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生于合法与非法之间:在以色列的福建人

一、基本问题、调查方法与资料来源

中国人向以色列的劳务迁移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才开始显现的。中国与以色列的第一份劳务合作协议签订于1992年，此后10年间，中国与以色列累计签订外派劳务合同总额7.8亿美元。据2002年底的统计，中国在以劳务人员总数约有万人，占以色列外籍劳务总人数的7％。由于同期中国外派劳务人员总数在40万人左右，前往以色列的劳务人员所占比例很小，而且派遣的地区也比较分散，因此长期未引起社会关注。然而，2002年4月和7月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两起自杀性爆炸事件中，共有4名来自福建的劳务人员不幸被炸身亡，并有多人受伤。此消息震惊了中国民众。由此，在以色列的中国移民问题，尤其是福建移民问题，一时引起了相关媒体的热切关注。

自2001年起，我开始专注对福建侨乡的田野调查。因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全球愈演愈烈的移民大潮中，与中国人相关并且轰动媒体的多起偷渡事件似乎都有“福建人”的身影。从1993年6月6日意外搁浅于美国纽约港外的“金色冒险号”事件到2004年2月5日英国莫克姆海湾拾贝者遇难案，事件的主要受害者几乎都是福建人。我在福建侨乡进行调查的初衷主要是关注近年来向欧洲、北美的移民潮，然而在调查期间，却无意中接触到当地人向以色列劳务移民的问题。当我最初听到调查点的村民以十分平静，有时甚至是多少带有点羡慕的口吻谈及当地有人在以色列打工赚钱时，不能不感到十分意外。随着调查的进展，我发现前往以色列打工似乎远不是个别人的行为，在有些地区，甚至因为某一村落前往以色列务工者集中而被人称为“以色列村”。一般而言，当代跨国移民总是以发达国家为迁移目的地，希望通过迁移获得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以色列是战乱之地，而且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福建人移居中东地区谋生的记载。福建人迁移以色列如何开始?如何发展?社会影响如何?带着这一系列问题，我有意识地在调查中关注前往以色列的劳务人员问题。近年来，国、内外出版了不少关于福建移民问题的论著，但尚未有人专门关注中东地区的福建劳务移民。本文力图就此做一探索，希望就教于大方之家。

虽然我调查的福清、长乐、平潭、同安、漳州等地都曾或多或少有向以色列劳务迁移的现象，但本文主要以同安的TT村、漳州的ZN村和XW村为研究对象，原因在于：这三个村均有较多村民先后前往以色列务工；这三个村均位于我所居住的城市附近，方便来往调查。2003年2月到2005年2月，我曾多次前往这三个村进行实地调查。本研究采取在田野调查中进行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主要以四类人为访谈对象：从以色列归来的务工人员、仍有亲人在以色列务工的乡民、相关劳务公司的工作人员和当地干部。

二、交往－对抗－合作：中以关系回顾

中国民众对以色列成为中国劳务输出的目的地之一感到意外，这与中以关系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根据我国出土的东汉石碑记载，早在东汉时期，就有犹太人在中国皇帝的御林军中供职。唐代时，一批批犹太商人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活跃于中国的商贸市场。到了北宋年间，河南开封甚至出现了犹太人的聚居区。中国历代重要的港口城市，如杭州、宁波、扬州、泉州等，都形成过犹太人的商贸群体。在远东地区，中国是惟一的犹太人社区曾经存在过千年以上的国家。20世纪初到二战期间，随着欧洲反犹恶浪不断高涨，数以万计的犹太难民逃往中国寻求庇护，从哈尔滨到上海，形成了若干现代犹太人社区，中国是少数几个有效地保护了犹太人的国家之一。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由此至上世纪80年代，中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基本处于紧张、对抗的状态。中国宣布支持阿拉伯国家，不承认以色列为正式国家，两国之间没有任何直接往来，甚至在国际体育赛事中，中国选手也拒绝与以色列选手进行比赛。20世纪80年代初，阿拉伯国家召开了“非斯会议”，承认以色列有“生存权利”，阿以关系出现缓和，随之，中国与以色列的关系也开始解冻。1985年，中国与以色列之间开始了恢复正常关系的谈判。1992年1月24日，中国与以色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此后，两国之间的经济、科技往来迅速拓展。

然而，由于中东地区战乱不止，中国普通民众对于以色列的直觉印象仍然是相当负面的。2000年至2005年，中国零点调查公司就中国普通民众对以色列的直觉印象进行了调查。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如下三个要点：第一，31％以上的答卷人对以色列最主要的直觉印象是“战争、侵略、武器、强权、恐怖事件”，其中2002年的这一比例高达50.1％；第二，大多数普通中国人对以色列仍然不太了解，对以色列“不了解或无印象”的比例在2000年高达60.6％；第三，中国人对以色列的了解与关注在过去s年中有了明显的进步，因为对以色列“不了解或无印象”的比例从2000年的60.6％下降到了2005年的23.3％。同一调查还显示，在中国市民中，女性、低学历者、城市开放度越低的居民对中以关系的认识相对更为模糊。

三、中以劳务合约：劳务需求大国与劳务资源大国的对接

当代以色列是一个基本上由移民建立的国家。以色列正式建国后，大批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回归“祖国”。据相关统计，从以色列正式建国到1991年，大约有200万犹太人从80多个国家先后回归以色列，他们成为以色列国家建立和发展所需的基本人力资源。但1991年“所罗门行动”后，大规模回归以色列的移民潮基本结束。犹太人素以注重教育、崇尚经商闻名，回归以色列的犹太移民也以专家、商业人士为主。虽然以色列最为缺乏的是建筑、农业、家庭服务等领域的人力资源，但无论是以色列本土的犹太人，还是外来的犹太新移民，大多不愿进人这些领域。因此，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以色列国内工作条件较艰苦、收入较低、保障较差的行业招募的主要是近邻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1995年，被誉为“和平斗士”的以色列总理拉宾不幸遇害身亡，中东和平进程遭遇重创，巴以关系出现新的紧张局势。以色列以防范恐怖袭击为由，加紧沿“绿线”(Green Line)封锁边界，并随之转向其他国家招募非阿拉伯裔劳务人员，以接手原本由巴勒斯坦人从事的大量工作。从相关统计资料中明显可以看出，1995年是一个转折点，之后，来自其他国家的劳务人员人数开始超过来自巴勒斯坦的劳务人员。外籍劳务人员是以色列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资源。据以色列银行2002年公布的数据，是年在以色列的外籍工人达26.3万人，占全以劳动力的12.8％。按人口比例估算，在世界各国中，以色列拥有外籍劳务人员的比例仅次于瑞士而居全球第二。

以色列政府对引进外籍劳务人员实行配额管理，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法规，其中对外籍劳务人员影响最大的规定有二：其一，入境外籍劳务人员必须为申请其入境的原雇主工作，一旦离开原雇主另谋工作即为非法，工作签证随之自动失效；其二，每一个工作签证的有效期为两年，最长可以延长至27个月，在签证有效期内可以多次出入境，但期满后必须离 境。自2002年后，以色列的外籍劳务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是年第三季度以色列失业率高达10.4％，失业人数达264800人，相当于在以色列的外籍劳务人员的总和。由此，以政府认为外籍劳务人员占据了以色列人的就业岗位，于是决定通过减少外籍劳务人员、遣返无证非法外籍劳务人员来降低以色列人的失业率。是年10月，以色列总理沙龙宣布被称为“关闭天空”的重要政策，驱逐5万名非法外籍劳务人员以整肃劳务市场，大幅度削减外籍劳务人员配额以空出岗位给本国的失业者。此后两年内，以政府为遣返外籍劳务人员增加了2.5亿谢克尔(shekel，以色列的货币单位)的预算和470名警察，并投入巨资对本国失业者进行职能培训；但结果却并不理想，以色列的失业率依然持续增长，从2002年的10.4％上升到2004年底的10.7％。以色列学者就此公开指出，以政府“关闭天空”的政策是失败的。

面对来自以色列国内各方面尤其是建筑行业的强烈批评、抗议，以政府被迫“有限开放天空”，对相关政策进行调整。2005年公布的新法规以“提高使用外劳成本，增加本国劳动力的就业率”为基本指导思想，重要举措有三：第一，向使用外籍劳务人员的雇主增收费用，规定雇主需为每位外籍劳务人员交纳人头税4000谢克尔、申请费400谢克尔、手续费150谢克尔；第二，提高外籍劳务人员所得税的征收率，在取消外籍劳务人员所得税减免2.75个百分点作为优惠的同时，征收率增加8个百分点；第三，允许已在以色列的外籍建筑劳务人员工作签证有效期延长至63个月，以稳定在以色列国内的外籍劳务人员。

中以劳务合作始于1992年，1995年后开始出现较明显的增长。根据以色列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1995年中国人获得入以工作签证占工作签证总数的2.1％，2001年达到最高峰即占工作签证总数的15％，2002年后又回落到占工作签证总数的4％左右。1995年至2003年，中国人累计获得入以工作签证3.14万份，占同期以色列发放工作签证总数的5.8％，在亚洲国家中次于泰国、土耳其、菲律宾而位居第四。在以色列劳务市场中，各主要劳务输送国业已形成具有自身优势的业务范围：建筑劳务人员主要来自巴勒斯坦、罗马尼亚、土耳其和中国，农业劳务人员主要来自泰国，家政劳务人员则主要来自菲律宾。根据笔者的调查，在建筑劳务市场中，中国北方大型国有建筑公司在以承包大型建筑工程后，再从国内组织施工队赴以工作，而福建人则大多通过中介公司赴以，主要从事铺砖、刷墙等建筑装修业务。

跨国移民研究的难点之一是关于移民人数的统计。不同信息渠道提供了不同的统计数据，即便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在不同时间的信息也存在明显的差距。现将笔者所能查找到的关于在以中国劳务人员的相关统计数据制表如下。

在以色列的中国务工人员中有多少福建人?有报道认为，在以色列的中国劳工中，“90％以上为福建人，他们大都来自该省的福清、平潭、莆田、泉州、厦门等地”。另据香港《文汇报》报道，1992年中国和以色列建交时，以色列国土上只有10名中国人，十分“珍稀”。然而，自中、以建交并签订劳务合作协议以来，经过十多年的交往，在这片只有2万平方公里、硝烟炮火弥漫的土地上，每平方公里就有1－1.5名福建人。照此统计，在以色列仅福建人就可能达到2万－3万人。上述数据的准确性自然有待考量，但在以色列的中国劳务人员中，福建人的数量可观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四、福建三村调查：为什么去以色列?

福建省有权办理到以色列务工的劳务机构有5家，即福建中福对外劳务合作有限公司、中国福通国际经济合作公司、中国福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厦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和厦门建隆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上世纪80年代初，福建省劳务输出目的地主要是东南亚和中国港、澳地区。从1995年开始以色列转向非阿拉伯地区招募劳务人员，而中以关系又明显改善；M时东南亚国家在金融危机后经济萧条，所需劳务人员数量大幅度下降，于是，前往以色列的福建劳务人数相应增长。在我所调查的三个村庄中，向以色列的劳务迁移都是在1995年后开始的，当地人在此之前基本上对以色列一无所知。

在TT村一座新盖好的三层楼房中，房屋的主人、曾前往以色列务工的CXY先生在谈起自己去以色列的经历时说道：

我1995年去以色列，是我们村第一批去的。当时是建隆公司来招工，说要招泥水工，还要考试。听说建隆是政府的公司，没什么怀疑。我们其实都不知道什么以色列，反正是出国劳务。报名后要考试，要我们当场铺瓷砖。我的手艺是最好的，当然录取了。办手续交5万元，还要交镇经济联合社500元，公证体检什么的加起来还要大概2000元。当时招工的人告诉我们在以色列做工1小时工钱2.2美元，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后每小时工钱3.25美元，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后每小时工钱3.75关元。我觉得可以赚到钱。办手续的钱都是借的，亲戚都借遍了。

我们是1995年3月3日到以色列的。在以色列全没亲戚，什么人都不认识。没想到去了以后第一个月工资就发不出来。我们去向主管交涉，但以色列主管说两个月工资一起发。可是，做了两个月后，还是没有发工资。我们气坏了，我们都是借了钱出来的，没有工资怎么行。我们商量后，就开始罢工。但没有用，以色列主管叫来警察，威胁要把我们全部遣送回国。我看情况不对，就和几个同伴一起离开了工地。留下的人，有一大半不久就被遣送回国了……我们自己出去后，可以说不怕没活干，只要不被抓，赚钱不是问题。我们主要替以色列人做室内装修。一个项目，叫以色列人做，要2万谢克尔的话，叫我们做只要5000谢克尔。做了第一家，主人很满意，就帮我们介绍客户。后来很多以色列人都来找我们做。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以色列的市场行情。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给以色列人铺地板，当时我要价2000谢克尔，可做好后主人付给我的却是2000美元，大约相当于7000谢克尔，他以为我本来要的就是美元。从那以后我就知道怎么要价了。我开始是自己做，后来慢慢有老乡和我一起做，因为我不久就会说以色列话，可以在市场上和雇主谈价钱什么的，最多的时候我手下有10多个工人……我们都没有正式身份，但一般没有问题。后来因为竞争，一个工头认为我抢了他的生意，知道我没有身份，就去报警……结果我就被送回来了。在以色列5年多，赚的钱带回来盖了这幢楼，还有10多万人情钱在外面。XW村GZY也在以色列当过“工头”，他说：

我是1996年6月去以色列的，是我们这里的第二批。招工的是福州华源公司漳州分公司。劳务费3万7，中介费2000元，再加上机票、护照、公证等，总共花了将近6万。这些钱都是借的。合同工资是每月基本工资500美元，如果铺地板可以拿到600美元。去以色列后先在公司做。工资被七除八扣，干了3个半月算算才拿到手900美元。有点知道以色列情况后，我就在公司下班后再去找活，结果没两个月就赚了1500美元。不懂以色列话，就用手势加表情，有时还说闽南土话，以色列人也懂 了。反正就是装修，铺地板，铺瓷砖。发现公司剥削太厉害，外面好赚钱，第4个月没完我就离开公司自己做。半年多后就把出国时欠的债还清了。大概不到一年我就可以说希伯来语。在市场上可以和以色列雇主交流，而且我们的活做得好，保质保量，价钱便宜。活做不完，我就找老乡帮忙。他们在我手下做活，月工资2500谢克尔，加班什么的最多可以拿到4000谢克尔。我们村最高峰时有30多人在以色列。据说2001、2002那几年，每个月汇回我们村的美元大概有3万。以色列“关闭天空”后，很多人被抓……现在村里大概还有30多人在以色列。

GZY强调自己是在2002年初“自愿”回国的。按他的说法，他在赚了钱之后，还曾在以色列的学校上了一年学，学希伯来语，因为想以后做以色列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劳务。他原以为回国后再出去不是问题，因此打算先回国给家里盖房子。他花了一年多时间盖了一幢在村子里首屈一指的楼房。他没想到后来以色列出台“关闭天空”的政策，再去以色列变得极为困难，直至我做访谈的2005年2月，他仍在寻找能够再往以色列的途径。

去ZN村调查是通过朋友关系找到村干部LSJ先生才成行的，他本人没有去过以色列，但他在访谈中说了自己对村里去以色列的劳务人员的基本看法：

我们这里的经济水平在龙海的14个乡镇中大概排在第4或5位，农民生活不成问题，但手头的钱不多，比如要盖房子、娶媳妇什么的，钱就紧了。1992年我们村(里人出国务工的)第一批去新加坡做劳务，当建筑工人。1997年村里开始有人去以色列，是通过龙海外经委来招工的。这些年算起来出去了60多人，都是男的。劳务费年年不同。近两年去以色列的劳务费涨到9万，加上其他费用还要高，但还是有人去。一般一年就可以还清劳务费。但如果一去就被抓，那就亏了。按我们村这些年的情况，去以色列明显赚钱的大概占30％。标准很简单，看他家是不是盖新房。盖新房的有10多户，已经盖好的有6幢，每幢大概花30万－140万。有的房子盖好外壳后，内部装修做不起来，我们就知道他赚的钱不是太多。现在村里还有7个人在以色列，他们在那里好几年了，肯定赚到钱了。隔壁XY村还有30多人在以色列。留得越久，钱赚得越多。我们村现在办好护照的少说也有二三十人，他们都在等机会，都想去。大家都知道以色列现在抓得厉害。但是，也知道被抓的人多、被送回来的人多，留下的人就更好赚钱，工资更多。有点搏一下的意思。

听到以色列爆炸的消息，村里的人都会议论，有亲人在以色列的更紧张。但是根据回来的人说，他们在外面其实是“怕抓不怕炸”。在外面天天做工，基本不去那些热闹的地方，其实没什么危险。回来的人没有主动回来的，都是被抓到后遣送回来的。没赚到钱就被送回来的，在村里觉得很没面子。赚到钱回来的人就盖房子。回来后都不愿在这里做事，因为钱太少。在以色列做一天工赚四五百，在这里做一天才赚几十块，没人愿做。

应笔者的要求，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这位村干部打电话找那些从以色列回来的人到办公室来接受访谈。半小时内，来了六七人。据LSJ介绍，愿意来的都是在以色列赚到钱的，那些没赚到钱的就不愿意出来见人。“中介”是出国劳务的重要环节。在调查中，一位被访者介绍了自己所了解的情况：

我到以色列后听说，以色列人开了一家“格罗巴公司”，专门从中国招聘工人。开始时，中国公司给他提供一个工人，它要向中国公司付2000美元招聘费，是给工人提供的安家费什么的。后来这家公司有一个管事的与一个叫陈晓滨的福清人交了朋友，这个福清人把自己的妹子嫁给了以色列人。后来这个福清人就通过以色列妹夫和几个以色列人一起开办了新的公司，我们中国人叫它“雅芳公司”。老板是以色列人，叫约翰，看上去30多岁的样子。他们专门做中国劳务生意。生意到了他们手上，给中国公司一个劳务名额要向中国公司收4000美元。这个公司可以做到包入境。我介绍自己的亲戚到以色列做工也是通过他们，交给他们4000美元，他们就可以办好所有手续。听说办了2000多人。发大财了。

笔者在调查中还注意到，经过多年中以之间的劳务往来后，这些村庄的普通村民们对以色列事务都表现出特别的关注，尤其是那些从以色列归来的劳务人员，谈起近年来谢克尔与美元或人民币的比价走向头头是道，对于以色列前总理沙龙更是不仅知其名，而且还能对其“关闭天空”的政策评头论足。访谈中，有些人还有意无意地将中以关系的变化与在以中国劳务人员的处境联系起来加以评论。从受访者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跨国劳务打开了这些乡村农民的眼界，将他们带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世界。

五、合法与非法之间：生存策略与博弈悖论

综观福建劳务人员前往以色列务工的过程，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游走于合法与非法之间。劳务人员在逐步了解、适应客观环境的过程中，在与中、以两国相关招聘者、中介者、雇用者的博弈中，努力谋求一种能使自己及家庭从跨国务工中获取最大收益的生存途径。

(一)招聘与中介

就以色列招聘方而言，根据以色列《人力中介公司雇员雇佣法》的规定，以色列劳务中介公司不得向外籍劳务人员收取任何中介费。然而，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了花4000美元向以色列中介公司购买一个工作配额的实例。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也发现有“以色列中间商以5000－8000美金的高价向中国公司出售劳务指标”。这一切费用自然都以种种方式转嫁到中方底层劳务人员的身上。

以色列政府力图打击非法劳务的“关闭天空”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却直接导致劳务人员所承担的劳务成本被提高。以福建人在以色列所主要从事的建筑业为例，以色列建筑商雇用外籍工人的主要动机是成本不及雇用本国工人的40％。加之建筑业是一个典型的艰苦、脏乱的行业，因此，虽然以政府一再采取措施，大力鼓励本国劳动力从事建筑业，但投入巨大却成效甚微，很少有以色列人愿意做建筑工人。以色列“关闭天空”后，随即投巨资对上千名失业的以色列人进行建筑业的技能培训，但“三分之二的受训者认为建筑行业工作又苦又累，最终放弃了”。2004年的统计显示，是年约有7000名以色列人在政府的鼓励下进入建筑业，但有半数人中途退出。虽然以色列政府于2005年实施了一系列以“提高使用外劳成本，增加本国劳动力的就业率”为主旨的政策，可是，其向雇主征收的各种费用却几乎统统转嫁到了外籍劳务人员的身上。以色列实行上述政策后，福建劳务人员前往以色列的中介费节节攀升，至2005年已经上涨到9万－12万元。由于输出方的人力资源供大于求，劳务中介公司就有可能一而再地提高中介费，而超出合法范围收取的那些钱款则被中、以双方的相关中介人员或中介公司瓜分。

就中国方面而言，由于跨国迁移需要在两国的相关部门中进行沟通，需要为中方应聘出国人员办理护照、签证、公证，安排体检，为其购置机票、保险等，因此，中国办理劳务输出的招聘或中介公司向应聘者收取一定的费用当不为过。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在于2003年1月1 日正式实施的《以色列劳务合作业务协调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各经营公司每派出一名劳务人员向其收取的服务费及个人负担的各项费用总计不得超过每人2.5万元人民币。”然而，上述规定实际上形同虚设。在笔者所调查的被访者中，实际付费最低5万元，最高8万元。至少有如下三方面的因素直接影响到中介费用长期居高不下：其一，由于不少中国公司缺乏到同外直接开拓劳务市场的渠道及能力，故只能以向国外相关机构支付高额中介费用的方式开展业务，有时甚至是第三、第四次转手。如前文提及的花高额费用向“雅芳公司”购买“配额”即为例证。其二，中国的劳务输出还存在因多头管理而使某些不法行为得以坐享渔利的弊端。中国大陆主管出国劳务的有两大部门，即商务部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据2004年的统计，商务部监管的境外就业公司有2000多家，而受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监管的境外就业公司也有300多家。由于两个部门在管理上存在差异，有一些公司就想办法同时从两个部门拿到合法执照，哪边有利就往哪边靠，“既可以高收费，又可以逃避管理，还能获得两家渠道各自的好处”。其三，一些合法的境外就业公司在拿到项目后，或由于在规定期限内找不到合适的工人，或出于贪图方便，将招聘业务“转包”或“转售”给“下线”。一些没有劳务输出经营权的地方性的小公司甚至个人利用此机会以不同的“”方式从事劳务输出招聘活动。每一个从事中介业务的公司或个人都要从中收取费用，层层加码，成为劳务输出中介费大幅度上涨的又一重要原因，而且，一些二手或三、四手中介在形成了自己的业务圈之后，无论有无正式名额在手都敢从事劳务人员输出活动，一些声称可以帮人实现“跨国人口流动”的“蛇头”即由此产生。

总之，跨国劳务招聘与中介的运作，虽然受相关国家的政策制约，但从根本上说，还是受市场规律左右。因此，在跨国招聘及收取中介费用的过程中，诸多行为都游走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终其结果，均转化为劳务人员所承受的出国成本。

(二)签证、工作与身份

绝大多数出国务工者的主要动机是获取较高的经济收入，而以色列雇主雇用外籍劳工的目的之一则是降低成本，这就形成了赴以劳务过程中劳、资双方的又一轮博弈。

以色列外籍劳务人员中无证或非法的所占比例较高。如前所述，实际前往以色列的中国劳务人员与以色列给予中国劳务人员的正式配额之间存在较大的出入。究其原因，一是不少劳务人员在签证期满后未离境，成为在当地无合法身份的居留者；二是有的中介公司直接以“旅游”或“商务”为名组织人员进入以色列，而后在当地非法务工；三是劳务人员因种种原因离开原雇主成为非法劳务者。由此，就出现了大批中国劳务人员虽合法入境，但非法居留或非法务工的状况。前两类情况在出国劳务人员中较为普遍，第三类则为以色列政策影响下的特殊现象。

如前所述，以色列关于外籍劳务人员的重要规定之一是由原雇主掌控工作签证的有效性。根据笔者的调查，该政策对入境劳务人员产生了多重相当负面的影响，其直接后果之一是非法劳务人员所占比例相当高。据以色列房屋和建筑部2005年4月公布的数字，全以色列外籍建筑劳务人员为4.9万名，其中3.2万名为非法务工者，占总数的65％。

根据笔者调查的情况，支付了高额出国费用的福建劳务人员进入以色列后，大多数都面临不同程度的困境，较常见的是：一些雇主利用掌控手下外籍劳务人员身份的权力，残酷剥削外籍工人，他们或拖延工资发放，或任意克扣工资，甚至拒不付酬；以色列不法分子与中介联手多次转售劳务配额，结果造成有的工人在抵达以色列后竞发现所谓雇主乃子虚乌有，从而生计无着落；有的工人则是在原雇主手下工作一段时间后，通过对当地市场的了解与比较，认为工薪太低，产生不满。由于福建赴以劳务人员几乎全都身背沉重债务，迫切需要尽快赚钱还债、攒钱回家，因此，无论是上述哪种情况，其最终结果都是外籍劳务人员离开原雇主自谋出路，成为持有自动失效之“工作签证”的非法劳务人员。上世纪90年代进入以色列的劳务人员中，多数人有在原雇主手下务工一段时期后被迫脱离原雇主而自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经历；但自90年代末，新一轮进入以色列的劳工则在进入之前就对以色列的状况多少有所了解，先期去往以色列的亲戚、同乡往往成为“接应者”(如前引CXY、GZY等人)，因此“后续者”大多已做好一去就进入劳动力市场自行谋生的准备。如此，在以色列劳动力市场上，就出现了一大批“非法”寻工的福建劳务人员。特拉维夫是以色列最大的工业城市，在那里有一个相对集中的劳务市场，每天早上天亮以后，许多外籍劳务人员即前往那里等待雇主。笔者在调查中还了解到，由于以色列建筑行业工人需求量很大，而福建工人的要价相对较低，且干活手脚麻利，在市场上比较受欢迎。在此类交易中，一切都以现金进行，即雇主与受雇者双方都在逃避以色列的税务监控，这实际上是又一种“非法”行为。

以色列政府关于外籍劳务人员的另一项规定是一般的工作签证的有效期最多可延长为27个月。这一规定显然也无法满足福建劳务人员出国挣钱的愿望。根据笔者以往的调查，前往欧洲、北美的福建新移民多以取得当地身份为目的，但前往以色列的劳务人员则几乎没有在以色列定居的想法，他们的目标大多是在以色列工作5年以上，除还债外还能带回50万元人民币。换言之，在以色列工作头一两年的收入基本上用于还债，之后赚的钱才能算是“真正的收入”。如此，以色列所规定的劳务期显然太短了。在笔者访谈过的人员中，除一人强调自己是主动返回的以外，其他都是被遣送回国的。有一人甚至告诉我：“想回国了，就让以色列的警察抓吧，回国的机票都省了。”如此说法不乏调侃，但多少也是其生存状态的一种写照。

虽然近年来在以色列不断发生的各类自杀性爆炸事件震惊世人，但是，当笔者在调查中询问从以色列返回者是否担心受害于爆炸事件时，他们大都告诉我：在以色列是“怕抓不怕炸”，因为一旦被警察抓到遣送回国，就没钱赚了；但是只要守规矩，尤其是在周五下午、周六晚上及周日早上不去热闹的地方，不搭公车，不去酒吧、餐馆，基本上还是安全的。

考察在以外籍劳务人员的生存问题，不能不提及当地的律师、翻译等。据被访者介绍，由于对以色列社会不了解，而且存在语言、文化障碍，因此，或在需要看病、办证时，或在遇到纠纷时，或在被拘留需要保释时，都需要寻求当地翻译、律师的帮助。用被访者的话说：这些是赚“软钱”的人，是靠我们工人的血汗钱过活的人。在笔者访问过的人员中，有5人明确表示他们在以色列有过被拘留的经历，其中1人在拘留所见到了愿意为他安排保释的以色列律师和翻译，在得到对方的承诺后向其交付了1000美元，但一周后还是被遣送回国了，他迄今仍对“黑心的以色列律师”愤愤不平。以色列媒体也对此类现象屡有揭发：一名律师安排一位母亲探视被拘留的儿子就收取了300美元，而事实上每一位被拘留者都有权利要求见其亲属；一位律师仅仅为被抓劳务人员送了一次药就向他要了几百美元的费用；律师为被抓外籍劳务人员提供保释服务的收费是700－1000美元；有的被抓劳务人员需要借贷交纳几万谢克尔的保证金，为其提供借贷担保的律师就从中收取了400美元的费；虽然以色列政府规定为被拘留者提供翻译服务是不准收费的，但有些翻译人员仍然向被抓劳务人员收取一大笔钱。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以色列有一个专门为外籍劳务人员服务的“移民工热线”志愿团体，该组织义务为以色列境内的外来移民维护权益。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劳务人员在遇到不合理遭遇时向该组织寻求援助。在该组织的网站上，有特地为中国劳务人员设计的救助表，有各种相关法规。该组织还将以色列外籍劳务人员的合法权益翻译成中文公布在网站上。

综上所述，在向以色列的劳务迁移中，从招聘、迁移、务工到回归的整个过程，几乎都存在合法与非法的博弈。在此过程中，虽然相关国家的政府部门不断出台各类政策、措施进行管束，但是，由于输出地潜在劳动力供大于求，输入地对外籍劳务人员求大于供，相关政策在与市场需求的博弈中往往在权力掌控者手中被“合理”扭曲，而位于运作底层的劳务人员则承受着一切合法与非法行为所造成的责任和负担。随着劳动力市场全球化进程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中国劳动力应当更加主动、有效地加入国际劳务市场的合理、合法竞争。在这一进程中，迫切需要政府相关部门更加积极、主动地协助拓展、疏通跨国劳务输出的合法渠道，维护在外劳务人员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