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鸟人、心里的洞和长了轮子的照相馆

他得以与“索然无味、破绽百出的现实生活”隔绝开来，得到安全感，

和真实世界里稀缺的天真。

马良工作室里最显眼的，是一只走钢丝的胖鸟人。它飘浮在天花板上，枣形身材，头小脚细，背一对小得可怜的翅膀，身穿红条纹小丑裤，颤巍巍在云团里走钢丝。

马良先生忠实地按照自己的体形造出了这个鸟人。他对它惺惺相惜，并给出注脚：“过去的生活让我成为一个飞不起来的人。”此刻，他陷在沙发里，愤愤地说：“回来花了5个月，每天跑8公里，肉是一点没有甩掉呀。”

一年前，他开始了一个名叫“移动照相馆”的项目：开辆大卡车一路奔袭，在全国35个城市搭建临时照相馆，为1600个陌生人拍了近千张肖像照。红色幕布拉开，身穿戏服的被拍者登场：忍者神龟、老地主、飞行员、蜘蛛侠、魔术师、崂山道士、匹诺曹……人人都像回到了童年的照相馆，又像王朔电影里的“好梦一日游”。一路上，前来免费拍照的人们用朴素的方式向他表示感谢—送去的礼物以大量食物为主。煎饼、羊肉、肉夹馍、茴香锅贴、爆肚儿、蹄髈、高烈度白酒、寿司、大闸蟹、棒棒糖、冰皮月饼……有人直接端来一锅滚烫的红烧肉。于是，他胖了26斤。

这位有着鲁智深式武夫长相、留着杰克船长式小辫胡子的摄影师，30岁告别广告圈，投身艺术，却与艺术圈刻意保持相当距离——他选择将阵地放在社交网络，近23万微博粉丝成了他每一个新作品的直接评价者。人们欣赏他用繁复道具造出的照片，转发着他文艺又任性的金句。比如，多年前一句“我要在你平庸无奇的记忆里，做一个闪闪发光的神经病”——前不久，还从《非诚勿扰》某位女嘉宾嘴里蹦了出来。

移动照相馆是马良为自己亲手打造的一个梦境——为了弥补他曾经最爱的工作室被迫消失的遗憾。

2010年，马良接到一纸通知，他工作室所在的上海威海路696艺术区将在年底被拆迁，马良与30多位艺术家奔走几月，最终无望，媒体一片哗然。“你能想象自己投入所有热情和能量搭建的宇宙，瞬间被拆掉吗？”此前4年，马良基本没有离开上海，他用一种“细密如尘”的方式，把那个230平方米的仓库打造成让自己心满意足的天地。2006年至2009年，他从拆迁地、垃圾场、旧货市场和淘宝网，把那些“见到有意思的东西”往回搬，不能自拔。当时，他报复性地收集了5000多张老照片、几百只血统不一的古董娃娃和木偶、几百套戏服、各色沙发地毯、鸡蛋清画、马戏团背景板、手表盖、马头骨、宫崎骏动画片里的红猪飞行员……每一件物品，都是乌托邦的道具。

“我的工作室很美，每个细节都是创作。”他眯起眼睛，脸上浮现一种近似甜蜜的表情，“在那里我会产生一种错觉，我就是世界之王。”空间膨胀至极限，马良在犄角旮旯里搭了个小床，一只叫莎士比亚的猫陪着他。这个气质像库斯图里卡电影的奇幻工作室开始小有名气。有朋友直接电话：“我需要一把弓箭、一套龙袍。这东西别人不可能有，你有吧？”马良果然找了出来。2010年，马良把工作室的四分之一搬去上海双年展，取名《马良的工作室》，引起轰动。

搬家打破了他的梦境—足足花了5个月时间，马良才把所有东西塞进4辆大卡车。在新工作室安顿下来，他觉得自己“虚弱不堪。很多东西平白无故地消散了”。

马良不能服气。就像小时候学美术，老师说他画得不好，把画丢在地上，踩上一脚，他会买来小橡皮，擦掉脚印。他想，为什么不把工作室装上4个轮子，四处去给陌生人拍照？凌晨3点，他把想法发上微博，立刻有800人响应。移动照相馆就此成型，他把所有东西装进一辆长4米、宽2米的卡车，足有4吨。

来的多是70后和80后，70后穿着海魂衫把自己扮成混混，拿着砖头做寻衅滋事状，85后的姑娘们则把自己打扮成洛丽塔。他拍过一个同龄人，要求在自己身上缠满渔网，“他觉得整个生活被网住了，找不到出口。”

这个可以移动的工作室让马良觉得自己轻盈了，又能“离地飞行”了。他得以与“索然无味、破绽百出的现实生活”隔绝开来，他得到了安全感，和真实世界里稀缺的天真。

他选择用更扎实的办法与人沟通——做一个老老实实的“手工匠人”。他像个体力工人般不停地敲打、改装、搭景，看着人们欢乐地挑选戏服、扮演角色。每到一个城市，他和伙伴们把重达1.8吨的道具卸下来，每天工作近10小时，再装车。拍完直接累趴下。木刻家刘庆元评价他：“马良首先是一个很会干活儿的人。”他的大手越来越粗糙，像两张砂纸，“能干最精细的手工活儿，却再也摸不了姑娘的腿，一摸就毁掉一双丝袜。”

他把自己寄托在照片上：“照片惊鸿一瞥，是比现实世界更好一点的世界。”

马良形容自己有一个“像筛子一样的童年”，记忆大多是不真实的，比如遭受“”打压的父母无心照管他，于是他每天站在窗口熟练地抓苍蝇吃。坐在教室里，突然被老师揪出去，把脸颊涂成烂红桃子站在南京路上摇着花环迎接外宾。身处在高喊着“做又红又专四有新人”的同学中间，他却在心里琢磨着革命烈士究竟是怎么牺牲的。

心里最大的洞来自一个疯子邻居，戴黑框眼镜，穿着旧中山装，每天拿一根极细的竹竿，在垃圾堆里翻找。“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从前是个钢琴师，‘’时被造反派切掉了两手的小拇指，还当着他的面丢进了那个垃圾堆。他这一辈子，每天都想找回自己的小指。”

“所以，我从小痛恨一切道貌岸然的人和事。”

一路上，拍得越多，马良越发现，来的人和自己一样，“整个青春被实现错了。”马良十年展策展人曾翰生于1974年，他觉得马良粉丝众多，是因为他代表了一整代人：“生于‘’后期，长于物质匮乏到消费主义盛行的改革开放初期，成熟于乱象丛生压力山大的当下中国，眼见一种叫权贵资本主义的怪胎长成。作为被谎言和善良同时浇灌长大的‘祖国花朵’，我们接收了摇滚乐、在路上等各路思潮。而当进入中年，马良的胖鸟人，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真实写照。理想主义像那对微小的翅膀，想飞又飞不起来，像一个小丑，站在火山口上。”

10个月后，马良回到了上海。他决定坐在新工作室的小花园里，给参加移动照相馆的朋友们一五一十地回信。远处有晨起的鸟儿在饶舌，他看到一位网友写道：“没有一个自由的世界，但会有自由者。”那辆移动照相馆的卡车，就在几十米外的空地上停着，马良看到，雨水已经让它生锈了。

（感谢广州时代国际单位、浮图网对本次采访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