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化的国际美学

1993年，《大红灯笼高高挂》，巩俐荣膺百花奖最佳女主角，而前一年，巩俐刚凭《秋菊打官司》，成为首位获得威尼斯影后的华语女演员――也就是说，在全民审美多元化时期，中国社会对女神，尤其是对电影的认知，已然与国际接轨。

1998年，站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冯小刚拍摄了贺岁片《甲方乙方》，在这部电影中，葛优和刘蓓的穿着打扮极具时代的特征。葛优性格随性，服饰呈现出了休闲随性的样式，而且都以西式服装为主，夹克、休闲长裤占据主导地位。而刘蓓的角色是一个职业女性，所以我们能看到她一直梳着高高的发髻，穿着干练的职业装出现在银幕上。这表现了在新的时代里，女性地位的进一步提升，而男性则从传统的“主要劳动力”变成了“次要劳动力”。男女同工同酬，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是这个时代里最新的变化。而女性的地位提高，渐渐成为消费主力军之后，还出现了另一个审美的现象，那就是女性的喜好，成为了主导市场的工具，女性的喜怒哀乐、价值趣味变成了市场上的中流砥柱。

w如此一来，男性的形象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白脸、娘娘腔，这种在几十年之前倍受唾弃的形象再次崛起，孔武有力的男子汉，以及略有“直男癌”倾向的人物，都被甩到了时代的身后。换而言之，在这个时代里，唐吉可德式的人物失去了市场，而哈姆雷特那样的优柔寡断，思前想后、担心责任的人物成为了主流。葛优在《手机》里所扮演的就是这样的人物：他是徒有其表的文化人，处处留情又不想承担责任。

而阴柔之美，也在这个时代开始流行，《画皮》中的陈坤、《失恋33天》中的文章，都是阴柔美的代表性人物。娘娘腔不再是“变态”的象征，而是女性最爱的男闺蜜。男女关系也由授受不亲转移到了乐意互相分享秘密的亲密朋友。这样的变化，与其说是女性的需求，不如说是社会对男性的定位发生了变化。他们从劳动力、捕食者，变成了心灵的倾诉对象和分享秘密的伙伴。劳动，体能和责任感不再是社会与女性对男性的唯一诉求，所以女性即是社会审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代表者，又是社会审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享有人。

阴柔形象的盛行，并不意味着阳刚之美就乏人问津，《硬汉》里的老三刘烨就是阳刚形象的个中代表，这种憨萌的肌肉男，亦对之前高仓健为首的男子汉形象进行了改写。而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里，不再是坐在书斋里坐在冷板凳上的“书呆子”了。《中国合伙人》中，三个好哥们一起开办了英文补习学校，为了理想――同时也是为了钱――努力和拼搏，动用了各种脑筋，最终成功上市，成为了新时代里的“文化商人”。出现这样的人物形象，归功于制度和社会的变化，归功于人们对金钱态度的转变。虽然都是“在北京”，但是黄晓明和张国立（《混在北京》）的“混法”截然不同。

与此同时，社会对女性的审美也开始变得愈发国际化，乡村与家庭属性，都不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以至于女性形象开始迅速和国际接轨。那些可以用身体上位的蛇蝎美女的形象（范冰冰《手机》），具有正义感和道德力量的反面角色（刘若英《天下无贼》），身负家国仇恨完成男性使命的人物（章子怡《一代宗师》），在不同男人间难以抉择的女人（徐静蕾《开往春天的地铁》）以及一位失恋把自己逼到绝境变成“外贸尾单货”的小可怜形象（白百何《失恋33天》）都出现在了银幕之上。

对比几十年前，银幕上的女性还在断文识字，为自己的权益拼死相争，这十几年来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变化，是巨大的――这种幅度从布拉吉连衣裙开始，一直延伸到职业装和范冰冰身上的高级成衣;从灰蓝色到色彩斑斓;从把身体裹得严严实实到薄露透短――银幕上的女性和现实中的女性一起，走出了一条通往国际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