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豆》:革命时代的纯真爱情

内容摘要：宗璞的《红豆》发表后一时争议不断，这与小说内容上的犯禁和特定时代的批评语境不无关系。本文从“革命时代的人生”和“革命时代的爱情”两方面论析，意在还《红豆》意蕴的本来面目：它不是鼓吹超阶级的爱情，宣扬资产阶级的恋爱至上，从而误导读者；而是对历史生活做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如实地表现了爱情生活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客观上也丰厚了社会、政治和人生的内容。

关键词：宗璞 红豆 人生 革命

宗璞的《红豆》发表于《人民文学》1957年第七期。该作产生于“双百”方针提出后的文艺界“写真实”、“干预生活”的短暂创作宽松期。随着“反右”运动的掀起，宗璞和《红豆》的命运急转急下，再次浮出文坛是在“”结束之后。在文本产生的年代，《红豆》的主要罪名是鼓吹超阶级的爱情，宣扬资产阶级的恋爱至上。小说女主人公江玫参加革命工作多年之后依然对阔少齐虹的恋情藕断丝连，说明思想感情不够健康，思想改造尚不彻底，不能够正面引导读者，鼓舞读者。即使今天看来，历史现场的批评家眼光不能说不犀利，见解不能说不透彻，只是动辄阶级意识和泛政治化的立场严重遮蔽了人性的丰富和爱情的复杂，实则剜去了小说最具魅力的永恒一面。

复出后的宗璞在她的《忆谈》中讲得很明白：“《红豆》写的也是一次十字路口的搏斗。……在抉择中，选择献身祖国革命、人类进步事业的人，那总是想给予的人，应该是英勇的胜利者。只想到自己，只斤斤于取得的人，应该是懦弱的失败者。选择通向人的尊严的道路，需要信心和勇气。……40年代、50年代能做出抉择的，到60年代、70年代未必再有这力量了。我想，使这种力量延续发扬，是一项大责任。《红豆》还想写人的性格上的冲突。这种冲突不是环境使然，而是基于人的内心世界……江玫和齐虹的政治立场不同，道路不同，只得分手。这牵涉到一部分人的内心。而在道路相同的人中，也还会由于性格冲突引起剧烈的痛苦。人的精神境界是极复杂的，如何揭示它，并使它影响人的灵魂，使之趋向更善、更美的境界，这真是艰巨的课题。”[1]事实上，作者比较完满地传达和表现了上述创作理念，那就是不要把丰富的人生政治化，不要把复杂的内心简单化。面对重大的人生选择，人们尚能斩钉截铁地一刀两断，面对感情问题却无法那么游刃有余，恐怕是“剪不断，理还乱”。《红豆》超出当时代创作模式的地方恰恰是在后一个问题上呈现了生活本真的混沌性和原生态，给读者提供了进一步品味和阐释的空间。

一.革命时代的人生

江玫出生于小康之家，父亲是大学教授，后来又做了几年官。在江玫五岁时，父亲早上去上班就再也没有回来。母亲当时瞒她说父亲患肠炎去世。母女相依为命艰难地熬过了八年抗战。母亲非常嫌恶当官的和有钱人，她讲：“大家都该过好日子，谁也不该屈死。”[2]江玫也从母亲那里承袭了一种清高的气息，那与世隔绝的清高。江玫读大二的时候与大四的肖素同寝，有机会接触《方生未死之间》等革命书籍，从而在她的眼前展现了一幅为富足自由的新生活而奋斗的人生图景。江玫在肖素的鼓励下在朗诵会上倾情演绎了艾青的《火把》，最初她不情愿，也不喜欢，但后来受台下气氛的感染，“她觉得自己和上千的人共同呼吸，自己的感情和上千的人一同起落。”[3]回舍后，江玫情不自禁地对肖素坦言：“我今天忽然懂得了大家在一起的意思，那就是大家有一样的认识，一样的希望，爱同样的东西，也恨同样的东西。”[4]她悟到了个体力量的渺小和群体力量的强大，个体行为唯有融汇到集体的事业中方能体现自我存在的价值和一份力量。江玫渐渐地明白了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为人剥削人的制度而奋斗。她渴望着新的生活，新的社会秩序早日到来。就在这时，江玫的母亲患贫血症急需就医，可眼下筹不出这笔医药费。火烧眉毛之时，肖素和几位同学主动卖血救急，江玫对此感动得热泪盈眶。她不仅感受到同学之谊，更领会了互帮互助的大家的力量。北京学生举行了反美扶日大游行，肖素领头引路，江玫担任救护队紧随其后。可亲可敬的肖素在毕业考试的最后一科考场被警察抓捕而去，同学们喊：“流血，流泪，逮捕，更叫人睁开了眼睛！”[3]江玫在心里发誓：“逮走一个肖素，会让更多的人长成肖素。”[4]江玫把这不幸的消息带回家里，母亲才把父亲的真相和盘托出，“要知道你的父亲，十五年前，也就是这样不明不白地再没回来。……，只是那些人说他思想有病。”[5]江玫如梦方醒般地认清了这让人屈死的社会的真面目，顿时“彷徨挣扎的痛苦离开了她，仿佛有一种力量支持者她走自己选择的路”。[6]在抗议“七五”（屠杀东北来的青年学生）事件的游行里，她已经不当救护队，而打着“反剿民，要活命，要情愿”的大标语走在队伍的前列。她领喊着“为死者伸冤，为生者请命”的口号，此时江玫的人生目标已清晰可见——谋大家的共同事业，意志变得更加坚定不移，因为她的生命旅途上有父亲、肖素的身影，还有无数的同行者的身影。

二.革命时代的爱情

江玫念大二时认识了身材颀长，面庞清秀，长眼睛的齐虹。他是肖素的同班同学，不仅物理学得好，钢琴也弹得很棒。二人相识于琴房，相交于音乐和诗歌，可谓是一见如故，如鱼得水。齐虹作为银行家的公子，家境殷实不说，也颇有才情和抱负，当然某些方面也不乏令人诟病的少爷作风。他常说：“人活着就是为了自由。自由，这两个字实在是好极了。自就是自己，自由就是什么都由自己，自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7]他想成名成家，实现自我的远大抱负，这本没有错，问题是他仅仅考虑到自己的自由，没有考虑到多数人的自由和幸福。他真心地爱着江玫，一次二人同游颐和园，江玫要下去摸一摸湖水，齐虹追下去抱住她怕她掉进水里，“我救了你的命，知道么？小姑娘，你是我的。”[8]动作和腔道不免有些夸张和做作，但对于热恋中的情侣来讲尽在情理之中，其间浸透着融融的年轻人的爱意。江玫听了齐虹的表白也是感动得泪水涟涟，毕竟来至父亲之外的另一个异性的柔情蜜意。关于她们的爱情身边也传来不同的声音：一是母亲不喜欢齐虹，她认为“做为一个人，他似乎少些什么，……”[9]。二是肖素认为，“齐虹憎恨人，他认为无论什么人彼此都互相利用。他有的是疯狂的占有的爱，事实上他爱的还是自己。……”[10]江玫也感觉到，“我和齐虹，照我看，有很多地方，是永远也不会一致的。”[11]齐虹不喜欢江玫出墙报，更不喜欢她参加民主运动，思想和行动上尽受肖素的影响。两人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从出身的差异扩大到人生观和政见的不同。即或这样，江玫和齐虹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争吵、哭泣，成了他们爱情的一部分。随着江玫对肖素的日益信任和政治取向的明朗化，她和齐虹的感情裂隙进一步扩大。齐虹拿着糖果来见江玫，得知她去了游行当即把糖果盒弃之地上，还随手把门房的茶杯掷向玻璃窗，临走时丢下三百万的票子作为赔偿。整个公子哥的少爷作风暴露得淋漓尽致。肖素劝说江玫：“结束了吧，你那爱情！”[12]可江玫无法释怀，无法一下子断掉两人的恋情，按她的话讲：“忘掉他——忘掉他——我死了，就自然会忘掉。”[13]齐虹不仅闯入了她的生活，而且已经深深地烙在她的心里。时局的变化，齐虹一家要移民美国，同时也要带江玫一起赴美深造。江玫的一边是与齐虹的爱情，另一边是祖国、母亲和刚开启的人生——父亲、肖素等大家的未竟事业。同学们忙着护校，为即将到来的解放兴奋不已，此时的江玫要面临与齐虹无法挽救的爱情。分手的那一晚，江玫奔北楼，齐虹奔西楼，互相岔道，却都是为了最后的那一面。齐虹如此离别赠言：“再见！我的玫。我的女诗人！我的女革命！”。[14]江玫的最后一句是“我不后悔”。[15]不过，“江玫温柔地代他系好围巾，拉好大衣领子，一言未发，送他下楼。”[16]她在心里想：“我要撑过这一分钟，无论如何要撑过这一分钟。”[17]江玫赢了，选择了革命家的人生，却无奈地放逐了至真至爱的恋情。二者的轻重或许以革命理想的名义可以掂量出来，可刻在江玫内心的伤痛将永久无法抹去。一个没有爱情附丽的人生毕竟不是一个完满的人生！

“五四”以来的“革命+恋爱”的政治小说模式主要有两类：一是革命与爱情矛盾，最终革命战胜爱情。二是革命与爱情相辅相成，皆大欢喜。宗璞的《红豆》似乎接近第一类，但作者没有重蹈窠臼，而是在强调革命的主导人生一面的同时，没有忽略和遮蔽爱情魅力的存在。单纯从篇幅而言爱情方面的叙写大有盖过革命之势，其潜在的意蕴和浓郁的感染力几乎占据文本的中心。小说的结尾是这样写的，“雪还在下着。江玫手里握着的红豆已经被泪水滴湿了。”[18]这时门房老赵在外面喊：“有多少人来看你了。史书记，老马，郑先生，王同志，还有小耗子——”[19]由江玫的内心回忆马上转到革命胜利后的现场——革命战友之间的重逢和互致问候。江玫在社会变革的时代毅然顺应了革命潮流，选择了正确而壮丽的大家的事业，至于对逝去恋情的回眸和反顾丝毫无损于一个革命家的坚定立场，反而恰恰说明了革命者心灵丰富和柔性的一面，也许正应了那一句话：无情未必真豪杰，革命也未必非无情！

注释：

[1]尤敏、屈毓秀：《中国女作家小说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洪永春，通化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韩国外国语大学博士生。