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 第9期

1900年，伽达默尔诞生于德国文化重镇马堡，22岁时就在新康德主义的大师那托普（Natorp）指导下获哲学博士学位，翌年赴弗莱堡转投20世纪两位最伟大的现象学家胡塞尔（Husserl）与海德格尔（Heidegger）门下，接受现象学的洗礼。他先后在莱比锡（1938～1947）、法兰克福（1947～1949）教授哲学，1949年赴海德堡接替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Jaspers）退休后空出来的教授讲席，直到1968年退休。

伽达默尔的名字是与“哲学解释学”联系在一起的。顾名思义，解释学就是解释的学问，而且起初是与神学联系在一起，最早的解释学就是圣经解释学。后来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第一个为解释学奠定了作为一门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基本格局，将解释学界定为“理解的技艺”，即用正确的方法确保克服自己的先见以把握文本作者的“原意”，达到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心心相印”。

这种解释学的格局因为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一书的问世而从根本上得到扭转。海氏将解释从单纯的文本中解放出来，而成为人之存在方式本身，理解成了人之生存的根本机制：“听”总是“听做…”，“看”总是“看做…”。我们听到的是鸟鸣声、潺潺流水声，而不是纯粹的物理学的“声响”；我们看到的是孩童的灿烂一笑，而不是面部肌肉纹路的皱褶。换言之，人之举手投足就是在理解，在筹划周围物事的意义。这种将古典的文本解释提升到生存论的理解的解释学被称为“本体论的解释学”。伽达默尔的工作就是在海氏开辟的这一方向上进一步展开的，他所构思的哲学解释学中有三个关键词：“游戏”、“效果－历史意识”、“视界融合”。

游戏有自己的规则与秩序，在游戏过程中，游戏本身把游戏者召唤进来，游戏者是被“卷入”游戏之中的，他们在游戏中“忘乎所以”，成了任由游戏本身摆布的木偶。与此相类，理解者与理解的对象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单纯的精神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毋宁说双方是被“卷入”理解这一“游戏”过程之中的，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成了交流互动的关系。“效果－历史意识”则旨在为“先见”正名、。克服先见、通达作者原意是古典解释学的目标，伽达默尔则区分出两种“先见”。“盲目的先见”固然有待克服，但“效果－历史意识”所造成的“合法的先见”则不仅不是有待克服的消极因素，毋宁说它是任何理解与解释的先决条件，它是历史和传统占有个体的方式。我们是在“先见”中存在的，也是在“先见”中理解的，这是“效果－历史意识”的基本含义。于是，理解的活动不再是发现“原意”的活动，而是带着自己由历史赋予的“视界”去与被理解对象的“视界”一起“卷入”理解这场“游戏”中，让两种“视界”相互交接、互动，最终形成一种“视界融合”。

这样，伽达默尔便在一味固守历史的传统主义与一味无视历史的现代主义之间开辟出“第三条路”：人既不能固守传统亦不能不要传统，更不能带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挑剔”眼光“审查”传统，我们是在传统之中理解，同时又在理解中创造、塑造新的传统。理解成了动态的、开放的过程。

实际上，伽达默尔一生的思想也都是在“理解”之中形成的，他的一系列著述都是在与传统、与其他思想家的“对话”过程中“视界融合”之结晶。他晚年与法兰克福学派的传人哈贝马斯（Habermas）、解构主义的大师德里达（Derrida）的“辩难”同样带有这种“对话”的性质，并构成当代西方哲学界最富有活力的思想交锋。在《毁灭与解构》一文，伽达默尔发出思想对话的请柬：我在存在特有的思想中继续进行的会话，或许在我们的时代会发展为与新的伟大的合作伙伴（他们来自全球性扩展的人类遗产）的会话，这种会话理应广泛地寻求其会话伙伴，尤其是那些与我们自身完全不同的会话伙伴。

伽达默尔去世了，“作者死了”，但他的文本还在，并且越发自由地通达我们。它潜含的话语力量一直召唤着“对话”的伙伴跃于对话的“游戏”之中。那么，与伽达默尔“完全不同”的汉语世界的我们，做好“游戏”的准备了吗？在“现代化”的聒噪与“本土化”的嚷嚷之中，我们首先要学会静心倾听，当然不是一听了事，不然单纯的听与单纯的说都构不成“对话”，无论如何，这种说既不是应声虫式的叽叽喳喳，更不是独白式的喋喋不休，而是回应（respond），所以我们得对自己所说的东西负责(responsible)。

让伽达默尔的“视界”（“先见”）挑战我们的“视界”（“先见”），让我们与伽达默尔的文本在双方“视界融合”的游戏之中“忘乎所以”。这或许是我们对伽达默尔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