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7.5”事件的媒介管制及政府行为

摘要:乌鲁木齐“7・5”事件实行的媒介管制是一种国际通行做法,它对保证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降低仇恨情绪、消除恐惧心理都有明显的作用,但管制中政府缺乏利用新媒介进行有效反制以及缺乏谣言监测是其明显不足。

关键词:“7・5”事件 媒介管制 谣言监测

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市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一起暴力恐怖事件,一夜之间,乌鲁木齐上空弥漫着恐怖、凝重、血腥的味道。事发的次日凌晨,政府关闭了互联网的很多功能,紧接着在7月7日中午,移动电话的短信功能也被屏蔽。政府新闻发言人在接受媒体提问的时候给出的解释是这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目的是为了防止境内外“”通过新媒介进行造谣和煽动。实际上,在处置突发事件过程中,因为事件本身的特点,在为了保证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防止犯罪和混乱的关键时期,政府通过一定的手段对言论自由或者媒介进行管制确实是国际通行做法,因为媒介管制对于处置突发事件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如果政府采取的方式不当或者与公众的沟通存在障碍的话,也会引来不必要的误解。笔者以“7・5”事件政府的媒介管制作为个案,分析政府在处置这起特殊的突发事件中进行媒介管制的作用以及存在的行为不足,一方面希望受众能对政府在特殊时期对媒介进行管制表示理解,另一方面也借此提醒政府,媒介管制应该有充分的理由和适当的方式,并要积极做好各方面的解释工作,唯此,才能得到受众的进一步支持。

突发事件中媒介管制是一种国际通行做法

媒介管制相对于西方的激进自由主义而言显然是落后的,但是当社会进入一个多元文化时代并且充满复杂斗争环境的时候,政府就不得不思考媒介尤其是新媒介对社会的影响了:“媒介技术的确具有某些内在的偏向性――它放大和鼓励了某些理解社会的方式和行为模式。”①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直接导致了新媒介的不可控性,美国政府在面对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时候,希望对媒介进行有效管制,最典型的就是在“9・11”以后的反恐战争中对记者实行军事控制②,另一方面政府还希望采用一种更为极端的媒介管制模式――造假。例如,2002年初,在反恐战争期间,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宣布,五角大楼将建立一个新部门,目的在于向外国政府和记者提供信息。其间,他坦言,故意的谎言,也即假情报,将会是这个部门的重要工具。③面对互联网,美国在网络管制立法和实践中集中体现了三个标准:行业利益标准、公众利益标准和特殊条件下的国家利益及国家安全标准。④而欧洲人权保护委员会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欧洲人对权利的保护和限制关系的认识。在《欧洲人权公约》中明确提出了对于言论自由的合法限制条款,其中基于“为了国家安全、领土完整或者公共安全利益”、“为了防止混乱或犯罪”⑤的目的,政府是有权力对个体权利造成损害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特殊的时期,无论一个国家多么强调言论自由,只要基于国家安全等因素考虑,都会对言论自由和媒介实行管制。

“7・5”事件媒介管制的作用

杜绝境内外“”信息传播的便捷通道,防止更大规模骚乱再次发生。实际上,这也是官方给出关闭互联网和屏蔽移动电话最为正式的解释。由于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短信所具有的方便、快捷的特殊功能,也由于新媒介在管理上缺乏严格意义上的“把关人”制度,所以“7・5”事件的操纵者便利用了新媒介的这些特点,通过QQ群、论坛、个人空间、群发短信等形式进行煽动,号召大家往乌鲁木齐集结,响应“世维会”在境外组织的游行示威。基于此,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先后在7月6日和7日关闭了网站、屏蔽了手机短信,以防止更大规模的骚乱出现。

对于网络的控制是基于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考虑。由于“世维会”受到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支持,因此面对这一事件,西方一些试图分裂中国的势力一定不会错过,他们会通过网络造势以扩大事态。西方国家对于的特殊的“友好”态度和一些西方媒体不顾事实真相的报道就说明了这一点。而早于中国新疆“7・5”事件的伊朗大选抗议活动就明显可见西方人对他国政府实施的颠覆活动。有报道说,在伊朗选举前,美国民调机构预计内贾德得票率会高出穆萨维20个百分点,即便是在大选后穆萨维也认为内贾德会大获全胜,但是西班牙《起义报》的题为《中情局与伊朗实验场》报道披露,英美和以色列情报部门在选举当晚通过短信散布消息,指出宪法监护委员会通知穆萨维获胜的消息。几个小时后,当内贾德获胜的官方消息公布以后,看上去就像一个大骗局。⑥因此,对网络和手机短信进行果断的控制是基于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考虑。

可以降低仇恨宣传,控制激动情绪。面对突发事件,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最为有效的方式就是让媒体更为畅通地报道事实真相,以保证受众对事件的了解。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在传统媒体占领统治地位的情形下针对一般突发事件是有效的,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突发事件就应该特殊处理。“7・5”事件相较于一般突发事件来说有其显著特点,主要表现为:它是有组织的通过新媒体发动实施的有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参与的;它是以剥夺人的基本权利――生命权为目的的暴力恐怖活动。面对一场不同于一般突发事件的暴力恐怖事件,如果任由网络媒体对事发之时的场景进行再现,那么后果之一就是激起民族间的仇恨,掀起更大的风暴。接触反应理论者认为:“媒体可以导致一些现实生活中的暴力……有时候媒体确实会成为暴力行为的催化剂,这是因为人们收看了过多的媒体暴力,或者媒体所描绘的暴力行为过于现实,或者媒体描述的犯罪者从他的暴力行为中获得了好处。”⑦因此,如果在当时放任网络进行事件传播,势必会激起更大的仇恨心态与暴力行为。

削弱恐惧,平复恐慌。前面已经说过,新媒介与传统媒介不同特点的表现之一就是缺乏传统媒介那样的把关人,也就是说谁都可能成为信源和信宿。这样,对于暴力恐怖事件的无休止情景再现也就成为可能。同时,流言与未经证实的信息在网上和手机短信中肆意传播也成为可能。无休止的情景再现实际上是对当事人尤其是遭遇那场暴力恐怖事件的无辜群众的心理的第二次折磨和打击,使得他们对于人物、场景、环境呈现出恐惧心态。而流言和虚假信息则可能使恐慌心理蔓延与传播,导致社会更加动荡。著名的危机管理专家彼得・迈克库认为,所有的危机都遵循一个相类似的模式,其中最主要的两条就是:依靠被放大了的恐慌,激进分子们继续趁风扬沙;所有人都一度丧失了对是非的判断力。⑧显然,当群体失去了基本的是非判断能力的时候,如果我们让那些血腥的场面不断刺激大家,那么恐惧与恐慌心理将会不断扩大,心理疾病发生的可能性也随之加大。相反,如果通过一段时间沉淀,大家都从纷乱的冲突中回归理性,一方面,大家可以得到更多的心理缓冲,恐慌心理会得到平复;另一方面,通过心理医生的专门辅导,亲历者的恐惧心理得到安慰。这个时侯,我们再开通网络,即便是有当时的情景再现,“7・5”事件亲历者的心理影响也不会像当时那么剧烈。

乌鲁木齐“7・5”事件媒介管制过程中政府表现出来的行为不足

面对具有特殊性质的突发事件,进行媒介管制虽然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在媒介管制过程中,如果政府行为不足,只是单纯地使用技术手段杜绝所有信源而没有利用新的媒介进行有效的思想动员与宣传,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形象造成影响。而“7・5”事件中政府的媒介管制明显地表现出其行为不足的特点。

政府使用了简单的一关了之的做法,而忽略了给民众一个清楚的理由,同时也没有利用新媒介进行有效反制。事发的第二天,政府就对网络实行了管制,2009年7月7日,手机短信被屏蔽。官方也仅仅以为了防止更大骚乱出现为理由对公众作了简单交代。实际上《香港经济日报》早在7月10日就撰文说:“在国内层面,因为暴乱是境外‘’分裂势力通过网络、电子通信等方式挑起的,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当局在暴乱当天迅速对乌鲁木齐(应该是新疆――笔者注)实行通信管制,有效阻止各类谣言、恐惧气氛蔓延。”⑨我们的香港同行已经清楚认识到此次媒介管制的作用包括了阻止各类谣言和恐怖气氛蔓延等,但是政府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同时,由于事发之初,基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有利于事态控制的目的,对媒介实行控制是一种必须的手段,那么,在事态得到初步控制以后,政府部门就应该利用相应的技术手段对媒介管制进行重新布局。比如说,采取措施,有目的地开放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网络,保证其在互联网时代的各项工作能够不受影响;或运用手机短信进行真相宣传和民族团结的思想教育。可是直到7月29日,官方才通过手机短信告知用户:“7・5”事件中,由于对互联网、手机短信等通信方式实施了局部管控,用户无法正常使用部分电信业务,电信企业将采取延长使用期或适当减免相应费用的方式进行处理(自治区新闻办新闻中心)。显然,对于新媒体的忽略是“7・5”事件新闻传播的最大失误,而这种失误也导致了技术成为暴徒的工具而非正义的利器。

缺乏谣言监测,更多的是命令性的政策宣传。“当正式的、可控的渠道中断以后,非正式的、不可控的渠道将取而代之。”⑩因为对网络和手机短信进行了管制,信息渠道畅通受到影响,对于已经认同互联网环境的受众来说,脱离媒介交流必将产生心理焦虑,同时伴随的就是漫天流言。面对这一实际情况,政府缺乏有效的谣言监测系统,而是寄希望通过命令型的公告来阻止流言:“为满足广大市民的知情需求,即日起(7月29日――笔者注),自治区新闻办公室新闻中心将通过天山网、手机短信、广播、电视、报纸等传媒通报每日的社会治安情况,及时传递准确的社会治安信息,请大家相信政府的权威信息。谣言止于智者。希望各族群众不信谣不传谣,勇于检举揭发别有用心的造谣传谣者。对恐怖信息的始作俑者和恶意传播者,公安机关将依法追究,严肃处理。(自治区新闻办公室新闻中心)”(11)在此之前,政府官员的讲话、新闻会或者是各种形式的宣讲会都在提醒大家不信谣、不传谣,要积极辟谣,但是在网络等媒体进行管制的情况下,政府忽略了对谣言的监控,对于民众私下里的传言不能及时地通过权威信息来澄清。因此,面对这样一种特殊的突发事件,政府要做的可能不单单是进行简单的媒介控制,实施谣言监测显然是很有必要的。将大家心中的怀疑与疑虑通过相关可控媒介及时传递出来,才是消除流言的最好办法。可以说,在“7・5”事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政府所做的就是一场争夺注意力的战争,官方通过可控媒介希望得到所有目标公众的注意,事实上也确实把大家的目光吸引到了传播上来。但是在获得信息认可方面,笔者以为政府做得还远远不够,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导致大家无法确认从不同渠道得到的信息准确与否,于是以讹传讹的情形时有发生。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没有人可以避免谣言的传递,但是如果我们建立相关的谣言监测系统,及时快速地准确信息,那么公众的情绪将会得到很大的安慰。另外,信息的不应单纯在“7・5”事件发生的中心地带――乌鲁木齐,政府还应该考虑事件所波及的每一个地区。唯有此,辟谣和稳定才会更实际、更迅速。

总之,从的“3・14”事件到新疆的“7・5”事件,我们的传播策略虽然做了大的调整,逐渐往国际认同的方向靠拢,但是整体上还存在不足,这是以后政府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仍然需要注意的。

注释:

①②③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著,曹书乐译:《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④王靖华:《美国互联网管制的三个标准》,《当代传播》,2008(3)。

⑤吴飞:《平衡与妥协――西方传媒法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⑥《伊朗“网乱”》,《中国新闻周刊》,2009(24)。

⑦特里・K・甘布尔、迈克尔・甘布尔著,熊婷婷译:《有效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⑧迈克尔・雷吉斯特、朱蒂・拉尔金著,谢新洲、王宇、鲁秋莲译:《风险问题与危机管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⑨《中国致力打赢国际舆论战》,《参考消息》,2009年7月11日,笫一版。

⑩斯各特・卡特里普、艾伦・森特、格伦・布鲁姆著,明安香译:《公共关系教程》,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11)《有关乌鲁木齐近期社会治安情况的通报》,天山网:www.省略/news/content/2009-07/25/content_4357361.htm

(作者为新疆石河子大学广播电视新闻系主任、副教授)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