对峙状态。为了打破僵局，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亲自出马。他与龙云在玉华山面晤，劝龙从“大局”着想，并说：“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职务比省主席高，也说明中央对你的重视。其他一切困难，包括生命安全在内，我负责。”龙云见眼前形势上自己明显不占上风，遂被迫应允与宋一道飞赴重庆。

10月6日，晨曦初见的昆明巫家坝机场，专机载着龙云、宋子文和何应钦飞离云南。至此，结束了改组云南省政府的风波，“驱龙事件”算告一段落。

这天，对龙云来说是没齿难忘的：主滇18年的“云南王”被迫卸下了“王冠”。此后他曾多次说过：“我并没有和争江山、夺社稷，大不了只是政治主张的不同。搞中央集权，我主张地方均权；要独裁，我主张民主。抗战期间，昆明就号称‘民主堡垒’。哪里料到抗战一胜利，他竟用卑鄙和小偷式的流氓手段对付我，古今中外哪有用军事突袭的方式改组一个地方政府的，真是贻笑外人。”

对此，美国一家报纸曾以《小偷式的袭击》为题，报道这一“驱龙”事件，并称这是“中国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枪”。

“此路走不通，去找”

龙云抵达重庆，陈诚、蒋经国前往迎接。蒋经国转达的邀请，请龙云吃饭。龙云怒气未消，委婉拒辞了。

龙云随即被安排下榻于称之为“宽敞幽静，颇有园林之胜”的李子坝66号“翰苑”。

第二天，宋子文陪同龙云前往谒蒋。龙云见到蒋即发牢骚说：“我一生只有两个长官，第一个是唐继尧，第二个就是你。我在你领导下服务很久了，自问对你、对国家、对地方都没有什么对不起的。改组一个地方政府、调换职务，这原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采用非常手段未免过分，这样做，恐对国人留下不良影响。”

蒋一面安慰龙云，一面装模作样地说：“我的指示不是这样的，这是杜聿明搞错了，要处罚！”

这次面蒋，龙云坚辞军参院院长职，并称“身体不好，愿在重庆长期休养”，但不同意。见话不投机，龙云很快即告辞。

接着，说客盈门。宋子文、陈诚都力劝龙云就职，并说如时间拖久，外界恐生误会。龙云一再推脱，仍不被允许，最后只好勉强答应。

一连数天，龙云闭门谢客，更不到军参院视事。只得亲临看望他。到达门口，龙云未外出相迎，直到蒋进入客厅，龙始从楼上缓步下来。

双方略事寒暄，即无话可谈。蒋默坐片刻后说：“看你精神不大好，要注意休息。如嫌这里不清静，可另找一处独家小院。”说完蒋便辞去。龙云在客厅门口微微一躬身便径自上楼了。愤懑之情，仍未消失。

这次，没有食言。他在化龙桥为龙云找了一幢别墅，它坐落在嘉陵江畔。时值深秋，江上碧波荡漾，园内花木繁茂，整个别墅幽静安适。龙云随后即移居于此。

这时的陪都重庆，由于中共领导人的亲临谈判，备受中外注目。然而“身在此山中”的龙云，却只能凭借报纸而了解国共谈判的进展。他很喜欢看《新华日报》，并多次对熟人讲：“你们必须多看新华社的消息，它报道正确、可信。不像中央社是个造谣社。”每谈到时局问题，龙云经常有一句脱口而出的口头禅：“此路走不通，去找。”

为此，对龙云很不放心，表面上优礼有加，暗地里却派人监视。龙云实际上已被软禁。

1946年初，政府还都南京。龙云拟不去南京而返昆明转香港。坚决不允许，但又表现出对龙云的“特别关怀”，要龙云乘他的专机一起抵宁。龙云坚辞不愿同机，表示愿坐船沿江而下，顺便观赏三峡风景。

5月29日，在的“特别安排”下，龙云抵达南京，住进中央路156号。这是一所高级花园洋房，沦陷期间曾被日酋冈村宁次占用。此时，宋子文怕龙云过不惯南京的夏天，特派一个美国技师前来安装了一套冷气设备。虽在盛夏，却凉爽如秋。

虽然环境不错，但龙云精神上却极为痛苦。在龙云左邻张继家住有一个特务组监视龙云，龙宅门外亦时常设有以卖冷饮作掩护的特务哨，更有军统特务裴存藩出任军参院总务厅厅长，带一帮小特务，在龙云左右，寸步不离。

一日，中共代表上门拜会龙云。很体谅龙云的苦闷心境，除表示安慰外，特别对他说：“人身是可以失去自由的，但是人心都是关不住的。只要有了一颗长了翅膀的心，这不自由的人生迟早有一天会冲出樊笼的。”

的话仿佛是一种暗示，同时也表达了中共对他的态度。龙云心领神会，开始积极寻找脱身的机会。

1946年夏，龙云要去杭州游览，并去钱塘江观潮。他的妻子顾映秋特地赶到上海等待龙云。然而启程之前，国防部长白崇禧劝阻他，最好等回南京后再和他一起去。龙云无奈只好退掉了机票。

1947年夏，龙云的女儿龙国璧要去美国留学，龙云打算陪她到上海，然后送她上船。他托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报告。

蒋对吴说：“龙云有亲共倾向，不宜到上海。”当龙国璧离开南京时，龙云到下关火车站送行。他和家人一到火车站，宪兵即如临大敌般地警戒起来。一个宪兵队长到龙云面前敬个礼后说：“请龙院长马上回公馆，委员长有手谕，龙院长不能离开南京。”龙云强压满腔怒火，只好在火车开车前回家。

1947年底，致力于民主运动的李济深离开上海前，上海民主人士联名登报，举行盛大宴会告别。在此之前，李济深曾约龙云共同集资在上海创办了一个掩护民主人士活动的“允华企业公司”，由李济深出任董事长，龙云、陈铭枢出任副董事长。因此，龙云特地委派前英文秘书兼公司副总经理刘宗岳代表他前去送李济深。

刘送李上船后，李济深瞧四下无人，便悄悄地对刘说：“我这次借扫墓之名，实际上是去香港，不再回来了。请转告龙先生，请他赶快设法脱离南京。”

刘宗岳回来后把这一信息告诉龙云，龙云听后惆怅不已，恨不得也学李济深即刻摆脱这身不由己的生活。

“赶快设法离开南京”，李济深临行前专门捎来的这句话，对龙云震动很大。他下决心要付诸行动。1948年，在美国“飞虎队”将军陈纳德的帮助下，龙云终于逃离南京飞往香港。1950年又前往北京，开始了崭新的人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